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兄弟相爱撼山河: 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

愤怒的刺猬

55 半岛之战的两兄弟

在欧洲大陆的西南部，有个突出的半岛，称为伊比利亚半岛，在半岛上的是西班牙与葡萄牙两个国家。当拿破仑骑兵席卷欧洲大陆时，却久久攻不下这两个多山之国。1808年法国3万军队攻入葡萄牙，赶走葡萄牙王室，但是一直无法赶出躲在山区里的游击队，因为这里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将军——威灵顿公爵〔1769—1852〕与一个杰出的外交官——威灵顿的哥哥韦尔斯利〔1760—1842〕。这两兄弟，一个军事，一个外交，大力支持威伯福斯的废除奴隶运动，使英国的废奴法案能够迅速地进入欧洲大陆。这两兄弟代表一种外交方式，显示在国际外交的执行上需要实力作后盾。

威灵顿小时候念书迟钝，他的母亲看他在正规教育下一事无成，就送他去法国念军校。当时军校里流行打牌、喝酒，威灵顿却克制自己不参加这些活动，以使自己能集中精神做事。他带兵能关照到巨细靡遗的地步，尤其是在士兵与装备的补给上。他18岁就带兵在印度打仗，在印度的迈索尔，以少数的军队，在山区对抗庞大的印度土著。他最大的优点是战前的判断仔细精确。作战时冷静镇定，任凭印度土著披着奇形怪状的服装挑衅、鬼叫，用诡异的武器，耍弄巫毒的邪术，他都镇定地观察敌人，打败他们。他的部属被称为“临危不乱的军队”，不是英国的正规军，却是最好的部队。1808年，他被政府授命进驻伊比利亚半岛，帮助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军队。拿破仑低估他，笑称他是“印度来的阿三将军”。威灵顿在萨拉曼卡一役中，以一支混合杂牌军，40分钟就收拾了拿破仑4万骑兵。他支持威伯福斯，甚至后来代表非洲协会参加维也纳和平会议。因为他认为战争应是为着一个更高的理想而奋斗，而不是只为了一些野心下的战利品，比起战争中所牺牲的宝贵生命，那简直是太亵渎上天了。

韦尔斯利是讲求实力的外交官，他的个性与看法和他的弟弟威灵顿公爵很不同。他曾长期担任英国属地印度的总督。他的兵力缺乏，但是他看出人会为了金钱做任何事。因此建议海外属地可采“佣兵制”，只要肯付钱，不怕没人打仗。他支持威伯福斯的理由是：“英国人既然不能再靠黑奴赚钱了，欧洲也就不能继续靠贩奴赚钱了，所以要废除黑奴买卖。”在他强力的外交手腕下，西班牙与葡萄牙也放弃奴隶买卖。不过威伯福斯知道，这两个国家不是真心地放弃，只是在等“英国用什么甜头来换取它们放弃奴隶买卖，甜头如果不够，两国的政策可以随时更改”。这些甜头包括明处与暗处的利益输送。精明的掌权者，知道输送利益的管道与对象，如果不知道这些外交的“暗箱交易”，要按着正当途径，可真是寸步难行。

一些外交掮客、利益说客，也来找威伯福斯，提供秘密人选与管道。威伯福斯坚持与对方公开沟通，不走私下利益输送路线。这种坚持无意中得罪了许多人，使他在废奴的立法道路上碰到一座又一座人为险阻的高山，他将爬得更辛苦、更艰难，流下更多的汗水与眼泪。后来的历史学家给他与克拉朋联盟很低的评价：“过高的道德水准，缺乏外交弹性的严谨，使得废奴之路拖得太久。”要走的路变得更窄，要通过的门变得更小，值得吗?判断在上天吧!

近代的历史学家对于当年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在废除奴隶制上的努力。重新评价，例如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系教授韦布在《英格兰近代史》〔1980年〕中提到：“过去的历史学家，对于克拉朋联盟有太多无情的批判，认为他们太自大、太严格、太不懂得妥协……但是近代从他们的作品中重新认识他们，才发现他们是基于对永恒信仰的认真，视政治为奉献信仰的祭坛，去执行理性、宽广、公平的政治理念。”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德里，在〔19世纪英格兰史》〔1963年〕中从经济史的观点，评论这批在卫斯理与怀特腓带来的福音大复兴时信主的政治家：“我们可以这样说，是这个福音大复兴拯救了英国免于大革命。因着个人的信仰重生，改变一个人，进而改变周围的环境，终而改变整个国家……这批卫理公会的政治家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是极深远的。”

愤怒的刺猬

56 把请愿带入国际会议

尽管法国将军讥笑威灵顿的杂牌军是“渣滓军队”但是这支军队于182年6月在西班牙的维多利亚港又大败法军。维多利亚港是拿破仑军队最重要的辎重地。消息传出，奥地利、德意、俄国又在英国外交部长卡斯特里〔1769—1822〕的合纵连横外交下，组成盟军，攻打拿破仑大军。1813年8月，威灵顿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攻入法国本土，10月在莱比锡又获关键性的大胜。法国不可一世的骑兵，死伤遍野，拿破仑知道大势已去——他的帝国毁在一支渣滓部队与一位优秀外交官的手下。1814年4月 5日下午4时30分，同盟军进入法国，拿破仑逊位，被流放到地中海中的厄尔巴岛。

胜利传来，英国教堂自由钟声齐鸣，各处都是庆祝胜利的宴会。有一个人独坐在房间里，发着高烧又猛咳嗽，却努力撑着，用颤抖的手写下《废除奴隶请愿书》。这人就是威伯福斯。当时他身染肺炎，知道英法战争结束了，但是他的国际奴隶之战现在才算正式开场。他给国会与内阁写了一封请愿函，“请求欧洲十国在国际和平会议上一起废除奴隶买卖”。他边写边咳，边咳边写，并称自己咳得像是一把“卡住子弹的老手枪”。5月3曰请愿函送至议院，全体一致通过。不久各国首都的决策场所都出现了这封请愿函。英国任命外交部长卡斯特里到欧洲去协调拿破仑逊位后欧洲领土与主权的重新安排，“顺便”谈废除奴隶买卖的问题。

卡斯特里，剑桥大学毕业，他是英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外交官。他对外交的观念与做法，影响了百年来的国际外交。他认为外交就是双方能够一起坐下来谈，最好的外交策略是在会议桌上能够建立经常性的双方协谈会议，这比什么和平相处条约都更实际。他认为维持和平是在列强之间维持一种权力的平衡，用军事力量去维持是差劲的方法，用弹性外交手腕才是高明之策。他甚至建议不要用深仇大恨的眼光去看敌国，这于事无补，而要用做生意的眼光去看敌国。他说“敌国就是一个竞争公司”，是需要去竞争而不是去斗争。这么擅长外交的人，一生却没有自己的朋友，到了晚年老觉得每一个人都想陷害他，最后成为精神病患者而自杀。

6月2日卡斯特里回到议院报告一切成果，包括要在同年秋天在维也纳召开欧洲和平会议。至于废除奴隶贩卖部分，各国都有口头的承诺，在“合适的时候”会废除，连法国也提出明确的时间表——“五年之后废除”。他一说完，议院所有的议员都一致站起来欢呼鼓掌，太伟大的外交成就!只有一个人没有站起来，一头伏在会议桌上。渐渐地欢呼声、鼓掌声弱了、停了，大家都静下来一起看那伏在会议桌上的人，那人不仅头伏着，而且在哭，还哭得很大声，卡斯特里站起来说：“威伯福斯，我相信你对你的行为一定能够做出充分的解释。”威伯福斯用袖子擦了擦眼泪，衣衫不整地站起来，大家看他这样子就知道他已经哭很久了。威伯福斯哽咽地说道：“如同各位议员一样，我爱我的国家，但是……我无法忘怀战争夺去了多少男女老少的生命，但是换来的是什么?不是实质的和平。法国要五年才废除奴隶买卖，谁知五年内法国政坛又会发生多少事?而要与各国签的和约中，却没有保障非洲人生命的条款，这叫我如何不难过呢?……这一份和约我绝对不同意……请问这和约能带给百姓实质的和平吗?非洲今天仍在流血，我们的国家又做了什么?我们的胜利是在纵容法国与那些欧洲国家吗?我绝对不会在同意书上签名。我愿以我的余生亲尝黑奴的苦痛，而非在欧洲和平的同意书上永远留名。”说完他坐了下来，用手捂着脸，大声地哭泣，豆大的泪珠一颗颗地白手指间渗出来，至深的爱引发流不尽的眼泪。所有的议员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卡斯特里站起来说：“今天除了威伯福斯以外，大家对这和约内容都鼓掌了。但这不算是决议，这件事得先看英国百姓如何反应，再来表决。”威伯福斯后来在日记上写道：“我太惊讶了，没想到在事情已无挽回之际，卡斯特里竟然帮助我，难道他会成为我们的合作者吗?”答案是肯定的，真是令人意想不到。

愤怒的刺猬

57 民间与国际舆沦的支持

隔天非洲协会立刻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将“废除奴隶买卖”的诉愿，引起全国选民的支持。在这么大的压力下，威伯福斯的精神、体力已经透支到极点，他每天一早就到教会去祷告，他深信“祷告能使我重新得力，看清事情”。结果是他跪着跪着就睡着了。他太累了，连在主日聚会时，也一坐下就睡着了。有人把他摇醒，他很抱歉地说：“我梦见我到法国的巴黎了，一直在问麦考利为什么不赶快回信。”在非洲协会的紧急会议中，威伯福斯变得情绪很不稳定，一下子对前面充满信心盼望，一下子对废奴行动又沮丧万分。在他动摇的时候，所幸他的妻子与一些弟兄并未动摇。斯普娜要威伯福斯每天一起跟她到海德公园散步，边走边一齐背诵《诗篇》，上帝的话可以帮助他纷乱的思绪安定下来，免得他钻入牛角尖。他已经常常垂头丧气地喃喃自语：

“我们到底是不是在打一场永远打不赢的仗?”

在非洲协会的会议上，威伯福斯哀叹道：

“百姓会有回应吗?单靠我们这几个人怎么够?我们的看法注定是曲高和寡的。”这时罗米里爵士〔S·1757—1818〕起来说话了：“这个废除奴隶的行动，需要英国民间与国际舆论的支持，因此需要组织全国甚至全欧洲、美洲有志于废除奴隶制的人士，成立‘废奴之友’社，一起来推动。”尽管威伯福斯认为不会有人来参加，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却认为这个看法正确，立刻筹办在伦敦召开“第一届全国和平大会”，推动各地的联署请愿，“在欧洲的和平会议上，要求各国共同签署废除奴隶贩卖协议”。



58 基督徒在政治参与上的危机

罗米里的这一个建议，在整个世界废奴运动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使运动不只是少数核心分子在努力，而是获得欧美各国民间舆论的支持。罗米里爵士的贡献不止于此，他对后世最大的贡献，是在法律内厘定死刑的适用范围。他当时正担任英国司法部次长与最高法院大法官。他提出“过失致他人于死”不该判处死刑，而“蓄意夺取他人生命”，如奸杀才被处以死刑。死刑是为了处罚，不是以牙还牙，以一命还一命的报复，因此非蓄意地致他人于死，不该构成死刑的要件，法律不该是报复性质的。他认为泛死刑化是政府过度集权的标记，愈专制的国家就愈需用死刑达到恐吓的目的。一个法制国家不该为任何政策之权宜而侵犯人最基本的生存权。罗米里是个基督徒，在法律界任职多年大法官〔1805—1815〕，他认为大多数的基督徒很单纯，容易在法律、政治上走极端，不是成为极端的革命党，就是成为极端的保守主义者。前者高举某个理念就要推翻一切现有的制度，如果宣称把上帝旨意也加进革命理论，便走向一条祸害他人的不归路。后者是有些基督徒为了维护道德，容易对社会的不法行为给以重罚，而忽略了犯法者背后的动机与意念，甚至沦为集权分子的政治筹码而不自知。罗米里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不可改变的。是绝对的真理，但是将绝对的信仰应用在社会伦理上时，需要有相当的弹性。因为伦理不像信仰那么绝对。而要把伦理应用在判断人的行为上时，更需要小心，因为由行为来断事，那黑白不清的灰色地带就更多了。基督徒如果把信仰的绝对性，一直贯穿到伦理、行为，那么他会成为一个到处把人定罪的法利赛人，甚至把无罪的当成有罪的。

开第一届全国和平大会的那天。格雷担任主席，克拉克森担任主要讲员，克拉朋联盟成员负责一切的筹备，好让威伯福斯能够好好休息。那天生病的威伯福斯较晚才赴会，他走到开会的地方，看到大礼堂挤满了人，甚至有人站到外面的马路上，忽然又听到雷鸣般的欢呼声如潮水般涌来，他想大概自己走错地方了，他问扶他前来的人：“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前面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现在是所有人都在向您欢呼致意。”威伯福斯喃喃道：“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更令他惊讶的是。“废奴之友”都还没有展开行动，英国的议院，在卡斯特里建议后，收到各处涌来的请愿信。光是在10天之内就收到25万封，而且每天还不断地增加。议院立刻召开会议，清点信件，发现全国806个乡镇都有人来信，所有的议员不得不承认这是全国人民的心声。连英国最偏僻的地方都有许多来函。会议通过卡斯特里到欧洲参加和平会议，必须与各国签署立刻停止贩卖奴隶的协议。英国任命卡斯特里为首席代表，威灵顿公爵与克拉朋联盟的克拉克森一同赴会。

为什么不需鼓吹联署，在短时间内，就会有这么多人写信来诉愿呢?原因在这30年来，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已经被群众认为是英国政治圈里的良知。信还是不断地涌进来。一个月后，达到了150万封〔当时英国选民共1200万人〕。

愤怒的刺猬

59 滑铁卢之役

1814年秋天，维也纳和平会议，是世界注目的焦点。政治明星军事将领、外交家冠盖云集，包括英国的卡斯特里、奥地利的梅特涅首相、普鲁士的哈登伯王子、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另外瑞典、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都有贵族大臣参加。这会议是为了填补拿破仑留下的权力真空，各国权力的微妙平衡，重划欧洲各国疆界。大学教授洛〔Lowe，1990年〕在《欧洲国际关系》中评估这场会议，写道：“各国要平衡权力，又要争取更多的利益，没有原则，没有道德，纯粹是利益的争夺战。”这个会议维持欧洲和平40年，直到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每个国家的大使都知道卡斯特里的皮包里放着《废除奴隶贩卖条约》，各国都不去谈奴隶的问题。这场会议是为了抢夺，不是为了解放。各国都用“贿赂”的老伎俩来行事，例如法国大使私下找威灵顿公爵：“如果英国不提那个议案，法国愿意送给英国一个岛。”威灵顿不动声色，大使自动加价了：“怎么?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岛喔!”威灵顿还是面无表情，对方有点急了：“英国不是一直垂涎法国的殖民地吗?好吧!你自己开个价!”威灵顿说话了：“我在英国那边的朋友，认为奴隶的价值，不是只值法国的一个岛，而是值法国的一切。”对方不客气地回骂：“你们太强人所难了。”会议已快到尾声了，各国使者通宵达旦地举行宴会，就是不谈奴隶问题。12月的维也纳落雪纷飞，威灵顿给威伯福斯写了一封信：“我觉得这是维也纳最寒冷的冬天。”

1815年2月，发生了一件大事，扭转了局面。巴黎的春雪尚未溶化，一天晚上拿破仑偷渡回巴黎，沿途获得英雄式的欢迎，法国的骑兵、炮兵重整起来，欧洲面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各国使者大惊，奥地利的梅特涅首相立刻派兵进攻，竟然无法逾越拿破仑的防线一步。3月25日拿破仑当众宣布“愿意立刻放弃法国的奴隶买卖”。历史无法明了拿破仑为什么这么做，很可能他是想讨好英国。这一来欧洲各国大惊，纷纷急电表示：“各国本来就是要立刻废除奴隶买卖，拿破仑这一政策有什么稀奇?”卡斯特里知道机会来了，再不抓住就会稍纵即逝。他一面请威灵顿出兵，一面拿出那份放在公事包里的文件。各国大使在签字时好像略有迟疑。威灵顿的军队不晓得是有意还是无意，竟在中途停下来，操练士兵立正稍息，还要擦拭大炮一番，真是让各国外交家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只好签了那份文件。两个月后威灵顿的军队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把他送到大西洋上5000英里之外的圣海伦孤岛，同时欧洲各国也签了那份立刻废除奴隶贩卖的协议了。滑铁卢之役举世闻名，其实这比起过去的莱比锡之役只能算是一场小战役，但是这场战争在整个世界奴隶制度的废除运动上，却有一个最戏剧性的结果。


 
60 黑奴自由之歌

消息传来，麦考利写道：“整个夜晚各地快乐的黑奴都在歌唱，各地的教堂挤满了进去祷告的黑奴。”当时的歌词流传至今。英国约克大学历史系教授沃尔维〔1986年〕引述过一首当时的黑奴之歌：

哦!威伯福斯先生啊!

你真是我们的好朋友·

努力使我们得自由。

愿上帝的大能祝福你，

愿上帝的大能祝福你!

虽然许多白人不让我们自由，

黑人该怎么办?

黑人该怎么办?

应该力上加力，

应该力上加力。

签了这项条约，各国真的会执行吗?当时法国大使事后还笑道：“这条约是一只没有牙齿的老狗，只会叫，不会咬人。”克拉朋联盟中的海权法大师史蒂芬看法却不同，他以维也纳和约为基础，让英国再与各国签定法律实施细则，包括有权搜捕各国奴隶船只送去国际海事法庭。他说：“没牙的狗，装了上下两副假牙，咬人还是会痛的。”这两副假牙就是好望角与马尔他的英国海军基地。它们成为捕捉贩奴船只的基地。

从此国际奴隶贩卖成为非法的了。政坛的确是世界上最污秽的地方，但是如果有人在政治圈中被上帝得着。对人类的影响和贡献也将最大。

愤怒的刺猬

61 再接再厉的奴隶登记法案

1815年维也纳和平会议，欧洲各国签署《废除贩卖奴隶条约》。之后，非洲协会在伦敦召开会议，各国的“奴隶之友”都派代表参加，并决定进入第二阶段的改革，废除整个奴隶制度。要达到这个目标，国家必须立法颁布黑奴《解放宣言》，要求所有蓄奴者让奴隶自由，而且使他们享有一切法制之下的自由。克拉朋联盟的法律大师史蒂芬提出《奴隶登记法案》。先对目前的奴隶进行注册登记，报名上册。这样做，一来可以有效地杜绝以后非法贩售奴隶，二来，日后才清楚地知道，要付出多少赎价给蓄奴者，才能换取奴隶的自由。对国家来说，这是最好的管理方式，可以确实掌握奴隶人口。

这个议案引起议院、殖民地、英伦三岛的蓄奴者强烈的反对，理由有三：一、登记奴隶违反英国基本宪章，即人民有不对外公开财产的基本权。二、向政府登记奴隶，等于使得主人与黑奴的关系变成契约行为，等于变相地鼓励奴隶可以与他们的主人谈条件，制造奴隶的反叛与对立。三、黑奴的自由化对于黑奴没有实质的帮助。看啊!在非洲的黑人部落里黑人懒惰、不事生产，不然就是部落间互相杀戮。黑奴自由化只会造成一片混乱，而且殖民地的少数白人可能都有生命危险。反对的声浪非常大，各殖民地的白人都正式宣布，组织反奴隶自由化的团体，其中最有名的是“巴巴多斯争取权益联盟”。巴巴多斯是英国最恶名昭彰的奴隶岛，大批的黑奴在这里种甘蔗，1816年一次黑奴怠工，蓄奴者公开打死120个黑奴，私下又凌辱处死184名，将132名女性、小孩卖掉。这个团体鼓吹全国蓄奴者大串联，一方面以雄厚的财力左右政府决策，另一方面大量加重奴隶工作。黑奴想要自由——这证明他们太懒惰，日子过得太舒服，要给他们压力，减少食物，增加鞭打；甚至可让这些黑奴知道，今天他们所受的苦，都是威伯福斯与他的那一群朋友所造成的。

愤怒的刺猬

62 四个神枪手

 

威伯福斯要提这个法案时，有人劝他不要提，说：“谁敢提这法案，就是把他的座位放在全国最大的火山口上。”威伯福斯耸耸肩，微微一笑，反正这么多年来，他的座位不是一直都在火山口上吗?他为这个一直有火燎气的祭坛感谢主!他一提，全国的报纸一起怒吼攻击他。这些报纸都控制在白人资本家手上，扭曲的报道，篡改的事实，把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刻画成白人的午夜恶梦。

有人要买通刺客谋杀威伯福斯的风声不断，对他怀恨在心的有国王、奴隶贩子、蓄奴串联者以及欧洲列强的秘密警察等。威伯福斯有两次在外被攻击，其中一次还头部受伤。1815年风声鹤唳之际，有4个体格高大的年轻人来访，带头的一个立正说：“我是英国皇家陆军少尉，这3人都是我的同事，我们4人都是来福枪神枪手，也都是基督徒。我们认为你太重要了，请容许让我们保护你。以后任何人要攻击你，他必须先过咱们兄弟这一关。”政治暗杀在1810年~1830年是英国很流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威伯福斯在退休前能一直未受攻击，这4个不知名的保护者功不可没。

对《奴隶登记法案》的反对炮火比以前任何提案更凶猛。蓄奴团体还出钱买通著名的作家，著书诋毁威伯福斯。威伯福斯不为自己争辩，在四周强烈的毁谤中，他说：“一个基督徒在任何环境中，要像农夫栽种善良、温柔的种子，常常靠着主耶稣基督，保有一颗温柔、喜乐的心，是医治政治伤害的最佳良药。……蓄奴者虽然攻击我，但我不攻击他们，因为我看清蓄奴是一个罪恶的制度，蓄奴者也是罪恶制度下的受害人。”1815年至1817年，《奴隶登记法案》连续三次在议院里投票都没有通过，整个奴隶解放运动又陷入泥沼。

愤怒的刺猬

63 黑奴福音大复兴

 

当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在议院中努力推动法案之际，各地传来被苦待的黑奴在1815年后大批大批地相信耶稣是他们的生命之主。在殖民地的森林中、甘蔗园里、玉米田边，夜里成群的黑奴相聚，在微弱的月光下，听着宣教士的《圣经》教导，在溪里受洗。其中最著名的是牙买加的金斯敦黑奴福音大复兴，成千上万的黑奴挤入破烂的黑人教堂里。这种现象不是一夜之间造成的神迹，而是宣教士长期进入奴隶当中，为福音的缘故，一起受苦的结果。

许多西方人都认为黑人是一种有待进化的野兽，愚昧是他们另外的一个通称，不堪受教，所以黑奴不用受任何的教育。最早持反对意见的是一小群在波西米亚的基督徒，历史上著名的宣教团体“莫拉维亚弟兄会”。他们受主爱的激励，到处传福音，甚至为了向奴隶传福音，故意加入奴隶的行列，在各处被迫害，受穷乏、苦难与漂流，自称是“隐藏的种子”。他们宣教的脚踪，可能是世界上最美的一幅画。他们进入黑奴之中，最先把福音传给黑奴，从此黑人不再是奴隶，而是主里的弟兄。而后约翰·卫斯理与怀特腓也向黑奴传福音。1780年以后，浸信会的宣教士也进入黑奴中传福音。1789年卫理公会的宣教士更到各殖民地传福音，牙买加金斯敦的黑奴大批归主，就是卫理公会宣教士所带领的。进入19世纪初期，长老会经历了著名布道家芬尼〔1792--1875〕的复兴，差派宣教士向奴隶传福音。芬尼曾接受律师的训练，他曾经力斥美国奴隶制度的不当，违反《圣经》也违反美国的宪法。

在有法制的地区直接攻击奴隶制度实已不易，在缺乏法制的殖民地就更加困难了。几乎所有殖民地蓄奴者都视宣教士为不受欢迎的人物，他们称“宣教士是政治混乱的诱因，影响当权白人的权力与利益”。 他们认为信主后的黑奴会反过来叛变主人。早期的宣教士在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宣称：“福音不谈政治，不谈社会改革，因为福音的内容是基督的国度，不是世上的政权。”卫理公会的宣教士更宣称：“我们要信主后的黑人，仍然忠于管理他们的人，服在人的权柄之下。”

这个卫理公会的宣教表白，一下子与卫理公会政治家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理念起了冲突，他们认为黑奴制度既然是个错误的权柄，为什么要服?为什么要忠?应该起来改革!克拉朋联盟认为他们对付蓄奴者已经很辛苦了，难道还要回头对付自己弟兄的政治观吗?宣教士也很受委屈，他们在殖民地传福音已经出生入死了，难道还要回头向自己的弟兄辩明福音观吗?由1815年至1824年，整整10年双方争执愈来愈激烈，威伯福斯甚至公开说：“宣教士的福音观是一种狭隘的福音观。”在这个时候忽然发生了一件事，使这个争执平息下来，并且双方恢复合作，带来日后的黑奴不仅自由化，而且福音化。这个事件就是“史密斯案件”。

愤怒的刺猬

64 一位宣教士之死

史密斯是伦敦传道会在殖民地的宣教士。他具宣教士传福音的热忱，曾说：“如果黑奴信主的数目增多，我可以忍受任何的误解。”这些误解包括来自蓄奴者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的误解。他也兼具社会改革的热忱，白人地主苦待奴隶时说：“皮肤愈黑，就愈能做苦工。”史密斯起来反辩道：“就是愈做苦工，皮肤才愈黑。”史密斯牧师成为黑人眼中反对地主的英雄。1817年，史密斯的牧区发生黑奴叛变，黑奴杀了3个白人，白人立刻反击处死250个黑奴，并且把史密斯以煽动叛乱罪拘捕入狱，在殖民地法庭受审。对法庭上的任何指控，史密斯都拒绝回答。他最后被判死刑前，法官问他有没有话讲，史密斯在被告席上翻开《圣经》，大声朗读《哥林多后书》4章8—9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念完了合起《圣经》就不再说话。在死刑执行前，1824年史密斯在狱中病逝。



65 福音与政治关怀的互补

这事件给威伯福斯很大的震动，他在晚年回忆政治生涯，认为自己在三件事情上犯了大错：一、史密斯案件〔1824年〕，他没有去救助；二、英国工会法案〔1824年〕，他太轻易地让《工会组织法案》过关，造成日后一些偏激劳工工会与资方产生对立；三、禁止运送粮食给要求自瑞典独立出来的芬兰〔1814年〕，酷寒的严冬，使许多芬兰人饿死。他后来说道：“恩惠应该不分任何政治立场。”其中两条大错都是在1824年发生。他认为他是老了，终于在1824年宣布退出政治圈，而且到死前再也没有去碰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事。他说：“在政治上长期地把权，是一种危机。”由此可知史密斯案件给他的打击有多大。

史密斯死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对这事开会讨论很久，威伯福斯与史蒂芬公开向伦敦传道会道歉，并声明：“只有耶稣救赎的真理，才能改变人的生命。只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尊。福音与政治上的自由是上帝帮助黑人的两条平行轨道，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看到信主后的黑奴，福音给他们生命中带来的改变，使他们要求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又愿意学习语言、技艺，并关怀周遭的环境。福音不是一下子解开禁锢之环，而是慢慢地把禁锢之环腐蚀溶解掉。……我慢慢看清楚，不应该在第一代黑人基督徒中要求参与政治改革，而是应该等下去，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黑人会有自己的聚会、自己的教堂、自己的牧师，会由《圣经》的真理逐渐体会文化、政治、社会改革的需要。……至于我们，仍应忠于上帝在政治改革上给我们的呼召，撒网的渔夫不能远离他的鱼群。”威伯福斯也看出黑奴以反叛争取自由，招致更多军队的屠杀与镇压，反而延长了黑奴获得自由的时间。基督徒的政治革新、社会关怀，必须建立在忠于《圣经》信仰之上，使福音广传、使人得救的负担与见证一同进行。基督徒政治家仍需继续努力推动立法，宣教士仍需忠于他们的禾场，黑奴信主后仍需守法，不要叛乱。

另一方面，宣教士也看出，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在政治圈里所立下的美好见证，提高了全国人民的道德素质。他们长期坚守政治的廉洁，为黑奴争取自由，成为全国黑奴心田里的一台大翻土机，把人心翻为好土，把弯的道路铲平，把高低起伏的石块打散。当宣教士撒出好种子时，在福音的好土里便结好果子。在传福音事工上不是漫无计划随意撒种，而是需要树立坚定的信念，这样自然会柔软百姓的心田。

1824年史密斯的死，触动许多人的良知。竟然有人肯为黑奴死，也带来基督徒的团结。那一年《奴隶登记法案》通过。会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站起来用《圣经·路加福音》4章18—19节宣告：“主……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他们开始继续下一步，推动《奴隶解放法案》通过，目的是让英伦三岛与殖民地的75万名奴隶自由。方法是政府付给蓄奴者赎金，每人27英镑，合起来2000万英镑，去买所有奴隶的自由。

愤怒的刺猬

66 另一个战场

1815年拿破仑下台后，欧洲各国的政治领袖都松了一口气，心想打了大胜仗了，瓜分领土了，欧洲可以长期无战事了。他们绝没想到。和平的时代是把欧洲甚至全世界导向一个完全陌生的战场，这一场仗打到今天甚至以后数十年或更久，都还会打下去。这场战争就是物质主义与德国形而上哲学的兴起。在人类历史上，战争永远没有结束，只是战争的形态在改变而已。

威伯福斯说道：“英国在战场上虽然胜利，打败了法国，但英国的生命力却在迅速地减退。”有场更可怕的风暴正在逼近，以后要丧命在这场风暴之下的人，要用百万为单位才能计算出。德国康德的唯心论，认为人类的道德可以诉诸良心，不用诉诸信仰；休谟的不可知论，抬高人的理性，批判《圣经》的超然；在英国，雪莱以他的浪漫长诗、歌剧、抒情散文，歌颂革命的美、造反的美；欧文强烈地批判信仰，认为该把上帝赶出政治，才叫“政教分离”，才叫政治自由；柯柏特利用新兴的报业，认为密集的大众传播可以填满社会大众的每个思想细胞。鼓吹政治无用论，叫受苦工人团结起来革命，反对政府、反对科技、反对工业、反对医学〔牛痘〕，只要回归自然；卡特赖特提倡全民宪章运动，鼓励工人以暴力争取权力；亨特以群众心理学起家，鼓吹民间要产生类似军队的组织，以团结的自我学习来凝聚，以群众示威来酿造影响社会的力量，甚至诱逼政府用武力对付示威，再让百姓来质疑政府权力的使用是否超过宪法；有些更极端的，甚至以政治谋杀来迅速制造个人英雄形象。这些大名在今天都已名列社会自由、平等运动的封神榜内，成为许多人仍在讴歌、颂扬的对象。在人类的历史上受到如此巨大思想冲击的时代，屈指可数。



67 致怀疑论者

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在这新时代洪流下，力挽狂澜，他们起来呼吁：“德国的哲学看来好像扩大了思考空间、丰富了知识，使人迈进了真理的殿堂。其实这批绝顶聪明的人，提出复杂的理论，带领人走迷宫一般走人歧途而不知如何自拔。真理是清楚明亮的。”但是效果很小，这场历史戏才刚开演，很多人还看不清，这些哲学家给人画了一个好大的窗户，以后一百年自认拥有聪明脑袋的人，拼命由那扇窗户向外看，希望能看出点什么，也许有一天才会恍然大悟：“啊!原来那扇窗户是画在墙壁上的一个框框罢了!”唉!看来看去把一生的光阴都看过去了。威伯福斯曾以书信答辩欧文的攻击，也与柯柏特辩论。他在《真实的基督教》一书中有篇《致怀疑论者与统一神灵论者的简短公开信》，有非常精辟的辩论：“我要请问怀疑论者，当你们批判基督教的信仰时，你们能不能诚实地说，到底有没有认真、仔细地查考过整本《圣经》?到底你们的批判是来自查考得不够呢还是漫不经心的论断?是先人为主的主观呢还是自他处引用有偏差的观念，来衡量基督教的基本真理?……其实依我看，许多人在青少年时期，已经不再好好查考《圣经》了，而是用自己长大时学到的批判技巧，来批判自己小时候一知半解的部分真理，以免上帝刻在他们良心上的神圣声音，控告他们思想、行为、心灵上的不检，于是以道听途说的一些见解反过来批判《圣经》，这是堕落的人性逃避真理的一贯伎俩。你们如果愈了解真理，就会愈明白《圣经》里不易了解的地方，而非一开始就挑不易了解的经文来批判。这是一个聪明人很容易受到的试探，证明自己的思索比《圣经》高明、优越。……这种批判思想的形成，起初是一种对经文不自觉的臆测，然后以能质疑别人的信仰而窃喜，以能化解心中良心的控告而自觉高明，让怀疑在意识里生根，最后让整个信仰流失，但是自己再也不能确定什么是准确，什么是圣洁。一个人批判《圣经》，其实也在批判他最深的自我。”

愤怒的刺猬

68 思想冲击之下的两大持守

威伯福斯呼吁基督徒在时代新思潮的冲击下，应该“持守加尔文主义”，并应有“卫斯理福音大复兴时强调的重生经历”。他又同时提出“不要把加尔文主义弄成僵硬的神学教条”，不要把重生经验讲成是“奥秘的经验主义”。他看到当时的基督徒遇到新思潮冲击时，不像是一支开往前线准备打仗的队伍，而像一群无头苍蝇，到处乱冲。神职人员离开他们的羊群，基督徒失去传福音的热忱，有的往末世派奔，有的往奥秘派奔，有的往反科学的基要派奔，有的往模棱两可的现代派奔……尤其是在伦敦等大城市的教会最先失去原来纯正的福音立场。他讲道：“在这时，持守纯正信仰的，反而是乡下吃苦耐劳的传道人。” 为些，威伯福斯在1815年开始成立“英国基督徒专业人员圣经公会”，简称为“圣经公会”。这个团体以具有福音热忱，并在工作上有良好声誉的人为成员。他们每星期五晚上在基督徒的家庭聚会，一起用餐、唱诗、祷告、仔细查考《圣经》而后讨论如何关怀周围的人。当时讨论的题目有监狱福音、贫民教育、受刑人出狱后在社会的适应与工作、杜绝赌博、援助流浪儿童……有些讨论题目小至如何清扫街道、修护街灯，大至如何推动国家银行法、税法、刑法的改革，并在讨论后就去实行。威伯福斯说这个聚会的目的是“更敏锐于人的需要与感觉，在社会上许多正反方的看法中，不轻易涉人任何一方，要先用上帝的眼光与《圣经》的角度来衡量全局，然后再参与改革，并且在改革中忍耐，等待结果”。

威伯福斯找罗素〔1792—1878〕担任圣经公会主席，并且在英国各处联络，成立超宗派的分会。这个团体出了许多杰出的大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学家等，后来在历史上最著名的有5位后起之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