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如何看待这次地震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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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如下几篇文章能给我们一些亮光。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6-3 18:42:4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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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王书亚：向死而生（地震后的一篇好文章）

题记：
　　我们是幸存者，我们不死，不是因为死者在任何地方不如我们。
　　我们不死，是因为我们被赋予了改变这个国家的责任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汉乐府.上邪》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　　
　　——《旧约.雅歌》
　　　　
　　5月23日，地震中被毁损的“大禹故里”牌匾，从北川废墟中清理出来，专程送往了绵阳文物局。除了对生命失丧的哀恸外，这个国家被大地震刺痛的，还有两样，一是改革30年后，当代社会对民主政治、社会参与和个人生命权利与尊严的痛切呼唤；二是中国文化古老源头的毁坏与重生。
　　
　　除了成都附近的都江堰、彭州外，川西北一线的汶川、北川，平武、茂县、青川、黑水等震区，在今天的中国地理和文化版图上，实在都显得太过偏远。但从黑水到都江堰，恰好都在古羌人建立的冉駹国版图内。如果说大地震发生在佛诞节，只是一个文化的巧合。那么古蜀文明和中华文明最幽深的几个源头被毁，对这个族群的深层影响，和孩子们已逝的鲜活生命一样，都叫人悲切，难以自抑。
　　
　　羌族的意义，并非56个少数民族之一。羌是甲骨文中反复出现的唯一一个氏族名称，中华族群和巴蜀文明最古老的源头之一。古羌的始祖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通婚后，流出炎黄子孙。如今，这一中国最古老的族群仅存30万人，散居在此次大地震的主要受灾县。北川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被认为是大禹的故乡。但唐代的司马贞注《史记》，说禹为西羌，“生于茂州汶川”。
　　
　　另一个源头茂县，被称为古羌之源，该县的松坪沟，一说为秦始皇的出生地。秦人也是华夏族，西羌的一支。古蜀文明也来自羌族，茂县的叠溪镇，则是蚕丛称王、巴蜀立国的开始。而这个镇，早在1933年8月25日的叠溪大地震中已经消失。
　　
　　5月12日之后，我们不但在突如其来的一场灾难面前是幸存者。我们也是这一百多年不断挣扎受困、渴望重生的中华文明的幸存者。文化是社会的灵魂，政治是民族心灵的外观设计。我们活在其中的，是无数生命汇聚、影响和传承的产物，当一部分人在灾变中失去生命时，我们不但失去了他们，我们也失去了自身灵魂的一部分。
　　
　　于是灾难总是反思与革新的契机。当大地忽然摇动时，一个人一辈子积攒的不动产，一个国家30年来的GDP崇拜，都开始显出荒谬。当百万志愿者来到四川时，就像当初几十万川军出去抗战，日常生活被打乱了，日常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就被怀疑。这些可爱的志愿者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对灾民的同情，和救援的道德热情；我们看到的，更是一种生命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对我们在512之前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体制的一种否定。就像那位来自深圳的志愿者说，“机会难得，这么大个事，只有唐山大地震才有”。或像尹春龙，在奇迹般地救出被埋7天7夜的马元江后，他兴奋地对同伴说，“有些歌星奋斗十年才达到我们今天的成就”。
　　
　　这并非对英雄的否定，恰恰相反，所谓英雄，就是他在某个时刻的抉择，高度藐视和否定了唯物主义的生活逻辑和价值排序。因此救援、重建与反思，不但指向灾民，也指向举国之人。不但指向地上的家园，更指向心灵的重建，政体与文化的变迁。512之前，我们是怎么活的，社会是怎么鼓吹的，国家是怎么治理的；512之后，无论个人、社会还是国家，我们的价值排序应该有所不同了。我们是幸存者，我们不死，不是因为死者在任何地方不如我们。我们不死，是因为我们被赋予了改变这个国家的责任。
　　
　　23日，国务院公布了21个省份对口援助灾区市县的名单。在被毁去的大禹故里，汶川—北川的重建，或许象征着中国文化百年苦旅之后的一次重生。每一个文化与信仰群体、每一种民间力量，每一个行政和文化的区域，都应当得到一个机会，去参与相当于一个中小型国家的重建。但不是为着重建一个刻舟求剑的冉駹国，而是为着一个宪政转型的共和国，积累社会重建的伟大经验。
　　
　　13亿目睹了这场灾难的人，其实都是灾民，都是幸存者，都有各自的震后综合症。但我们看过太多的灾难了，我们甚至也看过太多灾难之后短暂的热情、善良、勇敢和高尚的志向。这一次是否不同，这一次灾难是否大到足以叫我们从此活得不一样？叫我们未来的生活，是向死而生。　　
　　
　　向灵魂低头　　
　　
　　帕斯卡尔的名言，可作为这场地震搜救工作的一个注脚。“人是一根芦苇，大自然的一点力量，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但纵使这世界毁灭了他，人却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因为他认识死亡，认识世界对他具有的优势，世界却对此一无所知”。
　　
　　作为幸存者，要特别感恩的是，这一次，当个体生命在自然力量面前脆弱到极点时，终于反过来赢得了国家力量的尊敬。日本搜救队，对被埋100多小时的一对母女不离不弃。在掘出她们的尸体时，全体队员排列、默哀、致敬。接着，在都江堰50具罹难学生的尸体前，温家宝总理停下，对着遗体三鞠躬。这两幕敬畏生命、向着死者的灵魂低头的场景，对中国人来说是陌生而令人安慰的。
　　
　　在聚源中学，每当一个孩子的尸体被找到，鞭炮就会响起。俄罗斯救援队为了不伤及一具遇难者遗体，多用了10多个小时，将其从废墟中掘出。5月20日，三部委发布《地震遇难人员遗体处理意见》，“遇难者经确认是外国人的，遗体由中国殡葬协会进行防腐处理”，对中国公民不能确认身份而进行火化或土葬的，特别“要尽力对遗体进行编号、记录、拍照、提取可供DNA检验的检材，并由公安部门统一保管和检验，建立5.12地震遇难人员身份识别DNA数据库”。《意见》更特别提出，遗体处理过程要“尊重遇难者尊严”。
　　
　　这一次，政府和志愿者们不但竭力救援生者，也开始尊敬死者。这是否表明我们开始承认，生者和死者必有一个相同的部分，就是灵魂或人格；或者说，人身上有一样东西，是死亡也不能拿走的。否则，在巨大而普遍的死亡面前，没有人可以继续有希望地活下去，因为生命的意义，不能建立在碰恰没有地震的偶然性上。
　　
　　为死难者降半旗，和三天全国哀悼日，是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对普通公民的尊敬。普通公民的意思，就是这种尊重与他（她）的身份无关，而与个体生命本身有关。当国旗从一个高不可攀的、国家主义的至高点，降落在一个适当的位置时。这是一个期盼已久的值得纪念的突破。表明中国人经过千百年来无数次灾难，终于获得了一个政治哲学的新起点，就是个人的权利、人格和尊严，高于国家，也先于国家。当举国上下，从文武官员到贩夫走卒，一起为死者默哀时；这个国家开始低于灵魂，否定了自身的神圣性，而将神圣不可侵犯的起点，还给个体生命本身，开始真正承认自己仆人的地位。
　　
　　陈世琼是北川羌族博物馆的副馆长，谈到地震博物馆时，他说，“要在遗址上，设置一面墙，上面要有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中国终于应该有这样一座纪念碑，这样一座哭墙了。6万多个名字，是6万多个灵魂的记号，一个不缺地刻在上面，而不是被一个抽象的“人民”或“死难者”所遮蔽。5月19日，从这一天起，所有的死难者已为中国带来了祝福。我们低下头去，其实不是我们给了他们什么，而是他们给了我们。从此，这个社会欠了死者的债。它有责任，更加尊重和守卫个人的生命、权利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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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爱为旗


　　46岁的龚天秀，被埋73个小时，她用砖块砸烂小腿喝血求生。银厂沟的崔昌会女士，被埋216个小时后获救。谢守菊、唐雄夫妇，相隔一堵墙被埋，彼此守望、鼓励，在139个小时后获救。不知这样的新闻，是否有助于降低每年28-30万人的自杀数字。不过地震中许多这样坚韧求生的故事，的确深深惊骇了在日常生活中麻木不仁、常叹生亦何欢的人们。
　　
　　在都江堰的一条河边，一位母亲在最后一刻，俯身护住了吮吸乳汁的孩子。一对年轻父母在地震发生时，脸对脸、胳膊搭胳膊，二人联合，成为一体，为三岁的女儿宋欣宜筑起一道生命的拱桥。人在灾难中激发出的牺牲之爱，对一个有着500万流浪儿、每年在医院有100万弃婴的社会来说，对无数离婚时以儿女为筹码，或充满家庭暴力和家庭冲突的夫妻来说，也彷佛一场洗礼。为什么一个甚至愿在危难时为他（她）去死的人，日常生活中却忍不住向他（她）怨恨、拒绝甚至背叛。就像国家，甚至愿意为一个公民的死亡降下国旗了，但他活着的时候，却还是忍不住要去限制、侵犯和剥夺他的选举、信仰、言论或财产的权利。
　　
　　半个世纪前，诗人何其芳写下一首诗，“成都，我要把你摇醒”。他痛恨于这座城市的安逸。危难状态，是对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罪恶的一种冲击。大灾大爱，小灾小爱，无灾无爱。非要刺痛我们的，才能把我们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惊醒。512当晚，成都处于惊慌之中，百万人露宿街头，但排队献血的队伍仍然通宵达旦。这是令人感佩的一幕。接下来的一周，全国民众的爱心被空前激发，企业、机构、个人，民间的捐赠和志愿者运动，也达到一个共和国历史上的高峰。日益鼎盛的企业，羽翼初生的NGO，方兴未艾的网络力量，明明暗暗的信仰群体，与政府、军队一起出现在四川灾区，成为这次赈灾救援的一个亮点。
　　
　　同时，温家宝总理的言行，和新闻信息的开放度，也几乎在极短时间内重塑了一个新的政府形象。连《成都商报》这样的本地媒体，记者也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咄咄逼人地追问地震局对大量震前异象的了解情况。这一次，爱和勇气一起增长，政府和民间遭遇了相互的感动，彼此都让对方意外。
　　
　　全国也有几万个家庭，登记申请领养地震孤儿。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幕。因为近10年来，中国有近6万孤弃儿被外国家庭收养，其中90％被美国家庭收养。这些收养家庭大多是有一个以上孩子的普通家庭。去年，美国家庭收养的外国孤儿，超过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美国全国领养理事会的查克.约翰逊解释说：“在美国，父母对子女的爱无须源于血缘关系；而在许多其他国家不是这样”。尽管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确指出：“跨国收养应当是确认儿童不能安置于国内寄养、收养，或不能以任何方式在儿童原籍国加以照料的一种替代办法”。但相比之下，国内收养孤、残、弃儿的数量一直少得可怜。以至于民政部官方网站上的这一栏目，几乎完全空白。
　　
　　但许多媒体，都以洋溢的语气，赞美着这一地震后的社会道德浪潮。好像512之后，在这个国家，人人都献出了平日罕见的爱。人人都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大灾大爱”的道德蜜月期，风尘仆仆地驶进了一个博爱精神的洗车房。然而，这种对道德的自我圣化，其实仍然是对死者灵魂的不敬。一篇典型的救灾报道，最后说，“让我们永远记得这些名字吧”，结果不是死难者名单，而是参与救援者的名单。这种先把自己感动了再说的道德情怀，是我们极为熟悉的，平均每年都有一次，平均一次最多持续一个月。
　　
　　不错，我们的确看到了一种极其匮乏的爱，在社会上被空前激发，我们也盼望这次和以前不同，这一次我们对同胞的爱，是对自我中心、经济中心、国家中心和人类中心的价值观的一次重创。我们实在太希望这种“无须源于血缘关系”的爱，可以恒久忍耐，永不止息。
　　
　　但我们看到更多的，其实是无数冷漠的灵魂，无数缺乏在爱中委身的家庭，一个匮乏的公民社会，一个对个人表达、汇聚对社会的关怀与参与存在重重阻碍的制度。我们的心灵、文化与政治，就像被几千座大坝层层割断的河流。这一次，在6万多个生命，几百万被苦难抹去表情的灾民，和广大的废墟面前，我们个人与社会生活的冷漠和麻木的确是被刺痛了。事实上，我们被刺痛到什么地步，我们的爱才可能持续到什么地步。
　　
　　短短一周，人们日常的麻木、人的罪性和复杂的利益立场，已开始破碎一个关于救灾的“完美道德风暴”。对红十字会赈灾款项使用的置疑，对成都、绵阳出现被挪用的救灾帐篷、德阳因贩售救灾物资发生街头争执的曝光，对筹款诈骗的打击，对知名人士捐款的争吵，对灾区紧缺物资分配不公的报道，甚至灾民中亦出现对救灾物质和志愿者的挑剔，在心理压力下将对生命苦难的抱怨，转为对社会和他人的抱怨。其实这一切使我们看见一个更真实的中国，就是512之前我们一直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就像在什邡县红白镇，志愿者陈有伟不愿记者报道村里物资分配的不公，担心“影响全国救灾的团结氛围”，但又不忍见到灾民在匮乏中忍受不公。他说：“我们的确不能天真地相信，中国社会原来的问题因为一场地震就全部变好了”。
　　
　　真正的大爱，是怎样才能使收养地震孤儿的热情能够持续，使国内收养从此成为源源不断的爱的河流，成为全国500万孤弃儿的祝福。怎样才能使一百万志愿者的热情能够持续，开启民间非盈利的结社浪潮，成为对一个公民社会的祝福。怎样才能使灾区的重建，成为重塑政府与民间关系的契机；成为重建基层民主和农村自治的契机；成为一个选举社会、开放社会的试验田。又怎样使温家宝总理的个人形象，成为重塑政府乃至政体形象的一个转折点；使这一次国内媒体在传播史上的成功突破，成为不断走向新闻自由、信息公开的一个里程碑。
　　
　　当我们知道，美国普通家庭领养的中国孤儿，已超过全国福利院收养的孤儿总数；当我们知道，秘鲁为四川大地震的死难者降半旗，设全国哀悼日，而这竟然是秘鲁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哀悼日。“大爱”两个字，我们怎么说得出口。
　　
　　我们中间爱的匮乏，被一场空前的国殇震惊了。我们没有大爱，只有一个被刺痛的人的基本反应。这反应是善良的，但我们若轻易就被自己的反应感动了，我们就比512之前更不如，我们其实并没有真的学会向死而生。　　
　　
　　彩虹之约
　　
　　5月23日，温家宝来到北川中学复课点，在黑板上写下“多难兴邦”四个字。
　　
　　几年前的电视剧《走向共和》，曾提到李鸿章1901年写给慈禧的遗折，“多难兴邦，殷忧启圣”。这话出自《左传.昭公四年》中的“或多难以固其国”。从此一百年间，从李鸿章到孙中山，从周恩来到温家宝，每一轮的民族苦难，“多难兴邦”一语，就像刘德华的歌声“老天爱笨小孩”一样，都会作为一个民族的愿景，被政治家反复提及。1915年，青年周恩来写下《或多难以固邦国论》，说读到此语，“不禁深致服膺”。1966年中国陷入浩劫，邢台地震中周恩来再次提到“多难兴邦”，以鼓舞士气。
　　
　　这次地震后，媒体、网络、手机短信和一切文字资料中，与以往最不寻常的一点，是涌现出两个盛行的用语，一是“天佑中国（中华）”，一是“祈福”。一家周刊甚至用了“世界为中国祷告”的标题。和温总理的“多难兴邦”一样，人们以各种方式，开始相信或盼望，充满灾难的历史演进中仍有美善的可能和扭转苦难的力量。救灾队伍中，佛教徒和基督徒的身影，也成为一个插曲。成都街头和灾区的路上，也不时可以看到“基督教赈灾车（物资）”的标贴擦身而过。
　　
　　圣经中记载大洪水之后，空中出现彩虹，作为造物主与人立约的标志。人类在这盟约中，有祝福，也有职责。这个责任就是怀着感恩的心，爱惜这个地球，以良善的法则治理看顾这个世界。我们的经济腾飞了，城市改造了，但在这一人类的使命上，基本上仍是一个失败者和渎职者。我们缺乏一个理性的和民主的公共空间，和一个自由、多元的信仰和思想的价值平台，叫我们去反思、甚至去痛恨和忏悔我们对这片土地犯下的一切罪孽，对自然的漠视，对环境的破坏，对耕地的掠夺，这一切与对个人生命的轻视一样，都是不可接受的。港台和海外的一个通用语是“赈灾”，而内地的习惯用语是“抗震”甚至“抗灾”。从中也能看到人定胜天思想的根深蒂固。
　　
　　截至5月23日的统计，大地震已造成长江流域2300多座水库受损。今天的中国建造在九万座大坝之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甚至在一些院士的口中，仍能听到“万里长江滚滚流，流的都是煤和油”的论调。
　　
　　在2008年，13亿幸存者活在大地震的废墟上。若不能举目仰望，看见空中的彩虹之约，看见人对这个世界的责任，多灾多难就不能兴邦，而只是一条不归路。如果民间社会不能先以管家的心态，交帐的心态，当仁不让地与政府一道，去参与治理这个社会；那么民间的奉献、捐助、献血、关怀和一切志愿者行动，就仍然停留在一个好人的心态上，满足的只是自我的道德感。
　　
　　当初紫坪铺水库的建造，因离都江堰太近，和几乎所有大坝一样，受到过民间环保组织的反对和置疑。其实中国从不缺乏反对的声音，缺乏的是一个自由的表达空间、温和的观念博弈，和一个容纳反对派的民主决策程序。地震之后传来消息，同样受到民间置疑的彭州80万吨聚乙烯工程，有望得到四川和成都两级政府的重新论证。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大地震迫使我们看见一个民主与开放社会的价值观，就是每个人都是管家，每个人的一生都要交帐。这是一个新版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令人期许的是，在救灾过程中，政府对此表现出了值得赞扬的开明和宽仁，如果民间能表现得比政府更棒，那么“多难兴邦”、重现彩虹之约，就将是中国社会一个真实的愿景。就是一份长命无绝衰的宪约，一种如死之坚强的爱。
　　
　　为此祝福四川，祝福政府，祝福中国。
　　
　　2008-5-25
　　
　　（《南方人物周刊》特稿，此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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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杀死了我们的孩子？

—关于汶川地震的反省与问责

跟反应迟钝的缅甸军政府相比，同样作为威权政府，中国却向世界展示出良好的救灾效率，并因而改善了此前遭到严重损害的中国形象。历史学家向我们证实，这种高效率的救灾运作，恰恰就是亚细亚威权政治的传统。从大禹理水，经望帝（鳖灵）抗洪到李冰修堰，这些著名的抗灾人物，都向我们提供了威权主义的效率样本。汶川地震再度证明，自然灾难和威权政治具有密切的依存关系。巨大的灾难刺激政府，促使它作出迅速反应。威权政治的这种特性，向民主社会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研究样本。而它所扭转的国际舆论生态，也将成为进一步提升效率的良性动能。

另一个获得高度好评的项目，是透明度良好的新闻报道。大批记者赶往现场，冒着余震和疫病的危险采集新闻，向民众报告死亡和营救现场的情景，传递出苦难和悲恸的气息，大面积催化着民众的爱心和眼泪，一时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的煽情媒体。

但我们也同时看到，某权威电视台记者在帐篷学校里对主持人反复说：你听到孩子们快乐的笑声吗？镜头随即一转，出现了孩子的可爱的无忧无虑的笑脸。我们还看到，在压了上百个小时之后，那些被救出的灾民，居然毫无痛苦、衣衫整洁、表情从容地爬出废墟，甚至挥手向镜头致意，俨然一些认真表演的演员。越过苦难绝望的死亡现场，那些狂欢镜头，在急切地赞美救赎的伟大成就和奇迹。

新闻报道一方面“很透明”，一方面又“很明亮”。这是典型的本土宣传风格。它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把沉痛的丧事办成了轻快的喜事，也就是把灾难变成庆典，把哀伤变成喜悦，把问责变成感恩，把反思变成赞美，把对生命的珍惜变成对组织的效忠，把对个人善行的感激变成对国家的颂扬。这种语义的流畅转换，再次验证了中国救灾文化的美妙特性。

那些大规模死亡的电视影像，在中国民众中产生罕见的 “情感大爆炸”，唤醒了沉睡的社会良知，引起震惊、悲悯、同情、善性和博爱的连锁精神反应，大批志愿者赶赴现场。这无疑是灾难对人性的一次全面唤醒。如果这种爱心不仅是一种临时情感和应急反应，而能成为持续的道德力量，并升华为一种普世的爱，成为构筑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那么，这将成为21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最大财富。

长期以来，基于多种原因，中国社会一直被仇恨所劫持，仇恨指数成了描述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指征。尽管仇恨是一种特殊的心灵力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能制造“恶的历史作用”，以暴力方式改造着世界的容貌。而越过大地震的苦难，人们发现这种仇恨是可以用爱加以替换的。重要的是，地震敦促世人反思并削弱仇恨的存在，学会向灾民捐献自己的热血，让爱和良知、正义、公正和平等一系列普世价值共存，构筑社会进步的正面动力。

但是，正是在所谓“爱”的名义支配下，某种社会仇恨仍在继续滋长，逼捐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从胡润的捐款排行榜，到郎咸平的攻击文章，都摆出大义凛然的逼捐姿态，以此煽动民众的仇恨情绪，完全不顾那些“黑名单”企业以纳税方式对中国经济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捐款是一种志愿和义务性行为，每个人或企业都有自主选择捐助方式和捐款数额的权利。健康的中国社会应正面鼓励捐款，而不是动辄以“抵制“加以惩罚。把义捐变成逼捐和摊派，只能是对博爱和慈善原则的背离。任何一种以爱的名义之所从事的多数人的暴政，无法达成普遍的社会和解，反而会加剧畏捐心理，制造出新的社会仇恨。而这种暴力逼捐，跟纳粹领导人以国家利益名义逼迫犹太商人捐款，又有多少本质上的区别？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逼捐行为还充满了单向操作的特点，它往往针对文娱体育明星、民企和外商，却很少有人针对红顶商人，更很少有人胆敢针对各地党政干部。这种选择性逼捐，难道不是离社会公正更为遥远么？

逼捐放大了中国社会的“畏捐现象”。那些畏捐者也许出于“吝啬”的人性，但更多却是基于对募款机构的怀疑。青年赛车手韩寒之所以拒绝捐款，就是担心捐款是否有一个安全和正确的去处。在社会诚信普遍丧失的时代，究竟什么才是最安全有效的捐助？怎样才能让善款不打折扣地用于救灾事务？为什么国家长期垄断慈善业的掌控权，而民间慈善基金或组织无法获得出生许可证？为什么企业与个人的慈善捐助，不能获得政府的免税待遇？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能够就此给出合理的答案。

据我所知，放弃捐款的韩寒奔赴灾区前线，企图以个人行动来代替捐款事务，但他的救人计划，却因缺乏器械和经验而被迫流产。这其实是一种痛苦的两难处境：一方面良知敦促自己为死难者捐赠，一方面又担忧这种捐赠遭遇行政黑手。“韩寒困境”，就是中国慈善事业所要面对的最大难点。

红十字会处理善款的手法，包括帐篷之类物品的价格猫腻，已经受到民众的普遍质疑。尽管该会负责人作出某种解释，仍然不能令人信服。多少年来，民间善款的管理，一直处于黑箱操作状态，红十字会等机构既没有建立有效可信的管理机制，也没有高度透明的信息反馈和互联网公布机制，甚至拒绝公告民众每一笔捐款的具体下落，关于善款的公共监察机制，至今都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来。而那种外部和临时的“纪检”与“审计”，根本无法解决它们的制度性缺陷。正是基于这样的局面，诚信危机才会再次爆发。如果这场质疑能够敦促慈善机构和政府组织自我完善，重修良好的诚信制度，那将成为地震后的一项重大收获。

面对这次空前的地震灾害，国家地震局和四川地震局，之前没有发出任何预报和警示，导致近十万人的死亡，之后又拒绝道歉，为自己的无能和错误诡辩，无耻地宣称地震的不可预见性。按照这个可笑的逻辑，中国政府设立地震局及下属震检测台站，完全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而这个逻辑推演的最后环节，就应当是立即撤销地震局的行政建制，而让该局官员全部下岗，转道去为近十万死难者守灵。

本次地震暴露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城市新建筑浪潮和新农村建设中的“豆腐渣效应”，它遍及整个中国，而学校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四川地震揭发了悲剧的根源：杀死孩子的根本不是摇撼的大地，而是那些贪官污吏。他们是制造大规模死亡的罪人。一位解放军师级干部的朋友，站在都江堰灾难现场发信给我，痛心疾首地问道：“为什么周围的楼都在，唯独那所新建学校夷为平地，四百名儿童死于非命？！”他的悲愤质疑，就是我们问责的逻辑前提。

据《南方周末》报道，“在北川老城的废墟上，水泥是疏松的，人们可以像掰饼干一样把水泥预制板掰出任意形状。钢筋也是如此。有的水泥板中只有3根细小的钢筋，只需稍微用力就可以折断。”但另一方面，县委大楼却是“钢筋又多，水泥标号又高，砸不开。” 毫无疑问，本次地震中的房屋倒塌，属于脆性破坏和粉碎性倒塌，其真正元凶不是地震，恰恰就是质量低劣的建筑物本身。那些沉重的混凝土块，砸死并活埋了无数正在上课的天真孩童。但正如一位土木工程师所指出的那样，“专家们一直回避、混淆视听，企图将建筑破坏和建筑发生脆性破坏，粉碎性倒塌混为一谈”。这种鱼目混珠的手法，就是要为日后的“避责”提供“科学依据”。

但我要在此正告那些专家、包括我的同济大学同事，你们的每一种丧失良知的言论，都将被历史记录在案，并且必然要跟罪人一起受到裁决。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地震救灾后的最重要的事务，就是要严厉追查有关机构和个人的贪渎罪责，展开公正的司法审判，以告慰那些冤死的亡灵和幸存的民众，尤其是那些可怜的孩子。而如果此举能就此改变中国建筑业的豆腐渣特色，那将是本次地震的又一项重大收获。

1966年邢台地震，当年引发“无产阶级文化革命”；1976年的唐山地震，当年引发北京政治变局，促使毛派倒台和文革结束；如果说前两次地震催生了政治变革，那么本次地震的深远后果，我们至今还难以预测?。但它至少已诱发了一场剧烈的精神地震，敦促我们反省和改造制度的结构性弊端，同时，它也必然会形成一种文化记忆，而其主题不是别的，就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第一次从自己身上，发现了更为健全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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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定是不爱我了，否则这种不幸的事怎么会临到我？”如果你曾经这样说过，或者是这样想过，那你得澄清一下你的观念。当然，你已知道万物是藉着神所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约一3)；然而，神完成创造的工作后，并不是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出于神的心意。因此，请你了解以下几点真理：第一，每天世上发生的事情，是按照神所定的法则在运作，而不是由神直接干预。

举例而言，运动定律是—个物理性的法则，即使基督徒反对这项定律，这项定律也不会因此而更改，当一位基督徒以每小时八十公里的速度，开着车子撞向一座冰山，他所受到的反作用力与非基督徒完全一样。就算是刹车失灵或是与其他车辆相撞，基督徒车子所受撞击的程度绝不会比非基督徒少，而被撞的车辆也不会因为肇事者是基督徒而能减轻受伤的程度，因为神并不会为了改变这个事件，而使得一项物理的定律暂停。

神既然不用改变自然定律的方式来救拔人，他就更不会主动降灾给人。神绝不可能伸手从高速公路上拿起一辆车子，使它与另一辆车子相撞，如果真的发生车子相撞的惨剧，一定是因为人为的失误，两辆车同时想去占住相同的空间而造成的。

当灾难临到基督徒的身上——不论是因为他违反了神的法则；或者他只是个无辜的受害者——绝不是表示神不爱这个人。相反地，这正表示这个宇宙是多么精确地在运行！只要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在遇到灾祸时怨恨神——以下的两点更足以帮助我们了解得更深切！

第二，眼前的灾难可能成为日后的祝福。由神的启示中，可以得知神与我们保持着父子关系。如果我们将神当做父亲一般，我们就更容易体贴他的心意。

神对我们，如同父亲对待孩子，往往是从一个更广的角度来做决断，我们跟孩子相处时，很容易亲身经历到这样的经验：当一个年纪很小的孩子说：“那把长长的刀子好漂亮，拜托你拿下来，给我玩一下嘛！”父母一定会回答说：“不行，你还不能玩那个。”这并不表示家长偏待孩子，而是他希望保护孩子避开危险。只要我们能由父神的角度来看事情，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神不让我们事事顺遂。

薛尔顿.泛尔根(Sheldon Vanauken)所著的《严酷的爱(A Severe Mercy)》中感人的故事正说明了这个观念。鲁益师(C.S．Lewis)解释作者的妻子之所以过世，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彼此的爱太过深邃，又太自我中心，因此神把她从他的身边拿去——留在天父的身边——免得他们因彼此太过相爱而无法爱其他的人，鲁益师称之为“严酷的爱”——这看来也许非常严酷，但是我们若由神的角度来看，可能事实上并不是那么严酷。

只要我们能够综观大局，我们不难了解为何会遭受困苦，往往在事过境迁之后，我们很容易由启示中得知神的心意。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很少听到有人为了自己的平顺发达来做感谢神的见证，而大多数的见证内容是神藉着困苦的环境，扭转人的心意，使人感恩不已。人在困苦当中，很容易以为自己熬不过去，但日后回首，便很容易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及自己生命的更新。这一类宝贵的经验曾经造就了许多伟大的文学与哲学大师。

第三，神有时候暂且不插手，好让我们学得宝贵的功课。此时神对我们的心意仍如同父母对孩子的心意一样。有时候在父母的溺爱之下，会使得孩子在经济上过分骄纵或习于推诿责任，因此做父母的应选择时机抽身，让孩子独立面对自己的问题。

那时，孩子可能会觉得父母过分主观，没有爱心，甚至近乎残忍。如果父母肯伸手拉一把该有多好。但是，明智的父母一定不会插手，而会让他们的孩子亲身经历一下事情的后果，这样才是真正地对孩子有帮助。毕竟，父母亲绝不是想折磨孩子，而是要帮助孩子成长。

了解以上的三点真理，即：(1)自然法则对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都一视同仁；(2)人的观点是有限的；(3)自行承担结果能帮助我们成长，可以帮助我们在烦扰的日常生活中更认识神的爱。神对我们就如一位慈爱的父亲，而且我深信他是世上最好的一位父亲——即使是世上最美好的亲子关系，也比不上我们与神的关系。即使我仍不了解为何遭受试探，但我相信最终都会彰显出神祝福的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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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纽约人格伦（GlennChambers)平生有一个心愿，就是前赴南美洲国家厄瓜多尔（Ecuador)事奉神。格伦终于得偿素愿——踏上征途当日，临上飞机之际，格伦忽然想写一张问候卡给母亲，可是已来不及选购了，他瞥见地上有一张纸，捡起来看，是一张广告单张，上面大字写着“为什么？”几个字。格伦在“为什么？”周围写了几句话，就此寄给母亲。当天晚上，格伦的飞机在哥伦比亚（Columbia)上空爆炸，残骸散落在高一万四千英尺的厄尔塔贝素峰（ElTablazo）上。几天后，格伦母亲收到格伦在机场寄出的信，广告单张的字句，正好道出她的心底呼喊：为什么？

神为什么任凭苦痛存于世上？

神为什么任凭苦痛存于世上？这是最多人接受不了基督教信仰的理由，基督徒对这疑难，绝对回避不了！“毫无疑问，自古以来，世人质疑基督教信仰的最主要理据，都关乎人世间的苦痛——骤眼看来，人世间的苦痛的幅度与程度，似乎毫无理规与格律可言，实在有违公平原则。”

先看天灾：地震、饥荒、水患，凡此种种祸害，影响既深且广，却似无缘无由。再看人祸：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不但敲响了人类文明的丧钟，也扩张了人类苦痛的广度深度。而在今日世界，大小战争更是连绵不绝、无日无之。

除了战火，还有意外：一九六六年十月，英国艾伯范(Aberfan)一处煤矿的矿渣堆突然坍塌，大量矿渣倒进一所小学，一百一十六个学童、二十八个成人就此丧命。这不过是英国近代史上其中一次严重灾难，事实上，我们几乎天天都会听到看到各种人间惨剧：空难、船难、车祸等等。

人人或多或少都尝过苦痛的滋味：生离死别、疾病伤残、婚姻失败、关系破裂、孤单寂寞、灰心丧志、贫困、失业、被逼害、被弃绝、受歧视、受诱惑。形形式式的苦痛，凡人总不能免。

值得留意的是：并非所有宗教都觉得“苦痛”是人生疑难——“苦痛”尤其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的重大疑难，因为犹太人、基督徒所相信的神，是既良善且全能的神。鲁益师(C.S.Lewis)的话，道出了怀疑者的观点：“如果神良善，就会愿意把受造物造成完全快乐的受造物；如果神全能，就有能力达成他的心愿。但铁一般事实是：受造物并不快乐！因此，神要么并非良善，要么并非全能，要么既非良善、亦非全能。”

千百年来，神学家、哲学家耗尽心力，务要侦破苦痛之谜，可惜至今仍未找到简明完备的答案！圣经不是学术著作，关注的不是理论，而是实际生活。因此不会以哲学论文的格局讨论“苦痛”——不过旧约、新约作者都曾以不同的形式，或直接、或间接的论到苦痛。以下我们会按几条线索探究这课题。

自由意志

神创造万有，却没有“创造”苦痛。苦痛不存在于神的起初创造之中(参看创世纪1－2章)。人类始祖悖逆神之前，世上根本没有苦痛；将来“新天新地”(参看启示录21章)临到之后，世上也不再有苦痛、哭号、悲伤。苦痛进到世间，全因为亚当与夏娃犯罪之过。换言之，苦痛是神创世后才出现的异变。

不过就算苦痛真的从罪而来(不论直接间接)人仍可以追问下去：神为什么任凭罪恶进到世间？

神任凭罪恶进到世间，因为神赐人自由意志。神赐人自由意志，因为神爱世人——真受必须包含选择的自由，因为强加诸人身上的爱不是真爱，神赐人选择的自由：人可以爱神，也可以不爱神。世上第一对男女选择“不爱神”——违抗神的吩咐，苦痛因此进到世间。鲁益师说：神当然可以施行神迹：把人第一次犯罪的果效完全除去。但神必须把人的第二项罪、第三项罪、第......项罪的果效也统统除去。否则神所作的终究没有什么意思——因为神一旦停止施行上述神迹，人类或迟或早始终会走到我们今天身处的可悲境地！试想一下：如果神真的不断除去人犯罪的果效，不断更正人的行为，不断修整世界的运作，结果会变成怎样？答案是：人类的抉择会变得毫无价值！因为不管人如何抉择，产生了怎样的果效，都可以(藉着神)回复到抉择前的景况——抉择本身就此丧失意义。

我们所遇见的苦痛，有部分是自己犯罪的果效。人触犯神的法则，就会承担苦果。自然界有法则，譬如说，我们探手进火，就一定会被烧伤——“痛”可以看为一种预早警报系统，提醒人出现了问题。

世上除了自然法则，还有道德法则。神设立道德法则，叫犯罪的人得着警戒与惩罚，譬如说，滥用药物的人会染上毒瘾，酗酒的人会变成酒鬼等等。酒后驾车的人苦撞了车，他受的伤，就是他犯罪的苦果。同样道理，自私、贪婪、纵欲、傲慢、暴戾，这些恶事会毁损人际关系，并引发种种人间悲剧。

神的刑罚有时会在今世临到，譬如说，旧约圣经记载人类曾经罪恶滔天，以致神不得不用洪水淹灭全地——“耶和华(神)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心中忧伤。”(创世纪6：5－6)圣经又记述所多玛、蛾摩拉罪恶满盈，神用天火烧毁这两个城市。除了社群、城市，神的刑罚也会临到个人身上(列王记下5：27；路加福音1：20；约翰福音5：14；使徒行传5：1－11；哥林多前书11：30)。(犯罪会生恶果，神的刑罚临到也会产生恶果，这两者的分别，参看本书第5章分题：<爱滋病是神对同性恋行为的惩罚吗？>。)

我们必须注意：人经历苦痛，不一定是因为犯了罪。约伯三个朋友认为约伯受苦是犯罪所致，但他们都错了(约伯记42：7－8)。人总喜欢把苦与罪硬生生扣上因果关系，但耶稣曾经公开驳斥这种看法(约翰福音9：1－3)，并指出天灾人祸不一定是神对人的惩罚(路加福音13：1－5)。使徒彼得也提过几种苦痛：“因犯罪受责打”(彼前2:20)、“受冤屈的苦楚”(19节)、“因行善而受苦”(20节)，后两种苦痛都与犯罪无关。

人在苦痛中自省固然有益，但我们面对别人的苦痛，就要警戒自己不可妄作论断。教会领袖沃森(DavidWatson)死于癌症，离世时不过五十岁，他曾说过人妄论苦罪的祸害：

患病的人早已内疚不已，如果我们还把他的苦与罪扯上关系，那祸害实在显而易见。我跟重病患者交谈得多了，我发现他们脑海里总会萦绕着一个疑问：我究竟作了什么错事，以致落得如此下场？病人都会责怪自己——如果自己实在不值得责怪，他们就会责怪别人、或责怪神——总要找一个罪魁祸首出来！但问题是：不论病人自己内疚(通常欠缺理据)或是诿过于人或神(通常有欠公允)，两种态度都对病人康复毫无助益，徒令病情恶化而已。

但我实在明白“知易行难”的道理！偶尔我也会觉得自己患哮喘、得癌症，是神对我犯罪的惩罚。我会不期然想起昔日所犯的种种罪过，心中满是羞愧，继而兴起内疚、控诉、绝望之念。若往好处想：人在苦楚之中，被迫竭力省察自己，甚至进而痛改前非，这未尝不是好事。我认识不少人，就是藉着认罪悔改经验神的赦免，且得着神赐予的奇妙医治。因此，人如果懂得以神的眼光重审自己的生命，必可领会神的大爱，体味神赐人的喜乐与自由——如果人懂得这样做，苦痛对那人来说，实在可以大有裨益。

然而，患病中的自省，也可以带来不良影响——怨天尤人，责己过甚，甚至质疑神的良善。“看这个沃森！他上个月真差劲！我罚他患哮喘病二十年，作为他的惩罚好了！”“这个沃森又来惹我了！这一次我要加重刑罚——赐他癌症让他归天吧！”我们既然知道主耶稣是医治疾病、宽恕罪人的神，上述想法岂不荒谬绝伦——简直是亵渎神！我们从主耶稣身上可以清楚看见神的大爱与怜悯，上述想法实在与基督教的神观风马牛不相及。

世上许多苦痛，是别人犯罪的果效——是名副其实的人祸。譬如说，战争为人类带来重重苦难，不论错在交战任何一方。不少饥荒的肇端也关乎人祸：资源分配不均、外忧内患不休等等。就是前述的艾伯范煤矿大灾难，查实亦非“自然”所致——由戴维斯(EdmundDavies)大法官统筹的调查委员会经过五个多月侦查聆讯，结果裁定煤务部要承担责任。灾难发生后，一班人筹办了一个基金会，一个捐款人这样说：“我起初只晓得埋怨神，现在我才明白这件惨剧之所以发生，全因为人的贪婪与无能。”

我们犯罪，往往为别人带来苦痛。谋杀、奸淫、偷盗、性虐待、酒后驾车、疏忽子女、背后说人坏话，种种不仁不义恶行都会为世间带来苦痛。有人估计，世上超过九成苦痛都是“人祸”。

那么，余下不足一成的苦痛从哪里来？我们不可忘记：我们今日身处的世界，是被罪恶污损了的世界。

万有创造都因人犯罪而遭受亏损。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荆棘、蒺藜”才进到世间(创世纪3：18)，从此“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罗8:20)，换言之，所谓“天灾”，无非受造秩序错乱所致。

虽然“自由意志”未能圆满解释某些人、某些国家因何遭受额外的苦痛，却道出了苦痛的缘由：一切苦痛皆源于罪，不论是自己犯罪、别人犯罪(直接恶果)、或是身处堕落了的世界(间接恶果)。

神可以化苦痛为恩典

苦痛本身决非好事，但神可以化苦痛为恩典。譬如说，神可以藉着苦痛引领人归向耶稣基督。

神藉着欢笑对人耳语，藉着良知跟人交谈——却藉着苦痛向人呼喊——苦痛是神的扬声器，用来唤醒耳朵发沉的世人。......神的扬声器无疑叫人不快，甚至驱使一些人走向悖逆神的不归路，但对身陷诸般罪恶的世人来说，苦痛是引领他们悔改的唯一契机。苦痛可以撕破人的矫饰，在人那刚愎自用的心田之上，播下真理的种子。

基督徒都经验过鲁益师上述说话的实在。我们也可能认识一些人，他们身处生离死别、分筋裂骨的苦痛之中，才首次思想神的事情。

神也可以藉着苦痛引领基督徒步向完全——甚至主耶稣也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来5:8)，换言之，神以苦痛磨练我们的品格——新约圣经的意象是“管教儿女”。希伯来书作者说：“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神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分。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12：10-11)

使徒彼得用了另一个意象：“炼金”。彼得先提醒信徒他们会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彼前1:6)，然后解释神为什么容许苦痛临到他们身上：“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前1:7)

神也可以藉着苦痛叫我们的生命更见丰茂。主耶稣说园丁怎样修剪枝子，神也怎样整治我们：“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约15:2)

很多基督徒的经验告诉我们：神的确可以把苦痛化作生命的凯歌。大有医治恩赐的传道人威格沃思(SmithWigglesworth)说过：“不寻常的信心，从不寻常的争战而来；不寻常的见证，从不寻常的试验而来；不寻常的胜利，只可以从不寻常的挑战而来。”

沃森过世前不久这样写道：

历世历代、数之不尽的基督徒，他们深深经历苦痛之后，生命变得与基督相像。我认识不少这样的基督徒，他们受过苦痛的洗礼，生命满有属天的光辉。忍受苦痛煎熬越多的人，体验神的爱也越多。熏衣草被捣碎，就发出浓浓的香气；橘子被榨，就流出甜甜的汁液。同样道理，人通常要在苦痛伤害之下，生命才可以释放出基督的馨香。

有一位信奉不可知论的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University)哲学教授，因为研究基督教历代圣人生平归信基督。历代圣人身陷苦痛中的表现，实在叫大学教授摸不着头脑：他们受苦极深，远超人所能抵受，生命反而焕发永不磨灭的荣光！这发现叫大学教授不得不相信：那些圣人的确具备某种能力！这发现至终引领大学教授归向基督。

英国当代法律界翘楚康普斯顿(ChristopherCompston)说过：

二十几年前，我第一个儿子哈理出生不过三十多个钟头就夭折了，我当时觉得哈理去得非常冤枉——他也实在去得冤枉。然而，我现在回想这件悲剧，却可以大胆的说：我儿子的死，实在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因为我走到幽谷之底，靠着神的恩典，开始晓得体会他人的苦况。

可能很多人会对神说：“我对现况很满意！拜托你不用费心，不要管我好了！”但正如鲁益师指出，我们这样说，无疑在求神爱我们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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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不会在意自己随手画来哄小孩子的画作，即使作品并非十足满意，也会一笑置之。但如果他画的是毕生力作——他深爱(就像男女之爱、母子之爱)的作品，就一定会不厌其烦的画完又改、改完又画。如果画布有知，眼见自己身上的颜料被刮完又补、补完又刮，它可能反而希望自己是一幅涂鸦好了。同样道理，我们很多时候会“甘于平凡”，宁愿神“放过”我们——如果神应允我们，他对我们的爱就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

神也常常藉着苦痛实现他在我们身上的美好旨意。保罗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8:28)

圣经中的约瑟就是典范(创世纪37－50)。约瑟被兄弟弃绝，被迫与心爱的人分离，更被卖到埃及去，二十年不得见父亲的脸；后来又在埃及身陷冤狱，有十三年之久，不断经受引诱试探，却默默忍受一切苦楚，终于在三十岁成为埃及宰相，不但拯救了自己一家，更拯救了神所拣选的全族。约瑟在晚年与兄弟谈到自己所受的苦，他这样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创世纪50：20)

很多时候，身在局中的人，实在难以理解神的通盘计划，正如约瑟在年幼时，也根本不明白神的布局。我们面对眼前的苦痛，可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难以破苦痛的疑惑。

前英国达兰(Durham)主教莫尔(HandleyMoule)在任期间遇上一场矿坑大灾难，这场灾难死亡人数高达一百七十人。莫尔要慰问死者亲属，他苦苦思索该向死者亲属说什么话之际，忽然瞥见一张他母亲送他的线织书签。他把书签拿在手中，书签背面是纵横交错的网——杂乱无章、浑沌失序，可是书签正面是清清楚楚的几个字：“神是爱。”我们身处的世界，骤眼看似一幅纵横交错的网，可是世界表象背后是神的爱。

讨论至此，我们应该可以稍稍明白苦痛的意义：神可以藉着苦痛引领人归信基督、迈向完全。不过话虽如此，苦痛的神秘面纱仍在，有待我们深究。

神赐人之福远超人所受之祸

我们再看约瑟的故事：约瑟受苦之际，神不断赐福给他。他被卖给埃及人波提乏，“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创世纪39：2-3)。即使约瑟成为阶下囚，“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21节)，叫约瑟在司狱的眼前蒙恩。司狱甚至把监狱事务一概交予约瑟办理，“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作的尽都顺利”(23节)。神实在向约瑟大大施恩，甚至法老也看得出有神的灵在约瑟里头(创世纪41：38)，因此差派他管理埃及全地(41节)。因着这份职事，约瑟得以与家人重聚，并拯救全族脱离饥荒厄运。

约伯也经历了重重苦难：钱财尽散，家破人亡，更患上最可怖的疾病，但约伯记的结语告诉我们：约伯末后的日子蒙神厚赐福气，甚至远超从前所有。除了荣华富贵，神还赐予约伯七个儿子、三个美貌女儿。约伯又得享高寿，并有幸得见自己的儿孙，直到四代。

很多人都有类似约瑟、约伯的经历——他们在患难中所领受的福气，远远超过所受的苦痛。但我们必须注意：圣经从没有说过这是必然而然的事！不过神已经赐予基督徒一个莫大的应许，就是天堂的盼望。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8:18)又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林后4:17)

英国梅斯通(Maidstone)主教理德(GavinReid)曾经与一个少年会友谈天，这少年在一岁时从楼梯跌下伤了脊骨，从此进出医院不休，但这少年对理德说了这么一句话：“神是公平的神。”

理德打断少年的话柄，问他说：“你今年多大了？”

少年说：“十七岁。”

理德说：“你有多少年在医院里度过？”

少年说：“十三年。”

理德说：“你还觉得神公平吗？”

少年说：“嗯，将来我在天堂的时候，神会用永恒的时间来弥补我今生的损失！”

神在将来的确可以弥补我们今生的损失。新约圣经满载关乎天堂的美好应许：耶稣基督重临世间，开拓新天新地(启21:1)；万有秩序得以修复，地上不再有哀哭，因为不再有苦难；凡属主耶稣的都要改变，软弱、衰残、朽坏的身体都要改变，成为耶稣基督荣耀复活的新身体；我们会和所有“在基督里”过世的信徒聚首一堂，在主耶稣跟前共度永恒。马丁路德(MartinLuther)说：“世间福乐纵千万年，岂及天堂片刻？”

今日崇尚物质的世人，已难以掌握“永生”的概念，但如果我们把今生的苦痛放在“永生”的背景看，就不难发现新的观点。有人以为“永生”不过是一纸期票，日后能否兑现，实在无从知晓。神学家麦格思(AlisterMcGrath)认为说这话的人，其实回避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真有‘永生’吗？”麦格思有一本书论到苦痛，有一段这样说：“如果基督徒的永生盼望不过春梦一场，自欺欺人，就必须为世所弃！但如果真有永生，人就要从‘永恒’的观点探求今生苦痛的意义了。”

神与人共尝苦痛

“世上为什么有苦痛？”这实在不是容易透悉的疑难，但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这可能是最重要的考虑)看：神与人共尝苦痛。

斯托德(JohnStott)说得好：“如果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从没有发生，我就绝不会相信神。”神是受尽苦痛的神！神对世人的苦痛决非冷眼旁观，我们查看圣经，仰望十架，就知道神的确了解人间苦痛。套用特土良(Tertullian)的话：神是“被钉十字架的神”。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林后5:19)，他降世为人，遍历世人苦痛，因此不但“了解”苦痛，更亲身尝透苦痛滋味。

一九六七年，年轻貌美、身手敏捷的少女琼妮(JoniEareckson)在一处悬崖跳水遭遇意外，导致四肢瘫痪。琼妮起初满心怨怼、忿恨、悖逆、沮丧，后来逐步重拾对神的信靠，并成了闻名的画家(她以口代手绘画)、讲员。她是怎样相信主耶稣完完全全明白她的苦况？她遇难三年后一个晚上，忽然领悟了一件事：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岂不像她一样的经历了四肢失效之苦？

短剧《哑口无言》(TheLongSilence)的信息含蓄隐约，却动人心弦。

在末日，数以亿计的人散布在一处大平原上，神的宝座就在前头。

大部分人都是站得远远的——他们抵受不了神的荣光。但有那么好几群人，却在神的宝座前大叫大嚷。他们并非为罪自责求饶，却在声称要与神当面对质。

“神哪有资格审判我们！神知道受苦是怎么一回事吗？”一个近东裔的少女首先发难。她把一边衣袖撕下来，露出纹在臂上的一个编号——她是纳粹德国集中营的囚犯。“我们受尽威吓......拷打......虐待......杀害！”

另一群人当中，一个年轻人站了出来，他褪下衣领，露出颈项。“这又如何？”他厉声呼喊，一手指着深深陷在颈项上的绳痕。“白白被绞死！不为什么，只为生来是黑人！”

另一群人当中，一个怀有身孕的女学生幽幽的说：“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苦？”她头也不抬，只在喃喃自语。“我的一生就这样毁了......。

在平原另一端，还有一群群怨声载道的人，他们都在放声控诉神：神竟然任凭苦罪存于世上！神自己呢？他活在赏心悦目、明亮纯洁的天上，没有哭号、恐惧、饥饿、仇恨，当然惬意无比！神怎能明白世人之苦？神置身度外啊！

他们决定从每一群人之中，推选一个代言人出来——都是受苦最多最深的人：犹太人、黑人少年、广岛原爆受害人、四肢畸形的病人、天生缺肢的孩童......他们聚集在平原上共谋部署，要向神提出申诉。

他们的设想似乎天衣无缝——神要怎样才有资格执行末日大审判？神要先经受人间苦痛！神要成为人，过人的生活！

他要生为犹太人，并且是私生子。他要执行一项艰巨无比的任务——这任务难似登天，甚至他的家人也以为他疯了。他要被最亲密的朋友出卖，他要被人诬告，身陷冤狱——审判他的必须懦弱庸碌，听审的又要心存偏见，他还要受尽凌辱折磨。

他要尝尽孤单的滋味，然后受死——真真正正的死，在众人面前死。

那些代言人每喊一句，众人就大声叫好和应。

最后一句话音刚落，全地竟然变得雅雀无声——再没有人发表议论，也没有人挪动身子，因为大家猛然醒觉：神已经尝了人间苦痛。

我们受苦，却不是独个儿受苦——神与我们一同受苦，叫我们可以胜过“苦中之苦”(神学家莫特曼JurgenMoltmann的形容)。

怎样面对痛苦？

人身陷苦痛当中，未必可以即时明白受苦的意义。约伯在苦痛之中，质问神他为什么要受苦？神没有给约伯解释，只是让约伯看见自己的无知，从而生发信靠神的决心。约伯记的要旨不在乎“神为什么任凭世上有痛苦”，而是“人要怎样面对世上的痛苦”。

在苦痛中我们要问自己几个问题：

一、“我所受的苦，是不是犯罪的结果？”如果是犯罪的结果，就要求神告诉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神的灵会叫人知罪，却不会叫人陷入蒙昧不明的罪疚感之中——神不会控诉人，撒但才会控诉人。圣灵曾清楚告诉我们所犯何罪。我们必须认罪悔改，求神赦免过犯，洗清心中污秽。

二、“神啊，你要我学习什么？”神可能要藉着眼前的经历磨炼我们，教导我们学义。

三、“神啊，你要我怎样面对这件事？”

此外，就算神没有即时给我们答案，我们也不可灰心丧志。人生是一幅苦乐忧喜交织而成的图画，我们在磨难的日子决不可忘记：一切苦痛终必有完结的一天，曙光就在前头！就算我们今生不见曙，也确知将来必能与主相会！我们要时刻仰望耶稣基督(来12:2)，因为主曾经受尽人间苦楚，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

我们也要体恤受苦的人——向身陷苦痛当中的人讲解苦难的意义，无疑雪上加霜！就算受苦的人真的犯了罪，我们也没有资格定他的罪。我们自己也不过是罪人，况且，我们实在不应该妄下判语，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了，苦与罪没有必然关系！面对受苦之人，我们所能做而最有裨益的事，莫如伸出同情之手，与哀哭的人同哭(罗12:15)。

我们既知道苦痛不是神的起初创造(而是罪恶的衍生物)，就有理据向苦痛“宣战”。主耶稣在世也向苦痛“宣战”——他喂饱饥饿的人，医治患病的人，甚至叫死人复活。耶稣觉得“事奉”是什么？就是传福音给贫困的、释放被囚的、叫瞎眼的看见、叫被压迫的得自由。今天神也呼召我们效法主耶稣的事奉。

也许可以这样说：关乎苦痛的讨论，总意是“基督的十字架”。人苦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就能领会神为什么任凭苦痛存于世上。让我最后总结一下：

一、人误用了神所赐的自由，把耶稣钉了十字架——可也是藉着耶稣被钉十字架，世人的罪债都给付清了，神的救恩就此临到人间。

二、神藉着耶稣基督完成普世救赎大功。世人要害死耶稣，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为要成就救恩——十字架因此成为得胜的记号。

三、神在末后要赏赐人的，远远超过人眼前所抵受的。耶稣“因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来12:2)。主耶稣知道自己要复活——我们也因着主的复活，得享永远的生命。

四、最重要的是：神在苦痛的事情上，决非置身度外。神是被钉十字架的神，愿意为我们受苦，也愿意与我们一同受苦。

Ian

我们的信仰不是用来解释苦难，而是为了战胜苦难，完成基督精兵的课程，好去承受那更为丰盛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