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引”耶稣？反驳巴特埃尔曼 “圣经传抄/更改的内幕”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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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引”耶稣？反驳巴特埃尔曼

“圣经传抄/更改的内幕”的内幕

转自：http://www.chineseapologetics.net/theology/S_misquote-Jesus.htm

<span]转自：http://www.chineseapologetics.net/theology/S_misquote-Jesu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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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逸萍译自：" ‘Misquoting’ Jesus? Answering Bart Ehrman The Story Behind ‘The Story Behind Who Changed the Bible and Why’ ”

by Greg Koukl 09/01/2010（https://www.str.org/publications/misquoting-jesus-answering-bart-ehrman#.W5F_TVRKiUw ）

《纽约时报》的畅销书《错引耶稣》（Misquoting Jesus）的副标题是“圣经传抄/更改的内幕”和“为什么”（The Story Behind Who Changed the Bible and Why），作者巴特·埃尔曼（Bart Ehrman）的矛头直指向任何认为新约文件可信的基督徒。下面这句话就是了∶

说“底本”（即原文档）是上帝默示的，有什么意义？我们没有底本！我们只有错误百出的副本，其中绝大多数是底本之后的几个世纪抄写的，并且显然在数千个地方，与底本不同……我们的手稿中的差异，比新约中的单词还多。  [强调语气乃原作所有]

就这些事实表面而言，埃尔曼对是正确的。新约有130,000个单字，然而，幸存的手稿（手写的副本）揭示了约40万次用语不相符。[ii] 事实上，埃尔曼指出，手稿「在很多地方彼此不同，我们甚至不知道有多少差异。」[iii]

此外，巴特·埃尔曼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有著无可挑剔的诚意。他与布鲁斯·梅茨格（Bruce Metzger）共同撰写了《新约经文》（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第4版） - 以该领域的学术标准而论，梅茨格可说是当时最伟大的新约圣经手稿学者。[iv]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称：「《错引耶稣》对大多数基督徒认为是福音的很多新约事件，都表示怀疑。」《出版商周刊》（Publishers Weekly）相信埃尔曼的论点可「确保读者可能再也不会以同样的眼光阅读福音书或保罗书信。」[v]

当然，这正是埃尔曼想要的。《错引耶稣》是近年流行的那种  -  将“他们不想要你知道的事情” 曝光的把戏。当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当研究生时，埃尔曼“揭露”他的发现，就是那些破坏他自己“作为重生基督徒”信仰的发现，让他接受了不可知论，也是他现在对上帝所抱的态度。[vi]

圣经是否因为2000多年的抄写和再抄写，而被更改了？埃尔曼回答说∶「是的，非常明显。」更糟糕的是，大量的更改，使人几乎不可能对重建底本有任何信心。

若不知道原文档是怎样的，就没有上帝所默示的文本； 没有上帝所默示的圣经，就没有正统的基督教。只有一堆关于耶稣的属灵想法，在多种互相冲突的文档中表达出来，这些文档会随著时间而倒塌。

这种怀疑是否有理？简单地说，没有。尽管埃尔曼有这样的资格，[vii]  他讲的“谁知道底本讲什么”的观点，并不是多数“文本鉴别学”（Textual Criticism，又作文本批判学、经文批判、低等批判）学者的意见。包括埃尔曼的导师布鲁斯·梅茨格，埃尔曼以这书献给他的。学者们有这样的信心，其原因在于重建任务本身的性质。

重建莎莉阿姨的秘方

手稿是手工抄写的文档。在主后最早的1500年里，圣经的所有副本都由文士抄写，他们尽其所能 - 在大多数情况下 - 忠实传递文档。无可避免，错误是会发生的，当错误在后续几代文档中被复制时，又产生具有相同错误的多个副本，于是错误会按几何级数地复杂化。[viii]  似乎很清楚，有些变化是故意的，甚至有神学上的动机。

鉴于这样的历史，很难想像怎么可能恢复原文稿。然而，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两个误解，其实就是对古代文物的传播史里的等级和档案的误解。

第一个误解是：传播或多或少是线性的 -  一个人将消息传递给第二个，再传递给第三个人，等等，叫很多代以后的人，都只有一个版本。第二个误解是：是口头传播的，所以比写下来的东西，更容易扭曲和误解。

这两个假设都不适用于新约的文本。首先，传播是以书面形式完成的，书面文稿可以测试，口头传播却不能。其次，传播不是线性的，而是几何级数式的 - 例如，一封书信产生10个副本，它们又产生100个等等。

让我举例说明测试是如何进行的。它将帮助您了解学者们如何能充满信心地，从来自与底本相隔几个世纪而又相互冲突的手稿，重建原文件。

假设莎莉阿姨在梦中得到一份叫她青春长驻的灵丹妙药配方。当她醒来时，她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写下这配方，然后跑到厨房去配制她的第一锅“莎莉秘方汤”。几天后，她变成了一个容光焕发的青年人。

莎莉阿姨非常兴奋，她把手写的秘方发给三个牌友（莎莉阿姨活在科技黑暗时代 - 没有复印机或电子邮件）。接著之后，她们又各为自己的十个朋友抄写副本。

一切都顺利，直到有一天，莎莉阿姨的狗狗吃掉原来那份手稿。她惊慌失措地联络了那些遭到类似神秘事件的朋友。那些从她三个收到原手稿的牌友手中也收到副本的人，也被通知了，为要试图恢复原来的文字。

莎莉收集了所有幸存的手写副本，共计26份。当她把它们摊开在厨房桌子上时，她立即注意到了差异。除了到处拼写错的单字和缩写外，有23份副本几乎相同。而其他三份里，有一份的烹调材料，以不同的次序列出；另一份把两个短语倒置了（“混合然后剁碎”而不是“剁碎然后混合”）；还有一份包含了其他手稿未提及的烹调材料。

你认为莎莉阿姨可以从这些证据中，准确地重建她原来的处方吗？她当然可以。拼写错误和缩写是无关紧要的，次序亦然（这些差异都意味著相同的意思）。次序倒置的短语比较特别，但可以很容易地修复，因为人们不能混合未被剁碎的东西。然后莎莉会删除那额外的材料，因为一个人错误地添了一样，是有可能的，而25个人都意外地漏掉它，乃是不可能的。

即使差异很多和多样，我们仍然可非常有信心地重建原文稿，因为只需要有足够的副抄本和一点常理。

这是简化的讲法（非常简化，但你明白了），这就是学者们如何做“文本批评”的工作。这是一个学术专业，用于重建所有古代文献，而不仅仅是宗教文档。这不是基于猜测和宗教信仰的随意工作，却是一个谨慎的分析过程，以至机敏的批判家们能确定任何作品所可能有的讹误程度，并在某些条件下，高度确定地重建原文。

这最后一点道出整个讨论的关键问题∶无论整理前的差异数量有多少，我们都可以有信心地恢复原版本吗？这个关键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三个因素。 首先，有多少份抄本？第二，手稿有多旧？第三，不同之处（差异）的性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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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和多旧？

如果现有的手稿数量很少，而原稿与最旧的副本之间的时间差距很大，那么，重建底本就很困难。但是，如果有许多副本，并且最旧的副本与原稿的时间接近，实际上就是说，学者可以肯定，他能确定原稿的措辞。[ix]

若留意非圣经文档的记录，可让人了解新约手稿证据的重要性。这些就是历史学家依赖的，所有古代世俗著作的资料。它们也是根据现有的文稿证据，非常有信心地修复的。[x]

约瑟夫（Josephus）的第一世纪文献《犹太战争》（The Jewish War ）只有九份完整手稿留下来，抄写时间是第五世纪  -  写作后的四个世纪。[xi] 塔西图斯（Tacitus）的《罗马帝国编年史》（Annals of Imperial Rome ）是新约时代罗马世界的主要历史资料之一。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只有两份手稿幸存，而且是定期为中世纪的。[xii]  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历史》（History）有八份留下来；凯撒（Caesar）的《高卢战争》（ Gallic Wars），十份；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History），八份；还有七份《柏拉图》。所有这些都与原作相距超过一千多年。荷马（Homer）的《伊利亚特》（Iliad）有647份现存的副本，所以它的手稿证据，在世俗作品中最骄人。[xiii]

请注意，于大多数古代文献，只有少数手稿幸存，有些手稿和原稿相隔，有800 - 1500年，或更长。然而，学者们确信他们能准确地重建原稿。事实上，几乎我们所有的古代历史知识都依赖于这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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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手稿证据

相比之下，新约圣经的手稿证据令人惊叹（另见F.F.Bruce和McDowell）。最近的一个统计，显示有5,500份个别的希腊文手稿。[xiv] 这些早期片段有：大写抄本（uncial codices，大写希腊文字手稿，合成书本形式）和小写抄本（minuscules，草书风格的小希腊文字）。

在9至15世纪的2,795个小写抄本碎片中，其中34个，有完整的新约。[xv]  有著几乎完整的新约的大写抄本，可以追溯到4世纪及更早。梵蒂冈抄本（Codex Vaticanus）可能是历史最悠久的，追溯至325-350年。[xvi] 宏伟的西乃山抄本（Codex Sinaiticus），追溯至340年，[xvii]  包含一半的旧约和几乎全部新约。亚历山大抄本（Codex Alexandrinus）包含整个旧约和几乎完整的新约，可追溯到5世纪中叶。[xviii]

最有趣的证据来自碎片。切斯特比替纸草抄本（Chester Beatty Papyri）包含大部分的新约，并且可以追溯到三世纪中叶。[xix] 1956年宣布的宝地母纸草抄本（Bodmer Papyri II）系列，包括约翰福音的前十四章的大部分内容，以及最后七章的大部分内容，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主后200年，或更早。[xx]

然而，最惊人的发现是在埃及发现的约翰福音18章31-33节的一小部分，被称为约翰雷兰蒲草纸（John Rylands Papyri），只有三英寸见方，它是新约任何部分的最早抄本。纸莎草纸的日定期为主后117-138年（虽然它可能更早），[xxi] 显示约翰福音在其写成的40年内，传播到遥远的埃及。

请记住，大多数纸莎草纸是碎片。只有大约50份手稿包含整个新约圣经。即使这样，文本证据也非常丰富，特别是与其他古代作品相比之下。

还有两项事物，可以相互验证手稿的准确性∶古代版本（翻译）和称为“教父语录”的，就是我们早期教父曾引用过的经文。

教会早期，圣经被翻译成拉丁文（现有10,000份抄本）。[xxii] 到了3世纪和4世纪，新约圣经被翻译为科普特语和叙利亚语，又被复制；不久之后，又有亚美尼亚语和格鲁吉亚语的。[xxiii]  随著福音传播和教会的成长，这些版本帮助传教士，用当地人自己的语言，把福音传至新的文化中。翻译版本也帮助现代学者回答有关希腊手稿的问题。

此外，还有古老的经外资料  -  教义，教诲和教父的引用  -  这些都详细地引用经文。实际上，“教父语录”本身几乎包括新约圣经中的每一节经文。[xxiv]

我希望你在这里留意到一些事情。巴特埃尔曼对圣经文本的主要关注点（大量的差异），只能在有大量手稿的情形中出现。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  好消息，不是坏消息  -  因为导致问题的条件，正是提供解决方案的条件。愈多手稿可用以比较，则愈多差异可能出现，但也有愈多原材料可作比较，以解决差异的问题。

排山倒海似的一大堆的手稿，让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原稿在整体文档中被保存下来。不需要找其他东西来替代缺失的部分。我们有110％的文档，而不是90％。[xxv]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知道如何将麦子与稗子分开，以恢复原始版本吗？其答案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些差异的性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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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讨厌的差异

根据手稿专家丹尼尔华莱士（Daniel Wallace）的说法，「版本文字的差异，只不过是与标准版本不同（例如，印刷版本，某特定的手稿等），它们涉及拼写、单词顺序、省略、添加、替换，或完全重写。」[xxvi] 请注意，任何差异，无论多么微小，都会增加总数。

这些差异究竟是什么？它们可以分为两类∶重要的差异和微不足道的差异。一个微不足道的差异，绝对不会影响我们重建原版本。无论哪个解读是原本的，意思都一样。

例如，超过一半的差异（是的，超过200,000）是拼写错误，[xxvii]  是意外的（例如：ie / ei错误，在经文中，与及在我们自己的写作中，一样普遍），或不同的拼写的选择（例如：kreinai vs. krinai）。还有一大堆其他例子，都是在缩写或风格上，无关紧要的差异（一个定冠词出现在一个名字之前 - “the James” -  却不在另一处，因为它没有改变其意义）。[xxviii]

显然，一些微不足道的变化在神学上很重要。KJV约翰壹书五章（“约翰引句”，Comma Johanneum）的呈现，似乎与三位一体相呼应，这是一个重要的教义问题，但显然这个差异不在原版，所以它没有产生任何文本问题。它只出现在四个手稿中，最早可追溯到10世纪（另外四份，抄写员把它写在页边），[xxix]  几乎一般人都认为是讹误。此外，三位一体的教义并不依赖于这段文字，而是由许多其他没有问题的段落验证得来的。

若数千个差异，都只出现在一个手稿中（“单数读数”），是类似的问题。这些明显的错误很容易纠正。

以下是华莱士所总结的差异方式∶[xxx]

1.拼写差异或无意义读数（例如，漏掉一行）

2.不重要的字的次序（“基督耶稣”与“耶稣基督”）和同义词

3.虽然不切实，但有意义的差异（例如，“约翰引句”）

4.有意义且切实的差异

华莱士的最后一个类别构成“远低于”所有差异的1％。[xxxi] 换句话说，超过396,000处的差异，不影响我们重建原版本的能力。即使有文本上切实的差异，绝大多数人在神学上的影响，都是微不足道的，相对地，它们“不能引起人的兴趣”。[xxxii]  尔曼自己也承认这些事实。

在我们早期的基督教手稿中发现的大多数差异，与神学或思想体系无关。最早远的差异，都来自：纯粹和简单的 - 笔误、意外遗漏、无意的添加、拼写错误的单词，这样或那样的错误。[xxxiii]

华莱士的第四类  -  有意义（在文本意义上）且切实的差异  -  是唯一能产生后果的。「我们在这里讲到」，科斯滕贝格（Kostenberger）和克鲁格（Kruger）写道：「关于有两种（或更多）可能的解读，各自的证据……相对平等。」[xxxiv]

在这里，专业文本鉴别家的分析技巧，可用来淘汰最不可能的差异。他们有一套特定的规则  -  分析文档的规则  -  这使他们能解决绝大多数冲突，于是满有信心地恢复原稿。

讽刺的是，这正是埃尔曼在他对新约文件的结论，无意中证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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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曼的“十大”

在《错引耶稣》平装版的最后一页，埃尔曼列出“不在新约原文中的十大经文”，作为他的的谢幕炮火，但却证明他的整个论点都是错的。

首先，我立即认出十段经文中，有六段，在我使用的圣经译本（NASB）里，都在边注中注明这些经文不在最早的手稿中。没有什么可惊奇的。

其次，埃尔曼的“十大”名单中，有三分之一毕竟是在新约圣经中。事实上，路加福音22∶20,24∶12和24∶51b是有问题的。然而，同样的字句却在没有争议的段落中逐字出现（分别为马太福音26:28和马可福音14:24;约翰福音20∶3-7;使徒行传1∶9,11）。

第三，若删除埃尔曼所列出的任何有差异经文，不会损害任何神学思想。即便是删除马可福音的长结束（16∶9-20），或者关于耶稣和行淫时被拿的妇人那一段很有魅力，但很可能不在正典中的对话（约翰福音7∶53-8∶11），亦然。

最后（也是最具破坏性的），埃尔曼所列举的，证明了和他的意图刚好相反的事情。他绞尽脑汁地说，我们永远失去原文档了。他所列举的，本身表明了：我们可以认出最严重的错误段落，然后删除它们。

埃尔曼自己的作品（《错引》，还有《The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证明上面提到的文本鉴别法  -  他用来批评新约的方法  -  足以恢复原稿面目。又证明大量的差异不会影响我们重建原稿的能力，反之，我们拥有的丰富手稿证据，使我们能够清除掉大部分差异。否则，埃尔曼无法自信地列出他的“十大”  -  或任何其他不在新约圣经中的经文。

还给有讽刺的事情，就是他在另一部作品中所承认的事实。将《错引耶稣》的悲观意识，与他和梅茨格尔合著的《新约经文》所展现的乐观情绪进行比较∶[xxxv]

除了新约希腊文手稿和早期版本的文本证据，文本鉴别家还可以比较早期教父所写的评论，讲道和其他论文中所引用的许多经文。事实上，这些引用是如此的广泛，以至如果我们对新约圣经文本知识的所有其他来源都被摧毁，它们仍然足以用来重建整个新约圣经。[强调加上的]

巴特·埃尔曼的两本书，上面都写著他的名字，给人完全相反的印象。[xxxvi]  两者都是在同一年（2005年）出版的。

我们可以从证据中得出什么结论？几乎所有新约文件中的400,000个差异  -  拼写错误、倒置的单词、不切实的差异等  -  对重建原稿的任务，完全无关紧要。几乎所有剩下的差异，严格地使用已被接受的文本鉴别规则，都可以解决。

这意味著我们的新约纯净度超过99％。在全部文档的20,000行中，只有40行有疑问（约400字），[xxxvii] 没有影响任何重要的教义。

学者D.A. 卡森（D.A. Carson）这样总结∶「利害攸关的是：文本的纯净度如此实在。我们认为这些差异，不能以任何方式，损害我们信以为真的任何教义，和我们被命令去做的任何事情。」[xxxviii]

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我们能否非常肯定地复制原来的新约？」甚至巴特埃尔曼，自己本人也证明：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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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i] Bart Ehrman, Misquoting Jesus—The Story Behind Who Changed the Bible and Why, first paperback edition (San Francisco: HarperSanFrancisco, 2007), 7, 90. [ii] Daniel Wallace, “The Number of Textual Variants: An Evangelical Miscalculation,” bible.org. [iii] Ehrman, 10. [iv] Bruce Metzger passed away in 2007. [v] Both quotes can be found on the back cover of Misquoting Jesus. [vi] Ehrman, 7, 257. [vii] Michael Kruger on STR Radio, July 25, 2010. [viii] When a large number of manuscripts exhibit the same “signature” pattern of variations, they are referred to as a text family or a “text type,” e.g., the Alexandrian Text, the Western Text, or the Majority Text (aka the Byzantine Text, the underlying manuscript family of the KJV). [ix] Kostenberger and Kruger, The Heresy of Orthodoxy (Wheaton, IL: Crossway, 2010), 205. Sufficient certainty is the goal, not absolute certainty. [x] Very minor differences in number appear in various catalogs of these documents, but these are accurate enough to make our point. [xi] Paul Barnett, Is the New Testament History? (Ann Arbor: Vine Books, 1986), 45. [xii] Geisler and Nix,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Chicago: Moody Press, 1986), 405. [xiii] Bruce Metzger,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34. [xiv] Kostenberger and Kruger, 207. The number of manuscripts is continually increasing as more are discovered. [xv] Geisler & Nix, 402. [xvi] Ibid., 391. [xvii] Ibid., 392. [xviii] Ibid., 394. [xix] Ibid., 389-390. [xx] Metzger, 39-40. [xxi] Geisler and Nix, 388. [xxii] Kostenberger and Kruger, 208. [xxiii] Barnett, 44. [xxiv] Metzger, 86. [xxv] Daniel Wallace, “The Majority Text and the Original Text: Are They Identical?" Bibliotheca Sacra, April-June, 1991, 169. [xxvi] Daniel Wallace, “The Number of Textual Variants: An Evangelical Miscalculation.” [xxvii] Daniel Wallace, “Is What We Have Now What They Wrote Then?” [xxviii] Kostenberger and Kruger, 215-217. [xxix] Ibid., 219. [xxx] Daniel Wallace, “Is What We Have Now What They Wrote Then?” [xxxi] Ibid. [xxxii] Kostenberger and Kruger, 226. [xxxiii] Ehrman, 55. [xxxiv] Kostenberger and Kruger, 225. [xxxv] Metzger and Ehrman,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Its Transmission, Corruption, and Restoration, 4th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6. [xxxvi] To be fair, this portion was undoubtedly authored by Metzger. Nonetheless, the ironic conflict remains. [xxxvii] Geisler and Nix, 475. [xxxviii] Carson, D.A., The King James Version Debate (Grand Rapids: Baker, 1979), 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