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进化论真正面临的问题
是百花争鸣还是百草丛生
阎作寅
陕西人民出版社去年出版的达尔文的名著《物种起源》,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的丛书《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中的一种。出版名著,本着让公众理解科学的精神,本是一件大好事,但在读到该书的附记时,我却如梗在喉,不吐不快。
想必是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达尔文及其理论,该书最后附了两篇文章分别介绍了进化论的发展与达尔文的生平。但介绍进化论发展的文章——《达尔文学说问世以来生物进化论的发展及其展望》内容与目前生物学发展的实际严重不符,实有误导公众之嫌,特此澄清。
1、拉马克主义能作为当代进化论的三大理论来源吗?
该文在“当代生物进化论的三大理论来源及其发展”一节中,将源自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新拉马克主义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孟德尔的遗传学理论并称为当代生物进化论的三大理论来源,实在是令人迷惑不解。
稍微了解进化论历史的人都知道,虽然达尔文也曾经将“获得性遗传”理论作为其“自然选择”理论在某些生物进化领域的局部的辅助性的补充,新拉马克主义也曾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许多生物学家的进化思想,但无论是“拉马克主义”还是“新拉马克主义”,从来就没有正确解释过任何一种生物学事实,自《物种起源》发表后,“获得性遗传”理论在生物学发展史上一直起着阻碍生物学思想发展的作用,一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崛起,统一了自然选择理论与孟德尔的分歧,新拉马克主义造成的思想混乱才真正平息,本就声名狼藉的“获得性遗传”理论从此销声匿迹。对正在蓬勃发展的现代进化理论,“获得性遗传”理论早已成为生物学历史上的垃圾,对当代进化论从未起到过推动作用,何以成为当代进化论的三大理论来源之一?
至于该文所称的前苏联“新拉马克主义”的代表“李森科——米丘林”学派,其“学派”认为细胞才是遗传的单位,不仅从未得到过西方学术界的承认,甚至未得到前苏联当时遗传学界的承认。只是由于李森科、米丘林的政治成分好,且其荒谬的理论能够迎合当时政治领导人的政治需要,才声名鹊起。李森科利用政治手段迫害了整整一代苏联遗传学家,苏联当时的优秀遗传学家要么被枪决,要么死于狱中,致使苏联的遗产学界一蹶不振,至今未缓过气来。而中国由于同苏联的特殊关系,也深受其害。即使在斯大林去世,李森科被迫辞职之后,中国学术界本着“百家争鸣、百花其放”的方针,也不得不将“米丘林主义”作为百花之一作为遗传学的理论之一,致使中国解放后的一代遗传学家依然领受着“米丘林主义”的遗臭。这也许就是该文有如此说法的根源。
2、什么是现代进化论真正面临的问题?
该文在谈到“寒武大爆发”时说:“在综合理论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大突变、大进化的特殊规律和机制,无疑是进化论者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课题”。这句话给人一种错觉,仿佛如果确实存在着“特殊”的规律和机制,那么由于“在综合理论之外”,综合理论就是错的了。实际上即使存在着能够解释大突变、大进化的特殊规律和机制,该规律如果不能能够解释综合理论所能解释的“小突变、小进化”的事实,也是枉然。新的理论必然建立在既能解释大突变、大进化的特殊规律和机制,也能包容综合理论的基础之上的,何“外”之有呢?事实上在综合进化论的基础上揭示大突变、大进化的现象并非无法解决的难题,如Hox基因调控理论即可解释该类进化现象。
该文谈到“分子中性选择”等非“自然选择”理论后,讲“综合论较好地解放了生物个体和群体(层群)层次上的选择机理。但是,生物演化是否存在着多层次的不同机制,比如分子水平上的非选择机制,物种水平以上的某种特殊的‘物种选择’机制,将是进化论发展所面临的更深更广的论题。”这句话同样令人费解。“物种水平以上的某种特殊的‘物种选择’机制”,莫非是指生物学上的“协同进化”?如果是,那么该问题在达尔文时代就不是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何来“将是进化论发展所面临的更深更广的论题”,如果指的是“大进化”现象,那么这个问题倒是值得现代进化论讨论,但正如前文指出的,综合论同样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至于以日本人木村所发现的“分子水平上的非选择机制”——“中性进化”理论,目前分子进化驱动的研究并不支持该理论,不论是蛋白质、同工酶多态还是DNA序列多态的研究,都没有支持“中性进化”理论的真正可信的证据。
而现代进化论真正的发展,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综合理论的两大指导原则——“基因中心思想”与“策略思想”(理查德.道金斯在其名著《自私的基因》里介绍的理论),现代进化论真正面临的问题,如意识的进化成因,语言与文化的进化,该文却只字未提。
“百花争鸣”当然好,但缺乏去伪存真的勇气与洞见,只能造成百草丛生的局面。真正的进化成果不介绍,已被否定的却大肆宣扬,体现出文章作者对现代进化论的无知或偏见,对于不了解现代进化论的读者,极易造成现代进化论岌岌可危的印象,而这种偏见反映在旨在让“公众理解科学”的中文版进化论名著《物种起源》的附记上,造成的后果就必须警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