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兄弟相爱撼山河: 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

愤怒的刺猬

33 监狱法家——与边沁的合与分

1796年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再度出击，在议院里提出《监狱法案》，要求财政部出钱兴建较为人道的监狱。很早以前，罗马人就发现最可怕的刑罚，不是鞭打或酷刑，而是把人单独禁闭，使他在漫长时间里看不到任何人，包括狱卒。群居是人的本性，人需要看到别人，如果长期孤绝，很容易精神崩溃或是自暴自弃。为此罗马人设计了一种最恐怖的监狱，称为“圆形监狱”，每间牢房仅是圆形花朵的一辦，中心点是看守室，在牢房里的犯人看出去什么人也看不到，而中心点只要有一个狱卒就可以看遍四周的犯人。英国的监狱就是延续的这种设计。

威伯福斯提出“监狱要剥夺犯人的自由权，但是不能夺取人性的自尊。在狱中失去自尊，出狱以后会沦为更可怕的罪犯。而圆形监狱已经超过犯人所该受的处罚，成为虐待。……监狱是给犯人有机会改过自新的地方。”这种保障犯人自尊的说法，大多数的议员都觉得大惑不解，他们认为犯人岂非罪有应得?也有人赞成威伯福斯。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大师边沁，他也提倡监狱人性化，如改善罪犯拘留空间，区分暴力与非暴力倾向的犯人，人在尚未定罪以前不得以罪犯对待。

由于目标一致，以后整整15年，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与边沁携手合作，推动法案。但是到了1810年两派人马分手，各自进行。主要分歧有三点：边沁认为监狱的人性化是要发展成一种“新社区”给予犯人在社区内高度的自治。这一点威伯福斯反对，他认为。罪犯该受惩罚，因为他们必须为错误的决定负责，不是过度膨胀人性而讨好犯人，变成用纳税人的钱去娇养犯人。一个犯人该知道什么是他该负的责任，而非完全归咎社会、环境待他不公，这种犯人出狱后还是无法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如果监狱成为新社区，有谁敢住在隔壁？”第二个歧异点在边沁认为：当犯人监狱的布置、政策符合犯人的利益，犯人的行为就会改变。威伯福斯反对，他认为：“如果犯人本身不改变，较舒适的环境顶多不使犯人更坏，但是不会变得更好……不能低估人性的软弱与罪恶。除非一个人的生命有属灵的改变，不然他心里是没有行善动力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7章18节〕第三个分歧点，边沁在长期面对现实政策的反对下，逐渐成为一个暴怒、冲动、听不进别人意见的人，他开始走偏激的“以暴力制暴力”路线，这一点威伯福斯在给他的信中提到：”我们赶走蜘蛛网中的蜘蛛，是要把蜘蛛网完全扫除，不是要使自己成为一只网中的新蜘蛛。”

直到1816年，英国才开始废除圆形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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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财税与粮政的不公是亡国的捷径

1797年拿破仑推翻法国联合内阁，自任首席执政。他提倡恢复法兰西的荣耀，把国家新版图扩大到亚历山大帝国的疆界。每个人都看出战争要来了。威伯福斯、桑顿与弟兄们仔细地分析，认为“战争不会亡国，战争时不公平的财政税制与粮食销售制度，才是亡国的主因”。于是克拉朋的圣徒们与皮特于1798年共同提出《所得税法案》，“税是根据个人收入所得”，取代传统根据人口多寡的人头税。

威伯福斯说：“付税是每个公民对国家应尽的责任。享有愈多财富的人，责任相对加增，所以该付较重的税；”新税制改革，在议院与民间的反对声浪很大。“所得税抽得太重，等于剥夺了我们自愿救济穷人后所余之钱。”威伯福斯的耳朵灵敏，听得出这矫情背后真正的声音，他答道：“金钱是一种迷惑，愈有钱的人愈误认为自己贫穷。金钱使人淡忘对别人的责任与关心。所以所得税是一种提醒，而且每年提醒一次，你是多么有钱的人，需要对国家尽上责任。自愿救济穷人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很多人骂他是“国家财税的看门犬”。他答道：“需要有人做国家的看门犬，以免大家都成丧家之犬。拿出你的钱币看看上面印的是谁的像?钱仿佛是你的，但是真正的权柄是国家的，你所有的只是使用权，而非拥有权。税就是在提醒你这一点。”税制的公平，带来社会的安定。



35 食品涨价限制政策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799年的冬天特别冷，各处的作物都欠收。玉米、小麦、大麦的价格上涨，买不起食物的农民只好抢购粗糙的燕麦。威伯福斯认为“贫穷与饥荒是百姓仇视政府的导火线”，这时进行社会救济已经刻不容缓。他登高一呼，提倡政府救济，议院一致通过任命他为“国家食品救济委员会”主席。很多议员也要加入进来。因为有关食品的公共委员一向是肥缺。结果一开起会来，众多委员谈笑风生，闲话家常。威伯福斯对于这种浪费时间的会议，深感痛心。他写信给农业专家杨：“我非常震惊，如此重要的农业问题，委员们却感觉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整个会议期间为芝麻细节吵闹不休，直到休会。愿上帝赦免他们的罪。唉!可怜的穷人们只剩燕麦，没有小麦面包了。”

威伯福斯决定施以铁腕，使用行政力量换掉几个委员；他运用议事规条，严格要求委员“只讨论食品救济问题，不牵涉别的”。

这下子得罪了很多议员，他们利用报纸，用断章取义、误导的言词扭曲报道。威伯福斯仍不妥协：“这些报纸的中伤，使我原本善良的动机，被人怀疑是企图夺权。这种激怒我的方法，绝不会奏效。”农业专家杨进入委员会，立刻根据专业，“鼓励灾区种植马铃薯”。威伯福斯批准后，报纸就登出：“威伯福斯要大家吃马铃薯喔!因为吃了以后会像他一样，长得又高又壮。”〔其实他又瘦又矮。〕结果很少人去种马铃薯。

农业学家杨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本来是个农夫，志在开拓最不容易开发的土地。他在1767年以前遭遇了许多的挫折与失败，于是关闭农场，以整整15年的时间走遍欧洲大陆，研究改良农业耕作与产销运输的制度，1784年回国，将多年心得贡献祖国，无意中带动了18与19世纪的农业复兴。杨提倡三点：一、农业不是只为了生产，而是为了管理，因此农地要测量，水路要重划，水资源要仔细分配，乡村农舍要规划。二、农业生产不是高兴种什么就种什么，而是要分工。他建议专业专区经营，建立产、运、销的一条龙流程。三、农业耕作方法不是世代沿袭的方式，而需技术不断地输入改良，为此，他有系统地培育农艺、植病、农机与兽医人才。杨还率先主编《农业年报》。这些都成为后来世界各国仿效的制度与方法。杨一生本来只认为能为“穷苦的农夫谋福利”就够了，直到他无意中读了威伯福斯《真实的基督教》一书。他写道：“我一遍又一遍地看，这本书的内容太重要了，以至我无法把书放下来。我深深在上帝——我灵魂的大医生面前悔改，过去我实在太忽略灵魂救恩的需要了……”后来杨一生与威伯福斯成为好友，一起推动社会改革。

1800年气候仍然寒冷，只有耐寒的马铃薯有收成，市场上的食品价格飞涨，粮商榨干了穷人的钱袋而荷包满满。威伯福斯知道许多财主的仓库囤积了玉米、小麦，来抬高物价，获取暴利。而皇室议员们早不知民间疾苦，大学教授们也推波助澜。“应该采取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政府愈少干涉愈好。”威伯福斯起来反对：“自由市场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极端的自由经济主义，是在玩弄无知的消费者。此时，国家一方面宣称仍然拥有过剩的粮食，另一方面·粮食价格却高得使大多数人买不起，等于是在耍消费大众的把戏嘛!这是以市场经济之名在增加全国多数人不必要的痛苦。这种被自私所扭曲的极端理论，将种下国家走上毁灭的邪恶种子。为此。我要起来阻止，必须定下粮食涨价不得超过的上限，以保护穷人。”后来历史学家认为这个议案的通过，使英国免受因饥荒所引起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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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社会污浊的吊泥桶

威廉斯是激进的社会改革家，他认为要铲除基督徒对国家、社会、文化的影响，才是基本的革新之道。他是一个聪明人，私下大量地印刷潘恩所著的《理性的时代》，用理性的方法来煽动非理性的抗争，喊着“理性的开放”、“把上帝赶出政治圈”的口号，呼吁百姓起来革命。

当时年轻的法学家厄斯金担任检察官，他知道威廉斯以个人自由之名在危害大众的自由，决定以出版未经审查许可的作品为由起诉威廉斯。1797年6月2日，案子进入最高法院审理。威廉斯败诉，判决服刑10个月。消息传出，群众示威，攻击法院。议院极端自由派的议员，借此炮轰指责，要求在议院讨论这个案子，重新审查。厄斯金素以“司法铁汉”闻名，自认“检察官就是社会浊流的吊泥桶”。但是要审判社会上有名的激进分子，压力实在太大，尤其是一般人以为支持激进分子就是开明的表现。

这时克拉朋联盟的威伯福斯、史蒂芬等人，起来表示支持高等法院的判决，因为“司法的判案不能在议院里寻求妥协”。反对的箭头转过来：“你们这些基督徒政治家，总该抱着怜恤的心赦免人，最少也要缩短刑期。”威伯福斯反辩：“怜恤不是放纵，赦免要本于公义，违法之徒该接受应得的处罚。今天议院要谈论司法并更改判决，已是不对。在错误的根基上无法架构宽恕与赦免。”威伯福斯还说：“真正的基督徒不怕别人的诋毁，所以宗教诽谤罪是不会在法律上存在的。法律是要维护社会的基本公义，因此有勇气公开诋毁国家者，也该有勇气为诋毁的言行付出代价。”这种努力确保了司法裁判不受立法机关的影响。

厄斯金这位不畏权势的司法铁汉，后来成为19世纪初期最著名的辩护律师。1800年有个神经错乱的人持刀攻击国王乔治三世，被捕后被控谋杀国家元首——死刑。在君权时代这种大逆不道的罪，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那个谋杀犯哈德菲尔德的人头要落地是大众拭目以待的。厄斯金出来，替哈德菲尔德辩护，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一个神经错乱的人，到底应不应为他的行为负责?”犯罪的事实必须建立在能够明辨是非的基础上，如果丧失这种分别是非的能力，就不是罪。厄斯金根据这种来自《圣经·创世记》第二、第三章，上帝对人类最初起源的法理观——“能够分别善恶下的不法行为，才是罪行”，奠定了后来刑事责任云消雾散的基础。后来哈德菲尔德被宣判无罪，强制送医院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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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王后审判案

另一个更著名的审判案是“卡洛琳王后案”。1820年6月英王乔治四世登基后，宣布他与妻子卡洛琳的婚姻无效，因为他觉得卡洛琳与她青梅竹马的伍德公爵可能有染，连她的孩子维多利亚公主的血统可能都有问题，因此他要求议院制定《离婚法》，让他可以合法离婚。许多议员赶快动员联署法案，这是争取新王垂青的时刻，要拍马屁的人争先恐, 后。英国的所有报纸也一面倒，仅报道这件事的街头传闻。而国王也把同情王后的御林第三军，由伦敦外调边疆，来了个下马威。敢提异议的王公大官都可能被视为对国王不忠。大家明知不是什么婚外情，而是一个有权势者的疑心病，但也多噤若寒蝉。丈夫的得逞换来的是破碎的婚姻。可怜的卡洛琳抱着她才一岁的女儿，无助地哭诉无门。难道没有人敢出来伸张正义吗?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都到哪里去了?

克拉朋的威伯福斯与那批伙伴们都退到巴斯，因为他们个个面临破产，长期被一班财团抵制，迫使他们把房子一间一间地拍卖。更糟的是威伯福斯的大女儿——他最爱的宝贝，病重命危。自己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哪有心思去管另外一个女人和她女儿的问题?

留在议院大力支持王后的只剩两个30岁不到的初生之犊——罗素与巴克斯顿，这两人后来成为第三代圣徒联盟的领袖，在威伯福斯死前接下棒子。成为奴隶制度的终结者。这两个基督徒因着对基督耶稣的坚定信仰与关怀弱者的人道精神，能在沉重的压力下坚定不移。而别人都像轻浮的气球，在刮大风的日子，就不知被吹到哪里去了。罗素告诉王后：“这个关键的日子，能够帮助您与您女儿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英国的道德表率——威伯福斯!”

不久威伯福斯收到王后密使传来的信，请求他帮忙，信中写道：“……即使国王可以下令砍我的头，我也不放弃王后的职分。因为荣誉比生命更重要。”夜里弟兄们在巴斯一起聚会，威伯福斯站起来念了《诗篇》第23篇：“……我虽然行过死阴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然后说道：“弟兄们，为了上帝的荣耀与基督徒的职分，这个时候……让我们再出发吧!”威伯福斯转回房间，轻抚着弥留之际的女儿：“你走了以后，爸爸会更渴盼到你去的地方，在天国与你相会了。”妻子斯普娜含泪地对他说：“你也要小心，听说国王买通一些刺客在路上等着弟兄们。”威伯福斯点点头，再次把一家人放在上帝的手中，并为过去能有短暂的时光与女儿相处献上感谢。走出房子，弟兄们一起跃上马背，朝着黑夜的大路骑去。威伯福斯没有直接到议院，他先去找最会辩护的厄斯金。厄斯金的妻子死了，他还未走出丧妻的阴霾，而把自己封闭起来。威伯福斯把他找出来。要打赢这一仗，一个用政治，一个用法律，其余的就放在上帝手中了。

议院外灯火通明，议员们谈笑风生，心想开会定下《离婚法》后，接着就是国王的庆功大宴。进了议院，众人大惊，坐在反对席上的是成排的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麦考利、史蒂芬、巴宾顿、克拉克森、格兰特、班克斯、布鲁厄姆、罗素、巴克斯顿等人。尤其是威伯福斯与厄斯金也在座，更令他们暗叫不妙。那个晚上主要是厄斯金上场为卡洛琳王后辩护，那可能是他一生最精彩的辩论，使他在法制史上千古留名。

厄斯金的法律头脑使他判事清楚。他不去谈卡洛琳到底有没有婚外情，也不谈奸淫是否应该构成离婚的要件，更不谈国王个人的感情需要问题。他认为这些芝麻小事之上有个更高的问题，指出整个事情的关键所在：“国王到底有没有权力要求议院为他自己制定法律?”厄斯金冷静地分析道：“议院制定法律是根据全国人民的需要还是有权有势的国王的需要?议院的职责是监督国王的权力还是为有权力的人背书?到底在君主立宪制里，议院的权力是谁所赋与?如果这时为国王订立《离婚法》，那么君王所享有的是实质权力还是象征权力?”这些牵涉整个权力体制的问题，问得坐在赞成席上的议员冷汗直流。厄斯金直接指出了“君主立宪制”里的体制关键。

国王知道情况逆转，派人来说：“我对卡洛琳已经没有感情了，甚至连上帝也没有权力管我。”威伯福斯站起来说道：“回去告诉国王，只要他还在王位上一天，他就必须了解国家体制重要还是个人感情重要。”辩论到凌晨5点，投票结果391对124票，《离婚法》没有通过，卡洛琳仍是王后。那个晚上，一个刚刚丧妻的辩护律师与一个女儿生命垂危的政治家，为了别人的妻子与女儿打了一场大胜仗，也保住了那个小女孩的王位继承权。他们都没想到17年后那个小女孩登基，成为英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君王，她就是维多利亚女王。

厄斯金死前著有《三篇从福音书的观点论完全的自由》与《英国军中广泛虐待事件的评论》等，后者可能是历史上最早提出军队里有滥用权柄、危害士兵现象的报告。

面对卡洛琳案的胜利，威伯福斯没听掌声与道贺就匆匆离开。到伦敦的医院，要为女儿买更好的药材。女儿还是病逝了，威伯福斯写下“在死亡的床边，与送葬的沿途，我更确认《圣经》的应许与永恒盼望的宝贵”。写完，他与妻子哭了一场。一个基督徒，最深的赞美常是涌白悲伤的深渊，最高信心的呼唤常是发自最绝望的旷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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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牛痘法案

1797年天花在英国流行，持续有4年之久，死了很多人，尤其是小孩。威伯福斯认为这是建立强制免疫医疗的时候了，他提出《牛痘法案》，“为小孩健康的缘故，立法强制每个小孩种牛痘”。又有许多反对的声音：“荒谬!竟要立法让每个健康的小孩去接受牛身上的疾病。”“种牛痘?孩子的长相会像牛。”有个医生这样嘲笑道，“为什么狂热的威伯福斯，不听听专业医生的话，提出这么幼稚的法案?政治家该承认自己有许多不懂的地方吧!”不顾反对，威伯福斯仍然坚持《牛痘法案》，因为他的背后有两位优秀的基督徒专家，一位是发现牛痘的金纳〔1749—1823〕，另一位是一代奇才贝尔纳。这个法案的通过，不仅救了许多人的生命，而且使全世界都效法跟进，纷纷立下牛痘法案。

金纳终其一生都在英国的乡村巴克莱行医，并兼任当地小教会的牧师。他以敏锐的观察力看出挤牛奶的女工不受天花的侵袭而发现牛痘。金纳到伦敦报告这个大发现时，许多伦敦大牌医生都不信这个“乡下来的赤脚大仙”。他争辩了两年，引来更多的讽刺。善良又不善言语的他，带着受伤的心又回到乡下。但是接下来开始有人遵照他的方法做，证实是正确的。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一直注意这件事。基督徒的信条是“上帝是唯一的正确，传统不一定就正确”，因此只要牛痘是对的，就不管传统医学如何反对。正是这种认知帮助他们突破传统，认清事实，因此跨出为牛痘立法的一步。

39 基督徒的怜恤与社会福币政策

贝尔纳，美国马萨诸塞州人，哈佛大学法律系毕业，他是怀特腓在美国东部福音大复兴所结的果子。贝尔纳在上帝面前立下一个特殊的心志：“一生照顾穷人。”凭着法律的专业，他专门为被欺侮、压迫，请不起律师的穷人辩护。他天生讲话口吃，辩论到热烈时，舌头打结，久久才能说一句完整的话，但是热情充沛，正气凛然，深受敬爱。贝尔纳愈帮助穷人愈发现，他最大的长处还不在法律条文的辩论，而在具有开创力与组织的才能。他与妻子长期不能生育，因此夫妇两人算准赚了若干钱，就可以不用再工作，而全力投入一个从未有人做过的崭新事业——“穷人生活改善中心”。不久，贝尔纳结束律师事务所，到英国加入克拉朋联盟，成为第二代圣徒中负责联络、穿针引线的人物。

贝尔纳认为：“改善穷人生活绝对不在社会福利政策，也不靠同情性的施舍。施舍与福利，反而带来一个危机，使人习惯于被救济，更增加人的惰性和贪婪，更产生反政府的情绪。因此错误的社会福利败坏穷人，使人的劣根性滋长，企盼不劳而获。反成为心志低落的残废者。所以政府愈努力筹钱实施社会福利，所换来的是穷人愈多的反对。穷人感激的不是政府，而是那些唆使他们愈叫嚣才愈能分到大饼吃的人。”这一段话，使得贝尔纳被一般的社会改革家、政治思想家大力抨击，他们两百年来想尽办法要让贝尔纳言论销声灭迹。

贝尔纳提出：“真正的社会福利，是恢复穷人的自尊与快乐，而最好的方法是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与改善工作环境的品质。因此，应该发展社区大学，让穷人接受更多的教育，学得一技之长。应该用科学方法来制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威伯福斯、麦考利、艾略特等人出了许多钱，给贝尔纳成立这个“穷人生活改善中心”，目的在成立传达各种改善穷人生活方法的资讯站。

这个中心出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如无机化学之父戴维用电解法发现了15种元素。不过他认为最伟大的发现不是发现元素，而是发掘人才。电磁学大师法拉第用实验证明电与磁的关系。法拉第定律非常有名，但是很少人知道法拉第长期在伦敦的贫民区中，带领一些孩子查考《圣经》。植物学大师班克斯提倡创立植物园，免费教育市民，并设立当时最大的基尤植物园。这些人相信科学研究的成果可以改善社会。贝尔纳发挥他的组织长才，结合这一批科学家和克拉朋联盟组成“英国技术学会”，推动《工厂法》——政府有权突击检查工厂、矿场有无苦待劳工现象——与《济贫法》——政府需要提高预算支持穷人教育。这两个法案，后来成为1830年代有“穷人天使”之称的艾希礼为穷人奋斗的基础。英国在过去两百年的历史上。经历许多饥荒、战乱、不景气，而始终没有发生暴力革命，贝尔纳是最关键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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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星期日法案

1801年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提出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法案，称为《星期日法案》。这个法案不仅引起许多议员的反对，连大多数基督徒也反对。这个法案开始是贝尔格雷爵士向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提出来的。贝尔格雷爵士本来不是基督徒，他是由1788年常在议院听威伯福斯的见证而信主的。他是当时非常少有的犯罪学专家，认为“一个人如果每星期工作7天，没有休息的时间，会使人容易犯罪”。他于是成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团体——“严守圣日协进会”，探讨守主日为圣日的传统。他愈观察愈心寒，因为星期日许多人仍在工作。他认为这不仅是社会的危机，也是教会的危机。与弟兄们仔细讨论后，威伯福斯决定分为两方面进行，先向基督徒呼吁：“基督徒啊!在星期日时。请看看我们周围的马车夫、送货员、卖菜的……为什么仍有这么多人要为生计卖命，没有休息，也无法安息?星期天真正能休息的，只是中上阶层的少数人……而基督徒渐渐忘记，我们在主曰享受到的方便，是建立在贫苦大众的不便上；我们守主日聚会外，仍欣然享受别人的服务。主日聚会会不会渐渐沦为少数中上阶层基督徒的高级娱乐?我呼吁牧师们，除了星期日之外，为那些星期日必须工作的人，设立周间的崇拜聚会。”接着威伯福斯又向皇室贵族、议员建议：”星期日不开会，以免属下不能休息。”

这两个建议遭到全国性的反对，许多牧师认为“威伯福斯对真理认识不清楚，竟然主张不守主日。主日就是星期曰，怎么可以改到其他时候”?议员也反对：“星期曰不要开会?难道他不晓得我们的会议多么重要，星期日也必须开下去。何况这样才能反应出我们对国家大事的认真与注重。”

在这一大片的反对声中，威伯福斯带着妻子静静地度过41岁的生日。他写下：“喔!主啊!求你用火热的爱，再一次温暖我被我的弟兄姊妹们无情辱骂后的心寒。被人攻击后的沮丧使我迟钝，被人误解后的退缩使我夜里辗转无法成眠。主啊!我厌倦我的事奉，我跌人被误会的泥沼，在挣扎中我无法向你保证心思的洁净。喔!主啊!使我的灵活泼起来，并能感到你的同在。”

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不再提《星期日法案》，转个方向寻求“设立全国性的假日，让所有的人可以一起休息”。严守圣日协进会也宣告解散。

威伯福斯知道许多基督徒误会他了，他的目的不是不守主日。而是顾及中下阶层劳工，教会需要更具弹性的聚会时间。他以深远的眼光看出，19世纪的英国基督徒，在经过卫斯理与怀特腓的大复兴后，渐渐失去了生命的热忱。就如《哥林多前书》所描述的，早期的基督徒是贫穷、知识落后、软弱的一群；信主几年后，蒙神祝福成为富有的中产阶级，反而不去关照穷人，不再传福音了。更糟的是整个教会的思想模式，传福音的对象中产阶级化，与芸芸众生失去了联系。时代的脚步在前进，更多的人涌人城市，尤其是中下层社会的人，他们不晓得他们的教会在哪里。而教会中产阶级的框框。也视他们为局外人。“基督徒没落的热心”是使国家的基督徒比例直线下降的原因。历史证明，到了1850年，英国已经很少有劳工到教会去；到了1900年，失去群众的教会，已成为英国无关紧要的边缘团体了。很可惜!这样的历史仍然不断地重演，于是教会的影响力，就一落千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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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禁止虐待动物法家

虐待动物是人类的病态心理。在动物不合理的受苦中获得快乐，这种状况一直在人类各种把戏、玩耍中存在。当时的欧洲流行一种狗追野熊的游戏，就是将野熊抓来，用绳子绑缚在钉紧的木头上，再放凶猛的饲养狼犬去咬它。熊狗相斗的吼叫，刺激又血腥。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与法学家厄斯金，首先针对这个恶习提出《禁止虐待动物法案》，促使禁止熊狗相斗的游戏。“为什么要禁止呢?这种活动有助国民勇敢、尚武的精神。”反对者提出。“在丛林里、大草原或是南极探险，才是真正的勇敢，这种血腥的玩耍等于是蔑视生命，对教育只有负面的影响。”弟兄们辩道。“如果你们知道怎么玩，就知道这有多刺激。”反对者答道。“是吗?如果你们能体会动物的感觉就一点也不刺激。”威伯福斯辩道。这个法案后来通过，并且成为野生动物保护的先河。

社会上有许多不合理的现象与制度。1799年克拉朋联盟的麦考利由狮子山公司回来，和长期等待他的女友结婚，并且以他的文学长才，创立一份《基督教观察家报》月刊，其宗旨是“以清楚、严谨与信仰的实践，在社会问题上落实布道神学，而非讨论神学上的细小歧异”。威伯福斯有辩论长才，在动笔爬格子方面却缓如蜗牛，麦考利催了他一年，他才挤出一篇短文，并附了个短笺：“我相信你一定为我感到难过，但不要失望。我全心相信这份月刊会办得更好。”借着这份刊物，麦考利以他对时代的敏锐，针对现今问题提出反思，这一份刊物几乎成为克拉朋联盟的“机关报”。

另一个优秀的写作人才是布鲁厄姆〔1778—1868〕，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律系毕业。他曾经在法国居住，只因为不是法兰西种的白人就遭到冷酷的歧视，回到英国后决心为被歧视的人争取法律的公平。他担任伦敦最高法院无人委托诉讼案件的律师〔公设辩护人〕。他的法律专业，把他训练成一个收集罪证的专家。在1807年，他投入第二代克拉朋联盟，和第一代的法律大师史蒂芬并肩作战，取得了许多胜利。他同时兼具写作长才，担任当时最佳期刊《爱丁堡评论》的主编，反对奴隶制度，并认为奴隶制度是国家公共政策上的大谎言。

布鲁厄姆年轻时是个著名的花花公子，英俊潇洒、口若悬河，博得无数女孩的欢心。他带着当时最大财阀的女儿，私奔法国结婚，在保守的18世纪是件社会大新闻。之后，在法国吃足苦头的布鲁厄姆，身处困境，偶听福音，反而成为热心的基督徒。回到英国后，许多人都因他的桃色新闻太多，而与他保持距离；出人意外地，这时敢出面接受他的竟是威伯福斯。当威伯福斯带布鲁厄姆加入克拉朋联盟时，许多弟兄提出反对：“连一般政治团体都不要的人，我们竟然还请他来。”威伯福斯知人善用，他轻描淡写地讲了一句话：“依我看，当我年老过去时，能够代替我带领弟兄们往前的人可能就是他。”知遇之恩，使布鲁厄姆全力以赴，大展才华，不仅担任《爱丁堡评论》的主编，而且著有《欧洲权势下的殖民政策》一书，攻击海外殖民政策。1820年推翻奴隶制度时，他是最主要的攻击炮火。他创立著名的英国伦敦大学；成立“有用知识推广协会”，将好书以最低的价格卖给劳工界；以法律专长改革英国法院制度，并建立刑事法庭。1830年到1834年，他担任上议院的议长，整个奴隶制度就是在这时被废除。时间证明，威伯福斯没有看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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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胜利的初临

 

 

 

属基督的事，只有有基督生命的人才能做成。

公元1793年，

带着福音热忱的宣教士，

开始踏上鲜为外人所知的古老恒河畔，

为要把福音的种子。

洒在这片封闭几千年的荒原上，

却在无意中发现，

多少印度人的无知与罪恶，

层层纠缠在印度的宗教与文化下。


于是隐藏在深处的污秽泥泞。

第一次，见了光!

听印度传来的报道，

为什么活着的寡妇需要与死去的丈夫一起烧死?

说是殉情。

为什么庙宇可以公然培养神女供香客泄欲?

说是崇拜。

为什么容许神轿把人压死?

说是通往天国的捷径。

为什么印度存在这么多养尊处优不事生产的贵族与僧侣?

说是命运。

一下子，点燃了英国全国上下辩论的热潮，

激起了政治、宗教、文化对立的激烈争辩。

內阁大人下令：

“住嘴!英国在印度，只要甘蔗与茶叶，

只要印度人能听话，其他都不要管。”

议员们也呼应了：

“印度的宗教与文化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为什么要用西方的眼光去看印度人呢?

互相尊重吧!”


开明的大学教授也说话了：

“谁说庙里有妓女是错误?那些妓女是自愿的!

谁说神轿压死人是不对?那些被压死的人也是自愿的!

如果不懂印度宗教的深奥哲学，

就不配论断印度宗教的表现方式。”

但是，也有狂热的基督徒起来人声疾呼：

“英国应该派兵去保护那里的基督徒，

毁掉一切偶像，

严格地对付一切异教神棍、阶层恶棍，

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天职。”


也有基督徒议员准备提出《宗教容忍限度法案》，

他们认为：

“政府对于借用宗教之名产生的犯罪行为，

若是过度地容忍，就是失去原则的懦弱，

就是不道德。”

在这火热高昂争辩的初期，

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却安安静静，

他们以深远的眼光，严谨的思路，与对上帝的信，

提出了《印度法案》，

不仅终止了一切争辩，

而且对于英国所有的海外殖民地，

除了赋予管辖权之外，

也要求推行公共行政政策。


他们看出，殖民政策有消失的一天，

但是能给各个殖民地留下深远好处的，

是良好的行政系统与制度：

任何宗教行为必须符合这个制度，

而非宗教与宗教的对抗。

这个法案的影响，直到如今。

愤怒的刺猬

42 宗教与政治的抗争

 

当印度宗教问题在英伦三岛引起白热化的争辩时，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一致不对外发表看法。威伯福斯承认他从来没有去过印度，没有亲眼看到寡妇的活焚，他对印度宗教也没有什么涉猎。不过他认为目前的一切论点，都缺乏对问题全貌的考量。例如，内阁的观点纯粹是由殖民主义的经济至上论出发，碰到棘手问题，只想迅速地找一扇门，把问题关起来，不让人看见就可以了。厄斯金对威伯福斯说：“我们需要有一把专开这种门的钥匙，把一些见不得人的问题公开化，放在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的地方。问题的公开化，是诚心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对于呼吁尊重印度原始文化与宗教风俗的看法，威伯福斯认为，对落后文化单方面过度的奉承，不仅姑息了其宗教恶习，更是助长了经济至上的气焰。经济至上论认为，印度人只要乖乖听话，其他事情怎么做，外界都不要干涉，以免引起冲突。所以对原始宗教的尊重，反而很容易让少数人拿来作为笼络落后地区的手段，成为另一种更为垄断的获利方式。

对于开明知识分子的“自愿论”，威伯福斯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自愿。寡妇焚死是自愿的吗?他认为那是社会风俗压力下的自愿，哪算是自己的意愿?在神轿下被压死的人是自愿的吗?那是被错误教条引诱丧失理智的行为，也非自愿。寺庙中接客卖淫的神女也是自愿的吗?那么年轻的少女根本还不能为其行为负责；即使成熟的神女有些是出于自愿，但是这种自愿在法律上是违法的。

于是很自然地，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与威伯福斯认为帮助印度最好的方法，是应该先建立完整的法律系统。并且实施英国式的公共政策。即使如此，他们认为对牵涉宗教的犯罪行为，需要非常小心的处理。威伯福斯首先写信给印度总督韦尔斯利爵士、印度军事将领廷茅斯将军，以及若干当地的宣教士，确定流行报道中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渲染，哪些是谣传。在返回的信中，有了确实的证据与资料后，弟兄们私底下仔细地开会、讨论、规划。他们请来在非洲宣教多年的老传道人巴宾顿提供意见，经过仔细思索，渐渐凝聚成两个共识：第一：对于宗教产生的犯罪行为，不要用另一种宗教的观点去争辩，以免沦为宗教对抗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成为所有宗教基本的共识，用来引导偏离宗教的犯罪行为，使它符合公共政策。这不是在不同宗教之间取得教义、信条的妥协，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政府更不该担任这个角色，而是在公共政策的建立上坚持立场并予以维护。

第二，反对用政治的力量保护异教文化下的宣教士与基督徒。因此，他们反对国家派兵去进行圣战，以免基督徒在殖民地成为新的特权阶级。威伯福斯在写给厄斯金的信中说道：“很多基督徒，在考虑基督徒的安全上，太依赖政治的力量，而忽略上帝的力量。我知道印度的基督徒将长期生活在印度婆罗门教与印度守护大神毗湿奴的阴影下，我仍然相信真正的基督教，是只相信耶稣基督的保护，而不在乎政治力量的保护。成为大国容易有一个试探。以为大英帝国的政治保护，会比上帝全能者的保护更安全。”

威伯福斯终其一生反对英国出兵到海外保护基督徒，他认为这样只会收一时之利，就历史长远的眼光看来，这样做不过是妨碍福音布道深入异邦。1813年6月23日，在议会上他为印度的宗教、外交、经济与公共政策关系站起来足足讲了3个小时：

“基督徒为什么不需要政治力量的特别保护?因为历代以来，真正传递基督教真实信仰的人，是一群这世界所不配有的人，所以也不需要这世界特别的保护。这些人永远符合耶稣所说的：‘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就世上的哲学看来，基督徒永是被轻弃之人；在政治上，基督徒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人……基督徒如果非要政治的保护才能安心，他该认识政治的保护与耶稣基督的保护有一些实质的不同。前者是要接受强权之下的管制，基督的保护却是他生命大能下的自由。”

1813年。议院通过《印度法案》，在海外殖民地实施公共政策，这些宗教恶习果然——消除了。威伯福斯说：“我永远反对组织基督徒来对抗宗教问题，我们需要的只是忍耐与公共政策的实施。”“基督教应该是对别人没有强制性的宗教，因为属基督的事，只有有基督生命的人才能做成。”

愤怒的刺猬

43 海军贪污案

 

1803年5月拿破仑向欧洲列强英国、俄国、奥地利、瑞典宣战。拿破仑不可一世的骑兵，迅速扫荡欧洲大陆。到了1805年。拿破仑准备入侵英国。在大战来临之前，英国爆发了一件大案。就是“海军贪污案”。英国由于长期在各殖民地进行奴隶买卖，奴隶船只按时缴纳给海军的保护费，给海军带来巨大的不法利益，以致保护国家的军队成为保护奴隶船只的舰队，尤其是高级将领更是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盗吃军饷，其中以海军最高指挥——海军大臣当克斯贪污最严重。而这件海军贪污案就在1805年初英法海战即将来临之际，爆发出来。

战争即将爆发，首相皮特与内阁大臣尽力掩盖这件贪污丑闻。当克斯也坚不辞职，心想大战要来，阵前易帅，乃兵家大忌，而且他多年来兵权在握，谁敢动他?1805年4月议院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处置当克斯与海军贪污将领。整个会议弥漫着息事宁人、官官相护的论调。即使贪污罪证确凿，为了让海军去打仗，多数人认为私下了之就可以。

这时，威伯福斯召聚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一起祷告，求上帝赐下智慧，并使他们能够行动正直、不畏权势。弟兄们看准战争的胜负关键不在船坚炮利，而在国家必须站在正义与道德筑起的碉堡上。他们提议公开调查海军贪污案，并且以弟兄中年轻的议员佩地为主要的辩方代表。

佩地议员，剑桥大学毕业，进人议会后，本来是支持奴隶制度的，由于才思敏捷，他成为反对克拉朋联盟的大将。弟兄们常常觉得辩不过佩地，就为这个年轻人祷告。有天晚上，佩地在家睡觉，梦见一大片无情的炽火燃烧非洲大陆，成群的黑奴或死或逃，惨不忍睹，而他正是那助燃的火焰。佩地由恶梦惊醒后。公开放弃过去的政治立场，投入克拉朋联盟，成为反对贩奴的战将，后来是英国最高法院的法官。

当晚佩地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力辩内阁大臣、执政大佬。直到凌晨4点，威伯福斯站起来说：“今天晚上，如果我们不投票公开调查海军贪污案，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带着平安的心，离开这个会场。这么明显的贪污，绝非推诿之词可以掩饰。我实在找不出任何文雅的字句来表达对包庇虚谎的憎恶。”未了白发苍苍的米德顿起来说话了。那时米德顿已80岁。曾任英国的审计长多年。他的正直、廉洁与清白，是全国所著称的。他平常很少说话，但是深得各界尊重。他一站出来，会场就寂静无声。米德顿说：“每当政府包庇一个贪污犯，是给国家的未来埋下一颗定时炸弹，而我们今天正是要决定是否要给国家开下这么危险的先例……议会应该是相信廉洁就是真理的地方，如果不以这个当做信仰，国家就没有什么原则了。”

议会决定公开投票表决，一个一个地点名投票，结果是216比216平手，只剩下最后一个议员艾博特，来表决。他面如死灰，在宁静的大厅中，为国家投下关键的一票。《当克斯与海军贪污案公开调查案》通过，当克斯立刻辞职，英国最有权力的海军大臣。就在战争前夕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