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一个人的历史

愤怒的刺猬

城西堂，2008年刚刚庆祝了建成130周年暨重建110周年。（陈耀辉摄）

 

 

       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不停发酵，成一个心结。终于到了2007年，曾经的记者、商人沈迦放下一切，投入一场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历史探索，千里追踪，找到了大部分答案。

　　照片的主人公，叫“苏慧廉”，一个即使是专业历史学者都感到陌生的名字，但却是一个早应引起中西汉学界注意的名字。

 

 

 

 

一个人的历史

 

朱雨晨 撰

 

 

　　沈迦静静地看着车窗外的蓝天白云，看着清澈却深不见底的大海，看着以百公里时速向后飞驰的栏杆，车正离开温哥华，上了通向烈治文的跨海大桥，沈太太安静地开着车。突然，他开口了，声音不响但坚决：“我想做这个事，我想写他。”

　　沈迦想写的这个人，中文名叫“苏慧廉”。

 

 

初识苏慧廉

 

 

　　1991年大学新闻系毕业之后，沈迦回到家乡担任《温州日报》文化版记者、编辑。他注意到，几乎所有与温州开埠有关的历史书籍和报道中，都会用同一张照片。它大约摄于19世纪后半期－－温州的近代化历史，开始于1876年的《中英烟台条约》。

 

 

 

几乎所有与温州开埠有关的历史书籍和报道中，都会用同一张照片。它是温州历史最早的影像材料。

 

 

      照片里的温州，还是一个由密集平房、鳞次瓦顶、林立船桅构成的中世纪小城。

　　沈迦发现，这张照片来自于一本英文书——《中国使命》作者名为“苏慧廉”，英文William Edward Soothill。他的妻子也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往事》。这两本书在整个温州市各只有一本。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另一个温州人，考古大家夏鼐在北京旧书摊上买到了它们，后来被温州图书馆借去。1985年夏鼐去世后，它们就被收藏在温州图书馆里当作善本，不准外借。因为《温州日报》的记者身份，沈迦去图书馆，能被允许翻翻这两本书，偶尔复印一两页。

　　几乎所有追溯温州近代史的书籍、报道、纪录片，都会使用这张照片。时间久了，沈迦越来越感到好奇，这张照片的拍摄者，这两本书的作者，是什么样的人？

　　工作之余，他查阅了温州的地方志，以及所有能够得到的相关材料，只能隐隐勾勒出一个主人公在温州时的大致轮廓。

 
　　苏慧廉是英国“偕我会”（ 后来改名为“循道公会”） 派到中国的传教士。他主持大规模重建的“城西堂”，至今还是温州规模最大的基督教堂，2008年刚刚庆祝了建成110周年。

　　小时候，沈迦陪奶奶去过这家教堂，对那里很熟悉。教堂的净空很高，里面有六根黑色巨型圆柱，它们和中国古建筑里朱红色的圆柱完全不同。他也模糊地记得，很早就有长辈提起过，这些柱子是从英国千里迢迢运来的，原来苏慧廉就是它们的奠基人。

　　余时间的探索极其有限。虽然沈迦对苏慧廉发生兴趣了足有十年，那个遥远的身影仍然极其模糊，就像他留给温州的唯一一张照片那样。

 

 

 

苏慧廉留给温州的唯一一张照片，模糊的大胡子。

 

 

   这个迷一样的人是什么时候来的温州，除了那所教堂之外又做了什么，什么时候走的，之后的命运呢？

 

愤怒的刺猬

用温州方言翻译圣经

 

　　1881年时，从英国到中国的海路需要两个月时间。21岁的孤身一人，飘洋过海而来。

　　苏慧廉生于1861年，学过法律，曾在曼彻斯特一家律师楼工作。他通往中国的路，始于一本杂志，上面登了循道公会招募志愿者的广告。苏慧廉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当时就有一种感动。志愿者只有一个名额，就在中国——宁波教区驻温州的传教士去世了，需要有人继续他的工作。

　　苏慧廉在温州一待25年。几年后，未婚妻也来了。俩人在温州举办婚礼，生下一子一女。儿子在四岁时离开温州，女儿则一直跟随父母左右，也成了一个中国通。

　　到温州后不过半年，苏慧廉就能用温州话上台讲道——这是一种连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望而生畏”的方言。后人不得不感慨，这个外国人有怎样的语言天才，又是怎样勤学苦练才能做到呢？

　　在城西堂的重建碑文上，至今还留有苏慧廉写的铭文。其中有一句文言文：“中外集资成数，庀材鸠丁，昕夕董治，月圆十度，方始告竣”，这段现在大部分中国人读起来都拗口的 文言文，翻译成现代汉语是：集合了中外大笔资金，穷尽人力物力，不分昼夜地加班苦干十个月，终于竣工。

　　苏慧廉还用温州方言翻译了圣经的《新约全书》，并且用拉丁字母给当地方言之一，瓯音的进行注音。苏慧廉用过的讲稿，有些保留到了今天，那上面还有他用拉丁文字的注音。

　　这些资料在语言学上非常宝贵，因为它们无意中记录了一个世纪之前温州方言的发音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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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的现代化医疗体系由苏慧廉开创

 

　　苏慧廉在温州创建了一家“艺文学堂”，英文名是“college”。也就是说，十九世纪后期，温州这样一个偏具一隅的中等城市已经开始了高等教育。苏慧廉聘请的校长来自英国，是剑桥大学的博士，后来在温州也待了20多年。

　　1903年，开学典礼上，应邀出席的还有他的好友，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过杰出贡献的李提摩太，他也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翻译家和教育家——1907年，在温州待了25年之后，苏慧廉走马上任山西大学（时称“山西大学堂”）校长，也是接了李提摩太的班。

 

 
李提摩太参加的开学典礼

 

       另一个方面，温州的现代化医疗体系也由苏慧廉开创。1906年，他创办了白累德医院，这是温州第一所西式医院，1949年之后，它改称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悬壶济世至今。说起来，当年参与接管这家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就是沈迦祖母的姐夫，沈迦就是在他家长大，叫他“爷爷”。

　　2007年决意“寻找苏慧廉”的沈迦，其时已不做记者，下海经商，几番打拼后，拥有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沈太太说：“你还有别人不具备的条件——吃饱了饭没事干。”

　　沈迦知道，他的条件已经成熟，他已经进入了最好的研究、写作状态，一个人的历史研究从此开始。

　　沈迦先后读了不下100本书，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拼出苏慧廉的生活轨迹，其中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译名不统一。

 

    “William Edward Soothill”最正确的译法应该是“威廉·爱德华·苏西尔”，“苏慧廉”可能是他本人取的中文名字，史料中还有很多译法，甚至有民国教育资料说他是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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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时已是全中国首屈一指的教育家

 

　　苏慧廉对中国的最大的贡献，在于教育。“山西大学堂”是用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当时和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齐名。这是当年仅有的三所公立大学， 

　　当年的中国高教体系颇有兼容并蓄的雅量－－仅此三家大学，就分别采取了美国、英国和日本式的不同管理模式。山西大学堂是学英国的。其中设立“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两个分部。苏慧廉就是接替李提摩太，担任“西学专斋”的“总理”，相当于校长。

　　当年中外约定，西学专斋由中方的庚子赔款建立，由外方全权管理，经营十年之后交还中方，所以苏慧廉任职到1911年，作为最后一任外方校长，办完转交事宜才离任。

　　沈迦找到了山西大学百年校庆（2002年）的内部出版物，发现“苏慧廉”这个词条的前言作者，正是苏的后人。通过山西大学，沈迦联系到了苏慧廉的曾孙－－一个内燃机工程师。

　　他还记得一直到上世纪七十或八十年代，家里保留了一套中国清代的官服，因为那是贵族的象征，很不幸，后来失窃弄丢了。但除了那套官服，他对苏慧廉一无所知。英国人也没有扫墓的传统，他连祖先葬在哪里都不知道。于是，这条线索就断了。

　　事实上，那套官服是山西巡抚上奏，表彰传教士们开办教育有功，封李提摩太三代正一品，苏慧廉三代正二品。

　　苏慧廉离任和辛亥革命几乎同时，那一年各国差会有一个宏大计划，要在中国联合开办一所最好的大学，定名为“华中大学”，而苏慧廉被公推为首任校长，负责筹备的协调事宜。可见他当时已是全中国首屈一指的教育家。

　　为了“华中大学”，苏慧廉回到英国筹款，募集到30万英镑启动资金。遗憾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让这个计划完全落空。但苏慧廉夫妇的教育理念仍得到了实现－－他回国后，太太在北京留了一段时间，继续办学，她开设的学校叫“培华女子中学”：1916年入学的一个女孩子后来名震中国，叫林徽因。
 

 

 
林徽因（右一）和她表妹的合影，穿的是培华女中的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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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文官家族的命运转折

 

　　沈迦发现，谢福芸的四部小说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书里的主人公都用了化名或职务代替，但她写下的故事大都有原型。比如胡适的名字没有出现，只说是一位“逻辑学教授”。

 
　　于是，谢的四部小说构成历史导游图中的骨架，细心校勘就能发现很多尚未被史家解开，甚至注意到的谜团。它们联络的进路和出途，都光辉无比。但后人穷经皓首却弄不明白，为什么历史在这里转了一个弯呢？沈迦就像一个耐心的锁匠，细心挫去板结了一个世纪的尘埃。当历史之锁叮当一声开启，他恍然大悟，原来机簧线路是如此连接的啊。而钥匙，就是苏慧廉。

　　在谢福芸的三本书，和苏慧廉太太的回忆录里都起了一个人，名叫“Li Cheng”（励诚），说是个名门之后。尤其是苏太太说得很明确:” 宰相翁同龢被罢免，他是我们的朋友励诚的叔叔”。而在谢福芸的小说里，励诚的妹妹“花儿”（Flower）和谢本人是结拜姐妹，在天津同吃同住。也就是说，翁家和苏慧廉有非常们密切的联系，从此沈迦开始聚焦这条关联。

　　翁同龢一家出了三个状元，满门高官，可谓是中国文官的第一家族，其家族史就承载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一场时代大潮中的命运变迁。他们和传教士的联系，却很少为人所知。

　　翁氏后人中，现在最著名的人物是大收藏家翁万戈。翁家是个大族，姑表甥侄关系复杂，又相互过继。如果画一张表，会像一棵百年古树一样枝杈交错。翁万戈的族名“翁兴庆”，属于翁家“庆”子辈，也是翁同龢之后的第五代。翁同龢本人无后，翁万戈一支被过继到了老状元家，因此得享翁同龢的收藏，后来成就了世界级收藏家的地位。

　　现在翁万戈也已年过九旬，居住美国，在全球华人中都赫赫有名。沈迦素来喜好字画，对翁万戈仰慕已久。他托人向北京的嘉德拍卖行打听，因为翁家有藏品通过他们拍卖。对方却很警惕，要知道在这个圈子里，去找拍卖行的上家对很犯忌的事情。

　　沈迦反复联络，终于把谢福芸书里的一张照片送到翁万戈手中。九旬老人看到以后说：“里面一个孩子就是我。” 沈迦和翁万戈取得联系后，曾问老人，你们是中国文官第一家族，怎么会不走私墅开蒙，应试中举的老路，去上教会学校呢？答案都是苏慧廉。
 

 

 
翁氏家人合影，其中有翁万戈。 

 

 
 
　　谢福芸和苏太太书中提到的“励诚”，就是翁万戈的父亲翁之熹。因为苏慧廉的的影响，翁之熹毕业于天津的教会学校，后来去了英国，为中国赴欧洲考察的代表团做翻译。谢福芸本人也被翁之熹的父亲收为义女，按辈分算是翁万戈的姑姑。至今翁家人也都口耳相传当年有个外国来的“苏小姐”。后来，翁万戈也出国读书后来定居美国。是苏慧廉，影响了中国这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家族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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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的汉学大家

 

　　1911年，苏慧廉回到英国。“华中大学”由于战乱搁浅，但苏慧廉仍然在烽火连天的欧洲，做着和中国教育有关的事，他创立了赫赫有名的法国华工青年会（YMCA）－－中国向德国宣战之后，有20万华工踏上欧洲战场。青年会就是为他们服务的组织。

　　当时苏慧廉麾下的两位知识分子，后来在中国也赫赫有名。一是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一是晏阳初。后者荣耀一生的平民教育，就是在法国从教华工识字、写家信开始的。1943年，宴阳初被美国人评为“十位现代具有革命性贡献的伟人”之一，与爱因斯坦、福特、杜威同列。

　　一战结束，苏慧廉受聘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在英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教授是罕见的高位，须发如雪的讲师、副教授比比皆是。

　　牛津汉学教授一职还是终身制，至今为第九任，苏慧廉是第四任。1920年他受聘时，前任已辞世两年，职位一直空缺，可见牛津大学的考核严谨。

 
　　而苏慧廉在中国待了30多年，既不是牛津大学毕业，又没有学位，虽然已经坐定了这个位置，却不合牛津的体制。于是英国人“特事特办”，苏慧廉正式注册成为牛津大学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汉学教授的当天，牛津大学授予他硕士学位。这是1920年11月16日。

　　他何德何能被如此亲睐？

　　苏慧廉在山西大学任上，就重新把《论语》翻译成英文。他的译本至今还是牛津大学最认可的经典翻译，版号已经翻新到了三十多版，仍在出版。

　　很可能就是在好友李提摩太去世后，他写下《李提摩太在中国》，很可能就是在后者的影响下，苏慧廉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因此在牛津任上，他翻译了《妙法莲花经》（The Lotus of the Wonderful Law），又撰写了一本中国佛教术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这两本书奠定了他一生的汉学地位，到今天都是佛教研究领域中最好的英文工具书之一。

　　作为牛津的汉学教授，苏慧廉留下著作十余册，另有论文若干。1928年他被邀请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半年的访问学者。苏慧廉写了一封信给牛津校方：第一位受聘为这个项目访问学者的是伯希和，即第一个把敦煌古卷带到西方的人，乃公认的汉学大家；第二位是剑桥大学的翟理斯，是李白的诗作和《聊斋志异》的译者，也是汉学巨星；现在是历史上第三位。此时，两位前辈都已过世，苏慧廉在当时世界汉学界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牛津一定要批准我去。”苏慧廉不无骄傲地在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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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蔡元培、费正清、胡适的交往

 

　　20年代以后，所有第一流的中国知识分子造访牛津，都由苏慧廉对口接待。如蔡元培1924年作为中国教育界的代表访英，苏慧廉请他做了文物鉴定的工作。

　　20年代末，有一个美国年轻人来牛津攻读汉学博士，投入苏慧廉门下。苏建议他去中国调研考察、学习中文。在中国，他结识了也算是同门的林徽因。林才女给他取了一个漂亮的中文名字——“费正清”。很遗憾，待费正清结束中国之行，回英国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时，苏慧廉已经过世。

　　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的继任者，中选的是陈寅恪。陈却因为眼疾未能成行。

　　沈迦在谢福芸的一本书里，还看见一幅让他颇为吃惊的照片，画中人不是胡适吗？

 

 
谢福芸书中的胡适。

 

 

 

　　苏慧廉和胡适的合影摄于1926年。那一年英国下院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决定将英方退回的赔款用于兴办教育，在中国选派赴英留学生。

　　中英双方建立了一个“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商谈这笔赔款的使用细则，并在全国各地考察。英方挂帅的是威灵顿勋爵，苏慧廉为此向牛津请假一年，加入委员会重返中国。中方的代表则是胡适、丁文江等。

　　苏慧廉的年纪比胡适整整大了一辈，但一路相谈甚欢。结束中国之行后，他们又乘火车进苏联，一起走遍整个欧亚大陆回到英国。不离左右的，正是苏慧廉的女儿谢福芸，后来她把这些经历都写进了自己的小说。

 

庚款委员会的合影，也是苏慧廉和胡适的合影，摄于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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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历史是活的

 

　　一个人的研究历史到了2008年，沈迦依然无从知晓苏慧廉何时去世，葬在何处。

　　通过网上旧书店，他买到了一本苏慧廉的学术著作《中国三教》（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那本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前任主人也是个有心人，在封底贴了一张发黄脆页的《纽约时报》剪报残片，是苏慧廉去世的消息。

　　报纸上只有1935年字样，没有确切日期。于是沈迦在图书馆里调阅了那一年《纽约时报》的所有缩微胶卷，他进而猜想《纽约时报》的消息可能是从英国媒体转载来的，于是又查阅了同期的《泰晤士报》，终于在1935年5月15日的头版，发现了以下一行字：“苏慧廉教授于昨晚在牛津Bloomberg Street去世。”沈迦大喜，这不是连苏慧廉在牛津的住址都找到了吗？

　　沈迦知道，治史者，最好能见到实物。 2009年3月，他来到牛津。

　　初春的嫩绿覆满了数百年的老树，背后是故旧的教堂、教室，他所在的家庭旅馆，卫生间的水龙头上面刻着字：产于1901年。沈迦意识到－－在这里，历史是活的，他所处的牛津还是苏慧廉的牛津。

　　沈迦找到牛津大学图书馆，想调阅这里的历史档案。但根据校方的规定，他需要牛津大学的教授作推荐人才能看到。 一位东方善本部的负责人接到电话，回答，快让这个中国年轻人到我办公室来。

　　这个和善的老头，叫David，一辈子精通中国文言文，却不懂现代汉语的听说读写，发回的邮件都是“君顿首”之类。

　　沈迦像一个求教前辈的年轻侦探，向他摊开手中的所有线索。

　　David建议直接打电话给牛津的市政厅，看看他们那里有没有苏慧廉墓地的记录。过了一会，对方回电，沈迦小心听着浓重的牛津音的交谈，不时蹦出一个名字“Lucy”，突然想起，那是苏慧廉太太的名字啊，找到了！

　　苏慧廉夫妇的墓地是以苏太太的名义购下，但两人最终归葬一处。

　　沈迦和David立刻前往实地，那里是一块长满青草的空地，墓碑、号码一概无影无踪。David 知道，按照英国人的习惯，如果是没有墓碑的墓地，一镐打下去应该能看到棺木周围有金属铭文。

　　墓地上有一束塑料花，下面是个金属的支架，老头也不管对旁人是否尊敬，把花拔掉，拿金属管当洛阳铲用，扒开表层土，挖出已沉于地下的墓沿花岗岩界石，然后就看到了金属的刻字。

　　这两人一起努力，刨开棺木周围的表层泥面，再拂去尘土，重见天日的正是苏慧廉夫妇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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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功业长存”

 

　　后来沈迦才知道，David在牛津的地位很高，下级去见他的时候都要穿上袍子以示尊敬。这一天他却像个孩子一样，不住说今天是“lucky day”。

　　下午，他又拖着沈迦去寻找苏慧廉的故居，一路上嘀咕着：“苏慧廉很富有吗？你给我的地址，可是房价极其昂贵的地方啊。”沈迦答道：“我查到他的遗产不过1600英镑，而且生前还要出租房屋补贴家用，不会很有钱。”到了地方一看，原来那是牛津大学的校产，苏慧廉只有在世时可以无偿使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苏慧廉去世后，谢福芸很快搬离牛津。

 
 

 
苏慧廉在牛津的住所。

 

 

　　谢福芸的后半生极其坎坷，她一度成家，嫁给另一位汉学家“谢立三”，所以她给自己冠以“谢”姓。谢立三曾任英国驻温州、重庆和台湾的领事。他的年纪比苏慧廉还大，于1925年去世。寡居的谢福芸之后又和父亲一起生活了十年。

　　大有收获的第二天，David就把这个信息发到牛津大学图书馆的新闻网页上。老头也不掠人之美，贴上了沈迦在墓地拍下的照片，说是这个中国年轻人，帮助牛津大学贴补了校史上的一个空白。

　　现在，沈迦正忙于《苏慧廉传》的写作之中。从英国回来后，他偶然看了贾樟柯导演的《二十四城记》，屏幕上的最后一句话让他深有感触：“仅你消逝的一面，足以让我荣耀一生。”

　　他想到苏慧廉，想到牛津的墓地上，苏慧廉夫妇名字边也刻《圣经》上的一个句子：“他们的功业长存。”

　　“我想，我跨越重洋千里追寻到这里。不过就是为了证明这句等待了我几十年的话吧。”沈迦谦逊地说。

 

　　（原载美国《读者文章》中国大陆版《普知》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