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的传播过程中,为何会与不信教的群众发生如此大的冲突,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1.1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基要主义基督宗教之间的矛盾
中华民族有着4000余年无间断的文明历史,有着自己的宗教、伦理、道德、教育、行政体系;有着独特的文字、服饰、饮食、建筑、绘画、医疗文明;有着享誉世界的重大发明,如造纸术、活字印刷术、黑火药。总之,中华文明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文化一样,是世界文明的一极。并且对周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东及韩国、日本,南及中南半岛的泰国、越南等,形成另一种文化的共同体,称为儒教文化圈或中华文化圈。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也贡献颇多。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文化优越感,韩国外方传教会金秉洙神父认为:先就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而言,中国常保居整个东亚文化圈之领导地位。因而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中国对外之文化关系是“输出而非接受的”,是“领导而非模仿的”。以此为断,中华意识与排外思想是成比之关系。林语堂先生曾云:中华民族是天生的堂堂大族。自文艺复兴运动,欧洲的产业技术方面有非凡的成就,中国却停滞,才丧失了它在世界中世纪史上的领先地位。但在思想上的惰性,却使它仍然死抱着自高自大的心态不放。这种文化从本质上就会排斥外来的基督宗教文明。
面对这样一个“天朝大国”,“文化大族”,基督的福音分别在七世纪、十三世纪、十六世纪末三次叩关渗入。但只有明末清初,福音才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并逐渐成长起来。天主教从利玛窦神父这样“一粒麦子”,结出今天的六百余万信众的“籽粒”;新教则从十九世纪中期来华传教的“一粒粒小小的芥子”,成长为“一颗颗比各种蔬菜都大,疑似成了树的作物”。笔者之所以要用“疑似”一词来形容基督新教,并非因为笔者与基督新教信仰不同而产生的派系攻讦,实在是因为基督新教“麦子与莠子混杂”,立了许多不良的恶表。
比如基督新教派系林立,各派之间互相攻击、互扣“异端”高帽。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的报告《当前中国农村的宗教概况》中有这样的描述:“基督教本身是极度排外的宗教,其内部各种派别在农村争夺信众而相互攻讦、拆台,拉拢对方成员。…正规基督教由于是“政府允许”而为人们所接受,并接受其对其他宗教的评论,乃至污蔑。”
这种做法实际上违背了主耶稣“你们要彼此相爱,使人们认出你们是基督徒”的圣训。同时,也有悖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和为贵”的理念。
更为严重的是当前基要派基督徒的语言范式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形成冰火之势,使信众团体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
何谓基要派?世界基要大会(The World Congress of Fundamentalists)是这样定义的:“一个基要信仰份子是一个重生得救,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他绝对忠心于完全正确,无可谬误,由神默示的圣经。相信圣经一切的内容。用圣经去作一切分析和决定,并接受圣经的批判。……”至于现代社会的基要派,乔治·马斯登是这样描述的:“基要派就是对某些事情怒气冲冲的福音派信徒。这似乎简单,却极为准确。”
由于基督新教在中国的发展速度较快,高素养的神职人员极为匮乏,信教群众只能自己阅读圣经,按照自己的学识理解圣经的字面意思。就形成了一族庞大的“相信圣经一切的内容”的“基要派”。而圣经的字面意思与中国传统典籍势必有冲突的地方,“好战的”原教旨主义基要派基督徒与不信教群众之间的矛盾就会凸现出来。
比如中国的传统理念强调祖先崇拜,认为自己家族已亡的祖先已登入仙界,正在泽被后世、荫蒙子孙,这一观念南方地区尤为突出,并成为我国国民的一种信仰。而基要派基督徒没有尊重不信教群众的这种情感,过分强调“不信的人死后是要下地狱的”这一机械教条。这就等于告诉不信教的群众,他们所敬仰的先贤圣人、列祖列宗已进入地狱。反之,基要派基督徒又过分宣传自己是亚当子孙、挪亚(天主教译为诺厄)的儿子含的后裔,这在习惯了“慎终追远”的中国人眼中属于“数典忘祖”、“大逆不道”的行为。
当然,上述所举的事例只是表象,这种矛盾的根源是两种文明都具有傲慢性、排他性,矛盾很难调和。
1.2、一些基督徒的行为模式与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产生了严重的矛盾。
其一,是一些基督徒过分地传教,使不信教的群众能产生反感情绪。比如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王奇昌在其硕士论文《无人聆听的福音----河南省镇平县北庄基督教之研究》中描述道:
教徒总是简单的强调“信”与“不信”的对立,北庄的基督徒更是如此。她们天天口口声声“末世审判”、“不信即罪”、“不信的人死后是要下地狱的” 。而在笔者所访谈到的民宗局工作人员都是异口同声的认为该县的基督徒“文化程度低的厉害” 、“愚的不行”。村支书则在2006年1月25日的访谈中直截了当的告诉笔者,她们只是他人“茶余饭后的笑料”。
福音的传播者与不信教群众的对立态势跃然纸上。
其二,是一些基督徒在传教过程中用不实的言语“妄证”,造成恶劣影响。为了拉拢信徒,一些福音的传播者在传教过程中说了大量缺乏逻辑和实证的言语,甚至是谎言。比如“达尔文临终时忏悔了”、 “美国就是信基督教才那么发达的”、“某地的人因为不信教才招致地震”、 “牛顿、爱因斯坦都是信主的”等等 。
有些语言属于明显的谎言,这样传教既违背了“毋妄证”的诫命,又使反基人士极为反感,比如著名学术打假人士方舟子就著有《达尔文忏悔了吗?》一文来驳斥“达尔文临终时忏悔了”的说法。
其三,是一些新教的原教旨主义基督徒过份攻击其他文化与宗教,给人感觉是拿着十字架的“红卫兵”和“义和团”,背离了主耶稣所训诲的“爱”的精神。这一点任何天主教的神长教友都不会陌生,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一些教派虽然在过去三十年中发展较快,但由于其信众不注意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和不信教群众的感情,造成不信教团体的反感甚至形成“反基”情绪。这一点,在天主教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汲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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