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翻譯和傳播II ---黃錫木(聯合聖經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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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翻译和传播」之三:圣经公会运动

在近代的圣经公会成立之前，其实已经有类似圣经公会的圣经发行工作。有文献记载，最早提及「大量」印制圣经的是在公元三三一年，信主后的罗马帝国皇帝康士坦丁要求当时的西泽利亚主教优西比乌，为君士坦丁堡城的教会提供五十部新旧约全书圣经（旧约是当时通行的《七十士译本》）。到公元七九七年，西罗马皇帝查理曼大帝（742~814）任命他的神学顾问阿尔昆（Alcuin）修订《武加大译本》和复制多本圣经。在那个时代，若非有贵人赞助，这样的出版根本是没有可能的。 不断改良的印刷术以及纸张的普及，大大提高印刷和发行的效率。据一统计，在一五○○年之前，全欧洲印制的书籍只有三万五千册，当中大多数是拉丁文的书籍。而到一六四○年，单在英国印制的英文书籍就有二万册。同样地，在圣经发行方面，不同语言的圣经译本亦不断印制；然而，这始终未能满足教会和信徒的需要。 首个圣经出版和发行的组织 第一个圣经发行的组织在敬虔运动（Pietistic movement）的影响之下面世。这个起源于十七世纪德国和荷兰的复兴运动，其实是延续了一个世纪前的改革运动，那种对基督信仰的热忱和不断自我革新的精神。由于改革运动带来的热忱慢慢冷却下来，信徒对上帝和祂话语的热情只停留在认知的层面上，因此，教会自然需要另一场更新──强调信徒信主后要努力落实圣经的教训。在这场属灵运动的影响之下，德国的一名牧师堪斯坦恩（Freiherr von Canstein）在一七一○年于哈雷（Halle）成立了一个类似圣经公会的组织（德语：Bibelanstalt）。堪斯坦恩原来的目的只是向贫穷的德国人提供廉价的马丁路德译本圣经，但后来亦为东欧某些地方（如波兰和波希立亚）提供他们的译本圣经。基本上，堪斯坦恩的组织规模非常细小，但到十八世纪末，这组织取得显著的成果：他们已经分发了三百多万本廉价的圣经或新约圣经！ 类似的组织亦见于德国其它地区，如柏林（1806）、威登堡（Wurttemberg; 1812）和萨克森（Saxony; 1813）；日后诞生的德国圣经公会（1948）就是由十四个地区的圣经公会所组成的。 英国的圣经出版和发行工作 在这个时候，英伦海峡的另一面也出现很大的复兴（一般称为「大觉醒运动」The Great Awakening），这或多或少也是受到敬虔运动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因为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 1703~91）和查里斯．韦斯利（Charles Wesley; 1707~88）两兄弟，以及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 1714~70）的宣讲所致。很多宣教差会亦在这个时候成立。为要使福音广传，宣教士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掌握当地的语言，然后翻译圣经；这往往是从前参与海外宣教工作最困难的地方。最叫人钦佩的例子是浸信会的威廉．凯里（William Carey; 1761~1843）；他本来是一个鞋匠，为要从事圣经翻译工作，他自学希伯来语与希腊语，终于打动了浸信会领袖，于是在一七九二年成立了英国浸信传道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而他亦在差会的支持下去了印度，在塞拉姆珀（Serampore）开始并完成了他的翻译工作。 直至近代，还有很多从事圣经翻译的人，都是没有接受过专门训练的宣教士；然而，他们与他们的母会都意识到，鉴于他们亦承担了其它工作，他们不能应付圣经翻译和出版上迅速增长的需求，因此他们需要新的策略，有专职的机构来承担圣经翻译和发行的工作，特别是非主流的语言群体，如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 被誉为英国圣公宗最古老和最大规模的基督教机构基督徒知识促进会（Society for the Promoting of Christian Knowledge；简称SPCK），在成立（1698）不久，其工作已延伸至圣经出版和圣经翻译的工作。除了为经济有困难的人提供廉价的英文圣经之外，还印制韦尔斯文圣经；玛利．钟斯手上拥有的威尔士圣经就是在他们支持下翻译和出版的（1713）；此外，他们又发行了超过一万本阿拉伯文新约圣经（1671年的版本），还协助丹麦的信义宗宣教士出版泰米尔文（Tamil）和特拉古文（Telugu）圣经；这两个语言都是非常古老的语言，其语言群体居住在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北部。时至今天，SPCK已经出版了卅八种语言的圣经译本（完整或部分的话）；今天，SPCK的主要工作并不是圣经出版或发行，而是推动圣经的辅助材料和圣经阅读方面。 除了SPCK之外，英国还有很多较小型的圣经出版组织同样推动圣经发行，例如： ※　专注印度需要的印度差传事公会（The Society for Sending Missionaries to India）； ※　专注美国殖民地的英国海外福音推广公会（The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Foreign Parts; 1701）； ※　专注为苏格兰贫穷者的苏格兰基督徒知识促进会（The Scottish Society for Propaga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among the Poor; 1750）； ※　以及专服事军人（本来只包括海员和海军）的组织，后来称为海军和军人圣经公会（Naval and Military Bible Society; 1780）。 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 很大程度上，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于一八○四年成立的原因，除了领受从韦尔斯而来的异象之外，亦深受英国教会、宣教机构和圣经出版组织在大复兴期间对福音广传的热诚所影响。然而，圣经公会与以上提及的圣经出版组织的不同之处，就是圣经公会主要是针对「海外」的需要。正如当时其中一位推动成员约瑟．休斯（Rev. Joseph Hughes）牧师说：「既然如此，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公会——如果是为韦尔斯，为何不也为整个大英帝国？为何不也为整个世界呢？」——机构名称中的「及海外」也就是要突显这方面的使命。 附属的地区小组和圣经小贩 由于圣经公会要把圣经普及化，让一般信徒能以付担得起的价钱来购买自己语言的圣经，所以圣经公会销售圣经的一般原则，都是以接近成本（有时甚至是低于成本）的价钱发售；这个原则到今天依然是全球圣经公会所紧守的，因此，圣经出版的经费一直都是依靠信徒和教会的奉献，以及圣经公会会员的年费。在BFBS成立的短短十年里，在英国和韦尔斯各地设立了二百个「附属的地区小组」（Auxiliaries），一方面为机构筹募经费，另一方面亦承担销售圣经的工作。 这些附属小组所建立的支持（和销售）网落，不单支持了英国和韦尔斯的工作，亦直接支持了圣经公会在海外成立的附属「圣经分发站」，这些分发站（depot）往往就是当地圣经公会的前身。这些到海外推动圣经工作的人，名副其实就是「圣经小贩」（colporteurs）。他们当中不少是圣经公会的雇员，专责把圣经带到农村地区出售；他们攀山越岭，冒着疾病、瘟疫的危险，与猪牛同宿，有时甚至被误为大英帝国的间谍。他们所带同的圣经，都不是免费赠送的，但却是以人们能负担得起的价钱卖给他们；很多时候，从乡农身上所得到的，可能不是银两，而是一些鸡只、鸡蛋、白兔，甚至是猴子！ 此外，由于圣经公会诞生的日子，正是普世宣教工作的黄金期，圣经公会也把握这时机与很多宣教机构（有数十个之多）合作，在不同地区工作，特别是当时英国的殖民地，协助他们把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例如，圣经公会也曾支持伦敦传道会宣教士马礼逊牧师（1782~1834）于一八二三年完成的《神天圣书》。另一方面，宣教士亦协助圣经公会把圣经带到不同地区，成为圣经公会的义务圣经小贩。三位著名的英国女传教士凯布尔（Mildred Cable; 1878~1952）和弗伦奇两姊妹（Eva French; 1869~1960; Francesca French; 1871~1960）亦曾承担圣经小贩的工作。她们在二十世纪初期远赴中国，曾五度穿过戈壁沙漠，共花了卅六年时间在中国传道，并售卖圣经；他们于一九三六年返回英国，一直在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工作。据圣经公会的记录，很多在亚洲的圣经小贩同工都是女士，她们都有「圣经女士」（Bible women）之称号！ 圣经分发的工作并未因为两次大战而停顿。虽然这些圣经小贩尽量避免去战乱的地方，但亦有不少人尝试把圣经带到参战的军人当中。据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的记录，在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期间，在中国就分发了三百万本圣经。不单如此，圣经翻译工作在大战期间亦得到推广；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间，就有卅四个新语言的译本面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在捷克的布拉格市的圣经分发站被迫关闭，而圣经分发工作亦被纳粹政府禁止，但当地的圣经印发并没有停止。有趣的是，负责钉装的主管同时也是受雇于纳粹政府，负责印务工作的！ 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事工的推广以及其运作模式的成功，刺激了类似的组织相继在其它地区成立。在这方面，当时圣经公会的其中一名成员，本身亦是德国信义会驻伦敦牧师的斯坦科普夫牧师（C.F.A. Steinkopf）的功劳也不小。他为圣经公会走遍欧洲大陆，在他们的推动和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的协助下，欧洲主要地区的的圣经公会亦相继成立。单单在一八○四至一八一八年间，欧洲就有十四个圣经公会成立，包括俄罗斯（1812）、芬兰（1812）、丹麦（1814）、荷兰（1814）、挪威（1815）和巴黎（1818）。 主要服事爱尔兰地区的都柏林圣经公会（Dublin Bible Society，又称为Hibernian Bible Society）于一八○六年成立，这个公会虽然与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关系密切，但一直以来都是独立运作的；后改名为北爱尔兰圣经公会（Bible Society in Northern Ireland），亦是联合圣经公会的成员之一（参本系列之六）。 美国圣经公会 在美国的圣经翻译和出版工作的源头，可追溯至英国的清教徒埃利奥特（John Eliot）在东岸麻省的印度安人语言的翻译工作（1663），并由「新英格兰耶稣基督福音推广和促进会」（The Corporation for the Promoting and Propagating of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in New England；成立于一六四九年）出版。这机构亦出版了几部印度安语圣经译本。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成立不久便进军这个曾经是大英帝国最大的殖民地──美国第一所圣经公会在一八○八年于费城成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建立了一百三十个圣经公会，其中有十五个「女性圣经公会」（Ladies Bible Associations），例如纽约的「日内瓦女子圣经公会」（Female Bible Society of Geneva; 1813）就是第一个「女性」的圣经公会。顾名思义，这些组织主要都是由女性负责的，亦藉此鼓励主内姊妹参与事奉，而她们所服事的对象都是一般穷人或新移民。 基本上，在美洲的圣经公会组织都是得到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支持，但实际上，不同地区的圣经公会的待遇却大有不同；有些地区的圣经供应非常充裕，有些则极为缺乏，特别在当时西部许多新定居点连一本圣经也没有。因此，对于一个面积如此广大的地方，确实需要一个中央统筹的组织，来统筹圣经发行的工作。一八一六年五月八日，五十六个的圣经公会代表在纽约开会，同意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性机构，就是「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并采用与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相似的会章。他们更发信鼓励全国信徒和其它圣经公会的组织支持这个新成立的圣经公会，并指出这圣经公会「彻底摈弃地方感情、党派偏见、宗派嫉妒。其成员在这基础上——而且只是在这个基础上——结成联盟，……就是分发圣经，分发大家都认可和被定为最忠实的译本。」 到一八三九年，美国大多数州的圣经公会已经加入这个全国性的机构，所以，美国圣经公会就成为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以外，最庞大的圣经公会。不过，直至如今，美国仍然有一些公会只以「附属机构」的形式加入美国圣经公会，亦有些选择保持独立。除了对美国本土印度安人的工作之外，美国圣经公会对海外的圣经翻译工作亦不遗余力，其中包括中国、菲律宾、泰国、中东、非洲和中美洲（例如墨西哥和古巴）等地，而在欧洲，他们亦协助当地圣经公会的圣经发行工作。 到一九三○年，圣经公会在欧洲与北美的发展已经渐趋稳定，他们独特的目的与使命已广为人知，也为人所赞同，亦有大量的平信徒参与其中；这些平信徒往往较他们的教会领袖更加积极和投入。由于圣经公会的使命是服事地上所有信徒，不分门派，所以各地的董事会与员工均来自新教（或更正教）教会。他们与新教各教派保持密切的联系，亦受到广泛的尊重；直到二十世纪中叶，罗马天主教才积极参与他们的工作。他们在出版原文圣经和提供大量高质素的译文方面，其严谨的学术态度，确实为他们建立了令人羡慕的名声。他们在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方面，亦深受语言学界和翻译界的推崇。同样地，他们多年来为大众提供服务与产品时，都严守不偏不倚的政策，避免在其出版物中涉及教义的批注或评述。他们由始至终也持守着创办的宗旨，就是让所有人以负担得起的价钱购买自己语言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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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年并非一个短的日子，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在这段日子里经历了不少困难。相比之下，经费上的需求似乎不是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在圣经出版和翻译的工作上，得到众教会——那就是不同宗派的教会——的共识和认同（支持）。在这方面，圣经公会本来的政策：「为使圣经能更广泛地发行，所以出版的圣经没有脚注或批注」所反映的跨宗派精神，就面对很大的考验了。 「没有脚注或批注」的跨宗派精神 自改革运动以来，更正教教会（Protestant Church）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发展的速度非常快速。在缺乏那种像当时罗马天主教对信徒和教会的中央监管机制之下，再加上改革运动所强调的信徒自我解读圣经的权利，各更正教领袖在信仰和神学上开始出现分歧。在十九世纪之初，教派之间对神学的分歧和对立局面，可能较今天的严重。典型的例子是几位英国大觉醒运动的领头也因为对加尔文派预定论的不同理解而产生分裂。因此，圣经公会成立时，早已察觉到来自不同宗派的成员在信仰上和对圣经理解上的分歧。 为了促使当时不同宗派广泛合作，圣经公会特别强调，其属下的出版不是要标榜某种信仰（或神学）立场，或赞同某种解释圣经的方法或结论，而是纯为普世教会和信徒提供圣经，亦为未信者提供接触圣经的机会。因此，当时圣经公会定下原则，属下所印制的圣经是「没有脚注或批注」（without note or comment）。对于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这句话已经成为一句格言，一直主导着整个圣经公会的发展（直至近代才有改变）。所谓「没有脚注或批注」，并非只是在圣经版式上的规限，而是避免译者的个人批注主导了读者领受圣经信息的权利，亦避免标榜任何教义或宗派；其精神不仅强调以一个跨（或超）宗派的态度来翻译和出版圣经，更是要让圣灵主导信徒的读经生活。 在当时英国社会的宗教处境来看，单单是这种精神，就已经值得我们向圣经公会当时的领袖致敬。然而，随着事工不断的发展，我们深深体会到，要维持这种无私和不分门派的精神实在并不容易。 与天主教的关系 首先，直至近代，圣经公会依然是一个更正教（或新教）组织，而圣经公会在圣经推广的路线，亦秉承更正教在改革运动之后对圣经的信念，就是深信上帝的子民，基督信徒（特别是「平信徒」，laity），应享有阅读和解释圣经的权利。 为响应改革运动领袖强调「圣经」（而非教会）为信徒至高的权威，以及鼓励信徒研读圣经，罗马天主教于一五四五至一五六三年间举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公会议，名为天特会议；议会中除了谴责所有违背历代和当代大公教会的圣经解释，还正式通过，所有天主教出版商必须先得到主教的「准予印行令」（拉丁文：imprimatur）才可出版圣经。天主教在过去所采取的行动，使今天很多更正教信徒误以为天主教不支持广泛发行圣经，是因为他们不重视圣经所致。然而，事实恰好相反，正因为天主教教会极为重视圣经，所以不愿意看到圣经被曲解或误用。天主教教会相信，教会是上主特别委任为圣言的托管者和诠释者，因此，他们笃信教会在解释圣经上有绝对的权威，而这权利是「平信徒」（laity）所没有的；他们在阅读圣经方面，必须配合教会的解释，方能正确地认识真理。 虽然圣经公会从来不企图（至少不是官方的意图）把圣经「潜入」天主教教会中，但事实上，有不少天主教信徒间接地从圣经公会得到圣经，这无疑扩阔了信徒对圣经的理解，这理解甚或有别于官方教会的理解；结果，他们对圣经不同的理解往往为教会带来不少纷争。因此，面对圣经公会大规模分发没有任何批注的圣经，圣经公会在成立首五十年里，就多次被天主教教会（甚至是教宗）公开批评，指其工作为「放肆」、「使人偏离正道」，甚至是「异端」的行为。因此，一百多年来，天主教教会从不向圣经公会发出「准予印行令」发行天主教教会所使用的圣经，亦不准许各地天主教教会使用圣经公会发行的圣经。事实上，直至近代，圣经公会一直受到罗马天主教十分严厉的批评；就连见于《天主教百科全书条目》介绍「圣经公会」（"Bible Societies,"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1908/1917）的条目亦是十分负面的。 这情况在梵蒂冈大公会议（Vatican Council II, 1962~65）前夕已开始有改变，而在会议之后，特别在联合圣经公会的努力之下（参本系列之五），双方愿意在互相尊重的情况下，彼此合作；这种突破彻底见证了不同派别的信徒，能在建立上帝国度的事工上共同参与的可能性。对一些保守的福音派新教信徒来说，他们认为今天的联合圣经公会以及全球圣经公会的大部分成员，愿意与罗马天主教成为圣经翻译工作上的合作伙伴是一种遗憾，甚至借着标榜「福音派」而另起炉灶，成立个别圣经翻译和出版组织，但却忽略了新教与天主教（以及正教）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有文本传统（common text tradition）──圣经。这个共有文本传统的可贵之处并非为促成合一运动，而是让彼此的信徒能够在共同的信仰基础上对话、认识和欣赏，一同面对俗世社会对基督信仰带来的冲击。 与英国本土教派的关系 在教内方面，圣经公会亦面对不少批评，例如英国圣公宗教会曾经要求当时的圣经公会在印制圣经时，附有圣公宗教会使用的《公祷书》（Book of the Common Prayer），但圣经公会认为这做法似乎标榜某宗派的传统，违反「没有脚注或批注」的精神。然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圣经公会因着某些信仰立场而导致内部分裂。 直至十六世纪的改革运动，旧约次经一直为大公教会所沿用，因此，不单止天主教的圣经（如《武加大圣经》或其它地区语言的译本）和正教的圣经包括旧约次经部分，并视之为正典的一部分，就连圣公宗教会（和早年的路德宗）的圣经，一般都包括次经书卷（虽然排列的方式略有不同）。然而，为了服事更广泛的新教教会，一直以来，圣经公会所发行的英文或韦尔斯文圣经都没有旧约次经书卷，但鉴于欧洲地区教会（如有正教教会背景的俄罗斯和东欧地区）的需要，圣经公会决定准许在非英文圣经里容许附有次经书卷，这引起加尔文派和清教徒派的苏格兰教会强裂不满；最后，这些教会于一八二六年议决不支持圣经公会，而本来是圣经公会的分发站亦纷纷独立起来，成为很多小型的圣经公会。一八六一年，这些小型机构连同当时独立运作多年的爱丁堡圣经公会（Edinburgh Bible Society, 1809）和格拉斯哥圣经公会（Glasgow Bible Society, 1812）合并起来，成为实力强大的苏格兰圣经公会（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虽然苏格兰圣经公会是从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分裂出来，但两者的关系依然非常密切，并且经常在海外多处地区（例如在中国）合作。一九四六年联合圣经公会成立时，苏格兰圣经公会亦是当时很重要的成员之一。 在过去几十年里，在次经问题上，联合圣经公会属下的圣经公会的态度显然较为开放。一方面是因为圣经公会已经从一个纯更正教组织变成一个跨教派的组织，另一方面亦是因为圣经公会的使命是要服事教会，既然旧约次经的存在和价值（无论是否接纳为圣经正典的一部分）已经是教会历史中一个不可推倒的事实，作为一个出版圣经的机构，圣经公会也应该为不同教派的教会提供他们所需用的圣经，而不作出任何定断。 此外，有些圣经公会成员认为，圣经公会应该有一套神学立场声明，特别是在三一上帝观的立场方面。结果，一八三一年，这些人成立了三一圣经公会（Trinitarian Bible Society）。这机构至今还在，但自一九二○年代之后，这机构的特色明显不是标榜三一上帝观或某种教义，而是提倡使用一个于十七、十八世纪曾经通行一时的新约希腊文版本「公认经文」（Textus Receptus）；但按今天圣经研究学术界的标准，这「公认经文」的文本却是较为劣等的。 有关「浸」字的翻译亦是一个问题。威廉．凯里（William Carey）在塞拉姆珀为印度翻译的圣经，一直都沿用等同于「浸」字的字眼，而这圣经都是圣经公会出版的。但这译法在一八三○年代却引起其它宣教士（有三万位之多）的抗议，认为这译法过份突出浸信会的宗派色彩。圣经公会认同反对人士的看法，因此决定采用较中性的译词，但这又惹来浸信教会的不满，于是浸信教会在一九三九年成立了圣经翻译公会（Bible Translation Society），后来归纳为英国浸信传道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的一部分。类似有关「浸」字的争议亦见于美国；于一八三七年成立的美国和海外圣经公会（The American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也就是因为「浸」字的争议而从美国圣经公会分裂出来的。 即使有关的希腊文字确实带有「浸」的意思，但一般新约学者都认为，这只是字词的无标记性（unmarked）特征，并非核心特征；就如在一百或几十年前，人们读到「棺材」（coffin）这词时就自然会觉得棺材是木制的，这并不等于用玻璃制成的棺材就不是棺材！此外，我们亦很难从新约圣经出现的经文中，断定当时教会必然是用浸礼的。反之，我们却有典籍清楚证明，早期教会对水礼形式的指引，主要是考虑方便与否的问题。其实，从整本圣经的翻译工作来看，「浸」字所涉及的问题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整本圣经只出现一百二十多次），要成立一个独立机构来标榜这问题，显然是小题大作了。　 　 研经版圣经（Study Bible） 「没有脚注或批注」本来是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定下的出版原则，但亦被其它圣经公会（如美国圣经公会）采纳，于是这原则就成为联合圣经公会属下颇为普遍接纳的准则。然而，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人员和翻译顾问都察觉到，原文不一定是清晰的，因此，他们有必要加上脚注或批注，务使读者能更加明白有关经文。此外，「没有脚注或批注」的原意是不想在「译经」之上加上任何形式的「释经」。然而，任何从事翻译的人都知道，释经和译经是不可分割的，翻译的人只可以避免把某些明显的个人神学立场或某教会传统套入经文之中。因此，这口号后来演变为「没有教义的脚注或批注」。 就当时圣经公会成立时的社会处境来看，这原则确实是重要的，然而，这原则或多或少会对机构的发展带来影响。正因为「没有（教义）脚注或批注」的原则，一直以来，圣经公会都不愿意出版任何研经版圣经（Study Bible），即使市场上已证明一般信徒喜爱有批注的圣经版本──信徒喜欢有批注的圣经版本不是甘于被学者主导，而是希望学者能在经文的历史、文化信息上提供一些简洁的解释。然而，当时圣经公会依然非常抗拒这类型的圣经版本；看见其它出版商出版研经版圣经均深受平信徒爱戴，圣经公会亦未能及时在市场上分一杯羹。 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于一九九四年出版的Good News Study Bible是圣经公会成立一百九十年来第一本面世的研经版圣经。这计划原先在八十年代由美国圣经公会发起，但后来因为要保持「没有（教义）脚注或批注」这传统，于是决定放弃，之后由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接收，并且完成出版。这研经版圣经所提供的书卷介绍和经文批注都反映近代圣经研究学术界的成果，十分值得可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圣经公会于二○○○年出版的研经版The Learning Bible。除了一般研经版的数据之外，这书更附有一百多篇长短专文，内容深入浅出，但亦有学术上的精确；此外，全书四色印制，穿插数百幅彩图，名副其实是一部「多资多彩」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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