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教神学的盛宴——读《改教家的神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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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教神学的盛宴
——读《改教家的神学思想》

文/许国永

　　 有些书，读一本就是一本；有些书，读了很多本还不如听别人说上几句话；而有些书，读一本却胜似好几本。蒂莫西·乔治的《改教家的神学思想》就属于这最后的一种书。这本书是路德、茨温利、加尔文、门诺四位改教家的思想评传。每个人物的章节既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因此，读这本书给人读四本书的感觉。而每个人物的章节标题也让人印象深刻，它们分别是“切慕恩典：马丁·路德”、“勇敢为主：茨温利”、“荣耀归主：加尔文”、“别无根基：门诺·西门”。

 

一　神学与人生的美妙融合
 　　这本书每个章节的内容非常丰富完整，以思想评述为主线，又点缀以人生的悲欢离合。读者不仅可以饱享众改教家所带来的神学盛宴，还可以品尝他们如烈酒一样甘苦参半的人生际遇。
 　　在路德一章中，读者既可以看到在谈论教会时，路德用“亲爱而可敬的少女”来作比喻（68页）；在论及上帝的仁慈时，用“在马桶上”来比喻，人在非常软弱的状态中，只能把自己交付上帝（83页）。也可以看到，路德与茨温利在圣餐争论时那种另人心痛的互不相让和针锋相对。还可以看到路德在14岁的爱女因病死去后，对钉棺材盖的木匠大喊：“用力吧！世界末日她还会复活。”（83页）
 　　茨温利那一章中，你可以看到茨温利较为全面的神学思想，既包括他的一些广为人知的思想，比如他对于圣餐和婴儿洗礼的一些精彩论述，也包括他的一些饱受批评的学说，比如在论述拣选教义时，他提出的“虔诚的异教徒”也可以得救的假说。你还可以看到，茨温利在一场瘟疫中逃生后，因感受到上帝的护理而归向上帝，以及战死沙场后，他的心脏奇迹般地从毁灭中被保存下来的奇异传说。
　　 而在加尔文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加尔文对改教神学所做的承前启后、清晰而系统的解释，还可以看到加尔文被红胡子法雷尔一句诅咒的话吓倒后对上帝的那种无可奈何的顺服，以及妻子去世后，加尔文在给友人的信中所流露出的那种深入骨髓的丧妻之痛。
 　　在门诺一章中，既有门诺·西门反对婴儿洗礼的比较全面的论述，他对基督的无条件的跟随，以及对真教会的寻求，还有门诺和其追随者带着妻儿背井离乡，四处逃亡，但却无怨无悔的人生故事。

 

二　从所研究时代的标准出发的宽广的神学视角
　　 作者在第一章“概论”部分说：“历史并不是对过去事实的简单复述。历史不可避免是对过去的一种阐释，是一种回顾过去的视角，这种视角受限于材料本身以及对材料进行选择和解释的历史学家。”（3页）在书中，作者以宽广的神学视角来对三个宗派（以路德为代表的信义宗，以茨温利、加尔文为代表的改革宗，以门诺·西门为代表的重洗派）进行评论。
　　 重洗派在宗教改革的时代，因为其所主张的反对婴儿洗礼等神学思想而遭受到主流改教家路德、茨温利、加尔文的批评，路德称他们为“狂热分子”，而加尔文的说法更是尖刻，“骗子”、“恶棍”、“疯狗”，要多难听有多难听（236页）。而门诺也不甘示弱，对主流改教家给予回击，称他为“伪善的骗子”、“希律的家族”、“魔鬼的传道人”等（263页）。宗教改革的时代，主流改教家和重洗派双方是可以称之为“仇家”的。但是，本书的作者蒂莫西·乔治作为一个浸信会背景的神学家（浸信会的神学思想主要来自重洗派），提出改革宗与浸信会并非两个互不相容的名词（见原版序）。
 　　作者在书中引用波威克（F. M. Powicke）的格言说：“评价一个观点或思想，不应该依据它对我们的价值，而应该依据它对提出此观点之人的价值。”因此他关心的是四位主要改教家的自我神学理解。并提出，我们不能对众改教家思想的有效性抱有偏见。我们不能按照当代的标准，而是要用正在研究的那个时代的标准去解释过去（5－6页）。
 　　正是基于以上的这种态度，作者对书中的四个人物一视同仁，给予他们不相上下的篇幅。针对加尔文烧死塞尔维特、茨温利淹死重洗派信徒一事，也没有恶言相向，而是用当事人所处时代的标准来理解这两件事，不丑化也不美化。在第七章总结四位改教家的神学思想的伦理意义时，也没有因为自己的浸信会背景，而高举重洗派的思想，而是比较客观中立地看待三个宗派。提出“信义宗强调信心高于行为，可能沦为形式主义，因为只有纯正的教义而没有圣洁的生活总会导致刻板的正统。改革宗强调融入世界，却将教会变成多少有些像政治行动委员会或社会服务组织；而重洗派抨击文化，则堕落为呆板的分离主义，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从每一个传统里我们都能学到很多，但是我们不服从于任何一个。我们只服从耶稣基督。”（302页）
 
三　四位改教家的一些神学思想对当代中国基督徒的启发意义
 　　正如前文所述，这本书所涉及的神学思想非常全面，既有一些广为后人采纳的思想，也有一些富有争议的内容。而该书最后一章“改教神学持久的有效性”，更从“上帝的主权与基督论”、“圣经与教会论”、“崇拜与灵修”、“伦理学与末世论”等四个方面，阐发了改教神学对当代教会的历史意义。本文决定跳开这些方面，而是从四个改教家的神学思想中各挑一些来看其对当代中国基督徒的启发意义。
 
1、路德的“信徒皆祭司”教义
 　　很多人都知道路德提出了“信徒皆祭司”的教义，但是大部分人却并没有真正理解。蒂莫西指出，对一些人来说，这一教义意味着教会里不再有祭司，也就是神职人员的世俗化。一些团体比如贵格会因此提出牧师不应再作为教会中一个明确的职分。而更多人则把这一教义理解为所有信徒都是自己的祭司，因此在信仰和教义的事务上拥有“个人判断的权力”。作者指出，这两种看法都是对路德最初的意图的误解。而路德的“信徒皆祭司”的教义，其本质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每个基督徒都是其他人的祭司，我们都是彼此的祭司。（75页）
 　　路德根据《彼得前书》2：9“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以及《启示录》1：6“你使他们成为国民和祭司”，提出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从而打破了天主教会中神职人员与平信徒的划分。而每个教会成员都平等地享有祭司的身份，共同享有教会的各项权利，路德列举了七种权利：讲道、洗礼、举行圣餐、承担“钥匙”的职责、为他人祷告、献祭、评判教义。
　　 信徒皆祭司既带出了权力又带出了责任，信徒有尊贵的身份，又要行服侍。上帝使我们成为一体，路德则喜欢用成为“一块蛋糕”来作比喻。我们要在主里面彼此相爱、互相关心。用路德的话来说，“我们都是祭司又是国王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到上帝面前为别人代求。如果我发现你没有信心或信心很软弱，我可以请求上帝给你坚强的信心。”因此，一个人不能单独成为基督徒，教会作为“圣徒的群体”，是一个彼此代祷的群体，是帮助邻人的祭司，分享快乐和分担重负的家人。
 　　我们过去在谈到路德的“信徒皆祭司”教义时，常常从信徒在教会中都有责任来参与服侍这一角度来理解，而忽视了其中所表达的“团契”意义。我们在谈到“团契”的重要性时，也主要从“圣徒相通”角度来理解。而从“团契”这一维度来理解路德的“信徒皆祭司”教义，对当代中国城市基督教会从团契向堂会模式转型给团契生活所带来的挑战，以及中国教会中不注重团契生活的“星期天基督徒”、“文化基督徒”等现象有很重要的神学意义。
 
2、“基督的国度也是外在的”
 　　在苏黎世利马特河边的水教堂立着茨温利的一座雕像，他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剑。这一雕像的“这个姿势戏剧性地象征了茨温利改革事业的张力，这张力最后导致了他悲剧性的死亡，也象征了他想要使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教会与国家、神学与伦理、行政官员与牧师、个人与集体，都符合上帝的旨意”（139页）。
　　 茨温利宗教改革的特点就是以圣经为准则来改革教会和外部社会。因此，他高举“圣经而非人类传统”的原则，将人的权威与圣经的权威鲜明地区分开，并在自己的布道中采用激进的新式讲道法，放弃了诵读课经的传统方式，采用逐章释经的方式。不仅从圣经出发讲道，还让圣经直接对他和他的会众说话。而且，茨温利还使市政当局接受了圣经原则。茨温利还设立了“先知讲道”学院，使所有苏黎世的牧师和神学生定期聚集在一起，共同解经和释经。
 　　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茨温利提出“基督的国度也是完全外在的”。他从一开始就比较关注改革的社会和政治含义。而苏黎世的教会和市民团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属灵和世俗的长官共同治理，二者都遵从圣经的权威，并将其作为统治的基础。例如，1525年苏黎世市议会建立的“婚姻法庭”，就是由神学家和市议会成员共同主持。茨温利临死前所写的一份著名的声明中，更是说道：“基督徒只是忠实而优秀的公民，而基督教城市只是基督教教会。”（116页）他提出，地方长官和牧师都是上帝的仆人，共同保证上帝的国度能够长远。地方长官由上帝任命，维护秩序，打击偶像祟拜并支持讲道。而牧师则要对地方长官进行劝告。茨温利称牧师为“牧羊人、守夜人或先知”，而他自己在不同时期，也确实担任了苏黎世城的先知角色。
 　　茨温利的这种先知使命，也使他进入了苏黎世、瑞士联邦错综复杂的政治中，而这也导致了他1531年悲惨地战死沙场。
　　 茨温利与政治的这种密切关系，也是他颇遭世人非议之处。有人甚至认为，如果茨温利不是死于战场而是死于殉道，将会使人们对他的看法改观。其实茨温利有很多次殉道的机会，但他都避开了。
　　 蒂莫西指出，人们在批评茨温利的政治行为时，其实忽略了他这些行为背后的真实动机。“他的动机是以对社会的理想以及对穷人和边缘人群的关注为中心的。他反对画像，一部分原因是基于基督徒那么多的爱被浪费在一些没有生命的物体上，而地上那么多的‘真正的上帝形象’，即信徒却在贫困中变得虚弱了。”（117－118页）茨温利反对为死者举办弥撒，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在废止弥撒后，他把那些举办弥撒的捐赠都转给慈善机构，用来帮助穷人。
 　　“茨温利参与的政治和经济事务指向的是整个社群以及全部社会生活的改革。教会和国家的关系就像灵魂与肉体，彼此有分别又必须相互联系和依存。……‘基督的国度也是外在的’意味着人类生存的任何方面都不能排除在福音的要求和应许之外。”（118页）
 　　虽然茨温利“基督徒只是忠实而优秀的公民，而基督教城市只是基督教教会”的说法，是与苏黎世城市的特殊背景联系在一起的，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的宗教和政治形势。但他一手举圣经一手举剑的形象却让人印象深刻，其“基督的国度也是外在的”的说法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因为圣经上也提倡“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作为基督教会的一名成员，我们不能“两耳不闻‘教外事’，一心只读‘圣经书’”，而应该在实践我们的信仰生活同时，用圣经的原则来回应社会里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

 

3、加尔文论祷告
 　　加尔文在1559年版的《基督教要义》中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讨论祷告。他提出祷告是“信心的主要操练，以及我们每日接受上帝祝福的途径”。
 　　既然上帝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掌有主权，既然上帝看顾和护理着包括基督徒在内的所有人，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他必然晓得，他也必然因着他信实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还需要祷告做什么？
 　　加尔文说：“信徒祷告不是告诉上帝他所不知道的事，或者敦促他履行职责，或者当他延误的时候催他，而是提醒自己寻找他，默想他的应许、放下担忧以操练信心……铭记以下两点：他在自由中已经预先知道了我们的祷告，然而，我们所求的是通过祷告能够获得。”（206页）
 　　加尔文提出了祷告的四项原则：
 　　第一、我们接近上帝时要态度恭敬，即祷告要“本分而恰当”。这就要求我们祷告时不要轻浮，不要夸夸其谈，并且不要在祷告中使上帝成为自己的仆人，命令他做他不愿做的事，而是要符合他的旨意。
 　　第二、我们的祷告必须来自热切的祈求，并且带着悔改之心。我们的祷告必须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是情词迫切的直求。而且我们在祷告时要认罪悔改，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
 　　第三、我们必须抛弃自以为是的想法，谦卑地乞求原谅。我们祷告时，要认识到自己的一无所有和一无是处，就像大卫在《诗篇》40篇中那样，意识到自己的“困苦穷乏”，需要神的帮助，并且认识到我们的罪“比头发还要多”，要在祷告一开始的时候，就寻求神的宽恕。
 　　第四、我们要怀着确信的盼望进行祷告。加尔文认为，上帝只接受那些由“信心的推测”产生的祷告。
 　　加尔文认为这些祷告的原则既可运用在信徒个人私密的祷告中，也可以应用到教会公共的祷告上。他认为公共的祷告应该简单、直接，而不是伪君子式的“浮夸祷告”。加尔文还认为唱歌也是祷告的一种，应该重视歌词的属灵意义超过对韵律的寻求。他还强调祷告应该用本国语言来进行。
 　　加尔文关于祷告的第四项原则，正是他所说“祷告是信心的主要操练”的体现，尤其值得我们借鉴。很多基督徒在祷告时，仅仅是把教会和自己的需要，流水账似地向神一一陈明，而没有怀着确信的盼望，我们的祷告往往变成了索取，而不是在信心里看到神要成就他旨意的操练。
 
4、陌生又熟悉的门诺思想
 　　提起宗教改革，大家多会想起路德、加尔文、茨温利、梅兰希顿等人，至于门诺，可能很多人连听都没听说过。个中原因，主要是中国的很多教会比较推崇以加尔文为代表的改革宗，在教会的信仰和实践方面，比较提倡加尔文的神学思想，甚至连路德都不怎么提，更何况是作为激进宗教改革派中的一个分支重洗派了。而另一个原因在于，宗教改革激进派，从宗教改革的时代以来一直遭受骂名，直到近些年来，才渐渐得以昭雪。本书为门诺专门辟出一章与路德、茨温利、加尔文并列起来评论，特别有助于我们了解对当代教会影响深远，但却很少为国人了解的重洗派传统。
 　　重洗派因其反对婴儿洗礼，提倡信徒在成人后接受第二次洗礼而得名。因此反对婴儿洗礼也是他们最重要的神学思想。而这让重洗派在宗教改革的时代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逼迫，很多重洗派信徒因为持守这一观点，而被投入湖、河、溪水中溺死。但历史总是让人难以捉摸，重洗派反对婴儿洗礼的这一做法在当时被人认为是异类，但现在却为很多教会所采纳。比如，中国的很多家庭教会就不支持婴儿洗礼。
　　 历史学家格贝尔认识到“（重洗派）教会本质和独有的特点乃是它特别强调每个基督徒由圣灵带来的个人实际的归信和重生”（246页）。门诺特别提倡重生的教义，而这正是他反对婴儿洗礼的重要原因，他认为“新生的经验是水洗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246页）。
 　　门诺还写了很多作品来阐明真教会的特点，以此来对抗主流改教家所建立的教会。他认为当时的很多教会已经变质，因此提倡重建原始教会。他认为真正的教会是由一群重生之人组成的有生气的信徒团契或团体，他们甘愿过门徒的生活，并决心彼此相爱且互相依靠。在《答法布尔》一书中，他列出了教会的六个特点：（1）不掺假的、纯正的教义；（2）根据圣经的含义使用圣礼作为记号；（3）服从道；（4）无伪的、兄弟般的爱别人；（5）无畏地承认上帝和基督；（6）为了主的道遭受压迫和磨难。
　　 以门诺为代表的重洗派还强调教会纪律是真教会不可或缺的标志，认为“教会的内部管理在某种意义上是与世俗权力并列的，……拒绝服从他们所在的文化，他们认为教会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可以运用福音作为工具，裁决法令和纪律。”（270页）因此，门诺提倡“开除教籍”（他通常称之为“福音隔离”），将那些行败坏之事的信徒逐出教会。
 　　另外，重洗派还强调“将自己隔离在帝国、民族、国士、城邦以及所有与世俗权力结盟的官方教会之外”（280页）。他们还提倡博爱和不抵抗，反对基督徒参军和使用一切强制手段。
 　　正是因为重洗派思想中所具有的对抗文化的特点，使其遭受了包括主流改教派别和地方长官在内的诸多非人的逼迫。
 中国的传统家庭教会，虽然对重洗派不甚了解，但从某种意义上，其所倡导的神学思想以及所走过的路与重洗派有很多地方不谋而合。比如，中国的家庭教会也比较提倡重生的救义、强调走十字架的道路、反对婴儿洗礼、反对基督徒从政、反对教会与政府对话并合作等。而中国家庭教会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政府以及受政府控制的三自教会的逼迫。传道人被下监、教会被勒令解散等事情在中国家庭教会的历史上司空见惯，即使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逼迫的事仍然时有发生。
　　 重洗派传统中的一些神学思想，比如强调重生、为基督受苦等，也是中国家庭教会的美好传统，仍然需要当代中国家庭教会的继承和发扬。而其对教会纪律的强调以及“开除教籍”的作法，也有待于我们的借鉴。另外，重洗派思想中所表现出的对抗文化的特点，对于当代教会中越来越泛滥的世俗化倾向也具有启发意义。
 　　但是，笔者认为，重洗派所倡导的极端的政教分离原则需要我们认真反思。政教分离是当代教会中一个比较流行也比较为人所认可的做法。但重洗派强调教会要完全隔离在政治以外的做法，是不合乎“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的圣经真理的。

《改教家的神学思想》，蒂莫西·乔治著，王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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