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飞花----------追思那些大爱无疆的基督徒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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傈僳族的使女　楊宓貴靈Isobel Ku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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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宓貴靈女士出生於加拿大，是愛爾蘭裔人。長於基督教家庭，但屬靈生命真正改變卻在19歲那年。1922年大學畢業之後，她在師範學院接受了五個月的訓練，取得教師證書，奠定日後為神工作的基礎。1923年夏天，她參加了一個小型退修會，當時的講員正是中國內地會剛從雲南山地傈僳族回來的宣教士富能仁牧師。他曾到過偏遠的華西中緬邊界傳道，在那發現了一群既不是漢人，也不是緬人或西藏人的少數民族—傈僳族人，便長期在那裏工作，向他們傳福音。宓貴靈深受感動，從那時起，便決志投身在這民族中，一生獻與主用，後來又被稱為「傈僳人的使女」。

   宓貴靈的英文姓氏是Kuhn，按翻譯的標準，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譯成「楊」。原來雲南的少數民族最常有的姓氏是「楊」，正所謂「向姓楊的人，就作姓楊的人」，因此便出現「楊志英」和「楊宓貴靈」兩位一生委身服侍僳族人的宣教士。


   宓貴靈（Isobel Kuhn, 1901-1957）於1924年進入慕迪神學院攻讀，但她沒有足夠學費，只好天天為此事禱告。非常奇妙，神藉另一位因身體欠佳而不能入學的姊妹，把畢生積蓄，即整年的學費和交通費送給她。這位姊妹原本也是計劃到中國宣教的。

   在聖經學院的兩年內，貴靈在生活上的各種需要，都要依靠神的供應。在聖經學院，她認識了未來的丈夫楊志英（John Kuhn），是一位荷蘭裔的神學生，也是一生奉獻傳福音給中國西南部少數民族的傳教士，與妻子貴靈成為宣教事業的好「拍擋」。

    神學畢業後，貴靈搬到多倫多內地會的宣教之家，並且學習中文。1927年，中國爆發排外暴亂，內地的宣教士紛紛退回上海，新同工根本沒法進入中國。貴靈只好返回溫哥華，擔任「溫哥華女子房角會」負責人，並代父親和哥哥持家，因母親在她還讀神學時已癌病去世。經歷這許多事情，貴靈深深感到，主知道她在異鄉獨當一面工作之前，有很多地方尚需琢磨、學習。

信心依靠

    1928年12月，貴靈終於成行，乘船前往上海。當時她已與志英訂婚，而未婚夫亦早於她畢業前三個月，到中國宣教。船抵達上海，這是貴靈第一次踏足中國。上海雖然是個大城市，但一般百姓生活仍然很苦，各樣環境都與家鄉有巨大分別。貴靈心裏納悶，適應新生活總是不容易。離開上海後，貴靈前往雲南省會昆明，與志英會合。他們在那年的11月結婚。

    貴靈本想馬上在華人當中工作，但當地的生活習慣、物質供應、衛生環境等，都與過往的環境和標準，天淵之別，實在很難適應。貴靈陷入極大的掙扎之中：一方面渴望接近中國人，另一方面卻因為背景不同而加深了彼此的距離！她不斷祈求神的幫助，每天背誦一些經文來鼓勵自己，直至讀到加拉太書2：8：「那感動彼得的??也感動我。」內心才有真實的改變。她想到那些中國人因著他們的講道，第一次聽聞福音，一切所受的苦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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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貴靈與丈夫一同走向傈僳地。地區主任建議他們先到麻粟坪的松山村。剛到兩天，便發生了一件事情，讓他們知道神確是呼召他們到那裏去的。

    有三個在緬甸境內古母村居住的傈僳人，千辛萬苦、翻山越嶺到來尋找「耶穌」。原來，這條村被「耶穌鬼」轄制了十年。這三人想：必定有一位「好的耶穌」，因為別處的基督徒都過得平安快樂， 為甚麼他們不能？所以他們冒著風雪及危險，一邊走路，一邊向「好耶穌」祈禱，終於找到貴靈他們。夫婦二人鼓勵兩位青年人與那三位村民到古母村傳福音。全村人都聚集到他們那，接受了耶穌。

   在麻粟坪事奉，貴靈一直向神禱告，盼望神賜他們一個會說華語的傈僳人幫助他們。結果，神安排一位會說華語的本地傳道人接待他們。貴靈覺得那雖然物質短缺，環境惡劣，但神的恩典夠用。他們蓋了一間寬敞耐用的廳堂，起名「恩典之家」。夫婦同心事奉，足跡遍及福音未到過的地方。

    此外，一直以來，貴靈感到傈僳教會沒有自己語言的聖經，行事幾近「律法主義」，卻不明白律法和恩典的意義。因此，他們帶來了傈僳文手抄本新約聖經，和一傈僳文手提打字機，準備讓本地人更深認識聖經真理。另外，又舉辦聖經班，舉行一年一度的「雨季聖經學校」，利用當地三個月的兩季，即六、七、八三個月，召集傈僳族信徒，進行密集聖經課程。

戰爭熬煉

    中日戰爭爆發。1942年，日軍佔領內地會在煙台的宣教士子弟學校，貴靈的女兒小鴻恩和其他學生，監禁在集中營。身為雙親的志英和貴靈心急如焚，只能依靠神的應許，不至終日沉溺在恐懼和憂傷之中。然而，戰爭期間，志英和貴靈仍如常傳福音，並為當地基督徒排解糾紛，及幫助一些因逃避戰禍而來的宣教士。這期間，使貴靈興奮的是，傈僳文新約聖經終於面世。她深信一切事工都是仰賴神的保守，及一群禱告勇士在背後的支持。

   1943年，神更賞賜貴靈一份禮物，她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建民。同年底，日軍終於佔領了教會所在地對面的峽谷，敵軍就在眼前。究竟聖經學校要不要繼續呢？經過禱告後，他們還是決定堅守崗位，聖經學校課程得以在戰時順利完成。此時，鴻恩及其他宣教士子弟獲釋的消息傳到；因戰爭關係，他們夫婦倆亦不得不離開中國，以「難民」身份前往印度加爾各答及孟買，再轉乘軍艦輾轉到美國費城與女兒會面。

    原子彈中止了中日戰爭。1947年，志英是地區主任，首先要回到中國，貴靈和孩子則在費城住了一年才再踏上回中國之路。重回舊地，傈僳人已在600公尺外的地方等著他們。替貴靈搬運行李的苦力，樣貌本來很兇猛，但因成了基督徒而變得又和藹、又好客，叫人震驚不已。

   然而，中國的政局繼續不穩。1950年3月，貴靈和兒子不得不先離開中國。他們離開時，一群傈僳人冒著風雪，伴他們越過3,000多公尺的高原，送他們出境。最後，他們抵達緬甸。

忠誠為主

    內地會於1951年要所有宣教士離開中國。翌年，神呼召他們夫婦倆到泰國北部，向他們所愛的傈僳族人傳福音。當時的貴靈已50歲，對轉換環境，及學習泰國方言，感到很為難，確曾想過退縮。但神再一次鼓勵她，結果他們夫婦於10月抵達曼谷，乘火車北上泰北清邁，輾轉到山地少數民族中開展工作。

    只是，貴靈的事奉生涯因病逼不得已要結束，於1954年返美國醫治，與子女共渡了一段快樂時光，於1957年5月20日投入神的懷抱。

    貴靈不但是位深入落後蠻荒開荒宣教的「神之使女」，更是出色的作家，一共寫了八本書，有些更翻譯成了中文，包括華人信徒愛讀的《我成了一台戲》（In The Arena）、《尋》（By Searching）和《綠葉常青》（Green Leaf in Drought Time）等，將宣教生活和異象，帶給外間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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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殉道的七位修女。

在1900年太原的殉道者中有天主教的7位修女，她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和特蕾撒修女一样，她们抛弃优越的生活环境，来到多灾多难的中国。办起了孤儿院、学校、医院、难民收容所，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素不相识的孤儿、穷人、灾民。

但是，她们没有特蕾撒那么幸运，她们的无私奉献没有得到被救助者同胞的理解和称赞。在这个民族的观念里，从来都不相信会有人不远万里跑到一个陌生的国家，竭尽全力救助那些被人抛弃的又脏又臭的孤儿、贫病交加的病人和饥寒交迫的灾民却不图任何回报。

所以，许多中国人想当然地认为：这些金发碧眼的女人必定是魔鬼。她们收养孤儿是为了用小孩的眼睛心肝做药引子；她们开医院是为了取病人的脏器食用；她们救济灾民不过是掩护，因为天灾就是教堂引来的；修女教士都是乱伦的后代，她们的金发碧眼就是明证……。

多么“聪明”、“合理”、“富有心机”的思维方式啊。于是，修女，教士所做的一切善事都变成了被猜疑、被仇恨的理由。在此之前，已经有连续不断的教案与这些善事引起的误解和仇恨有关。今天轮到她们了。

1900年7月9日，在山西省城巡抚衙门西辕门前，毓贤杀死了传教士及家属共46人，包括15男20女和11名儿童。其中新教信徒33人，天主教的主教、修士和修女共13人。其中就有下面这7位修女。
这些修女在死前表现了无与伦比的镇静和勇气。死后，这些圣洁的女子和其他殉道者的尸体一样遭到羞辱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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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明纳 (爱敏纳) Irma Grivot 「我们不要忧虑，但要保持平静和信德，我们是天主的儿女，有天主照顾，我们将无所缺，让我们全心依赖永生的天主吧！」



埃明纳 (爱敏纳)1876年出生在法国,是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修女 　
她是第一批来华修女的院长，个性坚强、聪明、有恒心。她全心为福传使命服务，尤其是对孤儿教育倾注一腔心血。 　
她也是七个修女中第一个殉道的，死前，她唱拉丁文圣歌 Te Deum (赞美天主)，并与每一个姐妹拥抱。然后引颈赴死，暴徒手起刀落，一腔碧血喷涌而出，染红了洁白的圣服，浸润了脚下的土地.死时只有24岁。以下就是她被杀前所唱的圣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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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都斐 (雅都斐纳) Anna Dierk
「如果我有幸做一个殉道者，我将到处去分给每个人一点我殉道的棕榈枝叶。」
1866年生于荷兰 ，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修女 　
　

菊斯德 Anna Moreau
「仁慈的天主继续让我痛苦，但用恩宠来支持我，我多么愿意整天在至圣圣体前，愉快地把我的心向主倾吐。」
1866年生于法国，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修女 　



嘉纳 Clelia Nanetti
「手为工作，心向天主。」
1872年出生于意大利，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修女 　


那达理 (纳达理)
Giovanna Maria Kerguin
1864年生于法国 ，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修女 　
「我很高兴主拣选我为一个受苦者，我也高兴能在中国。这是我的圣召，我愿意为天主救很多的灵魂。...... 」

　  
巴溪 Maria Anna Giuliani
1875年生于意大利 ，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修女
　 巴溪修女和埃明纳一样，是修会首批殉道者中最年轻者之一。
　 「教难快来了，..........天堂好近啊！只要再走一步路，就可到达了。」

　

雅芒定 (雅曼定) Paola Jeuris
1872年生于比利时，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修女 　
「我总是很快乐，经常感谢耶稣给了我和我的三位姊妹们修道生活的恩典。我能肯定地说我一定会很快乐的去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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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长沙残疾人教育事业的顾蒙恩

顾蒙恩是德国姊妹会的传教士。姊妹会属于新教，在20年代初派出一些女传教士加入戴德生的内地会。姊妹会主要在西南地区传教，对当地的少数民族教育，医疗和残疾人教育事业贡献颇大。

中国的女性地位低下，如果女性又有残疾，更是备受歧视，社会地位、家庭地位都甚为悲惨。有感于此，顾蒙恩和另外一位姊妹会的成员在长沙创建"瞽女学校",专收盲女，学生来自湖南,江苏,安徽,湖北等地,学生常年维持80人左右，传授盲文及编织、缝纫等手艺，这些可怜的女孩日后能有一技之长，可以一定程度上养活自己，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得到从未有过的关爱，感受从来没有过的尊严，这些盲女入校后均归入基督。

后来学校由德籍女传教士黄贵,梅树之,南雅等经营,49年以后被人民政府接管。外籍人员被驱逐出境。后来"瞽女学校"与另外一家盲校合并成为今天的长沙盲聋哑学校。该校的教职工提到学校创立者顾蒙恩女士至今仍然充满敬意。

下图是1947年2月长沙内地会瞽女学院师生合唱，看她们充满阳光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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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女们一个又一个慈祥的妈妈

说到姊妹会的女传教士建立盲校，有许多感人的细节。1908年，甘蒙安和顾蒙恩在街上传道时，发现许多失明的女孩，流落街头。她们动了慈心，想收留她们，给她们一个家。

一天，她们在街上遇见一个中年妇女毒打一盲女孩，於是便上前劝阻。不料、那女人怒气冲天地说：“这瞎子无用，我不要了，给你们算了！”说完，扔下盲女孩就走了。两位教师就把盲女孩儿领回自已家里，给她取名顾贵珍。不久，湖北某县的传教士又送来一位盲女孩。她比贵珍大，给她取名马利亚。称她为大姐，贵珍为二姐。教师们又连续地收留了三姐，四姐，五姐，这便是“瞽者之家”的开始。

以後，从江苏、安徽、湖北等地又送来盲女孩，有的年龄更大一些。於是，她们不再按年龄排列，而是彼此之间唤着姓名称姐妹。那时，这“瞽者之家”设在南门口社堂街的一个福音堂内。

大约一年之後，即1909年，长沙市民起来反教、反洋人、烧教堂。“瞽者之家”被解散，盲女孩们流落街头。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女教师们冒险进城，要将失散的盲女孩找回。当天找回七名。有一个不会说话的四岁女孩，也在混乱中不知去向。教师们心如火焚，再三托人寻访。第三天，终於在一家铺房里找到她。教师们喜出望外，好像寻回一块失落的珍宝。

因为害怕市民再次反扑，又因教堂已经被毁坏，於是，找来一条小船，两位教师就带着八个盲女孩住在了船上。直到过了八九个月，长沙秩序逐渐好转，教会也得以恢复以後，才迁回长沙。

不久，主办人顾蒙恩教师因为体弱多病，不得不回国修养；甘蒙安教师也因工作需要，被调往湖南晋县。这“瞽者之家”的担子就落在了黄贵英教师（德籍传教士）的身上。她全力以赴地担起了这重任。她非常疼爱这些盲女，以慈母般无微不至的爱，关心体贴她们，又连续不断地增收新的盲女孩。後来盲女渐渐多起来，由八个到十个甚至二三十个，“瞽者之家”的教师开始采取订课程表，分班次的方式，将孩子们按年龄大小组合起来学习，这就近乎办学了。於是，“瞽者之家”易名为“瞽目学校”。

这个由“瞽者之家”演变而成的“瞽目学校”，虽然组织形式变了，但其宗旨和性质并没有变。主办人是家长，和学生们的关系同母女关系。学生都以校为家，主办人体贴入微地关心着学生的衣食住行。刚入学时，学生们一律是享受供给制，人人平等。吃饭穿衣都是由校方分配，学生只要遵守校规，按章学习，早晚礼拜。上午开设了三个小时的文科课程，下午开设了三个小时的编织课。课後学生进行室外活动跑步、游戏、唱歌等，丰富多采。

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全是以圣经为本，以基督的爱鼓励人。学生毕业後加入编织部织毛货，计件获得工资。在编织部里，也本着爱的精神，大家不是彼此争竞，而是彼此帮助。当有人偶尔犯错误时，校方除了给予适当的处分外，更多的是鼓励学生们彼此代祷、互相劝勉，直到有过犯者自己觉悟、悔改。不论学生是否聪明，学校都一视同仁。在瞽女学校，师生间那一种水乳交融的情谊是感人肺腑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国际纠纷，差会将调离黄教师回国，得此消息，全校师生痛哭流涕，恳切祷告求神阻止。其他德籍老师都相继回国，黄教师不愿丢下这些盲女孩，就决心留在中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後，黄教师才为筹集办学资金而短时间回国一趟。

在黄教师回国期间，学校的工作由俄国女教师殷学文代理。她对盲女孩们也是满怀爱心，并带领学校走上正规办学的道路。次年，即1920年，黄教师在争取到不少的德国朋友的支援以後返回中国。

不久，在殷教师调离之後，差会又派来梅树之教师（德籍），协助黄教师的工作，负责管理编织部的生产，兼任护士。

“瞽目学校”是一个温暖的家。当学校在困难时期不得已而遣送自费学生回家时，学生们都是哭着回去，舍不得离开。教师们也是忍着心痛，流着泪给她们送行。瞽女们多半体质很差，几乎每年都有因病去世的，在有些年间，一年之内就有两三个去世。每次有学生去世，都是黄教师在床边流泪送终。黄教师从未因工作的劳累或自己所面临生活的艰难而伤心，只有学生的死，年年都要伤她的心啊！

约在1937年，梅教师回国休息，南教师也因病回国，正值中日战争爆发，学校的一所房子被炸毁。这种种不幸加重了黄教师的工作负担和精神压力，因忧伤和劳累过度，她换了重病，经医治无效於1939年1月安息主怀，被葬於湖南长沙瞽目学校坟地里，享年64岁。黄教师，一位德国女传道人，为着基督的爱，将她的生命耗尽在这个古老的长沙城。噩耗传来，全校师生失声痛哭，同孩子们失去了母亲似的，怎么也不肯受安慰，她们彷他一群无依无靠的孤儿。虽然教会的牧师非常同情她们，也派人来领导学校，但学生们仍感到若有所失，直到梅教师从国外回来，继续领导学校工作，和学生们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盲女们才真正得着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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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的上海广慈医院和修女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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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年法国教会派遣了8位年轻善良的女修士来到了广慈医院。她们克服条件简陋等困难，与15位中国助理协力工作，按期造好了7386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医院。公济医院自1877年牗光绪三年牘兴建后，就有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的30多位修女担任护理和管理工作，据说为首的是奥地利的公主赫海伦。为造福于中国民众，这些年轻的修女默默地奉献出她们的青春和热情，直到1953年左右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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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娜的故事,一位当代女传教士.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安朴  

??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马太福音19:14

??为中国而生的女儿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伯灵顿，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小镇，民风淳厚，宗教色彩浓郁。20世纪60年代初期，小镇上科拉克家的长女，一个金发碧眼的小女孩诞生，取名“罗娜”。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南方中产阶级家庭。罗娜的父亲是一位电机工程师，母亲是一位端庄娴淑的知识妇女。小罗娜记得，五岁的时候她搬进了一个新家，那是一幢两层楼的花园洋房，绿草如茵、风景如画，不远处是一条潺潺的小溪。罗娜记得她最喜欢在院子里爬树。

??罗娜的家庭是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家庭，父母双方家族中都不乏敬虔爱主的人。罗娜一出生，便和父母亲一起去教会。参加各种属灵聚会、上主日学、读经、祷告，对她来说，就如人要吃饭一样理所当然。二年级时，课堂上老师问每一个孩子：长大了要干什么？七岁的小罗娜说：要当宣教士！九岁的时候，她就养成了每天必读圣经的习惯。但她真正重生得救是十一岁时。那一年她母亲带她到了一个新的教会，这个教会比较重视福音真理的宣讲和教导。一个主日，她听到了牧师的福音信息，自己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默默祷告，求耶稣进到自己的心里，赦免自己的罪，作自己的救主。过去她是在头脑中把圣经作为知识相信，而现在她是从心灵里接受耶稣是自己的主。“重生后我就有一个转变，我就很想把福音传出去。以前是作为知识知道，现在就想传福音。”后来罗娜分享自己得救的见证时说。

??罗娜的父母亲不仅用自己的爱，也用神的话语养育着自己的女儿。罗娜的母亲说，女儿的生命成长中，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圣经——神的话语——在女儿的生命中扎了根，另一个因素是“顺服”——顺服神，让神在自己的生命中作工，当呼召临到她时，罗娜就以顺服的心回应。

??罗娜读二年级时，一篇课文中简单介绍了汉字，她很感兴趣，母亲就带她到图书馆，借了一本关于汉字的书。画一个太阳，加一点就成了“日”字，画一个月牙就成了“月”字——这些象形文字对小罗娜有极大的吸引力。7岁的罗娜心里就很清楚，长大了，神要差派她到中国去。

??多年前，罗娜的外婆有一个祷告，求神呼召她的两个女儿做宣教士。神垂听了老人多年的祷告——但并不是呼召她的两个女儿，而是在她的孙子一代中，呼召了罗娜和她的妹妹，两人都成了宣教士。

??1983年，罗娜从美国著名的基督教大学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毕业。使徒保罗说：“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哥林多前书9:22-23）怀着与保罗同样的心志，为了更多的中国人归向主，罗娜奉差出征。临行前，她父母以前的教会的牧师，为她按手祷告说：“主啊，求你把她变成一个中国人！”

??神垂听了这位牧者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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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美瑞Mary Andr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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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中文名字叫安美瑞，英文名字是 Mary Andrews。中文名字是她年輕時，中國朋友給她起的，意思是叫人感到寧靜、漂亮的美玉。進入暮年，雖然年事已高，身體已呈傴僂，但她敬虔及堅持行在主旨意中的態度，使人看見她，仍好像一塊「美玉」。

    安美瑞（Mary Andrews, 1915-1996）在中國政權還未易手前，是澳洲到華傳道的宣教士之一。她在澳洲華人圈子也許並不著名，但在本地人的聖公會中，卻頗受崇敬。不單因她在三、四十年代遠赴飽受外憂內患的中國傳道，更因她幾十年來，獻身教會教育事業，訓練工人及遠赴海外的宣教士，而備受推崇。

     她的一生，甚至在退休之後，都不完全空白：事奉神、服務人群，如果能力所及，她都願意去做。難怪雪梨聖公會將她曾任校長、專訓練女傳道人的聖經學校改為「安美瑞學院」（Mary Andrews College），以紀念她忠心作「神的使女」之事蹟。  

     安美瑞在談到她在中國服侍的十多年時，仍然是那麼興奮 —縱使那已不知是第幾次談到她在中國的日子。畢竟那不是平凡的經歷，若沒有神的保守帶領和人的安靜順服，在1938年至1951年期間，中國經歷日本入侵、兩黨內戰、經濟崩潰、糧食缺乏、天災、疾病，日子是怎樣熬過來？

她從收藏「寶貝」的地方取出一個小錦盒來，打開，裏面原來是一塊精緻的金屬紀念幣，是一個從上海到雪梨開會的銀行家送給她的。然後帶出一個令人興奮的小故事。她說，一天，有人來找她。門打開，是一個步入中年後期的男士，一看見她便喊她老師。原來這人是安美瑞在中國教英文時的學生，目前是中國一家大銀行的高級幹部。知道要來澳洲開會，便想盡辦法打聽她的下落。到達後特意來找她；二人相見都感動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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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美瑞還記得起他。曾經一段時間她在中國浙江省一面教書，一面傳道，盼望年青人悔改歸向神，他是其中一個當時與她頗親近的學生。「他目前是銀行的高級人員，自然覺得不便公開自己的信仰，但我知道在他裏面，他仍然是相信神的。」安美瑞十分有信心地說。

   對於這一個老遠來探望她的學生所帶來的禮物，她自然珍而重之，因那是代表一份深摯的情誼和年青時候那段不一樣的經歷。

母親的禱告

   安美瑞於1915年3月在澳洲新南威爾斯（New South Wales）的鄉間出生，是家中頭一個孩子。母親沒有受過多少教育，卻十分愛主。及至她們一家人搬到雪梨居住，她的母親在教會的熏陶下，開始關心宣教士，為他們祈禱。她又特別關心中國內地會的宣教士，常帶安美瑞到內地會的聚會去，讓她從少認識中國的需要。16歲那年，安美瑞在一個青少年人的奮興會上立志要為主作工。從此「中國」這個名詞不斷在她耳際響起。她起先很不情願，因為中國是那麼遙遠、落後、環境惡劣。但神在她身上動工，聖靈的感動使她順服下來，答應呼召。中學畢業那年，她向母親透露要到中國宣教的意念，她的母親竟同時向她揭露一個埋藏心底很久的秘密，使安美瑞吃驚不已。

   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於1890年訪問澳洲，分享中國的福音需要，並希望有宣教士與他同往中國。在戴德生的感召下，有12名宣教士與他同往上海。安美瑞的母親在這段時期亦盼望到中國宣教，可惜遭到父母強烈反對。此後，在她心內私下許了一個願，希望奉獻第一個孩子給神作宣教士。神果然聽了她的禱告：安美瑞順服神的帶領，願意到中國事奉。神亦很有系統地訓練安美瑞到中國宣教：中學畢業後，接受護士訓練，稍後到神學院受訓，才加入差會，等候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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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裏最安全

    安美瑞於1938年9月14日於雪梨環形碼頭（Circular Quay）出發，乘船前往中國。當時的她只有23歲，獨自一人上路。原本差會要派兩個宣教士赴中國，但另一人覺得神是呼召她去印度，所以沒有同行。在往後的日子，多次出遠門，安美瑞都是孤身上路，只能單單倚靠神。

    回憶當時到中國傳福音的情景，她說，在中國傳福音，的確十分富挑戰性。抵達上海，初次體會戰爭的殘酷。日軍侵華，於1938年，單上海一市便有35萬人無家可歸，每日平均有100人死於街頭；糧食奇缺。抵上海未幾，安美瑞即輾轉前往北京，學習中文和中國歷史，在這更嘗到差不多成為戰犯的滋味。北京被日本人佔領，澳洲人雖未致被囚禁起來，但也受到監視。沒有人敢公然賣食物給她，但神一直看顧她，有弟兄姊妹給她接濟，亦把握時機靜悄悄幫助她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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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軍的侵襲下，安美瑞和其他中國人一樣，常常要「走警報」，逃到防空洞躲避日軍戰機轟炸，有時甚至要逃到另一地方避亂。安美瑞說，她在小孩子的時候，很怕聽煙火和爆竹燃燒的聲音；神卻安排她到中國，經歷戰亂，常常聽到比爆竹聲更響、更驚心動魄的聲音。然而行在神的旨意最安全；若沒有主的許可，沒有一樣事可以臨到我們。
  
教會蒙難與復興

    克服文化和語言上的差異也不簡單。到北京，安美瑞學習的是國語。第一個工場卻是浙江省臨海縣，這是她實習的地方，幫助一位女傳道牧養教會。在北京學的官話派不上用場，又要重新學習當地語言。

    在臨海的事奉既新鮮又滿有神的祝福，日軍來侵的威脅雖然從不減少，敵人的轟炸機經常在上空出現，但神仍加添人數給她們，亦有本地人幫忙工作。安美瑞除傳道外，亦教英文和聖經，藉與年輕人接觸，將福音介紹給他們。可是日本人真的要佔領臨海，戰事日壞。差會要傳教士撤退，安美瑞就以步行、坐轎子、乘軍車或貨車，輾轉3,000多哩，由中國東部沿海到西南內陸昆明，再乘美軍戰機到印度的加爾各答，轉乘輪船回國。那是1945年。

    戰後，安美瑞再返回中國。這一次的工場在浙江較大城市紹興，在一所中學教書，一面傳道。有許多青年學生歸向耶穌，又目睹福音大大興旺，有很多有恩賜的主僕起來。大批大批學生接受福音，並立志為主作工。安美瑞的教會人數亦與日俱增，只是「時間將盡」，共軍於1949年4月控制紹興，全市進入新的紀元和制度。

    中國政權易主後，安美瑞還能在紹興工作一段日子，但情況越來越不許她留下來。若她堅持不走，會帶給中國同工很多麻煩，遂於1951年初決定返國。

    回國後，雪梨教區委她為首席女傳道人（Deaconess），翌年又委派她作聖公會女傳道人培訓學院校長，直至1975年退休。接獲委任為校長時，安美瑞感到很戰兢，其一當時她只有36歲， 出掌此職未免過於年輕；其二，她認為比她更稱職的大有人在。然而，會督用一幅世界地圖鼓勵她，說她雖然已在宣教前線退下來，仍可藉著教育，訓練更多神的工人，到世界各地宣揚神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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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訪中國

退休後，安美瑞在教會的事奉沒有停止。她在好幾個教會機構委員會內擔任委員，亦在聖公會的退休人士寓所當舍監。神恩待她，雖年逾70，仍於1985及86兩年，先後重返中國探望經濟開放後的中國教會。到過福建和浙江，更重訪紹興。30多年前她的一位初信學生如今已作了傳道人，禮拜堂每星期座無虛席，叫人雀躍。會眾也感到興奮吧，這位滿頭銀髮的老人，竟能操一口流利的紹興話。雖是澳洲人，當年與他們的長輩曾一同背負危難；又曾將一生最好的光陰，為神的緣故，獻給中國人。

1991年安美瑞再一次訪問中國教會，此時中國教會的人數估計已達數千萬人。教會的長執不再只有老人家，年青人亦起來事奉。當年安美瑞離開中國，悲觀之情瀰漫教會，以為中國福音之門已關閉。40年後重遊舊地，中國教會竟成為全球發展得最快的地方，喜樂充溢老姊妹的心。安美瑞可以作見證，有這一天，是神的作為；是祂引導眾多宣教士當年的「佳美腳蹤」走過來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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