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七章 倪柝声积极充实实力（1948-1950）（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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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七章 倪柝声积极充实实力（1948-1950）


扩充港台教会

李常受主管港台

1950年中国大陆解放时，香港仍属英国所管，两地之间的交通不受太多限制。其后逐渐收紧，必需向政府机构进行申请手续才能出境入港。审批手续以后就越来越紧。倪柝声于1948年7月底，第二期鼓岭训练结束后，立即来到广州和香港。8月，倪氏在广州和香港进行三天的谈话。9月间，他调动厦门的陈则信到香港，亲自为他们一家安排住处。[1]1950年2月2日~3月11日，倪氏和李常受一同向香港的同工们有一系列的讲论和谈话。他于2月14日安排了香港的五位长老，顺序是陈则信、魏光熹、曲子原、许骏卿和郑谦原。（61:235-236）陈则信是同工，要兼顾广东和泰国各地的教会。他过去曾在马来西亚和泰国居住过。[2]

当时，倪氏是把陈则信安排在多年在香港负责的魏光熹之上，他对于香港工作的关照是：

关于香港教会的地位，我以为仍应照旧兼华南地区的工作中心。等将来广州的工作更有发展的可能时，就可以把工作重心移到广州去。（61:56）

目前华南、南洋地区的工作，必须集中力量，先以香港为重心。香港必须先打得通，然后再往马尼拉、新加坡等地。我觉得有同工到南洋两地去工作，或许太早。（61:75）

我盼望这一次香港这里能作得彻底；这样，一面可以向华南开展福音，一面也可以向南洋开展福音。（61:220）

我顶希望香港这里有一百个人移民到重庆去，重庆乃是福音的战略之地。（61:269）

倪柝声邀请李常受从台湾来到香港，平起平坐地一同向同工们讲话。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这是说明倪氏要树立李常受的地位，受到特殊尊重，且把大陆以外的工作交给他，作为地方教会在海外的最高领袖。他说：

常受弟兄在这里，你们原谅我这样说：人对他的攻击，就是对我的攻击；常受弟兄错，就是我错。（61:277）

从今以后，香港教会关于福音、事务、研读圣经等各方面的训练，由常受弟兄带领。（62:8）

我不喜欢在李弟兄讲话之后加上什么话，怕减轻他的话。（6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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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福中，《倪柝声传》，95-96。

[2] 陈福中，同上，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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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七章 倪柝声积极充实实力（1948-1950）


建立台湾教会

倪柝声复职前，在福州已经鼓励刘湛庠移民台湾。陈福中说：

早在1947年间，倪柝声已在福州找过刘湛庠弟兄，鼓励刘湛庠作福音移民，到台湾从事差传工作的。倪柝声本人又随着也亲自到台北视察。1948年，倪柝声本人奉献美金五万元，买下台北市上海路一栋日式塌塌米的房子，这是聚会处在台北最早的会所。……在倪柝声的一生中，1949年2月，是一个关键性的月份，当时他第二次亲临台湾，住在张晤晨家里，印证了赵静怀、张郁岚、张晤晨、孙丰露、刘效良五位弟兄为台北教会的长老。[1]

以上所记是在李常受还没有被差遣到台湾去以前的事。刘湛庠以后在台湾的几个地方教会中有服事。

顺应新的政权

1950年3月中，倪柝声在香港收到两份电报，一是来自汕头教会，告知他母亲倪林和平离世，二是上海教会来电，催他回沪处理教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他就向汕头回电：「就地安葬 谢谢。」他交代妻子张品蕙和大姐陈倪闺臣前往汕头料理母亲的丧葬事宜，自己决定赶紧回沪。李常受和陈则信等多方挽留，顾虑到他回国以后，再也出不来了。他还是决定回国。他于三月12日离开香港时说：「我的结局，不是被提，就是殉道。」[2] 此后，倪柝声和李常受从未再见过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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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福中，同上，76。

[2] 陈福中，同上，104-105。

[3] 李常受，《倪柝声》，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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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七章 倪柝声积极充实实力（1948-1950）


对新政权有所准备

倪柝声对于共产党并不陌生，对于国家形势变化总是十分关注。他自香港重返国内是有所准备的。

1. 熟读马列书籍

倪柝声所读的马列书籍想必要比当年国内任何一位传道人要多得多。黄得恩说倪氏认真研究马列主义、新民主主义以及当年政策，并且要求同工们也要好好学习。他说：「50年他[倪氏从东北寄了几十套马列的书到好些大城市的聚会处。我在福州执事之家也看到这几十本的书。他觉得需要明白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1]当年俞崇恩是负责苏州地方教会的，也收到过一大包倪氏寄来的马列书籍。

倪氏在政权交替前夕，不认真读神的话、寻求神的旨意，反而要同工们认真读马列书籍来装备自己。

2. 善于交际妥协

虽然倪柝声给地方教会信徒留下十分属灵、严肃，使人有仰之弥高的印象，但是他善于外交和应变的才能却是信徒所难以想象的。

1938年倪氏在英国时，金弥耳说：「先前他的身份相当拘谨正式，如今他放松了心情，会和孩子们玩起捉迷藏，把穿了蓝长袍的自己一下子塞进了橱柜，变不见了。……有人还记得他是『很有趣，好相处』的人；根本不像什么『非常属灵的弟兄』。」[2]

抗战时期他在重庆筹组重庆生化药厂董事会，赵君影（那时候还不是牧师）为他召集基督教政要人物和内地会传教士李亚农（Arnold Lee）一起开会。在赵君影身边的于力工回忆说：「……接着走进来的是李亚农，陪着进来的竟是倪柝声，真是一表人才，高高大大的和李亚农用英语会话。」[3]倪柝声往年虽然激烈抨击宗派教会，实际上却是一个能屈能伸、善于交际的人。

黄得恩也说到倪氏的妥协。他说：

50-51年倪柝声编了1052首的诗本，在订定时他改动好些词句，在其中如「过此黑暗罪世」改成「平安经过此世」等等，只要把暂编本一对就明白。我想是循「免得触犯他们」的原则，因为他们认为旧社会是黑暗罪世，新社会则不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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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得恩，《黄得恩弟兄致史伯诚信》（1996年，12月10日），摘自许梅骊，《从<倪柝声殉道史>引起的探索》（未发表资料），60。

[2] 金弥耳，《砥柱》，174。

[3] 于力工，《夜尽天明》，227。

[4] 黄得恩，《黄得恩弟兄致史伯诚信》（1996年，12月10日），摘自许梅骊，《从<倪柝声殉道史>引起的探索》（未发表资料），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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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七章 倪柝声积极充实实力（1948-1950）


3. 广交国共双方

1）动员虔诚高官

陈福中说：「在抗战时期，倪柝声在重庆的时候，兴办重庆生化药厂，并以生化药厂为中心，展开社会活动，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1]重庆生化药厂董事会成员计有张治中（蒋介石嫡系重要将领，数次国共谈判的国民党首席代表）、尹任先（花纱布管制局局长、财政部公债司司长）、张静愚（曾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当年担任财政部全国税务署署长）、梅贻琳（中央医院院长，曾任陆军军医总监、军医署署长及重庆卫生局长）、朱经农（中央大学教育长、教育部次长）等。这些国民党要员是重庆地方教会的虔诚信徒，都被拉进重庆生化董事会。

2）靠拢共产党员

黄得恩说：「倪柝声在抗战时期及之后跟地下党组织[共产党有接触。（49年在鼓岭他用两个晚上讲这些事，并叫我们不要写下笔记。）」[2]那时候正值政权易手前夕。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倪氏曾请张汝励担任上海生化药厂总经理。张氏在解放前就是上海重要的地下党员。吴秀良说：

由于他[张汝励]的影响，倪柝声在抗日期间，曾经为共产党的新四军免费提供过西药和蒸馏水。……国共内战期间，张汝励夫妇和长子张帆都曾利用上海生化制药厂江西路的门市部，作为掩护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吴克坚所领导的地下党革命活动（吴克坚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周恩来。）[3]

吴秀良说：「当时对他[倪影响最大的当属他的亲戚张汝励。」[4]他又说：「他[张向倪保证，共产党执政后一定尊重人民的『宗教自由』，并且对倪灌输马列思想。张汝励为人耿直，以后被打成右派。笔者曾于2001年访问其长子张帆（曾任福州大学副校长，已退休）。他对当年他们父子如何得到倪的庇护和他们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务活动津津乐道。」[5]

3）联络医界人士

任钟祥说：「倪柝声在上海有医药界的朋友是民主党派成员，他自以为靠朋友的指教和帮助就能与共产党周旋。」[6]当年政府的政治决策总是首先传达到各界民主党派人士，即各行各业的头面人物，使他们较早了解到政策内情。一旦政策公布以后，他们就一呼百应，带头拥护执行。共产党与他们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他们常是首先掌握国家新政策和行动内情的消息灵通人士。倪氏的企业大多是制药厂，因此十分关注政府对于医药业的内部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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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福中，《汪佩真传》，158。

[2] 黄得恩，《黄得恩弟兄致史伯诚信》（1996年，12月10日），摘自许梅骊，《从<倪柝声殉道史>引起的探索》（未发表资料），60。

[3]  吴秀良，《李叔青医生》，178。张汝励（张品蕙的六叔）是资深共产党员，解放前在上海担任地下工作，团结策反国民党统治下的民族资产阶级。其子张帆在大专院校从事学生工作。

[4] 吴秀良，《破壳飞腾》，11。

[5] 吴秀良，同上，<附注2>，186。

[6] 任钟祥，《简史》，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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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七章 倪柝声积极充实实力（1948-1950）


4. 顺应新的政权

1950年3月，上海急电在香港的倪柝声，催他急速回沪。任钟祥说：「1950年初，倪柝声自香港返沪，上海聚会处举行同工、长老、执事约百余人聚会，听倪柝声讲『今日基督徒的态度』。[1]倪氏回沪后当即召开这次聚会，说明很有可能「基督徒对新政权的态度」是当时教会最急需明确的问题。倪氏在复职以后，对新政权的顺应态度是一贯的、也是明确的。

1）站在政治以外

政权易手前夕，倪氏在一次专题为《基督徒与国家》。（60:239-252）的聚会中已经说到：

基督徒在地上，乃是在各种政治之外……主总是站在地上的国家之外，我们也当如此。（60:244）

基督徒在地上不应作统治者。基督徒在这地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维持属灵的生活。……我们生命的反应不在公义的原则里；这叫我们无法成为一个统治者。……但是另一面，基督徒必须承认神所设立政治的权柄。（60:245）

2）不惹掌权者气

倪氏说：

基督徒在这世上，一面不作国家政治的统治者，一面对于国家政权的态度，乃是尽力顺服。（62:247）

在大陆，人民政府拦阻福音的行动，我们尽量不故意惹他们的气，只是一个一个安安静静在那里作。主已经把中国的福音交在我们手里，如果我们多作，作得厉害，主早晚要得着这地。我们总要尽量顺服，尽力劳动，亲手作事，求主给智慧。……所以不要惹他们的气，不要故意作给他们看，乃要有智慧。（61:39-40）

3）配合政权措施

倪氏说：

在浙江有好些弟兄姐妹由杭州一带移民到弋阳地方，共产党说我们作得很好。[2]（61:95）

我们移民去的地方，都是大规模的农场，配合政府土地改革的措施。（61:274）

新的政府当局用新的主义。他们原本的原则就是实行平均，但又怕因着平均主义，就叫人懒惰，所以又要盯人民盯得紧。对当局来说，平均主义的实行特别有难处；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没有难处，因为我们彼此相爱，爱邻舍如同自己。（6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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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钟祥，《简史》，18。

[2] 倪氏此话讲于1950年2月，说到弋阳移民农场受到政府的称赞，但是同年冬季他们即被政府的**镇压。（见第十四章：「为福音所受的烈火试炼」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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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七章 倪柝声积极充实实力（1948-1950）


5. 「福音传遍中国」

倪氏说：

在这事上你们必须厉害、凶狠；你们如果够厉害，不管谁当政，我们都能把福音传遍全中国。（61:98）

不是三、五个传道，乃是全教会都是传道，那就能把福音传遍全中国。（61:127-128）

这样连在职业中的弟兄姐妹也配搭，这种传福音就凶，也许不需要几年，福音就可以传遍全中国。（61:183）

倪柝声相信解放后还有几年时间容许传福音，教会能积极将福音传遍全国，但是他只是动员大家，见不到他自己有何真诚的行动。

6. 积聚实力

倪柝声本人最尽心尽力，行在暗中的乃是大办企业；一是为了赚钱，二是期盼在新政权头几年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巩固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增加抗衡能力。其实他不可能行在暗中，必须调派使用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但是他不透露心中的意图和计划，更谈不上一起同心祷告了。

1950年初他在香港开始强调福音移民；9月又提出「教会合一」以期扩大教会。11月时，他在上海召开的部分地区同工聚会中，就把福音移民作为首要工作，并且正式开展「教会合一」运动。现在看来，这些都与他积累实力的全局策略有关。倪柝声的确是竭尽全力，积累实力，为着应付将来的一切；但是他没有敬畏神、依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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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钟长鸣》第七章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