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在东方，探求教会与国家的边界 作者江登兴

火上冰

[篇幅较长，不得不多贴。]
原文链接： 文章

2018年11月号（总第74期）, 《教会》期刊, 本期推荐文章
文/江登兴

一、中国的教会和国家的边界问题

今天的中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教会与国家的边界问题。我们在当代的持守和实践，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六十余年前，中国家庭教会的前辈王明道先生那一代，面对当时政治对信仰的彻底改造，守住了真道，持守了真信仰。今天，我们面对一个新的变局，我们的坚守将涉及到对真教会的持守。

在现代民主政体中，有公认的政教分离（近来，也多被用为“政教分立”）的原则，政府的职责与宗教团体的存在、身份、权利、职责是清晰的。但是，在中国，用官方学者的话来说，历来是“政主教从”；或者用一些民间学者的话说，我们是“官家主义”。政府主导社会生活的一切，原则上不会允许存在一个独立于政府管控的社会群体，或者宗教团体，特别是高度委身的宗教团体。

我们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原则上不允许有一个能够影响许多民众生活的宗教信仰。近年进行的“五进五化”、基督教中国化，都是试图将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化以缓解政府面对基督教信仰时的焦虑。

但是基督教信仰追求教义的纯洁的和教会的纯洁，因此持守真理的家庭教会是非政治化的，不会接受意识形态对于教义的改造，也不会在教会治理上接受“政主教从”。这是从政治治理的角度来理解，政教关系将会存在长期张力的根源。

四十年来，政府的社会管控有走向宽松的倾向，意识形态有弱化的趋势。但是现在钟摆往回摆了，新版的《宗教事务条例》不过是这种政策回摆的产物而己。因此，教会不得不面对被意识形态化的压力。新版《宗教事务条例》在35条中，似乎开了一个口，非体制内的宗教可以登记为“临时活动场所”，但是在后来发布的临时活动场所申请规定中，要求临时活动场所仍然要接受“宗教团体”的领导，这意味着，如果有一个家庭教会要申请成为临时活动场所，仍然需要接受三自教会的领导。

当这个条例似乎取消了任何非登记教会存在的空间时，其实教会就赤祼呈现于公共领域。那么，我们面对政府的时候，其实只能有一种姿态，那就是背十字架的姿态。如果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教会的前辈多是以个体性的身份背十字架，那么这一次则是教会共同体意义的背十字架。在东方，我们需要一个被十字架神学所规定的教会论，来面对未来十年甚至五十年的政教关系的张力。

二、历史地看教会如何存在于今世

这一节的主题，展开来也可以说成：历史地看恩典之约中的教会如何存在于挪亚之约下的今世。

西方的政教分离原则，是从千年神圣罗马帝国基督教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到宗教改革，再到清教徒运动及新大陆的移民，使教会与国家政权分离，又加上世俗化潮流影响的结果。

改教后的教会，在德国其实是政教合一的；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改教实践，是在一个完全基督教化的社会中进行的，这个社会以承认基督教为基本的共识，因此加尔文及改教家关于政教关系的论述，在处境上和中国有相当大的差距。但加尔文在日内瓦开始奠定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比如认为停止一个道德不检点的人领圣餐的权柄不在议会，而在于教会。直到清教徒运动时，他们面对的也一样是基督教化的国家，英国国王被宣告为英国教会地上最高的元首。清教徒从开始是追求教会教义、治理和礼仪上的纯洁，到最后有一部分的清教徒开始追问：作为世俗君主的英国国王，凭什么管理英国教会，判定教会的教义及礼仪？因此有一批人走向分离主义，直到后来经过英国1649年革命，以及清教徒在美洲开拓，才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

而在中国，我们面对东方千年的专制政治制度传统，以及只有两百年历史的弱小教会，教会要对“政教分离”转变过程的长期性、艰难性、张力，有足够清晰的认识和判断。

笔者赞同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是，仅仅这个概念，不足以让我们面对复杂的政教关系。我们需要更细致认真地查考圣经。教会如何存在于这个世界？这涉及到挪亚之约与恩典之约的关系。

这个世界，不论是什么样的政体，君主专制的、君主立宪的、独裁的、共和制或者民主制的，都是挪亚之约的产物。

教会是恩典之约的承受者，是福音的共同体。教会是一群被上帝用福音从世界中呼召出来的选民的集合体，这一群体以认信福音，向世界宣告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宣告祂的死和复活，宣告祂的再来和审判为其最高信仰。这一群体有责任顺服上帝在挪亚之约中为他们设立的政府，不论这一政府是什么样的制度。但这一群体，拒绝意识形态对于信仰的改造。因此这是一个非政治化亦非意识形态化的群体。

涉及到挪亚之约和恩典之约的关系，我们可以说，上帝在挪亚之约中，为万世奠定今世的根基。因此上帝总是在挪亚之约中，为恩典之约的共同体——教会预留生存的空间。或者说，上帝总在挪亚之约中，为亚伯拉罕之约预留空间。

比如路德改教的时候，教皇拥有整个欧洲的政教权势，路德随时会被烧死。但是路德在中古晚期的欧洲，可以诉诸中世纪的公议会传统，通过教皇向公议会上诉，可以在修院制度中得到自己修会的保护，可以按照中古的传统，在莱比锡举办辩论会。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侯制度，政治人物腓特烈选侯的保护，为路德改教在今世展开预备了历史性的条件。这是挪亚之约为恩典之约预留空间的表现。

可以说，在东方的政治制度里，完全没有路德在中古欧洲所面对的这个传统，在东方政权历来宰制一切。因此，中国人要么是居于庙堂，要么是退回江湖。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家庭教会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政权严厉清除信仰的时候，退回家庭的历史经验，是我们不可以轻易忽视和否定的。家庭是上帝在挪亚之约中，为中国福音化存留的最后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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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会的本质与基督的末世性王权

今日，我们的国家中，教会与国家的边界从来没有被清晰地定义过。

因此，以往国家对于教会的容忍，是一种庙堂对于江湖的容忍。家庭教会在中国的存在，向来没有得到过法律意义上的承认。但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上帝所设立的，是圣洁的国度，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因此她的存在，具有属天的合法性。她存在的合法性大于一切世上的法律。

我们需要对于教会的本质有清晰地认识，好使我们面对政府时，知道有哪一些是应该持守的，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容忍和让步的。

1、几个教会论的核心议题

圣经关于教会的定义中，有几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地方：

（1）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这是以弗所书的陈述：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弗1:20-23）

耶稣自己肉身的身体，已经经过十字架的苦难，从死里复活，被改变成属灵的身体，并且升到天上。

但耶稣仍称地上的教会为祂的身体，是因为地上的教会与耶稣的亲密的联结。耶稣升天后，祂差遣圣灵居住在教会中，耶稣的话语与教会同在。而且耶稣未完成的旨意，就是福音要被传遍天下，要通过祂在地上的教会得到实现。

因此，地上的教会，当然以耶稣为天上的元首。而且圣经说，耶稣基督甚至是为了地上的教会作万有的元首。

以弗所书又说：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弗5:23-24）

因此教会有责任在地上，承认耶稣最高元首的地位，抵挡一切试图侵占和玷污基督教会的邪恶行为。以此显明，教会对于基督的忠贞。如袁相忱等家庭教会老一辈传道人极其强调的一样：“教会是基督的新妇”，因此新妇不容玷污。

（2）教会是基督的国度

从福音书中，多处经文可以看出，天国是指向上帝子民的集合——教会。

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太16:17-19）

在这里教会与天国紧密相连，历史性的教会是在地上的集合，但教会也指向末世性的、天上不朽的国度。

而且耶稣也说“上帝的国就在你们中间”，这是指教会作为历史性的上帝选民的集合，就是上帝的国度在地上的彰显。因此，教会是耶稣在地上的国度，这个国度将来能够存到永远，末了在基督再来时，在羔羊的婚筵上，要作为新妇进入完全的荣耀。

所以，耶稣是教会的君王。面对罗马巡抚彼拉多的质询：

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彼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约18:36-37）

在这里，耶稣明确宣告自己有一个国度，而且祂的臣仆，包括众使徒和跟随使徒的人，都是属于这个国度的。这个国度在世界，却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因为这个国度的君王，通过祂的道成肉身进入了这个世界，又通过祂的死和复活，超越了这个世界。

（3）新约的教会是一个末世性的存在

在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和基督的第二次再来之间，教会处在张力中：教会仍在今世，但又是属天的，等候末了基督的再来，好接她进入永远的荣耀。

在这种观点之下，教会是属天的国度，是属灵的国度，基督是教会惟一的元首，教会受托掌管福音的权柄，受托以福音牧养人的灵魂。政府则受上帝指派掌管今世的政权。

按照保罗的末世论，今世的国度是这个世界，是属地的（属土的），是暂时的，是被罪玷污的；而来世，是属天的，是属灵的，是永恒的，是圣洁的。但是，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后，随着圣灵降临，末世已经属灵地、内在地降临，将来的世代（来世）已经重叠上来，但今世还没有过去。如魏司坚在《保罗的末世论》中说的：来世在今世里面，不是休克疗法式地推翻它，而是渐进地推动它走向结局。

因为属灵的国度与属地的国度这种世代性的重叠，所以从末世论视角看两国论，则是一种三维空间的分野：

教会生活在两个世代的张力之下，因此我们需要定义哪些是教会生活中属地的，哪些是属天的。属地的不是绝对的，是可以相对化的；但属天的是绝对的，必须持守而绝不能退让。

（4）末世性的教会在地上的特征是苦难

在受苦的意义上，教会是地上的基督的身体。这正是保罗在歌罗西书第1章中的观点。保罗在1:15-18讲述完崇高的宇宙性的基督论，然后又在18-19节讲述救赎的基督，最后20节是在末了的荣耀的意义上，讲基督使万有终极性地与自己和好，所以“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我倾向于认为这节指文所指向的，是正在进行中，但是直到基督再来才会最后实现的宇宙性的和平，在那里有基督最后实现的宇宙性的王权。

但是，引人注目的是，在此之后，保罗立刻提出受苦的教会论：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西1:24）

虽然教会的元首基督已经荣耀的在天上，但教会还在地上，还在承受着未竟的苦难。教会今天的受苦和降卑，与历史性的基督的受苦和降卑连为一个整体。这种受苦的整体性，表现为耶稣在预言自己的受难和复活的时候，一次次地呼召门徒：“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

新约多处证明教会是基督国度的经文，同时显明教会要末世性地受苦，例如彼得前书2:9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提出教会分享升高之基督的君王一样的尊严，但随后在第2章的结尾直到第3章指出，这由君尊的祭司组成的圣洁的国度，要进入今世，面对掌权者，全方面地顺服和受苦。

同样地，在启示录中，显明高升的基督，以及教会与祂同享的荣耀：

并那诚实作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作他父上帝的祭司。但愿荣耀、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启1:5-6）

在这种终末的盼望中，教会却是通过在今生分享耶稣的患难和忍耐而在耶稣的荣耀里有份的：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上帝的道，并为给耶稣作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启1:9）

2、小结：基督的王权体现在哪里？

教会有在地的外形——因此，教会的聚会规模、聚会形式甚至某种程度上治理的行政性安排，外在的会受到所在环境的限制，会受到挪亚之约的影响。这些领域是《威斯敏斯特信条》所说的“自然之光和基督徒的智慧”（1:6）可以裁定的领域。

但教会的本质是属灵的、属天的，凡是涉及到教会内在属天的本质，比如圣道的教导、圣礼的施行、教会纪律的施行，教会的敬拜、圣徒的团契、大使命，要保持绝对的自由和纯洁，不受任何世俗权柄的掌管。正是在这些领域，显明基督今天对于祂教会的王权；正是在对属天本质的持守上，体现了教会对于基督王权的忠贞。

基督的王权，只有等到祂再来时，才会外在地表现为实体性荣耀。在此之前都是因为圣灵的降临而有的属灵王权。所以使徒们在耶稣复活后，期待一个实体性的以色列国的复兴，但耶稣在使徒行传第1章调转他们的盼望，转向圣灵的降临和普世性的宣教。

以上笔者提出的关于基督王权的六个要点中，圣道、圣礼和教会纪律（治理）是宗教改革所主张的真教会的三项标记，敬拜、圣徒的团契、大使命，是教会的三项功能（或称为三项目标，也有人以此为教会的标记）。因为这六点关系到基督在教会的王权的核心，我们也可以说，教会以持守这六点来真正尊荣基督为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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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基督王权的六要点展开来说：



1）教会圣道的教导，绝不受行政的约束；福音中关于世人的罪，基督的道成肉身、死和复活、再来及审判的宣讲，绝不受今世权柄的干涉和约束。涉及到基督徒的伦理，也仅应该凭着圣经教导，绝不应该让今世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说教出现于教会的讲台。教会不支持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教会也拒绝被意识形态化。



2）圣礼之施行，在日内瓦和新大陆早期，因为一个人的受洗及领圣餐与他的公民权相关，所以圣礼有时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今日之教会并不面临与公民权相关的圣餐之问题，比较少出现圣餐被政治染指的情况。



3）在教会的治理上，教会的牧者、长执，应由基督徒群体按照自己对于圣经的理解来设立，不应该由基督徒群体外的任何政治力量插手。教会也仅凭圣经，判决一个信徒是否应该接受教会纪律。



4）教会的敬拜，有可能会有意识形态的内容掺杂进来，会有世俗的权柄进行干涉，比如要求在教会中张贴领袖画像，或者教导政治性的价值观；干犯纯洁的敬拜，就是侵犯了耶稣基督属灵的王权。



5）圣徒的团契这一方面，基督的教会仅凭着上帝的授权，合乎圣经地被召集；此一召集，不因为政治因素被禁止，也不应当被强制与不合乎圣经的其他团体共享团契。



6）同样，大使命会受到不当有的限制。因为基督的命令是，福音要对万民万国宣讲，所以福音宣讲不应当被限制于某一年龄、某一地点、某一阶层，也不应当有任何年龄、地点、阶层的人被限制在福音宣讲的对象之外。



在教会属地的外形上，比如聚会规模、聚会形式甚至某种程度上治理的模式，原本应探求体现教会本质、标志、功能的最为合理的表达。但在迫于处境与形势时，是否坚持某种特定的形式，由各教会按照自己的良心自由所领受的来持守，但上述六点的实质是不可妥协的。持守实质，也要求必要的形式。虽受处境影响形式有所改变，但仍旧必须持守某种必要的形式以展现实质。总之，教会应该联合于基督的降卑，一方面坚守教会的属灵的底线，一方面顺服执政掌权者，在这个世代忍受逼迫而受苦。



在教会属天的本质上，教会如今联结于基督的升高，基督的王权正是通过圣道的教导、圣礼的施行、教会纪律的施行，教会的敬拜、圣徒的团契、大使命表现出来，教会因为持守这一切的完全纯洁而合乎圣经，并在信心与盼望中经历和等候得胜。



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这样在教会与国家的边界上，教会对于天国身份的持守是高调的持守，但是对于教会外在权利的持守是低调的持守。

四、从福音书看政教关系的边界


从福音书来看，那位在历史中虚己隐藏的基督的教会是否也需要在历史中虚己和隐藏？那位在法利赛人、祭司长和彼拉多面前高调告白的耶稣的教会是否也可以和祂一样高调告白？



在耶稣的事工生涯中，时常有离开和自我隐藏的时候。一是避免和当局不必要的冲突，二是担心跟随者不正常的热心。“耶稣不是借卖弄能力，更不是靠鼓吹一场众望所归的政治或军事运动，来宣扬和建立公义。因大众对弥赛亚的身份过于误解，耶稣要抑制势将走进歧途的热心。”[1]



1、福音书中耶稣关于政教关系的讲论



在马太福音的第三段讲论，就是13章的讲论中，天国在这个世界只有一种能力，就是道的能力，就是福音有效恩召的能力。“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太13:23）因此天国的主人，容许麦子和稗子一起长，祂并不着急颠覆这个世界的秩序，但是祂渴望在“两样一起长”的时候，福音召人悔改归信的能力颠覆撒但在人心里的黑暗秩序。这坚固了一个原则，就是在天国与世界的关系上，惟独福音的原则。



在耶稣即将上十字架之前，祂对于政教关系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希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徇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上帝的道。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他们就很希奇他。（可12:13-17）



“这像和这号是谁的？”我们在一个地方打上自己的名和自己的号，是在宣告我们是这个地方的主人。银钱上有凯撒的像和号，因此凯撒就是这钱的主人。他当然有权柄要求上税。



但这里似乎有一种暗示，人的里面有上帝的形像和上帝的名号，因此上帝对人的灵魂有当然的主权，人心灵敬拜的部分是惟独属于上帝的。



主耶稣确认完这个基本的事实后，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宣告：“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耶稣的这个宣告，等于是说：人可以向地上的政府尽本分，但也应该尽敬拜上帝的本分，并且在这个敬拜中持守完全的纯洁。



这个宣告是一个天上来的宣告，奠定了之后世世代代的教会在各种政治制度中的地位。当地上的政治和国度不断变化的时候，教会仍然能够保持独立。



首先：基督徒有责任在地上向政府尽基本的顺服的义务，不论这个政府是尊荣上帝的，还是偶像崇拜的，或者持无神论观点的。因为上帝至高的主权，使祂可以设立任何形式的政府。



其次：但是，这样的顺服是有限度的，那就是仅限于在属凯撒的物上顺服。什么是属凯撒的物？那就是一切的民事责任和公民个人正当的政治性责任。



人的里面，有上帝的像和号，因此人的灵魂惟独属于上帝。作为敬拜上帝的群体，教会的属灵权柄惟独属于上帝。当地上的凯撒侵入上帝的权柄范围时，上帝的子民要奋力抗拒这一切，使上帝得到祂应该得到的荣耀。



2、荣耀的教会还是卑微的教会？



从福音书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福音是规定教会与政府边界的惟一因素。福音规定了我们要持守的信仰本质，福音也规定了我们要效法耶稣的忍耐谦卑，同时效法耶稣的不妥协。这是被福音所规定的十字架的道路。



但福音书留下的一个问题是，作为耶稣的身体的教会，她外在地存在于这个世界，而内在地拥有属天的、属灵的身份；那么，教会是否可以将她内在的属天的身份，就是与复活而升高的耶稣联合而拥有的身份，延伸到她的信仰实践中，要求在信仰权利上，也拥有升高的耶稣那样外在的、可见的权柄，就是在信仰权利上绝对不受干涉的自由？



当下之中国，以政教分离的原则来处理中国的政教关系问题时，笔者认为需要谨慎两点：



首先，在东方，我们既没有西方千年的基督教国家的传统，也没有宪政的框架，我们面临的是国家主宰一切社会生活的处境。这种处境非常像当年但以理在巴比伦的处境，也像初代教会在罗马帝国的处境。



更为重要的，我们的政教分离的原则，是基于什么样的神学前提而提出的？新约的末世性的处境，是否得到了我们足够的重视？



如果没有厘清这些前提，在政教分离原则下，我们可能强调主耶稣基督对于教会绝对的主权，那么凡是涉及圣道传讲、圣礼施行、教会治理的领域，我们都可以强调教会的绝对自主权，绝对不受世俗权柄的干涉。因此教会不论面对什么样的政治环境，都可以高调地强调自己的信仰权利。这种教会论可能的一个结果，是强调教会外形上的整体性，强调信仰实践的自由。在这种视角之下，教会作为上帝的国度和政府作为世俗的国度是并立的。



笔者认为，我们需要对于信仰的最低底线，就是将上文中已论述的关系到基督王权的六要点与教会的信仰实践权作一个区分。信仰实践权，在一些非本质的领域可能会受到今世的约束，但是信仰的本质不受约束。



笔者承认自己的研究不足，特别是对于改教家对于政教关系的论述，与当时的基督教国家的处境的关系，以及五百年来政教分离原则与宪政运动历史的联系等方面的研究不足。



笔者担心的是，当下一些潮流背后的神学性危机，就是强调升高的基督，把升高之基督的王权与今天教会的信仰权利而不是信仰本质作直接的关联，如此就忽略了教会今天的处境与基督末世性的王权，从而导致一种荣耀的教会论的实践。此种实践，结果如何，有待显明。



我们还要注意一个主题，就是上帝的护理中，上帝与子民的互动关系。政教关系是上帝与祂的子民动态互动的途径之一，这种互动的方式非常的动态和多样化，而决定性的是上帝的子民是否合乎上帝的心意。政治对于教会，有时显现为逼迫，有时显现为恩待，有时显现为压制；上帝的心意，有时是为了解救，有时是为了管教，有时是为了熬炼。



此外，从彼得前书看，上帝的子民的公共神学其实经常表现为一种被动受苦的神学。跟随耶稣的脚踪行，是我们的信仰权利被剥夺时，最重要的公共神学。彼得前书2:23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当祂被钉十字架时，祂甘心忍受，不试图在人间辨明是非，因为相信上帝自有公义的审判，为此我们也要甘心受苦。人在冤屈中，能够安然，不去报应或者反抗的原因，就是相信有一位更高的在上者鉴察，祂终究会伸冤报应。基督通过祂的遭遇带给我们救恩。我们受苦时，别人从我们行善受苦的生命样式中，会认出我们是跟随基督的。上帝借此发动救恩，并且使仇敌悔改，也被引到上帝面前，与祂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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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让十字架显明政教关系的边界


在东方这个古老的国度，我们所面对的一个社会变化的进程是相当漫长的，福音与东方人本主义相遇是一个如同“福音遇见罗马帝国”那样的大事件。显然，从末世论角度看两国论，会使我们获得对于地上制度的超越性眼光，更能预备好教会长久地在东方生存和传扬福音。



按照末世论视角下的两国论，我特别愿意如此解释新约中“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论述：基督的身体已经复活升天，但祂的身体曾经在这个世界被钉十字架上，被咒诅，被弃绝，如今升天的基督赐下圣灵，因此教会内在的有属天的地位和身份，但是教会仍然在地；所以，教会不是通过外在联合于升高的基督，高调地强调教会的信仰外在权利而做基督的身体的，教会是通过外在地联合于基督在今世时的卑微而内在地联合于基督的复活和升高的。



在末世论所规定两国论的前提下看，教会在今世，在与属地的世界交往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联合于耶稣在肉身时的卑微、苦难、顺服。因此我们应当竭力顺服政府，但是当政治的权柄，越过了圣经的界限时，也就是上述所说的，家庭教会的最低底限被侵害时，我们持守“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



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一种观点，那就是教会在关系到天国本质的事物上要保持绝对的纯洁，那就是在教义的纯洁、圣礼的施行、治理的权柄以及纯洁的敬拜、圣徒的团契、大使命这几个方面，保持绝对地忠于基督，体现耶稣基督作为天国的君王对于教会的属灵权柄。在这些方面，教会绝不受这个世界的政府的干涉。



这个影响教会的立场：教会作为上帝的物，管理的是基督徒对上帝的敬拜，因此教会权柄惟独属于上帝，教会应该拒绝任何凯撒的权柄插手教会的属灵事务。但是政府对于教会的外在要素，比如消防、不扰民、治安等方面拥有当然的管治权柄，那是凯撒的权柄，教会不可以因为自己是属天的，而忽略自己这方面的职责。



而涉及到信仰的具体实践，比如敬拜的规模、敬拜的外在形式——是公开的整体性的敬拜，还是分散的小规模的敬拜——等等方面，是良心自由的领域，由各个教会按照自己的领受，以及自己所在的处境判断。



教会在信仰的属灵的层面保守绝对的纯洁，但是在信仰的权利方面应该保持低调、忍耐，联结于历史中降卑的基督，在这世代谦卑受苦，并且为福音作见证。这样的道路，才是真正的中国教会十字架的道路。



但是笔者承认，今日持守信仰权利与持守真信仰，在某种情形下，比如面对合乎圣经的教会被一概禁止时，似乎已经难以区分。在当下的宗教事务条例之下，大型聚会是非法，家庭里的聚会也是非法。因此，笔者承认，今日凡告白福音，且持守真教会者，都为我的弟兄，他们和我们一样为同一位基督受苦。他们对于信仰权利之护卫，与对于真信仰与真教会之护卫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各人可以照自己所领受的，在上帝面前行事，将来也在上帝面前交账。



但是每个教会与每个牧者，行动背后的神学立场是否合乎圣经，以及由此对圣经的理解带出来的对于信仰最低底线的持守，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涉及到教会福祉，我们蒙召牧养群羊，看守教会，不得不谨慎。因为我们的认识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可能也有人的私欲存在其中。



如果有一个图画来表达，在坚持家庭教会最基本底线的前提下，教会的公共策略可能很不一样，有很多教会可能是显现于公共空间的，有的是处于中间点的，有的是彻底隐藏的，但都连于同一个十字架。而根本的议题是，他们是否向教会的元首基督忠诚，是否忠于十字架的见证。



最后摘录一段春天时的默想作为结尾：



教会通过连于受苦的耶稣而连于荣耀的耶稣。



我们的信仰被定罪或者被禁止之时，那正是教会的荣耀显明之时。世上国度的权柄与基督国度的权柄在这里交锋。



基督国度的子民身上的羞辱是一种印记，表明他们是属基督的。“叫你们可算配得上帝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帖后1:5）



当教会成为被禁止或者不合法时，向这个世代显现的真教会的印记，就是圣道、圣礼、圣徒的团契，就是基督向这个世代的见证。



借此见证，教会赤裸于今世，成为世界不配有的人，因此向世界执行属灵的权力，基督也藉此向这个世界显明祂的王权，使这个世界的权势降服于福音的权柄，使人心的刚硬被除去，成就福音里的和平。



在面对东方政治制度的过程中，教会在属灵的卑微、顺服与属天的持守中，面对政府，在这个张力中去背十字架，传和平的福音。教会的使命在于背十字架向掌权者传和平的福音，教会的期待乃在于福音的权柄除去世俗权柄背后人心的刚硬；而教会的受苦，正是上帝发动福音大能的渠道。因此，当基督的教会坚守基督末世性的王权面对政府时，教会必背十字架；当背十字架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在中国温柔而坚定地与政治相遇时，就是中国的政教关系边界被逐渐显明之时。





[1] 〈马太福音12:15-21注释〉，《研读版圣经——新译本》（环球圣经公会，2009），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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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on123123123

在这里教会与天国紧密相连，历史性的教会是在地上的集合，但教会也指向末世性的、天上不朽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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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每个教会与每个牧者，行动背后的神学立场是否合乎圣经，以及由此对圣经的理解带出来的对于信仰最低底线的持守，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涉及到教会福祉，我们蒙召牧养群羊，看守教会，不得不谨慎。因为我们的认识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可能也有人的私欲存在其中。

火上冰

结合这篇文章内容的个人思考：

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宗教性的，正如圣经罗马书所传讲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如果政治与宗教两个领域有行道和抵挡真道的权势的话。政治层面有权柄的领导或是势力是行政与政治方面的力量的话，那么基督的教导，为大的要为仆人，为首的要服务众人，施行这样的教导的领袖和行道的人是社会的福气。宗教层面有权柄的领袖和有教导权柄的人，行道则教会复兴，信仰不受拦阻，否则，若是假冒伪善，个人与群体必将经历阵痛如同被逼迫的教会生出得胜的属灵的领袖，这是曾经被称为一班“圣品人”在信仰层面必须经历的听道与行道的历程。

政治领袖宅心仁厚，宗教首领灵性复兴，这样的国家和社会才是百姓之福气。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伪善与为了行善而受苦，后者结出义果使福音得着传讲！

火上冰

aaron123123123 发表于 2019-1-3 12:09
在这里教会与天国紧密相连，历史性的教会是在地上的集合，但教会也指向末世性的、天上不朽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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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蒙召”……

个人觉得不要使用“我们”，谁是你的羊? 羊的主人召你，自然把祂的羊托付给你，没有召你，你去牧羊，那是偷羊。这样说认同吗？

蒙召就得与蒙召的恩相称。看哪！ 经不起圣经检验的牧人，只知道牧养自己，这样的人骗谁呢？

atus

很不錯的文章。“教会是通过外在地联合于基督在今世时的卑微而内在地联合于基督的复活和升高的”正是彼前二章的核心精神。

不過，文尾把今天在華的政教困境總結為"東方政治制度"恐怕是不準確的，也與文中所界定的羅馬式困境的描述相悖。實際上，今天中國的政治，雖然繼承了其歷史的精神，但在形式上是完全迥異于以往的，甚至可以說--是"相當不東方"的形式。我們應該還沒有忘記這一段國際歌的中文歌詞：“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共產主義社會運動具有雙重的革命性，它不僅否認超越性的主權，也否認世俗性的主權；更加確切的說，如果無視上帝僅僅是為強烈的精神渲染，那麽敵視皇帝才是革命者的真正追求。換言之，至少在理論上，人民民主專政下是沒有掌權者的，政府向其負責的責任體就是政府自己（因為人民即政府，政府即人民）。

在這樣一種政治形式--掌權者不承認自己掌權（而將其責任轉嫁至全體社會）的情況下，教會該如何履行順服掌權者及其制度的責任，才是當前在華政教關係的核心問題。


君主是人類社會運行不可避免的一環，即使民主制度也需要一位主導性的總統，這正是上帝難以掩蓋的主權在地上的模擬。因此，治理者與人民大眾也有不一樣的屬靈位置，或至少是不同的功用，在基督救恩之外-不受教會治理的世俗社會中，這是不可避免的秩序。崇拜萬神殿的羅馬帝國社會最終在君士坦丁皇帝的米蘭赦令下接受了基督教，又在狄奧多西皇帝的萨洛尼卡敕令下正式成為整個西方基督教社會的源點，君士坦丁皇帝那句“一個神靈，一個皇帝，一個帝國”的宣言--雖然不曾發生在東方--卻才是典型的千年以來的東方政治形式。

想象一下，倘若當時以雅各賓派的議會兼具羅馬的萬神殿信仰--如果帝國仍沒有支離破碎的話--是否基督教會仍能得到合法及傳播的機會？政教關係能否得到正確的確立？其實，若失去了明確的世俗君主這一環，就不再存在政教關係了，聖民治理的教會與外邦人治理的世俗社會間必然的天上的屬靈衝突就會變成地上的直接衝突（例如拆十字架）；當神所設立管理人的/賞善罰惡的被抹去了，那麽就沒有和平可言。所以，在討論政教關係前，雖然可能帶來危險，教會還是必須釐清--自己所面對的政府形式是否是正常的，可以履行主所要求之順服責任的形式--如若不然，匡正政教關係的邊界/守住教會屬靈的底綫也許就會變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火上冰

atus 发表于 2019-1-5 07:28
很不錯的文章。“教会是通过外在地联合于基督在今世时的卑微而内在地联合于基督的复活和升高的”正是彼前二 ...

我正在读一本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哈佛一个教授讲座整理的书《早期基督教与希腊教化》，书中从人文主义学术立场讲希腊文化，希腊哲学，信仰与犹太教，基督教彼此融合和碰撞。我个人在思想这些话题的时候，想到的是中国传统的价值与道德伦理的观念是那些希腊化，罗马化和拉丁化的白人所不能被同化掉的。尤其是关于哲学思想打底的信仰，在东正教传播的罗斯人，斯拉夫民族来到了东方也在面对基督教会早期在希腊罗马文化影响下的族群的类似情形。这些开脑洞的话题，展开是没头的。

基督徒的信仰已经在中国扎根。如同在东正教的地区，罗马天主教地区千年来的遭遇一样，教会盐与光，行善而受苦的使命，也必然在上帝完全的主权与恩典下，为这个古老的国家带来崭新的面貌。我个人觉得这篇文章从一个神学体系的立场讲述教会在中国的超然性，讲的很好。我们作为当代的基督徒，少说多做，做了再讲。学习世人以为好的，撸起胳膊加劲干。持守生命之道，见证自己的信仰。希腊时期的柏拉图理想国的乌托邦的梦想预备了许多接受福音的人的心。对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度的梦想也在预备以后更多人接受福音的心。这是我的一点随想。

基督徒搞学术要基于圣经。

atus

火上冰 发表于 2019-1-5 07:53
我正在读一本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哈佛一个教授讲座整理的书《早期基督教与希腊教化》，书中从人文主义学术 ...

是的，我也有充分的信心，神的智慧公義完全。不過我傾向於認為，在政治形式正常化之前，匡正政教邊界是比較困難的；在治理者與民眾清晰分離之前，教會再怎樣努力怕也無法使對方滿意，當教會無法知道所順服的或所不順服的對象到底是什麼時，分別為聖與順服掌權者兩條教訓就容易發生抵觸。

例如，在市委書記大於市長的治理形式下，拆十字架的文件來自辦公室/管理處，而管理機構代表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又代表所有人民。那麼拆十字架到底是誰的命令，執行的是誰的意志，對教會來說就是個不解之謎。既然順服或不順服的對象是不清晰的，順服或不順服也就變成了不清晰的，教會就難以取得統一的認識。當一種治理形式是可以不具名的且理論上人人有份的時候，教會也難以分辨行政命令是出於屬世目的還是出於屬靈目的。

在類似難題面前，前蘇聯的正教會歷史上採取了完全隱匿緘默的態度，對今天中國眾多不能合法的教會來說，這也許也會成為唯一的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