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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哲学家维柯（1668-1774）说：“上帝是所有运动的的第一创造者，上帝是所有原因的综合——神圣知识是人类知识的尺度。”
为什么现代科学不是发韧于东方儒、佛文化，却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科学研究的逻辑基石——宇宙的统一性和规律性——只能奠立在一神论信仰上。基础科学研究需要的强烈动机和博大视野，只能发端于奥妙恢宏的上帝创造说。
《 圣经》说，上帝已将管理天地万物的权柄交给人，信仰者据此深信：探讨天地规则，人既负有责任，也富有能力。“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们作祭司。”这是上帝的警告,说明了知识的重要。
古代和近代的天文学和数学受到了上帝信仰的启发和鼓励，作为一种机构的科学事业是在宗教寺院的天文观察中诞生的。众星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行星和月球的运动及复杂，迫使天文学家们进行艰苦的努力来加以解释。几何学的主要轮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
关于日心说。哥白尼早年学习神学和医学，一生悬壶行医，后又担任牧职传道。哥白尼本人是司铎团司铎，是宗教法规博士，终生都生活在教会圈子里，而且克雷芒七世曾称许他的著作，希望看到它的出版。身为波兰裔天主教徒的哥白尼，则在书的开端将此书献给当时的教皇。……流行的印象所以与此相反，因为世人只乐于接受教会的敌人提供的证词，而这种证词却是盲目仇恨的产物。
近代科学的创始人伽利略虽遭教廷的迫害，他相信日心说与《圣经》并不矛盾。他说：“数学是上帝用来书写宇宙文字。神借着大自然彰显神的工作，故物理学是《圣经》的诠释。”
天文学家凯普勒曾在神学院进修两年。他说：“我们天文学家是至高无上的神在大自然方面的代言人，大自然提供我们研究的机会，并非让我们自命不凡，而是为了荣耀神”。
牛顿出生前三个月，他的父亲病逝了。牛顿生于1642年12月25日午夜，是个早产儿。在那个年代，一个早产儿能活下来是很少有的事。他的父母都属于清教徒。
牛顿出生后，家里无钱购买营养品来喂养他。他的母眼看惟一的孩子要死了，在最绝望的时候向上帝发出祷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你”（塞缪尔记上1章11节）。
牛顿三岁时，因家里太穷，母亲只好再嫁给邻村的一位63岁的鳏夫——史密斯牧师。史密斯牧师靠着微薄的薪水把牛顿养大，八年后过世，母子俩领了一些抚恤金，牛顿下课后还要替人看管牛马才够生活。
牛顿1662年大学二年级时，他在笔记本上写下：
上帝啊！若我心偏于邪恶，请勿成全我；
不是为得祝福来跟随你；
不是只在教会中渴慕你；
让我做个敬畏你的人，
且因着敬畏你，
而不畏惧邪恶的人。
牛顿经常思索当年母亲的祷告蒙上帝垂听这件事，他意识到上帝让他活下来，一定有些事是要他去完成的。
牛顿经常在日记中或课本空页写下自己的祷告，有些记载仍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中。他写道：“主啊，赦免我，因为我的心想以赚钱为荣，多于渴想你的同在。愿我的心重新与你联合。”牛顿和他的室友经常在校外分发圣经给穷人，向他们传福音，购买要分发的圣经成为牛顿学生生涯中最大的花费。
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曼纽，1968年在他所著的《牛顿传》中写下：“近代科学是源自牛顿对上帝的默想。”牛顿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在提到神的圣名之前，必先肃然静默。
他说：“《圣经》记载之信而有证，远非世俗的历史所能比拟。”他研究《圣经》的浓厚兴趣绝不在科学之下。他所发表的科学著作只占他所有著作的百分之十几，他80%以上的著作皆为神学著作，总字数超过150万字。牛顿在晚年写下：”不管任何环境下，要守住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以及最大诫命---爱人如己。”
牛顿于1727年3月20日去世，享年83岁。这对于一个生下来仅几磅重的早产儿来说也是一个奇迹。送葬的队伍极是壮观，首尾蜿蜒几里之长，即便亲王下葬也鲜有如此的排场。街头巷尾都是潮水一般的人群，这些年来牛顿尽管深居简出，但在大英帝国臣民的心目中已然神秘得宛似上帝的代言人，大英王室的成员来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来了，内阁的各部部长来了，整个欧洲的学界精英都聚齐了。
牛顿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伟人公墓，他的墓碑上刻写的是如下的文字：
伊萨克?牛顿爵士
静静地躺在这里。
他以超人的智慧，
第一个证明了，
行星的运动和形状，
彗星的轨道和海洋的潮汐。
他孜孜不倦地研究
光线的各种不同的折射角，
颜色产生的种种性质。
对于自然、历史和圣经
他是一位勤勉、敏锐而忠实的诠释者。
他以自己的哲学证明了上帝的庄严，
并在他举止中表现了福音的淳朴
让人类欢呼吧，
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位
伟大的人类之光。
电磁原理发明人法拉第虔信《圣经》，并是伦敦一教堂的兼职传道人，每周讲道多次，遗留至今的讲章有一百五十篇之多。
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发现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卡尔文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一次一个学生问他一生中最大的发现是什么，他没有说是第二定律，却说：“在我生平的发现中， 最有价值的，是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瑞典人林奈（ Karl Von Linnaeus）对植物学的发展有极大贡献。据说某日他外出散步，偶见一艳丽夺目的花朵，深感上帝创造的奇妙、伟大，便立即跪下，感谢造物主的恩典。
英国化学家波义耳在他的科学论文中再三强调，科学研究的整体目标是要显示《圣经》的合理性及和谐性。他本人研读原文《圣经》，对基督教护教学甚有研究。在美国发行的第一本印地安语《圣经》是由他资助出版的，他用自己的年薪设立宗教讲座。
法国化学家巴斯德是世界公认的微生物医学的创始者。他说过，“如果承认上帝的存在，这一个信心实比一切宗教的神迹更为超奇，不可思议。如果我们有了这种信心，这种悟性，那便不能不对上帝下跪，肃然敬拜了。”他常在实验里，一面工作，一面祷告。
法国另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帕斯卡尔尔（Blaise Pascal）先后发明计算器、晴雨表和水压机等。然而，科学上的重大成就却无法满足他灵性的要求，遂研读《圣经》。一天晚上正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时，神忽然向他显现。面对真神后，他大获平安、喜乐。他将神的启示笔录、缮正，缝于襟内，终其一生，未告诉任何人。直到他去世时才被发现，现珍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后着《沉思集》（Ponsees）为主证道，脍炙人口。
有学者于19世纪便研究发现，从1666年至1866年这200年间，法国科学院所招揽的92个外国院士中，71人是新教徒，只有16人是天主教徒；结论是，新教徒孕育出的杰出科学家的比率是天主教徒孕育出的杰出科学家的比率的6倍。
新教有利于近代西方科学的兴起，有三个原因。第一、新教关于信徒无须神职人员作中介即可与上帝相通的教义，孕育着不断分裂的因素；新教习惯于挑战既有权威，也没沉重历史包袱，对新的思想吸收很快。第二、新教奉行教会共和化民主化原则；这使新教不可能长期独尊一派；新教内部百家争鸣，对不从主流的新思维有宽容能力。第三、与新教内部神学争论的尖锐性相比，自然科学中的争论显得相形见绌；因此，新教国家的科学家能不受干扰地去进行一些争议性的科学研究。
新教推动教育进步。由于马丁?路德主张“唯独圣经”，他把圣经译成了市井之民皆能阅读的德文；他又致力扫除文盲，使人皆能读圣经。此外，由于宗教改革运动内部分裂，产生了无休止的宗教争论，因此各教派为了防止“异端”传播，对小孩子从小便进行宗教灌输，用教理问答的方式进行启蒙教学。这使新教非常热衷于为儿童办学，把学校教育从贵族子弟扩展至社会中大部分儿童，成为欧洲教育史上的里程碑。
为对抗新教，天主教建立的耶稣会修会，极强调通识博学，因此耶稣会修士大皆多才多艺，他们所建立的学校皆口碑载道。明朝徐光启信仰天主教42岁受洗，取教名“保罗”（Paul）。就是耶稣会的神父利马窦洗的，利马窦把几何学、逻辑学、语法学、物理学翻译给了中国。徐称利玛窦为“海内博物通达君子”。徐光启曾任礼部尚书和文渊阁大学士，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他勤勉“向西洋人利玛窦学习天文、历算、火器，以尽其术。”他的《农政全书》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农学著作之一。
美国在建国的头两百年间，包括神学院、大学、公立学校在内的各级学校，几乎都是加尔文主义者创办并维持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当初都是加尔文主义者创办的。哈佛第一批毕业生有半数以上进入教会服事。耶鲁有很长一段时间它是严谨的清教徒学校。普林斯顿是苏格兰的长老会办的，以彻底的加尔文主义为基础。
美国首批 126 个大学里，基督教包办了 123 个。信仰是不能和学习分割的。循着圣经的线索，教育者把信仰应用在每一个生活的领域，包括政治领域。
莱特兄弟搞飞机试验的时候，没想到飞机能运人运货，也没想弄个专利发大财。他们渴望的是人能像鸟一样自由，他们只是为了玩。当时的专家说：“飞机绝不可能上天！比空气重的东西怎么能飞？”后来莱特兄弟搞出来了，飞起来了。专家又拼命去解释飞机能上天的原理，搞出了空气动力学。
不是为了实用，结果很实用啊。这实用的飞机是追求实用的中国人追求不出来的。思考苹果为什么往下掉的牛顿如在中国，肯定会被人看成疯子。正是西方“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奠定了今天西方领先世界的文明。我们处处追求实用，追到了什么？数数看，从电灯电话电脑电视机一直数到抽水马桶，全都实用，没一样是中国人发明的。我们只讲实用，什么实用的东西也没弄出来。
没有信仰，没有高远的境界，没有对上帝的信仰，最终一事无成。你越追求实用，越是什么也追不着；你不求实用，一心追求上帝的真道，什么都会加给你。千真万确！
徐光启认为西方最好的是信仰，是基督教文明。洪秀全的堂弟洪仁轩在写《咨政新篇》时说，“西方科技器物不是上宝，只是中宝而已，上宝是人们敬畏上帝，革邪心，守公义，然后这个国家就太平，才有科技发展”。
当今中国学术界，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泛滥。学术研究根本不是为了探求真理，甚至也不是为经济建设所用，而是为了职称、奖金、官位等个人名利。在名利主义价值观的驱使下，学术界充满了剽窃、抄袭和造假之风。大量的学术垃圾被制造出来。这不仅败坏了学术道德，污染了学术空气，更使本已稀缺的学术资源遭到了严重浪费。在目前这样一种“实用理性”盛行的文化背景之下，中国想摘取诺贝尔奖，几乎是天方夜谈。
中国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是人的社会活动，人作为有限的存在，人的实践怎么能检验真理呢？牛顿说时空是绝对的，万有引力是客观存在的力，爱因斯坦发现，时空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万有引力是表象，是物质引起了空间的弯曲。玻尔又以测不准原理反驳了爱因斯坦，今后，还会有发展。哪个实践能检验出真理呢？实践只是接近真理罢了。
基督教和文艺复兴运动对立的观点是错误的。11-12世纪格里高利的改革和授职权之争，启动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序幕；基督教士（特别是新教徒）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主力和同盟。许多重要的人文主义者，本人就是教士甚至是教皇，教廷乃是文艺复兴文化的最大赞助者。
文艺复兴是有神论的复兴；它提倡的人性是有神论的人性不是无神论的人性。一段时间教会曲解了圣经的本意，片面强调神对人的威严，忽视了人正是因上帝而高贵这一点，文艺复兴就是把上帝给人的这份尊严重新加以强调，这就是有神论的人性论。
文艺复兴在艺术表现上更多的表现人性与自然的和谐，因为这些本来就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文艺复兴从没有反对天上的神权，相反更加强调神权的超越性和普世性，并且将这种超越性和普世性通过各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来。
文艺复兴最著名的人物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拉菲尔、但丁、莎士比亚等全部都是基督徒。他们作品表达了他们对神的那份发自内心的爱与崇敬以及圣灵给与他们的那份独特的惠顾和感动，这是他们的作品具有那样强烈的不朽魅力的原因。
新教对音乐的贡献尤其卓越。新教在聚会中要齐唱圣歌，而不是如天主教的弥撒中只能被动地听神父及诗歌班颂唱。马丁?路德认为音乐是上帝给人的礼物，音乐的重要性是仅次于神学。1524年路德宗的第一本教会圣歌本出版，马丁?路德本人也为多首圣歌填词。在日内瓦，加尔文提倡于崇拜中颂唱圣经中的《诗篇》，于是派人把这150首诗歌谱以新调。
这种重视合唱的氛围，便推动了巴赫和韩德尔（古典音乐“巴洛克”时期两大师）的音乐新创作。巴赫长期受雇于教会，每星期都要有新的合唱作品，除了不少作品已流失外，还留下来约200首宗教大合唱（康塔塔），而他的《圣马太受难曲》及《圣约翰受难曲》都是完全以圣经福音书中的叙述为题材，成为古典名曲。至于韩德尔，他的清唱剧（或称神剧）也是其得意之作；这些剧大部是以圣经内容为题材，而《弥赛亚》一曲的歌词更完全取自圣经，名垂千古。贝多芬也窦信上帝。
卓别林的《淘金记》里，圣诞之夜，那个流浪汉做好了晚餐，在小木屋里等女朋友时，充满动人的想象，他拿两个叉子叉着面包，摹仿芭蕾舞《天鹅湖》，非常动人。在苦难中，也有灿烂美好的幸福也有的诗意的光辉。
现代主义的代表诗人T.S.艾略特（1886-1965）1922年发表长诗《荒原》说：在离开上帝的日子里，四月是我最残酷的月分。他又说：如果基督教不存在了，我们整个文化也将消失。一切将从零开始，你得经过若干个世纪的野蛮状态。
1979年，在维也纳举行美苏高峰会议时，美国总统卡特与苏联共产头子勃列日涅夫同时出席维也纳歌剧院的演出。当奥国指挥大师波姆（Karl Bohm）出场时，听众给他15分钟的鼓掌，卡特是3分钟，勃列日涅夫是1分钟。这表示在现代文明国家，是艺术家挂帅的国度，艺术家比政治家更受尊重。为什么卡特比勃氏多2分钟，因为前者是由人民选出的，所以这2分钟是向民主致敬。
1980年代日本指挥大师小泽征尔率波士顿交响乐团去中国，邓小平出场，中国听众给他10分钟的鼓掌，小泽征尔只3分钟，这表示中国是政治挂帅的国度，政治家高于一切。
如果贝多芬、莫扎特放弃音乐；达文西，米开郎基罗放弃绘画；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放弃写作都去作官的话，那是人类多大的损失？
没有上帝，我们的文化品味也上不去。五千多年没一个雕塑家，也没音乐家，只有一曲《高山流水》，全国就一个人听得懂，后来干脆把琴砸了。舞蹈家有一个公孙大娘，是一老太太，一“大娘”能好到哪儿去？我们的春节晚会上，你看不到这种真的打动人心的艺术作品，甚至连幽默也看不到。只能看到讽刺、滑稽、搞笑，以及煽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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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05-10-5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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