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圣经译本

选民

东正教的中文圣经 俄罗斯东正教在华传教历史可从1695年在北京成立的「圣索菲亚」教堂开始．并於1715年有第一届的「驻北京传道团」来华正式传教。然而他们的传教工作成果很少，据1892年北京传道团教徒名册的资料，当时教徒有459人，其中只有310人是地道的中国人，这可能是传教士太少的缘故。他们对翻译圣经的热诚及规模相对於天主教及基督教来说也少得多，在十九世纪後期才有第一次的中文圣经翻译本出现。其中有一本《新约》，是第14届驻北京传道团神父固里·卡尔波夫将《马礼逊译本》(见後)校订後出版；另外还有一本名为《福音义解》的部分内容，可能出自神父米哈伊尔所编的《福音书》，由第16届驻北京传道团神父弗拉维昂·高连茨基在巴拉第·卡法罗夫神父的指导下，用汉语编写而成。然而这两本书译自那种圣经版本，运用什麽翻译原则、在什麽时候出版，这些问题都尚待考证。 基督教的中文圣经译本 自基督教来华传教伊始，圣经的翻译工作便从无间断地进行，并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中文译本版本。基督教不同於天主教会有统一的教制，不同的基督教派有各自强调的神学观点(如浸礼宗坚持圣洗礼需全身浸入水中，灵恩派强调圣神的临在与工作)，引致在圣经翻译上有不同的用语(就如现今常用的基督教和合本圣经也有「神版」及「上帝版」两版本)。另外基督教普遍以圣经为教义及真理的唯一标准，故此他们非常注重圣经的传播及教导。这些因素促使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上比天主教更重视圣经翻译，也因此出现了较多不同的译本。 马礼逊译本 基督教的圣经中译是随着第一位来华传教士马礼逊牧师(Rev. R. Morrison)的传教生活而开始。与他一起做翻译工作的有米怜牧师(Rev. W. Milne)，他们同属於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的传教士。马礼逊於1807年来华，即着手翻译圣经，於1813年将新约译好；旧约部份与米怜合译，至1819年完成所有翻译，整本圣经在1823年於马六甲出版，名为《神天圣书》。马氏自述他的译作是「忠於原文」，有学者认为他译新约所依据的是「公认本」(Textus Receptus)，并参考了英文「钦定本」(Authorized Version)及从大英博物馆抄来的「巴设译本」。至於译文方面，马氏自言较着重「正确明了原文的意义、感觉与精神、用普通大众的文字；避免使用宗教与哲学专门名词」。这译本虽然在英国甚为有名，但是在中国不大受人欣赏，於是马氏提议由麦都思(W. H. Medhurst)，郭实猎(K.F. A. Gutzlaff)，裨治文(E. C. Bridgman)及马儒翰(J. R. Morrison)组成四人小组，於1840年出版了一本「新遗诏书」(或称为四人小组译本)。这译本的新约部分後由郭实猎修改出版，名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及後为太平天国洪秀全等人采用，并作了许多删改。 马士曼译本 另一本早期中文译本是由英国浸礼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of England)的马士曼(John Marshman) 及拉沙(Joannes Lassar)合译的。马士曼之所以参与译经工作，是受了当时一位公理会(Methodist Church)宣教士要求所影响，这位宣教士要求「设立一个公会，专责翻译圣经使它成为东方最多人口的国家的语言」。他随即加入了当时设在印度的译经小组，结识了拉沙，展开了圣经中文翻译的工作。据马士曼所述，他们的译经方式是拉沙首先将圣经由英文译成中文，每译完一段後，由马士曼根据希腊文新约圣经逐句斟酌修改，然後再让一位不懂英文的中国人加以修改。前後需要经过十多次修改审阅，才可付印。新约部分於1816年完成，旧约译就於1822年，并在印度出版，此版本较马礼逊译本早一年面世。 马士曼译本与马礼逊译本可说是同期基督教宣教士的产品，最有趣的是当学者比较他们两者时，发现他们在字句上有很多相合之处，这令人怀疑他们同时各自拥有一个相同的蓝本作参考；进而推测他们同时参考了巴设译本。若然事实如此，那可说基督教早期的圣经译本不约而同地已具有天主教译本的影子。 委办译本 步入十九世纪中期，中国被迫开放更多通商口岸与西方列强，也同时容许更多宣教士入华传教。於1843年英国伦敦传道会、美国及美南浸信会、美国长老会等几个在华传教会派代表在香港开会，商讨重译圣经。他们决定在全中国分区域组成五个译经委员会，每一区译完经文後便寄给其他区委会。他们又决定以「公认本」为翻译蓝本，并规定译文应与原文本意相同，成语方面也要符合原文意义。在1847年代表举行第二次大会，在此次会议中，浸信会代表退出；与会者又因「神」、「上帝」、「灵」等译名的争论而分成两派，因而出现了两种版本的新约译本(美华圣经公会采用「神」字；大英圣经公会用「上帝」)。在旧约翻译方面，与会代表又因意见不合而分散，留下来的英国代表们於1853年将旧约译好，次年出版，名为「委办译本」。至於美国代表们则另起炉灶，於1859年出版新约，1862年出版旧约，名为「裨治文译本」，由美华圣经公会出版。 和合译本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开始有较通俗语言(官话)中文圣经，例如在北方有施约瑟为首的新旧约官话译本(1878年)；南方有杨格非(John Griffith)所译的官话译本。另加上其他已完成的译本，此时期的宣教士都体会到有数种圣经译本在中国同时通行，实在对传教工作带来诸多不便。於是在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宣教士大会中，与会成员就划一中文圣经译本问题达成协议：分别就深文理、浅文理及官话叁种和合译本的工作成立叁个翻译委员会，将南北两部官话圣经合并(和合)，加以改良，并以1885年版的《英文修订本圣经》(Revised Version)为蓝本进行翻译。而各圣经公会可自行决定英文名词God，Holy Spirit， Baptism的中译词。这叁个译委会各有不同的工作进度，只有官话和合本的翻译工作对以後一世纪有巨大的影响。 这官话和合译本翻译委员会起初共有七位成员，在1906年新约完成时剩下五人，分别是狄考文(C. W. Mateer)、富善(C. Goodrich)、欧文(G. Owen)、鲍康宁(F. W. Baller)及鹿依士(S. Lewis)。自1891年第一次译委会开始，以28年时间，将整部圣经译毕，於1919年出版，定名为《国语和合译本》。这译本出版後不久，即通行全国，自始成为全中国的通用译本。其翻译共有四项原则： 1. 译文必须为全国通用语言，不可用地方土语； 2. 行文须简单，在礼拜堂讲坛诵读时，各阶层人士都能明了； 3. 字句必须忠於原文，同时又不失中文的韵气； 4. 暗喻应尽量直译，而非意译。 他们认为这些原则中，尤以第3项最为重要；然而在译经的过程中，又渐渐倾向重视意义上的准确性。 华人翻译的基督教中文圣经译本 以上所提及的各种译本，全是由外国宣教士所翻译。由和合本圣经得到空前成功以後，基督教圣经翻译亦进入了一个新纪元：翻译工作由西方教士转为以华人为主。朱宝惠与赛兆祥(Sydenstriker)合译的新约(於1929年出版)，为这段历史开展了序幕。然而他们觉得有需要重译，於是由朱独力依据希腊文新约逐字逐句，用通俗显浅的中文译出，成书於1936年，得到了甚好的评价。还有王宣忱译的《新约全书》，於1933年出版，译自1916年伦敦印行的拉丁文新约译本，并参考了1901年纽约印行的英文圣经译本，据说这译本也颇有参考价值。另外於1932年郑寿麟博士及陆享理牧师(Rev. H Ruck)开展了合译新约的工作，并於1939年出版部分新约，名为《国语新旧库译本新约全书》。此译本的特点在於强调「信」的翻译原则，由希腊文直接译出。还有吕振中译的《新约全书》，原文根据苏特(Alexander Souter)的新约希腊文版本。吕氏的翻译原则有：1.照原文直译；2.不避免非中国式的语法；3.尽量保持原文结构。此译本於1946年出版，1952年出版译修稿。旧约部份以玛索辣经卷作为底本，并参考撒玛黎雅古卷，拉丁通行译本，七十贤士译本等。整部圣经译本於1970年出版。 从这段时期开始，基督教的圣经中译工作正式由本地华人担任，也采用了当时流行的原文校订版本作为翻译蓝本。用语方面，亦因着白话文的流行而采用日常惯用的中文词语。然而翻译工作仍多偏重新约；这可能因当时懂得希伯来语的学者甚为稀少，也可能因新约较旧约更易广为传诵和了解。 七十年代以後基督教的圣经中文译本 直至六十年代末期，基督教的圣经中文译本已不下数十本之多；旧的翻译因语文潮流的变化而渐被淘汰，新的译本又因要达至较好的翻译效果而相继出现，却唯独是国语和合本在基督教会的地位仍屹立不倒。事实虽然如此，但基督教内对圣经译本仍有两种要求倾向：1.在过去六十多年来，中国白话文经历了不少变化；以现代日常用语来看，和合译本的语文则略为过时，为使更多人(特别是非信徒)了解圣经， 有需要将圣经用现代语言重新翻译；2.这几十年有许多圣经古抄本及译本被发现出来，大大充实了经文校勘本的内容；和合本的蓝本主要是「公认经文」，未能反影当代经文研究的成果，所以有需要重译。由此引发当代两个大规模的圣经重译工作，就是《现代中文译本》及《圣经新译本》。 现代中文译本 这译本的翻译工作於1971年开始，以奈达博士(Dr. Eugene A. Nida)及一群译经专家所拟定的「国语新约翻译指导原则」(Kuoyu New Testament guiding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将《现代英文译本》(Today's English Version)翻译出来。之後由八位学者组成审阅小组，根据亚兰(Kurt Aland)等人所编的《希腊文新约》(The Greek New Testament)校对译稿，并交回译者及顾问们作最後定稿。当时译者为许牧世，而审阅小组的成员有骆维仁、周联华、房志荣等。译本的新约部分於1975年出版，整部圣经於1979年出版。此译本的特色在於运用「意义相符、效果相等」(Dynamic equivalence)的原则翻译，比直译较有弹性，句子亦较自然，但难免牺牲了希腊原文字句的结构。译本的对象是具有中学程度的读者，故此，避免运用宗教术语，可使非教徒也能阅读。另外，由於此译本最初原意是一部天主教及基督教的「合一译本」，以回应当时合一运动的需要，故此在审阅小组里的成员有天主教的代表。但始终在用词上未能达至共识，最後只能出版一部只将「上帝」改为「天主」，将「圣灵」改为「圣神」、「耶和华」改为「上主」的所谓「天主教」版现代中文译本，实属可惜。 圣经新译本 这译本的起缘，是由一个专门资助各地信徒重新翻译当地语言圣经的一个基金会发起，於1971年开始蕴酿，1972年正式成立「中文圣经新译会」执委会，并开始翻译工作。最初他们将约翰福音(若望福音)译出作为试验，让教内人士提出意见。之後又译出约拿书(约纳先知书)、哈巴谷书、玛拉基书(玛拉基亚先知书)等试译本。1974年订出了翻译工作的具体过程：这译本在旧约方面采用德国圣经公会出版的希伯来文圣经(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Deutsche Bibelstiftung Stuttgart, 1977)为蓝本；新约方面以亚兰等人所编的《希腊文新约》的第二版(1968年版)为底本，由原文直接译出。之後将译稿交由叁人小组分别从原文、神学及语文叁方面加以审阅，完毕後将小组意见寄交各地华人教会领袖、圣经学者等徵询意见。最後再将收回来的意见加以综合、取舍；将译稿、研究报告、补充资料等交回审裁委员会作最後定稿。经过4年的努力，终於在1976年出版了《新约全书新译本》，然而因翻译专才不足及经费问题，整本圣经的翻译至1992年方能完成，并於1993年出版，定名为《圣经新译本》。此译本能否取代和合本圣经成为基督教通行译本，尚要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