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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校中山大学的怀士堂前，刻着中山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当年经过怀士堂，我的一位朋友撇撇嘴说，在中国，不做大官怎么做大事？
之所以提起这件事，是因为在今天（2009年8月9日）的南方都市报上看到中国政法大学何兵教授的一篇文章《孔子为什么杀议政者少正卯》。孔子杀少正卯，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桩公案，虽然在《荀子》里有言之凿凿的记载，但是到了朱熹那个年代，朱熹又翻案说，孔子没有杀少正卯，理由是《左传》、《国语》、《论语》、《孟子》里均没有记载这件事，单凭《荀子》的记载，不足为信。
朱熹为孔子翻案，最初的出发点当然不是为了还历史一个真相，而是他本人觉得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实在太不靠谱，有损孔子仁义礼智信的高大全形象。换句话说，他不相信孔子干得出这样的事来。带着这种目的，否认孔子杀少正卯也就是预先设定的结果，而《左传》、《国语》、《论语》、《孟子》中记载的缺失不过为了证明结果而找的理由。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孔子杀少正卯的历史真相，我们能做的工作只是，根据现存历史记录描绘出孔子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进行推理，他在处理少正卯这件事的时候，会采取一种怎么样的措施？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假定孔子就像两千多年来人们给他描绘的脸谱一样，仁义、博爱、智慧、中庸、宽厚、达观、表里如一、满嘴大实话……这样一个孔子有没有可能杀死少正卯？
朱熹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也认为不可能。孔子和少正卯，原本都是民间的知识分子，观点虽不一致，然而没有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就算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按照孔子自己说的，“君子和而不同”，持不同政见者之间，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斗争，至少在世俗生活上可以和平共处。孔子还说过，“攻乎异端，斯害也已。”钱穆先生翻译为：“专向反对的一端用力，那就有害了。”而且从其中庸之道，“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孔子在学术上也应当是一个主张宽容的人。
这样一位宽容而中庸的孔子，怎么可能一旦做了大官（鲁国的司寇），就采取非常残暴的手段，将尚在民间讲学的少正卯给杀了呢？公开的理由是少正卯主张的学说与官方的理论不一致，总是关注现政权的阴暗面，具有煽动性和颠覆性，很有可能动摇统治基础。但问题是，少正卯的学问与官方的理论不一致，孔子的学问也不过是秉承着几百上千年前的周礼，根本没有与时俱进，与当时官方的理论也不一致啊。要说关注现政权的阴暗面，孔子更是关注得头头是道，什么“八侑舞于庭”，什么“三家者雍彻”，什么“季氏旅于泰山”，全部被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口诛笔伐，他对现政权的批判绝不可能亚于少正卯。因此，孔子杀少正卯的公开理由，完全可以用在孔子自己身上，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
然而，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遇到某种重大诱因，就变成了完全可能的事情。诱因当然不是因为少正卯的课讲得太好，同行是冤家，所以孔子假公济私，将其一刀切了了事，而是——孔子做了大官，由民间教师一跃成为了统治阶级的一员。
知识份子相对于普罗大众，最可宝贵的精神是什么？就是独立的学术精神。然而，独立的学术精神一旦与世俗政权相结合，只有可能产生一种结果：成为世俗政权的附属物，从而彻底丧失独立性。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因此而改变，产生几种结果：
其一，成为世俗政权的御用文人，其思想从大海变成溪流，其文采从高山流水变为朱门酒肉，最终写出“你真赛过我亲爷爷”之类的诗句者，不书其名。
其一，成为世俗政权的御用文人，而且受到统治者的特殊优待，仕途一番风顺，为人出污泥而不染，然而终究心怀愧疚，最终引弹自尽者，陈布雷之徒。
其一，成为世俗政权的御用文人，力图以自己的学问经世致用，为现政权所用，自觉维护现政权的稳定，对于与现政权理论不符也与自己的学问不符的异端学说，正好采取大棒子政策，血腥处理。这就是孔子杀少正卯的心理机制。
我这样说，并非瞧不起孔子。相反，我对孔子及其门徒的那一套学问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单从《论语》中便可获得很多养分。比如那年马加爵案告破，云大领导弹冠相庆的照片见诸报端，引起社会批评。这一类的事情，在《论语》中早有告诫：“子张篇”中说，阳肤当了法官，曾子告诉他，“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也就是说，民心离散之世，如果抓获罪犯，当以同情来哀矜，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又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是情与法的平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对某些大会总是全票通过的绝佳注脚；“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对父母生日的真实感受；“小不忍则乱大谋”，是孔子的狡猾之处；“当仁，不让于师”，则是我爱柏拉图可我更爱真理的中国版本。我尤其佩服的是“季氏将伐颛臾”那一段，孔子教训冉有、季路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听听，在那个年代，孔老二就洞若观火地告诉咱们，老是喊打喊杀，谋动干戈，无非是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
然而，即使有那么多大智慧，孔子仍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他太想自己的学问能够经世致用了，或者说，他太想像马克思一样，不只做一个思想家，更要做一个行动者。马克思的行动是革命，而孔子的行动是做大官，所以他强调学而优则仕，强调知识分子与现政权结合，鼓励自己也鼓励学生通过做大官来做大事。
那么，做大官，做大事，就一定要杀少正卯吗？
回答是：一定要。
你如果要问为什么，我不正面回答。在中国古代，除了知识分子，还有一个群体也具有很强的独立精神，那就是强盗。具有独立精神的强盗与现政权结合，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我不说大家也猜到了，看看《水浒传》就知道：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那既是宋江的命运，也是孔子的命运。孔子作为现政权的批判者，既然受了招安，做了国家的司寇，转而攻打不受招安的少正卯，恐怕也是必然的事。而且我告诉大家，他这样做的时候，和宋江一样，不觉得理亏，不觉得难受，只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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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09-7-25 18:42
沉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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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25 19:52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