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第八章 解放初期的地方教会（1950~1951）（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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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第八章  解放初期的地方教会（1950~1951）

西南地区 1. 四川省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

陈发光等于50年6月来函，他们自上海回去已经年余，为万县一再发出呼声需要帮助：「我们在这里现在已经开始聚会。……我们更常把万县的详细情形，报告在渝的徐仲洁弟兄，随时请求指示。……我们在上个主日（6月18日），已举行第一次受浸，弟兄姐妹共21人。」（见表8-8，55:261-263）

2.云南省昆明

万绍祖于1950年2月来函：「弟在昆将近半年，在若天弟兄领导下，与道胜弟兄一同学习事奉神。若天弟兄多负责造就，我与道胜弟兄则负责主日下午的传福音。渴慕福音工作很忙。弟兄姐妹对传福音颇热心。每周除主日福音聚会布道外，尚有二三次家庭布道或露天布道。福音的种子尽力的撒出去，且让主负责作收成的工。这边，在大学里的弟兄姐妹将近三十人。我们最近去了一次蒙自县，在那边两个多月，传了二十几天的福音，有人得救，也开始聚会擘饼。」（55:167）

陈安德烈于1950年2月来函：「道胜、绍祖二弟兄及包雪杰姐妹赴蒙自布道，此次先后受浸归入主的，三次计六十余人。感谢主，拯救了罪人。他们在彼约二月有余，现已回来。在维西的和俊儒弟兄，年约三十岁，在边界开荒布道，（他是那边人）已有多人归主。听说聚会有十六所。……忽于1月25日得讯，他已像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那样的与主同在了！神在此间能操滇语的同工只有他一人。」（55:250）

万绍祖于50年5月来函：「昆明以外的福音工作，现在只有蒙自一处，不过亦幼稚。现正由一位西藏的弟兄绛巴俄色在彼负责带领。……每礼拜四晚初信讲台，则由道胜弟兄及我轮流负责。陈若天老弟兄则负责主日上午之圣徒造就及查经工作。」[1]（55:250-251）

万绍祖于6月来函：「弟来昆明将近一年，实在亏欠主的工作。年来弟发现二件事：第一，在福音上实在没有多少学习，不能供应教会的需要。第二，个人生命也实在太幼稚，受的对付实在太不够，只有求主怜悯。」（55:251）

3.贵州省贵阳

陈铁梅等于49年12月来函：「今年祂从别处带来了几位弟兄和姐妹。……我们自本年11月21日有家庭聚会，12月4日起已开始擘饼记念主。我们现在主日上午有传福音或传信息的聚会，主日晚上有擘饼聚会；每礼拜三晚有祷告会，每礼拜六晚有交通聚会。经常聚会的有弟兄4人，姐妹有3人。」（5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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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若天可能就是陈安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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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第八章  解放初期的地方教会（1950~1951）


复职后的地方教会

《倪柝声文集》62册中所包括倪氏的讲道记录，是到他在香港1950年3月11日的讲道为止；次日他即返沪。此后，除了他于1951年8-9月在上海所讲《我是怎样转过来的》一文以外，未留下更多文字数据。

教会开始复苏

1942年倪柝声停职，同工四散，加以内战不断，生活动荡不安，使得各地地方教会大受挫折。他于1948年复职，虽使各地振奋，但还需要有一段恢复时期。当年正值新旧政权交替，政情的剧烈变化导致人心动荡。值此时期，信徒需要关心，很多人也容易接受福音。各教堂聚会的人数明显增加，各地地方教会亟需带领，教会生活也亟待恢复。从1948.7~1950.4年间的数据来看，各地地方教会开始复苏，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联络也逐渐恢复。他们爱主心切，大多数恢复以前的聚会习惯：每周有数次聚会，主日也有多次聚会，并且热心于传福音。初信造就已经开始推广，但是聚会还有待巩固发展。各地的福音工作已经开始，但是没有见到像福州、上海和香港教会那样的聚会人数明显增长。倪柝声还是满怀信心，希望不过几年福音能够传遍全中国。

移民未有进展

倪氏强调推动福音移民，但是在1950年的萧山移民弋阳以后，没有见到各地教会有后续行动。当年各地的教会生活还刚在恢复，移民一事难以急速促成。何况萧山移民与当年坍江后的生活无靠有关。倪氏所提出要香港移民到重庆也不切实际。当年若真有大规模的信徒为福音移民，是会犯**党的大忌，被认为是政治阴谋。在日后的各项政治运动中，必然会遭受到更为残酷的镇压。弋阳移民即是一例。

合一成果甚微

各地地方教会没有像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样地积极争取其他教会信徒脱离宗派。地方教会与传统教会长期没有往来﹐很难使人相信有真诚的合一愿望。倪氏着力于教会合一，企图合并其他教会并未取得成效，反倒暴露出他要扩大聚会处的企图。陈福生说，倪氏的耶路撒冷路线，「使聚会处在中国政府眼中，蜕变为一个由上而下的金字塔组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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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福生，《倪柝声传》，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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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第八章  解放初期的地方教会（1950~1951）


最后两年布排

在香港的信息

倪柝声于1950年2月16日，在香港所说到对于各地移民工作的布排，是他最后一次提到有关工作方面的概要：

今后工作的重点：上海管江苏全省；汕头专门为客家语工作；东北以长春为主，将去六七位同工去作（东北目前有六十个聚会，现有二三十处很需要人，同工们下一周就去）。

河北、绥远、察哈尔、山西四省归北平；重庆管四川；昆明管云南。（云南有许多苗族人，大多在怒江一带，需要专人去负责。）目前贵州没有工作，需要积极去开展。西北以兰州为中心，兼管新疆、青海；青海目前有三处聚会，将来还得有人移民到兰州。至于陕西，目前不能以兰州为中心，可以西安为中心。目前成立的职事之家，是专门为训练年轻弟兄姐妹查经的。上海的移民作得很好，有不少移往南昌的，所以现在南昌也可以兴起一个区域。

以上所讲的各地移民工作，都需要财物的配合。我们总盼望工作是与交出来的钱成正比的。我们前一次通知你们要卖的东西，所得留一半给香港买聚会所用，另一半给负责弟兄送去以上各地方，让你们交出来的钱，能够实际的送出去为福音。（61:275-276）

六城市同工会

任钟祥记载倪柝声于1950年11月底在上海召开同工会议，特请北京、青岛、西安、重庆、杭州和南京等地的负责同工参加，为期十余天。其商讨内容大致如下：[1]

1. 移民传扬福音。计划以沿海五城市为出发点，动员信徒向内地移民以发展教会。倪氏企图「花十四五年时间把全国打下来」，即在全国各大中小城镇普遍建立地方教会。

• 京津向西到绥远、宁夏；
• 青岛向西到郑州、开封、洛阳、西安、兰州一带；
• 上海沿长江向西到武汉、重庆、成都；
• 杭州沿浙赣铁路到长沙、衡阳；
• 福州向西南到广西、贵州。
  
  
  

2. 大办生产事业。由倪柝声出资，由上海何广涛带领信徒到武汉开设珞珈制药厂；上海马承彦带信徒到四川重庆、成都开办工厂；倪氏自己在上海分设弟兄制药厂、翠华化工厂，并与杨世潮合资，扩大经营以琳印刷所。

3. 加强文字工作。扩大福音书房，增添人员，加紧出版。倪氏与唐守临合编《诗歌增订本（1052首）》。

4. 开展教会合一。争取吸收基要派传道人合一到地方教会来。为此，福音书房出版了《教会的正统》，《教会的立场》，《教会的道路》等书，以便配合。

5. 拥护三自运动。倪氏认为为要谋求聚会处的生存与发展，必须签名拥护三自革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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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钟祥，《简史》，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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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第八章  解放初期的地方教会（1950~1951）


隐忧

王明道于北京和平解放，军队在1949年二月三日入城五天之后的日记中记载：「『以不变应万变』，『处平常若处非常，处非常若处平常』 。」在他以后的四十余年生涯中，他实践了自己所说的话。他并没有处心积虑、想方设法地去应付各种政治气候。他又接着写：「本身无信仰无主张，惟求随时应付环境以图生存，可怜哉，今日一般教会之领袖也。」[1]这是因为他叹息当时在北京的有些教会正在筹划应付时局转变的一些行动。这也反映了当年不少教会领袖的焦虑。倪柝声却带领地方教会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复职后的陷阱

1. 没有认罪悔改

倪柝声精心策划自己的复职，却回避认罪悔改；还在同工聚会中接受李渊如的道歉。他以豪情万丈之词振奋了全国与会的同工们，却没有勇气向神、向教会认罪。

2. 单靠一己聪明

倪柝声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有远大的理想，雄心勃勃；又有全局在胸，运筹帷幄。他的同工们虽然忠诚勤恳，但是多年来接受了绝对服从的教导，已经习惯于不用头脑思考，只是唯命是从。在当年的地方教会中，只有群力，而没有群智群策。地方教会所着重的每天忠心持守的晨更、读经、祷告都变成教条和仪式而不自知。

自从李常受去了台湾，倪柝声就缺少了得心应手的左右手。地方教会刚成立时，他很尊重李渊如，时常征询她的意见。在他复职以后，就把汪佩真安置于李渊如之上。他欣赏汪佩真的忠诚可靠，从无异议。倪氏不再需要李渊如的思考能力，反而有点犯忌。这时的李渊如只是埋头于文字工作，而俞成华只是倪氏的属灵摆设。复职以后，倪氏满意于成为一名独自指挥的猛将。他不依靠神，也不需要基督身体的制约。这是他在复职时强调同工们的「头要被割掉」的必然结果。（57:278）

1950年是倪氏最积极忙碌的一年。他安排港台教会的蓝图，为地方教会对新政权的态度掌舵，编辑《执事报》、《复刊敞开的门》和重编《诗歌》1052首。他更需要花费极大心思、时间和财力在众多地方开办只雇用基督徒的生产企业和建立基督徒的集体农场。但是他在50年底向政府呈上要求保留鼓岭土地的全国地方教会信徒签名单一事受挫以后，就一蹶不振地处于招架状态，直到52年春被捕时为止。

3. 不敬畏神，不持守真道

倪柝声在政权还未易手之前，就开始研究马列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希望同工们也多多学习。他消息灵通，善于交际, 也对政论及政局十分敏锐。他丝毫没有教导大家为要持守信仰、接受试炼而预备为主受苦；也没有要大家警惕**党所领导的三自革新运动。他再也不提醒要好好读经；反之一心要以自己的才能来完成他的宏伟理想。

4. 权力至上，妄自尊大

最重要的是，长年以来倪柝声只凭一己的能耐而没有敬畏依靠神。他没有带领同工长老们清心祷告，求神赐恩典怜悯，用神的智慧能力来面对即将面临的大试炼。他所有的仅仅是滔滔不绝的纸上谈兵，把教会当作他的工具和资本。悲剧必然会发生，神已经离开他了，像离开扫罗王一样。

倪柝声所走的道路在当年全国众基督教会中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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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钟长鸣》 第八章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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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明道，《王明道日记选辑》，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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