《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十章 逆水行舟与风暴前夕（1952-1955）（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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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是为了现在，更是为了将来。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基本弄清楚了，才能“有所鉴戒”。

警钟长鸣！ 警惕倪柝声的错误教导对信徒现今与来世结局的影响！

让倪柝声（倪柝声的神学、倪柝声的错误教导）从神坛上走下来！

愿神怜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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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i
《警钟长鸣》梁序        iii
《警钟长鸣》康序        v
《警钟长鸣》庄序        viii
《警钟长鸣》道仆序        x
《警钟长鸣》自序        xii
《难泯岁月》俞序        xv
《难泯岁月》自序        xvii
第一章  我的成长与上海地方教会        1
第二章  倪柝声的早年时期（1903-1927）        6
第三章  地方教会的建立与发展（1928-1935）        25
第四章  地方教会的成长（1934-1937）        52
第五章  烽火中的地方教会（1937-1945）        75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102
第七章  倪柝声积极充实实力（1948-1950）        140
第八章  解放初期的地方教会（1950-1951）        157
第九章  从冒进到投降（1950-1952）        199

第十章  逆水行舟与风暴前夕（1952-1955）        213

第十一章  教会经受肃反（1956）        230
第十二章  我的旷野年日（1957-1980）        255
第十三章  倪柝声的隐情和误失        272
第十四章  历史教训与宝贵传统        291
第十五章  倪柝声的理论与实践（一） —复职前—        330
第十六章  倪柝声的理论与实践（二） —复职后—        362
第十七章  倪柝声的理论与实践（三） —综论—        397
第十八章  倪柝声的理论与实践（四） —海外影响—        415
第十九章  倪柝声最后二十年        432
第二十章 地方教会 - 反思与前瞻                 450
结束语          498

附件一  倪柝声简历        501
附件二  张汝霖等与张美珍的登报启事        503
附件三  复伦敦罗区福街聚会信 1935.7        508
附件四  鼓岭同工训练班学员名单         514
附件五  倪柝声：我是怎样转过来的        519
附件六  记俞成华、李渊如和汪佩真        537
附件七  吴乃恭：仗义执言以正视听        559
附件八  黄渔深：致倪柝声先生七封公开信        561
跋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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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十章  逆水行舟与风暴前夕（1952-1955）


第十章    逆水行舟与风暴前夕（1952-1955）

1950-1953年间，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与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同时进行，彼此协调。政府为了铲除反对势力，镇压了**万人。政府又利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抗美」，加快步伐地针对基督教界改造，诸如以院系调整并吞了所有的教会学校，又以肃清「帝国主义影响」来割断各教会与传教差会和传教士的一切关系。1951-53年五反三反运动中，整顿了不法资本家和贪污腐化的国家干部。1956年初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家所拥有的工商业实现公私合营；再通过十年的赎买政策，将所有私人资产归为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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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十章  逆水行舟与风暴前夕（1952-1955）


发展三自，企图掌控教会

1951年三自筹委会成立之后，当即响应北京会议号召，发动全国基督教界进行检举揭发和控诉会。从此，对基督教界进行更多的掌控；诸如1）加强政治学习。1952年初起在宗教界人士中展开思想改造学习；53年8月起进一步规定所有传道人都要参加学习班。2）调整神学教育。1952年华东十一所神学院归并于金陵协和神学院；北京的三所合并为燕京协和神学院。神学院必须增加政治课程并响应各项政治运动。3）掌控出版事业。1951年成立中华基督教出版协会，用以审查出版物，导致基督教杂志停刊、出版减少，所能出版的只是「三自」的宣传品。

虽然政府大力支持发展三自运动，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这是由于：1）当局不认真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2）三自的目标是使教会接受政府控制而不是教会内部的自治自养自传；3）三自的领导是「不信派」，并且限制讲道内容；4）三自成为政府的**、对传道人任意扣上政治帽子。因此，不少基督徒开始转入家庭聚会。

解放前夕，耶稣家庭在山东马庄已经发展到500多人；还有127个「小家」分散各地。他们主要是农民，过着一律平等的集体生活。解放初期，由于他们的作法看来是符合**党理想，因此曾经受到赞扬。他们也积极支持三自宣言的签名运动。可是到了1952春，耶稣家庭却被定为反动封建地主庄园而被迫解散。

1954年8月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大多数基要派教会在越来越重的压力之下，参加了三自。政府对于不参加「三自」的逐渐采取强硬手段。55年4月上海「三自」会议指明不参加三自就是不爱国，并且威胁不参加三自的教会将被取缔。同年7月肃清反革命运动开始。8月份王明道被捕是对于不参加三自的少数教会发出的最后警告。从此以后，各地有不少不参加三自的传道人陆续被捕，许多家庭聚会转入地下。各地的三自分会纷纷成立，领导教会传道人进行经常性的政治学习，服从党的领导。

1956年底，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紧接着又发动反右运动。中国三自副主席陈崇桂提出了政府未能贯彻信仰自由政策的意见而被定为右派分子。可是，那些没有向党提意见的三自副主席贾玉铭、常委兼副秘书长杨绍唐、常委周福庆等属灵派领袖也被定为右派分子。

1958年1月起，全国所有基督教团体和教会工作人员必须分批脱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集中学习。大家必须交代、检讨和揭发检举。每期约半年，共计两批。当时还说传道人是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因此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进行自我改造。同年，由于全国进入大跃进时期，城市里各教会大搞联合礼拜，把绝大多数的教堂献给国家，投入生产建设。1950年上海大小礼拜堂和正式聚会点有二百余所，在教会联合礼拜之后，只剩下八所。各教会房产、家具都交给三自会统一处理。在1966-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遭受到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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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十章  逆水行舟与风暴前夕（1952-1955）


青年学生工作

年青人属灵需要增加

1951-1952年，上海地方教会的同工们开始注重大学里的青年工作。上海的大学很多，解放初期青年学生信主的明显增加，也很追求。年轻基督徒大多数在地方教会（又被称为聚会处或南阳路）或由杨绍唐、田雅各布布领导的基督教会（常被称为乌鲁木齐北路会堂，或乌北堂）聚会。乌北堂也在静安区，原是内地会传教士所专用的教堂。乌北堂中有不少青年人也参加主日下午全国基督徒大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会）的聚会。作者偶尔去过，印象不错；但是地方教会的其他青年很少去到那里。当年上海学联是由张学理负责，但是学联会于1951年就解散了。[1]这三个聚会点彼此相距不远。

1952年暑假，全国大专院校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把所有教会大学收为公立；又把教会大学里的相关学科分散到其他院校。因此各大学的学生团契都被打散。年轻的基督徒显然十分需要扶持。从那时起，上海地方教会就很注重青年学生工作。神也特别兴起许多在校的弟兄姐妹竭诚爱主，努力追求，服事校内的肢体们。

当年的上海地方教会是由俞成华、张愚之、蓝志一、汪佩真和李渊如等主要负责。主日讲台主要由张愚之和蓝志一担任。他们两位和许达微、陈本微（新吸收的同工）等还负责青年工作。张愚之、朱臣和杜忠臣负责教会的行政工作。陈本微虽然加入教会不久，但是和我们相处得很融洽，青年人都很爱他。汪佩真和李渊如虽然关心青年工作，但是不常露面。当时的带领特点是：首先引导聚会处的青年竭力爱主，其他青年人也就自然会受到祝福。青年工作是要把爱主放在首位，着重同心祷告，然后才考虑到聚会安排和生活关怀等。各校团契从来不穿插文艺体育活动。参加事奉的弟兄姐妹间的关系是既单纯又严肃；不茍言笑，却很同心。教会的同工们不插手校内青年工作的具体安排。他们在教会中肩负的责任已经很重，对于我们很信任，只是关顾一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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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君影（1906~1996），中国学生归主运动推动者。1945年在重庆举办第一届全国基督徒学生夏令会，带来复兴，并且成立全国基督徒大学生联合会。学联事工发展极快，迅速在全国各大学成立小组。到1951年为止，有两万多学生信主。全国基督徒学联由赵君影、于力工和内地会的艾得理（1911~1994, DavidH. Adeney）负责。上海学联会是由艾得理和张学理负责。赵君影于1948年去香港，于力工也在次年离开。1951年艾得理被迫离开中国，学联遂解散。当时在上海的基督徒学联很兴旺，在主日下午聚会。参加的青年大多在杨绍唐和田雅各布的教会聚会。我也曾经去过学联一二次，每次大约有不到一百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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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十章  逆水行舟与风暴前夕（1952-1955）


开始青年聚会

当年，在主日上午造就聚会之后，青年人就留在聚会处共进简单午餐。教会也安排一些姐妹们帮做饭菜。这样，既方便年轻人的就餐问题，又有利于彼此交通。主日下午的青年聚会从几十人到一百多人不等，由青年人自己负责带领。陈本微常来参加聚会，其他同工则很少来。在聚会中，各人分享属灵体会。年长弟兄们从不包办，偶尔有些简短的勉励，但不是讲道或查经。这个聚会对外开放，有不少乌北堂及其他教会的青年人前来参加；还有少数中学生。年轻弟兄姐妹都能在聚会中随着圣灵带领而自由交通。由于每主日大家都能相聚一堂，因此各大专、中学的青年弟兄姐妹之间，相互比较熟悉，对各校的基督徒活动也都有所沟通，彼此鼓励。回忆起来，这个青年聚会的兴起，好像是在代替学联会的角色。

建立青年工作组

1952年以后，教会将青年工作分成四个工作组，由青年人自行负责领导，每组有三四个组员。各组都由教会的同工分头联系，而不召开工作聚会。因此我们对于其他各组的事奉情况就不大了解。那时候教会并没有召开像倪柝声那样的少数人聚会，也没有像李常受那样的大型特别聚会。有关青年工作的各个方面，都是由教会少数同工们暗中分头联系而不公开。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环境，必须以低调谨慎，尽少声张为妥。

属灵组是由俞崇信、颜鸿斌、王镕竹和我负责。颜鸿斌是我的同班同学。那时候他新参加教会，却是十分追求。俞、颜与我都在约大就学，院系调整后又都合并到上海第二医学院。王镕竹来自北方，大学毕业后才来到上海工作。她年龄比我们大些，比较老练稳重。我们四人每礼拜六晚上在教会办公楼二楼的同工室聚会，为各校的事奉祷告，并且互通各校音讯。因此，我们这几个上二医的弟兄姐妹就了解到全市各大专院校的基督徒活动情况；同时也负责主日下午的青年聚会。那时候俞崇信已经足够老练地领导教会的青年工作和青年聚会。教会的同工们极少来参加我们的祷告聚会。

福音组由张主怀负责。当那一批在1946-47年得救，意气风发的交大弟兄们像林三纲、魏建章等毕业以后，刚从厦门来到交大的张主怀，很快地和校内弟兄们一同负责起来。他对传福音很有负担，教会就培养他在讲台上传福音。另外还有事务组和文字组（负责记录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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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十章  逆水行舟与风暴前夕（1952-1955）


青年特别聚会

教会还在暑假或寒假安排青年人的特别聚会。大约在1953年夏季，余道胜从交大毕业后到南方去带职事奉。那时他回沪时正值暑假，教会就安排他带领一次连续数天的青年造就聚会，有几十位弟兄姐妹参加。当时在我们心目中，余道胜虽然年轻，但在追求上已经十分老练。我们都十分尊重他。1954年，唐守临带领青年人查考《但以理书》。大家都愿意为主摆上一切，甚至献出生命。他所带领的这次查经在我们心中深深扎根。以后听到外地有的负责人因为不参加三自被捕的消息，我们就深深羡慕为主受苦。

与年轻人个别接触

陈本微和青年人的接触最多。他只有三十多岁，对我们很亲切随和。大家都喜欢三三两两地到他家里去聚谈。他就像是我们的大哥哥似的。李渊如也会不时地请几个青年人到她家里去赴爱筵。那是只有几个人参加的主日中午便餐。我曾被她邀请过一次，感到十分温馨亲切。被年长姐妹请去吃饭，即便是一次，也会感到十分荣幸，终生难忘。她对有几位年轻姐妹特别接近，例如许美莲、詹培恩等；可能是因为她们在上海没有家的缘故。汪佩真对我也有过几次短短的个别谈话。至于她有否有请年轻人到她家里去用餐聚谈，就不得而知了，至少我从来没有被请到她家里去过。当时的年长弟兄姐妹比较严肃，也有点居高临下。虽然他们很和气，但不随便言笑，也不轻易找人谈话。记得有一次，我向汪佩真表示想要和她谈话，她很平静的回答说：「要排队的啊，只能谈五分钟。」我听了觉得很自然，因为她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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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十章  逆水行舟与风暴前夕（1952-1955）


院系调整后蒙福重重

1952年暑假院系调整以后，神很祝福各大专院校的基督徒活动。各校的基督徒学生团契很快地重组起来，聚会也比以前更为活跃，弟兄姐妹之间也更亲切关怀。我们原先担心教会大学一经与国立大学组合，原有的基督教传统都会被打破，熟悉的弟兄姐妹也会四散，事实上正好相反。当不利因素加增时，神的恩典就越发加增，弟兄姐妹爱主的心也越发火热，人数也有明显增加。因此每周的各项聚会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上海第二医学院

当约大、震旦、同德三个私立院校的医学院合并为国立上海第二医学院时，我们都不知道今后将会如何。于是在1952年暑假里，我们三校的医学院基督徒就在一起聚会，彼此认识。我们虽是初次见面，却十分兴奋亲切，同心合意迫切为今后校内的基督徒活动祷告。待到秋季一开学，我们就安排每礼拜二晚餐前，在学校附近的教师宿舍姚老师家中有祷告聚会；每次有十余人参加。姚老师是圣公会姚贤扬牧师的儿子，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很有智慧地不参与我们的活动，也不出什么主张，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聚会场所。每周三晚上我们有全校基督徒的大聚会，借用在校外十五分钟就可以走到的一座教堂。除此以外，我们常有五六位弟兄姐妹经常在一起祷告，或者三三两两的彼此交通。

弟兄姐妹是同心合意地在祷告上建立起事奉。每个班级都有几位弟兄姐妹负责关心班上的基督徒。因此一有通知，全校弟兄姐妹就会很快得到消息。全校的事奉由俞崇信、颜鸿斌、周罗以和我负责。周罗以是江苏徐州地方教会转过来的。我们都是很甘愿在校内服事，从来没有受到教会指派或由大家推选。每周三晚上的大聚会大多有四五十人参加。在传福音聚会时，到的就更多了。校内聚会或活动都由我们自己负责安排，不需要教会来作具体指导。在上二医团契中负责的都是聚会处的青年。我们当时都很注意事奉中的策略，诸如：

1．聚会处的青年负责人尽量低调、温和谦卑。

2．大聚会尽量邀请乌北堂的牧师杨绍唐、田雅各布布和灵粮堂的王彼得牧师来讲道。好让他们与聚会处的张愚之、蓝志一等轮流交替，以免使人看出校内聚会是由我们聚会处实际掌握的。

3．尽量作到个别关心，有意识地耐心吸收青年人加入地方教会。这也是遵从当年教会中所推动教会合一的路线，希望能够吸收其他基督徒走上地方教会的道路。当时我们受到教会的教导，认为领人归主固然重要，吸收信徒加入地方教会亦极为重要，因为这是关乎到走甚么道路的问题。所谓「教会合一」实质上就是指把其他教会的传道人和信徒合一到地方教会中来。关于教会问题，我们都在私下交通，从来不在聚会中提到突出地方教会的话。

唐守临、张愚之、蓝志一等都是教会多年的负责弟兄，但是对待我们年轻人十分亲切。他们从来也没有提到要「服从权柄」，却得到了我们的衷心尊重。杨绍唐和田雅各布布是亲密同工，虽然不是地方教会的，但是我尊重他们，因为他们认真讲解圣经，不随便发挥，既亲切又稳重。我也不能忘却王彼得牧师。虽然我们认为地方教会是唯一正确的教会，但是王牧师却是十分亲切，从来也没有把我当作外人。我在1981年离沪来美之前，还去看望过他老人家。他们都很热诚、乐意用神的话来造就帮助我们。我们从来也没有想到要付给他们讲员费或车马费。几年间，我们校内大聚会所借的教堂也从来没有向我们索取过租场费用。数十年后，弟兄姐妹还是非常怀念当年在校内亲密无间、单纯爱主的甜美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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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十章  逆水行舟与风暴前夕（1952-1955）


其他院校的聚会

当年，上海有十几所大专院校。各大学基督徒活动大致都很兴旺。好几个院校的基督徒都有类似的校内活动。大致上，每周都有全校基督徒聚会和祷告聚会，并且都主动关心肢体的灵命需要以及传福音。其中比较兴旺的有上一医、上二医、复旦、交大和华东师大等校。复旦大学地处上海的文教区江湾五角场，是几个大学汇集之处。复旦的基督徒就关心到邻近地区一些基督徒较少的大学和专科学院，诸如同济大学、上海化工大学、上海水产专科学校（后改名为上海水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总之，差不多每个大专院校都有基督徒，并且在校内大多都有交通，彼此相顾。大多数学校都在学校附近设有每周固定的聚会。这些年轻人大多是在聚会处和乌北堂聚会。这样，各大学中的弟兄姐妹都能得着供应，在爱中成长，不觉孤单。

大专学生聚会

新政权建立两年后，从1952年暑假到1954年暑假之间的每年寒暑假，我们都举办全市性、不分宗派、为期数天的「上海各大专中学基督徒学生聚会」（简称「大专聚会」）。第一次参加的就有五六百人，以后每次都有千余人参加。其中也有从外地回到上海来度假或专程从南京、杭州等邻近地区前来参加的基督徒学生。聚会地点是在南阳路新会所，那是当年上海最大的基督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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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十章  逆水行舟与风暴前夕（1952-1955）


会前筹组工作

我参加了每次的大专聚会，也参加过好几届的大会筹委会。每一届的筹委会，都是由基督徒较多的大学团契，各派一位负责人，每次大约有七八个人组成，分头负责各项组织和事务筹备工作。为了不妨碍从外地来沪就学的弟兄姐妹在假期间返家探亲，因此每次大专聚会总是安排在学期一结束就马上举行。这样一来，筹委会的弟兄姐妹势必要在期终考试的紧张阶段，抽出时间来筹备。当年，我们这群年轻人心中火热，抱着既热切又沉重的心情和对时代的紧迫感，排除万难，向主忠心尽职，服事在校的弟兄姐妹。

筹委会中没有邀请任何牧师或教会负责人参加。上海聚会处积极支持，但不参与领导，表明这个聚会完全是由学生自发举办，与任何教会或传道人无关。实际上，大专聚会是由我们在聚会处的几个青年人决策的。不过到了后来，连我们这些年轻人也是有意退居幕后，让其他教会的年轻人去担任大会主席。因此，在随后的各项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受到很大冲击，而我们却还是逃脱不了成为政治审查的重点对象。

我们邀请贾玉铭、杨绍唐、田雅各布布、王彼得以及聚会处的张愚之和蓝志一等为大会讲员。他们都是青年学生所尊敬的传道人。

除了邀请讲员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各校基督徒的通知和报名工作，务要做到尽量周全。登记报名事项基本上是由各校负责人分头通知，集体报名，并将人数和名单在会前统一交上。除非有很可靠的信徒介绍，我们很少接受个别报名或者临时报名。与会者都必须是清楚得救的基督徒学生。我们不邀请慕道友，因为这是造就聚会，不是传福音。我们也不接受在职的青年弟兄姐妹，以防别有用心的「外人」渗透进来，探听消息。参加者一到会场就要登记，在各校递交的名单上核实姓名以后，方始分发由善于写隶书的张恭信所预先写好的姓名条，佩在胸前，以志识别。没有佩带名条的不得进入会所。这是因为我们清楚意识到，这样规模的大专聚会肯定会引起三自和政府的注意。

每次大专聚会都连续三四天，供应午餐而不留宿。午餐由一家菜饭馆供应简单菜饭，上面再加上一瓢肉汁。大家都吃得很高兴。大会不收任何费用，只有自由奉献。那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要付会场场地费或讲员费。讲员们都非常乐意来帮助我们，但不参与领导或筹划；我们也不愿意牵连他们。大会主要的开支是午餐费用。希奇的是，这样一个一千多人连续几天的聚会，所有的组织管理、聚会安排、经济出纳以及聚会记录等都是由基督徒学生自己来担任，并且有条不紊，一无所缺。这真是神的恩典和供应。每一届大专聚会所收到的奉献都没有缺乏。聚会处的负责人都让我们青年人独当一面来服事。因此，大学里的青年弟兄姐妹都成长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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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十章  逆水行舟与风暴前夕（1952-1955）


注重绝对奉献

大会有讲道、分组交通以及全体的交通聚会。讲道的内容由讲员自定。讲题都是造就性的，满了鼓励、安慰和盼望。所讲的题目主要是「绝对奉献」、「十字架的道路」、「忠心为主」和「勇往直前」等。给我印象最深的一首诗歌就是「向前走呀，一直向前走，永远不回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大会中充满了喜乐、激情和圣灵的同在。我们除了安排小组交通以外，还特别为面临毕业、即将由政府统一分配到各地去就业的弟兄姐妹另设一组，致使他们能够为着自己的特殊需要有专一的祷告和交通。[1]有的讲员很主动的去参加关怀他们。

大专聚会最后一个下午的安排总是全体在一起的交通聚会。 记得在最后一届最后一天的大交通中，我被圣灵感动，站起来作见证。我讲到神要把我们提高到属天的层面，来俯视地上的一切挣扎、担心、叹息和忧愁。这样，地上的一切重担就都会显得渺小无奇，至轻至暂，没有什么值得可怕、忧虑或担心的。定睛基督，就能脱去重担，得着释放。[2]当时圣灵大大作工，全场都站起来向神深切祷告呼求，心被恩感，知道我们的神正在天上察看，祂比万有都大。大会就在欢愉和激情中结束。

停办

每年寒暑假的大专聚会给予上海的各大专院校基督徒带来了很大的鼓励和祝福，使我们满怀信心，灵命成长，也带来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勉励的凝聚力。

在1955年春的寒假即将来临之前，我们几个学校的团契负责人又按惯例聚集在一起，讨论是否要在寒假期间再有大专聚会。但是大家心中十分犹豫，都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当时地方教会的同工们在政府和三自的压力之下，心情十分沉重。我们不愿意再给他们添加麻烦或者有什么不测。同心祷告之后，大家都有同样的感觉。于是，我们在依恋不舍的心情下，决定不再继续召开大专聚会。果然不出所料，半年以后政府就开始进行「反胡风运动」，又很快发展成为「肃清反革命运动」。大专聚会就成为政府在大学基督徒肃反中的重点审查内容。但是这几次的大专聚会，在当年上海基督徒学生心目中，的确带来很大的祝福，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

在那个年代里，大专聚会正是神所点燃的一团熊熊烈火，在青年人心中燃烧。神在上海各大专学校里兴起了一大批青年人。他们向着神的心是那么的火热、迫切。他们愿意在艰难时刻，不顾一切地为主而活、为真理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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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解放后，政府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实行「统包统分」制。学生的培养全部由国家承担，毕业后全部由国家分配。

[2] 在那一段日子里，张愚之在主日讲道中多次提到「天国」和「国度」的信息，指明我们不能够定睛于暂时可见的困难和得失，我们的真正盼望是在于永恒的、将来的。若是从天上俯首来看我们的处境和艰难，那就会很不一样。我当时在大会中的见证是受到张愚之信息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