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中国历史上的49个谜：(选载)

笨鱼

第一部分

　　1尧和舜真的都是圣人吗(1)

　　“三皇五帝夏商周，七雄五霸斗春秋。尧舜禹汤兴大业，万古谁与圣人俦?”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尧和舜似乎一直是万世景仰的楷模，无懈可击、不可挑剔的师表，一言以蔽之曰乃是圣人——所谓“万古谁与圣人俦”是也。
　　把尧和舜都当成“圣人”的人，其实已于不知不觉中步入了一个误区——根据《辞海》上的解释，圣人是指“道德智能极高的人”，汉代经学家赵岐注《孟子》时认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为圣人”，二者的意思大体相同，说的都是圣人是无所不能，一点错误也没有的人。
　　尧和舜是不是真的“道德智能极高”、“使天下化之”的人呢?
　　尧五舜八《论语》如是说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尧舜不仅是“传说中上古的两位帝王”，而且“也是孔子心目中的榜样”(杨伯峻先生语)。用一位海外学者的话来说，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把尧舜捧成圣人的，情况果真是如此吗?
　　要搞清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求助于孔老夫子，看看他老人家是怎样评价尧和舜的。
　　要看孔子对尧舜的评价，最可行的办法莫过于查阅他的言论集——《论语》。
　　在《论语》中，尧出现过五次(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词典》中认为只出现四次，不确)，舜出现过八次，为便于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一一列举一下。
　　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这段话中尧舜并列出现，乃是孔子回答子贡“假若有这么一个人，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帮助大家生活得很好，怎么样?可以说是仁道了吗?”的问题的。孔子的原话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哪里仅是仁道!那一定是圣德了!尧舜或者都难以做到哩!”
　　这一段话中对尧和舜还不是百分之百肯定，再一次提到尧、舜时是《泰伯》篇。孔子说道：“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句话译成现代汉语是：“舜和禹真是崇高得很呀!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一点也不为自己!”
　　接着在《泰伯》篇中孔子又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译成白话是“尧真是了不得呀!真高大得很呀!只有天最高大，只有尧能够学习天。他的恩惠真是广博呀!老百姓简直不知道怎样称赞他。他的功绩实在是太崇高了，他的礼仪制度也真是太美好了!”
　　然后又说到舜：“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舜有五位贤臣，天下便太平”(《论语·泰伯》)接着又提到舜：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译成白话是：“子夏说：意义多么丰富的话呀!舜有了天下，在众人之中挑出了皋陶，坏人就难以存在了。”这段话虽然出自子夏之口，但也代表了孔子的一贯看法。
　　接着又提到尧舜：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译成现代汉语是“孔子说：修养自己来使老百姓安乐，尧舜大概还没有完全做到哩!”(《论语·宪问》)接着又一次提到舜：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孔子说：“自己从容安静而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论语·卫灵公》)在《论语·尧曰》中最后一次提到尧舜：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尧说：“啧啧!你这位舜，上天的大命已经落到你的身上了，诚实地保持着那正确吧!假若天下的百姓都陷于困苦贫穷，上天给你的禄位也会永远终止了。”舜也对禹说了这一番话。
　　从上面的列举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本人并不是对尧舜百分之百地肯定——至少在两个方面尧和舜做得还不很够，这两个方面一是圣德(“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一是修己安民(“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当然，就整体而言，孔子对他的这两位上古“朋友”还是褒多于贬的——《论语》中提到尧五次，三次肯定，提到舜八次，六次肯定，肯定的内容包括大公无私、善学习、善用人、无为而治等。由于孔子的肯定，遂使尧舜在那些专念“歪”经的泥古者那里成了圣人的化身。
　　“尧至晚年德衰为舜所囚”
　　尽管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常奉尧、舜为楷模——至少口头上是如此，但尧和舜却谁都没有当过真正意义上的皇帝。这两位大名人只不过是氏族首领。
　　作为传说中的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首领，尧、舜两个人的“庐山真面目”究竟如何?
　　有一部比较权威的工具书在谈到“尧”时，有这样一段话：“一说尧到了晚年，德衰，为舜所囚，其位也为舜所夺。”
　　这段话虽短，但它至少包括两层含意：其—是说尧并非永远正确，其二是说舜继承尧位时使用了非正当(或曰不正当)的手法。一个“夺”字令人深思。
　　可惜的是，这个“一说”因受工具书体例的限制，有点语焉不详，而且，此部工具书又系现代人撰写，在“泥古”者和信古薄今者看来，没有多大的说服力，因而，也就只能是“一说”——一种说法而已!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历史的事实只能用历史的材料来澄清。
　　因为从汉武帝开始就“—尊儒术”，所以，要搞清尧、舜是不是圣人，只能到汉代以前去找根据。
　　不同的声音很快就找到了，它来自与儒、道、墨并称“显学”的法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在其巨著《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中写道：“有人问儒家学者：‘当舜去感化民众的时候，尧在哪里呢?’那人回答说：‘尧在当天子。’既然是这样，孔子又把尧看做圣人是什么道理呢?圣人处在天子的位置上明了一切，就应使天下不再有坏人坏事。如果种田的、打鱼的不发生争吵，陶器质量做得不错，哪里又用得着舜去感化呢?舜去那些地方补救社会风气，那就说明尧有过失。赞扬舜的贤，就会否定尧能明察一切，称颂尧是圣人，就会否定舜的德化。这两种情况不能同时成立。”
　　韩非的这些话因其采用了现代人常使用的“矛盾律”，因而，是颇具说服力的。而且，韩非运用的又是儒家经典著作中常常出现(因而也往往被习焉不察)的史实——舜在尧当政时代替尧去补救社会风气。为了增强说服力，韩非接着讲了一个寓言故事。他说：“楚国有个卖盾牌和矛的人，他夸赞自己的盾牌说：‘我的盾非常坚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它刺穿。’又夸矛说：‘我的矛非常锐利，任何东西都可以刺穿！’有人问他，用你的矛刺你的盾，将会怎样呢?”
　　叙述完“矛盾”的故事之后，韩非接着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现在尧舜两人不可以同时称颂，其道理就如同矛与盾之不能同时存在—样。”
　　从韩非提供的史料及他所运用的推理来看，尧和舜的“圣人”身份，其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
　　崇拜尧舜，把他们抬高到“使天下化之”的地步，使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的无数中国人陷入了一个“误区”而最终不能自拔，这样做的结果，是使不满足于现实的人，尤其是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们能有一个可以和现实进行精神对抗的“伊甸园”，但另一方面，也使得无数有志于变革现实的仁人志士要面对“崇古”的高墙壁垒，使得无数富有才情的骚人墨客把目光投回到洪荒时代，成为消极的浪漫主义者。
　　这些“消极浪漫主义者”带给中国的是什么呢?
　　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
　　鲁迅先生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这段“诛心之论”可谓入木三分。
　　纵观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兴衰史，每个稍有头脑的人都会发现，日居月诸，时序虽然一天一天、—年一年地往前推移，但改革者却举步维艰，从商鞅到康有为，那些不安于现状的人所遇到的最大的精神障碍(或曰阻力)不是来自活生生的当世人，而是一些已经亡故了的魂灵。
　　要使我们的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对这些亡故了的灵魂进行清理甄别是极有必要的。走出“伊甸园”，我们要解放的绝不仅是历史……
　　身后是非谁与论

　　2 纣王真的既昏又暴吗(1)

　　“今殷王纣唯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国家……俾暴虐于百姓……”太史公司马迁《史记》中所引的周武王的这段话，本是两个敌对王朝之间的宣战檄文，究竟含有多少水分，今天很难说。但由于武王是儒家推崇的圣人，所以，他的话自然被奉为圭臬，使得几千年来的中国人于不知不觉中步入了一个误区，认为商纣王是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昏君、暴君——
　　《辞海》：“纣，一作受，亦称帝辛。商代最后的国君，其生年已不可考，卒年据后人根据《淮南子·经略训》中‘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泛而水，彗星出而殷人授其柄’这段记载，结合哈雷彗星的出现和回归周期，确认为是公元前1057年。帝辛在位整整三十三年。”
　　当了三十三年君王的帝辛是不是真的既昏又暴呢?
　　柏杨著作的“皮里阳秋”
　　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说：“(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唯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益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讨，纣囚西伯羑里。”
　　这段记载中的纣王，其罪行大致说来是：近女色，喜淫声，不敬鬼神，荒于国政，耽于饮酒，杀害忠臣。
　　这些事情确实可恨，但却都不是纣王的“专利”，甚至是不是他干的还有问题，不妨再摘引一段关于夏王朝最后一任君王桀的史料：“桀力大无穷，他即位后的第三十三年，发兵征伐有施氏，有施氏求饶，进贡给他一个美女，名叫妹喜。他十分宠爱妹喜，特地为她造了富丽堂皇的琼室、象廊、瑶台和玉床，供他俩荒淫无耻地享乐。桀重用佞臣，排斥忠良。有个名叫赵梁的小人，专门投桀所好，教桀如何享乐，如何勒索、残杀百姓，得到了桀的宠信。到了晚年，桀更加荒淫无度，竟命人造了一个大池，称为夜宫，他带着一大群男女杂处在池内，一个月不上朝，太史令终古哭着进谏，桀反而很不耐烦，斥责终古多管闲事，终古知夏桀已不可救药就投奔了商汤。大臣关龙逄又来进谏说：‘主上谦恭而讲信义，俭约而又爱护贤才，天下才能安定，王朝才能巩固。现在大王奢侈无度，嗜杀成性，弄得百姓都盼你快亡，只有赶快改正过错，才能挽回人心。’桀不但不听，又将关龙逄处死。”——摘自柏杨《中国人史纲》
　　桀的罪行也是喜女色，耽淫乐，荒于国政，耽于饮酒，杀害忠良。
　　台湾史学家柏杨先生在其史学巨著《中国人史纲》中谈及商纣王时说过：“随着子受辛(即商纣王——著者注)之死，商王朝灭亡，立国662年。子受辛被称为‘纣帝’，即残害忠良的君主。他的罪状跟夏王朝亡国之君姒履癸的罪状，像是从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当然也可能真是如此。不过，炮烙酷刑是姒履癸发明的，已登记在案，宣传家大概一时情急，忘了六百年前的往事，又教子受辛再发明了一次。”
　　细心的读者想必不难从中发现真知卓见者的微言大义——至少纣王干的坏事中有一件并不是他本人的“专利”，由之引发，会不会出现“骨牌效应”得出纣王的“罪行”很大一部分是后人硬加给他的?恐怕不能断然排除这种可能。中国人一向有“胜者王侯败者寇”、“痛打落水狗”的说法和做法，失败者一旦失败，自然就失去了申诉的机会，年代越久，沉冤越难洗清，笔者的观点可能有些偏激，我们不妨再听听古人的诉说。
　　子贡的困惑
　　中国文化其上古时代的集大成者当推孔子。所谓“天若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虽然有些夸张，但也有事实根据在里边。
　　孔子的伟大之处除了在于他整理了诗、书、礼、乐、春秋以外，还在于他精心教育出了三千弟子。这三千弟子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也不少，他们大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真正的通才除了早死的颜回以外，恐怕只有子贡一个人了。
　　子贡，生于公元前520年，卒年不详，本姓端木，名赐。儒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称他“不但是学问家，也是外交家、政治家”。
　　孔子对他十分欣赏，曾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认为他能够举一反三。
　　太史公司马迁对子贡也非常推崇，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甚至说，孔子的学说思想，后来所以能够流传下来，全仗子贡的努力。
　　这样一个“你办事，我放心”的大学问家，在儒家经典《论语》第十九章“子张篇”里却提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问题。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说，纣王的不好，并不像后世所说的那么严重。
　　载在经典中的大学问家的话可不是随便乱说的。
　　子贡以后，数千年间虽然“大一统”的文化氛围使得真知不能广为世人所知，但也不乏后来者。
　　宋朝的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纣王建宫室，营酒池肉林，近女色，害忠良等罪恶，与夏桀的罪行如出一辙，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史学家的恶意模仿。
　　另一个宋朝学者李慈铭也认为，仅就史料而言，纣王的主要罪行不过是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偏信崇侯、拘押文王而已，与后世的暴君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罗、李二人的论证方式是科学的，其结论也是正确的，但由于年代久远，所以没能成为子贡困惑的解惑人。
　　近来重读先秦诸子，终于从《韩非子》一书中给子贡“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找到了史料根据。
　　韩非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有过这样一段记载：“费仲劝告纣王说：‘西伯昌贤良，百姓都拥戴他，诸侯都依附他，必须把他杀掉，不杀掉他，一定会成为殷商的祸害。’商纣王说：‘你既然说他是一个贤良的诸侯，怎么可以杀呢?’费仲说：‘帽子虽然破旧，必定是戴在头上；鞋子虽然华美，一定踩在地上。现在西伯昌是您的臣下，他实行仁政，人们都归向他。终究会成为天下祸患的，难道不是西伯昌吗?臣下不用他的贤能为君主效忠，非杀不可。况且君主诛杀臣下有什么过错呢?’商纣王说：‘仁义，是君上用来劝勉下面的人的。现在西伯昌是个好行仁义的人，杀他不合适。’费仲三次劝说，商纣王都不采用。”
　　费仲是纣王手下的“秦桧”，西伯昌即周文王，据《史记正义》转引《帝王世纪》说他龙颜虎眉，身长十尺，胸有四乳，他继任西伯以后，遵循后稷、公刘和古公、公季(均为西周祖上之贤者——著者)遗留下来的法度，敬老慈少，礼敬贤者，常常是忙到正午了也来不及吃上一顿饭，很得当时人的爱戴，以今天的眼光看，西伯昌乃是新生代中之翘楚。所以，当时一些对商王朝心怀不满的人如有名的伯夷、叔齐、散宜生等纷纷去投奔他，一个名叫崇侯虎的人向纣王进谗，骗得纣王下令把西伯昌囚禁起来。上面所引韩非子的这段记载，当是发生在纣王上当、西伯被囚以后。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听取了崇侯虎的进言，但在大事上纣王还是有分寸的，至少他没有像夏桀杀关龙逄那样杀了西伯昌，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就不能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昏君、暴君。
　　其实，连司马迁本人都认为，纣王“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并非一无可取。了解了这些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相信每个人都会摒弃“纣王是既昏又暴的君王”这个误区的。
　　除了搞清历史的真相以外，走出这一误区的另外一大好处是可以让更多的人明白，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好人，也没有十恶不赦的坏蛋。人的性格是二重甚至是多重的，这样，才不会对人世间的滚滚红尘大喜大悲。
　　十年可树木百年树几人

笨鱼

3孔子的学生真有七十二个贤人吗(1)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三千徒众立，七十二贤人。”这是出自古时家教经典之作《名贤集》中的几句话，其中“三千徒众立，七十二贤人”两句指的是孔子的弟子，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由于《名贤集》的“启蒙”地位，所以，自其在南宋时代问世以来，就广为流传，使一代又一代的人不知不觉地形成一个误区——
　　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也是儒家的创始人。他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其先世是宋国贵族。孔子曾先后做过“委吏”“乘田”等工作。学无常师，相传曾问礼于老子，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五十岁时曾担任过鲁国大司寇，摄行相事，后又周游列国，因政治主张不能实行，遂致力于教育。这位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都赫赫有名的大教育家，他一生共收了多少门徒?门徒中又有多少成为知名的贤者，至今仍是个谜。
　　三千七十二还是——
　　太史公司马迁大概是最早发现这一问题的人。
　　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这段话大概是《名贤集》之所本。
　　可是，同样，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司马迁又借孔子自己的话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认为孔子门徒中，真正的贤人一共有七十七个。
　　都是哪七十七个呢?
　　司马迁的记载是：
　　颜回(字子渊)、闵损(字子骞)、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仲弓父、冉求(字子有)、仲由(字子路)、宰予(字子我)、端木赐(字子贡)、言偃(字子游)、卜商(字子夏)、颛孙师(字子张)、曾参(字子舆)、澹台灭明(字子羽)、宓不齐(字子贱)、原宪(字子思)、公冶长(字子长)、南宫括(字子容)、公晰哀(字季次)、曾蒧(字晰)、颜无繇(字路)、商瞿(字子木)、高柴(字子羔)、漆雕开(字子开)、公伯僚(字子周)、司马耕(字子牛)、樊须(字子迟)、有若、公西赤(字子华)、巫马施(字子旗)、梁鳣(字叔鱼)、颜幸(字子柳)、冉孺(字子鲁)、曹恤(字子循)、伯虔(字子析)、公孙龙(字子石)、冉季(字子产)、公祖句兹(字子之)、秦祖(字子南)、漆雕哆(字子敛)、颜高(字子骄)、漆雕徒父、壤驷赤(字子徒)、商泽、石作蜀(字子明)、任不齐(字选)、公良孺(字子正)、后处(字子里)、秦冉(字开)、公夏首(字乘)、奚容箴(字子晰)、公肩定(字子中)、颜祖(字襄)、鄡单(字子家)、句井疆、罕父黑(字子索)、秦商(字子丕)、申党(字周)、颜之仆(字叔)、荣旂(字子祈)、县成(字子祺)、左人郢(字行)、燕伋(字思)、郑国(字子徒)、秦非(字子之)、施之常(字子恒)、颜哙(字子声)、乐叔乘(字子车)、原亢籍、乐咳(字子声)、廉絜(字庸)、叔仲会(字子期)、颜何(字冉)、狄黑(字晳)、邦巽(字子敛)、孔忠、公西与如(字子上)、公西蒧(字子上)。
　　“弟子三千”看来没有多少问题，但成为贤人的究竟是七十二个，还是七十七个呢?
　　明末清初人程允升在其所著《幼学琼林》“新增文”一章中又称：“马融设绛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孔子居杏坛，贤人七十，弟子三千。”
　　于是乎，七十二、七十七之外，又出了个七十，究竟孰是孰非?
　　有名有姓七十七真正的大贤整十个
　　程允升的《幼学琼林》中说孔子弟子“贤人七十”，是为了与上句“前授生徒”在字数上统一，不足为训。
　　七十二贤人及七十七贤人中根据孔子的原意应取后者。
　　这七十七位贤人中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大贤的只有三十五个人。
　　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自子石以右三十五人，显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其四十有二人，无年及不见书传者纪于左。”
　　这段话说得很明白，孔子的七十七名大弟子中，真正有名有姓有年龄事迹的只有三十五人。
　　这三十五人是：颜回(字子渊)、闵损(字子骞)、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仲弓父、冉求(字子有)、仲由(字子路)、宰予(字子我)、端木赐(字子贡)、言偃(字子游)、卜商(字子夏)、颛孙师(字子张)、曾参(字子舆)、澹台灭明(字子羽)、宓不齐(字子贱)、原宪(字子思)、公冶长(字子长)、南宫括(字子容)、公晰哀(字季次)、曾蒧(字晰)、颜无繇(字路)、商瞿(字子木)、高柴(字子羔)、漆雕开(字子开)、公伯僚(字子周)、司马耕(字子牛)、樊须(字子迟)、有若、公西赤(字子华)、巫马施(字子旗)、梁鳣(字叔鱼)、颜幸(字子柳)、冉孺(字子鲁)、曹恤(字子循)、伯虔(字子析)、公孙龙(字子石)。这三十五人中的佼佼者有：
　　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孔子认为他们有德行。
　　冉有、季路——孔子认为他们善于处理政事。
　　宰我、子贡——孔子认为他们善长外交辞令。
　　子游、子夏——孔子认为他们精通中国古代文献。
　　除了这十个人以外，其余的孔门大弟子都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比如(用孔子的话说)，颛孙师偏激、曾参迟钝、高柴愚腐、仲由粗鲁(原文是“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
　　因此，综合太史公《史记》和孔子《论语》中的有关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在孔门弟子中“受业身通”的是七十七人，而孔子特意把他们的特立卓行拿出来予以褒扬的却只有十个人。
　　这当然只是笔者的一家之言，不管怎么说，仅凭《名贤集》的一家之言，就下结论说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未免有些失之武断。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把人培养成贤人更是难上加难，以孔子之大才大德，倾毕生精力才成效如斯，那些有了一点点成绩就迫不及待地在自己的头上加个“家”字头衔的人得无愧乎?杜牧老先生该打板子

　　4“六王毕”真的“四海一”了吗(1)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晚唐诗人杜牧的一篇《阿房宫赋》，不知倾倒了多少文人墨客，同时，也使难以数计的中国百姓误入了一个习焉不察的误区——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7月，靠不光彩手段登上皇位的秦王朝二世皇帝忽然心血来潮，他叫来得力亲信赵高，二人一起合谋，决定干两件大事给那些心怀观望的大臣们看看，让他们知道，他是始皇帝的儿子——虎父无犬子!
　　这君臣二人要干的两件大事一件是大杀诸公子(二世皇帝的亲兄弟)立威于内，另一件是派兵统一天下以扬名于外。
　　这第一件事对于见惯了封建王朝血雨腥风的百姓们来说可谓司空见惯，可第二件“统一天下”云云，却很让后世一些人如坠五里雾中。
　　秦二世的老爸始皇帝不是早就于公元前221年(始皇二十六年)扫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了吗?任何一本历史书都是这样写着的啊，难道我们被带入了一个误区?
　　一点没错。
　　秦王朝的天下确确实实是到了二世皇帝胡亥手里，于公元前209年才彻底统一的。最后一个被秦王朝扫灭的国家是哪一个呢?
　　先灭于狄再灭于魏阴差阳错得复国
　　那个比“齐、楚、燕、韩、赵、魏”六个庞然大国还长命十二年的国家是战国时名不见经传的卫国。
　　卫国别看后来名不见经传，但在受封之初可也算得上是个大国。
　　它的开国国君姓姬，是赫赫有名的周武王的弟弟康叔。
　　武王死后，成王姬诵即位，因其年幼，由其叔父周公旦摄政。
　　周公当时已被分封到鲁地，但为了辅佐幼主，姬旦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就国，而自己仍留在镐京。
　　由于周公的名声越来越大，引起了他的同父兄管叔(文王第三子)、弟蔡叔(文王第五子)的嫉妒。这两个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四处散布谣言，说姬旦企图篡夺王位，谣言所至，连成王、姜太公、召公等人都将信将疑。见时机似已成熟，管、蔡拉拢被分封于殷的商纣王之子武庚，联络淮夷，一举起兵反叛。
　　在这种情况下，周公一面向太公望、召公奭解释自己的良苦用心，一面组织力量，出师东征，讨平叛乱。
　　在平定叛乱的战役中，康叔始终站在四哥周公的一边，立下了汗马功劳。
　　战争结束以后，论功行赏，周公把原来商都周围地区和殷民七族分封给康叔，成为当时的大国，定都朝歌(今河南淇县)。
　　公元前660年，康叔的后裔中出了一位卫懿公，此公生性喜欢养鹤，爱鹤胜过爱人，把最受宠爱的鹤全都封成“将军”，而不顾人民的生死，结果被狄（又作“翟”）族所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狄族军队一拥而至时，“动物保护主义者”卫懿公突然想到了手下的人，他请这些人出力杀贼，而这些被他平常看得连鹤都不如的人也来了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半认真半嘲弄地对他说：“我们又没有爵位、官衔，大王您不是把那些鹤都封为将军了吗?何不找它们为您出力呢?!”
　　结果，懿公被杀，卫国被灭。倘若这时没有人拉卫国一把，那么，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中国人陷入一个“误区”了。
　　拉卫国一把的人是赫赫有名的齐桓公。齐桓公，姓姜，名小白，乃是“春秋五霸”之一。孔夫子在《论语》中说他“九合诸侯，不以兵车”，颇有推许之意。
　　齐桓公的确算得上是个人物，他亲率大军，在谋臣管仲等人的辅佐之下，挥师北上，帮助卫国复了国，卫国国君感激他，送他一程，不知不觉走出了卫国国境，深入齐国国境三十里。根据春秋时代，诸侯国君送别国国君足不出境的老规矩，姜小白立即把脚下的那块国土割给了卫国。
　　此时的卫国系卫文公辟疆当政，他筑都楚丘(今河南渭县)，重建卫国。《诗·庸阝风》专有一段记其事。
　　其后四百余年无话可表。
　　转眼到了公元前254年(秦昭王五十三年)，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经过马陵之战的挫折之后，力图重振雄风，于是挥师灭掉了卫国。
　　卫国第二次被灭。
　　此时，“春秋五霸”已是明日黄花，各国也鲜有什么道义可言，卫国似乎该就此寿终正寝了。
　　孰料“天不灭曹”，一向只肯弱肉强食的秦昭王嬴则突然动了恻隐之心，也玩了一把“仗义”，帮助卫国复了国。是为第三个卫国。
　　此次的卫国国都由楚丘迁到野王(今河南沁阳)。
　　秦昭王为什么会如此仗义呢?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有这样一句话：“(昭王)五十三年，天下来宾，魏后，秦使掺（造字）伐魏。”——各国都来朝拜，独独魏国后至，这不能不使秦大为光火，按照“敌人的敌人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逻辑，嬴则当了一把善人，帮助卫国第三次复国。
　　公元前221年，扫灭六国之后的秦王嬴政志得意满，以踌躇满志的口吻在咸阳宫中晓谕群臣：“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那些不胜诚惶诚恐之至的马屁群臣们，借机给秦王大灌迷汤，称颂道：“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也。”
　　忙着改“王”号为“皇帝”，改“制令”为“诏”，请嬴政专门享有“朕”这个人称代词的秦国君臣们，根本忽略了那个被昭王“兴灭继绝”的卫国。
　　卧榻之下十三年何以残喘得安歇
　　秦始皇和他的臣子们为什么在扫平六国时没有灭掉卫国?
　　是一时的疏忽，还是有别的意思？
　　台湾史学家柏杨先生在其巨著《中国人史纲》中提及此事时，认为是卫国太小了，根本不值得秦王去灭。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前文所引秦王朝君臣对话中已有“海内为郡县”的说法，卫国虽小，也还是个附庸之国，非郡县可比。
　　真正的原因何在?
　　秦王嬴政在公元前221年灭齐后，曾有一个口谕，说明他为什么要剿灭六国，口谕中有这样一段话：“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
　　理由虽然不一，借口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些国家都对不起秦国。
　　狼要吃羊，总是能找到理由的——这是伊索的名言。
　　秦始皇为什么不找个借口或干脆不找借口就把卫国灭掉呢?
　　宋太祖赵匡胤有句名言，叫做“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歇!”
　　但卫国这个蕞尔小国却偏偏能在“少恩而虎狼心”的秦王嬴政(始皇帝)的眼皮底下“安歇”了十三年，这其中必然有十分微妙的原因。综合现存的各种史料，我们发现，卫国在公元前254年得秦帮助复国以后，已成为秦王国的附庸国。
　　附庸，原本是指小城，后来引申为次于诸侯的小国封君。《礼记·王则》：“附于诸侯曰附庸。”
　　崛起于西鄙的秦国，其祖先非子，曾被周孝王封为“附庸，邑之秦”，其后乃因秦襄公护送平王东迁有功，才被封为诸侯。因而，可谓与“附庸”结下过不解之缘。秦王嬴政可能是要保留一个附庸国以纪念先祖，也可能是因为卫国是乃祖(秦昭王)一手扶植的，打狗看主人，嬴政就放了他们一马。当然也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不管怎么说，秦始皇虽然在公元前221年扫平了六国，但却没有在这一年统一天下(附庸国虽然次于诸侯国，但毕竟还是国，不是郡县)，这一点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
　　说秦始皇并没有于生前统一天下，这一点也不影响他作为一位历史巨人的伟大。因为历史与艺术不同，艺术尽量追求的是完美，而历史却要求百分之百的真实，在十年动乱期间，某些人为了适应一己的需要，将秦始皇说成是完美无缺的“法家”，徒贻笑柄，现在有些人矫枉过正，把秦始皇说得一无是处，这同样不可取。
　　对待历史人物就应该像对待历史一样，是就是是，非就是非。
　　人生不能彩排，历史更不能按自己的好恶去篡改!不知诸君以为如何?
　　制造了千古奇冤的千古奇冤者

笨鱼

5秦始皇真的“坑”了四百六十多个儒生

　　秦始皇真的“坑”了四百六十多个儒生吗
　　“公元前213年，嬴政为了控制思想，采纳李斯的建议，将秦国的历史、医药、卜筮和植树以外的书下令焚毁。第二年，方士卢生和侯生在背后议论秦始皇贪权专断，滥施刑罚。嬴政闻知后派人追缉，侯生、卢生逃跑。嬴政大怒，将有牵连的四百六十多位儒生全部活埋。这两件事，史称‘焚书坑儒’。”——这段引自《中国历代帝王录》的话，仿佛只是向人们陈述了发生在秦代的一些史实，实际上却因用词不当而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引入了一个陈陈相因的误区——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皇帝，也是一个最有争议的皇帝。贬之者认为他“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长着马蜂鼻子、长眼睛、像挚鸟一样的胸，说起话来和豺狼差不多，对人少恩惠而有虎狼一样的心肠。也有人说他是吕不韦与其母赵氏的私生子。
　　赞之者则认为他“振长策以御宇内”，统一了天下、统一了文字、车轨、度量衡等等。
　　无论是贬之者、还是赞之者，大家似乎都在一件事上取得了共识，都认为他搞过“焚书坑儒”。
　　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据字面上的意思，望文生义，以讹传讹，认为这位始皇帝统一中国之后大开杀戒，一次就活埋了四百多位儒生。
　　其实，这是一种偏见，一种误解。误解和偏见往往比无知更可怕。
　　周青臣与淳于越论争李斯插了一杠子
　　公元前213年是秦始皇在位的第三十四年。这一年为了庆贺秦王朝筑长城及得南越地，嬴政“置酒咸阳宫”——在咸阳皇宫里摆下酒宴，大宴群臣。
　　有一个名叫周青臣的仆射借给皇帝敬酒的机会称颂始皇说：“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意思无非是说，以往的时候，秦国很小，亏得陛下您(始皇)大展神威，平定天下，改诸侯分封为郡县制，使人民得以久享太平。
　　周青臣的话虽然不无阿谀奉承的成分，但基本上也都是事实。不料，却引起了一个名叫淳于越的人的不满。
　　这位官拜博士(按，此“博士”系指学官名。《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中说“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及汉初，博士所掌为古今史事待问及书籍典守，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作为学位之一种的“博士”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著者)之职的淳于越是个厚古薄今的专家，他与周青臣本没有什么矛盾，但当他听周赞美郡县制，贬低分封制，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奋然而起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意思是说，商周时代都因分封子弟而传国近千年，始皇您富有四海却不分封子弟以作呼应，倘若一旦有篡夺齐国政权的田常式的人物出现，那将何以应付?周青臣不向陛下您指出这一点，反倒当面奉承，不是忠臣!
　　这场争论，在后代的人看来，实在算不了什么，文人相轻嘛!
　　不料时任丞相之职的李斯却突然插了一杠子，使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
　　李斯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淳于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做，语皆道古而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李斯的话啰里啰嗦说了许多，中心内容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应当厚今薄古，而不能以古非今，为此，他建议烧书。
　　注意，李斯要烧的是《秦纪》以外的历史著作，有人根据“非博士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这句话认为李斯建议秦始皇连儒家的诗经、书经以及诸子百家的书全部都烧掉，这是一种误解。
　　好在太史公在《史记》的另一篇文章“李斯传”中又提到了此事，我们不妨录之以供读者比较。司马迁在李斯传中转引李斯的话说：“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文中最重要的词语是“蠲除去之”。
　　何为“蠲除”?《辞海》：“蠲除，免除。”所引例句为《史记·太史公自序》“蠲除肉刑”。
　　将“蠲除”与上文“去之”合起来解释是“免除去之”，是个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
　　李斯当然不是肯定那些诗书百家语，但也仅用了一个“去”字，并没有肯定地要“烧”。紧接着这段话还有一句：“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这句话明显地透示出“去”诗书百家语，只为秦王朝中央政权和相应的政府官员收藏，目的是为“愚百姓”而不是为了愚天下。
　　联系到《史记·萧相国世家》中“何(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我们不难看出，李斯插过来的这一杠子，只不过是使秦始皇下令收缴民间图书藏在官府和学官之手，并没有使之皆遭火焚之灾。所以，到了汉代，才能“存亡继绝”，得百家言四百二十篇。
　　如果说“焚书”不是烧尽所有的书，那么，“坑儒”就更不能简单地理解成“坑杀儒生”了。
　　《史记》中并无“坑儒”字样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嬴政驾幸梁山宫。随行的人马车骑甚众。
　　把酒临风，驻足山顶时，秦始皇偶一抬头，突然发现“丞相车骑甚众”——丞相的随从很多，不由得皱了皱眉头。这一细微的举动被随侍在侧的一个中贵人(宦官)发现了，这个中贵人与丞相是朋友，为了友谊，他把皇帝对丞相车骑过多似有不满这一情况泄露了出去。
　　几天以后，事为始皇所知，大起诏狱，把当时在身旁的中贵人全部处死。弄得人人自危。
　　当时，有两个方士，一个名叫侯生，一个名卢生，他们两个聚在一起议论说：“始皇帝这个人，天性乖戾，刚愎自用。自以为起于诸侯，而兼并天下，古往今来，概莫能过之，所以就专门任用狱吏，使狱吏受到重用，而掌通古今的博士官虽有七十人之多，但也只是摆摆样子而已!丞相与文武大臣都墨守成规，皇上又非常愿意用刑罚来施威于天下，使人不敢尽忠。秦国虽然有三百多位占星家，但这些人也都是贪生怕死之辈，畏忌阿谀，不敢直言皇上之过，事无大小，全都取决于皇上的裁决，皇上本人也恃才傲物，贪于权势，这样的人怎么能帮他求来仙药呢?”
　　两个人越说越觉得没劲，想也没想就逃走了。
　　他们这一逃，使得同类遭了殃。
　　有人把这一消息报告给秦始皇。秦始皇一听十分生气，他怒不可遏地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炼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福)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把矛头直指方术之士。
　　然后，嬴政亲自下令，命御史“案问诸生”——审问在咸阳的方术之士，“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杀了四百六十多个人。
　　这杀死的四百六十多个人都是些什么人?
　　从汉代以后，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是儒生。这里我们不禁要问：骗秦始皇钱财“以巨万计”的是方士，如徐巿——即率童男、童女渡海求仙的徐市，如诽谤秦始皇的侯生、卢生也极有可能是方士，秦始皇干吗单拿儒生泄愤呢?退一万步说，即使侯生、卢生是儒生(这一点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那么，秦始皇也不会放过骗走他钱财的方术之士而单单去惩治儒生。其实，关于“公元前212年咸阳杀人案所杀的不是儒生，或不全是儒生”这个观点并非笔者的发明，而实在是太史公司马迁的“专利”，因为《史记·儒林列传》叙及这段史实时用的是“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术士”者，方术之士也。
　　什么是方士呢?《辞海》上说：“方士，我国古代好讲神仙方术的人。起源于战国燕齐一带近海地区。以修炼成仙和不死之药等方术来骗取统治者的信任。如秦始皇时‘入海求仙’的徐巿；汉文帝时‘望气取鼎’的新垣平；汉武帝时主张‘祠灶’的李少君；自言能‘致鬼’见李夫人的齐人少翁；自言能‘通神’的栾大；三国曹操时善于‘辟谷’的左慈等皆是。”
　　说秦始皇“坑儒”的人，还有一个理由，他们认为太史公虽然没有点名所坑者是儒者，但却点明其为“生”，而“儒者皆号生”，所以，“生”即“儒者”。
　　这也是明显的断章取义。司马迁《史记》索引中说：“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汉代以前，方术之士也可以叫生的，最有名的是秦始皇时的“安期生”。
　　《辞源》：“安期生，秦琅琊人。卖药海上，号抱朴子。始皇与语三日夜，赐金璧，皆置去，留书以别。谓后千年求我于蓬莱山。始皇遣徐生、卢生入海求之。”
　　综合上述各点，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秦始皇只焚了书，并没有坑儒，至少他在咸阳活埋的那四百六十多人中有三百多人是方术之士。我们不能因为秦始皇残暴，就把所有的坏事都推到他的身上。
　　是他干的，他赖不掉，不是他干的，就应该还他一个清白。
　　从秦始皇我不由想到秦桧。
　　要想在中国历史上找几个骂名远扬的人，那么，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人可能会异口同声地选出秦桧——因为他设计陷害抗金名将岳飞而遭人唾弃，按照好人绝对地好、坏人绝对坏的逻辑，无论是童稚未脱的娃娃，还是应当具备正常思维能力的成人，肯定都会异口同声地说：秦太师他一定是一件好事也没做过。
　　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秦桧一向被人认为是主和派、卖国贼，可有谁能够想到他也曾有过主战的光荣历史呢?不信请看历史。
　　《宋史·奸臣传》：“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遣使索三镇。桧上兵机四事。一言金人要请无厌，乞止许燕山一路，二言金人诡诈，守御不可缓，三乞集百官详议，择其当者载之誓书，四乞馆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门，及引上殿。”——从这四点奏议中我们看不出一点汉奸或主和的影子。
　　接着秦桧又断然拒绝了朝廷派他前往金国充任割地使者的指令。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2月，金人扶立大汉奸张邦昌当了儿皇帝，秦桧力排众议，上书坚决反对。
　　他在上书中说：“桧荷国厚恩，甚愧无报。今金人拥重兵临已拔之城，操生杀之柄，必欲易姓，桧尽死以辩，非特忠于主也，且明两国之利害尔。赵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余载，顷缘奸臣败盟，结怨邻国，谋臣失计，误主丧师，遂致生灵被祸，京都失守，主上出郊，求和军前，两元帅既允其议，布闻中外矣。且空竭帑藏，追取服御所用，割两河地，恭为臣子。今乃变易前议，人臣安忍畏死不论哉?宋于中国，号令一统，绵地万里，德泽加于百姓，前古未有，虽兴亡之命在天有数，焉可以一城决废立哉?昔西汉绝于新室，光武以兴，东汉绝于曹氏，刘备帝蜀，唐为朱温篡夺，李克用犹推其世序而继之，盖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张邦昌在上皇时附会权佞，共为蠹国之政，社稷倾危，生民涂炭，固非一人所致，亦邦昌为之也。天下方疾之如仇仇，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杰必共起而诛之，终不足为大金屏翰。必立邦昌，则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桧不顾斧钺之诛，言两朝之利害，愿复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万世利也!”
　　在这段大义凛然的诤言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忠于故国、不因有杀身之祸而避之的爱国者形象。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微缩了的世界。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一般也都既是天使，又是魔鬼，所谓坏人，不过是他身上的魔鬼属性比较多一些而已，恶贯满盈如希特勒，他的第一声啼哭恐也不是狼吼。
　　相比之下，我们的先人们不乏目光独到者，司马迁不因为韩信后来谋反而把他打入“另册”，《史记》因之生辉，有识者加以称好，看来，是该到了走出“误区”，突破思维定式的时候了!
　　传闻其国居大岛

笨鱼

　6徐福到过日本吗(1)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老先生在一首题为《日本刀歌》的诗中写道：“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肥沃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并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玩器皆精巧。”有相当多的中国大众怀着对欧阳修的崇拜，以及中华民族特有的“阿Q心态”，把“传闻”当成了信史，认为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其开国君主是秦朝时的中国人徐福，从而，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一个新的误区——
　　徐福，一作徐巿，乃是秦始皇时代一个有名的方士。《辞海》上说他“字君房，琅琊(今山东胶南南)人，为迎合秦始皇的迷信长生，上书说海上有蓬莱、方丈、瀛州三座神山，请得童男童女数千人，乘楼船入海，结果一去不返”。
　　“一去不返”的徐福去了哪里了呢?
　　有人说他去了日本。
　　这种说法可信吗?
　　徐福并非“一去不返”
　　五代十国时，有一日本僧人名叫弘顺，他说过大意是这样的一段话：“日本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去而不返，止于此。”
　　这段话极有可能是套近乎之辞。据《史记》记载：
　　(秦始皇二十八年)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没有发现徐巿(亦即徐福)一去不返。
　　再引几段史料。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因使韩终(一作众——引者)、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从上郡人。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
　　“(秦始皇三十五年)始皇闻(侯生、卢生逃)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之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
　　俗话说，怒时吐真言，秦始皇在发觉他一向信任的方术之士欺骗了他时，发起了雷霆之怒，这时候说的话恐怕不会有假。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一去不返的是韩众(就是那个韩终)——“韩众去不报”，而不是徐巿。对于徐巿，秦始皇说他“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徒奸利相告日闻”这句话，著名史学家王利器先生在《史记注释》中是这样翻译的：“只是空空地每天听得他们互相告发非法牟利。”
　　“他们”指谁?当然是指徐巿等人。
　　读者诸君倘若不信，有史为证。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有这样一段话：“昔秦绝先王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转负海内粟致之西河。当是之时，男子疾耕不足于糟糠，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欲为乱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神问)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筑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悦。”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徐福不仅没有一去不返，而且还回来向秦始皇搞了个伪辞。徐福弄这个“鬼画符”的目的是为了骗取人、财、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还煞费苦心地编造了一个神话故事。
　　一心以为可以借助寻访仙人达到长生不老之目的，秦始皇可能被“仙”气熏昏了头，真的给了徐福男女三千人，以及五谷种子及百工匠人，让他把这些人、财、物作为礼品献给“海中之神”。于是，徐福再一次出海远行。
　　一些富有想像力的人由此推断，徐福这一次出海是到了东瀛日本。
　　实际情况如何呢?
　　“平原、广泽”、“澶州”就是日本吗
　　徐福第二次出海到了哪里?
　　这是一个饶富趣味的问题。
　　司马迁在《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说，“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认为徐是到了一个大平原上，在那里称起王来。
　　这个“平原广泽”在何处?香港学者卫挺生认为就是日本的本州。
　　他在《日本神武开国新考》一书中认为：东海各岛中，日本本州有平原广泽，附近各岛却没有。神武天皇(传统中的日本开国之君)开国的檀原附近有琵琶湖与远淡海二大泽，以二泽为中心，周围有九处平原。也就是说，神武天皇建国之处，正与“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的地理特征符合。
　　这段推理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细一琢磨就发现有些不对味。卫先生很明显是先主观认定日本的本州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平原广泽”，然后去寻找二者之间的相同之处以作证明，这种推理方法笔者不敢苟同。记得有一篇古文叫做《亡铁》，说的是一个人丢了一把斧子，丢斧者主观上先认定其邻居是窃斧者，怎么看怎么像，可到了后来，从别的地方寻回那把斧子之后，又怎么看他的邻居都不像窃贼了。这个故事人人皆知，它说明存有先入为主的成见搞出的推理一般是不能成立的。
　　中国大陆东部海域内还有许多大的岛屿，如舟山群岛，如刘公岛，如台湾岛，谁又能证明徐福一行没有在这些岛上“寻得桃源好避秦”呢?
　　要搞清历史的真相，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借助于历史。
　　除了《史记》，提到徐福之名的官修正史还有《后汉书》。
　　《后汉书·东夷传》在“倭”国一条之后有这样一段记载：“会稽海外有东澶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
　　去澶洲该怎么走呢?
　　《后汉书·东夷传》接着写道：“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州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
　　从《后汉书》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徐福根本没有到过日本(时称“倭”国)，他到的是“澶洲”。
　　“澶州”在什么地方呢?
　　《辞海》“澶州”的解释是：“州名。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分黎、魏等州置，因澶渊而得名。贞观初废，大历中复置。治所在顿丘(今河南清丰西)，辖境相当今河南清丰及濮阳东北、范县西北各一部分地。五代晋移治濮阳。宋崇宁时升为开德府。金复为澶州。……北宋景德初宋辽会盟于此，因澶州亦名澶渊郡，史称‘澶渊之盟’。”
　　很明显，这不是《后汉书》中所说的那个澶洲。
　　此澶州虽非彼澶洲，但彼澶洲也非日本(倭国)。
　　道理极简单，倘若徐福到的澶洲真的是倭国的话，《后汉书》的作者就没有必要把澶洲从倭国中分离出来单说了。
　　作为中国最悠久的东邻，日本(古称倭国)自汉代以后一直以“东夷”的身份赫然出现于各个主要朝代官修的史书中。
　　像中国周边的许多小国一样，上古、中古时代的日本一直是很仰慕中国文化的。他们的君臣也以能够与中国套上关系为荣。
　　在《晋书·四夷传》中我们发现了另外一段记载，这段记载很有意思。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把它摘录下来。
　　《晋书·四夷传》：“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地多山林，无粮田，食海物。旧有百余小国相接。至魏时，有三十国通好。户有七万。男子无大小，悉黥面纹身。自谓太伯之后。又言上古使诣中国，皆自称大夫。昔夏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纹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人好沉没、取鱼，亦纹身以获水禽。”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古代的日本人为了自高身份，自称是太伯之后，并没有说自己是徐福的后人。
　　太伯何许人也?
　　据史料记载，太伯一作“泰伯”，是西周时代吴国的始祖。他本是周太王的长子，太王打算立幼子季历继承王位，又怕长子有什么想法，太伯就和二弟仲雍远走江南，到了江南后，太伯等人改从当地风俗，断发文身，成为当地的君长。
　　这个太伯是无论如何也与徐福搭不上关系的。
　　有关徐福到了日本的传闻起于唐、宋时代，我们不妨再看看那个时代官修的史书。
　　《新唐书·东夷传》：“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师万四千里。直新罗东南，在海中，岛而居，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国无城廓，联木为栅落，以草茨为屋。左右小岛五十余，皆自名国而臣附之。”
　　并没有只言片语提及徐福与该国有关。
　　《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中没有“日本国”的记载。
　　《宋史·外国传》：“日本国者，本倭奴国也。自以其国近日所出，故以日本为名，或云恶其旧名改之也。其地东西南北各数千里，西南至海，东北隔以大山，山外即毛人国。自后汉始朝贡。”
　　也没有只言片语提到徐福到过日本。
　　既然历朝历代的史书(正史)在提到日本时没有一处提及它与徐福有什么关系，那么，说徐福到过日本，甚至还是日本的开国之君神武天皇，恐怕就没有任何根据了!
　　徐福没去日本，他“出国”后到了哪里了呢?
　　正史上最后的记载是澶洲，这个澶洲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不是后来的澶渊附近的澶州，它的方位，《后汉书》上说在会稽东冶县东海内，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
　　有人说，会稽即今天浙江绍兴，东冶县却在福建福州，二者远隔千里，风马牛不相及，因而否定《后汉书》的说法。
　　这种否定未免有些过于轻率。
　　原来，会稽一名，其所指之地有古今之别。
　　指今浙江绍兴的会稽历史最短——这个会稽置于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汉代的会稽是比县大的郡，其辖境相当于今江苏省长江以南，茅山以东，浙江省大部及福建省的全部。
　　汉代的史书只能按汉代人的地域观念来理解，所以，东冶在会稽郡乃是理所当然。
　　东冶临近海边，《后汉书·郑弘传》中说：“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
　　交趾国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在今天的越南境内，徐福一行是否到那里避秦，谁也说不定。
　　不管怎么说，从今天所能见到的历朝历代官修的正史中我们没有发现有徐福到过日本的记载。说徐福到过日本，就像说杨玉环(贵妃)曾经避难东瀛一样，只不过是一种美丽的“传说”而已。
　　顺便说一句，由于日本国远离中国，中间隔着万里重洋，到了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确实有一些怀有民族主义情绪，以“反清复明”或“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的汉族知识分子如朱舜水(朱之瑜)、陈天华、孙中山、章太炎等人曾经避难于日本，但这已经是公元17世纪以后的事了。与公元前3世纪时的徐福无关。
　　我们不能而且也不应该以今证古，用朱舜水等曾经东渡扶桑，来证明徐福一行到了日本，更不能怀有一种“阿Q”心理，面对着“领先一步”的现代化日本，硬要考证出我们的祖先是他们的开国之君，从而沾沾然、施施然、薰薰然，“阿Q”一次。
　　鲁迅先生在《花边文学》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人是尊家族，尚血统的，但一面又喜欢和不相干的人们去攀亲，我真不知是什么意思。从小以来，什么‘乾隆是从我们汉人的陈家悄悄抱去的’呀，‘我们元朝是征服了欧洲的’呀之类，早听得耳朵里起茧了，不料得到现在，纸烟铺子的选举中国政界伟人投票，成吉思汗还是为其中之一人；开发民智的报章，还在讲满州的乾隆皇帝是陈阁老的儿子。古时候，女人的确去和过番，在演剧里，也有男人招为番邦的驸马，占了便宜，做得津津有味。就是正事，自然也有拜侠客做干爹，给富翁当赘婿，抖了起来的，不过这不能算是体面的事情。男子汉、大丈夫，还当别有所能、别有所志，自恃着智力和另外的体力。要不然，我真怕将来大家又大说一通日本人是徐福的子孙。”
　　为了不让鲁迅先生的担心成为现实，我们还是不去胡乱和别人攀亲为好!
　　孔子读史记引出的话题

笨鱼

第二部分

　　7司马迁真的写了《史记》吗(1)

　　“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有一个读书不求甚解的人看了这段话后，断言：这是一个“关公战秦琼”式的错误，因为《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孔子死后334年司马迁才出生，一个三百多年前就去世的人不可能读到三百多年后才写成的书。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理，实际上却似是而非，因为“孔子读《史记》”这段话恰恰是司马迁说的。
　　怎么回事，莫不是司马迁昏了头?非也，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相信你头脑中一定存有“司马迁创作了《史记》这本书”这个误区——
　　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其作者是司马迁，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司马迁职事史官，根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之书，利用国家收藏的文献资料，加上自己遍游天下名山大川的实地见闻，联缀成书。该书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迄于汉武帝，首尾共三千年左右，对战国、秦、西汉初史事记载尤详。体裁分传记为本纪、世家、列传，以八书记载制度沿革，立十表以通史事的脉络，为后世各种史书之典范。
　　这部史书的名称一开始时究竟叫什么?
　　“太史公书”叫了近千年
　　有一本文化学知识百科全书在谈到《史记》书名沿革时有这样一段话：“《史记》本无书名。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看后非常钦佩司马迁所取得的成就，遂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但这仅仅表明它是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也只写了《太史公百三十篇》。那么，‘史记’二字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与司马迁同代或后代的一些学者在引用这部著作时，常嫌《太史公百三十篇》这个书名过繁，常简称为《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久而久之，人们就据《太史公记》而省略成《史记》。这种称呼大约是在三国魏以后的事了。”
　　这一段说法是不准确的。我们知道，东方朔生于公元前154年，比司马迁差不多大了近二十岁，司马迁年近五十时才开始史书创作，待他写完这部史书时，东方朔已经谢世，根本不存在什么“东方朔看后非常钦佩”一说，说“《史记》本无书名”，似乎也不很准确，因为司马迁在写完该书之后曾有自序，说他自己为“太史公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明确地给自己这部书取名为《太史公书》。
　　《太史公书》中的“太史公”乃是对“太史令”的尊称。从西周、春秋时代起，人们把执掌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职务的官员称为“太史”。到了秦、汉时代，专设太史令一职，但官位较以前略低。魏晋以后，修史职务划归著作郎，太史仅掌推算历法。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曾经官拜太史令，此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撰有《论六家之要指》，推崇汉初黄老之学，总结当时流行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各派学说，认为道家综合各派之所长，应为诸家之首。他曾经根据《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开始史书创作，其子司马迁在他的创作基础上才完成那部“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
　　为了纪念乃父，也为了向时人和后世的读者声明自己并非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司马迁特意用了《太史公书》来称呼自己的这部呕心沥血之作。
　　这个名字初看起来像是信手拈来，实际上却是意味深长。
　　我们知道“太史”、“太史令”是官名，“太史公”则是人们对担任“太史”或“太史令”官职者的尊称，古人向有尊人谦己的美德，断无自称“太史公”之理。
　　司马迁如此地“自尊”，除了可以解释成为纪念乃父之外，还可以令一般读者悟到此书的“官修”性质。(不妨细细咀嚼!)
　　司马迁此举可谓煞费苦心。不明真相的读者可能要问，司马迁为什么要力求给自己这部史书罩上一点“官修”的色彩呢?
　　这和汉代朝廷的修史政策有相当大的关系。
　　汉高祖刘邦以一介布衣的身份，提三尺剑扫平群雄，在其心里是向不以读书人为意的。据史料记载，他曾把儒生的儒冠摘下来当尿壶，辅佐他打天下的几个有名的谋臣，如萧何、张良、陈平等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萧何是个小会计，陈平曾经被人怀疑与嫂子有染，张良习学的是黄石公之术。
　　直到山东大儒叔孙通裁定君臣之礼，太中大夫陆贾提出“马上得天下，不可以在马上治之”的谏言之后，刘邦才意识到文人及文化的重要性，他的曾孙汉武帝刘彻更是接受了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了后世所谓“封建大一统”的文化，在这种“舆论一律”的大氛围下，读书人最忌讳的就是“妄论朝政，私修国史”。
　　稍后于司马迁，有一个人名叫班固。提起班固，人们都很熟悉，他字孟坚，是陕西安陵人。曾花费了近三十年的时间修成《汉书》，该书文辞渊雅，叙事详赡；继司马迁之后，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又一种新形式，自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就是这样一个可与司马迁相媲美的大史学家，就曾因为被人告发“私修国史”而锒铛入狱，差点死于狱中。
　　司马迁那个时代，文网虽然不如后世之严密，但倘若他不“拉大旗作虎皮”，那么，他的史学创作就不可能顺利进行下去，即使进行下去，杀青付梓之后恐怕也要被付之一炬。倘若读者诸君同意笔者的观点，那么，请你们千万不要因此而改变对司马迁的尊敬，因为他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司马迁在完成这部巨著之后曾有一段话叙及他当时的心境：“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读者可以细细体会。
　　“太史公书”这一叫法大约延续了近一千年。
　　长孙无忌一槌定音
　　现在有许多人以为说司马迁写了《史记》乃是班固的“发明”，此种说法大可存疑。
　　不错，班固及乃父班彪确实曾称司马迁之书为《史记》，但在班氏父子的辞典中，“史记”却是作为一个比较通用的名词而非专称出现的。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引几段《汉书》：
　　(1)《汉书·艺文志》：“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
　　(2)《汉书·司马迁传·赞》：“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
　　我们知道，《汉书》系班固的苦心经营之作，上引两段话中出现的“史记”显然不是司马迁所写，这说明，“史记”一名在班氏父子那里还是个通称。
　　汉代以后至唐朝初年，官方修撰的史书中并无“经籍志”一栏，所以，对司马迁的那部巨著称史记，也称太史公书，对别的史书也称史记，比如敦煌写本《贞男》称：“颜叔子，鲁人也……周时人，出‘史记’”，这里面的“史记”指的是《后汉书》的一条注。
　　初唐人释玄应所撰的《一切经音义》卷八十一：“《史记》云：‘籀者，周时史官教国子学童之书……’”中的“史记”指的又是《汉书》。(详见《汉书·艺文志》)
　　把司马迁的作品正式定名为《史记》并赋予其官方权威色彩的是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字辅机，河南洛阳人。系唐太宗皇后长孙氏之兄。公元626年曾参与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得帝位。他以皇亲及元勋的地位，历任尚书右仆射、司空、司徒等职，封赵国公。曾奉命与房玄龄等修定唐律。公元649年，受命辅立高宗。高宗即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奉命与法学之士对唐律逐条解释，成《唐律疏义》三十卷。
　　《隋书》乃系长孙无忌与魏征、于志宁、李淳风等人联合撰成的。
　　书成时间为公元656年，该书经籍志记古今图书存佚及其源流，创立四部分类法，对后世目录学有深远影响。
　　《隋书·经籍志》上有这样一段话：“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一卷，汉中书令司马迁撰……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汉护军班固撰。”
　　将《史记》与《汉书》并列，在官修史书中出现，正式确立了《史记》的名称，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7世纪，相隔了将近一千年之后，司马迁才为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争”来了一个正式的名称，我们倘若忽略了这一点，武断地告诉别人，司马迁写了一部当时就题名为《史记》的书，那就犯了以今断古的错误，同时也无从窥见史学前辈如司马迁等人进行史学创作时所经历的万苦千辛。

笨鱼

8王昭君弹过曲颈琵琶吗(1)

　　有一位现代画家看了唐代大诗人杜甫《咏怀古迹》中咏王昭君诗：“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以后画了一幅《昭君出塞图》，画中的王昭君骑在马上，怀里抱着一个现代式样的曲颈琵琶，许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好。不知这个“好”指的是什么?倘若是指那面琵琶画得好，那可就又不知不觉地步入了一个误区了——
　　先讲一个小笑话：
　　有父子二人，因穿着打扮发生争执，父亲老用“想当年”作比，儿子没好气地说：“想当年!想当年!想当年秦始皇穿过‘佐丹奴’吗?康熙皇帝用过手机吗?”把乃父弄得哭笑不得。
　　儿子的话虽然不无狡辩的色彩，但童言无忌，至少还告诉人们一个真理，不同时代才有的人和物是不能扯在一起的，把曲颈琵琶“画”在了王昭君的怀中，是否也犯有同样的“生拉硬扯”的毛病呢?
　　“宁胡阏氏”知不知传说扑朔又离奇
　　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人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却享有赫赫的名声，有一位西方文化学专家把这种现象叫做“荷马现象”。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的一个小女子王昭君，可能至死也没有想到，她竟会成为一个“名人”。
　　因为在官修的正史中，她实在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
　　《资治通鉴·汉记二十一》中有这样一段话：“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马单），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竟宁元年是公元前33年，“良家子”者犹今言“良家女子”，这是一段十分“中性”的记载，记载中的王昭君之嫁给呼韩邪单于纯是出于政治上“和亲”的目的，并没有什么缠绵绯恻的爱情“作料”，这个故事到了后来就被附会成一个又一个的离奇故事。
　　先是有故事说，王昭君本是天生丽质，因不肯出钱贿赂画工毛延寿，所以一直“养在后宫人未识”。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向汉帝国求婚，元帝刘奭下令将后宫中最丑的女子送去和亲，王昭君首当其冲，及至宫门送别时，元帝才发现“丑小鸭”本是“白天鹅”，追本溯源，刘奭恨死了那位专门吃“红包”的毛延寿，将其推出午门外斩首。
　　接着又有故事说，王昭君是个奇女子，她目睹了当时汉、匈两族连年征杀，生灵涂炭的惨状，自愿充当“和平使者”。
　　接着又有故事说，汉元帝答应王昭君和番去匈奴，亲自摆御驾送至灞桥。昭君洒泪而别，到了汉、匈边界举酒南望浇奠，然后投江而死，汉元帝梦念昭君，听到孤雁凄楚的叫声，惊醒一帘幽梦——这个故事到了元代被“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写成一曲剧，题名《汉宫秋》，全称《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流传甚广。
　　至于唐诗、宋词中以昭君出塞和亲为题的作品那就更多了。
　　太宗皇帝李世民曾有诗咏其人其事云：“半月无双形，金花有四时。摧藏千里态，掩抑几重悲，促节萦红袖，清香满翠帷。始弹风乡急，缓曲钏声迟。空余关陇恨，因此代相思。”
　　在这些文人墨客的笔下，王昭君是一个充满浪漫情怀的女子，而且是一个不惜殉身，宁死不肯跨出国门一步的人。
　　这恐怕只是出于后人的一种浪漫的想像，至少在正史记载中的王昭君并不是如此。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接着听一听司马光是怎么说的。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一》中在提到汉元帝把王昭君赐给匈奴单于之后，并没有接着叙述王昭君的命运，而是插了一段边塞防务的论述。这段话看似闲笔，实际上则与王昭君出嫁匈奴有关，转引如下：
　　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已罢外城，省亭隧，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三也。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归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今罢乘塞，则生嫚易分争之渐，五也。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臣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壹切省繇(徭)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他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九也。如罢戍卒，省候望，单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汉，请录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
　　这段话乃是对王昭君的夫婿呼韩邪单于“请罢北塞吏士屯戍”请求的驳斥，汉元帝把这番话转述给呼韩邪单于，单于谢曰：“愚不知大计，天子幸使大臣告语，甚厚!”——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
　　呼韩邪此次出使“中国”除了“求婚”以外，还遇到了一个故人，此人名叫伊秩訾，原来是呼韩邪手下的一个重要谋臣，曾为呼韩邪策划归汉，后因受小人离间，不得已率千余人降汉，汉朝封其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呼韩邪见“楚材晋用”，自感有些不受用，就想说服伊秩訾与他一起返回匈奴，不料没有劝动。
　　但呼韩邪仍然不虚此行，他此行的最大收获是娶回了一位汉族妻子：“单于号王昭君为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
　　从上面的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昭君根本没有投江而死，而是到了匈奴，而且还为呼韩邪留下一个儿子。
　　其实，汉朝时代，夷夏之分野根本不像后世所想像的那样，稍微熟悉汉代历史的人都清楚，刘邦去世之初，吕后新寡，匈奴单于派人“调戏”吕后，声称“愿以吾所有易太后之所无”，吕后听了也没有起兵报复，对这种侮辱色彩极浓的话语采取不以为意的态度。东汉时代的蔡文姬出自书香门第，乃父蔡邕，是有名的大儒，文姬本人也是名动一时的女诗人，写过诸如《胡笳十八拍》等有名的诗歌，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高级知识女性，也曾嫁给匈奴的左贤王为妻，生有一儿一女。这些都说明，至少在汉代，人们的华夷之防并不像后人所想像的那么严重，王昭君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宫人，她的头脑中不会有什么礼仪框框。汉元帝以前并不认识她，她与皇上也决不会有什么爱情纠葛，把王昭君描绘成“爱国而死”或“殉情而死”，那都是错把宋代以后的中国当成了汉代的中国，犯了以今证古的毛病。
　　有一点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关于王昭君的结局，今天的人们一般都说她是匈奴呼韩邪单于的妻子，殊不知王昭君在呼韩邪死去之后又嫁给了他的儿子。
　　原来，匈奴有一种风俗，身为单于的父亲死了以后，继父位而登单于宝座的儿子要把乃父的一切，包括他的妻子全部继承下来。
　　呼韩邪单于除了娶有王昭君以外，还娶了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伊秩訾的两个侄女，分别号颛渠阏氏、大阏氏。大阏氏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雕陶莫皋，此人继承了呼韩邪单于的王位，也顺便把王昭君给“接收”了过去，王昭君又给新单于生了两个女儿，长女号须卜居次，次女号当于居次(“居次”，匈奴语的音译，相当于汉语“公主”)——这些都是见诸《汉书·匈奴传》的，绝不会有假。
　　看来，人们以前对王昭君本人的一些认识和看法包含着明显的误解。
　　连王昭君本人的情况都搞不清楚，那么关于她随身所带之物就更可能会似是而非了。
　　曲颈琵琶秦汉子欲解公案须读史
　　“身行不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宫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纤纤玉手坐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这首诗的作者是宋代有名的大文豪欧阳修。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欧阳修认为王昭君出塞时是带着琵琶的，但此琵琶却并非我们今天的曲颈琵琶，而是“推手为琵却手琶”。
　　也许有人会问，琵琶还有古今之分吗?
　　当然有。
　　据专家们考证，琵琶，本作“批把”。汉朝人刘熙在《释名·释乐器》中说：“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像其鼓时，因以为名也。”秦汉时代，我国已有长柄皮面圆形音箱的琵琶，当时人称其为“弦鼗”又称“秦汉子”。秦汉以后不断改进，发展为阮咸(因晋朝散骑常侍阮咸善弹此而得名——著者)、秦琴、三弦、月琴等多种形制，其共同特点为圆形直颈，宋以前把这些都叫做琵琶。
　　到了南北朝时，与我们今天所用琵琶相近的曲颈琵琶传入中国，隋唐年间曾盛极一时，有龟兹琵琶、五弦、忽雷等多种形制，其共同特点为半梨形曲颈，当时亦统称为胡琴。唐宋以来，在两种琵琶基础上不断改进，逐渐形成现今形制：音箱呈半梨形状，以桐木板蒙面，琴颈向后弯曲，颈与面板上设“相”与“品”，张四弦，按四、五度关系定弦。演奏方法改原横抱为竖抱，改原用拨子弹奏为五手指弹奏，技法日趋丰富，成为独奏、伴奏与合奏的重要民族乐器，“琵琶”也成了此种乐器的专称。近代通用的琵琶为四相十三品，后经改革，增至六相二十三(四)品，能奏所有半音。
　　啰里啰嗦说了这么多，中心内容不外乎以下三点：
　　(1)“琵琶"之名，中国古已有之。
　　(2)但古时的琵琶绝不等同于现代人所用的琵琶。
　　(3)古今琵琶的最大区别：古时直颈，现代曲颈。
　　接下来我们要搞清的一个问题就是曲颈琵琶何时出现于中国。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根据有关专家的考证叙及曲颈琵琶是南北朝时传入中国的，但没有展开来谈。
　　原来，曲颈琵琶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舶来品”，有一本通俗读物上称其源于古印度Btarbbu，或者是古希腊的Barbyton，但缺乏必要的论证，比较为大家所公认的看法是：曲颈琵琶源于一种名叫“乌特”的乐器。“乌特”乃是阿拉伯文ud的音译。ud是阿拉伯拨弦乐器，亦流行于土耳其、伊朗以及苏丹、摩洛哥等地。一般用木头制成，琴腹呈扁平半梨形，琴颈上端向后弯曲，颈上设品，面板上有圆形镂花音孔，装弦四、五至十余根不等，常调成五六对同音双弦或再加一单弦，用羽管或手指弹奏。“乌特”在许多国家均有其变体。南北朝时传入中国的曲颈琵琶，和盛行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琉特，均源于乌特。——《辞海》1979年版。
　　曲颈琵琶既然迟至南北朝时才传入中国，那么，西汉时代的王昭君怎么会提前好几百年抱着它前往匈奴呢?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昭君出塞，不过是西汉王朝“和亲”政策中的一个小插曲，官修正史中的记载简而又简，大约到了晋代，昭君才开始“走俏”起来。
　　大富豪石崇写了一篇《明君辞》，他在序中说：“昔(细君)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妃亦必尔也。”。
　　石崇的这段话成了后世文人墨客们把琵琶与王昭君联在一起之所本，有好事的画家更以其文入画。
　　这些文人墨客画家们似乎对石崇话中“其送明妃亦必尔”几个字没有予以充分的注意，事实上，石崇自已也说“其亦必尔”，明显是一种推测。
　　石崇以后，又有一个虞世南(隋朝人)也认为昭君出塞怀抱琵琶，这恐怕是以讹传讹。
　　明朝人陈耀文指出：“夫汉送公主，于马上作乐，季伦(石崇)制词，意昭君亦尔；未尝谓昭君自弹也。《图经》即以《昭君怨》实之，不知何所本也。而今人画《明妃出塞图》，作马上愁容，自弹琵琶，赋辞者多，即以为昭君实事，盖承前人之误耳!”(详见陈耀文《天中记》卷四十三)
　　根据陈耀文的推断，参考一下官修的正史，我们对昭君出塞时是否带有广义上的琵琶(如秦汉子，如阮咸)都表示怀疑。
　　退一步说，就算昭君出塞时真的怀抱琵琶，那她怀中的琵琶也只能是直颈的阮咸或秦汉子，而决不会是现代式样的曲颈琵琶。
　　文艺创作不能歪曲历史，倘若让秦始皇手拿“大哥大”，康熙皇帝腰挂BP机，那么，画出来的只能是漫画，而且是很肤浅的漫画，不知诸君以为如何?

笨鱼

　9蔡伦之前真的没有纸吗(1)

　　“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后汉书·蔡伦传》上的这段话曾被无数人引用，以之证明中国是造纸术的故乡，也使得大多数国人们把纸的发明者桂冠戴到了蔡伦身上，数千年来以讹传讹，造成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误区——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中国新疆境内罗布泊汉烽燧遗址，一群人围着一个人手里的东西边看边议论。
　　那人手里拿着的是一张纸片——一张刚刚出土的纸片。
　　不就是一张纸吗?有什么好稀罕的?有的读者可能会感到不可思议。
　　可这座古烽燧却是西汉时代修建的啊!富有考古学知识的人们恐怕会将它与“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这种说法联系起来，头脑一下子兴奋起来。
　　难道，在蔡伦以前就有了纸?
　　万丈高楼平地起蔡侯并非有神才
　　公元105年正是汉和帝元兴元年。这一年的四月庚午日，执政达17年之久的汉和帝刘肇突然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元兴”，此前为“永元”。
　　为什么要更改年号呢?我们知道，汉代以前是没有“年号”这一说的，汉代之有年号，始于西汉文帝，那时候的年号是为了标明当时的国家之吉祥征兆。
　　和帝当政17年之后改年号，国家一定出了大事。
　　的确，上一年七月，全国大旱，司徒鲁恭被免职。本年度春季，一向为藩邦属国的高句丽又大举入侵，占领了汉王朝的辽东六县，为了振奋民心，刘肇才下了改元的决心。
　　为了给多病的皇帝打上一针“兴奋剂”，当臣子的理应找点“祥瑞”，弄点“稀罕物”来进上。
　　可惜的是，满朝文武个个都是只爱捞钱的官，根本想不出用什么稀罕物来愉悦圣心。
　　时任中常侍，主管御用器物制造的蔡伦不失时机地爆了一个“冷门”——献上了一种书写用具——纸。
　　“纸?”和帝挺着虚弱的身子，不耐烦地问，“纸算什么稀罕物?也拿来蒙我!”
　　读者诸君可千万不要误会，以为和帝是在信口瞎吹，胡搅蛮缠。因为和帝，甚至和帝以前，是确实有“纸”的。
　　《说文解字》对“纸”的解释是：“纸，丝滓也。”
　　为蔡伦立传的史学家范晔也认为：“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
　　将《说文解字》和范晔的话说白了就是蔡伦以前，人们把书写用的丝帛也叫做纸。所以和帝听蔡伦把纸当成了稀罕物会很奇怪。
　　但当左右内侍把蔡伦的纸进上来之后，和帝却转怒为喜了。
　　原来，蔡伦献上来的纸质地柔软，便于书写。待到问明白制造方法之后，和帝更是乐得合不拢嘴，因为除了便于书写以外，蔡伦的纸，其最大优点是造价便宜。
　　“真的可以用树皮、破布、麻头、旧鱼网造这种纸?”和帝又一次追问道。
　　“臣何敢欺君!”
　　“好，好!”和帝的病身子有点打熬不住了，“你先下去，待朕痊愈之后重重有赏!”
　　刘肇倒是没有食言，但人算不如天算，就在这一年(公元105年)的十二月辛未日，他一病不起，崩于洛阳章德宫前殿。
　　这种应时而献的纸，其发明权到底是谁的?《后汉书·蔡伦传》的两句话颇堪玩味。这两句话一句是“伦乃造意”，另一句是“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前一句“造意”是“创造新意”之意，但前面缺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乃造意”的?
　　在蔡伦以前，难道就没有人觉得“缣贵而简重”了吗?
　　蔡伦是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任职尚方监的，在此之前，他不过是一个小黄门，不可能有机会思考“缣贵而简重”的问题，接掌尚方监之后，他的主要工作也是“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而且“莫不精工坚密”，这些也要花去他相当一部分精力。因此，他不可能不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造意”——吸取成果，造出比缣便宜，比竹简轻便的纸来。
　　这一点其实连《后汉书》的撰著者心里都清楚，所以他在给蔡伦立传时指出，因为皇帝觉得蔡伦有才能，爱屋及乌，所以，一开始本来在民间流传的用树皮、麻头、破鱼网造出的纸就被冠以“蔡侯”的名义，得以广泛流传。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后汉书》称蔡伦进呈的纸为“蔡侯纸”而非是“纸”，这除了与“古以缣帛为纸”的“纸”有所区别以外，是否还意味着当时还有不是“蔡侯纸”的纸呢?
　　汉代烽燧与灞桥风雪
　　在陕西省西安市东十公里处有一座桥名叫灞桥。灞桥，又作霸桥，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座颇富文化气息的古桥。早在春秋时代，“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为与东方诸侯争雄，改滋水为灞水，建桥于其上。《史记·王翦列传》记载，王翦伐楚，“始皇自送至灞上”。
　　《鸿门宴》那篇古文中，脍炙人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沛公军灞上”，这说明从秦时开始，灞桥就是长安向东方出入的要道。不过，今天的灞桥，已非秦汉时的旧貌，大约在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朝官员在秦汉古桥以南一里左右的地方新建了一座南桥，后经历代重修，是为如今的灞桥。唐人送客多到灞桥，折柳赠别，心情为之黯然，灞桥因之又得名销魂桥。每当春夏之交，翠柳低垂，水花飞溅，冬则雪霁风寒，沙明石露，故有“灞桥风雪”之美称。古为“关中八景”之一。
　　公元1957年，灞桥再一次成为文化热点：在这里的西汉古墓里，考古学家发现西汉初期的古纸，经过切片化验分析，有关专家确认：
　　(1)这些纸确系西汉初年所造。
　　(2)其成分为大麻和少量的苎麻叶。
　　由此，专家们得出结论说，灞桥古纸乃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
　　联系到1933年新疆罗布泊汉代烽燧出土的古纸片，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纸并不是蔡伦的发明创造。
　　有一个名叫德博诺的西方科技史专家也认为“曾经主管宫廷御用手工作坊造纸的蔡伦，可能只是把贫民的一项更早的发明通过官方进行宣扬罢了”。中国人一向很重视“名人效应”，中药界的祖师爷要找个神农氏，戏曲界则推出了唐明皇(认唐明皇为祖师爷)，《文选》本来是梁王朝的许多文人学士集体编辑的，只因昭明太子萧统插手了此事，所以就要把“昭明”两个字放在“文选”的前头，把“文选”叫做《昭明文选》，还有什么“东坡肉”、“孔府酒”不一而足。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可以向善于提出问题的读者们解释清楚，纸既然不是蔡伦最先发明的，为什么最后却把发明权归结到他的名下的原因了。
　　“名人效应”的直接后果是“见名不见人”——忽略了非名人，亦即普通群众在推动社会和历史进步时的作用。
　　借助“名人效应”来进行某些活动(如商品促销等)不是不可以，但切记要实事求是，是谁的发明就是谁的，这一点不妨学学詹天佑。
　　1990年6月23日，《新闻报》上发表了郭民原回忆詹天佑的文章。郭氏回忆说：“我父亲与詹天佑是至交。1917年，我参加铁路测量工作，路过汉口时，遵父亲的嘱咐，专程去访问詹氏。当时民间盛传连接火车车厢的‘自动挽钩’是詹天佑发明的，外国人还把这种挽钩定名为‘詹天佑钩’。但我和詹氏谈及此事时，他却连声否认。他说，这种挽钩是京张铁路某车站一个专做车辆挂钩的中国工人发明的，可惜这个发明人的姓名却被淹没了。这个工人最早是把他构想的草图给一个在铁路工作的英国人看。英国人回国后按图试制成功，发现效用良好，后来全世界都普遍采用了。据说这位中国工人发明家也为此得到一笔钱，但数量不多。这个英国人对人坦白承认这是中国工人的创造，并没有冒称是自己的功绩。詹氏又说，当时他负责的是铁路建筑工程，并没有为这个自动挽钩尽过力。他说：‘我在铁路工程方面享有盛誉，已觉受之有愧，决不能再在‘自动挽钩’的发明问题上掠人之美。难道我还能不如那个英国人吗?’”
　　詹天佑先生能够不掠人之美，一千多年以前的蔡伦能不能呢?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作为洞悉了真相的后来人，我们是应该走出“纸是蔡伦发明的”这一误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

　　10历史上真的有貂蝉这个人吗(1)

　　“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这是《三国演义》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中的一段诗。诗中的“红裙”指的是一个有名的奇女子貂蝉。大文豪金圣叹评曰：“十八路诸侯不能杀董卓，而一貂蝉足以杀之。”对貂蝉评价极高。大多数中国人往往都从金圣叹的评论中或《三国演义》的正文中了解这段历史，于不知不觉中陷入一个误区——
　　大约在清代雍正年间，有一个名叫吕安世的人写了一部《二十四史演义》(原名《纲鉴演义》)，在这部书第十六回“二百年曹操起汉室三分”中有这样一段话：
　　董卓凶恶日甚，选民间美女八百人为侍妾，车服僭于天子。司徒王允与司隶校尉黄琬、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中郎将吕布，膂力过人，卓爱信之，拜为义子，出入扈卫。王允有义女貂蝉，其颜色之美丽，冠绝一时，兼之聪明歌舞，巧会人意，而才更过之。允因设谋，以貂蝉先许吕布，后许董卓，竟送貂蝉归卓，卓宠爱貂蝉，貂蝉复与布私，于中取事，使布与卓成仇隙。一日，吕布戏貂蝉于凤仪亭，卓见之，掷戟杀布，布避得免。允结布为内应，布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掷戟时岂有父子情耶?”布遂许之。
　　这段话出自号称“事事悉依正史，言言若出新闻”的书中，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读过这段话的人，再将它拿去与《三国演义》相印证，定会觉得貂蝉并非虚构。其实不然。
　　正史上没有貂蝉其人的记载
　　貂蝉的事迹，按照《三国演义》的“演义”，涉及到王允、吕布、董卓三人，我们为了证明问题，不妨来个顺藤摸瓜。
　　先看《后汉书·王允传》：
　　允见卓祸毒方深，篡逆已兆，密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公业等谋共诛之。乃上护羌校尉杨瓒行左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并将兵出武关道。以讨袁术为名，实欲征卓而后拔天子还洛阳。卓疑而留之。允乃引瑞为仆射，瓒为尚书。二年，卓还长安，录入关之功，封允为温侯，食邑五千户。固让不受。士孙瑞说允曰：“夫执谦守约，存乎其时，公与董太师并位俱封，而独崇高节，岂和光之道耶?”允纳其言，乃受二千户。三年春，连雨六十余日，允与士孙瑞、杨瓒登台请霁复结前谋。瑞曰：“自岁末以来，太阳不照，霖雨积时，月犯执法，慧孛仍见，昼阴夜阳，雾气交侵，此期应促，尽内发者胜，机不可后。公其图之!”允然其言，乃潜结卓将吕布，使为内应。会卓入贺，吕布因刺杀之。语在《卓传》。
　　从这段记载中，看不到一点貂蝉的影子。也没有貂蝉与吕布、董卓二人“三角恋”的任何记载。
　　我们再来看看《后汉书·董卓传》：
　　越骑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怀佩刀以见卓。孚语毕辞去，卓起送至阁，以手抚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奋得免。急呼左右执杀之，而大诟曰：“虏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肝贼于都市，以谢天地!”言未毕而毙。时王允与吕布及仆射士孙瑞谋诛卓。有人书“吕”字于布上，负而行于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会未央殿。卓朝服升车，既而马惊堕泥，还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从，遂行。乃陈兵夹道，自垒及宫，左步右骑，屯卫周密。令吕布等捍卫前后。王允乃与士孙瑞密表其事。使瑞自书诏以授布，令骑都尉李肃与布同心勇士十余人伪着卫士服，于北掖门内以待卓。卓将至，马惊不行，怪惧欲还。吕布劝令进，遂入门。肃以戟刺之，重甲不入，伤臂堕车，顾大呼曰：“吕布何在?”布曰：“有诏讨贼臣!”卓大骂曰：“庸狗，敢如是邪?”布应声持矛刺卓，趣兵斩之。
　　这段记载中同样没有“貂蝉”。
　　这也没有貂蝉，那也没有貂蝉，那么貂蝉是怎样“冒”出来的呢?
　　“貂蝉”所由何来
　　中国古代一些有名的美人，其事迹虽然被“演义”得有些出神入化，但毕竟还是有真人作基础，如西施、王昭君等，莫不如此。
　　貂蝉其人，作为《三国演义》中塑造的一个重要人物，其事迹纯属子虚，这已成定论，其人有无所本呢?
　　《后汉书·吕布传》有这样一段话：
　　董卓诱布杀(丁)原，而并其兵。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稍迁至中郎将，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怀猜畏，行止常以布自卫。(布)尝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掷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顾谢，卓意亦解。布由是阴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阁，而(布)私与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见司徒王允，自陈卓几见杀之状。时允与尚书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因以告布，使为内应。布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掷戟之时，岂有父子情耶?”布遂许之，乃于门刺杀卓。事已见《卓传》。
　　《三国志·魏·吕布臧洪传》中也有大略相同的记载：
　　(董)卓性刚而偏，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为卓顾谢，卓意亦解，由是阴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
　　这两部史书都提到吕布与董卓的一个女人私通而反目成仇。
　　这个女人恐怕就是后世好事者和小说家笔下附会出来的貂蝉之所本。
　　但这个女人细究起来，却绝非貂蝉。
　　理由是：
　　(1)她只是董卓的一个侍女(婢)，而非《三国演义》等书中所说的如夫人(妾)。
　　(2)此女与王允无任何渊源，并非如一部工具书中所说，是“司徒王允家的歌妓。为了帮助王允为国除奸，自己献身”。
　　(3)此女正史只载其姓氏(傅)，并无其名，并非“名貂蝉”。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貂蝉”一词倒非罗贯中所创，宋代大诗人陆游《草堂拜少陵遗像》中就有“长安貂蝉多，死去谁复还?”的诗句，不过那个“貂蝉”并非二八佳人，而是喻指达官贵人。
　　中国古代男女地位并不平等。大男人主义者在阐释历史事件时，常常把男性的失误归结到女性身上，所谓“红颜祸水”是也。这是一种十分浅薄的说法。
　　虚构出一个“貂蝉”，并对她在诛杀董卓，扫荡邪佞中所起的作用加以不着边际的渲染，这看起来似乎是对“女人祸水”论的一种“反动”(Reaction)，好像是对女性地位的一种尊重。实则不然，“貂蝉”所做之事，根据正史，全系吕布、王允等人所为，罗贯中等人把她拉来，无非是像现在坊间的某些四流导演拍电影时“一斤情节等于八两打斗加上二两私情”一样，起个“调味”的作用，一如某些不走正路的公司重薪聘请几个“三围”达标准的丽人以招徕顾客一样，实际上仍是对女性的不尊重。
　　我们帮助读者搞清“史无貂蝉其人”的目的一是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二来也是希望读者诸君能以平常、平等的心态去看待女性，把她们看成与男性一样，对她们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既不抹煞，也不夸大。
　　一位思想家说过一段大意是这样的话：“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由男的负责。但向来的男性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人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没有出息的男人。”
　　这段话今天读来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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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徐庶进曹营真的一言不发吗(1)

　　有一部工具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徐庶为刘备谋士，辅佐刘备对抗曹操。曹操将徐母挟持到曹营，并假借徐母的名义写信召徐弃刘奔曹。徐母以为他背叛刘备，怒恨而死。徐庶深感刘备知遇之恩，从此他在曹营对政事始终一言不发。”这段故事衍生出一个歇后语——“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这个歇后语因其流传甚广，遂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进入了一个误区——
　　《中国历代名人传》载：“徐庶，字元直，长社人。建安十二年，刘先主访士，庶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对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先主三往乃见。十三年，庶母为曹操所获，卒辞先生，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操。”
　　这段记载中，并无“一言不发”的记载。正史里边是怎么说的呢?
　　正史无传附诸葛
　　虽然在《三国演义》等文艺作品中，徐庶也算得上是一个重要人物，但在陈寿所撰的《三国志》中并无他的一席之位。
　　作为“伯乐”，徐庶是附在他所推荐的“千里马”——诸葛亮的本传中与读者见面的。
　　《三国志》共有两处提到徐庶。
　　这两处是：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先主在樊(城)闻之，率其众南行，亮与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
　　这两段记载均出自《三国志·蜀·诸葛亮传》。
　　我们不妨拿这两段记载去对照一下《三国演义》。
　　在《三国演义》中，徐庶是以伍子胥“佯狂于市”的形象出现的。他投靠刘备之后立下的第一功就是大败曹军于博望，因为这次战役系以少胜多，遂使他的名声大振，消息传到洛阳，曹操大为震惊，为了将徐庶罗致于自己的麾下，他派人去骗了徐的老母，然后，又命人伪造徐母的书信诱徐庶去洛阳，徐庶果然中计。徐母见儿子突然来到，十分吃惊，问明真相以后，十分愤慨，转到后堂悬梁自尽。《三国演义》还专有一诗赞之曰：
　　贤哉徐母，流芳千古。宁节无亏，于家有补。教子多方，处身自苦。气若丘山，义出肺腑。赞美豫州，毁触魏武。不畏鼎镬，不惧刀斧。唯恐后嗣，玷辱先祖。伏剑同流，断机堪伍。生得其名，死得其所。贤哉徐母，流芳千古!
　　这些事情显然都系罗贯中的“演绎”。尽管正史里边没有为徐庶单独列传，但我们却仍能从前文所引的两段记载中发现：
　　(1)曹操并没有把徐庶之母骗至洛阳，而是掳到洛阳。
　　(2)曹操并没有胁迫徐母作书信诱骗徐庶弃蜀投魏，徐庶到了洛阳之后，徐母的生死如何，正史上亦无记载。
　　这些外围上的疑点扫清之后，我们不能不把目光转向我们的主要疑点上：徐庶进了曹营之后究竟干了些什么?
　　《魏略》上说徐庶当了大官
　　除了《三国志》以外，记载当时魏国历史的史学著作还有一部《魏略》。
　　《魏略》上专门有一段写到徐庶：
　　(徐)庶先名福，本单家子。少好任侠、击剑。中平未尝为人报仇，白垩涂面，披发而走，为吏所得。问其姓名，闭口不言。吏乃于车上立柱以羞之，击鼓以令于市，莫敢识者。而其党伍使之得脱。于是感激，弃其戟更疏巾单衣，折节学问，始诣精舍。诸生闻其前做贼，不肯与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独扫除，动静先意，听习经业，义理精熟。遂与同郡石韬相亲爱。初平中，中州兵起，乃与韬南客荆州，到又与诸葛亮特相善。乃荆州内附，孔明与刘备相随去，福与韬俱来北。至黄初中，韬仕历郡守、典农校尉；福至右中郎将、御史中丞。逮太和中，诸葛亮出陇右，闻元直、广元仕才如此，叹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庶后数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获存焉。
　　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石韬又叫石广元，徐庶又叫徐元直。
　　中平、初平、太和分别是汉灵帝刘宏、汉献帝刘协、魏明帝曹（睿又）的年号。它们分别代表公元184到公元188年；公元190到公元193年；公元227到公元232年这三段历史年代。
　　中郎将与御史中丞分别是官名。
　　中郎将，系由中郎演变而来。秦代设置中郎一职，到了西汉时期分五官、左、右三署，各置中郎将以统领皇帝的侍卫，隶属光禄勋。平帝时又设置虎贲中郎将，统武贲郎。东汉以后，统兵将领亦多用此名，其上再加称号。如前期之使匈奴中郎将，后期之北中郎将等。又建安中，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其职相当于副丞相，算是个高级官僚了。
　　御史中丞，其官起于汉代。汉代以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之佐，亦称中执法。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监察君国行政；内领侍御史，考察四方文书计簿，劾按公卿章奏。西汉末期，御史大夫改名为大司空，御史中丞遂成为御史台长官。自东汉至南北朝，中丞之权极重。
　　徐庶当过的这两个官职显然都系要职，曹操其人又用人惟才是举，根本不看你是否有什么虚名，而是看你有无真实才能，是否对他有过什么贡献。
　　我们不妨想像一下，假设徐庶到了曹营之后真的一言不发，就算是他的名声再大，恐怕也不会授予他“统领皇帝的侍卫”以及“监察郡国行政，考察四方文书计簿，劾按公卿章奏”的官职。
　　这一点我们不妨拿徐庶和孔融做个比较。
　　孔融，字文举，孔子二十世孙。此人少有异才，据《后汉书》记载，他十岁那年随父赴京师，当时的河南尹李膺名重天下，非当世名人与通家之好概不接待。孔融想要见一下这位大名士，就独自一个人来到李府，对把门者说：“我是李公的通家子弟，请通报李公，我要见他。”见面之后，李膺望着这个毛头小孩不以为然地问：“你与我家有什么交情?”孔融不慌不忙地答：“我的祖先孔子与您的祖先老子(李耳)同德比义，亦师亦友，由此推之，我们难道称不上通家之好吗?”当时在座的人都不由为之心折。
　　长大以后，孔融先后当过侍御史、司空掾、虎贲中郎将、北海相。后来，投入到曹操的门下。
　　刚开始时，曹操对他还算客气。当攻灭袁绍以后，曹操为其子曹丕娶袁绍之儿媳甄氏为妻，孔融写信给操，嘲笑此举，曹操率军远征乌桓，孔融又嘲之以“昔肃慎氏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从而取怒于操。曹操一怒之下，命丞相军谋祭酒路粹诬告孔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招合徒众欲规不轨。云：‘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结果，以“大逆不道，宜报重诛”被处死刑，年仅56岁，其一妻一女一子同时遇难。
　　对圣人之后的大名士，曹操尚且毫不手软，可为所用则用之，不能为所用则杀之，强盗出身的徐庶倘若一无建树，何以能做上高官?
　　历史上有没有到了敌营“一言不发”的人呢?
　　答案是有的，但此人并不是徐庶，而是春秋战国时的息夫人。
　　息夫人本是息国国君的嫡妻，因为生得美貌，被好色成性的楚国国君强掳为妾，到了楚国，息夫人终生不开口说话，有什么事则书之于帛。当时有人曾好奇地问她，为什么不发一言，她笔答说：“好女不嫁二夫，我不幸生得貌美，引得楚王见色起意，害得丈夫国破身亡，自己既不能相从先夫于地下，已觉汗颜，又有何面目开口说话呢?”
　　到了后来，“息夫人”逐渐成了被迫改嫁，但贞节之心未泯的女子之代称，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宝玉出家，袭人被迫改嫁时有诗叹曰“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
　　在中国古代，好女不嫁二夫往往是和忠臣不事二主联在一起的，由息夫人到楚国一言不发，人们演绎出徐庶到了曹营一言不发，这，大概就是本文所言误区之由来。

　　12赤壁之战周瑜与黄盖搞过苦肉计吗(1)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一书中叙及赤壁大战时，曾写到东吴的大将黄盖用“苦肉计”诈降，骗得曹操的信任一事。由于这位罗先生文笔确是过人，所以，使大部分读者都信以为真，一来二去，竟留下来一个相关的歇后语——“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真是达到了乱真的程度。
　　那些在说话或写文章中屡屡提及“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人，可能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步入了一个误区——
　　坊间流行的一些“三十六计”古今谈的书籍中，在叙及“苦肉计”这条计谋时，常常引《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打黄盖”做例子，给一些不明白历史真相的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在赤壁之战时，东吴的这一帅一将真的玩过这种小孩把戏呢。
　　假作真时真不假
　　《三十六计》“苦肉计”一案的原文是：“人不自害，受害必真，假真真假，间以得行。”
　　据小说家者流称，周瑜“打”黄盖发生在赤壁之战时，因此，在识别真假历史时我们有必要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赤壁之战。
　　众所周知，赤壁之战发生于公元208年，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次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
　　是役也，曹操率军二十万，号称一百万，挥师南下，连破刘琮，夺取荆州，败刘备，声言欲与孙权“会猎于东吴”。值此危急存亡关头，孙权起用周瑜挂帅出征。但倾东吴全国兵，联合荆州新败的刘备在内，所得不过五万余人，与曹军相比，仍是寡众悬殊。
　　可周瑜最后却打败了曹操。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念奴娇》一词中写道：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以文学的手法描绘了当时的历史——周瑜周公瑾“谈笑间”，使敌方的战船“灰飞烟灭”。但没有交待周公瑾是怎样才使敌舰灰飞烟灰的。
　　唐朝人杜牧在《赤壁》怀古诗中倒是做了一点交待：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但也只是提了“东风”与便——给予的方便，没有言及是谁帮助周瑜完成火烧曹军舰船任务的。
　　罗贯中老先生很热情，他在《三国演义》中说是诸葛亮夺天地之造化，于南屏山筑七星坛借得一场东风，使得周瑜得以实现火烧曹军的宏伟计划。
　　这种说法也不过是“小说家者言”。
　　没办法，我们还得求助于历史。
　　《三国志·吴·周瑜鲁肃吕蒙传》载：“(孙)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预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涨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郑。”
　　这段为严谨的史学家们所认可的历史告诉我们，帮助周瑜完成火烧曹军舰船任务的人是黄盖。
　　由于黄盖用的是三十六计中的诈降计，所以，喜欢想像的小说家以为除了诈降计以外，还应该有配套的“苦肉计”。
　　实则不然。
　　两封书信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四十七回“阚泽密献诈降书”中引录了一封所谓黄盖写给曹操的诈降书信：
　　盖受孙氏厚恩，本不当怀二心。然以今日事势论之：用江东六郡之卒，当中国百万之师，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东吴将吏，无有智愚，皆知其不可。周瑜小子，偏怀浅戆，自负其能，辄欲以卵敌石；兼之擅作威福，无罪受刑，有功不赏。盖系旧臣，无端为所摧辱，心实恨之。伏闻丞相诚心待物，虚怀纳士，盖愿率众归降，以图建功雪耻，粮草军仗，随船献纳。泣血拜白，万勿见疑。
　　在裴松之注引的《三国志》中我们发现了另外一封信，这封信也是黄盖写给曹操的诈降信。信云：
　　盖受孙氏厚恩，常为将帅，见过不薄。然顾天下事有大势，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东方将吏无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鲁肃偏怀浅戆，意未能耳。今日归命，是其实。计瑜所督领自易摧破。交锋之日，盖为前部，当因事变化，效命在近。
　　两封信的内容大体相同，但《三国演义》中的那封信却多了“兼之擅作威福，无罪受刑，有功不赏。盖系旧臣，无端为所摧辱，心实恨之”这样几句话，又因为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中，鲁肃曾以同情者的身份为黄盖讲过情，劝周瑜不要打黄盖，所以小说中引录的黄盖诈降信中只骂周瑜。
　　两封信比较起来，罗贯中笔下的那封确实生动、感人，但却只是小说家者言。
　　对待历史事件的真伪，我们应该相信的只能是历史典籍，如《三国志》，而不应盲从历史演义小说，这是常识。
　　记得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到，他(鲁迅)在日本仙台医专初学人体构造图时，曾觉得某处人体部位构造不是很美，因而按照自己的审美眼光对其做了“修正”。藤野先生以科学的态度对鲁迅的“艺术作品”进行了修改，使人体解剖图恢复了本来面貌。事后藤野语重心长地告诫年轻的周树人，科学是科学，艺术是艺术，决不应将二者混为一谈(大意如此)。
　　藤野先生的话虽然是对当年的鲁迅说的，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说，我们更愿意相信罗贯中的那封信，因为它读起来的确有声有色，有理有据，煞是感人。但从尊重历史的角度而言，我们只应相信《三国志》。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号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一部详尽赅明的史书，该书在提及赤壁之战时周瑜、黄盖的表现时是这样写的：
　　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预备走舸，系于其尾。先以书遗操，诈云欲降。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
　　在这段记载中，我们也只能看到黄盖“先以书遗操，诈云欲降”而已，并没有发现黄盖使用过什么“苦肉计”。
　　《三国演义》被后世称为“计谋小说”，但这些计谋却真真假假，虚实难测。
　　由“周瑜打黄盖”这个苦肉计的虚而不实，我们不由得想到周瑜与蒋干——就是“群英会”中的那个蒋干——玩的“反间计”。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想必不会忘记书中“群英会蒋干中计”一章的精彩描写。
　　那一章说的是赤壁之战前，曹军与吴军对峙于三江口。曹操见不能轻易战胜对方，就命与周瑜有同窗之谊的蒋干前去游说，劝周投诚。蒋干果然“不虚此行”，很快就在周瑜的中军大帐内“探听”出曹操的水军统领蔡氏兄弟是奸细，立刻也顾不得与老同学辞行，觉也不睡了，饭也不吃了，偷了一条小船，渡江飞报曹操。曹操盛怒之下，果然不辨真伪，杀了二蔡。周瑜不费吹灰之力，就为东吴除去了两个心腹之患。
　　看了这章的人倘若真的以为周瑜用反间计“玩”过蒋干，那你就又错了。因为周瑜虽然曾经接待过蒋干，并与他一起喝过酒，叙过旧，但却并没有对老同学用过什么反间计。
　　有意思的是罗贯中玩的这个“纸上谈兵”的游戏竟被清太祖努尔哈赤当成了圣典。公元1629年，努尔哈赤率后金(清)军绕道自古北口一段越过长城，进围北京，时任大明兵部尚书，督师蓟辽的袁崇焕星夜驰援，屡败后金之军。努尔哈赤从被他视为兵书经典的《三国演义》中学来周瑜骗蒋干所用的“反间计”，故意命人将被他俘获的两个明室太监放回，在放两个太监走之前，安排了一段“对话”，大意是说明朝的大将军袁崇焕已经决定归顺后金，努尔哈赤准备打下明朝天下后，封袁崇焕为王。那两个太监于庆幸自己大难不死的同时，又意外地侦知这个“秘密”，不由得喜出望外，即刻回去向崇祯皇帝告密。崇祯皇帝一听，火冒三丈，立刻命人将袁崇焕逮捕，用最残酷的磔刑将他处死。
　　努尔哈赤听知这个消息，简直是乐不可支。
　　看来，《三国演义》中周瑜对蒋干使用的反间计虽然不是真有其事，但努尔哈赤却把它变成了现实。
　　同理，赤壁之战时，周瑜和黄盖虽然未曾导演过“苦肉计”，但“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句歇后语却被不少歇后语辞典收录进去。
　　该怎样看待这种“于史无证现实有”的问题?
　　笔者的看法是：首先应该承认“三十六计”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其次，应该承认“苦肉计”和“反间计”等计谋如运用得当，确实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最后还应该让每一个研读历史小说的人明白，不论历史小说写得多么引人入胜，栩栩如生，但它也只是小说，而非历史。
　　顺便说一句，对于类似“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种歇后语，我们应该尽量不用，倘若不得已而收入辞典中时，应向读者交待清楚，周瑜与黄盖只有诈降之举，未有“苦肉之计”。

笨鱼

第三部分

　　13赤壁之战孔明真的借东风了吗(1)

　　“七星坛上卧龙登，一夜东风江水腾，不是孔明施妙计，周郎安得逞才能?”这段出自《三国演义》第四十九回“七星坛诸葛祭风，三江口周瑜纵火”中的诗句，虽然写得并不怎么好，但却迷惑了成千上万的中国老百姓，以为诸葛孔明果有“借东风”之能，不知不觉间步入了一个误区——
　　赤壁之战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东汉末年，曹操在统一北方以后，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率兵二十余万南下，孙权和刘备联军五万，共同抵抗。曹兵进到赤壁，小战失利，退驻江北，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孙刘联军利用曹军远来疲惫，疾疫流行，不习水战，后方又不稳定等弱点，用火攻击败曹操水师。
　　赤壁之战虽然已经过去了近两千年，火攻破曹也已成了千古之定论，但关于火攻的某些细节却一直似是而非。
　　遍阅正史诸葛亮借东风说无记载
　　借东风一说，于严肃的正史并无记载。我们先来看看《三国志·蜀·诸葛亮传》，该书是这样叙及这个时期的诸葛亮的：“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率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
　　《三国志·吴·周瑜鲁肃吕蒙传》中叙及此事时说：“时刘备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与鲁肃遇于当阳。遂共图计，因进驻夏口，遣诸葛亮诣权。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降。又预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涨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
　　《三国志·吴·黄盖传》中叙及此事时用的是：“建安中，(盖)随周瑜拒曹公于赤壁。建策火攻，语在瑜传。”
　　《三国志·魏·武帝纪》中叙及此事时，写道：“(建安)十三年春正月，公还邺，作玄武池以肄舟师。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为丞相。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嵩、邓义等。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宪救合肥。权闻宪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条下叙及此事时说：“刘备在樊口，日遣逻吏于水次侯望权军。吏望见瑜船，驰往白备，备遣人慰劳之。瑜曰：“有军任，不可得委署；偿能屈威，诚副其所望。’备乃乘单舸往见瑜曰：‘今拒曹公，深为得计。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备欲呼鲁肃等共会语，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备深愧喜。进，与操遇于赤壁。时操军众，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预备走舸，系于其尾。先以书遗操，诈云欲降。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列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震，北军大坏。”
　　这些严肃的正史，没有一家言及诸葛亮仗剑作法，借来东风，帮助周瑜纵火破曹之事。更没有“都督若要东南风，可于南屏山建一台，名曰七星坛，高九尺，作三层，用一百二十人手执旗幡围绕。亮于台上作法，借三日三夜东南大风，助都督用兵”(《三国演义》语)一说。
　　赤壁之风自何来
　　在中国地理图册中，至少有两个赤壁：
　　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
　　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
　　唐代大诗人李白笔下的这个赤壁，位于湖北省蒲圻县西北三十公里处的长江南岸(实为东南岸)。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宋代大词人苏东坡笔下的赤壁，位于湖北黄冈县城西北的长江南岸。
　　据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郦道元考证，李白笔下的赤壁(蒲圻赤壁)才是真的“周郎赤壁”。
　　到过蒲圻赤壁的人或者虽没有到过、但从地图上神游过那里的人，差不多都会发现，长江在这里一反东西走向，而呈西南、东北走向，所以，当时的人才称周瑜统军所在的一方为江东。
　　赤壁之战爆发于何时，一般的工具书如《辞海》只是笼统地说它发生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三国志·蜀·诸葛亮传》、《三国志·吴·周瑜鲁肃吕蒙传》等书亦未载明具体时间。这也难怪，因为诸葛、周二人虽然在后世的小说者流的笔下被吹得神乎其神，但他们毕竟是臣而非君，所以，只能入“传”不能入“纪”。换言之，关于他们的传记只能宜略不宜详，好在当事人中还有一个曹操，他生前虽未称皇，死后却被追封为帝，查他的本纪，我们发现，赤壁之战发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十二月(司马光《资治通鉴》认为是十月)，正属冬季。
　　我们知道，湖北省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这种气候四季变化明显：春季阴晴不定、夏季湿热、秋高气爽、冬季干寒。有人根据“我国东邻太平洋，在夏季，因大陆气温高于海洋，低层气压相对较低，风由海洋吹向大陆，形成湿热的东南季风。在冬季，因大陆气温低于海洋，气压相对较高，风由陆地吹向海洋，形成干冷的西北季风”这种说法，认为发生于冬季的赤壁之战不可能刮东南风。
　　这种说法粗看起来不是没有道理，但它概括的却只是通例，而非变例。据气象学专家们说，倘若冬季气候转暖，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带的蒲圻一带是完全有可能刮几场东南风的，即使在隆冬十二月。而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建安十三年这一年十月“日有食之”——出现了日蚀，天气十分反常。而且瘟疫流行——正是所谓夏季不热，冬季不冷，来自东南沿海一带的副热带高压逐渐增强北上，形成了这一年特有的冬季常刮东南风的奇观。这也是曹军不能挥得胜之师渡江南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晓了这些，我们也就能够搞清楚赤壁之战的风所自何来了。
　　有一位文学评论家评价《三国演义》时说过这样两句话，《三国演义》写刘备之仁近似伪，状诸葛亮之才则如妖。这话是很有见地的。说诸葛亮能够“借”来东风，这不是对他的美化，实质上是对他的妖化和神化。
　　我们走出“赤壁之战，孔明借东风”这一误区并不是对诸葛亮形象的贬低，而实在是对他的爱护，还他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也是为了使许多迷信“人定胜天”——不尊重客观规律的人搞清楚，人是只能适应自然的规律，而不能“夺天地之造化”的，从而免上那些打着“科学”的旗号，拿着“古已有之”的“经典”四处招摇撞骗的骗子们的当。

　　14诸葛亮在西城摆过空城计吗(1)

　　“瑶琴三尺胜雄师，诸葛西城退敌时。十五万人回马处，士人指点到今疑。”这段出自《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中的诗句，被后人改编成京剧、晋剧、徽剧，冠以《空城计》的名字广为流传，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在欣赏之余，也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误区——
　　罗贯中《三国演义》有这样一段话：“忽然十余次飞马报到，说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望西城蜂拥而来，时孔明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军，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只剩二千五百军在城中，众官听得这个消息，尽皆失色。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尘土冲天，魏兵分两路望西城县杀来，孔明传令，教：‘将旌旗尽皆藏匿’大开四门,每一门上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如魏兵到时，不可擅动，吾自有计。’孔明乃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却说司马懿前军哨到城下，见了如此模样，皆不敢进，急报与司马懿。懿笑而不信，遂止住三军，自飞马远远望之，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宝剑；右有一童子，手执尘尾。城门内外，有二十余百姓，低头洒扫，旁若无人。懿看毕大疑，便到中军，教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望北山路而退。”
　　这段话就是所谓“空城计”之所本。
　　历史上的诸葛亮是否真的在西城凭三尺瑶琴，空城退敌过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孔明吓退司马懿“关公战秦琼”的喜剧
　　有一个传统相声名叫《关公战秦琼》，说的是山东军阀韩复榘的老爹为了摆山东人的派头，硬让生于山东的隋朝人秦琼去与生于山西的三国时人关公(关羽)“战”上一回，弄得贻笑于人。
　　听过这个相声的人倘若接着再去看一场京剧《空城计》，不知他们是否还能笑得出来，因为后者同样是一出“关公战秦琼”式的闹剧。
　　街亭之役，魏方主帅是张郃，而非司马懿，孔明根本无法以“空城计”吓退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司马懿。
　　君若不信，有史为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一：“(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为疑兵，据箕谷；帝遣曹真都督关右诸军军郿。帝身率大军攻祁山，戎阵整齐，号令明肃。始，魏以汉昭烈既死，数岁寂然无闻，是以略无备豫；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于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应亮，关中响震，朝臣未知计所出。帝曰：‘亮障山为固，今者自来，正合兵书致人之术，破亮必也。’乃勒兵马步骑五万，遣右将军张郃督之，西拒亮。丁未，帝行如长安。初，越郡太守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异；汉昭烈临终，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过夜。及出军祁山，亮不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而以谡督诸军在前，与张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
　　《三国志·蜀·诸葛亮传》：“(后主建兴)六年春，(亮)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阵整齐，赏罚严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
　　从这两段权威性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1)街亭之战时，蜀军主帅是诸葛亮，魏军主帅则是张郃。(2)诸葛亮只是“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并未搞过什么“空城计”。
　　也许有的读者要问：魏军主帅是张郃，那司马懿在哪里?
　　《晋书·宣帝纪》上没有明确记载，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一上则言之甚详：“(就在街亭之战爆发的)太和二年春，正月，司马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斩孟达。申仪久在魏兴，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执之，归于洛阳。”
　　原来，当诸葛亮率众与张郃拒战于街亭之时，司马懿远在数千里以外的洛阳，除非那时候有一种“洲际导弹”，二人才能“战”上一场。
　　诸葛亮既然没有摆过“空城计”，那么，历史上是否真的没有用“空城计”以退敌兵的人了呢?
　　从文聘到邓俞“空城计”所由何来
　　空城计在历史上倒并非子虚乌有。
　　《魏略》上记载，魏国大将文聘守石阳时，“孙权尝亲自将万众卒至。时大雨，城栅崩坏，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补治，聘闻权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潜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见，又自卧舍中不起，权果疑之，语其部党曰：‘北方以此人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动，此不有密图，必当有外救，遂不敢攻而。’”
　　《资治通鉴》卷一二一，载宋文帝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十一月甲午日：
　　魏兵攻济南，济南大守武进萧承之帅数百人拒之。魏众大集，承之使郾兵，开城门。众曰：“贼众我寡，奈何轻敌之甚!”承之曰：“今悬守穷城，事已危急；若复示弱，必为所屠，唯当见强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唐朝大将张守圭守瓜州时，吐蕃进犯，版筑方立，虏奄至，众失色。守圭曰：“创痍之余，讵天矢石相确，须权以胜之。”遂置酒城上，会诸将作乐。虏疑有备，不敢攻，引去，守圭纵兵击败之。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元末明初，邓愈(初名友德，朱元璋手下大将)率军驻守徽州，苗军来攻，“城中守兵甚少。苗军奄至，邓愈乃激励将士，大开四门以待之，苗军疑不敢入”。
　　《明史·马其传》载马其在马莲堡迎敌，因堡垒突然倒塌，敌兵奄至，“开堡四门，偃旗鼓，寂若无人。比暮，野烧烛天，器呼达旦。其卧，日中不起，敌骑窥者相属，莫测所为。明日，其蹶然起乘城。……勒兵追击，大破之(贼)”。
　　明代使用“空城计”以退敌的还有张臣、王仪等人。据《明史》记载：
　　王仪为山西右参政，分守冀宁。寇抵清源城，仪洞开城门，寇疑引去。……寇尝大入，环攻堡，欲生得(张)臣。臣麾下酌水为酒，欢呼歌饮，寇莫测所为，不敢登。臣夜决围出，取他道以归。
　　如果说上述所引诸人所使的“空城计”或与诸葛亮不同时，或同时而不同国的话，那么，我们倒也不妨举出一位与诸葛亮同时而又同国的人。
　　此人姓赵，名云，字子龙，是刘备手下的一员大将。
　　据《三国志·蜀·关张马黄赵传》注引《赵云别传》记载：“曹公争汉中地。运米北山下，数千万囊。黄忠以为可取。云兵随忠取米。忠过期不还，云将数十骑轻行出围，迎视忠等。值曹公扬兵大出，云为公前锋所击，方战，其大众至，势逼，遂前突其阵，且斗且却，公军散，已复合，云陷敌，还趣围，其将张著被创，云复驰马还迎著。公军追至围。此时，沔阳长张翼在云围内，翼欲闭门拒守，而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军疑云有伏兵，引去。云擂鼓震天，惟以戎弩于后射公军，公军惊骇，自相蹂践坠汉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来，至云营围视昨战处，曰：‘子龙一身是胆也!’作乐饮宴至暝，军中号云为虎威将军。”
　　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时大概是觉得把“空城计”的发明权交给赵子龙这员武将有些不太过瘾，所以，就来了个“移花接木”，把它归到了诸葛亮的头上。小说家的创作采取虚构手法，这乃是司空见惯之事。但我们若是真的把小说当成信史，认为诸葛亮摆过“空城计”吓走司马懿，那可就是咄咄怪事了。

笨鱼

15秦王破阵舞是李世民的专利吗(1)

　　看过大型电视连续剧《唐明皇》的人，想必都不会忘记其中屡屡出现的“秦王破阵舞”的场面，有许多人甚至还会不问而答地告诉你“秦王破阵舞"的“知识产权”应归秦王李世民所有，说这种话的人，可能已经于不知不觉中步入了一个误区——
　　唐代有一种大型乐舞，舞者共有128人，皆披甲执戟，舞有三变，每变四阵，共52遍，有来往疾徐击刺等形象，并有箫管歌鼓等合奏，歌者合唱，音乐在汉族清商乐的基础上吸收了龟兹乐的成分。
　　这种大型乐舞的发明者是谁?
　　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李世民，因为该舞名“秦王破阵乐”舞，而李世民在未登帝位之前也曾爵封秦王。
　　事实情况真如此吗?
　　秦王破阵乐舞与“突罗舞”
　　有一本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的通俗著作在提到秦王破阵乐舞时，认为它与古罗马时代流行的一种“突罗舞”有关，并摘引了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尼亚记》一诗中的片断为证。维吉尔的诗中有这样的诗句：
　　按照习惯他们头发上都戴着金圈，
　　他们都拿着两支以铁为尖端的戟。
　　一部分人身背箭依，正当着前胸；
　　且有屈曲的金饰环绕着他们的颈脖。
　　他们被分成三队，一共有领导的三位将军，
　　每位将军后面各有十二位少年随从，
　　领袖们辉煌地率领着部队，
　　他们分队奔驰而过。
　　那三支部队分成散兵式又重新召集部队，
　　然后回过身来相对着拿戟冲刺。
　　他们转变方向又转变方向，
　　相对击刺，彼此交错，回互不已，
　　发出两军相遇时战斗的声音；
　　忽而背向敌人退怯，忽而转过身来反击，
　　忽而又和解了，平行着向前进。
　　现在这种少年的舞名为“突罗”，
　　以此武舞尊荣他们先祖的威灵。
　　将“秦王破阵乐舞”与“突罗舞”联系起来，这种说法初看起来似很新鲜，但却仅仅是个“猜想”而已。
　　之所以这样说，不仅是因为到现在为止，尚未找到“秦王破阵乐”舞与古罗马“突罗”舞之间存有关系的任何直接的史料，而且还因为“秦王破阵乐”舞与维吉尔笔下的“突罗”舞之间存有从形式到内容上的许多差异。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们不妨直接摘引几段原始史料，看看什么是“秦王破阵乐舞”。
　　(贞观)七年，太宗制破阵舞图，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鹳，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战阵之形。令吕才依图教乐工百二十人，被甲执戟而习之，凡为三变，每变为四阵，有来往疾徐击刺之象，以应歌节，数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癸巳，奏七德九功之舞，观者见其抑扬蹈厉，莫不扼腕踊跃，凛然震竦，武臣列将咸上寿云：“此舞皆是陛下百战百胜之形容!”群臣咸称万岁。
　　上引自《旧唐书·音乐志》。
　　我们再来看看《新唐书》是怎么说的。
　　《新唐书·礼乐志》上说：“(太宗李世民)乃制(秦王破阵乐)舞图：左圆右方，先偏后伍，交错屈伸，以象鱼丽鹅鹳，命吕才以图教乐工百二十八人，被银甲，执戟而舞，凡三变，每变为四阵，象击刺往来，歌者和曰‘秦王破阵乐’。后令魏征与员外散骑常侍褚亮、员外散骑常侍虞世南、太子右庶子李百药更制歌词，名曰‘七德舞’。舞初成，观者皆扼腕踊跃，诸将上寿。群臣称万岁。蛮夷在庭者请相率以舞。……自是元日、冬至朝会庆贺，与九功舞同奏。舞人更以进贤冠、虎文裤、滕蛇带、乌皮靴，二人执旌居前，其后更号‘神功破阵乐乐’。”
　　这两段记载中的“秦王破阵乐舞”尽管在舞者数目上存有差异——一说120人，一说128人，但其数目却都远远超过突罗舞者的人数(39人)，尽管秦王破阵乐舞与突罗舞中都有数目字“三”，但一为“三队”，一为“三变”，一实一虚，说的也不是一回事。至于秦王破阵乐舞“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鹳，箕张翼舒”之壮阔，似乎也与“突罗”舞不可同日而语。
　　最重要的是《新唐书》、《旧唐书》一致提到的“鱼丽”之阵，这与古罗马的“突罗”舞存有明显的差异。
　　在古代汉语中，“鱼丽”一词，其义有二，一为《诗·小雅》中的篇名。诗中反复称道君王所有的酒多而且美，所获得的鱼种类繁多，并进而歌颂其财物之王众，当是贵族夸耀财富之诗，另一种含义是指古代车战的一种阵法。《左传·桓公五年》：“为鱼丽之陈(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晋人杜预注引《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阙漏也。五人为伍，此盖鱼丽阵法。”
　　我们上面所引《新唐书》、《旧唐书》中的“鱼丽”，其义显然是后一种，亦即一种车战的阵法。车战阵法乃是中国古代战争的一种传统形式，为古罗马人所不知，维吉尔的诗中也没有任何与车战阵法有关的记载。
　　秦王破阵乐与秦王破阵乐舞不应混为一谈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虽然承认秦王破阵乐舞与突罗舞存有相当大的差异，但却有相当多的人将秦王破阵乐曲与秦王破阵乐舞混为一谈。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辞海》。
　　《辞海》：“秦王破阵乐，又名‘义德舞’。”很明显是将“乐”与“舞”混为一谈，而实际上二者是存有相当大的差异的。
　　《新唐书·礼乐志》载：“太宗为秦王，破刘武周，军中相与作‘秦王破阵乐’曲，及即位，宴会必奏之，谓侍臣曰：‘虽发扬蹈厉，异乎文容，然功业由之，被于乐章，示不忘本也。’右仆射封德彝曰：‘陛下以圣武戡难，陈乐象德，文容岂足道哉?’帝瞿然曰：‘朕虽以武功兴，终以文德绥海内，谓文容不如蹈厉，斯过矣。’乃制舞图。”
　　从《新唐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秦王破阵乐曲与秦王破阵乐舞确实是不一样的。
　　秦王破阵乐曲先于秦王破阵乐舞。
　　二者产生的时间不同，“发明”者也不是一个人。
　　秦王破阵乐曲的不同作者有两说：一说是李世民手下的士兵，即《新唐书》所谓“军中不同相与作‘秦王破阵乐’曲”中的“军”中人，一说是一般的老百姓——《旧唐书·音乐志》：“太宗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乐》之曲。”其中的“人间”实际上就是一般老百姓的代名词。根据后一种记载，这支曲子产自民间，后来经过“吕才协音律，李百药、虞世南、褚亮、魏徵等制歌辞”，成为唐初元日、冬至、朝会时必不可少的一个“节目”。
　　秦王破阵乐舞才是太宗李世民的“创作”。
　　秦王破阵乐曲在太宗未登基以前就已经产生——比较通行的说法是产生于李世民率兵剿灭刘武周之时——时为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其时秦王李世民屯兵柏壁，与刘武周手下大将宋金刚相持数日。这一年的四月，宋金刚粮尽北走，李世民乘胜追击，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至雀鼠谷(今山西介休西南)，已二日不食，三日不解甲，一日八战，大破金刚，俘斩数万人。金刚部将尉迟敬德以介休降世民。刘武周闻宋金刚战败，弃并州逃往突厥，宋金刚亦败走突厥。李世民进入并州，尽复刘武周所侵夺唐之州县。
　　秦王破陈乐舞却迟至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才产生(即我们前面所引《旧唐书》中所说的“(贞观)七年，太宗制破阵舞图”。
　　在秦王破阵乐舞由“纸上”(舞图)走向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吕才、李百药、虞世南等人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假若把李世民比做“秦王破阵乐舞”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吕才等人就是将设计变成“宏伟工程”的技术员，他们是属于同一个“课题组”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认为不但秦王破阵乐曲不是李世民的发明，就是秦王破阵乐舞也不是这位太宗皇帝的专利。
　　关于“秦王破阵乐”(曲)的作者不是唐太宗，史书里有许多旁证，我们不妨再摘引一段：
　　昔高祖未受命时，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时，天下歌《秦王破阵乐(曲)》；高宗未受命时，天下歌《侧堂》；天后未受命时，天下歌《武媚娘》；伏惟应天皇帝未受命时，天下歌《英王石州》；顺天皇后未受命时，天下歌《桑条韦》。
　　这段记载出自《新唐书》，乃是唐中宗时代一个名叫迦叶志忠的知太史事所上的一道奏章中的一段话。
　　文中的“天后”指武则天，应天皇帝指唐中宗李显，顺天皇后指中宗之妻韦皇后。
　　细说迦叶志忠的文意，我们不难发现他是将韦皇后与初唐时的几位皇帝(包括女皇帝武则天)连在一起拍马屁，其用意无非是说凡英明君主将要君临天下，民间全要有歌谣歌之以上应天意，如《武媚娘》，如《秦王破阵乐》曲，天意是通过庶民之口唱出的，要是由被歌颂者本人“造”出，那就不是“天意”了。
　　顺便说一句，有人认为“秦王破阵乐”中的“秦王”不是“秦王李世民”，而是指“大秦王”亦即古罗马皇帝，此说粗看起来似很新奇，事实上也不符合实际。现存的史籍中虽然没有“秦王就是李世民”的确切说法，但《旧唐书·音乐志》中的“太宗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乐》”以及《新唐书·礼乐志》中“太宗为秦王，破刘武周，军中相与作《秦王破阵乐》曲”都已说明这个“秦王”就是李世民。更有力的旁证是我们上面所引的稍后于太宗的迦叶志忠的那段奏章，在那段奏章中《秦王破阵乐》是与《武媚娘》、“英王”、“桑条韦”等连在一起进行排比的。我们知道，武媚娘是武则天的小名，英王是中宗李显未当皇帝时的封爵，桑条韦则是时人对中宗皇后韦氏的敬称，亦即韦后的别名，倘若此“秦王”不是李世民的代称，而是借自古罗马皇帝的别称，那么，就是再给迦叶志忠几个胆子，他也不敢把它拿来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排比”。
　　说“秦王”不是“大秦王”，还因为在中国古代，“大秦”从来不可简称为“秦”。
　　据《后汉书》记载，大秦，又名犁靬、海西。乃是古代中国时对罗马帝国的称呼。
　　综合《后汉书》、《晋书》的有关记载，我们发现，大秦与中国的交往始于东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终于晋武帝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在唐代，罗马帝国已不复存在，遍查《新唐书》、《旧唐书》中有关“外国”的记载，我们没有发现有关“大秦国”、“犁靬国”、“海西国”的记载。存在决定意识，唐帝国的军人或唐帝国的百姓谁也不会“愚”到将几百年前存在的一个王国的皇帝名拿来讨好现在的君王，这是常识。
　　综上所述，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秦王破阵乐”中的“秦王”指的是秦王李世民，而非“大秦王”。
　　(2)“秦王破阵乐”有“曲”与“舞”之分。
　　(3)“秦王破阵乐曲”的作者乃是大唐帝国的军人或百姓(也有可能是臣子)，但绝非秦王李世民本人。
　　(4)“秦王破阵乐舞”的作者乃是秦王李世民与其臣子吕才等人的集体创作，并非李世民一个人的“专利”。
　　至此，谜底完全揭开。
　　我们在叙及中国古代文化史时，不能简单而又笼统地说秦王破阵乐是谁的创作，而应严格地把“秦王破阵乐曲”与“秦王破阵乐舞”区别开来。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士大夫圈内一向有一种不成文的习俗，一件本来很简单明了的事，偏偏要把它搞得复杂起来。而要把一件事搞得复杂，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与帝王联系起来，其外在的表现形式是把本不属于帝王，或至少是不属于帝王一个人的发明硬加到帝王身上，而把真正的发明人——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淹没”掉，久而久之，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觉：帝王们都是聪明过人，无所不能的，而人民群众不过是一些“阿斗”而已。
　　区分开“秦王破阵乐曲”与“秦王破阵乐舞”，搞清它们的发明权属于谁，有助于我们走出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而且还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误区”，从而使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真正理解什么叫做“人民，只有人民，才有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