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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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交出来

倪柝声说：

工作上的原则也是一样，各地的同工应该先把自己交出来，把自己放在元首之下，受元首支配。这样，主才能作事，工作才有下文。在这里，我们希望在这些日子里，最少能求主给我们一个下文来。从今以后，我们要接受身体的断案，所有主要的决定和道路，都需要摆在身体中……。将来身体的显出如何，是看今天各地方教会的见证如何。今天的地方教会，乃是将来宇宙教会的小模型。（57:47-48）

请弟兄姐妹知道，对于你的前途，对于你的工作、职业、住家、买卖、财产，凡是为人的任何一部分，我们都需要有教会的交通。从前你们可以自己主张，但如今你们如果以事奉为中心，那么每一个人都要往前踏一大步，从今以后没有一个人能够随意主张、随意作。（57:325）

有人问我需要奉献多少。我说要奉献到一点都不留。李弟兄说教会能够替你留，但我要问说，假如教会不替你留，那你要如何？如果我们要事奉神，就要拚上去事奉神。（57:233）

无论如何，盼望弟兄姐妹尽量节省，我们盼望没有一个人是把钱留起来，或者预备将来用的。每一次有收入，都有奉献，不要为将来打算。（57: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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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复职的大计划（57:309-333）

要打下全中国

倪柝声要以福音为中心，实行耶路撒冷原则，为要打下全中国。他说：

主在第一世纪所作的，也要在今天作。我们不怕相信第一世纪的福音，我们不怕传第一世纪的福音，我们也不怕作第一世纪福音所作的。如果我们全体的为福音摆上去，就可以把全中国打下来；人没有法子抵挡。假如我们不相信彻底的福音，假如我们不彻底的奉献，我们就很难被主所用。（57:236）

所有的信徒个个都把福音当作中心，个个的工作、职业、住处、赚钱，都是为着福音。然后教会一直把人送出去。我们把会所盖好以后，一两个月内，人数增加一倍并不困难；甚至要一年内增加两三倍也是可能的。（57:310-311）

造就同工信徒（57:311-313，327-328）

倪氏号召全国为福音而集中人力财力，计划如下：同工鼓岭培训两批（1948春夏、49春夏）；部分同工重新分配，有的要放下职业；栽培青少年、全国教会学习「初信造就」、加强讲台；以及每年在各地开联合大会。

工作上四要事（57:160，313，327）

1．地方的讲台需要维持得相当强。

2．文字工作: 恢复期刊、整编诗歌、继续出书：复兴报：为年长者，内容较深，俞成华负责；基督徒报：为初信的，李常受负责；恩言：为传福音的，江守道负责；通问、敞开的门：对付地方实际问题，总编辑李渊如。

3. 栽培少年的工作。

4．每年在各地需要开联合大会。

各地策略步骤（57:157-162，310-311，327-329）

倪氏号召如下：

1．1948年5-8月，全国同工集中于福州、上海

李常受在上海多负责任，陈恪三在福州多负责任。上海是重点，要建立工作模型。要盖一个楼下能坐三千，楼上二千，一共能坐五千人的大会所。福州和南京也需要建会所。这些日子弟兄姐妹所拿出来的，光是建造这三个地方的会所就已经不够了。上海、福州同时起头，从沿海作起。若有可能，上海挂南京、杭州，应向长江沿岸，往西到汉口、重庆。除此以外，还需要有训练的聚会。

2．八月份后工作三重点：天津，青岛，广州

天津一面接东北，一面接西北；青岛特别影响胶济路线。从青岛就可以得到山东全省。广州挂香港，福建挂台湾，天津应向东北和西北，青岛的工作应朝西向陇海路线，影响胶济路，得着山东全省。两广的工作从广州开始；将来南洋兴起来，则由香港起头。

今天如果在我们当中有六百个少年人起来，我们一天到晚就忙不完。所以现在我们缺少人。另外我们也需要有几百、几千位在职业上的弟兄的供给。所有的信徒个个都要把福音当作中心，个个的工作，职业，住处，赚钱，都是为着福音。然后教会一直要把人送出去。这些日子如果在福州有够强的人、够多的钱，一个月有三、五千人得救，绝不希奇。人今天一碰到福音就得救，我们若要把一切都赔上去，今天乃是最好的时机。我们把会所盖好以后，一两个月内，人数增加一倍并不困难；甚至要一年内增加二﹑三倍也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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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后叙

自信与喜乐

1948年全国战事越发频繁。1949年初，解放军占领北平、天津；全国政治和军事形势急剧变化。倪柝声却十分自信地畅谈教会前景，要借着耶路撒冷路线、交出来和打下全中国等重要理论和行动计划，统领全国地方教会，迈向伟大的理想。虽然物价飞涨、人心慌乱，但是在教会里却是热气腾腾，大家争先恐后地奉献一切。全国同工聚会同工们心情振奋，在地如同在天。倪氏在同工聚会将近结束的时候，很满意地说：

这几天，我遇到最多喜乐的人。许多人双手紧紧的抓住我的手，既激动又喜乐。感谢神，今天有许多喜乐的人在这里，他们都是全心全意的把自己交给主。今天在这里好像末了一班火车快要开了，盼望没有一个人是作脱班的人，没有一个人是赶不上的。（57:348）

上海地方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是同样的热气腾腾。1948年，我虽然还是一个高中生，没有甚么财力，但是也高高兴兴地把自己的一生交出来，奉献给爱我的主。我在上海地方教会里也成为一个最喜乐的人。

《今后工作的路》

倪柝声于全国同工聚会三个月后（1948.8），在《执事报》上公开发表了重要文告《今后工作的路》，总结他在复职时的讲论。他反复提到已往的难处是《工作的再思》只说明教会是地方性；而在他的复职讲话中才把工作是区域性这一点清楚阐明。那是他往年一直所主张工作与教会分开的重要延伸。他强调工作要集中，不能分散。这也就是耶路撒冷路线的中心内涵。他一再重复说，这是清楚、清楚、极其清楚的。

倪氏说区域要有中心，就像耶路撒冷是工作中心一样，以后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地方教会是长老负责的；中心的地方不只是长老负责，工人也在那里作长老，负责教会的事。上海和福州都是中心。

安提阿的路是使徒出去传福音，设立教会；耶路撒冷的路是移民出去传福音。信徒要受基本训练（即初信造就）；之后就送他们出去传福音。倪氏说：「是地方教会把当地有盼望的人送来[鼓岭]，给他们一两个月的帮助，再把他们送出去，让他们负本地的责任。同工的弟兄，总是负责中心的工作，同时出去也回来。如果是这样，工作就能够有路。」（55:117）不只是同工要有搭配，就是负责的也要有搭配。工作中不能单独行动，没有一个可以自由行动。倪氏相信不需多少年的工夫，就能将福音在中国传遍。他相信把福音在整个中国传遍是一件大事。倪柝声的雄心大志就是「打下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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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回顾

回忆过去，总是容易苛求前人。这是因为人们对于当年处境详情所知有限，又得悉了事情的结局。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谨慎地回顾已往，以鉴今后，以免重蹈覆辙。

1948年是空前的大复兴吗？

黄若砥身居海外，近半个世纪后才到大陆访问。他在与福州当地的弟兄姐妹交通以后，缅怀过去，着书《难忘的一九四八——倪柝声职事精华的阶段》。他说：「也可以说，在1948年所发生的事件是倪弟兄职事最精华的阶段。……这次倪弟兄在福州开展的大复兴，是国内有史以来，空前的一次大复兴。」[1]他又说：「1948年的大复兴是在福州起头，然后开展到福建全省的地方教会。现在这复兴的流要普及到全国各地，以及普及到海外。」[2]他的报导可以反映出他和福州当地一些地方教会肢体在多年以后对往年一时的振兴缅怀不已，但是事实证明倪柝声职事的后果却是惨不忍睹。

什么是复兴？

从旧约中希西家、约西亚和新约中五旬节的记述来看，真正的复兴需要神的动工，因而带来神儿女的悔改认罪、除去偶像归向神，圣洁公义的生活见证和教会的振兴。是神先起首，彰显祂的圣洁和荣耀、烧毁一切不属于神的东西、洁净个人和教会；最终的结果是荣耀归向神，而不是归向某个伟人，或者以某些短暂的表现来炫耀。真正的复兴是遇见神、因神的话而战惊，心存敬畏而认罪自卑。个人的复兴也是如此，像以赛亚看见了神的荣光和圣洁，也认识到自己的不洁和污秽。

所谓的以人为的传福音行动带动振兴，以狂热带来奋兴，或是从人的主观愿望出发追求与神合一的激情等，可以是出于人的煽动和狂热，而不是出于圣灵；只能带来一时的振奋，而不是复兴。复兴的表现必然是遵从圣经教导而不越轨。对神的儿女而言，激情若是不走在圣灵和圣经的双轨之间，难免不出误差。狂热而没有理性规范、没有对神话语的敬畏，可以误入歧途。异教徒也有他们的复兴，而这种复兴是由人手所发动的。

真正的复兴必然会使人卑微，将荣耀归给神。十八世纪约翰韦斯利、怀特腓和二十世纪的韦尔斯大复兴都是如此。没有人能够夺取神在复兴中所应得的荣耀。但是，已往的地方教会常把教会的振兴和一时的兴旺看成是复兴，却与悔改认罪和归向神毫无关连，以倪柝声为偶像的恶习始终没有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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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若砥，《难忘的一九四八》，1-2。

[2] 黄若砥，同上，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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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1948年的福州只是一时的振兴

上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中国的布道复兴运动四起，包括上海、山东、内蒙，乃至华南、华中、华北等地。中国的前几代传道人很多都是出于当年的大复兴。传教士用自己的生命在大西南默默耕耘，也带来了数以万计的少数民族信主。我们从这些复兴中见到长远留存的美好果效。

1948年的福州复兴，其实是倪柝声、李常受和汪佩真巧妙设计中的第一炮，也是倪氏复职中的一道重要程序。在全过程中见不到圣灵的主导，也没有除去地方教会中多年来被隐藏的罪恶污秽。所吸引人的只不过是侃侃而谈、激动人心的伟大远景理想和计划；其结果却是一败涂地；还导致福州教会的分裂。神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太5:37）神不喜欢心思弯曲和人为的巧计。

李常受于1942年在烟台以大传福音引来教会的振兴，1947年在上海又以大传福音来引起振奋。1948年，他在福州也如法炮制，用同样的方法振奋津门路教会。李常受是一个鼓动家。他导引了倪柝声在福州复职。倪氏的耶路撒冷路线在政局大动乱中似乎给地方教会指出了方向，而代表权柄又在地方教会中可以行得通；从而引起全国地方教会的振奋。这就是黄若砥所谓的「倪柝声弟兄带进来的大复兴」。但是历史却证明，这并不是神所带领的复兴。

1948年是倪氏职事最精华阶段吗？

倪柝声经过六年沉寂，终于在1948年3月在福州自动复出。与其如黄若砥所说的 「在1948年所发生的事件是倪弟兄职事最精华的阶段」，还不如说这是他最引人瞩目的阶段。

1948年正值中国政权易手前夕，共产党在全国掌权指日可待。从解放区传出基督徒和教会受迫害的消息令人不安。不少传教士即将撤离中国，也有一些传道人迁移海外。绝大多数的教会是内心不安，静坐以待。像王明道「以不变应万变」和「处平常若处非常，处非常若处平常」那样安定坚毅的传道人为数不多。

倪柝声复职时，提出耶路撒冷路线和交出来的响亮号召以及全国地方教会数万信徒爱主心切、众志成城的行动，怎能不引起全国众基督教会的刮目相看。可是，且看1948年倪柝声复职时地方教会的变迁：

1. 「合一的地方教会」

倪柝声接收全国各地的众多地方教会，形成由他一人掌控的全国合一（独一）的地方教会。当初一地一会的理念已经踪迹全无，他落到了当初自己所猛烈抨击的宗派教会中去。耶路撒冷路线取代了「一地一会」。

2. 权柄远超宗派教会

绝对服从和排队取代了圣徒皆祭司，从而建立起倪氏曾经坚决反对的居间阶级。他比教皇的权力更大，比教皇更敛财。如果倪氏的这些措施是出于圣灵，是神的旨意的话，神会祝福。可惜的是我们见不到神的同在和祝福；所见的只是人的聪明手腕。其实，倪柝声在复职时所提出的并不新鲜，只是比前变本加厉，更加走向极端。1948年倪氏所提的一系列说法，只是为名存实亡的地方性敲起了丧钟。最终，自信终于崩溃，喜乐终于变成迷茫痛苦。神的荣耀遭受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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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汪主恩质疑

在二十多年的地方教会成长中，吸引了全国各传统教会中许多虔诚爱主的众多传道人和信徒。他们热忱追求，甘愿牺牲自己。看来地方教会中的负责人和信徒比别人领受更多属灵知识；讲道比别人深奥。地方教会的信徒读圣经比别人更勤奋，也比别人更会讲属灵道理。当年，「小群的嘴」是出了名的。但是在这次全国同工聚会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够识别而为之焦急？

根据1948年《倪柝声恢复职事过程中信息记录》中的记载，只有来自江西，主的忠心仆人汪主恩在第五次聚会一开始就提出他的顾虑：「耶路撒冷和安提阿教会能否变成变相的中央教会或总会？」倪氏的回答是：「我们今天的工作不是从安提阿出发，也不是从耶路撒冷出发，乃是从圣灵出发。基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是从那里出发的。」（57:77）倪氏的应答却是答非所问。

2003年，BH提到：「他[汪]遵守不可看人过于所当看的圣训。1948年，他应邀去上海参加一次全国性同工聚会，会中倡导全面的交出来（尤其是同工们将自己，将工作交出来，服权柄）。他细心祷告思考后，对福音书房实际主事的年长姐妹[李渊如]提出：『这样做会不会有出现罗马化的危险？』（像天主教那样集中听命于梵蒂冈）。」[1]

同工们的沉默

1. 俞成华

俞成华一向寡言，不轻易发表意见；在操练与神同在以后更是如此。倪氏生活失德一事于1942年暴露以后，他不敢下定论，甚至以后只字不提；把顺服权柄看得比保守教会圣洁更为重要。虽然他知道倪柝声有「说到做不到」的缺点，但是仍然保持沉默，始终尊重倪的权柄。[2]他对倪氏的耶路撒冷原则新理念和行动计划并未表示异议。他是一位绝顶聪明、受到最高教育，又被认为是灵性高超的人。他的一生沉默很可能是由于深受盖恩夫人的神秘主义和倪氏极度灵高魂低的反智影响所致。

2. 李渊如

李渊如一向嫉恶如仇，胸怀全教会。她见到地方教会在1942年风波后的低沉，又面临政局乌云笼罩的现实，心情肯定是沉重的。她是1942年教会风波的肇事者，这次在会中向倪氏公开道歉，自然不能再轻易发表意见。她还是十分尊重倪氏的讲论，此后就埋头于福音书房，赶紧编辑整理出版倪氏讲稿。她的沉默可能是由于承认在1942年「犯错」以后的自然表现。

绝大多数衷心拥护

多年来，地方教会中的绝大多数是把希望寄托在倪柝声一人身上。在以前历次的得胜聚会（同工聚会）中，与会者总是带着十分景仰的心情来参加。每次聚会都是倪氏一人主讲，众人翘首以待，认真记笔记，不折不扣地照单全收。长期以来，倪氏是大家心目中的希望和骄傲。1948年，倪柝声又一次在地方教会中被请上宝座，受人膜拜。

倪柝声一向独断独行，少与同工们谈心或交通。俞成华一心追求与神同在；却在倪氏《属灵人》的极度「灵高魂低」影响下失去了洞察力。一个盲目崇拜领袖的群体把自己的偶像置于圣经教导之上。他们忘记了起初自己是怎样为了追求「属灵深奥的事」而参加地方教会的。1948年的同工聚会，一如既往地没有邀请福州球场后教会负责人张启珍。栾腓力和丁素心也早已离去。在这时候，再也没有资深的同工能够进言了。

倪柝声的自以为是和不敬畏神的言行由来已久，教会同工们的盲目性不知不觉中落到崇拜偶像的大罪之中。这与以西结书中以色列众长老拜偶像，玷污圣所，使神的荣耀离开圣殿有何区别？（以西结书8-12章）倪柝声用自己的聪明巧计和雄心大志引领地方教会，就预定了他自己和地方教会今后的可悲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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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H（黄得恩），《汪主恩老弟兄遗作简辑》，1-5。

[2] 俞崇恩曾经对我说起他父亲俞成华：「有一次他无意中自言自语说到倪柝声：『他说到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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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解放前后的上海地方教会（1948~1951）

1948年，上海局势极度动荡不安。解放军步步紧逼，国军败退转移。8月份金圆券上市之后市场更形紊乱，币值急剧下降，形成囤积居奇和抢购成风的紧张局面。生活必需的粮食价格一日数增。上海的金融紊乱呈现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险象，乃至人心惶惶。有钱人纷纷举家高走远飞，无钱人欢欣鼓舞，亟待其变。

交出来盖新会所

1948年5月全国同工聚会还没有结束，李常受就按照倪柝声在会中所讲信息，在上海鼓动弟兄姐妹交出来，以代替他前不久所提的更新奉献。他连续多天举行特别聚会传达交出来，并且鼓励交出来的人向大家作见证。因此在全国各地还没有推动交出来时，上海就先走了一步。他又将交出来与盖新会所的经济需要联系在一起。于是众人都被发动起来。许多弟兄姐妹，包括几位做大生意的弟兄们，都将财物交出来。不少人写了字条将自己的一切交出来，也有不少人愿意在职业上交出来事奉神。张锡康说：

早在1940~1941年，已经开始为盖新会所奉献了。当时共收到奉献款一万多银元，可买一块较小的地。……由于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地皮，盖新会所的事也就搁置下来。弟兄们把一万银元借给生化药厂，倪弟兄表示如果今后聚会处找到可盖较大的会所之较大的地皮，生化药厂将加倍偿还教会。

1948年上海教会复兴以后，弟兄姐妹交出来的财物，总共有370两黄金。……只够买这块地和房子之用。如要在空地上再盖新会所，还需要370两黄金。有一天倪弟兄交给李弟兄37根金条，每条10两，总共是370两黄金，（那时的市价是一两黄金值五十美元），为盖新会所用。李弟兄问他：「这是从那里来的？」他说：「这是从经营药厂来的」。因此，李弟兄就设计会所图样，托人购买建屋材料，积极准备盖新会所。地皮买下来后，聚会处在1948年下半年就从铜仁路文德里搬到南阳路145号，福音书房门市部也同时迁到南阳路145号门口小屋内。文德里老会所作为福音书房编辑部之用。聚会处迁到南阳路145号以后，原有房屋就作为办公楼和接待外地来沪兄姐住宿之用。[1]

那时候的金融和币值极为波动紊乱，因此常以金子、银元或美钞来核算周转。目前我们很难精确计算出1948年的370两黄金，是否等值于1941年一万多银元的两倍，或许是差不了多少。[2]今列简表见表6:2.

交出来的同工们，大多被安排到福州鼓岭执事之家去接受培训。愿意在职业上事奉神的弟兄姐妹就被安排到倪氏所办的生化药厂去工作，为主赚钱。张锡康说：这时候，差不多全国所有的同工都将自己交出来了。[3]

以后教会购置了南阳路145号的地，占地4.71亩，有一幢现成的两层楼西式洋房，预备再盖一幢能容五千人的会所。[4]这是坐落在一个闹中取静、交通方便的优良地区。1948年夏，李氏设计会所图样，并负责建筑工程。1948年冬，他将这个花园的土地，动工建造新会所。与此同时，他也利用从大门口到建筑工地之间的空地，搭建了一座很大的芦席棚，作为临时聚会场所。1948年下半年，聚会处就赶紧从哈同路文德里搬到了南阳路145号。

表6:2 上海地方教会建会所奉献概况           

       年份      摘要      收入       支出               

  1940~1941   教会奉献    一万多银元                                       

                   借给倪（生化）                     一万多银元                    

  1948             教会奉献     370两黄金      买花园洋房及地皮                                    

                     倪还给李常受    370两黄金     建筑费用                                       

                      建筑师贪污                            100两黄金                                

                      倪氏交来       100两黄金      抵贪污损失

1949年秋，南阳路新会所落成。由于时局混乱，经济失控，只能建成一座可容二千四百人聚会的砖木结构单层会所。[5]此后，主日聚会人数很快就增加到二千余人，新会所又很快坐满了人。大专院校的青年弟兄姐妹来参加聚会的明显增加。

在1950年二月，倪柝声在香港说：「现在中国有五百多处的聚会，约有将近七万的弟兄姐妹。……在1928年，中国守圣餐的信徒有四十万，到了1948年不过增加到四十八万。」（倪文61:168-169）这时候地方教会信徒人数约占全国基督徒的七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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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111-112。

[2] 当年物价飞涨，币值紊乱，币制几经改革。据悉，从1948年8月到1949年5月，物价上涨了6441326倍。1948年4月在同工聚会时的币制是「法币」。同年8月又折价改为「金圆券」。1959年5月上海解放后政府所       流通的是人民币（新币）。人民币与金圆券的比值为1：10000。因此我们不易准确估计当年的币值，但知道倪柝声为了教会的确是花了很多钱。

[3]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109。

[4] 李常受，<一次交通教会中的报告>，《执事报》，倪文55：12。

[5] 任钟祥，《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简史》，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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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倪氏在上海公众聚会中仅露面一次

记得那是在1948年春夏之际的一次周六晚上全教会的交通聚会中，倪柝声露面了。（这件事大约是在全国同工聚会之后。）教会的长老们和他坐在一起。有一位长老简单地说，今后倪弟兄要起来服事教会了。倪氏就接着讲话。他的声调平稳低沉，短短几句话就结束了。他表示要出来服事教会。全会场几百位弟兄姐妹都鸦雀无声。这也是聚会处信徒在聚会中的通常表现。那一次虽然对大家来说是出其不意，却没有给我留下太深印象。这是我在公众聚会中唯一的一次见到倪柝声；其后只有在他所召集的少数人聚会中见到他。除此以外，据我所知，再也没有见到或听到他曾在上海的任何公众聚会中露面的消息。

福音移民

1949年初上海解放前夕，倪柝声和李常受鼓励青年弟兄姐妹到内地去传福音，也鼓励去台湾。因此有两批青年弟兄姐妹去了台湾。当年从上海赴台的青年有林三纲、史伯诚、何广明、徐尔健、魏建章、虞培根和杜信纯等。

倪柝声在上海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不能扎根在大城市里，要到内地去传福音、建立教会。一家一家移民到内地去，人多马上就可以在一个地方建立一个教会。关于谋生问题，弟兄们可以学一点小手艺，如学剃头、织袜、轧油等，盼望在五年以后有一百万人口的城市都有教会，七年以后有五十万人口的城市都有教会，将全国都打下来。」[1]当年有少数单身的、从外地来的以及从北方逃来的弟兄姐妹愿意考虑移民，而长期在上海安家立户的很少有所行动。上海去弋阳的有交大学生金键、宫美悟、李曰绪的父母和丁亚特等。畲非吾夫妇移民到浙江宁海。[2]

少数人聚会：怎样读圣经

在 1949年一到二月寒假期间，倪柝声刚从鼓岭回到上海，就在教会附近，位于愚园路东庙弄的锡珍女中，召集少数人聚会，每晚举行，为期一周，讲题是「怎样读圣经」。我们都必须凭通知牌才能入场。倪氏在会中讲了二十八种读经方法。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鼓励我们趁还有读圣经的机会，要把圣经逐章逐卷地背熟，牢记在心。弟兄姐妹就此开始一卷一卷地背记圣经，蔚然成风。

我当年在医学院里功课繁重，要抽出时间来背许多圣经是不太容易的。这就养成我分秒必争背记圣经的习惯。每次在坐公共电车去聚会的往返途中，如果有座位，就背记圣经。因为车辆跳动，我不能定睛注目于圣经，只能很快地一掠而过，默默背记几个字或者小半节圣经。然后再重复「看、记、背」这个循环。如果没有座位，就站着祷告，与主相亲。有时聚会以后，我坐人力车回学校。每逢车子走过路灯下面，我就赶紧把要背的圣经急忙看一眼，然后默默背记。待到下一盏路灯下面，再核对一下。记熟了，就再背下一节圣经。白天走路时也是这样地默记。日子过得十分紧凑，心中满了甘甜喜乐。不光我一个人这样，那是当年教会中的风气。当时有些人把新约书信一卷一卷地背下来，特别是把保罗书信全都背下来，我也试着这样作。不过，我虽然背记了不少圣经，却没有注重神话语的精意，也没有存敬畏的心，谨守遵行。以后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果然圣经不准被保存，不是被抄走，就是必须上交销毁。文革期间，圣经不准流通长达十年之久。

接管生化药厂及鼓岭培训

倪柝声于1948年复职后，立即接管上海生化药厂，同时又开始在福州鼓岭的同工训练。他号召各地的同工、信徒和教会都要交出来。他自己首先表态，把生化药厂交出来给教会。这就大大推动了教会的交出来运动。5月中旬倪氏接收生化后，遂即匆匆去了福州，开办鼓岭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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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锡康，《回忆录》，115。

[2] 张锡康，《回忆录》，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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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解放初期在上海（1949-1951）

举行少数人聚会

1949年5月政权易手后，倪柝声在上海召开了好几次「少数人特别聚会」。每次都有专门讲题。被通知来参加聚会的，除了同工、长老和执事以外，还有部分热心追求的青年弟兄姐妹。这是对年轻人的特殊栽培。倪氏一向注重青年工作。参加聚会的每次大约不超过一百五十人，必须是收到通知的人方才能够参加；也不能把聚会内容外传。这些聚会的主题包括有：「今日基督徒应有的态度」、「到底有没有神」、「查马太福音」以及「我是怎样转过来的」等。

1. 今日基督徒应有的态度

1950年3月下旬，倪柝声自香港回到上海，即召开少数人聚会，题目是「今日基督徒应有的态度」。那是政权易手后，他在上海的第一次少数人聚会。他提出应当遵照圣经教训，顺服在上掌权的，但是在信仰上要顺服神。会后即将聚会记录印发给全国各地地方教会，作为模板。

这次聚会使到会的弟兄姐妹都松了一口气。原先我们不敢与不信的同学往来，不敢参加课余活动，现在感到可以顺服共产党，诚心诚意地参加政治学习了。此后，青年人就在学校里活跃起来，积极担负起班级中的各项活动。可是时隔不久，大家发现这种作法行不通。因为我们天天需要花时间读经祷告，还有教会中繁忙的聚会生活和事奉、吃重的课业、不可缺席的政治活动等等，再也挤不出时间来参与课外活动。也有些人由于多参加课外活动，忙得连教会都不来了。因此爱主的年轻人大多不约而同地重新回到教会，只是有限度地参加一些课外活动。

2. 到底有没有神

1950年暑假，倪柝声召集了为期一周的少数人聚会，每晚举行。主题是「到底有没有神」。这是因为各大中学校都开设「从猿到人」这门必修政治课。这次聚会被通知来参加的人数比较多，大约有二、三百人，主要是大学及中学基督徒学生。参加的也都必须凭通知而来，并没有对全教会公开。聚会是在南阳路新落成的大会所一侧举行。倪氏讲到圣经中神的创造世界和科学并不矛盾。他明确指出神创造世界，并且列举许多客观科学左证。这次聚会给了我们青年人一次良好的装备。

3. 讲解《马太福音》

1950年十月政府在全国发起「抗美援朝」运动，支持朝鲜战争。当时政府号召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购买爱国公债；又号召青年人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到朝鲜去参战。当时教会中的青年人已经摆脱了倪柝声在1950年初所号召的影响，重新回到过去超政治和不要爱世界的境况里。倪柝声查考马太福音中的登山宝训。他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应当超政治。他又说我们可以捐献棉花纱布，但不能捐献飞机大炮；因为那是直接杀人，而我们不可以杀人。大家听了都心领神会。

我在抗美援朝时期已经进入大学，对于倪氏的讲话都是认认真真地照单全收。我完全接受他所讲「不要爱世界」的教导，相信这世界非我家；家庭和亲人也都被抛置脑后。有一次，听到美帝国主义者快要打到中朝边界鸭绿江边的消息，我还心中暗忖，就是美帝国主义者打到我家门口，也不关我的事，因为我是天国的子民。当时我幼稚无知；其实这并不是圣经中所说「不要爱世界」的本意。 但是教会还是动员信徒认真捐献。我也还是尽了本分，把家中的钢琴卖了，用来买爱国公债，支持抗美援朝。

倪柝声非常强调「不要爱世界」和「一切不动心」，因为这世界上的事都要过去。当时，在南阳路聚会处附近的南京西路哈同花园旧址，建起了规模宏伟的中苏友好大厦（即今「上海展览中心」）。在大厦的尖顶上安装了一颗闪亮的五角红星。我把那颗红星看成是一个标志，代表当今的世代，所以我理所当然地应予拒绝。因此每当我去聚会，走过中苏友好大厦时，总不敢抬头看那颗红星，免得动了心，得罪神。几年来，我连南京东路最热闹的第一百货公司都从来没有去过。平时走路目不斜视，心里还在默默背记着圣经。走在马路上的时候，我从来也不敢转头眺望花花绿绿的橱窗，生怕动了心。后来有人说我太过份，但是当时在年轻人中有这样想法的也不只是我一个。倪柝声又强调「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太5:39）。因为这是主自己的话，我们当然要遵守。后来这信息被政府批判为散布不抵抗主义。

参加鼓岭签名

1950年6月底，政府在报纸上一公布《土地改革法》，倪柝声就立即通知全国各地的地方教会，动员信徒签名，要求政府保留在福州鼓岭的土地，以便作为教会将来培训同工之用。

我清楚记得，在七月间的一个主日下午，我按常例参加第一家的擘饼聚会。会后有一位执事站起来，读了教会要求政府保留鼓岭土地的信。他又简单地解释一下，就请大家上前来签名。于是大家就很安静地一排一排地站起来，鱼贯而行，顺序上前签名。执事们并没有要求大家讨论，会众中也没有异议。当时我只认为应该服从教会的决定，根本没有想到会触犯政府。谁也没有想到凡在上面签了名的，在1956年的全国肃反运动中，几乎都被打成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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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小结

当时的全国形势是1947年7月共产党开始战略反攻；国民党军队陷于被动，节节败退。倪柝声于1948年四到五月在全国同工聚会中正式复职。耶路撒冷原则是路线、理论和总纲；交出来和大传福音是行动要求；「打下全中国」是目标。他所提的理论和工作计划显然被大家所接受，甘心乐意遵奉。他就此全面领导全国各地地方教会的工作开展。他所提出的工作计划，除了「每年在各地开联合大会」未能实现以外，大多开始实行。但是有关「地区性策略」方面，由于1948年9月以后解放军节节胜利而有所调整。倪氏就将重点转移到台湾和香港；李常受于1949年5月离开大陆，去到台湾发展地方教会。倪氏自己在1949年去香港，1950年初又去香港与李常受一起带领香港教会，3月返沪。倪氏在同工聚会以后着重福音移民工作；江西弋阳的基信农场就是一个例子。他却在暗中把主要精力放在大办企业上，安排交出来的弟兄姐妹去开办工厂。1948年后，他办了不少工厂企业，重点是在上海，其次是武汉、香港和天津等地。

倪柝声不仅期望复职，而且有着更高愿望。面对即将来临的共产政权，集中人力物力和权力在他看来是极为必要。他想作比以前更大的事，不惜舍弃过去的理念，不惜放下「属灵深奥的事」，不惜顾及神的旨意，而率领地方教会向前走。但是他将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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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钟长鸣 》第六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