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后,如何在中国立足?
龚天民 龚按:本文是我在美国加州福乐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专题演讲讲稿,佛教藉依附黄老,在中国立了足 在古代亚洲,有两大文化圈,一是中国,一是印度。中国以政治制度精良及家庭伦理道德高超著称,印度则以拥有神秘主义、繁琐哲纲及宗教闻名于世。直到秦汉时代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这两大文化圈才开始发生接触。由于当时中国在「宗教」上站于劣势(指有精密教义及完整组织的宗教Religion而言),所以佛教传入后,便逐渐为国人所信仰,成了印度佛教一面倒,但佛教的初期在华建立,并非一蹴可几,而是先依附黄老,才获得立足点的。 佛教发生于主前五世纪左右,大约在秦末与汉初,已零星地传入中国,但中国佛教界常喜夸称佛教是由后汉明帝派专使从西域(新疆)请来的,但今日大多数的日本佛教学者都认为此说不可靠(注一)。当秦汉时代,黄老思想与鬼术方术盛行,当佛教传入时,当时的中国人只把她看成是许多祭祀中的一种祭祀而已,而把佛教所讲的「空」(Sunya)、「涅盘」(Nirvana)当成便是老子所讲的「无」、「自然」,释迦牟尼则被信成是一位大神仙,至于那些由中亚一带来华传佛教的僧人,都被认为是「道士」之类。 波斯和尚安世高于纪元一六一年抵华,「高僧传」称他通达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以至鸟兽之声,为世人不可量知的道术之人。再如「安般守意经序」说:「有菩萨者安清字世高,…博学多识,贯综神模,七正盈缩,风气吉凶,山崩地动,针(左虫右永,字典查无此字)诸术,睹色知病,鸟兽鸭啼,无音不照。」三国时之康僧会被描写为「多知图谶」,北方之昙柯迦罗则被信成「向善星术」。 据现有资料显示,汉明帝之异母弟楚王英,曾于纪元六十七年把黄帝、老子、释迦祭在一起,明帝诏示:「楚王尚黄老之微言,尚浮屠(注二)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汉恒帝时(一四七──一六七年),襄楷上书称:「又闻宫中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后汉书襄楷传),「清虚」与「无为」都是老子的思想,但襄楷却把佛教也看做如此,佛教初传中国时,译的经典很少,也许为了传教方便,外国佛僧们似乎未清楚地标出佛教的原有思想,而把老庄思想与佛教混在一起,使佛教变成了像是黄老道术之一支,误使中国人认佛教与黄老为一家,而成佛道不分。这种以中国的思想与字汇来接受解释佛教,叫做「格义佛教」。不幸地,这种格义方法,竟然长达三百年左右,到了东晋,道安(三一四──三八五年)与同学竺法汰宣布「格义不对」,猛烈予以抨击,才逐渐地把佛教纳入正规。台湾的佛学院教授杨白衣氏也承认,他说:「…格义是以老庄思想来解释佛教的一种老庄佛教,当然不是佛教,可是这种思想很奇怪,直到两晋的末期都还很流行,道安是使佛教脱离老庄思想而独立的第一人。」(「中国佛教史略」第二页)(杨氏已去世,龚按,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现在的问题是,在当时如何产生了这个格义佛教?我想极可能是外国和尚自己先创造的,他们到了中国后,一定老庄思想盛行,如要硬讲佛教这一套,绝对不要,于是便有意无意地,把佛教讲成便是道术之一类,与黄老一体,当时的中国人是初闻佛教,信以为真,便全盘接受了「佛教」,于是,佛教在中国立住了脚。但如严格说来,只是接受相信了以为从外国传进来的一派「道术」而已,想想看,当时的外国佛僧们如果绝对强调佛教的独立性,「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而绝对不与老庄思想妥协,我敢说,「格义佛教」是绝对不会产生的,唐代的景教,也曾想用这种格义方法来传基督教,把「上帝」译成「佛」,把「受洗」译成「受戒」,把「撒但」译为「阎罗王」…以及与中国各种思想调合,但结果并未成功(详见拙著「唐朝基督教之研究」。) 这个「格义佛教」思想,到后来发展为「三教同源」思想,中国人都变成了儒释道三教兼信,甚至不少佛教僧尼也中了毒,也与一般人民无异,大拜神佛,三教兼顾,其乐融融!最后,中国的老百姓觉得三教同源还不过瘾,索性来个五教同源,把「儒释道耶回」放在一起,上面有位太上皇,名叫「老祖」,统管孔子、释迦、老子、穆罕默德、耶稣五教祖,中国的红卍字会,便是这个五教同源的发明者,三年前,我在新加坡神学院讲学时,曾去该地红卍字会参观,蒙该会的某执事先生亲切地一一解释,并爽直地打开了用黄缎遮掩的「圣坛」,看到了五教教祖的牌位都在那里,如我没记错,在耶教方面,施洗约翰和使徒保罗的两个牌位也在那里,与耶稣一起共享祭祀敬拜。我在台湾时,有人寄来一册「五教同源」书,内有扶乩,什么「耶祖又临安庆道院训示曰」。 注一 佛教于何时传入中国?根据研究,至少八种传说:1、西周穆王时说2、孔子知佛教说3、阿育王在中国建佛塔说4、秦始皇四年(243B.C.)释利房传来说5、前汉武帝之礼拜金人说6、前汉成帝时,齐向在宫中见佛经说7、前汉哀帝时,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古授佛教说8、后汉明帝永平十年说(67A.D.)。限于篇幅及与本文题目不合,均不详论 中国佛教只单单采用最后的「第八说」,强调佛教是由中国皇帝从西域请进来的,所以你看,佛教何等威风庄严!但大多数日本佛教学者,根本不认为第八说有什么历史根据。至于所谓当时所建的「白马寺」,也是后人所逼,只是与汉明帝拉上关系,以增权威而已。 我看过一本研究佛教的英文书(作者与书名均忘,因不值得记住),大意是说汉明帝梦见金人(神),后差使者去迎佛僧入华之故事中的那位「金人」(神),实在便是「耶稣」云云。可惜此人对佛教缺乏研究,殊不知连这个故事也是后代中国佛教徒捏造的,何来耶稣? 注二 佛,梵名Buddha,原意觉者、悟者,指一个人修佛道而明白了佛教而言。当时与释迦同时代的耆那教教祖菩提子,亦被该教教友尊称为Buddha或「大雄」(Mahavira),佛教后用「大雄宝殿」,也是采取了古代耆那教(?)用「大雄」而来。 佛教初传中国时,那些中亚一带的和尚曾煞费心血,不知应将梵文Buddha译成中国什么字才好,他们大概想到,如意译「觉者」、「悟者」,到底不够味道,不会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的,于是最初试试音译「浮屠」、「浮图」、「仲图」、「蒲图」,但这些译名究竟不成话,看了使人发笑。经过一个时期后,便改译「佛陀」两字了。后汉书西传第七十八天竺国条中,用的是「修浮图之」,同列传第三十二楚王英条中,用的是「浮屠之仁祠」。到了「魏书释老志」中则用「正言之,浮屠乃佛陀,佛陀与浮屠之声相近。皆西方之言,来时转成二音也。」 某年,我在台北与一些知名度颇高的佛教信徒聚会(恕不提名,以免他们受累),其中一位佛教徒解释「佛」字说,「佛」由「人」与「弗」两字合成,所以「佛」不是人(弗人),是上帝,是神。但当我向他解释后,他才恍然大悟,并且觉得很不好意思。 佛经中也有不少文句只音译,不意译,唯恐意译后成了太平凡,得不到人尊敬,例如大名鼎鼎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梵文经名PRAJNA-PARAMITA-HRIDAYA-SUTRAM,梵文原意如译为「智度提要经」或「智度纲要经」,比较符合原文。全句分译如下:PRAJNA(智能),PARAMITA(到彼岸),HRIDAYA (心、心脏、提要),SUTRAM(经典)。 再如「心经」中的重要结语:「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梵文是GATE,GATE,PRAGATI,PRASAMGATI,BODHI,SAVAH,全句的意义不过是:「度呀!度呀!度到彼岸,度众生到彼岸,成就觉者。」全句分译如下:GATE,GATE(度呀!度呀!)PRAGATI(度到彼岸),PRASAMGATI(度众生到彼岸),BODHI(觉、菩提),SAVAH(所做之成就)。 几乎所有的中国佛教,在念「心经」最后一句「揭谛揭谛…」时,都信有无比神力存在,有求必应。其实,全句的含义只是劝人快快信佛教而已。至于所谓「成佛,请看拙著「答妙贞十问」第一文「成佛与成上帝」,便知成佛不可靠了。 佛教故弄玄虚,把不少梵文故意音译,使不懂梵文的中国人弄得莫名奇妙,五体投地,信有无上威力,加庇于我!先外祖父母便是这样「虔诚」念经,每天清早,面向天空高唱:「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佛教藉帝王之助在中国立了足 佛教教祖释迦牟尼本人出身于武士阶级,因此他晓得怎样利用政治力量来保护及发展佛教,他在印度王舍城获得国王频婆娑罗(Bimbisara)为弟子后,便立刻得到有力的政治鹿护,而能往各处顺利传道。这或许是佛教最初与帝王发生关系,纪元前二六九年时,阿育王(Asoka)信了佛教,成了佛教的「康士坦丁大帝」,不单在印度国内大事保护发展佛教,还派他的儿子摩晒陀(Mahirda)带了一些和尚去锡兰传教,成了今日小乘佛教的发源地。 在后汉时代以及后来来华的外国和尚与本地中国和尚,都知道政治力量有效,如能从上而下,先说服中国帝王信佛教,佛教便能立足了。这个政策居然获得成功,以下是一些中国帝王协助佛教立足及发展的大概情形。 大月氏人支谦在三国时,觐见了吴王孙权,成了皇太子之师(二二二年),康居人康僧会于吴之赤乌十年(二四七年)来到建业(今之南京),孙权最后信了佛教,并造了中国最早(?)佛寺(塔)建初寺,到了西晋,惠帝(二九○-三○六年)崇信佛教,在洛阳建兴圣寺并供养僧人百名,敏帝亦保护佛教,在长安建造通灵与白马两寺,当时在洛阳与长安,有佛寺一八○座,僧尼三千七百余人。 到了五胡十六国,由于后赵、前秦、后秦、北产等四国国王信佛,在他们的辖区内佛教大得兴旺。西域人佛图澄成了后赵国王石勒石虎的「大和上」(尚)、「国之神人」,禁止汉人成僧尼的禁令也获得解除,于是佛教突飞猛进,(南方汉人被允出家在东晋明帝太宁年间,三二三──三二五年),前秦皇帝聪坚从襄阳得到道安,回长安后,大事译经并成立教团。代表后秦佛教的和尚是龟兹国人鸩摩罗什(Kumarajiwa),受后秦国王姚兴欢迎到了长安,尊为国师(四○一年),此人也是译经兼讲学,与唐朝的玄奘被称为两大译经家之一。中天竺(印度,注三)人昙无谶(Dharmaraksha)在北凉玄始元年(四一二年)受北凉政府欢迎进入甘肃省凉州(姑藏),约有二十几年,从事译经。以上四人:佛图澄、道安、鸩摩罗什、昙无谶,不单单传教译经,且都成了皇帝的政治顾问,实际参与政治,向皇帝献计并为战争祈求胜利,由于这些和尚们的努力,佛教遂在中国北方迅速发展。佛教来自外国,被视为夷狄之教,而五胡十六国(宏奴、鲜卑、羯、氐、羌等四法形成),被汉人看为化外之民(前凉、西凉、北燕乃汉人),所以这些执政者在心理上对佛教有好感,视同自己人一般,这是他们接受佛教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也与以后的皇帝一样,想藉佛教来统治辖制人心,便于驾驭,同时,又以为自己若多多保护佛教,亦可以多积功德,来世再做皇帝享福。 到了南北朝,南朝的宋文帝,齐朝的高帝、武帝,梁朝的武帝及陈朝的武帝、文帝、宣帝、后主等诸帝,都是保护佛教的,尤其是梁武帝(五○二──五四九年),废道教而大大尊崇佛教,他从慧约受戒做了佛教徒,去佛寺打扫,为和尚们洗衣服,成了「三宝之奴」,自皇太子以至于文武百官及一般人民,共有四万八千人受戒做了佛教徒(五一九年四月八日),梁武帝被后世称为皇帝菩萨,确实为中国佛教做了大事业。但这位虔诚的佛教护法,最后竟不得好死。有佛教徒问:「…又梁武帝一生奉佛,竟至国破家亡,横死侯景之手,未免为佛教中之重大缺憾!」(见「佛学类编」下册第二六页,卓忠振问)。北朝的北魏太祖道武帝、太宗明元帝以及文成帝等,都是大兴佛教的,但世祖武帝是逼迫佛教的(注四),北齐的文宣帝也是崇佛的(五五○-五五九年),将国库的收入三分之一拨做兴旺佛教用,寺院增至四万,僧尼多至三百万人,北周的武帝却是废佛的,佛教虽然经过北魏武帝与北周武帝的两次大破坏,但接位的皇帝立刻恢复佛教,所以佛教倒在中国站定了脚跟,未被消灭(相对地,基督教历经十次大迫害,没有间断,但今日是世界第一大宗教)。 佛教到了隋朝,隋文帝也是想利用佛教来统治中国,而佛教也趁机利用皇帝谋发展,当时对皇帝有影响力的和尚是法经、昙迁、慧远、灵裕、智顗等人,文帝自己受戒做了佛教徒(五八五年)。文帝为佛教造了佛菩萨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个,修理佛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个,写经写十六藏十三万二千零八十卷,修理旧经卷三千八百五十三部。五八三年下诏正月、五月、九月以及六斋日禁杀生,亦即禁止屠钓,六斋日是每月初八、十四、十五、二三及月底吃素。正月、五月、九月,新官都不上任,以免宴会杀生。今日中国佛教徒吃素的习惯起自梁武帝,但到隋唐时,便更成公式化了,因为政府如此规定,不得不守。隋炀帝亦努力赞助佛教,与天台宗创立人智顗有深交,除大量造像、修像、写经、修经外,并度僧一万六千二百人(以上只举数例而已,其实还有不少佛教事业,以下相同)。 到了唐朝,佛教已达题峰状态,这是由于长时期以来,佛教受皇帝保护与发扬,以及教中出了不少人才之结果所致,正因为历代佛教与皇帝发生密切关系,相互利用,所以才有「人才」从佛教中出来。唐朝廷对各宗教采宽容政策,但在排列上,高祖是以「老、孔、释」为次序,唐室姓李,与老子同姓,因此道教得到特别青睐,例如玄宗深信道教,自称玄元皇帝,于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年)下诏全国各地建立开元观,尊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或圣祖大道玄元皇帝。至于武宗之会昌废佛,可说全是出于热心道教之故。 但大致说来,唐朝廷是赞助佛教的,高祖于武德元年(六一八年)会僧道各六十九人在太极殿行宗教仪式,太宗为纪念阵亡者,在各战场建寺,及在京城寺院举行超度。至于高宗、中宗、睿宗、则天武后、玄宗、文宗、肃宗、代宗…(武宗除外)等唐室皇帝,有的是全力振兴佛教,有的是同时赞助道、佛两教。唐太宗时,值得一提的是,基督教的一派景教从波斯到了中国,受皇室欢迎在华开始传教(详见拙著「唐朝基督教之研究」),其次,从印度归国的唐玄奘三藏法师,亦是在太宗时在长安开始大量译经工作的,一切经费统由朝廷拨给。 到了五代,佛教在南方得到保护及发展,闽之忠懿王王审知(九○九-九二五年)以及吴越之忠懿王钱弘俶(九四八-九七八年),对发扬佛教贡献最多。吴越以杭州为中心,杭州西湖一带的大小数百寺院,大多是该时建成的。 到了宋朝,宋太祖、太宗、真宗等,也都是大力赞助佛教的,据说太祖曾度童子八千人,太宗度十七万人,宋太祖也下诏拨报雕刻大藏经,共计五次: 蜀版(九七一年)、东禅寺版(一○八○年)、开元寺版(一一一二年)、思溪版(一一三二年)、碛砂版(一二三一年),以后从南宋末起至元初,又开版雕刻佛经,即元版藏经,辽国与金国的皇帝也是保护佛教的。 元朝虽崇喇嘛教(西藏佛教),但仍尊崇佛教,禅僧海云印简(一二○一-一二五六年)曾在太宗、定宗、宪宗、世祖等四代皇帝时受重用,担任政治顾问,并参与管理全国佛教事宜。再如海云之孙弟子刘秉忠(一二一六-一二七四年)曾与耶律楚材同受世祖重视,参与一切政治计画。当世祖时(一二九一年),曾国有寺院四万二千三百十八座,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一三六八年)曾经做过佛教小沙弥(俗称小和尚),他登上皇帝宝座后,唯恐佛寺成为反叛国家中心,遂对佛教采取严厉管制政策。例如命令在全国府、州、县仅能各存立大寺院一座,余皆合并,再如禁止二十岁以上者成为僧侣,凡欲成僧者,需经考试,凡僧、道有妻者一律勒令还俗,大概由于这种高压政策结果,佛教的「居士」(在家信佛者)便抬头兴起,而佛教僧侣间更热中于儒释道三教同源思想,以适应政治上的新形势。从明太祖起,也开始雕刻佛经,前后共计四次,这或能称是他对佛教的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