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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说的我已经说了，一开始就没打算和你讨论这些话题，所以你的帖子是直接删除，连讨论的兴趣都没有。
我已经说过，阿Ｑ式的精神胜利法“儿子打老子”这种精神用在处理教会实际问题上没有任何意义。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家庭教会法律知识问答》，看了觉得有点好笑，如果中国象美国那样，什么都讲法律，那么这种文章还有点用处，但是在中国，这种文章一点用处都没有。人家要来抓你，连逮捕令和搜查证都不用出示，你还指望别的么？不管认为自己多有理，认为自己合法，也可以认为法律站在我们这边，但是如果不能改变任何事实，不能实际的帮助教会免遭逼迫，反而会给教会带来更多的冲击，那么这种秀才文章就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至于三自和家教的问题，不属于本帖讨论的被容。我已经说过“三自说家庭教会是邪教，家庭教会称三自为淫妇，称三自里的兄弟姐妹为魔鬼，称要登记的即是卖了主、假师傅……这种话各有各的理由”，无风不起浪，每一句话都不是空穴来风，每一句话都有每一句话背后的理由，要细说起来恐怕一年半载也说不完。除非你得出结论，三自里面都是灭亡的，天主教里面都是灭亡的，那么你继续你的观点吧。如果你不能说出这种话，那么你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神学观点。无论是三自还是家教，都不是永恒的，都会成为过去式。三自和家教不过是现行的畸形宗教政策的产物，你试想一下，一百年后还会有三自和家教么？那时候神的教会将以另一种形式继续生存，但绝不会是现在的三自和家教。上帝要做的事，不会因为人的软弱和失败而停止，时代的车轮不断滚滚向前，如果不乘上时代的车轮继续前进，就会被压在车轮底下。
就目前的局势而言，谈论家庭教会的合法化还为时尚早。要思想中国的问题，要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而不是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曾国藩为什么老是写家书？这就是他的聪明之处。
当年曾国藩利用皇帝给他的军饷，在湘乡建立了一支纪律严明敢打硬仗的军队。但是自军队组建之日起，曾国藩就养成了一种写家书的习惯。无论工作多么忙，战争多么苦，环境多么恶劣，他都勤笔不辍，一天也不间断。
曾国藩在与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取得了一次次的胜利，受到了一次次的嘉奖。他的官越做越大，军队越来越强，钱财越来越多，名声也越来越显赫。朝中的大臣们担心曾国藩会叛逆朝廷，便向咸丰皇帝上奏折，建议削减曾国藩的军权。咸丰皇帝笑道：“曾国藩是一位有勇无谋胸无大志的草莽英雄，不足为患！”
大臣们不解，还要誓死进谏。咸丰皇帝便拿出几封曾国藩写给父亲兄弟子女外甥的家书，在金銮殿读了起来。曾国藩的家书上，写的全是要养猪、种菜、教育子女的琐事，就连家中的老母猪生了几个猪娃，长势如何，也要不厌其烦地写进去。咸丰皇帝说：“只想着小家庭的曾国藩，怎么会想到谋反呢？”大臣们一听，心中的顾虑就消失了。
曾国藩的家书怎么会到了咸丰皇帝的手里呢？原来当时清朝的特务机构非常盛行，遍布全国各地。大臣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在特务们的监督之下。曾国藩就是利用这些特务机构，写家书给咸丰皇帝看。他的家书到了官府驿站，早被特务们偷偷地拆开，抄写一遍，送给了咸丰皇帝。曾国藩在家书里把自己打造成一位胸无大志的俗人，这样才使咸丰皇帝解除了对自己的戒心。
1862年，曾国藩带领湘军，攻破了南京，打垮了洪秀全领导了农民起义军。曾国藩进了天京城，烧杀抢夺，大饱私囊。他把太平天国的所有财宝吞为私有，可以说是“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咸丰皇帝坐不住了。他独自感叹说：“这个只懂种菜养猪的曾国藩胃口怎么这么大呢？送走了半个洪秀全，却来了一个更强大的曾国藩呀！”。功高盖主必引祸端。咸丰皇帝已经计划着要除掉曾国藩了。
曾国藩当然懂得“敌国破，功臣亡”的道理。他适时给弟弟修家书一封。家书中赋诗一首：“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意思是，我的办公桌上，左边放着皇帝的嘉奖，右边放着别人告我的信函。人生既不能有了功就忘乎所以，也不能被人诽谤就垂头丧气。我要效仿屠羊说，做一介凡夫俗子。
这封家书很快又到了咸丰皇帝的手里。咸丰皇帝看了这封家书，悬着的心稍稍得到了一些安慰。曾国藩趁机向皇帝退出了一部分兵权，裁军4万，还把天京城让给朝廷的旗兵防守。同时，他又用抢来的钱修建了贡院，以充官用。一时间，朝野上下，都说曾国藩的好处。咸丰皇帝终于放下了伸向曾国藩的屠刀。
当年为什么会有三自运动，往好听里说是自治自养自传，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是一个政治表态，目的就是要让掌权者放心。众所周知，中国的福音是在“鸦片战争”的大炮以及“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之下传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在军事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把福音传入中国，因此基督教一开始传入中国的时候，就背上了很不好的名声。基督教在中国被称为“洋教”，西方传教士被称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以至在社会上出现“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敌对情绪。
解放初期，全国各地进行了土改运动和没收帝国主义财产的运动。在运动中，拥有一定房地产的宗教寺院、教堂和会所也受到冲击。这时候各教会领袖都在思考新中国新环境下教会生存空间的问题。为此1950年4月吴耀宗等人联同北京、天津部分教会人士共19人，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举行三次会面，反映基督教面临的问题，并提交《关于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请求政府妥善处理。
周总理指出:“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中国基督教会要成为中国自己的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依照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精神，提高民族自觉，恢复宗教团体的本来面目，使自己健全起来。”才有了后来的“三自运动”，和帝国主义断绝一切关系，表明中国基督徒自治、自养、自传的立场，摆脱了海外差会的控制，真真正正成为“中国基督教会”，而不是“洋教在中国”。只是后来事情的发展，例如控诉运动，已经超出了吴耀宗等人的意料之外了。这是后话，在此就不多说了。
为什么政府一直坚持要求家庭教会必须加入三自才给登记（现在宽松点了，不要求加入三自了，只要求在三自名下挂个号即可合法登记），目的就是要一个政治表态，割断帝国主义尾巴，就像小时候读书要在简历上写“拥护共产党”这几个字一样，否则你很难有什么前途。现在中国的家庭教会还远远未达到能够让掌权者放心的程度，掌权者不放心，你怎么合法化？哪个领导人敢吃这个螃蟹？89年那些敢吃螃蟹的人，现在是什么下场？有了前车之鉴，现在谁还敢吃螃蟹？所以我说，除非XXX不再执政，或者渗/透/颠/覆XXX政权不再是老美的梦想，又或者XXX与美国成为意识形态上的联盟……否则就现在的局势而言，谈论家庭教会合法化还为时尚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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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1-1-7 11:35
显身卡
楼主
发表于 2011-1-8 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