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得生挚爱中华》一个感人的洋人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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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爱情道上

    戴德生和祝恩赐在上海继续他们的宣教工作。他们在城内及乡郊四处布道，派发福音单张。过了数周，他们仍不知道何时才可以返回宁波，又或者需要跟随大队离开中国，总得视战局而定。他们听闻中国传道会又差遣了三名传教士前来上海，但不知道差会何来足够的经济支持。

    到了二月底，宁波的局势似乎平静下来了，巴格尔来信说官吏和居民都很友善。所以大部分家眷都返回宁波，只有戴德生、祝恩赐夫妇及高富夫人还留在上海。他记述道：「主把我们带到这里来，还没有叫我们回去，所以我们只好留下，等候他的带领。」

    戴德生发觉自己愈来愈想念玛莉亚。他写道：「我真渴望与自己所爱、所信任的人毫拦阻地互相沟通。」得到祝恩赐夫妇的鼓励，他终于鼓起勇气，在3月２1日写了一封信给玛莉亚。这封信已经不存，但他在信中向玛莉亚表露了爱意，请求玛莉亚让他有更多机会认识她，同时盼望日后可以与她成婚。他也恳求她不要立即拒绝，因这会使他难受和痛苦。最后他说如果她不能接受他的爱意，就请她把信烧掉。依照当时英国的社会习惯，戴德生也写了一封信给他的长辈高富牧师，表白他对玛莉亚的感情，并说他已向玛莉亚求婚。

    4月8日清晨，玛莉亚正在宁波的学校里忙碌工作，高富夫人推门而进，手上拿着一封信。信封上的笔迹很陌生，她猜不出是谁寄来的。她没有立刻把信打开，预算稍后才读。当她回到房中，拆开信封，才知是戴德生的来信。

    她一边读，一边有着不能置信的感觉，好象她的祷告已蒙应允。跟着，她立刻跑去告知姊姊宝丽娜。

    姊姊说：「那真好极了，恭喜你！」

    玛莉亚又告诉欧德丝女土。

   「我想你不会接受他的爱意吧？」欧女士板着脸说。

    当玛莉亚暗示这可能性时，欧女士说：「我们最好先写信给谭恩（Tarn）先生，请他查查戴先生的为人怎样。」

    住在伦敦的谭恩先生是玛莉亚的姨父，也是她合法的监护人。

    欧德丝女士继续说道：「你一定要回信给戴德生，拒绝他的求婚，并且叫他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你自己也要完全忘掉它。」

    玛莉亚实在左右为难。在法律上，她无需听从欧德丝女士的意见，但她显然也不愿拂逆这位长者。虽然欧女士性格专横，什么事都要管，但她多年来照顾玛莉亚，所以很受玛莉亚的尊敬和爱戴。高富夫人十分同情她，不过仍是劝她服从欧女士。

   「我觉得欧德丝女士待你如母亲一般，虽然你有自己的想法，但你不能完全背逆她，否则你心里总不是味儿。」

    欧德丝女士还径自写信给谭恩先生，对戴德生极尽低毁。玛莉亚也写了一封信给姨父姨母，表白她对戴德生的感情，并希望他们同意她俩的婚事。但信还没有寄出，欧女士已托宝丽娜转达她的不满，要她不要把信寄出。

    玛莉亚反复思想和祈祷，不知如何回复戴德生。按她本人的心意，当然希望说些鼓励的话，但看来欧女士定会先把信过目。为了尊重她，她的复信便得直截了当的拒绝他。

    最后的定稿实在是一篇杰作。无论用字遣辞或说明立场和意向，都小心翼翼，字里行间暗示了多重意思。

    发信日期是1857年4月16日，内文如下：

    亲爱的戴先生：

     高富夫人上周4月8日交来3月21日大礼。信中充满基督的爱心，很是感谢。

     你在信中提出之事，我恳切地放在祷告之中，诚挚地求询主的旨意，并凭他意行。我绝不愿意给你带来痛苦，但我只能按着神的带领复信予你。我清楚觉得我有责任拒绝你的求婚。然而，请你不要以为我轻率从事，或者不体会你对我的爱意。其实我极之尊重你的一番好意（但责任所在，只能敬谢不敏），绝不想令你难堪。

    我想我应该把此事告知欧德丝女士及妹姊，还有送信给我的高富夫人，除此之外，无人知情。我希望除了我的亲人，以及你想告知的人外，不再向人提及此事。在我复信后，我会按照尊意，把来信烧掉。

    戴先生，我向来待你如主内的弟兄，门徒怎样彼此相待，我希望也能照样待你，但可不能要求更多。我请求你以后不要再提此事，因为我的回复仍是一样。你可从信内的字里行间，晓得我没有轻率地拒绝你。对于其他非主内的人，我会干脆回绝，不会这般委婉。愿救主耶稣赐你丰富的恩惠，也使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又愿你作他荣耀的器皿，引领众多灵魂得救，在基督再来之日得着快乐的冠冕。

                                                                      主内

                                                                  玛莉亚·戴雅上

    这样的信能否通过检查呢？信中说「门徒彼此相待」，意即彼此相爱。她是请求他不要再提此事，而非不准他提起，为戴德生留了余地，让他日后可以旧事重提。戴德生能明白这些暗示吗？能否知道她是「责任所在」，必须服从欧德兰女士呢？

    这封信果然通过了欧女士的检查，顺利来到身在上海的戴德生手中。信寄出后，玛莉亚的心情，如她所述：「我觉得我不能想望什么，惟有把事情全交在神的手里，求他按着他的心意而行。」

    戴德生在五月初收到玛莉亚的复信。他反复阅读，看出玛莉亚模棱两可的立场。不过从字面看，信中至少表明了不要再提此事，可见目前并不适宜。「他怀疑信中的隐晦及含糊，可能与欧德丝女士有关。

    这个曲折的爱情故事还未有何进展之前，有一件事尚待解决。1857年5月29日，就在戴德生二十五岁生日过后一星期，他向中国传道会请辞。他以前已多次暗示，因为差会常常不能如期发薪，而且时有短缺。最使戴德生不满的，是差会以借贷来维持会务，有违圣经的教训。此外，差会也禁止属下的传教士在外工作来帮补收入，使戴德生更添一重障碍。

    他在荷尔和伦敦时，已证验了神必回答他的祷告，供应他一切所需，而且每以穆勒为榜样，借此激励自己。现在，他会再次根据这些原则过活。他对差会说：「若主赐福你们，带领你们给我任何指引、金钱或其他东西，我盼望是从他那里领受，使我向他感恩，并向你们致谢。」数天后，祝恩赐也向中国传道会请辞。他们的辞职是在双方协议和相当友好的气氛下达成。

    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反省与祷告，戴德生和祝恩赐决定留在条约口岸一起工作。他们想先组织一个中国基督徒的团契，训练有才干的华人基督徒，鼓励他们向同胞传道。于是他们把资源集合起来，住在一起，共用金钱，就象一个家庭一样。他们预备回到宁波去，一方面和巴格尔医生同工，一方面建立华人教会，训练工人。

    6月7日，他们接到消息：三位中国传道会的传教土——侯尔（Char1esHall）。侯尔太太和麦丽芙（Magrath）小姐——经过了六个月的航程，现已抵达黄浦江口。戴德生和祝恩赐立刻赶到码头迎接他们。经过一周的准备，一行人便齐赴宁波。到达目的地后，候尔夫妇和麦丽芙小姐暂时住在巴格尔医生座落于租界旁的家中，而祝恩赐全家和戴德生则搬进陆赐牧师在盐门附近的旧房子。

    由于玛莉亚信上的话印象犹新，戴德生尽量避免和她见面。而玛莉亚也尽量不去探望她的老朋友祝恩赐夫人，恐怕会碰到和祝家同住的那位青年。戴德生和祝恩赐跟随神的呼召，埋首于布道工作中，预备离开宁波数天，到附近的乡村传教。

    一切尚算平静，但当双恩赐夫人请玛莉亚在戴德生和她丈夫离家期间，搬去帮助她做探访工作，而且陪伴她时，麻烦便产生了。玛莉亚一定在欧德丝女士面前提到戴德生和祝家同住，所以欧德丝听见祝夫人的邀请，便怒不可遏，立刻跑去跟她理论。

   「我不想玛莉亚陪你探访。」她蛮不讲理地说道：「而且，让我告诉你，我知道戴德生先生曾向她示爱，我却强烈反对。我请你不要为这两个青年人制造机会。最后，请你答应不把我今天说的话告知戴德生。」

    好一个祝恩赐夫人。她虽然勉为其难地答应不去蓄意撮合两人，因为恐怕欧德丝女士会完全禁止玛莉亚和她来往；但鼓起勇气向这位强横的女士说：「你说的话，我不能不告知戴先生。同时，我也要告诉你，你这样干涉两个年轻人的恋爱，实在太过分了。」

    之后，祝夫人把事情的始末—一告诉戴德生。他才确实知道玛莉亚拒绝他，并非她的本意。

    欧德丝小姐更探望高富太太，要求她答允不为他们两人撮合。

戴德生决定他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亲自拜访欧德丝小姐，跟她倾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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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好事多磨

    欧德丝女土近来把学校交给包森夫人管理，自己则搬到宁波北门附近与陆赐牧师一家同住。1857年7月 7日那天，她听到戴德生想要见她。或许由于她颇佩服这位青年单刀直入的勇气，她很有礼貌地接待他。

   「我来是想问问我在什么地方开罪了你？」戴德生说：「是否因为我写信给戴雅姑娘时，只附寄一信给高富先生，而没有给你写信？」

   「不是的，问题在于你事先没有征求我的同意，就给戴雅姑娘写信。」

   「噢！我很抱歉，但你还是戴雅姑娘的监护人吗？」

   「不，严格来说，我不是她的监护人，但至少她的家人委托我照顾她。我认为你和玛莉亚的订婚，不会得到她的合法监护人谭恩先生和夫人的同意，我已经把此事通知他们。我不想受人责怪，所以我不能批准你们来往。」

   「我明白你处境的困难，你已尽力而为了。但既然你把戴雅姑娘交托包森夫人照顾，我不明白你为何还大力反对此事呢？」

   「按礼貌你应该事先征求我的意见。」

   「但我觉得至少应先了解戴雅姑娘对我的感情怎样。当她表明态度后，仍有很多时间征求其他人的意见。你还有别的反对理由吗？」

   「我想我无需告诉你！」

   「但我极想知道，相信你应该告诉我。」

   「那我便略提两点。首先，你是否普利茅茨弟兄会（PlymouthBrethren）的成员？」她说到弟兄会时，声音哽塞，充满了不屑。「还有，你是否在礼拜日赶路到宁波，不守安息日？」

   「我想我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如果你说的普利茅茨弟兄会是指达比牧师（J、N．Darby）的信徒的话，那么我从未是他们的成员。我自小便属循道会。我在荷尔及托顿咸参加的都是独立教会，皆以新约道理为准则。至于安息日，我喜欢称为主日，我对这一日当尽的义务都很珍视和尊重。是的，去年十月，我和祝恩赐父子的确在主日赶路回宁波，因为那时祝氏父子极需赶回城里求医诊治。你大概被谣言误导，所以才会这样反对我向戴雅姑娘求婚。你还有其他理由吗?」

   「我说的话到此为止。」欧德丝女士和戴德生的谈话便到此结束。

    戴德生反复思想，并用了很长时间为此事祈祷。一个垦期后，他有了决定，想先见玛莉亚，征求她的允许，让他可以写信给她在伦敦的监护人。

    7月15日，他乘坐一顶轿子来到玛莉亚的学校，在天井等候她。那儿全是妇女。包森夫人、宝丽娜和玛莉亚正要离开。一个机灵的佣人把戴德生带到熨衣房里，戴德生交给佣人一张纸条，是他花了一整天去写给玛莉亚的信。听见戴德生的声音，玛莉亚立即躲开，但佣人仍是把便条递给她。

   「那位外国先生要我把这个交给你，他在等待回音。」

    玛莉亚捧着信读，双手不住颤抖。信上这样写道：

    亲爱的玛莉亚小姐：

    上周我和欧德丝女士会谈，得悉她曾去信给你在英国的监护人，提及我在上海写信给你之事，在未得到回复之前，她仍会反对我们来往（理由她不愿说）。经过祷告后，我觉得应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当然在有所行动之前，我希望能先和你面谈。我诚恳地请求你抽几分钟时间，与我见面。——让我附带地说：那些为我祈祷，给我意见的人，都认为与你面谈是重要而必须的。

    玛莉亚把字条拿给包森夫人及姊姊看。

   「你不该见他。」宝丽娜说：「欧德兰女士不会批准的。」

    包森夫人也同意。于是，戴雅姊妹两人便溜出门，到高富牧师的家去了。由包森夫人接待戴德生。

   「上楼来，到客厅坐坐。」她说。

    包森夫人是个聪明人，又有经验。虽然她由欧德丝女士那里接管了学校，但她不至于凡事都要看欧德丝女士的脸色。戴德生把上周和欧德丝女士会面的情况——告诉她。

   「在我写信给玛莉亚的监护人之前，」戴德生总结地说：「我想知道玛莉亚对我的感情是否一样？」

    包森夫人犹疑一下，然后说：「是的。」

    第二天，即是7月16日，玛莉亚写了一封长信给她的姨父母，告诉他们她于四月写了一信，但欧德兰女士不准寄出。在信中她又告知她的监护人，她对戴德生已萌爱意一年多了，也时常为他祷告。当她接到戴德生求爱的信时，她感到自己的祷告蒙主答允，同时觉得欧德丝女士的反对有点不近人情。她说：「我觉得戴德生先生在整件事情中，表现出基督徒应有的态度。」她继续说：「自从两周前戴德生回来宁波后，我们未曾交换过片言只字……虽然我有时觉得世上最大的快乐就是能够爱他，和他在属灵上及其它方面有亲蜜的交通，但我并不期望他成为我的至爱，因为万人中只有耶稣是我的至宝，是完全可爱的。……」

    在七月的一个酷暑天里，玛莉亚和包森夫人谈起戴德生。她们一起读着诗篇六十九篇的话：「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急难之中，求你速速的应允我。……」之后，玛莉亚祈祷说：「亲爱的天父，如果没有不对之处，求你准许我和戴德生见面。」她记述道：「安排大家见面是很容易的事，但我希望是主的旨意，而非出于自己的意思。」

    那天下午。妇女祈祷会在祝恩赐夫妇及戴德生所住的房子里举行。玛莉亚也随着包森夫人赴会。戴德生觉得那天晚上不宜留在家里，所以打算到城外探望一位经商的朋友，并且看看几箱刚从上海运来给他的新约圣经。但黄昏前下了一阵大雨，不宜拿着书走来走去。

    所以，他只得留在家里。他拿了笔和纸跑到顶楼，准备呆在楼上，直至晚饭的时间。突然间，一个意念涌上心头：我一直祈祷能与玛莉亚面谈，难道这是主安排的及时雨，使我不能外出吗？

   「亲爱的主，」他求告说：「请给我一个清楚的启示，使我知道应否在玛莉亚离开之前下楼去！」

    就在祷告之后不久，他听到敲门声。仆人进来说：「有一个传教士来访，请戴先生下楼和他见面。」于是他下楼去，和访客谈了没有几分钟，他便告辞了。这时包森夫人和玛莉亚还未离开，可能因为下雨的缘故，她们的轿子来迟了。

    戴德生相信这是神的引导。他对祝恩赐说：「可否请你转告玛莉亚，我想和她谈一谈。」

    祝恩赐进入房问时，玛莉亚正在低头祷告。她抬头一看，祝牧师正向她招手。

   「戴德生先生请求与你一见。」他说。

   「正是求之不得，」玛莉亚说：「不知是否只有我们两人，或是容许有第三者同在？」

   「听凭尊意。」

   「那么，我希望包森夫人也在场。」

    祝恩赐领两位女士到楼上的书房，数分钟后，戴德生便推门进来。这是回到宁波之后，戴德生和玛莉亚第一次面对面相见。

    戴德生看到玛莉亚面庞上的苍白和焦虑。

    他说：「我很抱歉，带给你这许多的烦恼。我之所以想见你，是要征求你的同意，使我可以写信给谭恩先生夫人。」

   「我同意，」玛莉亚说：「我已经写信给他们，并打算再次去信。我要告诉你，我拒绝你的求婚，是受欧丝小姐所迫。自此之后，我一直痛苦难过。现在我想大家最好一起为此祷告。」

对于这一个提议，戴德生囊衷心赞成。于是，三人便一齐跪下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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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额上的玉手

    戴德生立刻提笔给谭恩夫妇写信。他在信未写道：「因此我愉快地把这件事交托给带领一切的主，并且求他引导你们作出止确的决定。。希望你们批准我俩的结合，或是由得戴雅小姐跟随主的带领而自行作出决定……」他也把一些朋友的姓名列在信中，作为他的咨询人，包括中国传道会在内。他把信的副本寄给玛莉亚，并附有一张便条，上款称呼是「最亲爱的玛莉亚。」也许没有人知道包森夫人也写了一封信给谭恩夫妇，帮助两人说好话。

    信寄出后，需等待回音，在这之前，一切如常。戴德生又在桥头街租了一所房子，作为他和祝恩赐共用的布道所，也兼作诊疗所，帮助一些抽鸦片烟的瘾君子戒烟。

    在与玛莉亚会面之后约一星期，戴德生收到欧德丝女士寄来的一封信。她听闻二人会面，不禁雷霆大怒。她在信上说：

    先生：当你来见我时，你说过……不晓得戴雅小姐还未足法定年龄……但当你从我那里知悉戴雅小姐的情况后，竟然趁机利用她年少无知，引诱她做出越轨的事……在我和她姊妹均不在场的时候，出现在一个纯粹宗教聚会中，向戴雅小姐提出那禁忌的问题。我对你这种无礼的行为极其错愕，使我不得不清楚地表明态度。我得告诉你：如果你不等候戴雅小姐的姨父母同意，仍继续跟她往来的话，我将被迫采取一些严厉的行动，你得好自为之。……一个自称传教士的人，却如此热心地「引领」已故宣教士的女儿，那真不是一件名誉的事。那位宣教士死而有知，一定极之不悦！

    戴德生把信给祝恩赐夫妇看。祝夫人读后，觉得信上的言辞和态度都非基督徒所为，令人恶心。戴德生也把信给玛莉亚看，好让她有心理准备。可怜的玛莉亚！多年后，包森夫人的孩子还记得：那时的玛莉亚常常生活在愁苦之中，每日以泪洗面。

    这时，欧德丝女士到处对人说戴德生配不上玛莉亚，因为他「没有学位，没有地位」 。玛莉亚写信给弟弟，为戴德生辩护，指出欧女士这种势利的指责是不尽不实的：「戴先生受过五年的医学训练，还差六个月就可以取得文凭，但差会认为中国的呼召更加紧急和重要……我们的父亲也不是还差一个学期便取得奖学金吗？但他认为传道更为重要，所以放弃他的法津学位……我觉得戴先生就好象我们亲爱的父亲，如果他还在生，他一定会同意我们。………」

    那年夏天真是酷热难当；但戴德生觉得稍比过去两年容易忍受，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时不时喝一口淡酒」。

    消息传来，以前曾和戴德生一起到内地传教的郭达门（JohnQuarterman）患了重病。据巴格尔医生的诊断，他是染上天花症。戴德生听到消息，便自告奋勇要去帮忙照顾他。他说自己并无家小，而且最近种过牛痘，可以预防传染。

    郭达门已经病入膏肓，戴德生只能尽量减轻他的痛苦，帮助他去准备「迎接前面的喜乐。」

   「这终能朽坏的，一定会被那不能朽坏的取代。」他作这样劝慰说。

   「这取死的身体一定会换上那水恒的身体，」郭达门同样回答。

    四天之后，郭达门终于与世长辞。戴德生写给妹妹戴贺美说：「他有甜蜜的结局。」

    过了不久，戴德生却发起高热来。可能是他过于辛勤照顾病人，也可能是感染了病毒。总之，他发起高热，卧病在床。１O月20日晚及２１日凌晨，他有一个奇怪的经历。他自己却相信那是在神智不清下的一种幻觉。

    凌晨三点钟时，他好象听到外边街道上传来一些声音。他正发高热，连放在房内另一边的表发出的「的嗒」声也忍受不了，所以用布把表包起来。街上的声音更使他不能入睡，于是起来读圣经，好一会才再躺下来。但他心还是心绪不宁，如他自己所记：「心跳得象惊弓之鸟」，精神「兴奋得难以入睡」。

    突然间，「我好象感到玛莉亚无声无息，就如空气般来到我面前。平安与宁静好象悄然临到，我确知她就在那里。有好一阵子，我好象被魔术定住，我闭着眼睛伸出手来，她用她柔软的手轻轻握着我的手，我不禁睁开眼来，感激地望看她。

   「她示意我不要作声，又将另一只手放在我的额上。我觉得头痛正在消减，热也退去，好象沉到枕头下。

   『不要害怕，不用不安。我是你的玛莉亚，你是我的戴郎。保持平静，好好安睡吧。』她微声地说。

   「就这样，我便睡着了。」戴德生记述说。

    翌晨八时醒来，热已全退，但身子仍然软弱无力。戴德生忆述道：「那是个甜蜜的梦（但我当时和现在一般清醒，我亲眼看见她，又触摸到她，就如我现在看见桌上的纸、摸着手中的铅笔一样。）……如果不是神保守，使我事先种了牛瘟，那一场天花病，可真不堪设想。」

    不知甚么原因，玛莉亚的姊姊宝丽娜现在却反过来反对戴德生和妹妹的婚事。她本人在不久之后将要下嫁包尔腾，并且计划把妹妹接到上海和他们同往。可能她想两地相隔，交通不便，或许会令妹妹渐渐冷却对戴德生的爱。戴德生很担心，决定请包森夫人劝玛莉亚不要到上海去。他知道玛莉亚正在陆赐牧师夫妇家里帮忙姊姊筹备婚礼，不会住在包森夫人家中，所以他放心拜包色森女人，不用担心别人说闲话。

    但当他抵达包森夫人府上时，却有意外的惊喜。

   「我想我可以无所顾忌地和你谈谈吧？」他对包森夫人说。

   「并不如此，玛莉亚小姐正在屋里。今天早上欧德丝女士把她带回家来。不过，你还是可以进来坐坐。」

    她把戴德生引进客厅。

   「你在这里等一会，我叫玛莉亚不要下楼。」

    对于戴德生而言，这就如祷告蒙允一样，是一个最佳的良机，可以告诉玛莉亚不要跟姊姊到上海去。

   「啊，请让我跟她谈谈吧！」他恳求说。

   「不，恐怕这又惹争端。」包森夫人说。

    但当她刚离开，玛莉亚却从另一扇门进到客厅来。她看见戴德生，很是惊讶；当然他的反应也是一样。然后，包森夫人回来了，在她面前，戴德生把他的疑虑—一告知玛莉亚。

    玛莉亚说：「我知道姊姊的计划，我已经决定不随她到上海。」

    包森夫人说：「我想为了避免麻烦，最好还是把今天戴德生到访的事报告欧德丝女士吧。我们都不希望不尽不实的消息传到她耳中。我会告诉她今天的见面完全是巧合的。」

    原来宝丽娜希望妹妹和美国传教士艾志信（William Aitchison）来往。戴德生听闻这位他在主里尊敬和爱戴的艾志信，为了玛莉亚而茶饭不思，心神恍惚。

    他想：如果我可以公开和玛莉亚来往，可怜的艾志信便不会自作多情了，因为他注定是失望的。他决定把情况解释清楚：

   「事实上，我们正在等待玛莉亚监护人的回音。在这期间，我们认为我俩已经订婚了。」

    这时候的玛莉亚一定是充满魅力，叫人神魂颠倒。是否她苗条的身裁？还是她淡棕色的头发？又或者是她淡淡的眼神，倍增她的妩媚？

    有一个叫姬勒德（Galllard）的荷兰人来到宁波，戴德生邀请他在桥头街的布道所暂住。一天晚上，两人正在闲谈之际，姬勒德侧过头来，轻声地耳语戴德生，好家是关于一件重要的秘密似的。

   「我写了两封信，分别向德国和荷兰的两位女士求婚。但我现在却被可爱的玛莉亚深深吸引了，我愿选择追求她！」

    戴德生心内「极其愤怒」。

    他冷冷地说：「如果她们三人都答应你的求婚，你怎么办？」

    戴德生听到玛莉亚还是要跟着姊姊宝丽娜前往上海。他想：我真盼望早日收到谭恩先生和夫人的信！于是他决定再与玛莉亚会谈。

    11月14日，他探望美国浸信会的一对传教士——劳尔敦（Knowlton）夫妇。他们的住所离玛莉亚家不远。劳氏夫妇也将要到上海去，劳夫人答应替戴德生写信给玛莉亚：

    亲爱的玛莉亚小姐：

    我知道你可能会到上海去，我们也准备于下周一赴沪。我想请你来舍下一叙，跟你商谈一件小事情。如果方便，见字请即前来——

                                                                劳尔敦夫人敬启

    又：如果现在没空，请通知何时前来！

    玛莉亚看到字条，立即往劳尔敦夫妇的家里去。劳夫人把她带进戴德生的房间内，便先行走开了。这次是这对爱侣第一次两人单独相会，他们并肩坐在沙发上，戴德生用手轻抱玛莉亚的纤腰，另一只手紧握着她的玉手。他事后记述说：「她给我一个香吻……比数瓶奎宁水、钵酒或其他补药更为有效。我从未感到如此雀跃和健康……她是那么可爱、尊贵、纯洁和虔诚的一位女孩子。现在我知道她所经历的一切，我比从前更爱她，更仰慕她。」

    他们共度了六个小时，并且毅然决定：无论谭恩夫妇是否批准，他们也必订婚。

从戴德生给他妹妹戴贺美的信看来，玛莉亚可能不止给他一个「香吻」而已，信上说：「我尽可能让她补偿我过去数月来应得的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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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她是我的珍宝

    为了对欧德丝女士表示敬意，戴德生和玛莉打算第一个通知她有关他俩订婚的消息。在一个星期一的傍晚，戴德生拜访欧女士，告知她发生的事情。欧女士沉默不语，戴德生心想她可能已对她自己的影响力失去信心。

    但第二天，玛莉亚却收到欧女士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作为你的监护人，我吩咐你立刻前来见我，不得迟延。」

    玛莉亚也回字说：

   「我不能视你为我的监护人，但作为一个尊重你的朋友，我乐意随时上门拜候。」

    之后，玛莉亚又接到欧女士另一张字条，指出玛莉亚是「沉迷了」，而且她很高兴地引用陆赐牧师的意见，认为戴德生「应受处罚」，陆赐又说如果是他主领圣餐，他不会容许戴德生一同领受。

    然而，终于也有好的消息！

    玛莉亚接到等待已久的信，是姨母谭恩夫人写来的。当她打开一看，不禁雀跃万分，赶忙写信通知戴德生：

    我亲爱的：

    我接到姨母的信，说他们两人都没有听到任何应该反对我俩来往的理由。见字请即前来。

                                                                  你所爱的玛莉亚

    在伦敦的谭恩夫妇，得到皮尔士（George Pearse）一再保证戴德生是个有为的青年。皮尔士是谭家的老朋友，他对戴德生请辞离开中国传道会，并没有怀恨在心；而且他认为欧德丝女士之所以反对玛莉亚与戴德生的婚事，原因是不愿意她离开她的学校。皮尔士也分别去见戴德生和玛莉亚，向他们问好及祝贺。

    谭恩夫妇对玛莉亚说：「我们完全赞同你的选择。」又在另外一封写给戴德生的信中说：「我们完全同意你的提亲。」

    现在，戴德生和玛莉亚正式宣布订婚了。他们每天都在一起，但欧德丝女士出奇的沉默。谭恩夫妇唯一的意见是玛莉亚应该等到成年才可结婚。那就是说１８58年1月16日，即是再过一个月罢了！

    那年的圣诞节，是戴德生平生最愉快的一个圣诞。他俩参加了不少聚会。其中一个是在美国长老会的倪维思（John Nevius）家里举行的，邀请宁波的年轻西教士参加。戴德生和玛莉亚一起赴会，会中还遇上夏罗拔先生（后来是夏罗拔爵士（Sir Robert Hart），他曾经追求玛莉亚。

    他们围着桌子玩游戏，大家把手放在桌底。玛莉亚心里想着风度翩翩的未婚夫婿，忍不住在桌底下用力紧握他的手，表示自己的心意。但她不知所握的手，却是倪维思的。倪维思有点意外，但随即猜想是有人弄错了，他握着那只手，开玩笑地用力回敬一下。玛莉亚这时才知道自己弄错了，想立即缩手，却被倪维思紧紧握在。她满面通红，眼眶含泪，羞得不敢抬头。倪维思怕玩笑开得过分，立即松手放人。

    从英国寄来一封信，是写给戴德生的。

    发信地点是布里斯托（Bristol），日期是1857年12月9日。内文如下：

    亲爱的弟兄：

    我很高兴可以奉上四十镑，那完全是主垂听祷告，为你预备的，希望使你更得激励，知道主时刻听我们的祈求。你若有需要，切要求告他。  

    我听到你专心一意地仰赖主供应你生活所需，很感快慰。我自己在过去二十七年多，也证验了他的信实，每次我把我的需要交托他，他都供应……我真想多写，不过还有千万信件和其他工作需要处理，谨此搁笔。

                                                                  主内爱你的弟兄

                                                                            穆勒

    穆勒虽然忙碌，但还是时常给戴德生写信，并在信内附有一些金钱。每次都使戴德生得着很大的鼓舞。

戴德生和玛莉亚开始筹备婚礼。玛莉亚希望他穿上英国式的礼服，所以戴德生开始把前额的头发留长，同时打算剪掉辫子。但玛莉亚随后又改变主意，因为戴德生前额的头发来不及留长，而且她已经不习惯看见他穿上英国服装。他们请高富牧师主持婚礼。

    在戴德生给母亲的信中，他如此描述他的准新娘：「我真希望您认识我可爱的玛莉亚。她是我的珍宝，是我渴望的一切……愿神赐下他丰富的福分，并使我们不致以彼此为偶象。」

    1858年1月20日清晨，阳光普照，一个大喜日子来临了。

    刚满二十一岁的玛莉亚，身穿灰色丝裙，头上披着婚纱，极美丽动人；戴德生穿着一件中国式的长袍，背上挂着长长的辫子。高富牧师主持婚礼，会众齐唱「远离偶象」。可借欧德丝女士和陆阳夫妇都没有出席。连「媒人」祝恩赐夫人也不能参加婚礼，因为她刚接到母亲逝世的消息。

    之后，他俩还在英国领事馆举行结婚仪式。美国领事借出私人的轿子——那是宁波市内最宽敞、最漂亮的轿子——供他们乘坐。共有二十四位朋友参加婚礼，包括英舰上的一些官员。结婚证书由副领事麦道时（Thomas Meadows）签署，他的助理夏罗拔则负责把证书交予新人。夏罗拔因而获得新娘子的一个香吻——可算是给他的一点安慰吧！

    随后他们回去参加郭达门的妹妹为他俩预备的茶会。婚礼过后，戴德生要把结婚的手续费付子英国领事馆，但麦道时坚决不收，说：「你时常替我翻译，也是分文不收啊！」

    他们在宁波郊外一所寺院度过三星期的蜜月，远离闹市的繁嚣和夏天的酷热。他们带着厨子、仆人和挑行李的苦力，先从运河乘船出发，然后坐轿进入山中。但这只能算是一边工作，一边度蜜月，因为祝恩赐患病，他门每个周末还得回到宁波主领聚会。

    在深山寺院中，戴德生这样写道：「我们真快乐！……他答允了我们所有的祈求，排除一切障碍和反对，坚固我们对他的信心。」

   「啊，得与你深爱的人共谐连理，真是好得无比，这份福气非笔墨所能形容，也非想象力所能意会！这里没有失望。每一天对你的爱人多一点认识，就令你多一分骄傲，多一点快乐，也多一点向赐福者谦卑和感谢。她是主赐给我的珍宝，是世界上最好的礼物。」

    在离宁波九哩外东湖边的一个村落中，戴德生和玛莉亚租了一间房子。蜜月结束前，他们邀请朋友来作「家庭会议」，商量平时在此进行布道，周末则回宁波工作。

    但不如意事不久便临到。玛莉亚感染了肠热病（伤寒）。戴德生把她带回宁波，和祝恩赐夫人一起悉心照料她，但数周后仍全无起色。到了她稍为好转时，戴德生却病倒了。直到四月，两人才逐渐痊愈，在包森夫人家中调养，享受家居的宁静和她花园中的玫瑰。在同月写给母亲的信中，戴德生除了报告他身体康复的消息外，也给母亲带来另一喜讯：她快要升祖母了！他当然请求母亲为他们代祷，他说：「我不知如何告诉您，我多么爱我的妻子！我对她极其满意……她的完美超过我所想所求……。」

    他们把桥头街的学校和教堂（就是戴德生婚前住的地方）大事装修，把顶楼扩建，加建了几个房间，并添置一些中国式的家具。祝恩赐夫人开玩笑地说戴德生已作好准备，招待来访的客人。

    戴德生的药房又再开业，他也恢复医治那些「瘾君子」。他发现病人信主后可靠着信仰戒鸦片烟，效果远比药物治疗好得多。玛莉亚也办了一所女校，共有九至十名女童，由她以前一位学生帮助打理。虽然捐款数目不大，却足够开支。玛莉亚自己的薪金勉强够她个人衣食开销。

    在桥头街听戴德生讲道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名叫倪永发，他是宁波的棉花商人，也是一派改革佛教的领袖，他那一派佛教徒只追求真理，不拜偶象。在听完戴德生讲道后，他站出来对会众说：「我父亲和我多年来不断追寻真理，并四处游历，仍无法获致。在儒家、佛教和道教之中，我未能找到安息，但今晚我却找到了！从此以后，我要相信耶稣。」

    倪水发把戴德生带到他的佛教徒当中，向他们解释自己的转变。他说话清楚有力，使戴德生印象难忘。另有一位佛教徒也悔改归主，和倪永发同时接受洗礼。

    倪永发问：「英国人认识福音多久？」

   「大概几百年吧！」戴德生缅碘地回答。

   「甚么？」倪永发大声叹道：「为何你直到现在才把它告诉我们。先父寻求真理二十多年，可惜志未筹而身先；为何君不早来？」

    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

    1858年6月，英法联军与中国的战争宣告结束。英、俄、美、法与中国签订天津条约，增加十个条约口岸，开放长江内河的通航权，容许各国公使驻于北京，外国人可以在条约口岸之外旅行和贸易，基督教也得到政府的明文保护，不论外国传教士或是华人信徒，其宗教信仰皆在条约保护之列。当然，执行时的宽严程度，则全凭当事的官员了。

    基督教团体的热烈反应，可以中国传道会为代表《海外布道杂志》报导说：「感谢神！诚心的感谢他！全中国都开放了！半个世纪的祷告已应验!……中国的布道工作进入一个新纪元。新的疆土、新的省分，地大人众，有些省的人口比欧洲国家还要多…… 」

    现在，欧德丝女士和陆赐牧师夫妇的态度已经比较友善；宝丽娜在上海也常来信，再无怨言。从英国寄来的手风琴虽然在途中弄湿，并损坏了，但戴德生终于把它修理妥当，夫妇二人闲时互相弹琴唱和。

    不过，不幸的事在是年秋天接踵而来。八月底，他们收到上海包尔腾的短束，传来宝丽娜死亡的噩耗。她是患霍乱死的，才二十三岁。三十二岁的包尔腾，已经历过一次丧妻之痛，现在又再遭受打击。他以后还是回到布道的岗位，与艾志信一同工作，但今年后提起他深爱的宝丽娜，还是满眶泪水。

    此外，玛莉亚的胎儿在十月日早产了，怀胎只有七个月，生后不久就夭折了。玛莉亚写信给戴德生的母亲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把肚子里的胎儿奉献给神，我想他一定接纳我们的心意。」

十二月下旬，宁波的外国基督促及中国基督徒均庆祝另一个婴孩的生辰，他是在一千八百多年前诞生的。在1858年，戴德生的教会增加了五位中国信徒。庆祝圣诞那天，有许多节目和游戏，也有唱诗，并由戴德生、祝恩赐两人短讲，充满一片欢愉。加上有一位中国信徒奉献成为传道人，使这一季的联祷会分外与别不同。

那里有死亡，那里也有生命！

    戴德生还是用很多时间帮助那些「瘾君子」，在他治理下，不少人能够成功地戒除此恶习，他的声名也日渐响亮。

    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有人把一个吞鸦片烟的病人带到戴德生面前，这人企图寻死，所以吞食了过量的鸦片。虽然经过一天的讲道及其他忙碌的工作，戴德生还是尽力替病人诊治。他尝试令那病人呕吐，但他三番四次地挣脱众人的束缚，到处乱跑，却每次都被捉回来。这样一直扰攘到凌晨二时，戴德生才能睡觉。第二天早上，戴德生记述说：「他今晨前来多谢我救回他的性命。」

    1859年7月31日，礼拜日的清晨。寒暑表上的温度是一百零四度。

    早晨的主日崇拜只有祝恩赐一人负责。戴德生和玛莉亚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还有权充医生及「接生」的祝恩赐太太。玛莉亚顺利产下一个女婴，取名戴恩惠（Grace Dyer Taylor）。戴德生写信报告荣升祖父母的双亲说：「我一直希望得到一个小玛莉亚！」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或许是因为酷热，使人的性子变得暴躁，宁波城中又煽起一股仇外的情绪，巴格尔劝玛莉亚暂时离开城市，到城外河畔的医院住，以策安全。玛莉亚到了医院后，寄信给戴德生，上面写道：

    我最亲爱的良人：

    巴格尔医生及夫人已经亲切地收容你飘泊的妻子……我在途中所见的群众并不怎么激动，不过盐门却关了。在我来到城门之前，我遇到祝恩赐先生。他转头看我时，闸门已开了，让我通过，没受到任何拦阻……不知什么时候再能够吻你，感觉你有力的臂膀环抱着我？我亲爱的德生、亲爱的丈夫，愿神赐福你，保守你不受任何的伤害……

    八月时，巴格尔夫人患上霍乱，戴德生便负起管理医院及诊所之责。三十六小时之后，巴格尔夫人去世，留下巴格尔医生及五个孩子。对巴格尔来说，这是极大的打击。

    自从1807年马礼逊（Morrison ）来华始，已有二百多位传教士步其后尘。其中四十人丧失了性命，五十一人的妻子去世。然而，祝恩赐却如此

说：「如果让我们重新选择，我们还是选上这个地方做同样的工作！」他的态度可说是传教土的表表者。

    目前，巴格尔别无选择，他决定带着五个孩于回到苏格兰的故乡去。很多人心想：这岂不意味着不能再靠他一流的医术赚钱，支持医院的工作，医院甚至可能因此结束。

    戴德生可不同意。他说：「一座刚走上轨道的医院怎能空置不用。如果神容许它继续开办，他定会有足够的供应。」

    九月中旬，戴德生正式接替了巴格尔的工作。他和玛莉亚搬进医院隔邻巴格尔的房子里。「为了应付这项工作的庞大开支，」他说：「我必须仰望主。以后数星期，到来医院求诊的病人减少了，直至戴德生建立自己的声誉后，他们才逐渐回来。然而这些新的责任和繁重的工作，也带来沉重的压力，令到他的健康受损。玛莉亚说戴德生这时的脸孔「又瘦又长」。

    终有一天，戴德生的老朋友兼厨子来对他说：「我们只有最后一袋米了。」

    戴德生回答说：「那么主的供应也必然近了。」

    说得对。就在此时，他收到布迦（William Berger）先生的一封信。「我承受了父亲的遗产，」信上写着：「但我不会改变我的生活。信中附上五十镑，请随意使用。倘有需要，也请来信告知……」

    戴德生和玛莉亚把他门的中国助手召集一起，把信译成中文读给他们听。

    [哈利路亚！]连平日不太表露感情的中国人都同声喊出赞美主的话，然后跑到各个病房，把这好消息告诉所有病人。

    到了1860年3月，桥头街的教会已经有二十一名会友。除了那位棉花商人倪永发外，还有一位姓丘的教师和他的母亲，一位姓冯的织篮工人，一位姓王的农夫和另一位姓王的画师。戴德生按着卫斯理·约翰的模式，委任两位中国信徒负责查经班，让他们从责任中得着经验。来医院就诊的人也逐渐增加，戴德生说：「我的工作超过了我的时间与能力所能承担。」

    他写信给母亲道：「……我应该告诉您，我最近的健康情况不佳，愈来愈感到力不从心。所谓『能医不自医』，……我对自己的诊断结果应有几分的保留。不过，我想……我可能感染了肺病……疟疾又或多或少损及我的肝和脾……或许我可能会被遣回家休养一些时日。」

    到了四月，他的病情使他不得不怀疑自己能否活过这个夏季。另一方面，他写信给父亲说：「回英国一趟，或许能使我的身体康复，又或者可以激励其它人来华，负起我无法继续的工作。……」

另外一位医生的意见也是一样：戴德生早该离开中国了。因此，他们在六月终于决定返回英国。据戴德生和玛莉亚所知，此去可能永不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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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取得资格

    戴德生邀请了一位中国信徒跟他一起回国，这个人的名字是王立群。他会帮助戴德生把圣诗和书籍翻译成宁波话，也帮忙修改宁波语版本的新约圣经，以及教导准传教士学习中文。当然戴德生盼望留英的经验对王立群会有助益。

    他们订购了「银禧号」的船票。「银禧号」是一条新的三桅杆帆船，船长名叫钟斯（Jones）。他给戴德生的第一个印象是个脾气暴躁的人，看来航程中可能会遇到许多不愉快的事。

    在还未启程之前，戴德生收到英国的妹妹露薏莎的信，带来一个大好消息：她已经悔改归主。戴家的人相当独立自主，虽然家里向她施压力，但她等到二十年后的今日才作出决定，相信她会持守所信的。

   「效忠于主，」戴德生立刻回信道：「我亲爱的妹妹（现在也是亲爱的主内姊妹），凭着心里真正的相信，你一定会得到满足的喜乐。」

    1860年7月18日，他们的船从上海来到长江口下泊，预备明早起航。戴德生来华已有六年，玛莉亚则有七年半。他二十八岁，而她则二十三岁。两人向中国挥手道别，在19日的黎明，船就启碇，扬帆直出中国海。

    戴德生对钟斯船长的第一个印象不大好，以后更证明他的看法不错。钟斯船长不但脾气暴躁，而且不可理喻。戴德生的小女几恩惠才满周岁，由于出牙的关系，整天在啼哭。

   「我不准许你们的婴儿这样哭。」船长说。世界上恐怕很少看见这样无理的要求！

    戴德生的反应如何，并没有特别记载。但在7月22日，他却鼓起勇气请求船长让他在船上举行崇拜聚会。船长的回复令他感到很高兴：他竟然答应了，可能是希望唱诗的声音盖过小恩惠的哭声吧！总之，此后每个星期日戴德生都在船上讲道。

    航程并非风平浪静。船上许多搭客，包括戴德生在内，都患上了痢疾，玛莉亚又染上肠胃炎，他们舱房的床铺更满是跳螽。戴德生因为拒绝在星期日替船长做翻译和帮助他跟商人讨价，使船长极之不满。

    幸好旅程不长，只花了四个月零三天，比一般旧船需六个月要快得多了。11月20日他们清晨醒来，船已经抵达贵利夫逊（Gravesend）。

    当他们仍在行程中，中国传道会经过十年的不善经营，并缺乏对远东国家的知识，终于宣告解散。

    上岸之后，一行四人乘火车到伦敦。王立群从未见过火车，更谈不上乘车旅行了，所以感到极为新奇有趣。戴德生还是穿着中国服装，玛莉亚则打扮得非常漂亮，但衣服的款式就显得不合潮流，十六个月大的小恩惠穿着白色内裤，腿儿长至脚跟。

    他们来到伦敦庇士威特区（Bayswarer）伟士本丛林街（WesrbourneGrove）63号，那是戴德生妹妹戴贺美和妹夫海恩波的住宅，他们在数月前才结婚。令他惊喜的是，小妹妹露薏莎也在那里。姊妹两人正议论着玛莉亚「过时」的服装。露薏莎于是帮玛莉亚换过一件合时的黑色丝裙，配上衬色的外套，也劝戴德生改变装扮，重新穿上英国服装。他们在庇士威特住了五个月，在伟士本丛林街的浸信会聚会，跟该会的牧师劳易土（W．G．LewiS）结成好友。

    劳易士对戴德生说：「你应该让人称呼你为『牧师』。

    以前也有许多人作此建议，但戴德生都不以为然，此次他却同意了。

    12月8日，戴德生全家和王立群向妹妹及妹夫道别，回到阔别多年的班土尼老家。那一年，每个人都度过一个愉快的圣诞节，戴贺美和海恩波从伦敦回来，戴德生亲爱的姨母哈拿及姨丈理察也从荷尔（Hllll）回来。大家一同欢聚，戴德生觉得他的精神和体力都恢复过来。

    可是，他在新年时到伦敦医院，从前的一位老师吉拉克医生（Dr．AndrewClarke）处检查，结果是不如人意。医生说：「几年之内，你不要再出国远行，连想也不要想，否则你性命难保。你的肝脏、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都严重受损了！」

    戴德生还是在忙碌，不让坏消息使他意志消沉。他有许多翻译工作，以及推动中国布道的计划要去肩担，就算不能再返中国，也够他忙一辈子了。他把一本宁波话的圣诗付样，其他书籍也准备出版。他又在各种杂志撰写一些有关中国的文章。在他劝说下，英国圣经公会答应重印罗马拼音的宁波话新约圣经，由他自己负责编辑和修正，高富则协助他。

    他还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把家搬到伦敦医院附近，继续其未完成的医学课程。由于没有拿到学位，使地碰上不少困难。他被推荐到皇家外科学院（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就读，大概需时一年至三年便可取得文凭。

    4月3日，玛莉亚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戴赫拔（Herbert HudsonTaylor）。4月9日，戴氏一家和王立群从庇士威特区搬到保蒙街（Beaumont Street）一号，那儿邻近伦敦医院，步行只需数分钟便可到达。戴德生现在把时间平均分配，一半用在医学课程上，另一半则用来修改宁波话的圣经。

    还在中国的时候，戴德生曾经写信给父母，请他们代祷，寻找五位年轻的传教士前来宁波工作。他父亲告诉他诺福克（Norfolk）有一位很好的年轻基督徒，名叫宓道生（James Meadows）。十月，戴德生请宓道生来伦敦保蒙街的家中小往，看看这位青年对传道的心志和能力，以及有否学习中文的悟性。他们一起祷告，寻求神在宓道生及其未婚妻玛花（Maria）身上的旨意。经过数星期，戴德生极其满意。宓道生将是五位传教士的先锋，要尽早赴华。在这之前，宓道生先回家过圣诞，并与玛花共谐连理。

    元旦前夕，戴德生听到一艘头等快船「挑战号」正准备远赴中国，他便立刻和船长取得连络，安排宓道生夫妇的航程。布迦先生送来一百镑，作为这对年轻夫妇的旅费。1862年1月 8日清晨，宓道生和玛花便沿泰晤士河缓缓出海，向着中国进发。四天以前，另一艘船也载着巴格尔医生（Dr.WilliamParker）夫妇，从格拉斯高（Glasgow）朝着同一目的地出发。

    1862年7月，戴德生顺利通过了考试，正式成为合格的外科医生，是英国皇家外科学院会员（MRCS，England）。现在他可以集中投入修订圣经的工作，此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宓道生夫妇和巴格尔医生夫妇都平安抵达中国。

    是年夏天，戴德生一家在富有的布迦先生府上作客一星期。布迦是一家面粉厂的东主，住在东格兰士特（East Grinstead ）的圣山（Saint Hill）上。房子华丽，绿草如茵，座落在一湖碧水与塞萨斯（Sussex）起伏的山峦中。布迦先生精明的生意头脑，配合戴德生高贵的属灵品质，真是天生一对——但这不是说他们没有其他长处。

    1861年，戴德生参加了在巴纳（Barnet）基督教会举行的一连串聚会，主任牧师宾法特（William Pennefather），是位著名的布道家，著有「耶稣带着复活的能力与我们同在」（Jesus Stand among Us in Thy RisenPower）一诗，人称他为「英国教会的穆勒，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来听宾牧师讲道的，还有著名的圣诗作家般纳（Horatius Bonar）、前中国传道会秘书长皮尔士，以及托顿咸（Tottenham）弟兄会的会友，其中包括戴德生的老朋友史蒂丝小姐。1862年7月，戴德生和玛莉亚再次参加基督教会举办的聚会。这是称为迈德美大会（Mildmay Conference）的前身。1864年戴德生也参加了第一次的迈德美大会。

    迈德美大会继续发展成为「凯锡克培灵会」（Keswick Convention），以「在耶稣基督里合一」为口号。戴德生非常欣赏这种超越宗派的开明态度。在这段期间，他高兴地接受邀请，到不同教会里讲道，包括圣公会、浸信会、循道会、长老会、弟兄会及其他的教会。他也以同样的态度跟许多不同的宣教团体一同工作。

    1862年秋天，他又成功地考取皇家外科学院的助产资格证书，成为皇家医学院产科会员。所以，当玛莉亚在 11月23日诞下第二个男婴存义（Frederick）时，她便有一位合格的产科医生随侍在侧了。

    不幸的消息从远在重洋之外的中国接踵而来。一向颇为成功的医生传教士巴格尔由于过桥堕马，跌下河中受伤致死；数月后宓道生的年轻太太又因霍乱而丧生，宓道生写信给玛花的母亲说：「早死早得冠冕，您的孩子已经在天国里了！」接着是祝恩赐因为健康欠佳，被迫和家人乘船回国，在途中亦不治逝世，葬在圣海伦那岛（St．Helena）。这一连串的消息，使戴德生盼望及早重回中国，支援当地的同工。

    1863年夏天，戴德生一家和王立群在布里斯托的穆勒家中作客，度过难忘的一周。穆勒现在是三间大型孤儿院的总裁，也是本地极其兴旺的伯赛大教堂（Bethesda Chapel）牧师。戴德生被邀在教会中讲道，也到孤儿院中向儿童训勉。

    1864年5月，玛莉亚和王立群到新建的大都会基督会堂（MetroPolitanTabernacle），去听当时伦敦最受欢迎的司布真牧师（Charles H．Spurgeon）讲道。他们一见如故，司布真牧师也请戴德生领会。他们互相仰慕，成为莫逆之交。戴德生在伦敦的中国内地会办公室中，墙上多年来都挂着司牧师的画象。

    王立群准备回中国，因他实在离开妻儿太久了！为了感谢他协助翻译及修订宁波话圣经，戴德生希望王立群在英国的最后数周能过得愉快，便带他参观盖氏医院博物馆、皇家地理学会、国会大楼，以及西敏寺的崇拜。王立群在不同的聚会上发言和道别，然后大家送他到贵利夫逊上船。在同一艘船上，还有两名传教士和他门的家人。他们是侵信会的金敦（Edwin

Kingdon）和循道会的富勒（W R．Fuller）’两人都曾受过戴德生的训练，到中国传道。

    六月，戴氏一家在约克郡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他们或悠闲地垂钓、或是在沙滩上戏耍。6月24日，他们第三个儿子森姆（Samue1）出生了。

    这时，英国将领戈登将军（Charles George Gordon）率领着「常胜军」，帮助清朝政府剿灭太平军。在1８６4年夏天，清兵终于攻克了南京，结束了十六年太平天国的统冶。许多基督徒原本对太平军运动充满希望，现在已经变为互相仇杀的政治斗争，且给基督教带来误解和丑誉。约有二千万人因战争、饥荒。疾病而丧生。

    在宁波工作的宓道生，逐渐建立了很好的名声，包森夫人［当时已嫁给美国浸信会牧师罗尔梯（E.C.Lord）写信给玛莉亚说：「年轻的宓道生愈来愈聪明了，他已经可以在翻译及布道计划上作出改善的建议，连工场上的资深教士也自愧不如。……他给罗尔梯提供了许多资料，对中国的风俗和习惯言之甚详。罗尔梯在旁倾听，就如小孩子一样，……我相信他是一个绝佳的传教士，配受大家的称赞。」

保蒙街一号的房子细小，现在已经不大够用。于是戴德生一家便搬到柯本街（Coborn Street）三十号，离开原来的住址东面不到一哩。这里是住宅区，房子甚大。此时戴德生一家本来还不需要一所偌大的房子，但高富愿意替他们负担其余的租金，所以他们便在1864年10月6日搬进去。在这时候，戴德生正在作出一个决定，一个使他名留后世的重要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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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伯莱墩的奇事

   「中国人会成为世上最好的基督促——他们用心钻研圣经，象他们研读古代经书一样。」

    戴德生听过这样的话，但他知道如果没有大量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中国人又怎能成为基督徒呢？

    他尽力向各差会进行游说，鼓励他们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内地还没有福音传到的十一个省去。他写信给英国各大教会，又拜访他们。他们每次都细心听他讲述，并且表示同情，但答案总是：「我们的经费不多，连目前的工作也应付不来，讨论增加新的负担！最好还是等候神把中国完全开放再说吧！」

    然而，戴德生这样想：「如果使徒等到情况转好的时候才传福音，哪里还有欧洲的基督教？如果现存的布道组织和教会团体不能传福音，或者不愿承担此责，那么谁会去做呢？」

    当他和高富一起修订宁波话圣经的时候，他们常常举目望着挂在墙上的中国大地图，想起未曾听过福音的千万生灵。戴德生想：「今日，又有三万三千个中国人在没有神、没有希望之中死去。」

    1864年底，戴德生开始计划重返中国，但时机还未来到。他拣选的五位传教士中，第二位已在12月20日离英赴华。她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小姐，名叫金乐曼（Jean Notman）。戴德生送她到南安普敦（Southamptofl）上船。她的船票和行李都是戴德生的支持者捐助的，包括布迦、穆勒和托顿咸的朋友们。戴德生对金小姐的衣物行李，都有详细的记录：一件冬天大衣、二条裙子、一袭伞型大裙、三套印花裙、三条内衬裙、六套睡袍、三件背心、十二条长筒睡裤、九件衬衫、一条丝质围裙、两打（二十四条）手帕、九对袜子。记录中还有许多杂项，包括由牙刷到书桌，以及一切零星物件。

    1865年春，他完成了一部小册，书名是《中国——属灵的需要与要求》（China:Its Spirirual Nees Claims），引起很大的影响。事实上，这本书是戴氏夫妇合作的成果。戴德生在书房中来回踱着方步，把意思说出来，由玛莉亚手录成书，就如多年前他的父亲口述讲章，由母亲笔录时的情况一样。他为书的每一段祈祷，最后写成一本很好的书。例如他描述中国地大人众，用了一个传神的比喻：「如果中国人排队经过你面前，以每日走三十哩的速度计算，他们不断地走，日复日，年复年，也需要走上十七年又三个月，这条人龙才走得完！」

    但书中的话并不叫人读着会感到心安理得：「英国的基督徒能否袖手，坐视不救，眼见这千万人走向灭亡？他们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不知道福音。但英国却充充足足的得到这个知识；使英国有今日，也使我们有今天，全赖这福音。我们的主怎样教训我们？是否一百只羊之中不见一只，也要放下九十九只去寻找失掉的那一只？现今的比例几乎可说是相反的，我们在家守着那一只羊，却不理会那九十九只正走向灭亡！基督里的弟兄们，想一想我们伟大的救主和领袖赐给我们的重要使命——到世界各地，把福音传给万民听！想一想贫穷愚昧的中国里有千千万万人，竟没有一个主的门徒愿意带给他们『大喜的信息』，或者告诉他们救恩的福音！……」

    这部小书或许使很多读者难过不已，且它的销路极佳，多次重印，到1887年已经印了七版。戴德生写成这部书，似乎也经历不少痛苦。在研究和思想中，戴德生得着更深一层的异象，使他明白要到中国内地传教，必须有一个特别的组织。当然他可以设立这样一个组织，但应该采用怎样的体制？会不会引起其他宣教团体的不满？会否象中国传道会一般，遭遇同样的不幸和危机？

    虽然有这种种顾虑，但他还是清楚知道设立这样一个组织是必须的。它将会是一个海外布道团体，由不同宗派背景，但对宣教、植堂和教会培训很有负担的男女信徒组织而成。他们需要借着祈祷，单单信靠神的引导和供给，进人中国内地，向十一省未得之民传道。这个组织至少需要二十二名传教士。

    他反复地想：是否应该立刻按照计划去做，还是开始时不要动用太多的资源？他和玛莉亚、布迦、皮尔士及托顿咸的友人们多次恳切的讨论和祈祷，又坦诚地切实商量各种策略和可行性。由于不停思想和考虑，以致他数月来不能好好安睡，每次只睡得两个小时，有时甚至完全不能入眠。他是否愿意跟随主的呼召呢？他相信在他思考的当儿，每月就有一百万中国人走向灭亡。

「我想我不该再用理智考虑了，」他写道：「但我不愿降服！最后我病倒了。玛莉亚对我的心事略知一二，但我不能对任何人倾吐一切；我不愿把这样一个重担压在她的头上。」

看到戴德生这个情形，皮尔士认为他应该稍作休息。他邀请戴德生在6月24至26日到伯莱墩度周末。星期日早上聚会时，他听到长老会的牧师邓尼顿（J M．Denniston）讲道，很受感动。之后，据他自己说：「看见一千多基督徒在那里喜乐地聚会，千万人却因不知道福音而失丧，我不能再忍受了。我在沙滩上漫步，灵里极其痛苦；这时，救主征服了我的不信，我完全降服在他面前，献上自己，为他所用。我把一切困难和后果交托给他，我和我的同工只能作他的仆人，服从他，跟随他——由他引导，由他看顾，由他带领。

   「不用说，平安立刻涌进我烦恼的心里。在此时此处，我要求他差遣二十四位同工到中国去，十一省每省二人，另加上两人往蒙古。我把这个请求写在圣经的页边上。回家时满心喜悦和平安，是多月来没有尝过的，同时还有主的应许：他会赐福他的工作，我也必分享他的赐福。我以前曾经祈祷，也恳求别人代祷，求主兴起工人到那十一个福音未传到的省分去，求主使他们奋勇向前，靠赖他的供应，却从不肯屈服下来，叫自己成为他们的领袖。」

    戴德生提字在旁的那本圣经，至今尚存；数天前；我还把它捧在手里。打开圣经，在约伯记第十八章上面，有戴德生亲笔写下的一行字：「为二十四位甘心而能干的工人祈祷。——伯莱墩，1865年6月25日」。再往后看，又见几行字：「争战已经结束——只有平安、喜乐。仿佛要立刻振翅高飞，越过车站旁的高山，直朝皮尔士先生的家飞去……那晚睡得真香甜！戴太太以为神在伯莱墩行了奇事！但确是如此。」

    他把握时机，立即和皮尔士到伦敦郡立银行，用「中国内地会」（ChinaInland Mission）的名义，开了一个户口，存入十镑，虽然数目不多，但正如戴德生后来所说，它是「十镑另加神所有的应许。」

    接着下来是一段极为忙碌的日子，主要向着两个目标努力：一是鼓励他的家人和朋友为这二十四名传教士祈祷；另外是马不停蹄地到英国各处讲道。在这些聚会中，戴德生无意强调新成立的内地会，也没有恳求捐助，而是论述中国的情况，以及神如何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有一位听过戴德生讲道的商人，如此描述戴氏：他说话的声音很轻，用字谨慎。最使他印象深刻的，是当戴德生谈到中国时，他声音充满深情，对各差会正在进行的宣教工作报导得很详尽，但也指出内地还有许多需要。他没有咬文嚼字，也没有呼吁捐献，他的讲道只专注在属灵的影响和能力上。

    戴德生在挑选二十四位传教士的标准上，似乎和一般宣教团体不一样。英行教会（CMS）及伦敦会派遣的人都先要按立为牧师，最好是大学毕业。所以戴德生不在这些教会里寻找人选。他要找聪明的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论男女，但最重要是其属灵质素。因此，一些少受正式教育的人，还是有机会被选上的。戴德生认为最重要的属灵质素是——对神的信实绝不疑惑，加上有能力地和甘愿地去相信他。

    其它差会很少差遣女传教士，而少数被差的妇女多半是在学校当教师的。从内地会创立始，大门即向适合的妇女开放，愈是年轻愈合适，因为她们会很快学懂当地的语言。内地会的女传道在中国妇女当中工作，扮演着不可缺的角色。

    新加入的人都得接纳戴德生和玛莉亚为领袖：因为只有他们具备在华生活及传教的经验。相对而言，戴德生会提供他们基本的训练，以及为他们预备制服。

    戴德生原定中国内地会有六样特色：第一，它的传教士并非来自一个宗派，而是从许多教会来的——只要他们签署一份简单的信仰宣言即可。事实上，当内地会不断发展，它的传教士还会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

    第二，内地会的传教士并无固定的薪金，只信靠主的供应；所有收入大家分用，不能向外借贷。

    第三，内地会不会进行募捐，也不设收捐站；捐献者的名单亦不公布。但捐献者将收到一份注明日期和编号的收据，可与列出之奉献数目参照比较，然后再对照每年印行之收支报告表。

    第四，由于避免重蹈中国传道会的复辙，戴德生决定国外的传道工作不得由国内的委员会管理，应由在中国工场里工作的人自行负责，将来也应由在中国的传教士继续领导。

    第五，内地会的活动必须有系统，并切合实际。要福音传遍中国，需要有详尽的计划，知道如何在一些重要之地建立据点，目的并非增加内地会的人数，而是尽快使福音传遍整个中华。谁是收害的人，只是次要的问题而已。

    第六，为了对中国人民表示尊重，内地会的传教士均穿着中国服装，在中国式的房子内崇拜——而非象宁波一样的西式教室。

    到了1866年，戴德生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春天时，他在英国西岸巡回访问，分别到过依萨他（Exeter）、托尔庇（Torbay）。普利茅茨（Plymouth）及干沃尔（Cornwall）的柯灵顿（Callington）。他在托尔庇收到弟兄会一位虔诚而备受尊敬的牧者翟文（Robert Chapman）寄来的信，恳求他到班士得堡（Barnstaple）教会讲道。他依约前往；翟文在六、七年后告诉他：「自从你到了中国，我每天都探望你。」意思是每天为他祷告。

    五月，戴德生又接受普杰上校（Colonel John Puget）的邀请，到巴纳附近的托特烈治（Totteridge）讲道。象往常一样，他预先声明会中不收捐献。但普杰上校提出抗议，说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不过他最后还是答应了戴德生。

    在那次聚会中，戴德生挂起中国的大地图，告诉会众关于中国的地理。人口，以及属灵的需要。普杰上校看到会众深受感动，因此在戴德生讲道后起来发言：「戴德生先生请求我们宣布在聚会中不收捐献，但是我觉得如果不给你们一个机会，为中国的传道工作尽一点力的话，你们必定耿耿于怀。我现在所作的提议，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但我相信也代表了会众中多人的心愿。我希望戴先生不会反、对我们在会中收捐吧。」

    然而，戴德生立刻跳起来，说：「主席先生，我请求你还是遵守先前的诺言。虽然我听过不少赞成收捐的理由，而你提出的理由尤其叫人无可推搪。但我不想会众现在因为受到情感的影响而进行收捐，乃是希望每一位会友在回家之后，心里对中国有负担。并求神指示他们当作的事。

「反省及祷告后，如果他们认为需要捐献金钱，那么他们大可捐给任何差派传道人往中国去的宣教团体，或者寄给我们内地会的伦敦办事处。

    「但很多时，神所要的并非金钱的奉献，而是摆上自己为主到海外工作，又或者把儿女献上，为主事奉。这种奉献更胜于金与银。我认为收捐予人的印象是金钱最重要，但其实没有一个金额可以叫一个人悔改归主。我们需要的，就是受圣灵充满的弟兄姊妹，献身为主工作。我们绝不会缺少金钱去支持他们。」

    当天晚饭时，普杰上校对戴德生说：「我想你可能犯了错误。纵使有少数人把些微捐献交给我，但我仍是认为我们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

    第二天甲早餐时，邮差送来一封信，是给戴德生的。它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一艘叫「兰茂尔号」的船正在伦敦下碇，将于5月20日启航赴华。整个船舱已经包下来，载送内地会的传教士到中国去，请戴德生立即到船上视察，看看是否合用。

    普杰上校这时才从楼上下来，看来昨晚没睡得好。他说：「我整晚没有好睡。」早餐之后，他请戴德生到书房中，说：「这里是昨晚收到的奉献，用来支持你的工作。我昨晚以为你不收捐是错误的，现在才知道你说得对。昨晚我想起那些中国人一队队的走向黑暗，禁不住流起泪来。我问主说：你要我做些什么？我想我已经得着他的引导，这是我的奉献。」说着，普杰上校便递给戴德生一张五百镑的支票。他说：「如果昨晚收捐，我大概只会拿出几榜而已！」

当时的五百镑，价值高于现在的一万镑，是个相当大的数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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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稳渡风浪

    虽然有人认为他这样做是近乎疯狂，但戴德生还是毅然订了「兰茂尔号」的所有船，载着他和他的家人，以及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前往中国。他们甚至把柯本街的风琴也运上船，放在底舱里。

    1866年5月26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内地会的男女教士和他们的亲朋戚友，从各方而来送行，齐集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码头。他们是从跳板踏进这艘两年船龄的快船上，除了戴德生夫妇和他们四个孩子外，还有十六名年轻传教士。这包括从苏格兰来的铁匠倪义来（Lewis Nichol）和他的妻子伊莉莎（Eliza）、木匠卫养生（James Williamson）、石匠童跟福（George Duncan ）和「女传道」麦克莲（Jane  McLean），她是宾法特牧师的查经班栽培出来的。来自伦敦的，有两位大学毕业的姑娘，一位是当书秘的白安美（Emily Blatchley），另一位是福珍妮（Jennie Faulding）。还有女教师包玛莉（Mary Bowyer），她曾就读宾法特所办的圣经学院；另外是木匠蔡文才（Josiah Jackson）和史洪道（John Sel］）。此外，尚有爱尔兰籍的女教师班苏珊（Susan Barnes）、铁匠和机器修理师路惠理（William Rudland），包森夫人的女儿玛丽，戴德生孩子的保姆贝玛丽（Mary Bell）和瑞土籍家庭教师伙乐义（Louise Desgraz）。最后是一位没有受过很多教育，但是极其聪慧的劳莉莎（Elizabeth Rose）小姐，她是传教士宓生的未婚妻。

    其时，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有宓道生（James Meadows）、巴克敌（Stephen Barchet）、来自鸭巴甸的农夫甘比治（George Crombie）、苏格兰地主的儿子范约翰（John Stevenson），以及金乐曼（Jean Notman）姑娘。神垂听祷告，多赐给内地会五个工人！

    在「兰茂尔号」船上的人，只有戴德生和玛莉亚曾经去过中国。他们是没有得到经济的支持而到中国传教。这批教土中有九名未婚妇女，都是预备进人内地传教的。当时除了条约口岸之外，其他地方均没有外国妇女踏足。

    「兰茂尔号」是一艘新型的三桅杆帆船，船的外壳是铁制的。船长贝尔（Captain Bell）在两年前信主，所以对这批乘客非常爱护。来送船的人有布迦先生夫妇、托顿咸的侯活夫妇、福珍妮的父母、戴德生的母亲、以及戴贺美和赫治文。这些人与宣教士齐集在船的餐厅祈祷。之后，「兰茂尔号」被拖出船坞，大家便开始唱：

     「是的，我们分离；

     但不是永不聚首。」

   「噢，有得瞧的了！」船上的大副白兰顿（Mr Brunton）先生埋怨说：「我们整船的人都是传教士，他们整天不停地唱诗，我真希望不在船上！」

    许多送行的人随船到了贵利夫逊，就在那儿挥手作别，互道珍重，始行返回伦敦。

    布迦先生离船前，还引用圣经劝勉他们：「不要偏离真道！」

    从玛莉亚的记载中，知道戴德生这时非常兴历奋。他希望每个人能很快地担起多样的工作，所以上船不久，他就开始教授中文和很多其他的事情。他草草做了一个书架，并鼓励每个人把舱房弄得象家一样，又把风琴移到船尾舱。闲暇时，他就阅读威拿氏（Winer）的《新约希腊文法》（Greek Gram。mar of the Ncw Testament ）及华沃夫主教（Bishop Wordsworth ）的《利未记注释》。路惠理描述戴德生说：「他年轻而活跃，和团里的青年很合得来。」他又描写玛莉亚说：「她很安静，比较成熟，能作出很好的判断；她的容貌秀美，予人一种安详的感觉……她把许多时间都放在孩子身上。

    贝尔船长的下属，包括海员和见习生，共有三十四人。除了船长外，至少还有两人是虔诚的基督徒。船上有大群猪、羊、犬、鹅。鸡。鸭。船长给予这批传教士很大的自由，任由他们在船上走动。但当船长发号施令吩咐船员工作时，传教土都知所自律，不到处乱逛。有时还帮忙呢！例如船上需要烧焊，铁匠倪义来就有用武之地；当船上的水喉出了毛病，机械工路惠理。倪义来和木匠卫养生，便能帮忙把它修好。

    船上的膳食很丰富，戴德生真怕他们会被宠坏。初时，晚餐的第一道菜是兔肉汤或鸡汤，然后是羊肉、兔肉松、鸡、火腿、加上马铃薯和甘薯。再来的是甜品，可以选择梅子布甸蛋糕。苹果馅饼、李子馅饼、黑提子馅饼或大黄馅饼；之后还有干酪（芝土）。饼干、干果、杏仁、葡萄干和无花果等。吃一顿晚餐需要一小时又四十五分钟！

    护土贝玛丽没有把所有时间用来照顾孩子，她时常和船上的水手一起，成为他们最仰慕的人物。她为他们开设一个圣经班，水手们争先恐后要来参加。她在六月的报告里说：「有一两个人在耶稣里寻得喜乐。」

    船到了赤道附近。「我们差不多都睡在甲板上。」福珍妮记述道：「啊，今天真愉快！海洋真可爱，空气清新极了……船长待孩子象宠物一般。黄昏的景致真迷人，我从没有见过如此皎洁的月亮。在月光下我可以引线穿针和阅读蝇头小字……我从未想过船上生活竟是这么愉快。我不能努力工作，我花太多时间去观看海浪……船上没有一个难以相处的人……那些年轻男士绝不来麻烦我……我和安美时常一起漫步、并肩谈天……戴德生先生有一个锡制的浴盆和吊桶，可以从舱房抛出窗外取水，所以我有时可以享受一下海水浴……」

    但是，不愉快的事情还是有的。七月，蔡文才请戴德生到船尾舱去和童跟福、倪义来倾谈。

   「我们的衣物都预备好了吗？」蔡文才问。

   「据我所知都准备好了，」戴德生答：「还差袜子。我怕他们把数目弄错了。」

    由于伦敦方面的出错，准备的袜子和原定的数目不符。

   「我们的物资供应不如布迦夫妇原先所说的一样，」童跟福说。

戴德生说：「你们最好每人给我一张清单，把不足的物件列出来。」

三人点头答应。

   「我看过一份长老会给传教士的行李清单，他们和我们很不同呢？」蔡文才说。

   「我们从未打算跟他们一样，」戴德生说：「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他们在中国所穿戴的和我们也不一样。我已尽力使你们穿得舒适一点，但我很抱歉不能为你们预备其他的衣物，至于袜子的事也很对不起。但你们的衣服都很实用和称身，为此你们应该存感谢的心。」

    在旅途中，戴德生和同工时常聚集开会。他们发现船上水手的态度有所改变，以前喜欢玩扑克的，现在却读圣经；以前口中唱的是靡靡之音，现在却唱圣诗。有一次，他们在船头的水手舱中聚会，乘客和船员都坐在木板上、箱子上、椅子上，以及船上各处，只有几个缅碘地躲在统盘后或站在门槛上。

    水手都有点害怕白兰顿大副，他脾气暴躁、口出粗言，又时常欺负别人。路惠理有时甚至认为他是魔鬼附身的。但是在七月，他突然地改变过来，整个人象温纯了。他恳求史洪道和他一起祷告，又听戴德生向他读罗马书开首数章的经文。他好象明白其中道理，但却无法应用于自己身上。

    八月初，船遇到强风，白兰顿只是咒诅，而传教士和悔改归主的船员却一起为他代祷。然后，在一个八月的清晨，白兰顿请戴德生给他读圣经。戴德生读到出埃及记逾越节的故事时，就向他解释神信息的意义——「当我看到血，我就越过这门。」

    突然之间，白兰顿大声喊叫：「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以前为什么瞎了眼？」

    他的改变相当戏剧化。戴德生很高兴，他记下道：「他开始感谢神，不单为自己祈祷，也为其他船员和贝尔船长祈祷，为他的妻子、孩子和这个宣教团体代祷。」

    第二天，白兰顿的面容似乎也改变了。路惠理记述说：「他把他的下属都召集在一起，向他们承认以前的不是和无理，同时在基督面前悔改认罪。」

    白兰顿并不孤单。由于在船上举行聚会和崇拜，以及贝玛莉和其他人所开设的查经班，水手当中成为基督徒的已经有二十四人了。

    9月10日星期一，他们还有几天就将抵达上海。天色渐暗，好象暴风雨快要来临。但水手正忙着清洗甲板，希望船泊码头时会洁净如新。但此时，气压计不断下降，海面也愈来愈不平静。

星期二，狂风已经来到。风势极强，所有的帆都扯下来了；甲板上满是水，海浪和大雨把鸡、犬、猪、羊、鹅、鸭都打湿了；海水涌上尾舱甲板，直涌进餐厅。船上的人已有两晚不能入眠，而救生艇也给大浪冲走了。

    星期三，风势减弱，他们可以望到台湾海岸。

    然而到了下个周末，他们知道有另一个狂风会吹来。更糟的是，贝尔船长又患上重病，半边脸孔都瘫痪了。

    他们永不会忘记9月21日星期五这一夜。「兰茂尔号」甲板四周的船舷都冲走了，大浪毫无拦阻地涌上舱板，声势惊人。

    星期六凌晨，船上的三角帆和前帆都折断了。由于波涛汹涌，无人敢采取什么行动。但是，还在病中的贝尔船长和大副白兰顿却不顾一切地走到船头的水手舱。白兰顿从那里爬到前面的帆楼，其他人也跟着攀上去。但船开始猛烈地上下颠簸，不得已只好爬下来。

    接着船后的上舷也跟着塌下，海水从侧面涌进；两条桅杆也跟着松掉，之后三面大帆（包括了主帆）都松开了，挂在几条绳索之间，随着船身的颠簸而猛烈摆动，随时都可能掉在舱板上。甲板上满是水，上面飘着木块、盆子、罐、桶，到处碰撞，有伤人的危险。

    生存看起来象是不可能的事了。水手都惊栗非常，放弃了救船的打算。传教士则同心祷告。戴德生把每个孩子都亲吻一遍，路惠理在旁看着，发觉戴德生非常镇静。

    船长走进餐厅，大声喊说：「穿上救生衣，船大概不能再维持多过两个钟点了。」

    传教士齐唱「万古磐石歌」（Rock of Ages）。

    贝尔船长摸索着回到船头水手舱中，船员都觉得很绝望，只是蹲着不动。船长拿着他的棒，神情冷酷，驱赶他们回到岗位上去。

    戴德生跑到他的跟前。

   「不要用暴力对待他们，我们还没有用尽一切的方法。」说着，他钻进水手舱中，和船员冷静地谈话。

   「我现在还是相信神会平安带领我们经过这场风浪，但也需要你们小心驾驶，我们才可保存性命——这就要靠你们了。我们会尽力协助，我们也和你们一样性命危在旦夕哩！」

    水手还是观望不动，但戴德生和其他男教土已经动员起来，把一些飘浮的东西紧紧扎稳。他们工作时，常有大浪打在他们身上，而水则往往浸到膝上，但他们还是在那里弄绳索、搬木板、用泵抽水。终于有些水手也被劝服上前帮忙。他们艰辛地把摇摆不定的帆桅固定。大浪澎湃的响声、铁链的碰撞声、船桅打裂船帆的声音、风吹着破裂的帆帏声，种种声响夹杂在狂风怒嚎之中，使大家无法遵着指示工作。

    储水桶已经冲走了，再也不能煮食。他们只有拿着一些饼干，夹着干酪或牛油来充饥。

    狂风最猛烈的时刻终于过去了，气压计再次回升。但风浪依然很大，数小时后才慢慢平伏下来。

    9月 25日星期五，耀目的太阳终于出来了，海面回复平静。水手尽力把帆桅及其它松散或破裂的地方修补，重新张起新帆，向前迈进。他们又修理水泵，把船上的积水抽掉。在明亮的月色下，「兰茂尔号」朝着上海航进。

    星期三的黄昏，船上来了一个领航员，引导「兰茂尔号」入港。星期日，一只拖船把「兰茂尔号」拖进上海。这艘满身伤痕、破口处处的船顿成为大众的话题，引起谈论的兴趣。

    戴德生一伙人感谢神的保守，虽然许多乘客和船员都满身瘀伤，但没有丧失一条生命，或者折断一根骨头。

在写给布边夫人的信中，玛莉亚这样写着：「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这一班人在船上的话，『兰茂尔号』绝不可能平安抵达上海。」在极端的困境中，戴德生能够保持清醒和镇静，而周围比他有经验的人却惶恐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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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杭州工作的开展

   「在这外国地方，竟然有浓厚的英国风味！」这是福珍妮初到上海所得的印象。但她觉得中国的住屋很家监狱，四面是高墙，围着天井和房子。店铺还好，内里宽敞，但街道却狭窄得很。

    童跟福则对中国人的礼貌印象深刻。他说：「他们都很文静，对我们极有礼貌，态度远比我们任何一个英国人对他们为佳。」狄乐义姑娘观察中国人的丧礼，说他们用「爆竹驱逐邪魔恶鬼」，又烧纸钱给死人在冥界使用，而点灯笼则让他可以照明道路。「当时声音嘈杂，火光熊熊，情景煞是怕人……我真高兴能够溜开。」她觉得这样一个情景，正是中国人受着撒但奴役的明显写照。

   「兰茂尔号」的同人带来了印刷机器和零件，也带来大批药物和仪器，准备设立一所医院和药房。然而，在还未建立内地的基地前，这些东西如何放置？旅途中，他们不住为这事情祈祷，在他们抵达上海当晚，就看到神应允他们的祷告。

    美国长老会在上海设立的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vterian MissionPress）的负责人姜保（William Gamble）前来接船，并提供美华书馆的大货仓给他们寄存物品，又供给所有人在上海居留期间的食宿。戴德生跟着姜保察看货仓和宿舍，一切都很理想。

    一个月后，福珍妮在信中这样写道：「我真高兴我们要离开上海了！这里的中国人都贪钱……而英国人则很俗气和爱打扮，每个人都知道大家在干什么。我想他们一定常在背地里议论我们。」当然，福珍妮说的确是实情，尤其令人蝶蝶不休、议论最多的，是他们的衣着。男士把前额的头发剃掉。后头则装上一条假辫子，穿得完全象个中国人。但女士当中只有玛莉亚穿着中国式衣裙，其他妇女的衣装还未齐备。上海报章拿他们作笑柄，说这是个「猪尾布道团」（Pigtail Mission）。

    路惠理后来回忆旧事，说：「初时我不喜欢那些中国式衣服，但我现在喜欢多了！」蔡文才说：「对我们来说，那试炼可不算小呢！尤其是剃发……初时我想不透为何要穿着这些衣服，但现在我明白了」

    他们本想早一点离开上海，不过英领事认为他们不宜到杭州去，所以令他们犹豫不决，加上征求中国官员签证时，也发生一点困难，以致耽延了一段日子。直到十一月才一切就绪，预备起程。

    美丽的杭州伫立在西子湖畔已有两千多年了。城墙之外，南门不远，就是钱塘江与杭州湾的汇合处，流水经过宽约二三哩的江口，再流入杭州湾，景致壮丽。西湖被绿树群山环抱着，树丛之中点缀了许多寺庙、宝塔和古墓。湖上躺着许多小岛，水面有成千上万的水鸭和天鹅，叫得嘎嘎地响。漫山都是木兰、杜鹃和山茶花，还有密密麻麻的桑林，几世纪以来靠着它们支撑兴盛的丝业。杭州有超过一百万的人口，包括全国有名的诗人和画家，以及往在巍峨大院里的富商巨贾。

    戴德生一行人最初来到杭州城中时，太平天国之乱的残余痕迹还到处可见。西门仍然有清兵驻守，巡抚和其它大官住在刚重新修复的官邸中。虽然在他们之前已经有数位传教士来到这里，但杭州是个比宁波还要大的城市，当中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更多的传道人去承担。

    戴德生和丘先生很快在杭州城中找到一处地方，用作中国内地会的基址。（丘先生是戴德生早年在宁波传教时带领信主的。）那是新技一号，座落在住宅区的边沿。那儿是一些旧房子，在太平天国之乱时损毁不堪，大官富贾部迁出，很多房子便空置了。新巷一号是一间大屋，外面围着粉墙。在此之前，是一位有钱官员的物业。屋内约有三十个房间，都很宽敞，如有必要，每个房间又可间开，一分为二。

    第一次来到新巷的房子，戴德生和丘先生已发觉这个地方可作多种用途，心中不往地盘算。进到大门，便是一幢大楼，最适宜改成教堂；在宽敞的半蔽式天井四周，是一排十数间的房间；接近教堂的房间，可以用作诊所及药房，那么，病人在候诊时可以听福音。他们更想到用什么地方作会客室，什么地方作饭厅、办公室、印刷房，什么地方作仆役的居所及储物室。楼上分作两个部分，分别认不同的楼梯而上，最宜用作单身男女宿舍。后面

是个幽静的苏州庭园，充满平静安详的感觉。

    当然，这所大宅还需要装修和清理，当白安美第一次进到这房子，她高兴地说：「这里地方极之宽敞，使门窗看来显得不足。」

    戴德生用合理的价钱把房子租下，整队人便搬进去，开始修理和各样改装的工作。他们买了木条、铁钉和大量的粗草纸后，木匠和泥水匠便打木造墙，又用草纸张贴内墙和天花板。戴德生的房间里，有一个九尺高六尺宽大洞，他用一块布把它盖往。他们把带来的相架挂在墙上作装饰，地上则铺上草席；有些家具是买来的，也有些是自己动手制造。他们一边工作，一边烧着火发取暖，幸好那年的冬天还不算大冷。

    过年的时候，他门才找到木板和灰泥，用来取代墙上的草纸和遮盖破洞的布。

    杭州城这一区的居民，这一批外国人已见怪不怪了。路惠理记述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平安无事，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的中国装扮，我们常到外面去，但很少引人注意。」

    1866年底，当宁波的宓道生和甘比治前来杭州的时候，他们路经萧山。那是离开杭州十哩的一个重要城镇，距绍兴约五十哩。绍兴城也有两位内地会的传教士在那儿工作，他们是范约翰大妇。宓道生和甘比治两人争论是否应在萧山设立据点，因此戴德生便陪同他们往萧山察看。在街头布道之后，他们终于找到一所合适的小房子作布道所。房东答应把屋租给他们，条件是这些外国人要穿着中国服装。他们决定萧山的开荒工作由倪义来夫妇负责。

    其时已经在杭州传教的有慕稼裂牧师（George Moule）。他是英行教会（CMS）的传教士，1858年来华，先在宁波工作，1864年才来到杭州。慕氏一家在教会史上颇负盛名。在伦敦时，戴德生曾经和慕稼裂的父亲慕亨利牧师（Rev Henry Moule）有书信往来，讨论罗马拼音版之宁波话新约圣经的翻译及出版事宜。慕亨利的三个儿子都毕业于剑侨大学，而且三人都追随父亲成为圣公会的牧师。除了大儿子慕稼裂外，二儿子慕雅德（Arrhur Moule）也在华传教。（译者按：慕雅德于1861年来华，在宁波传教，1876年调杭州。）幼儿慕仅理（Handley Moule）是位圣诗作者，后来成为杜林区（Durham）主教。在戴德生一行人众初抵杭州时，慕稼裂很热情欢迎他们，但现在他们的关系却闹得很不愉快。

    主要原因是慕稼裂和戴德生两人传教的风格和方法都迥然不同。宁波的英行教会有欧洲歌德式建筑的教堂，衣着和生活都和其他洋人一样；到了杭州之后，慕稼裂夫妇还是维持其西方的生活方式，对于内地会的年轻传教士穿着中国衣服招摇过市，很是不满。

    慕氏夫妇时常邀请一些内地会教士到他们家中用膳，倪义来便是其中的一个常客。他常发怨言，认为新巷一号里有许多不当之事。他不满戴德生处事的办法，甚至有时歪曲事实，随意捏造，慕稼裂夫妇则在旁倾听。当倪义来、史洪道及蔡文才一起到访，慕稼裂向他们发表意见，反对洋人穿着华服。他还表示两种顾虑：第一这样多的未婚男女同住在新巷，是相当危险的事；其次，戴德生和那些年轻妇女表现得大过熟识和亲蜜。他觉得有责任去维护传教士的形象，避免受到非议和损害。

    1月2日，倪义来和巴克敌从杭州前往萧山办妥租房子的手续。不久，倪义来师母（Eliza Nicol）和一位中国同伴也离开杭州到萧山去。得到卫养生的帮忙，倪义来把萧山房子的楼下改装成礼拜堂及会宾厅。1月25日，倪义来赶回杭州，请求丘先生同往萧山，并为新堂揭幕。

    倪义来返抵杭州时，大家都很惊异，因为他没有穿看中国服装。他改穿西装已经有一个星期了！虽然内地会曾经答应萧山房子的业主，房客都会穿着中式服装，但倪义来却不肯依从；他这样做，也违反当初在伦敦时和戴德生的协议。然而戴德生没有立刻采取行动，他不愿被情绪左右，而可能作出错误的决定。第二天，倪义来和丘先生就离开杭州，前在萧山去了。

    礼拜日，有很多人前来萧山的礼拜堂听道。星期一，倪义来和丘先生又到街头布道。倪义来一直穿着英国服装。当天傍晚八时三十分，倪氏夫妇和卫养生则在楼上写作，而丘先生和一个中国仆人正在楼下。丘先生突然看见外面灯火通红，来了很多的人，还有县官大老爷的轿子。丘先生立即上楼通知倪义来。当倪义来来到楼梯，县大老爷已在楼下了，另有五十多名官差侍立在礼拜堂中。倪氏向县官鞠躬，但这位官员却执着他的双肩，很粗鲁地对待他。

    过了一会，他似乎气平了，态度较为有礼。他坐下来，也示意倪义来坐下。倪氏听到有人细声说县官的古怪行径是因为喝醉了酒，倪义来于是吩咐仆人倒茶。

   「我不要喝」，县官说：「你以为我会喝洋鬼子的茶么？把另外那个英国人抓来！」

    卫养生把他和倪义来的英国护照拿出来，但县官看也不看，眼睛却不怀好意在倪太太伊莉莎的身上瞟来瞟去，口中说着风言风语。然后他要亲自检查屋内每一个房间，走动时还得靠人两边扶搀。到了楼上，他又坐下来问了一连串关于英国的问题，又大声说基督教是邪教，为官方所禁止。

    这时，房东慌张地来到，并把一张字条是给县官，可是县官摆出不屑一顾的样子。

    最后，县官下到楼下，指着丘先生，不由分说便吩咐衙卒：「给我打！」

    两名官差把丘先生按着，一个抓着他的辫子，另一个则抓着他的双脚。其他两个人则拿着藤鞭，猛力向丘先生的双腿抽打。倪义来夫妇和卫养生在旁看着，惊惶无措。官差打了六百藤，把丘先生双腿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跟着在他两边脸上再打一百藤。

    然后，县官对倪义来和卫养生说：「你们是否明天便搬出这房子？」

    倪义来点头答应。戴德生曾经指示他：遇到麻烦时，千万不可跟官府争论，应呈递当地英国领事处理。

    县官临走时，对倪义来夫妇、卫养生、丘先生等人说：「如果你们明天还留在这里，一概斩头。」

    黎明之前，丘先生与仆人匆匆离开萧山，先行返回杭州。他结结巴巴，好不容易才把事情的经过向戴德生说个明白。然后倪义来抵达，留下卫养生和伊莉莎在码头船中看守行李。

    倪义来复述时，气氛有点紧张。倪氏的语气，好象这件事与别人无关，应由他自行处理。但他最后还是问：「我应否到宁波去把事情报告领事？」

    戴德生说：「当然应该立刻通知领事，但报告书由我来写，因为我是内地会的监督。不过，在我还未以中国内地会的领袖身分参与这事之前，我得问你几句话：你是否承认我是你的领袖和主管？你是否是内地会的一员？内地会的其中一个基本原则，是否在不违背良心的情况下，一切由我作主？你为什么未跟我商量，便丢掉中国服装？为什么不遵守租约上的规定？

   「这宗事件对于本会实在有很重大的影响，虽然我此刻应该向你表示同情，但我必须得到你的答复，才报告领事。谁是这宗事件的受害者——个人或是整个差会？」

   「我承认你有权领导本会，。倪义来回答说：「但我想到很多事情，并在这事件中运用我的判断力。如果我的中国话讲得流利，我会改穿中国服装。但此刻我觉得穿着这些衣服很不舒服，而且全无安全感，外国服装却使我得到保护和尊敬。」

    萧山事件清楚地显示出：外国服装并无保护作用。

    他们去到码头，把伊莉莎及行李带回新巷大宅。戴德生也不催迫倪义来，只等着他那「舒服感觉」引导他改换装束。

    当戴德生感到倪义来已经完全明白过来后，他就写信给宁波的英国领事，把这事件作一个详细的报告。他在信上说：「为了恢复我们国家的声誉，为了保障天津条约给予我们的权利，我极希望钧座发出公报，使我们的国人及护照受到尊重，令那些提供我们合理服务的本地人也回复信心。」

戴德生在信里提到挽救国家声誉等等。但在一些通情达理的领事官员与中国官吏斡旋之后，他的经验告诉他，为了传教的好处，还是少用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为佳。因此，他以后再没有重提挽救国家声誉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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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新巷回复生气

    丘先生被中国官员鞭打的消息传到英国，内地会的基督徒纷纷写信给他，表示同情和支持。在丘先生的回信中，他谈到被拷打时的感受：「这不是一种羞辱，虽然非常痛楚，但苦中有喜乐。当你的小兄弟被打，他就想起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的话——『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圣经又说：『看哪，神管教的人满有喜乐。所以，不要藐视全能者的责罚，因为受压的，他必包裹；受伤的，他的手必使他完全。』

    1867年2月初，戴德生请倪义来（Nicol）改换中国服装，但他却没有把留在萧山的卫养生因为穿成中国人的样子而被孤立的事说出来。

   「你在萧山穿着英国服装的理由，在杭州可用不上。」戴德生说。

   「不，我不要穿中国服装，」倪义来回答说：「我不要自颈至脚受着束缚。」

   「如果你坚持要穿着英国服装，那很可能会对差会造成影响，甚至带来危险。」

   「这样，我想我还是尽快离开此地到自由港去好了！」

   「我不知道哪样做对你才是最好的，」戴德生说。但倪义来还是穿着英国服装，继续在杭州到处走动。

    二月中，内地会有一批新来的传教士抵达杭州。第一眼看见新巷，麦卡悌（John McCarthy）便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是农历新年，聚集在内地会诊所外的群众比平时还多。当麦卡悌一家来到屋前，便看见戴德生正在向群众讲道。他向安卡悌挥手示意，简单地说了句欢迎话，便继续讲道。

    新巷充满生气。戴德生每天替超过两百名的病人诊病。在中国人看来，成功的眼角膜手术，就好比神迹一样。一乘乘的轿子把病人抬到门口，又排列等待需要乘轿回去的人雇用。摆卖食物和饮品的贩子都桃着担子来到新巷，生意也很不错。丘先生负责向这些等候的人传讲福音。戴德生有时会让他休息一下，由自己讲道和唱诗；他也时常弹手风琴，令群众很觉有趣。

    有一天，玛莉亚对一个中国助手说：「这么多的人来求诊，我想他们不再相信外国人挖他们的眼睛了！」

   「是的，但有一个妇人看见倪义来先生时，还是惊惶万分，不待医生诊断便跑掉了！」助手回答说。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史洪道竟也以倪义来为榜样，穿起英国服装。而女教士麦克莲亦很同情地们。

    从布迦先生的来信中，戴德生获悉倪义来写了不少信批评和攻击他。布迦向戴德生建议：「是否要把他遣返英国？你可自行决定。」

    在这些压力之中，也发生了一件快乐的事：2月3日，戴德生生了一个小女儿，名叫小玛莉亚（Maria Hudson Taylor），母女平安。

    麦卡悌和新巷各人相处融洽，毫无龈隔膜。他已经三十岁了，年龄比其他人稍长，所以也较成熟。一开始他就高高兴兴地穿上中国衣服，中文也进步得很快。倪义来多次想灌输一些反面的思想给地，他都置之不理。戴德生开始感到没有那么孤立了。他把所有的教士召集一起，提醒他们在伦敦时定下的原则和策略，以及他们加入内地会时的承诺。然后，他逐一问他们：「你明白当初对布迦先生和我作出的承诺吗？」

   「我认为在未学懂中文之前，我们为安全起见，应穿着英国服装。倪义来回答说。

   「我不同意，」卫养生说：「我明白你所说的是关于开支和衣着等问题。」

   「我同意卫养生所说的，」路惠理插嘴道：「我们承认你是本会的主管，有权处理一切财务。」

    童跟福也说：「我心中一直被此困扰，但我对中国一无所知。所以在许多事情上，应由你来带领。」

    会议结束时，大家都表示支持戴德生，只有倪义来和史洪道例外。

    三月，慕稼裂（Geofge Moule）来到新巷，写了一封信给戴德生。信上说：「我之所以反对你，主要理由是……你把这么多的未婚姑娘留在自己家中，这种行为就是在英国也会惹人怀疑和令人不满；现在更给中国人作话柄，使欧洲基督徒的道德声誉受到极大的损害。……

   「由于你的居处是较隐蔽，作为女士们的医生，你和她们的关系自然少受社会礼仪所限制；又作为她们属灵的牧者，她们对你是相当信赖；又因为她们远离其它差会，所以你就是她们可依靠的朋友和长者了。除非你是个圣人，否则总不免受到一些引诱。……

   「你应该知道自己并非圣人，所以我以过来人的身分——二十多年来常是心猿意马——，并且知道许多基督徒也曾站立不稳，加上我的年纪比你长，传道经验也比你丰富。所以我想严正地劝你……不要过于自信，要和那些值得你信赖的传教士商议，以他们的虔诚和智慧，谋求一个最佳的办法，尽快结束你现时的教会，兔致产生危机。……」

    慕稼谷又称内地会的新技大宅为「流言和丑闻」的中心，比「天主教修道院更为差劲」。一年后，慕稼谷对新巷内地会的批评更多，也更尖刻。他指责宅里的人常有亲吻的行为，甚至男女「夜半过访」。

    从当时所拍摄的内地会照片看来，戴德生身旁的人有时的确会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膊上。例如在一张公开刊登的照片中，白安美把她的手放在戴德生的肩膊上，而福珍妮则似乎是挽着他的手臂。如果她们在晚上道晚安时给戴德生一吻，那也是极平常的事，不足称怪。而对白安美表示特别的关怀，更是必要，因为她是个孤儿，她所有的亲人都去世了。

    戴德生读完慕稼谷的信后，就想和慕牧师见面，澄清事实。他请卫养生陪他一同前往，而新巷宅内每一位姑娘，都被要求写一封信，说明戴德生对她们的态度怎样，交给卫养生一起带去。

    他们来到慕稼谷的家。慕氏问：「你来是否有事要办？」

    戴德生回答说：「是的，我来要和你讨论一下你写给我的信。」

    慕稼谷说：「我在信中已说得很清楚，没有什么补充的了！」

   「但我却要得到一个解释，」戴德生说：「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指摘我的道德品格？」

   「我没有指摘你的道德品格！」

   「我从未听过象你这样的行为，这实在是假道学，自以为是！」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情绪激动地争论，但得不到什么结果。

    二月底，倪义来写了一张字条给戴德生，申辩他是误会了。戴德生给他回信，一开始便以「我亲爱的弟兄」称呼他，然后说他极愿意跟他重修旧好，但这样做是需要双方坦诚相对。他建议倪义来再写信给他，把不满的事情实实在在地说个明白。倪氏的回信足足有三页纸，所讲的都是关于衣着的问题。

    所有妇女（除了倪义来的妻子和麦克莲姑娘外）都联合草拟了一份声明，说道：「（杭州新巷）家庭纪律非常严谨，也严格遵守『社会礼仪的规定」，比在英国的老家尤佳；所有内地会的妇女时常都得到一个人的关心和辅导，那就是戴德生夫人（但好象没有人知道她的存在似的！）……我们绝不认同那些搬弄是非。攻击戴德生先生品格的人；在我们与戴先生的接触中，他一直是一个君子、一个基督徒：他尤其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传教士。……」

    三月间，倪义来又写了一封信投诉他的妻子每月所领的薪金，比其他妇女少五元，并问戴德生对他有什么不满。

    戴德生回答道：「这是我极不乐意去做的事……我所不满的，是你要求我待你真诚，然而我发现在我坦白地纠正你以后，你还是（我相信是无意的）不够坦诚。我也不满你的所谓忠实、开放和爽直——你的嫉妒、骄傲和自信不但给你自己带来痛苦，也令你身边的人感到痛苦。我不满你不断挑剔别人，并埋怨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最后，就是你不服从，坚持要走自己的路。……你的问题是在于你自己，而不是周围的环境。你无论在何处——苏格兰也好，英格兰也好，『兰茂尔号』船上也好，这里也好——，这种性格总给你和别人带来麻烦。……我在布迦先生面前曾清楚地向你表示过，……如果你顺服我的引导，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你……如果你仍然希望我给你帮助的话，那么我想请你写一份声明书，表明你承认神赋予我主管内地会之权力，愿意服从我对会中事务的引导……」

    到了五月，戴德生仍未收到倪氏的回信，当被问及时，他答说：「回信需时，我没有多余的时间……」他请戴德生到萧山面谈。

    戴德生和玛莉亚认为这事最好趁大家齐集时，开会解决。他们把此事告诉新巷各人，大家都同意在翌日早上为此事禁食祈祷。就在这时，倪义来出乎意料之外的从萧山回来。戴德生知道这是神应允祷告的明证。倪氏把最近的不满，并好些不尽不实的指控说出来。最后经过大家辩明事实的真相后，他就在大家劝说下签了一份对事实的同意书。

    六月，倪义来再从萧山回来，带来太太患病的消息。戴德生于是和他同往萧山，检查及照顾怀孕的伊莉莎（Eliza）。以后他多次为着倪义来而来回奔走，仿佛他们两人之间从来没有隔膜和分歧。接着，倪氏夫妇需要搬家，戴德生又替他们找房子。因他认为这是信徒应有的表现，也希望借此令倪义来改变他的态度。

    这时，倪义来对戴德生的批评和指控，以及慕稼谷的质疑，已传到伦敦。在还未收到详细的事实报告之前，布迦先生夫妇只有凭着信心支持戴德生和玛莉亚。此外，还有高富夫妇、宾法特牧师、穆勒。侯活夫妇，以及拿土托爵士和他的家人等，均对戴德生和新巷内地会的同工保持坚定不移的信心。但是圣公会的总干事范亨利（Henry Venn）则受到那些报告的影响，使布迦先生极为不安。

为了谨慎起见，布迦写了一封信给戴德生，信上说：「我相信你会格外小心，不让慕稼谷牧师有指责你不够谨慎，并与女士们过分亲蜜的口实。」

布迦又写信给倪义来，劝他改变他的态度。他写道：「我相信神把荣耀给予亲爱的戴德生先生，如同他把荣耀给予布里斯托的穆勒先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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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撷取了的玫瑰

    1867年6月，戴德生带着麦卡悌。童跟福、丘先生和两名仆役到杭州的西南面布道，他们乘船沿钱塘江而下。船是平底，中间是半圆形用竹片织成的篷盖，这种有蓬的船在中国很普遍。竹蓬看似简陋，但用来避雨却相当有效。

    麦卡悌环顾船上其他乘客，看见有些躺着，有些坐着，有人在吃东西，有人在抽烟——差不多所有人都在闲聊，谈论着这些跟他们服饰一样的外国人。他们第一个晚上就在船上度过，清风明月，又没有蚊子，令人倍觉舒畅。

    他们醒来时，风已静止，船由五、六个人用绳缆拉着前进。他们赏了拿热水给他们洗脸的船夫几个铜钱，然后举行一个短短的崇拜聚会。戴德生读圣经和讲道时，船上的人均专注地听。

    傍晚时分，船就在一个小镇的渡头停泊，离杭州大概有四十哩。他们上岸后，沿着一条弯曲的石径向镇上走去，铺在路上的石块本来是一垛旧城墙。

    麦卡对第二晚船上的情景，有很细腻的描写：「躺在童跟福旁边的可怜虫，双脚锁看铁炼……好象是个杀人的重犯，他本来是要杀头的，现在改为缓刑。在他对面的则是一对瘾君子，当所有人就寝后，他们就拿出烟灯，侧身躺着，开始猛吸鸦片。另外一边有五、六个衙差，几个兵丁及其他的人挤在一起；再加上我们几个，整条船都载满了！」

    第二天，船驶至东篱，戴德生等人上岸，到河边山丘上参观一座寺庙和宝塔。其中一个和尚对他们所讲的道理，特别是关于敬拜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大感兴趣和信服。

    他说：「如果我们离弃假神，我们就没有钱修理寺庙了。」

    翌日，他们来到一个村子，那里饱受太平军战火的践踏，村里还可住人的房屋只剩下三间。村民都很好客，拿李子给他们吃，又请他们吃茶，都不取分文。他们把基督的道理解释给村民听，又送给他们一本中文圣经。

    他们继续往山上走，在一条村子里买了一些粮食便回去。在返回船上的路程中，麦卡悌真希望英国的亲友能够看见他们现在的情况：童跟福在前面领路，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一只手拿着葵扇，另一只手则拿着一只不停叫嚷的大公鸡。无论怎样，它都逃不过变成晚餐的命运。戴德生象童跟福一样，头上也戴着一顶巨帽，手里拿着从村中买来的货粮；跟着的是麦卡悌，颈上挂着一串一元的铜钱（合共一千铜板）。他们的衣服本来是白色的，但经过一个星期的船上生活，已经变得肮脏不堪。回到船上，他们尽情地喝着热茶，又用热水洗脸。

    然后，戴德生、童跟福和丘先生带着老厨子一起前往兰溪，而麦卡悌和另一个仆人则留下来。他们在兰溪住的地方极其简陋，屋顶漏水，地板肮脏；地上只有几块卷着的草席，下雨时可以钉在墙上，挡着从夹缝吹进来的风雨。屋子没有烟囱，所以在房内煮食时，大家都薰得满眼泪水。床是用竹子和木板造的，他们在上面铺了一张毡子，使坐卧舒服些；然后再在上面放一张席子，使睡时凉快一点；最后就是挂上蚊帐。房子里还有一张桌子、一张凳、一块由两个支架托看的木板，以及一个烧饭用的活动火炉。童跟福为了「自我享受」，花了六角钱买了一张椅子！

    他们为童跟福雇了一应很好的中文老师，使童跟福很快掌握到一些本地话的基本用语。戴德生回杭州后，童跟福每天下午都到寺庙及茶馆去卖圣经和单张，并向人传道。

    回杭州时，戴德生发觉他所乘坐的船是被另外一艘船拖着前进，晚上停泊时也用绳索系在一起。这是绝好良机，不容错过，于是戴德生便起来向两条船上的乘客讲道；当他讲到疲倦时他想，听的人大概也很累了，便以一个简短的祷告作结；去没有人愿意离开，大家都想多听一些道理，所以戴德生继续讲了一段颇长的时间。但他讲完后，大家仍没有去意。他们开始提出问题，戴德生也详细地逐一回答，直至声嘶力竭及感到寒冷。「原来已经是凌晨一时，」他述道：「在劝告他们归向救主之后，我提醒他们时又已夜深，应该就寝休息了。」

    翌晨，他专程到萧山探望倪义来夫妇，然后才返回杭州

    麦卡悌对这次钱塘江之旅，有下面一段的记述：「整个旅程中，无论是在船上或在陆上，无论是在茶馆或在寺庙里，凡是有人聚集的地方，他们都听到神救赎之爱。……主的仆人生命中的真正动力，显然来自他心内所充满神的爱；并且他对中国人有一份真正的爱，能够欣赏中国人性格中的一些美德，使他们和其它外邦人完全不一样。……」

    象她当律师的爸爸一样，玛莉亚有着一副很精密的头脑。她仔细地分析穿着中国服装的好处和坏处，以及女性在内地会中能发挥的作用，然后把这些想法写信告诉迦达夫人，信表达得既清楚具体，文笔又优雅典丽。她说：「我肯定我们穿中国服装对工作有利。在未离开英国之前，我也不赞成我们改穿中国服装，因为中国人尊敬外国妇女，去轻视自己的同胞。初时我担心改装后，他们会否同样尊敬我们？地位会否不一样？然而这些忧虑是不必要的。后之，只有道德、品格、教育和基督教原则，才使我们在中国人中受到尊敬。所以，穿着西式服装不一定多一分尊敬，而穿着中国衣服也不一定叫我们少受一分的尊重。就我而言，穿着中国服装会更得到他们的敬重。而喜欢穿西服的人认为这样才会受人尊敬的看法，我是绝不能同意……

   「我从没有听到有中国人诽谤我们当中的姊妹，虽然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在他们看来都非常奇怪。我们远道而来已是怪事，更奇怪的是当中有这么多未婚的成年妇女，因为在中国要找一个年到二十而仍未出嫁的女子可谓绝无仅有……福姑娘今天下午对说：她真希望可以变成很多个人，但依然是一个『我』。这样就可换来许多时间了。」

至于戴德生穿着中国衣服，表明他对中国文化的敬重，以及他对传教士担当的角色具有敏锐的透视，这种看法在当时而言是很前卫的。

    他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对千百年来的风俗和习惯有特别的偏爱。这种偏爱并非无因的，因为谁都会对所认识的人和事有更多的认同，并且认定他们的风俗习惯是必须的，这都是气候、物产及社会形态的产品。」

   「世界上也许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能容忍宗教了；平民百姓或皇孙贵族反对基督教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它是外来的，它可能会使信徒崇洋。」

   「有人认为（或许在某程度上受了他们的信徒或学生的影响）：传教士的洋服、洋车、教堂的欧式建筑，或者种种与基督教有关的外国事物，对于在华人当中传播真理产生很大的拦阻，我并不尽然同意这样的见解。但为什么基督徒给予人洋教的感觉呢？神的话其实没有中外之分，我不明白为何会有这样的分界。我们不是要中国信徒除去他们的国家观念，而是希望他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盼望见到成为基督徒的中国人——既是真正的基督徒，也是地道的中国人。我们盼望看到中国人担当教牧，管理中国教会和中国的基督徒，在他们乡士的中国式建筑物内，穿着本土的衣服，又用本地的言语，敬拜真神上帝。

   「在不违反真理的大前提下，让我们把自己中国化，尽我们所能去拯救灵魂。我门换上他们的服装，学习他们的语言，效法他们的习惯，甚至在健康及体质许可的情形下吃用他们的饮食。我们住在他们的房子里，不需改换房子的外观；除非是为了健康及工作效能的需要，屋内的陈设也保持下来。

   「现在的经验证明我们这样做是有利的，正在影响着周围的中国人，而这种影响不是别的方法可以达致。我们每天和他们接触，不住在一处，而是在多处的地方；我们看到他们或多或少地受到圣灵的引领，并因着在他们当中工作的人虔诚和恳切的态度，而受到感染。当然难免引起不便和麻烦，例如在饮食习惯上，便要不用刀叉、杯碟，而改用筷于、汤匙和大碗。……

   「外国人穿上中国服装，虽然还是被人认出来，但至少不会到处被人群围观；在街头讲道时，虽然衣服不吸引，但话语却吸引了很多的人；他又可以随处购买衣服，清洗补熨毫无困难，花费也极微。」

    就是这种想法和异象，鼓舞戴德生和玛莉亚以此方式工作。在内地会，戴德生尽可能避免拟定规章和条文。但他相信若要使中国人归主。西教士一定要了解和尊重他们悠久的文化。在工作时，他盼望同工能愉快地合作。这是他们当初许下的诺言，包括倪义来在内。如果他们都靠着主耶稣的爱去遵行，他们必会得到很大的赏赐。

    付出的当然也大。

    戴德生一直都想有一个「小玛莉亚」，所以1859年他的女儿戴恩惠在宁波出生时，他是多么的高兴！后来戴氏夫妇乘「兰茂尔号」回华时恩惠已懂得单纯地信靠耶稣。现在她已经不再是一个婴孩，而是八岁的女孩了。在新巷的宅子里，她最喜欢在屋后的花园玩耍。那儿有一丛矮树和一个水池，还有两三株枝叶繁茂成荫的大树。

    八月初，小恩惠食欲不振，体重减轻，而且常说头痛。到了8月8日，她开始发高热。第二天，她躺在路惠理的露营折床上，想呼吸些新鲜空气，却开始神智不清。戴德生刚巧不在家，因此童跟福把她抱进屋内，放在玛莉亚的床上。福珍妮记载了这件事，她写道：「我永不能忘记她的样子……安详地躺在他（童跟福）的臂弯里，美丽的长发不经意地散落在肩上。真是漂亮极了！」

    接到消息，戴德生立即赶回新巷。他很快检查出她是染上脑膜炎！

   「把她的头发剪掉，然后敷上冰袋！」

    玛莉亚小心地跟着指示做。

   「希望她平安度过危险，然后让头发慢慢再长出来，」她说。

    贝玛丽帮忙护理，她记述戴德生那时是「心碎至极，整天哭泣。」

    戴德生想和玛莉亚单独谈话，他带她来到僻静的小溪旁，对她说：「小恩惠没有康复的希望了。」

    他们把她交托给神，请他按着他的美意引领他们。

    回到家里，戴德生对女儿说：「我想耶稣会来接你到他那里去的，你把自己交托给他，不会害怕吧？」

   「不会的，爸爸！」她微声回答。

    第二天，戴德生写信给布迦先生：

    亲爱的弟兄：

        我不知道怎样下笔，也不知怎样控制自己。我好象是从那万王之王的内室给你写信——这是神圣之地。此刻我坐在长椅旁边，竭力想给你写几句话，而椅上躺着我亲爱的小恩惠，她正在死亡的边缘。……亲爱的弟兄，我的心灵和肉体都软弱不堪，但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永远的山寨。到中国宣教不是枉然，也不是不智的行动。纵然知道这里的环境、人事和气候，我还是把我挚爱的妻子、亲爱的儿女和我自己，奉献在祭坛上，为神作工。

    四天后，小恩惠有肺炎的迹象。

    8月23日星期五晚上，戴德生全家及好友齐集在小恩惠的床前。戴德生不停地唱着圣诗，虽然有时呜咽、泣不成声。而玛莉亚却坐着，俯身静静地望着已经昏迷的女儿。晚上八时四十分，小恩惠的呼吸终于停止了。

    包玛莉这样写道：「我从未见过象小恩惠刚去世时那样美丽的脸庞，世上绝难看到如此甜蜜可爱的神情。」

戴德生也如此写道：「我们亲爱的小恩惠，我多么想念她清晨时悦耳的声音，每天早上一醒来就听到她的呼唤——在白天、在聚会时，总少不了这个甜美的声音。我每天散步，总记起她蹦蹦跳跳地跟在我旁边。每次想起她，心里就非常难过。是不是我永远无法再感到她那只小手紧握住我？是不是从此不再看见她那闪烁明亮的眼神？她不能再回来了。但又不是真的『失去』她！……只是园主来，把玫瑰拾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