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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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在福州先复职（1948.2 ~3） 李常受穿针引线

自从李常受于1946年10月来到上海以后，教会无形之中就由他和汪佩真两位带领。1948年春，李汪两位出面召开全国性同工聚会。[1]李常受在1948年6月全国同工聚会刚结束时，回顾这个聚会的筹措经过：

胜利后，主安排我们少数同工集中于上海。我们看见国内的工作，有些散，有些乱。我们一直感觉该集中于一中心地方，打一根基，然后作出去。……虽然如此，到去年底[1947]，我们就觉得该应闽、广两省内几处弟兄们的邀约，前去走一趟。[2]

李常受、汪佩真和李拉结一行三人于1947年底，先到香港会见魏光熹，由魏氏陪同到广州和汕头住了些时候。他们三位就去厦门见陈恪三，由后者再陪同到福州。看来李拉结是充当汪佩真的陪伴。李常受说：

福州像别处一样，已经安排了有大聚会。（邻近各地都有弟兄姐妹来赴会。我们却愿意和少数的弟兄姐妹多有谈话，多有交通。）[3]

在我们到倪弟兄那里去住着谈话之先，我们已约请他于三、四月间来沪帮助一些外埠来沪的弟兄姐妹（原来有些弟兄姐妹已先函约好在那时要来沪住些时日，好得些帮助。）等我们到他那里去住的时候，他就答应了我们这个约请。所以我们就有了沪上四月间的聚会。[4]

最先，李汪二位约好外地同工们于三、四月份来上海得帮助；然后他们就去福州约倪氏届时到来。在文献中查不到上海教会为这次同工聚会的祷告寻求或商讨记载。这一促使倪氏复职的同工聚会很可能是由李汪两位所一手包办而成，上海的同工长老们对其来龙去脉很可能所知不多。

李常受等三位到了香港、广州、汕头、厦门等地，遇见了教会资深的负责人魏光熹和陈恪三，然后再来到福州。显然，李常受和汪佩真对于这次南下寄予极大希望，主要是希望与少数负责人多有交通。

为什么闽粤的众教会要求李常受访问时，还要请汪佩真同去呢？依照过往惯例，大多是邀请某同工弟兄或姐妹去作工，而要求负责弟兄和负责姐妹一同去访问的事，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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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钟祥，《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简史》，13。

[2] 李常受，<神怜悯中的带领>，《执事报》，倪文55:1-2。

[3] 李常受，<神怜悯中的带领>，《执事报》，倪文55:2。

[4] 李常受，同上，倪文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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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为何选择福州？

1948年2月，李常受被邀请来到福州津门路教会，向福建各地共约二百多位同工举行特别聚会。其后，他们三人要住在倪柝声家宅里，和他有交通，具体安排是每日上下午各讲一次，为期十天。费解的是：1）李常受和汪佩真与倪氏在上海经常有接触机会，为什么必需远程来到福州有十天的交通呢？2）倪氏讲话对象难道只是为了李常受和汪佩真？其真正答案很可能是为了：「在福州，请他尽速恢复尽职」。

倪柝声曾经对李常受暗示过他尽职的灵不许可他对上海召会尽职。因此，若要他尽速复职，就必须要找一个在上海以外的地方。他与李氏如此亲密相托，却不能坦言相告；可见他处事待人的分寸。

若试图在上海进行复职，1942年的风波和往年的生活失德想必有可能会浮出水面，导致僵局；而倪柝声又无意于认罪悔改。福州是倪氏的家乡，是地方教会的发源地，又与以前的那次风波无关。这是一个最好选择。再者，若是倪氏能够在福州提出宏伟计划，先把福州教会带动起来，树起鲜明旗帜，就会使各地羡慕。其后，他若要在紧接着的同工聚会中复职，就会水到渠成；何况他这几年来在福州和鼓岭的大兴土木，正是为此。多亏李常受和汪佩真的心领神会和大力帮助。他们的心思何其深！他们的策划又何其周全！

惊人的速决战

1948年农历新年，李常受在福州的特会结束后，倪柝声就在海关巷寓所接待李常受、汪佩真和李拉结三人以及在福州地区的二十七位同工进行交通。李常受说：

在福州特会之后，我们又同倪弟兄多住二周，要与他交通，请他迅速恢复尽职。其他的同工和领头人听见有这交通，也不愿离开，要我们请倪弟兄许可他们也能有分于交通。起初他不许，但经我们再恳求，他才同意让他们在场，条件是他们要坐在大客厅的另一边，离开他一段距离。只有汪佩真、李拉结和我与他坐在一起交通。我起头交通，为什么福建、广东省的众召会满了混乱。他立刻回答，释放了一篇关于耶路撒冷路线的消息。话语从他口中倾倒出来一个多小时。我们惊讶的坐在那里。令我们吃惊的是，一位坐在远处的姐妹[翁玉冰]突然喊出来说，「为什么我们不立刻照倪弟兄的信息作？」倪弟兄回答说，「你们若愿意作，就必须将自己交给工作（职事）。请签字表明你们的奉献，并交给李弟兄。」他们都这样作了。

福州召会领头的弟兄们听见这事，当晚就来将他们自己与召会都交给工作。这挑旺了当地众圣徒，倪弟兄就定规召开全召会的聚会。因此他接受负担，在那聚会中说话。我们都晓得这是他职事恢复的开始。我们数百人为此欢乐。这些事发生于1948年3月。[1]

赖恩融记载：

由于这个异象很清楚，所有的同工都「交出他们自己」来实践，而且决定让福州成为他们的耶路撒冷—这个工作的行政中心。他们的口号是「五年之内使中国归基督」，当天是3月3日。[2]

倪柝声在此首次提出「耶路撒冷路线」。他的宏伟见解一摊开，就使在座的福州地区同工们目瞪口呆。他只花了一个多小时滔滔不绝的讲话，就折服了他们，根本不需要所预计的十天时间。同工们当即作出响应，倪氏也要他们马上「将他们自己和教会交给他」，并要书面签名表态。负责弟兄们当晚就把自己和津门路教会交给了「工作」，那就是交给倪柝声和李常受。仅仅一次聚会，就使大家在激情之下，决定了教会今后的命运。

3月3日，津门路聚会处的负责人召集全体信徒聚会，会上宣布将教会交出，由倪柝声和李常受带领。这就是倪氏在福州自行复职的起始。

多年以后，李常受在《历史与启示》中写着：「阿利路亚，这是已经停了六年的职事恢复了，大家都欢乐，汪佩真、李拉结和我，最是欢喜，因为这正是我们到他家住两周的目的。」[3]李常受终于吐露出这次福州之行的真正目的。当年上海地方教会的长老们又何能预料到李、汪等暗中的谋划？

李常受说：「起初他[倪]不许，但经我们恳求，他才同意让他们在场。」今天看来，这句话就显得很虚伪；要他们坐在大客厅的另一边也是故作姿态。事实上，这二十七位福州地区的同工与领头人正是倪柝声的说话对象，又正期待他们成为帮助他复职的先锋队伍。

「交出教会」这件大事，难道不需要众人在一起认真向神祷告和等待吗？当晚立时作出决定，说明了什么问题？是因为「让福州成为他们的耶路撒冷，五年之内使中国归基督」这个远景太振奋人心？还是因为倪柝声这位领袖抓住了他们的心，不需要寻求神的旨意？

李常受说：「我们惊讶的坐在那里。令我们吃惊的是……」难道这是真的出于他的意料？难道倪氏还没有把他手中耶路撒冷路线这张底牌事先告诉李氏？若真是这样，那就说明倪柝声对于向他赤胆忠心的李常受还留有一手。

倪柝声不仅是复职，而且是要通过复职，掌握比以前更大权力，作更大的事。他一开口，就是要福州教会交出来，成为进而掌握全国地方教会的第一步。复职不是目的，只是起步。倪柝声的心计何其深！他的雄心又何其大！除了神，当年还有谁能够识透他们的心思？时隔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地方教会内又有多少人能够识透倪柝声、李常受和汪佩真三人当年的计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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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常受，《倪柝声》，356-357。

[2] 赖恩融，《中国教会三巨人》，54。赖恩融（LeslieT. Lyall, 1905~1996）是内地会传教士，多年在中国传道。

[3] 梁家麟，《升黜》，120，转载李常受，《历史与启示》上册，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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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福州地方教会分裂

球场后教会不愿交出

长期以来，在福州同时存在着两个地方教会：球场后（张启珍负责）和津门路（郑证光等负责）。球场后教会就是过去在十二橺排，由王载和倪柝声最初成立的。倪氏离开后不久，王载外出布道，教会乃由王连俊和张启珍负责。以后王连俊去南洋工作，就由张启珍长期负责。津门路教会是后来才建立的，与倪柝声关系接近。这两个教会虽然各有独立的行政和负责弟兄，但是彼此尚有往来。

当时倪柝声在海关巷的聚会，只通知津门路以及福建各地前来参加特会的同工们，但是没有通知球场后教会。津门路的同工当即愿意把教会交出来给倪李这两位使徒。在1928年上海地方教会成立以后所召开的历次同工聚会，都没有通知张启珍，所以这次的不通知并非偶然。倪氏说：「但福州另有一聚会，我们不能向其开口，请其交出，这个只有候其自愿才可。」[1]张启珍得知以后，表示愿意持守倪柝声过去一贯所提倡的「一地一会」，不交出球场后教会。

倪柝声散发传单相责

1. 倪氏强词夺理

其后，倪柝声和李常受联名发表关于「福州问题」的冗长单张，报导事态发展，公开散发予众。[2]单张上说到球场后的负责弟兄问讯以后，「就责备津门路的同工为何如此重大的事不与他们商量」。所以津门路的两位弟兄就到张启珍弟兄处去认错，却遭到张氏责备。后来李常受和汪佩真也去劝说，未获成功。张启珍所领导的球场后教会以后也发表声明，又印发了Goodman所著《紧急呼吁基督徒合一》。1948年福州聚会正式分裂。有的弟兄个人印发反驳倪李的小册子。可惜这些资料已经失传。[3]

2. 陈终道的感受

倪氏的外甥陈终道对于倪李所分发单张的感受摘要如下：

1. 这单张颇有「婉词」」夺理，形势逼人的气味，例如单张中说：「福州教会廿余年来，就是一个半路凉亭」。这话近乎欺侮和轻视。张启珍在抗战八年中为守住神的家饱受苦难。那时那些说人家是「半路凉亭」的人那里去了？

2. 福州既有球场后聚会处，以后又另设津门路聚会处。到底那一个是正统教会？

3. 单张说：「如果我们有希望和球场后及张启珍弟兄与我们同行。……但如果没有这个希望，就我们终须起首擘饼。……」但《工作的再思》说：「但你永远不可另外聚会如教会。……这个『教会』就并不是一个教会，乃是一个宗派。」

4. 无法圆满解释《工作的再思》中主张工人不干涉地方行政之原则。况且行传所记，教会发展虽开始于耶路撒冷，却不是一直都以耶路撒冷为中心。

5. 张启珍弟兄在口才恩赐上、同工阵营上，确实不如津门路聚会所，但地方教会不能因此就变成半路凉亭。有人才钱财不一定构成正统；人多势众也不就是真理。……

按我自己的感觉，当时「聚会处」内部分裂的主要原因，是一部分弟兄姐妹耶路撒冷原则之新亮光，基本上与《工作的再思》的地方教会原则自相矛盾的缘故。这些人之中包括张启珍弟兄，王连俊弟兄，丁素心姐妹等，当然这作为后辈的我，也跟他们站在同一立场上。[4]

当时陈终道回到福州，原本一心盼望和聚会处的弟兄姐妹一起「走道路」；当时适逢福州聚会处分裂不久。那时他住在玉林山馆（分裂后倪氏这一边的聚会处楼上），看到他们的作风并不像《工作的再思》所说的那样。[5]他们接待弟兄并非根据生命，而是根据「立场」与「路线」，其界限之深远甚于宗派。他发现和教士的老同工黎爱莲教士也同样反对舅父的作风。[6]于是，陈终道要和聚会处同走道路的愿望也就此作罢。

2000年5月张启珍回顾当时，说：「1948年春发生教会分裂，事变经过，我亲历其境，一切经过是李、倪利用郑证光长老不择手段，策划造成的，一言难尽。」[7]这两个福州地方教会从此就正式分裂。倪柝声坚持对于「一地一会」和一地不能有两个地方教会的说法，也自食其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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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终道，《舅父》，65-66，摘自倪柝声、李常受，《福州问题单张》。

[2] 陈终道，同上，63-68。

[3] 陈终道，同上，68。

[4] 陈终道，同上，68-70。

[5] 「和聚会处的弟兄姐妹一起走道路」意指参加聚会处一起事奉。

[6] 黎爱莲(M.L.S.Ballard）是和教士的外甥女，比她小二十岁。她陪同和教士一起住在白牙潭的几间旧木屋里。 和教士于1930年离世之后，她一直留在白牙潭传道，直到1950年政权易手后才返回英国。

[7] 徐戈：2000年5月访问张启珍的笔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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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津门路教会的振兴

黄若砥在《难忘的一九四八—倪柝声职事最精华阶段》[1]中主要说到当年在福州津门路教会的振兴。以下是他于1997年由海外访问福州之后所写的。

倪柝声的耶路撒冷路线和顺服权柄论点把津门路教会推进了一步。倪李两位在福州教会中按立了四位长老，又选出好多位执事。[2]这时，福州津门路教会的信徒情绪激昂，聚会人数有所增加。1948年阴历正月中旬，差不多每晚都有聚会，由李常受释放关于建立教会的信息。李氏一向善于组织鼓动。他鼓励津门路教会大传福音、变卖一切交出来以及进行教会中人事、受浸按手以及事务和组织安排等工作。除了按手以外，一切都与一年前李氏在上海的做法相仿。

同工集中福州

倪氏说此后工作的中心是在福州，全省约有三十位同工，连同家眷都要定居于福州，过身体生活。因此，福建全省在仙游、古田、闽侯、厦门、南平、沙县、永安、永春、建瓯等地的同工；先后都迁到福州，加入津门路教会。他们既成为福州教会的信徒，又是工作上的同工。[3]

信徒受浸按手

教会对于众多要求受浸者，要他们在受浸之后接受工人（使徒）的按手。从今以后，他们就服在权柄之下，自己不出头。按手之后，就向他们传讲身体搭配事奉和完全交出来的信息。其后，就要接受教会的安排。黄若砥描述1948年倪柝声在福州实行受浸后就有按手的做法。那时受浸总是安排在礼拜六下午，接着就在当晚的交通聚会中进行按手。他说:

工人（使徒）代表身体（教会）按手在你头上，你的头就低下来，从今以后你是服在权柄之下，自己不出头了。……你一站在身体的地位上，那倒在元首基督头上的膏油（圣灵）就流到身体，自然每个肢体也都得着膏油（诗133:1-3）。所以受浸之后，必须接受按手。……那天晚上，接受按手的弟兄姐妹是坐在最前面的几排。中间留着一处空地。聚会开始时，一个同工讲一点话，祷告一下，就开始按手。倪弟兄同四位长老，就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聚会厅中间，面对面的跪成三个方向，留一向给受按手的人进来跪在中间。受按手的人按次序一个一个来到中间跪下，然后同工们的手就按在受按手的人头上，凭圣灵引导。有一位同工开声为他祷告。祷告完，这一个回到座位去，又一个来跪在中间。就是这样一来一去的为他们按手祷告。直到全部都按手完。……这次受浸按手的弟兄姐妹一共是二百五十多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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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若砥所著《难忘的一九四八—倪柝声职事最精华阶段》是一本影印的小册子，未注明出版单位、日期或地点，亦无关于作者的介绍。

[2] 黄若砥，《难忘的一九四八》，22。

[3] 黄若砥，《难忘的一九四八》，16，20-21。

[4] 黄若砥，同上，31-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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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教会组织安排

由于要在教会中进行全体信徒配搭，就设立了许多小点。每小点都安排十位左右的弟兄或姐妹，各设有一位服事者，帮助他们（相当于上海的分家聚会及分组帮助）。他们又在教会内设立长老室、执事室、执事轮值制度，并设立厨房组。

交出福州祖产

倪柝声征得家人同意后，就将在中州的和梅坞玉林山馆的两处房产交出来给津门路教会。在中州的住宅以后就成为津门路教会的第二会所（中州聚会处）。津门路教会的长老郑证光以后就住在玉林山馆。

强调代表权柄

倪氏对在福州的同工们提出三个「必须」：「作代表权柄的长老，必须先学习顺服；作出口说话的工人，必须先学习听话；作基督身体的肢体，必须先学习排队。」顺服、听话、排队这三点是每一个事奉主的人都应当学习的功课。[1]

福州鼓舞上海

李常受说：「就这样一来，福州的工作和教会就有了一个新的起头。」[2]他在前一年带动了上海地方教会的振兴；因此福州津门路教会于1948年的振兴也必然会对紧接着的上海全国同工聚会带来很大的鼓励。倪柝声与李常受的威望也就会因之而提高。李常受在福州又逗留了大约有三周以后再回上海。黄若砥说：

李弟兄一到上海，就把福州大复兴的消息告诉上海的教会。教会的长老就很渴慕，决定写信邀请倪弟兄到上海来领会几天。倪弟兄收信之后，就答应他们的邀请。到了时候，倪弟兄就带着陈恪三乘飞机到达上海。[3]

金弥耳却说：「这个声明显然是一种令人震惊的翻转，违反了倪柝声早期的坚持，要求地方教会完全独立，不受使徒（即同工）的控制。事实上，从此以后，强悍的权柄独裁就浸透了他们全部的福音运动，连设在国外的教会也丝毫不例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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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若砥，同上，17。

[2] 李常受，<神怜悯中的带领>，《执事报》，倪文55:1-2。

[3] 黄若砥，《难忘的一九四八》，53。

[4] 金弥耳，《砥柱》，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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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全国同工聚会：倪柝声复职（1948.4~5）

同工大会缘起

经过六年沉潜，倪柝声带着宏伟理想和福州的振兴来到上海。他已经研究过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看来他是敢于面对共产党在全国的强势。这时候，再也没有一位教会负责人提到1942年的教会风波和倪氏曾被停职的事；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全国同工聚会是从1948年4月9日到5月15日召开，为期五周，在上海哈同路聚会所举行。来自各地的同工和上海聚会处的同工长老、部分执事和旁听的弟兄姐妹一起聚会，总共约有二百人。[1]这次聚会还是与以前的惯例一样，由倪柝声一人主讲，与会的同工们对他的尊敬和期待不减当年。也正如往年一样，同工聚会的议题、议程和聚会到底要有多少日子，完全听凭于倪柝声一人定夺。除了李常受、汪佩真和李拉结三位和福州来的同工以外，上海的负责弟兄和全国的同工们一概心中无数。 李常受在同工聚会一开始就问倪柝声：「今后事奉主的路该如何走？要点是什么？我们在这个时代所要注意的又是什么？」（57:12）这又像前不久在福州那样，李氏帮助倪氏引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

复职化解前嫌

1. 从商是「寡妇再嫁」

1948年同工聚会第十二天，倪氏说：

我个人的事情也应当交给弟兄姐妹安排。……1931到1937年间，我们当中作工的人增加。……我是盼望还有第四种人，就是为着弟兄姐妹安排职业，帮助一班弟兄们能够作到良心平安。虽然我不能要求给他们好的待遇，但是起码可以生活过得去，叫他们能够良心平安。……当初我作的时候是有一个盼望。今天在这里，我的情形就好像一个寡妇带着几个孩子，盼望养活他们，但是盼望养活的事作不成功，因此以后寡妇就再嫁了。过了一些时候，孩子却都没有了。到那时，说起来也不知当初为何要再嫁。当初的盼望和今天是一样，但是当中有一段就变作了出嫁还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替我的同工说几句话。……有些提供的孩子不能上学、肚子饿、在家里哭。当中一共有五个寡妇没有人记念。……今天在我们同工当中的寡妇，不只五位，有二十多位。这些姐妹的丈夫活着的时候，把自己的地位、职业辞掉，死了以后他们都被人忘记了。……你们说你们相信神，神能顾念他，但是我看着一个一个去世，我里面生气。也许我作了许多的错事，但是神知道我为什么缘故作。（编者按：说到这里倪弟兄自己哭，众人也大哭。）(57:212-215)

倪柝声在开始办厂时，也对前来劝阻的陆忠信等弟兄说过「寡妇出嫁」的话。这是倪氏的遁词，又使得同工们愧疚自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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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钟祥，《聚会处简史》，13。关于出席人数，曾有各种说法。其中以任氏资料较为可靠，因他是住在上海聚会处的常任执事，也参加这次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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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渊如的表态

次日李渊如的交通见证如下：

我说的话是事先征求过他们同意的。……我今天请倪弟兄赦免我已往的态度和言语，我也请负责的弟兄赦免我已往的态度和言语。我对倪弟兄作生意这件事是表同情的。关于生化的话语听得多，叫我生气，所以到后来这些气都归到倪弟兄身上。……人家说倪弟兄错我怎么能够接受这个话？我不能够把倪弟兄一个人提出来责怪，所以后来我又责怪负责弟兄。他们答应说，这是神的旨意。那我又怎么能够拦阻其他弟兄姐妹？但是人家到我面前来，神经紧张，我没有办法不表同情。我今天没有发疯是神的恩典。……曾经有一个不对的人指责《工作的再思》，要求我说一点倪弟兄的不对。人是想要把我当作工具，来反对倪弟兄。对于生化，我说生化乃是「生话」。我的存心对生化是不利的，对倪弟兄也是不利的。我不说我没有定罪，我的确有过不去的地方，人去了生化，不进则已，一进就倒下去。(57:220-221)

3. 李渊如对倪氏道歉确有诚意

1）李渊如主动找李常受表示悔意。1945年，李渊如偕同张耆年来到南京地方教会长老张郁岚家，即李常受将要下榻之处，等候他的抵达。她向李常受表示自己是一步错，百步歪，再也难以挽回那个局面。她又表示因为作了那件错事，感到非常难过；自己没有任何地位在弟兄姐妹中间说任何话。当时她的态度冷静，又是非常灰心。倪氏复职以后的几年中，李渊如一直保持沉默。

2）与倪柝声见面握手。同工聚会期间，李渊如在李常受和汪佩真的策划下，就随着他们去见倪氏，彼此握手。[1]

3) 公开请求赦免。在同工聚会中公开请求倪氏和负责弟兄赦免。

4）李渊如哭泣。当倪氏说明从商理由时，众人大哭、悔改认罪，李渊如也哭了。

5）为倪氏的文字工作尽职。倪氏复职后，李渊如埋头苦干，编整倪氏稿件，积极予以出版。

4.《葡萄一生的事》

倪柝声在复出的第一次聚会中，向同工们拿出了他所翻译的诗稿《葡萄一生的事》[2]，其中说到：

不因所受磨难，而有埋怨不平，不因所失丰富，而欲减少贡献，

面向牺牲，依然含笑，依然放绿，犹如从来未遇毫厘损失、冤枉，

所触尽是高天清气，大地甘露；它就开始再来尽它责任。

这是倪氏复职时的表态，说明自己忍受冤屈、表示了既往不咎的宽容和清高情怀，使大家惭愧感叹不已。全国与会同工们就此认为他是无辜的，而上海过往对他的停职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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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常受，《历史与启示》，第八篇：战后各地召会的复兴。

[2] 陈希曾，《晒熟的美果》，260-261，见本书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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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倪氏复职理论

倪柝声在同工聚会中所强调的内容，有权柄与代表权柄、身体的见证、耶路撒冷原则和交出来等。除了权柄一题以外，其他课题都是前不久李常受在上海所讲过的。倪氏所提出的交出来，也正是李氏所讲的更新奉献。但是在这以后，李氏也就改口称之谓交出来了。通过这些讲论，倪氏就把全国各地地方教会的领导权集中掌握在他自己和李常受这二位使徒手中。李氏于次年离开大陆，国内即由倪氏一人领导。

倪氏一贯主张工作与教会分开，在十年前的《工作的再思》中已作了详述。他独自掌管工作，包括传福音、文字工作、特别聚会、同工栽培以及企业经营等。但他的耶路撒冷路线新提法，却是要求把全国各地地方教会都交出来给使徒。教会就此被合并到工作中，由工作来统一领导。他既取消自己原先所定工作与教会分开的原则，又舍弃了一贯所主张一地一会、各地自治的立场。当年，我们在上海的弟兄姐妹虽然没有亲身参加这次重要聚会，但因李常受和其他负责人的转达贯彻，我们所受到的影响还是比较直接。倪柝声在这次聚会中的讲话被整理成册，归入《倪柝声文集》第57辑：《倪柝声恢复职事过程中信息记录》。今简述如下:

强调代表权柄

倪柝声在一系列讲论中首先就提出「权柄」。他说：

只要是职事，就有权柄。为什么职事有权柄？因为各人所得的职事不同，职事的不同，就产生权柄。另一面，因着有职事的权柄，所以你就受限制。神恩待我，叫我作耳朵，叫我能听见，祂一面是要我以我的听来服事身体，一面是要我接受自己的限制。我要能看见，就要眼睛的帮忙。今天的难处是，不能听的，却要去听；不能说的，倒要去说；不能跑的，偏要去跑。你应该知道，别人作，就是你作，他的恩赐就是你的恩赐。你也要学习受限制，因为教会是个身体。有些人根本不是读圣经、教圣经的人，但是他偏要去作，结果就发生难处。（57:25-26）

今天若不建立起教会的权柄，我们的工作就要失败。（57:109）

职事就是权柄。主给一个人职事就是主给他权柄。许多人担心许多问题，但是作肢体的人需要学习除去自己的头。（57:276）

头之所以是头，其表现就是在思想主意。顺服头的权柄，意思就是不需要多出主张，不需要多有思想。（57:275）

一个人要服下来，首先他的头要被割掉。（57:278）

在身体中，我们首先要学的，就是要找到顺服的对象。我们必须认识，谁是在我之先，圣经中所有的权柄，都是代表的权柄，不是直接的权柄。（57:22）

在基督徒身上，己和个人生命，是没有多大分别的……一面我们要看见，我们是有限制的；另一面我们也要看见，主所设立的都是权柄。主叫一个人能，这一个「能」，就是他的权柄。当你学习顺服职事的时候，你就是在顺服神。你不能说，我要直接顺服神。神在世界上所设立的权柄，有百分之九十九，过半又过半的，乃是代表的权柄……不能顺服代表权柄的人，就不能顺服神。（57:27）

「职事」是倪柝声的惯用词，意思是指事奉、服事，但也有职责、职份、职位之意。倪氏通常是以「职事」指事奉，而以「执事」指事奉的人而言，但也有不少时候是互相通用的。

倪柝声在复职时一再强调代表权柄，俾使今后全国地方教会都能向他绝对顺服。他忘记了自己在1926年所说的话：「有一等的人，竟站在弟兄和天父的中间，自以为权柄。除圣经之外，教会实在没有权柄。可惜，现在神的儿女们，不特容忍这种教训，并且反赞助之。在主看来，教会中人，都是祂的儿女，并没有阶级之分。乃教会受罗马教的遗毒。……所以，凡要高抬己位的，就是悖逆主的命令，将来必定降为卑！」（太23:12）（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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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论教会的职事

1. 神的职事是为着地方教会

倪氏指出：「神今天的职事，乃是在地方教会里的，也是为着地方教会的……。今天的路乃是教会的路，在这路上我们不能乱，不能任意而作。」（57:32）这乃是说明，神今天在地上最大的重任只交托给地方教会，也是专门为着地方教会。因此中国的地方教会在神的眼光中有着特殊重要的独一地位。

2. 时代的职事

倪氏说：

旧约里，所罗门和戴维都是代表主；他们两个人分别代表同一个职事。在旧约里有很多的职事，摩西以后有士师兴起，以后又有所罗门、列王和先知兴起；到以色列被掳以后，又有恢复的器皿被兴起。全本旧约充满了不同的职事，在每一个时代里都有那时代的职事。这些时代的职事和地方性的执事不一样。路德乃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执事，达秘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执事。主在每一个时代都有祂特别要作的事，祂有祂自己所要恢复、要作的工作；那个恢复，那一个工作，就是那一时代的职事。（57:299）

倪氏所提出「神今天的职事」是指今时代的职事，也就是今世代神在地上最重要的职事。倪氏说弟兄运动比改教运动还要重大，却又说弟兄会还是没有完全看清楚圣经中「地方的教训」。因此，地方教会是倪氏的重要发展。正如摩西、戴维，乃至路德、达秘一样，他自己就是「今时代的职事」。人不能背叛，必须绝对完全地顺服，因为是他看清了地方教会这个「时代的真理」。

3. 个个都要顺服

倪柝声认为「身体的见证」就是顺服权柄。只有这样，地方教会才能在代表权柄的领导下，带进末了的恢复和主的再来。这就是他所指出「时代的职事」的意义。他说：

要活出教会的生活，乃是一件要命的事。我们头一件需要作的事，不是去想，乃是去顺服。弟兄姐妹将问题放到长老中，长老也把问题带到神面前。这样，众弟兄姐妹就能通过长老们到神面前；由神那里也有权柄通到弟兄姐妹们中间。（57:111-112）

今天在我们中间，我们要求神作一件事，若没有身体引导就没有引导。主在工作上的引导是从身体上显明的。我们若注意个人主义，就会错过神的引导。（57:122）

教会事奉的原则乃是所有一千两的都得来。但一千两的一来，肉体都会跟着来。所以，教会若要成为教会，一面，每个一千两的都得拿出来，另一面，也必须用权柄。在这里人只好听话。你觉得对，得听话；你觉得不对，也得听话。个个都要拿出来，但个个都要顺服。（57:125）

如果我们全体的为福音摆上去，就可以把全中国打下来；人没有法子抵挡。（57:236）

在路德马丁的时候，神开始一步一步走恢复的道路。在过去这四百年中，每五十年神就作一次恢复的工作。最近一百年神作恢复的工作特别的厉害。好像在最近这几十年，恢复已将近达到极点。今天教会所得到的乃是最丰富的。……神在他恢复的工作中，末了的恢复也许就是身体的见证。（57:251-252）

倪柝声在全国同工聚会一开始，就开门见山特别强调「权柄」，又不嫌其繁地多次反复提出。在他以前所举行的历次得胜聚会中都是强调生命的信息，而这次却与以前大不相同。为什么他再也不提「属灵深奥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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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耶路撒冷原则

从1924至1936年的十余年中，全中国就有了二百多个地方教会。（42:327）从1938年的《工作的再思》一直到1945年的《教会的正统》，倪氏一直称之谓安提阿路线。他在1938年说：

在安提阿的教会，是圣经里正规教会的模范……安提阿是站在教会的地位上来打发使徒，也是圣灵头一次正式的拣选使徒；所以在安提阿模范的教会中，这次打发使徒是一个顶紧要的模范打发。（30:63-64）

使徒在一个地方传了福音，有若干人得了救，就有了教会的设立。使徒离开那里一些时候，再回来到那个地方……使徒就在这一班比较长进的人中间选出几个人作长老。就是这一班的长老多负牧养、栽培、教导本地教会的责任……圣经里，从来没有一个使徒长住在一个地方，管理一个教会的事。管理地方教会的，是长老，不是使徒。（30:81-82）

但是他在1948年复职时却提出了耶路撒冷路线。他说：

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来看耶路撒冷的原则。神的工作是从耶路撒冷出来的（徒1:4-8）。当初命令是从耶路撒冷起首的。在圣经里，耶路撒冷代表神的工作。神设立耶路撒冷作工作的中心。在神的眼光里，所有的使徒都应当留在耶路撒冷（徒1:4；8:1；14:25）。从前我们在汉口所说的话，今天我们一个字都不拿回来。不错，教会是地方的，但在神的眼光中，工作有它的中心……我们在这些年间工作的失败，乃是在地方教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把权柄交出去。按照神的次序，乃是先有耶路撒冷，才有地方教会。今天我们的失败乃是，先有地方教会而没有耶路撒冷。主安排的路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再到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耶路撒冷在先，以后才有地方教会。已过我们看不见这一点，所以在各处虽然有那么多小教会，结果却没有学习到搭配。地方教会变成一个工人带着两三个负责弟兄的小王国。过去主的见证的难处乃是没有从耶路撒冷作起。（57:143）

我们当中的路，在1937年已经讲过，那时我们提到地方教会和工作的分别，那个时候我们的路线是从行传十三章起头的。但这几年我们找出了错处。我们非从第一章开头不可。行传是从第一章开始的。地方教会没有建立以先，我们就先注意教会与工作的不同，这是错的。应该先由教会和工作的合一出发，我们错是错在前后问题，不是错在真理上。我们不是真理错了，乃是时间不对。我们的工作需要先回到耶路撒冷的原则，教会的起点是从工作开始的。……是先有耶路撒冷的使徒，然后才有耶路撒冷的教会。（57:168-169）

同工们今天要走安提阿的路线还嫌早了一点。我们过去所实行的安提阿原则，是从行传十三章开始的。在实行上，我们缺了行传一章到十二章，我们缺了耶路撒冷的路线。（57:309）

一直到1945年，倪柝声在《教会的正统》一书中，还是持守他已经坚持了二十年的地方教会基本立论。但是到了1948年3月（中国政权易手前一年），他却作出了重要的路线性改变。他把全国各地方教会的人力物力集权于一身，说是为了「工作」、为了福音，要「把全国都打下来」。中国地方教会从此展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

                  表6:1 安提阿原则和耶路撒冷原则的比较

    安提阿原则（1924~1945）                         耶路撒冷原则（1948~1952）

一地一会，各地长老治会                               「 使徒」统一领导，各地教会交出管理权

「使徒不能管长老」                                     「使徒」掌管全国教会和长老

注重属灵深奥的事                                          以工作为中心，以工作管理各地教会

  

个人与主有生命中的关系                                 服从团体走向，个人的时代已成过去

注重生命成长                                                 注重工作发展：大传福音、交出来及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