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多特会议“：其背后的神学争论和国家危机（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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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写过一篇读史札记《“多特会议”背后的刀光剑影》，因为当时正在看美国神学家奥尔森（Roger E. Olson）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原著题为“神学的故事”，北大出版社2003版），接触到有关多特会议历史背景的一些史料，于是有感而发。

后来有弟兄姐妹提醒这些史料有不准确的地方，应该更多收集一些资料，以便对多特会议的台前幕后历史有一个更全面的审视。最近笔者找到三本较为权威的教会历史书：雪莱的《基督教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之前还有个北大版）、冈萨雷斯的《基督教史》（上海三联书店2016）和威利斯顿•沃尔克的《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这三个中文版，第一本教会历史书出版多年了，估计很多弟兄姐妹应该读过；第二本才出版了两年时间，其特色在于打破西方中心视角，从全球的视野书写教会历史；第三本出版于1990年代初，早已“绝版”，据悉曾经是欧美地区很多神学院的标准教科书。还有一本是祁伯尔的《历史的轨迹——两千年教会史》（港台版），我以前看过，最近有弟兄拍了有关那段历史的图片发给我，看了一下，论述得很简略。

考察多特会议的历史背景和台前幕后，有两大事件值得关注，并且互相关联在一起。一个就是在当时造成很大冲击的神学之争，另一个是当时的荷兰所面临的国家治理危机。这两个事件最终交织在了一起……

一、多特会议背后的神学之争

这段历史和一位历史名人有关，后人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种和加尔文主义相对立的神学体系。有意思的是，不同的中文版本对教会历史上这位大名鼎鼎的Jacobus Arminius（1560-1609）的名字翻译也是大相径庭，有的译为“阿民念”，有的译为“亚米纽斯”，有的译为“阿明尼乌”。为了统一起见，以下一律称为“阿民念”。

阿民念生于荷兰，早年遭遇坎坷。在阿民念出生后不久，荷兰（当时又叫尼德兰）就爆发了反抗西班牙（当时的世界超级大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他的很多亲人都在这场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洪流中牺牲了。

我还记得我上中学历史时世界近代史教材把这一革命称为“尼德兰革命”，还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说革命领导者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加尔文派的神学思想为旗帜，最终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并使这个“海上马车夫”压倒西班牙成为又一世界超级大国。

起初阿民念在多个地方接受改革宗神学教育，曾师从加尔文的继承者贝撒（Beza），后来被按立为阿姆斯特丹改革宗教会的牧师，是为1588年。在当时阿民念被誉为一位博学能干的牧师，深受好评。

与此同时，荷兰产生了一股新思潮，对宗教强调较为务实的一面，看重信仰在生活中的实践，对僵化呆板的教义规定和经院哲学式的繁琐解读很是厌恶。这股新思潮可能是受到人文主义风气的影响，要知道对宗教改革影响很大的“人文主义之父”伊拉斯谟曾长期住在阿姆斯特朗。当时欧洲有句名言：伊拉斯谟孵了蛋，而路德把它生出来。

可能是由于自身具有非凡的恩赐和才华，阿民念奉命去对这一新思潮的观点进行研究和反驳。不幸的是，阿民念经过一番钻研后，不仅没有去反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同化”了。于是，他就渐渐产生了与正统加尔文主义某些教义相悖的神学观点。

在此之前，在荷兰改革宗内部也有一个不小的争论，这就是神做出预定的时间问题，由此产生了“堕落前预定论”和“堕落后预定论”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不过后来的《多特信经》没有对此做出定规，而是保持了沉默。

阿民念通过研究，逐渐对无条件预定论产生了怀疑，认为这会导致神成为罪恶之源。为解决这一难题，他提出了“预知预定论”，近乎路德宗梅兰西顿（路德的继承人）的观点。为此阿民念同自己的同事、主张“堕落前预定论”的哥马如（Franz Gomarus，1563－1641）发生了激烈论战，并波及到整个荷兰改革宗教会。

但阿民念还没有来得及整理自己的观点，就于1609年溘然长逝。他的观点是由他的学生予以整理和系统化，并做进一步引申的。阿民念对正统加尔文主义神学的异议主要是在预定论这一块，他在三一论、基督论、教会论和圣餐论上基本上都是严格遵循加尔文的教导，要不然在他生前很有可能早被定为异端，而在那个时代异端罪几乎就意味着火刑。也是因此，这场改革宗历史上最大的神学争论也被一些学者视为是改革宗内部自家人的事儿，发生在加尔文的跟随者之间。

这场有关预定论的神学论战并没有随着阿民念的去世而结束，反而更加扩大化。阿民念的跟从者继续和哥马如等传统加尔文主义者进行辩论。1610年在荷兰独立革命元勋奥尔登巴内费尔特（1547-1619）的倡导下，由41名追随阿民念教导的教会人士发表了一份被称为“抗辩书”的信仰声明（Remonstrance），所针对的是对改革宗神学传统某些教义的抗辩。

由此在荷兰改革宗内部产生了一个所谓的“抗辩派”，不同意加尔文的双重预定论，并提出了五条教义性论述，他们也否认人有行善的能力，认为一切善功来自神的恩典，但主张神的预定以预知为基础，反对有限救赎和恩典不可抗拒的观点。后来的《多特信经》之五条是针锋相对提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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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特会议背后的国家治理危机

如果这场神学争论放在今天的中国处境，大不了教会一分为二，各走各的道，就像十多年前温州教会曾为“一次得救是否永远得救”发生过一次难以弥合的大分裂。

但在17世纪初的荷兰，这场神学争论很快就有了政治和经济因素。虽然当时荷兰通过艰苦、漫长的斗争，已经赢得了对西班牙的胜利，但整个国家局势并不稳固，还不能确保完全的独立。而有些荷兰人则希望改善同以前的压迫者西班牙的关系，并从同西班牙的贸易中获利。这些荷兰人主要是富商阶层，在一些荷兰城市里他们是寡头统治者。

于是荷兰在政治上也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一派是希望同西班牙改善关系，以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和格劳修秀斯（1583-1625，近代国际法的奠基人）为代表，也包括富商阶层，他们又属于地方实力派，主张“各省分权”；另一派反对和西班牙来往，主张中央集权，以拿骚的莫里斯（Maurice of Nassau，1567年11月14日—1625年4月23日，荷兰开国之父威廉·奥兰治的儿子，被公认为近代欧洲职业化军队的鼻祖）为代表，其成员还包括大多数社会下层民众，他们内心充满对富商阶层的不满。

富商阶层站在阿民念派这一边，竭力主张同昔日宿敌西班牙改善关系，并尝试展开谈判；而莫里斯这一派站在传统加尔文派这一边，坚决反对与西班牙改善关系。一时间在整个新教荷兰各地纠纷四起，不仅教会面临分裂，甚至国家也难以保全。

中央集权派起先试图召开一次全国性大会解决争端，但地方派认为各省有权裁决本省的宗教事务，因此千方百计予以抵制。但后来局势变得对抗辨派越来越不利，最终在荷兰手握大权的莫里斯于1618年7月逮捕了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和格劳修斯，推翻了“地方实力派”。

紧接着，于当年的11月13日到次年的5月9日荷兰三级议会在多特召开了一次宗教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多特信经》，为这次神学争论划上句号，也终结了这次国家治理危机。

大会结束后数天，奥尔登巴内费尔特被处决（出于政治原因而非神学原因），而抗辨派的牧师们则遭到流放，其信徒被罚款。直到1625年莫里斯去世后抗辩派才逐渐返回荷兰，并于1631年获得政府给予的宗教宽容。

不过，抗辨派经此打击，在荷兰变成了一个小教派，到1795年最终获得合法地位，据说至今依然存在。而真正让阿民念的某些神学思想“发扬光大”的，是后来的约翰•卫斯理，这是后话，在此不表。

我又仔细地把《多特信经》看了一遍，这份纲领确实严词谴责了抗辨派的教导，称之为“错谬”，并明确予以拒绝，但没有把“抗辨派”和阿民念的教导定为“异端”，或者用“异端”这样的词去称谓。想必《多特信经》的制定者可能也是动了一番脑筋的。不信你再去瞧瞧这份改革宗文件。今天有些改革宗学习者动不动把“异端”这个帽子扔出去，是不是需要调整？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在此“画蛇添足”地提一下，最后再提一点，作为结束。

三、进入超越“基督教王国”的宗派时代

当多特会议召开之际，欧洲大陆陷入了持续了三十年的宗教战争。双方打得精疲力尽，整个德国生灵涂炭，这也刺激了很多欧洲人的反思。欧洲从此开始进入宗派时代，超越了从君士坦丁开始的“基督教王国”时代，教会和国家权力被剥离开来。

雪莱在《基督教会史》一书提到了“宗派”和“教派”概念之分，“教派”（sect）声称唯独它自己才具有基督的权威，认为自己才拥有全部真理。而“宗派”（denomination）则是一个包容性的术语。没有哪个宗派能代表整个基督教会，也没有哪个宗派可以拥有全部真理。在基要真理上合一，在次要事务上包容和彼此尊重，这应该是我们学到的功课。
   
                                                                                          写于2018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