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得生挚爱中华》一个感人的洋人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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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初抵上海

    踏入上海的码头，戴德生看到远处飘扬着英国旗。他朝着国旗走去，来到上海的英国领事馆。他希望在领事馆内有他的家信，也盼望有差会给他的证明书。这样他可以到本地分会领取一些钱。

   「邮务处的办公时间已过，你明天再来吧！」领事馆的人员说。

    戴德生惟有带着推荐信到上海的伦敦会见麦都思教士（Dr，WalterMedhurst）。在英国向华传教的宣教士中，麦都思可说是年资最深的了，他在上海也充当英国领事的顾问和翻译。

    领事馆的职员把麦都思的住址告诉戴德生。他就沿着黄浦江的外滩走，然后往右转，走过泥泞满布的路，旁边是很深的臭水沟。约走了一哩，便来到麦都思的住宅。开门的是个中国人，一句英文也不懂，但戴德生很快便从他那里知道安都思夫妇不在家。

    然而戴德生找到另外一位年轻的英国传教土，名叫艾约瑟（JosePhEdkins）。他还把戴德生介绍给其他住在伦敦会宿舍的传教士，包括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医院的雒魏林医生（Dr．William Lockhart）。

    雒魏林说：「你不如暂时在我家住下来吧！」戴德生很感激，但也有点尴尬，因为身为中国传道会的宣教士，却需接受伦敦会的招待，实在说不过去。雒魏林也答应戴德生的要求，让他分担房子的支出。

    同样住在伦敦会宿舍里的，有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包约翰（JohnBurdon）夫妇。当天晚上，他们邀请戴德生到家中晚餐。这对年轻的夫妇健谈而好客，家中充满温謦，使戴德生有宾至如归之感。后来包约翰成为圣公会第一位到北京传教的教士，以后更成为香港圣公会的会督。

    戴德生在中国的第一个晚上，就住在雒魏林医生家中。从他的房间往窗外望，可以见到城外清兵与城内小刀会对峙之局。右面是满清军队的营帐，左边是上海县城的城墙，上面挂着灯火，不时还可见到城上巡逻的守卒。虽然枪炮声不住地响，但戴德生还可勉强地睡着了。黎明时一阵隆隆的炮声，把窗户也震得格格作响，但炮声过后，却是一阵晨鸟的清歌。戴德生走到窗沿，凭窗远眺，清晨的玉米在田中摇曳起舞，园中的草木吐着新芽，树丛中散发出来的花香，扑面而来，这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个早晨啊！

    早餐后，戴德生立刻前往领事馆查看邮件，但只有一封信，是家中五个月之前寄出的，还有一份《海外杂志》。至于中国传道会则什么消息都没有。没有钱，没有邮汇，没有指示，什么也没有。或许他们要等到他到达上海之后，才寄下指示和和经费吧！果真如此，差会真是不懂为人设想，或者是太笨了！

    那天下午，他到「敦费士号」取回行李，在码头上找来一批苦力帮忙搬运，成群结队，行李在挑夫肩头的竹杠上摇摇摆摆地在闹市的街上走，由戴德生领着路，好不威风。

    戴德生也参观了伦敦会的医院，听麦都思教士用上海话对病人讲道。麦都思热烈地欢迎他，说：「你可以选择学习上海话或者官话（国语）。上海话只用在本地，官话虽然在某些地方口音稍异，但全国通用。我劝你还是学官话好，我可以给你找个教师。」

    戴德生回答说：「我想你的话很对，就劳烦你给我找个教师吧！」

    接下来，戴德生要做很多事：找自己的房子，与中国传道会取得联络，并向它支取费用，学习语言以及生活上的习惯，免得总是倚靠伦敦会和圣公会的朋友。

   「没有接到你的信，我十分失望，」他写信给皮尔士先生，说：「但我盼望下次邮件到时，会收到差会的消息。上海现时十分不安宁，乱党和官军打个不停。……」很难租到屋子，连房间也不容易。空屋都给城中逃出来的商人住满了……城中的传教士也离开了，我现时暂在租界的友人家中栖身。如果不是雒魏林医生的好意，我可能会一筹莫展。目前我真不知应做什么。……」

    第一个礼拜日下午，他和伦敦会的传教士伟烈（Alexander Wylie）进城察看。伟烈知道中国人素来重视读书人，所以他下过一番功夫研习中国经典，也写过不少中文文章，试图吸引中国人相信宇宙的创造主。跟他学习，戴德生觉得很兴奋。

    伟烈带他去到县城，指给他看城外的一排排破屋，告诉他中国人的生活有多苦。他又和守城的兵士说话。他们穿着满是刺绣图案的帽子，领上围着红巾，身上穿着颜色鲜艳的织锦，还有绿色的裤子和长靴。

    他们进城后，伟烈有时会停在街上和行人交谈，戴德生也帮忙分发单张，他们甚至走进寺庙跟和尚谈道。来到城内伦敦会的教堂，他们发觉里面竟挤满了人，原来麦都思正在内里讲道。之后，伦敦会的教士还分派白米给那些无家可归的穷人。

    在县城北门外，他们看到一群人在欧斗，一个死人被抬着进城。另一个的胸膛被枪轰开了一个大洞。戴德生替第三个人察看伤口。他的手臂被炮火打中，子弹穿过臂膀，连臂骨也折断了。他痛苦地嚎叫，但除非把他带回医院去，否则戴德生也爱莫能助。

    麦都思说：「如果我们在此为他调理，只怕有人会把我们的衣服都剥个干净！」

    再行不远，他们又见到兵士抢到一台大炮，另外一队兵士则掳获一批战俘，拖看他们的辫子走。俘虏大声地嚷着，向戴德生等求救，但他们也无能为力。

    上海的其它传教士多数来自圣公会或别的大差会，他们均受过高深的教育。只有戴德生的差会很小。它风闻太平之乱便仓猝地决定派遣教士来华，所以戴德生还来不及完成其医学课程就接受差遣了。中国布道会的乐观及策略，在许多有经验的传教士看来，实在有点荒谬，有些甚至公开指责中国传道会及其《海外布道杂志》。

    戴德生也逐渐认识到中国传道会的种种缺点，他本人亦因为差会办事失效而受害。然而，他仍尊敬他的差会及其干事，他敬重他们的灵性、他们对神的爱心，以及他们布道和带人归主的热心。

    当时的上海还有不少欧洲人，他们发展工业和贸易，生活奢华。在戴德生眼中，部分传教士也有「世俗化」的倾向，他们常和租界的官员和炮舰的长官往来，并且权充翻译。这种社交应酬的风气，令到这个在保守和严谨的循道会环境中长大的戴德生，时常感到惊讶。

    虽然戴德生受过不少教育，人也聪明，但他并没有大学文凭，而且还没有拿到医学学位。他希望从事医疗服务的工作，但他并非正式的医生。他能讲道和牧会，但他没有受按立为牧师。虽然许多人硬要称他为「牧师」，他却一直拒绝接受这头衔。从中国传道会那里，他每年的薪金只不过八十元，非常微薄。圣公会的单身教士每年薪俸是七百元，而且差会还替他们付房屋租金、医药费用，另外还有语言教师及书籍津贴。在这些同工之中，戴德生显得颇有点寒酸。

    当他整理行李时，发觉墨水瓶在旅途中打破了，把书籍和纸张都弄脏，而且海水也把鞋子和一些衣服弄坏了。「敦费士号」在回航中，于澎湖群岛（Pescadores）附近触礁而沉没，船员则幸而获救。

    三月初，戴德生的中文教师抵达上海。他是北方人，每天教导戴德生官话，而戴德生则每天为他祷告，希望圣灵带领他归向耶稣。

    四天后，师生两人已经可以用最基本的中文对话。戴德生用中文与街上的士兵或店铺的商人谈话，他发觉自己已能勉强用中文跟人沟通。

    当时负责围攻上海县城的清军将领是吉尔杭阿（Koer hanger）。他下令封锁城池，但城北接连租界，城内的人皆从租界的外国人那里得到军械和粮食的供应，所以封锁是无济于事的。而且有些外国商人更为城内叛党提供经济及各种援助，期望太平军能取清朝而代之。传教土则在城内分发白米和肉类，调济贫苦大众。

    1854年4月4日，是上海史上有名的「泥城之战」。戴德生早上就被枪声吵醒了，他走出屋外，头上飞过一枚炮弹，轰隆一声，竟落在慕维廉牧师（William Muirhead）的屋墙上。慕维廉属于苏格兰长老会，是戴德生来到上海后认识及仰慕的一位教土。

    清晨六时半，戴德生和慕维廉一起走过租界，来到黄浦江畔。满清的兵

船正在起碇，要沿江而下经过租界向南城进攻。英法兵舰齐起制止，但清朝水师并不理会，强要直驶苏州河，引起一艘英舰发炮攻击。

    岸上英法领事也和满清军队斡旋，要求他们的营寨和炮垒撤离租界。英国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并且派人送给吉尔杭阿一份最后通碟，说：「若果清兵在当日下午三时之前还不撤退，英国舰队即派兵上岸；若到四时不撤，英兵便开始进击，不再容情。」

    下午三时，清兵还是没有动静。英美军舰分别派兵土及水手上岸，摇旗擂鼓，并由阿礼国率领，一直操向清兵驻扎的跑马场。

    四时，戴德生听到美国士兵那边发出枪响，并且看到炮弹横飞。果然，英美军队开始向清军进攻。满清士兵到处逃窜，然后戴德生又看到一片红巾——原来城内的党羽也趁机出击，大杀清兵。

    在此一役，英法军队大获全胜，只损失了两个兵士。当清兵忽忙逃窜之际，乱党拥出城门，把清兵遗留下来的火药枪炮，来个混水摸鱼，抢掠一空。

可是，传教士却要承受后果。经此役后，清军对外国人极表不满，一直到秋天还不让传教士到城郊的村镇传教，也不准外国人在租界之外居住。因此，戴德生也不得不寄人篱下，在租界内伦敦会的宿舍里继续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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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危险中的歌唱

    正当戴德生执笔在信上向妹妹戴贺美倾吐时，他收到家中母亲寄来的信。读着，读着，眼泪不禁流下来了。他多么想念家中的亲人啊；加上自己身体不适，双眼红肿，而且常有头痛！人在异邦，真希望时时接到家书，但是父亲却从未给他片言只字！

    他又想：如果有个妻子，与自己分享人生，那会多么好！他给戴贺美的信上说：「不知父亲对史伊莉小姐的看法如何？……请代转达我的爱意。」史伊莉（Elizabeth Sissons）小姐是戴贺美及韦玛莉（戴德生从前的未婚妻）的朋友，在他姨母的一所学校教书。当戴德生探访韦玛莉时，她已对戴德生心动，常对朋友说暗恋着他。她也送给戴德生一些手绘的图画，彼此又互赠礼物。

    她对中国甚表兴趣。戴德生也曾盼望她有一天会嫁给他。他向她要了一束头发，并且小心地珍藏着。与此同时，他也向家人问及韦玛莉的近况。他信上这样说：「她也许会找到一个比我富有、比我英俊的丈夫，但能否如我一样死心塌地爱她，则难说了。」

    春天到了。上海的天气逐渐转暖，田野也脱下灰衣，换上绿裳。戴德生在日记写着：「从屋子往外望，看见花园、玉米田、城垣、房舍，以及江上的船只和帆桅，景致美极了！」数周过后，绿野上一片繁花，彩色缤纷，更是艳丽。

    更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发展。城内的小刀会徒众宣告：「他们会追随太平军，崇拜上帝，归信基督。但小刀会的首领却是吸食鸦片，而且不少领袖都是强横无道。任意鱼肉妇女，行为和基督教的教训大相径庭。他们响应太平军，因为那时太平天国之声势正盛，谣传他们正在挥军北上，或者已经占领北京。

    许多年后，中国传道会的秘书长皮尔土也承认差会并不了解当时上海的情况，也不知道戴德生的经济窘境。戴德生总是把支出的项目详细列明，说明他花用每一文钱之必要。他写信给父母说：「差会应对传教士有更多的供应，现在是入不敷出。我第一年的总支出大概在二百镑之下。虽然如此，我相信在所有上海的传教士中，每人每年的支出都在这数目之上。」

    六月的上海，潮湿而炎热。日间气温常在华氏百度过外，晚上也在八十度以上。在这炎夏里，戴德生还是每天用五个小时来学习中文。他说：「我们都汗流如雨，象活在烤面包房里。……」

    有时，他会跟包约翰与伟烈两位牧师结伴到乡间派福音单张和传道。戴德生也带备药囊，在两位牧师讲道时，替人看病，甚至有时做一些轻微的手术。他在中国继续读他的医学和做实验，也念化学的书籍，又在医院观察病情，在旁留意医生如何动手术。他的努力和研究终没有白费，后来得到英国伦敦皇家外科手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承认，补发不足的学分。

    戴德生的中文也有很大的进步。现在他已经可以自己到市场买东西，从容和店员对答，甚至讨价还价。他见过中国的印刷工人怎样工作，认为中国人头脑灵活，做事简单利落。

    战事仍然持续，县城内的土气日渐低落。人们对以前信奉的偶象已失去信心，甚至把它们丢弃或送人。传教士则受到尊敬，教堂也挤满了人。看到这个情景，戴德生决意离开租界内雒魏林医生舒适的家，到两阵对垒之间的「无人地带」寻找往所，好作传教的工作。由于那个地区相当危险，而且受到战火蹂躏，租金也较低廉。最后，戴德生找到一所合适的房子，每月租金八元。

    那是一栋双层的木屋，座落于上海的北门，共有十二个房间。戴德生打算住在二楼，把所有房间都洗刷一新，二楼用来做睡房、书房和饭厅，楼下则用作药房、学校和教堂。

要把房子修葺、清洁和洗刷一新，真不是一件易事。他请了一些人来清洁，不过清洁工人来了，却不工作，只观看修理工人在砌墙。他把事情吩咐妥当，便离开一会，但回来只见他们有的在写字，有的在抽烟，其余的都在睡觉！最后，他决定搬来桌子和椅子，坐在房里监督他们工作。

他对工人说：「把房子完完全全地清洗干净！」

    他听到一阵倒水声和洗刷声，跟着又静下来了，他便起来看个究竟。

    「为什么只清洗外墙？」

    「噢！原来你要内外全洗？」

    ［当然啦！」

    于是，泼水声、洗刷声又再响起，直至出现一些琐事，工作又停顿下来。如此这般，对戴德生来说，实在是学习忍耐的大好机会！

   在8月 30日，他终于搬进了新居。第一天早餐之后，他收到雒魏林医生送来两罐美味可口的辣果酱，稍后他又送来两瓶甜酒。包约翰教他怎样应付厨子，不叫他每天买菜时中饱私囊。

    戴德生定了计划，每天有两次与佣人一起用中文祷告和读圣经，也邀请邻舍参加，而且人数愈来愈多。

    不久之后，戴德生又办了一所学校，开始时有十个男童和五个女童。初时主要由戴德生的中文老师负责教学；但数星期后，戴德生也参与督导学生的功课。每天他又替病人诊病，逐渐学会用中文来交谈，包括询问病情和指导病人如何服药。

    他住的地方就在城外，和租界隔着一道城河，每天都是风声鹤唳，相当危险。与租界相连的木桥，晚上总是拉起，不让行人通过。每晚，戴德生总不敢熄灯就寝，而且预备好一个浮水泡，随时准备跳水逃生。

    九月中旬，戴德生、艾约瑟和另一位美国长老会的年轻传教士郭达门（John Quarterman），一起沿黄浦江坐船南下。他们带了大袋的圣经及福音单张，发给码头和船上来往的旅客，希望这样可以把福音传至一些传教士去不到的地方。

    当天傍晚，他们三人乘坐原船返回上海。途中要经过清朝的水师舰队，难免有点担心，因为夜间水师怕有叛党偷渡，时常不问皂白，便向夜渡的开炮攻击。

    艾约瑟建议说：「我们经过舰队时，大声唱诗，他们就知我们是外国人了！」

    「好主意！」戴、郭二人同声应道。

    他们接近满清水师时，便大声高歌起来。经过了黑压压的一批船只，相安无事，大家正预备彼此道贺之际，船夫却催着他们继续大声唱诗。原来刚才经过的船队并非水师，现在才开始进入水师巡逻的水域。

    因此，他们继续放吭高歌，唱的是「广阔穹苍歌」。但唱完最后一节，他们的船还是在水师附近。

   「唱什么？」，艾约瑟大声喊着。「我们一秒钟也不能停下来啊！」

    说完，艾约瑟也来不及和二人商议，便独自大声高歌，是戴德生从未听过的调子；那边郭达门也大声唱出一首雄壮的美国歌，戴德生也惟有引吭高唱另外一首歌曲。三首不同的歌，加上船夫们大声喊叫，使戴德生禁不住笑起来。

   「来人是谁？」水师船上有人大声发问。

    船夫大声回答：「是白鬼！」

   「大英国人！」戴德生和艾约瑟同声应道。

   「花旗国人！」郭达门也大声喊着说。

水师没有为难他们。艾约瑟和郭达门对于船夫以「白鬼」来称呼他们，甚表不满。船夫表示抱歉，说「非常对不起，我们在惶恐中说错了话。以后会小心一点，不再随便用这些不礼貌的话冒犯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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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你的话是真理

    中国传道会终于答应给戴德生加薪了，从原来的年薪八十镑，增加至每季六十镑。可是，差会给上海代办的指示极为含糊，所以戴德生写信向差会澄清一些问题，同时作出一些改革的建议。当然，书信往返，需时数月。要做一个开荒的传道者，没有约伯的忍耐是不成的。在此期间，他发现他的第二位中文教师江先生偷窃金钱，所以只有把他辞退。

    是年秋天，霍乱侵袭上海，包约翰师母病在床，包约翰本人也感不适，所以戴德生常上包家帮忙，好让包约翰多些休息。终于，包师母在9月26日去世，丧事也由戴德生料理。包约翰陷在痛苦和孤单之中，幸有戴德生时常陪他一起散步，尽量消解他的忧苦。

    十月底，包约翰决定迁居，把屋子转让，便问戴德生要不要买。由于北门的住所愈来愈危险，每天炮弹纷飞，不得安宁，再加上中国传道会另外一位传教士巴格尔医生（Dr.William  Parker）及其家眷日内就要抵达上海，所以戴德生决定把房子买下来。

    十一月，他搬进新的居所，但仍然在北门的房子与佣人及邻舍定期举行晚间聚会；他也在那儿用早餐，并且为病人赠医施药。

    他不知道巴格尔医生夫妇什么时候才会抵达，但是只要居住问题解决了。就一切好办。他更多得一位朋友和同工。他知道巴格尔乘搭的船「史维苏里号」（Swiftsure）已在途中，但却毫无音讯。

    清兵和城内乱党的争战更加激烈，北门一带也愈来愈危险，别无选择之下，戴德生只好把学校关了，把家搬回租界的住宅。

    十一月底，他有一天回到北门探访旧邻时，收到雒魏林医生紧急的通知。便条说：「见字请即回租界来。」于是他立即打道往雒医生家，发觉雒魏林正和巴格尔医生一起午餐。巴格尔太太和孩子则尚在船上。

    巴格尔医生是苏格兰人，人挺精明。虽然他是由伦敦中国传道会差派的传教士，但他的薪俸完全由苏格兰格拉斯高（Glasgow）支会承担。在这方面，可算完全独立而不受差会管辖。他为人沉静，却有主见，他知道自己的目标，并会尽量想办法达成目的。当中国传道会听到太平天国的消息而大感兴奋，赶着派他赴华，他当时就拒绝了，认为自己准备不够。

    戴德生和巴格尔在英国时素未谋面，双方所知也不多，但两人明显有许多不同的地方：首先，巴格尔属长老会，戴德生则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宗派；其次，巴格尔是格拉斯高的执业医师，有合格的资历和文凭，而戴德生却还未完成他的医学训练。但由于同受一个差会差派，又共同本着领人归主的爱心而来到中国；因此他们纵然建立了同工的关系，但始终两人不能成为深交挚友。

    戴德生并没有接到差会派遣巴格尔赴华的正式通知，也没有收到差会寄来接待巴格尔一家的费用，巴格尔亦没有给他写信。正因如此，戴德生虽然预备了房间，却没有添置家具。由于巴格尔突然来到，房间还是空无一物，使他真有点不知所措。幸好麦都思夫妇乐意暂时让巴格尔一家在他们的屋子栖身，才解决了居住的问题。但在其他传教士看来，戴德生未为同工预备居所，显然有点那个。这些责备和非议，令戴德生闷闷不乐。他读到《海外布道杂志》中刊登伦敦会教士对他的批评时，愤然写信给中国传道会，说：「为了差会及《海外布道杂志》的声誉，请勿刊登那些毫不负责的言论。……你们不应该责怪那些尽心接纳和支持宣教士的人，却不想想差派他们的，有否为他们设想。……」

    圣诞节近了，戴德生寄给家人和朋友一大箱「礼物」其中包括一枚击中他房子的炮弹。扇子、象牙珠子串成的项链、象棋、佛家、中国拼图、挂锁、茶盘、筷子、中国书籍、药品、锅子和图画等等。当然，他没有忘记史伊莉小姐。他送给她一把折扇和一个象牙雕制的算盘，还有新翻译的书和圣经。礼物之外，当然更有款款深情，以及一纸充满中国术语和幽默的信。信上写道：「……汝化外之民，赖天子洪恩，在荒域、蕞尔之邦，得延残喘。皇天上帝，超乎穹苍，阔于海洋，助吾念汝，并献礼品，愿汝受之。……」戴德生日后纵在窘境之中，也从没有失去他的幽默感。

    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之后的十数年间，在五个条约口岸中看到外国人已是习以为常的事，而基督教的传教工作也渐渐建立了基础。然而中国内地各省对这一切仍感陌生。外国宣教士也很少敢到那些地方去。艾约瑟和戴德生则进入内陆一百哩，试试官吏士人有何反应，也看看那里的中国人和军队是否敌视他们。

    他们租了一只有篷的艇，又雇了三名船夫和一名侍役。英国圣经公会给他们准备了三千本新约圣经，他们把圣经搬到船上，也携带一些药物、医疗器具、食物、衣服和床单。

    1854年12月的一个星期六清晨，他们便启程出发，船上挂着英国的旗号。然而风向与水流使船寸步难行，所以他们吩咐船夫把船泊岸，然后二人提着装满圣经和单张的袋子，到沿江附近的小村落去传道及分派单张。当风势转向，他们的船又再启航。星期日早上，他们来到离上海三十哩的松江府下碇。

    松江是个古老的城南。戴德生和艾约瑟上岸后，来到一座佛教的寺庙，那是人来人往、公众聚集之地。由于来了两个样貌奇特的外国人，人们群起围观，兴奋地跟着他们来到庙里。艾约瑟用中文讲道，戴德生则分派单张，而身穿黄袍的光头和尚们则在旁观望。

    可是，当他们来到城中，有一群成人和男童开始挤迫并碰撞他们。艾约瑟带着戴德生转入一条横街，朝着江边的渡口走去，不料原来却是私人码头。真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追来的人群看见两个「番鬼」狼狈样子，很是高兴。他们更把码头的闸关闭，以免二人逃脱。江上有几艘小船经过，戴、艾两人大声叫嚷，请求船夫载他们过江。可是无人理会，只逗得追来的人更大笑不已。但终于给戴德生跳上一只沿江而过的小船，并把它强拉近岸，好让艾约瑟上船。

    船过对岸，两人立刻沿江南下，赶回那泊在桥下的船去。但当他们走到桥畔，那些乱民已经追上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戴德生看到以前被他解雇的中文教师江先生，他是城中颇受人尊敬的儒生，似乎对他的前任雇主并没有怀恨在心。他看到这情形，就上前盘旋，一面使乱民冷静下来，一面带着二人离开险境。

    戴德生和艾约瑟却不因为这次经历而气馁。午饭之后，他们再次入城分发福音单张。

    第二天，他们继续行程，来到一个名叫嘉善的小镇。他们发觉各府之间的联络与合作相当紧密。一个请求与他们同船的搭客，原来是松江府的差役，分明是监视他们的行踪，同时他也要向嘉善县丞报信。因此，两位传教士赶忙下船，希望在官府还未派人拦截之前，尽速分派单张。跟着他们的人如影随形，用戴德生自己的话说：「一直在颈后喷气。」   .

    在嘉善镇上，刚巧有一列人经过，他们看到两个洋人迎面走来，便停下步伐。前面两人拿着大铜锣，后面跟着的人头戴红帽，手挥大旗。然后有人扛着一乘大轿，上面打着一顶大圆伞。

    戴德生和艾约瑟来到轿前，轿上昂昂然坐着的竟是县官大老爷。

   「请问你们来此有问贵干？」

    他们把此行目的告知县官。县官说：「你们的东西我已读过。但我想告知你们：要到嘉兴府去实在是不智之举。」

   「但我们正是要到嘉兴府去。」

   「那么，我会派人作你们的向导。」

    嘉兴是他们所到过最古老的城市，有近四千年历史。他们的船来到太湖畔古时皇帝的一座行宫前停泊下来。戴德生替人诊病，艾约瑟则宣讲福音。人们乘船来看热闹，为船夫带来不少生意。也有不少人，色括一些官吏、士人，也来和他们谈论单张或书籍的内容，其中一人的帽于顶上有一颗晶莹的珠子，看来是个高官。他压低声音说：「你门的书说得真对，里面都是真理。」

    两天之内，他们返抵上海。虽然来回二百哩，但一切平安，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由于条约所限，他们所到之处，最远也只是离开上海三十哩。他们决定以后会更深入内地传教。为此缘故，戴德中甚至用十二镑买了一条连家具的旧木船。

    前路看来充满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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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县大老爷的款待

    戴德生和巴格尔一家住在以前包约翰牧师的房子里。晚上两人常常剪烛夜谈，直到深夜，商量中国传道会在华事工的发展。两人终于把计划拟好，并寄给伦敦差会。他们的讨划很庞大，包括：一座医院、一间学校、中国传道会在华总部的办公大楼、三四所乡村学堂并附设诊所、两名中国传道人，帮助戴德生巡回布道等。计划书呈上后，循例是慢慢的等，然后英国总会多方辩论，再把结果邮寄到中国。

    戴德生焦急地等着英国总会的音讯，也等待史伊莉小姐的回音。他从母亲那里得知她对他颇有好感，并且有共同的心志，所以他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史伊莉，另一封给她的父亲，征询可否让史伊莉前来中国与他一同事奉。他恳求她的父亲允准，因为中国的妇女需要福音，戴德生自己也需要一个妻子。

    1855年1月，中国传道会的代表在伦敦会见了英国的外相卡灵顿爵士（Lord Clarendon）。他们说南京条约及其它条约虽保护英国商人，但并没有给予传教士同等的权利。然而1844年法国和中国签订的条约，则明言中国政府对传教士和教民有保护之责；纵然英国政府通过最后的「最惠国条款」，取得其它中国给予别国的特权和利益，但在中英两国互相签订之条约中，有关教士及教民的权益并未明载。中国传道会要求英国政府与中国修约时，需将传教士和中国信徒所有权利清楚列入条文之中，其他差会也对外交部作出同样的要求。

    卡灵顿爵士答应从详考虑。他果然言出如山。在1858年的天津条约及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他特别提出外国人可自由进入中国内地以及容许基督教传播的要求，同时教土和教民皆得到官府的保护。

    可是，在1855年之际，一般中国政府官员仍是依据南京条约，禁止或拘捕那些离开五口，进入内地的外国人。虽然如此，还是有不少洋商私运商品进入内地，也有传教士到内地传教。戴德生和巴格尔及其余教士作过多次尝试，发觉地方官吏和居民虽不表欢迎，但通常都相当容忍。不过有一件事仍然拦阻人们接受福音，那就是中国人常把英国人和鸦片贩子混为一谈。

    现在上海县城已被清兵及法国军队重重围困。城内的小刀会徒众议论纷纷，焦急如焚，大概不能再支撑一个月之久。其余各地的情势也相当不稳，太平军频传败绩，但乘机起义的民众还是很多，满清腐败无能，也无改革奋起之象。这时，戴德生对太平天国也改观了。他给母亲的信上说：「我恐怕他们（太平军）得胜，会遗祸更大。他们错谬得很，欺诈哄骗之事层出不穷。」

    戴德生、伟烈和包约翰取得一个早期的准许证，又结伴到内地传教。他们往西南而行。在1855年2月的一个星期日早上，来到一个山坡上，坐在一座残破的塔前一边休息，一边唱诗和读经。但当他们回头一望，只见远远上海城那边升起一阵浓烟，原来上海城已经失守，小刀会党徒到处记忆亡命逃窜。

    三人立即起程回去，到了南城，发现城门已被攻破，城内一片烟火和败瓦残垣。戴德生尝试点数那些无头尸体，但怎也算不清楚。平时熟悉的地方现在已面目全非，难再辨认。妇孺遭害前都被剥光了衣服，死后赤条条的躺个满地。有些民众也趁机向小刀会党羽及他们的家人展开报复，大开杀戒。现在上海一片寂静--死亡的寂静！

    当上海人在灰烬与瓦砾中重建他们的家园之际，外国传教士也重新整顿一切。虽然还未收到总会的回音，戴德生与巴格尔已着手物色地方，准备建筑医院和办公大楼。中国传道会管理不善，行政全无效率。有人对戴德生说：「年轻的差会总是把工人摔在工场内，便不理他们的死活。」或许因为这样，住在英国赫格莱（Hackney ）的布迦先生（W T Berger）捐了十镑给中国传道会，但指定要寄给戴德生和巴格尔使用。他们用这些钱来帮助一名贫苦的中国学童，并希望由此开始，日后在上海开办一所学校。

    1855年4月，戴德生又和包约翰雇了两艘船沿长江而上。他门进入长江水域后，就嘱咐船夫靠岸，好让他们到北岸山岭的乡村传教。

    村野非常肥沃，春风吹过，豆田上盛开的花朵随风起舞，摇曳生姿。他们看见五座连绵起伏的山峦，最高的巅上有座粉饰一新的塔，在山麓处有座宏伟的佛教寺院，房舍庭楼，婉蜒而上，颇有气势。

    山坡上岩石嶙峋，中间有花木和野草点缀。在攀山的时候，戴德生发现树色缤纷，深沉郁郁的柏树和轻盈有致的杨柳，掺杂于橘树、腊松之中。山径的每个转角处，则有寺院飞檐，或者庭台楼阁。

    来到一所寺庙，他们看到一群工人正忙着替菩萨粉刷和镀金，有过千穿戴整齐的信徒正在聚集献祭。戴德生和包约翰看到几百个粉饰一新的偶象，还有香火弥漫，白烟缭绕。街道上到处是人，铜钱丢进罐子发出咚咚的响声。人们的谈话声，还有几百双足踏在地上的哒哒声，交织成一片。

    最后，他们来到山巅的塔上，从塔顶俯视，风景美极了，戴德生想：「大自然正在崇拜那位造物主，但人们却拒绝他。」

    山顶上天朗气清，他们在望远镜里也十分清楚看见其它四个山峰的景物。山岚下一片春雨后的青绿，一行行的桃树、杏树、梅子、苹果及樱桃树，被一列列的麦田围绕着，麦子已长出了嫩芽。每块田之间种着垂柳。农舍也用柳枝作篱芭，而柏荫深处却是几处坟丘。村野之外，则是蜿蜒流过的长江，宽约十五至二十哩；长江对岸是佛教的圣山，布满了寺庙和僧舍，至于西北远处就是通州。

    从山顶下来，途中遇到一个和尚，他请戴德生到他庙中一行，并叫戴德生在菩萨前的圃团上跪下焚香和捐献。戴德生立刻站在圃团上，用官话大声指出拜偶象的愚拙。他也向围着的人群述说神的大爱，然后包约翰则用上海话讲道。两人从和尚的眼神中，看出他们大概明白二人所讲的道理。

   「如果我们所言有违真理，请不妨直告！」包约翰说。但无人上前发言。

    他们于是回到船上，决定明天往通州去。通州是有名的「魔鬼之城」，城内居住着各种不法之徒，对洋人尤其不友善。

    翌晨，天气闷热而潮湿。两位中国教师极力劝阻戴、包二人前往通州。

   「你们留在船上吧，」两人对惶恐不安的中国教师说：「如果晚上还不见我们回来，尽速调查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尽快把一条船开回上海，留下另一艘船在这里。假如我们今晚不能回来，我们会稍后跟着你们回上海的。」

    于是，戴德生和包约翰带着一个仆人和许多的书册，直奔通州。由于路极难走，他们便租了两辆由苦力推动的单轮人力车。

    走了不远，仆人便央求他们放他回到船上去，因为他也听到通州乱民的消息。两人答应了他的恳求。就在这时，来了一个衣冠整整、道貌岸然的人，对他们说：

   「请你们不要到城里去，倘若不听劝说，你们便会发现通州的人是怎样，到时只怕后悔莫及。」

   「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们已决定要去，你的好意只好心领了。」

    过了不久，戴德生的车夫又说他不敢再向前走了，戴德生只好另亡命雇一人，多付了一笔不菲的费用。

    当他们来到城外不远，他们吩咐车夫暂停稍等，二人先步行进城看过究竟。人们看到他俩皆议论纷纷。由于他们一身黑衣服，人们背地里都叫他们做「黑鬼子」，而非「白鬼子」。想来倒觉有趣！

    他们来到西门时，一个彪形大汉迎面而来，他酒气喷人，看来是喝醉了。他抓着包约翰的双肩，使他挣也挣不开。这时围拢了十余人，个个横眉怒目，把他们推推拉拉的拥进城里。

   「我们要见知县大！」两人大声说。

   「我们自然知道要带你们到那儿去，并怎样发落。」他们说。可能以为他们是「长毛」（即太平军）吧。

    那个刚才抓着包约翰的大汉，现在已经放开他，却来对付戴德生，几次把戴德生打跌在地，又拉他的头发，而且抓住他的衣领，几乎使戴德生透不过气来。他的手臂和肩膊，也给抓到又青又黑，煞是疼痛。

    包约翰并不因此稍感气馁，他还向前进，并试图分发单张及小册。这使那个为首的彪形大汉更为恼怒，喝令拿手铐来，幸好不曾带备。但包约翰也只得暂时不再分派单张。

    稍后，这些人又争论起来了。

   「带他们去知县老爷的衙门吧！」较为温和的人说。

   「宰了他们！」有人激动地大声嚷着说。

    当他们把两人围在一起时，戴德生对包约翰说：「我们要记得使徒因配为基督受苦而欢喜快乐。」

    他把手伸进袋里，拿出一张红纸，上面写着他的中文名字。这些人看见了，对他们的态度便稍为恭敬一些。

    戴德生说：「把这份名帖送到本地的长官那里，立刻带我们去见他。」

    他们被带到一座官邸时，戴德生和包约翰都已身疲力竭，汗湿全身，上气不接下气了。戴德生倚着一堵墙，说：「请给我们两张椅子吧！」

   「等一等！」那些人说。

   「那么，请给我们拿点茶来！」

   「等一等！」

    围拢的人愈来愈多，包约翰经过一阵子的休息，又再提起精神向他们讲道。

    他们的名帖及书册都送到一位官员里。这位官员让他们等了好久后，才说要把这案子送交城内另一位长官办理。

    当戴德生及包尔腾听到这消息，不禁板着脸说：「我们不会再多走一步了！给我们拿轿子来！」

    经过商量，他们果然拿来两乘轿子，并抬着他们走过市。

    人们议论纷纷。戴德生听到有人说：「他们不象是坏人哩！」戴德生在日记里写着：「他们好象相当同情我们。」

    最后，他们来到本地县官的衙门。穿过两重大门，便看到一块大匾，上面写着「为民父母」四个大字。

    他们再次把名帖送进去。之后，就被带到一位叫做「陈大老爷」的面前。他穿着官服，头上戴了朝帽，顶上镶着一颗深蓝色的珠子。侍从见到他，立刻双膝下跪叩头，并且示意两名洋人跟着他们行礼。但戴德生和包约翰没有照看做。幸而这位陈大老爷以前在上海做过官，知道条约和外交礼仪，所以对他们相当客气。他和他们谈话，又把他们带进内厅，其它官员、侍从也鱼贯跟进。

    戴德生的官话说得比包约翰好，所以主要由他应对。他向各官吏解释此行的目的，并请求容许他们分发书籍和单张。他也把一些书册送给官员。陈大老爷接过一本新约圣经和一些单张，并向戴德生道谢。戴德生尝试把基督教的道理简单地向他们介绍，他也耐心而有礼貌地聆听。之后，陈大老爷吩咐人准备点心，又和他们共席。

    他们在陈大人的官邸逗留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然后，他们请求进城观光，并分派剩下来的册和单张。陈大人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戴德生望着这位中国官员的双眼，坚定而有礼的说：「我们进城时，受到无礼的对待，但我们也不追究，因为那些人不知所以。不过，我们并不希望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所以请你传令下去，免致我等再受凌辱。」

   「自应如此。」陈大人答。

    他亲自把他们送到衙门的大门，并下令走卒替两人开路。于是，戴德生和包约翰很快就把书册分派完了。他们看见衙卒走在前面，当人们集拢，把路堵住的时候，他们就拿起挂在头后的长辫去驱赶人群，如同鞭子一样，煞是有趣！其中一位官员更伴着他们来到河边他们的船上，才告辞离去。进城前后，他们受到的待遇，简直有天壤之别，身价也自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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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在中国的遭遇

    不久之后，戴德生又再计划另一次内地旅行。英国圣经公会极为支持，不单愿意提供大量的圣经，而且答应资助大部分的旅费。

    这次旅程仍是乘船沿长江而上。船到了长江口张家市——它是从没有外人到过的地方，戴德生便下船上岸。人们看到这个能讲官话的洋人，很是震惊。当他拿出怀表来看时间之际，大家便展开一场激烈的辩论。

   「我从未看过这样的眼镜！」一个人说。

   「废话！」另一人说。「那不是眼镜，其实是个千里镜。洋人最擅长造这些东西。」

   「不是的。」第三人说：「那是一个时钟。每到一个钟点，它就会响。这个洋鬼子鼻上架着的才是千里镜，不是眼镜！你们是多么无知！」

    但当戴德生来到市内一座旧官邸参观时，他也觉得有许多可以学习之处。他看到客厅进口的地方，悬着一幅中国书法，写着：「道德为快乐之进阶」，想着颇有道理。

    当戴德生把一些书册送给一位老人时，他说：「我也有一些书回赠给你。」他送给戴德生一套包装精美，共有十册的丛书，内容丰富，包括天文、历算、舆地等项目，可称中华文化及智慧的宝藏。

    老人坐在椅子上，倚着身向戴德生说：

   「我有一个极妙的见解，很乐意告诉你。现在世界上的三个强国——英、俄、中。皆不知有此发现。所有哲人，包括孔夫子，也都不知。这项真理世上只有一人知道，那就是我。现在我已八十高龄，就让我告诉你吧！」

    戴德生等待着，渴望知道这位老人的智慧。

    老人严肃地说：「太阳是不动的，地球则环绕着它转动。」

    戴德生忍唆不禁，但仍极力保持礼貌的笑容。

   「我相信你是对的，」他说。二人因此成为好友。

    翌日，戴德生又回到这位老者的家里。

    老人对戴德生说：「耶稣是你的圣人，孔夫子则是我们的圣人。」

    戴德生说：「耶稣并非英国人，他生于一个名为犹太的民族中；但他不单是人，也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所合为一的。」老人听得有点愕然。

    戴德生继续用耶稣所行的神迹和复活的事情，说明耶稣的神性。老人也耐心地听。

   「数周后，我会到上海探望你，」他说：「现在这段时间，我会阅读你送给我的书册，请你也一定要读我送你的书！」

    1855年5月21日，戴德生在长江入口西面一个名叫青岛沙（音译）的小岛上度过他的二十三岁生日。那里的人讲官话，所以戴德生在讲道上无碍，而且他已经习惯用筷子吃饭，其他的西洋习惯也逐渐减除了。他的艇夫对于他能适应中国的一切，很觉高兴。

    他们说：「你应该把前额的头发剃掉，换上中国的衣服。」

    但你却不能改变眼睛和鼻子。」一个人沉吟地说。

    到了傍晚，有人请他开方医病。悄息传开了，他还来不及上船，已有百多人聚集等候，过半的人都得着诊治。

    在这次旅途中，戴德生买了一只母猫及两只小猫。因为上海的老鼠实在厉害。偷吃他的蜡烛，又在夜间跳到他睡的床上来。有了这三只描，既可对付倡狂的老鼠，也可作个伴儿。

    戴德生看见一些本地妇女，令他不禁时常想起妹妹戴贺美，也想念史伊莉。他想：差会的供应既如此不可靠，我怎可以结婚呢？我真希望能在伦敦修完医学课程，如果拿到文凭，我便可以很容易找到一份年薪三百镑的工作，同时兼任传教士。

    1855年6月，戴德生、包约翰和巴格尔三人又结伴到宁波去。宁波是五口之一也是个传教重镇。这是戴德生首次访问宁波，但他并不知道该地对他日后有着很大的影响。

    宁波是个美丽的城市，有美轮美奂的寺庙和花园，又有宏伟的大宅，城的中心还有一个象月亮般的湖。的街道清洁而宽敞，沿着海岸是蜿蜒有致的河流，从北到南，绕城而过，活象天然的护城河。城建在一个盘地上，外面群山环抱。城中还有一堵内墙，是用花岗石头建的，作防卫之用，1841年英国的军队用炮火攻击，也没有把它损毁。城中的居民多数受过很好的教育，待人彬彬有礼。在这里的传教士，许多后来都成为戴德生的好友。

    最早在宁波传教的外国教土是美国浸信会和长老会差派来的马高云医生（Dr．Daniel Macgowan ）和麦嘉谛医生（Dr．David McCartee）。 另外还有一位个性极强的英国妇人欧德丝女士（Mary Ann Aldersey），在1843年来到城中，建立了一所学校。她有两位年轻可爱的女教师帮助她，就是戴雅姊妹，姐姐名宝丽娜（Burella Dyer），妹妹名玛莉亚（Maria）。这两姊妹的父亲就是1827年到槟榔屿传教的戴雅牧师（Samuel Dyer），后人推崇他是「其中一应最有果效的宣教士……是神的人！」

    宁波城中还有英行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差派的陆赐牧师（William A．Rusell）（后来升任为首任的华北区主教），以及两位翻译圣经的能手：郭保德（R．H Cobbold ）和高富（Frederlck Gough）。至于另外一位著名的美国长老会教士丁韪良（William A．P Martin），则在1850年抵达宁波。他在中国生活了五十七年。

    马高云对戴德生、巴格尔和包约翰极表欢迎。翌日则由高富带领他们到城中各处参观游览。但数天之后，他问突然接到上海寄来的急情，说包约翰的儿子患了重病，戴德生便陪着他的老朋友，不分昼夜地赶回上海。然而过了两三个星期包约翰的儿子终于不幸去世，戴德生再一次成了包约翰困苦中的安慰。

    宁波的外国传教士和商人正式邀请巴格尔到该地作他们的医生。巴格尔和戴德生对于那里的外国传教士印象极深。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差会，但相处得非常融洽。戴德生写信给家里说：「我当然希望有一位可以商量、可以倾诉，又可以彼此功勉的良伴。」然而巴格尔并非这样的一位挚友。他虽然和其他人相处得不错，但惯于我行我素，自己有自己的打算。他接受了宁波的邀请，在第二个月就南下，留下戴德生一个人在上海。

    在七、八月间，戴德主每天都和三十至四十个教师、仆人和其他人一起用上海话聚会，但自从一位邻居因霍乱去世之后，他就特别注重宣讲悔改和救恩的道理。

   「耶稣为你们死了，叫你们的罪得赎。你们中间谁曾经向神祈祷，要他赦免你的罪？」    他停了一刻，没有想到有人会回答他。

   「我有，」贵华悦。贵华是厨子，很年轻，就是那位接受布迦先生资助，得以继续学业之学童的兄弟。

    在戴德生日后的信里，提到贵华时，说道：「他虽然有不少缺点，但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后来贵华成为戴德生在华的第一个果子，由戴德生施洗人教。戴德生写信给母亲说：「如果一个灵魂胜于世界，我已得到了丰富的报酬，您不是也同样受惠么？」

     麦都思向戴德生建议，他到内地和乡间传教时，最好改穿中国式的服装。他在1845年到种茶的山区时，就换了中国式的衣服。许多天主教的教士也时常换上唐装。

    自从长江游历回来之后，戴德生也常常这样想。他不是有意要隐瞒身分，他之所以想改穿中国服饰、说中国话及象中国人一样地生活，是出于对中国人的敬重。但他知道外国商人会嘲笑这样的服装，认为那是「降格」，甚至不少传教土也会有同样的看法。

    7月 27日，戴德生毅然作了一项重大决定。他要到乡间租一座房子，开始他的医疗及传教工作，并且穿中国式的服装，还留了一条辫子。如果这个尝试失败，他会到宁波去和巴格尔会合。所以，他先定造一套中国衣服。

    九月，戴德生和巴格尔终于收到中国传道会有关在上海建办事处的回音。这时，两人都已猜到结果。差会的信说：「我们的目的并非在条约口岸工作，而是进入内地，……我们不拟花这么多钱在上海。」虽然差会的行政效率是如此差劲，但坚持这样的政策是否对呢？许多在上海的人认为这样的政策是不可能的，但戴德生愿意尝试一下。

    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巴格尔从上海写信给差会的秘书长皮尔士，说：「差会的原意虽然很好，但似乎不明白一点：在这个时候到内地去传教是不可能的事。」这位严峻的苏格兰人并没有抨击差会，但他说：「远在千里之外的人怎可以了解这个国家当前的状况，又或者知道那条才是最好的路径？」

    当巴格尔写信向差会报告情况之际，戴德生正在楼下调混一些化学药品，作染发之用。他想待头发长了，便扎成辫子。他把一大瓶阿摩尼亚从壁橱上拿下来，由于天气很热，室内气温很高，故此他小心地弄开瓶塞，但仍然稍一不慎，瓶子内的压力实在太大，把瓶塞弹开了，瓶内的阿摩尼亚液体和气体便喷出来。戴德生在忙乱中只有用手塞着瓶口，但阿摩尼亚液仍从他的指缝中喷出来，射得他满头满脸，连眼睛、鼻孔、嘴巴、头发和衣服都

是，那些泡沫几乎叫他窒息。

    他乱跑乱撞，眼睛不能看见，但终于跑到厨房里，把头伸进一大缸清水中，水淹盖了他的头，甚至双肩和臂膀。这样才救了他的性命，他继续把头伸进水中，感到全身发烫。当他透过一口气后，赶忙呼唤仆人。

   「快叫巴格尔医生来！」他大声说。初时由于头脑不清，他说的是英语，跟着镇定下来，又用中文重复这句话。

    然而，巴格尔已经听到乱嘈嘈的，赶着跑下楼来。当他看见满脸发肿的戴德生，几乎认不出他来。他立刻用葸麻油涂在戴德生眼上和脸上的患处，然后给戴德生一剂鸦片，作为麻醉药。但戴德生感到甚难下咽。之后，他把戴德生双脚浸在热水之中，又用冰敷在他脸上。最后，他又吩咐那些在旁焦急不安的仆人帮忙他，把戴德生移到床上躺下。第二天，巴格尔还是不断地替戴德生敷用冰块。戴德生痊愈之后，对此事印象极深，多次提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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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打破藩篱

    阿摩尼亚意外事件发生后五天，戴德生又重新投入工作。可是他和巴格尔一家这时却接到伦敦会的通知书，请他们早日迁出，因为伦敦会的一个新传教土及其家人快将抵达。

    巴格尔已经准备南下宁波，他也请戴德生同行至少一段路。戴德生亦想趁机试试他的中国式装扮：他留了一个月的头发，已经可以结辫子，同时定造的中国衣服也已送来。他想知道中国人及欧洲人对他这样的大胆行为会有何反应。

    首先，他去租船。当他听到上海县城南门附近有一所中国式的四房大宅出租，便先付了六个月的租金，并获准在十天之内迁进去。

    那天晚上，他召来一个中国理发师，而且雇用他随船南下，每天好替他梳理那条不容易结的新辫子。

    第一次剃头是件痛苦的事，尤其是在大热天皮肤都出了痱子。再加上五、六个小时的染发，更加难受；最后由理发师把后面的长发结成辫子，这个痛苦的大工程才算完成了。

    翌日，戴德生换上新装。首先穿上厚底的粗棉布袜，毫无弹性。然后穿着那宽阔的裤子，大概比他的腰要宽两尺多，但他把它折起，用坚韧的腰带束在腰前；裤腿儿宽大，象两个涨起来的大圆筒。他把裤角儿放进袜口内，然后用有色的袜带扎好。之后，他穿上一件棉纱的衫，在外再加上一件相当重而鲜艳的丝袍，袖子宽而长，手指外还有十二至十五时的布，戴德生好不容易才习惯把袖子折起来，好运用双手。最后他穿上棉布鞋子，鞋尖上跷，但总算够大。

    巴格尔上下打量着他，最后眼睛停在裤子上，微笑着说：「你可以把两个星期的干粮贮藏在裤腿儿内。」

    两人一齐来到码头。巴格尔象往常一样地自信，戴德生则好象有点不自然，极力尝试习惯这一身的打扮。舟子、理发师和仆人都已经在船上等候，巴格尔一家的行李也已搬到船上。一个信差递给巴格尔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今代合信牧师（J Hobson）送给开办宁波医院使用。这笔款本是为了开办上海医院用的。——你们的一位朋友」其实，这位朋友就是合信本人，他是上海英行教会的牧师，他的赠款有一百大元。

    他们启碇，向南进发。经过四天，才抵达杭州湾，在沿岸的城镇停了一会，派发圣经和福音单张；巴格尔则在船上诊治病人。

    到了甘浦（音译），戴德生要在此和巴格尔一家告别。巴格尔想租另一艘船南下，船夫要先收租钱，大家争持不下。戴德生怕船夫会欺骗巴格尔，故此大力争论。

   「我怎知道你们过海之后会否付钱给我？」船夫说。

    巴格尔的仆人答：「我们三人都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绝不欺骗和说谎。那位医生说过就必定做到。」

    巴格尔和戴德生不禁大乐，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个仆人对耶稣的信心。价钱讲定后，巴格尔便乘船而去。

    现在剩下戴德生孤身一人了。他还是穿着中国装束，乘船返回上海。沿途他的船会经过几个市镇，戴德生到了第一个镇时，便下船往城里一逛。没有人注意到他，直至他开始派发书册和替人诊病，人们才知道有一个洋人在他们中间。他们问他从何处来，消息很快传开了。开始时有些人对他很不礼貌，但他的医术很快改变了他们的态度。由于他的装束，连妇孺也乐意前来接受他的诊治。所以，他觉得如果要到内地传教，穿上中国服装绝对会有帮助。

    回到上海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母亲，信上说到他内心的一点感想：「我一定要等候神，相信他，那便凡事顺利。我想我比以前更加爱他，并希望按他旨意更多的服事他。虽然我是那么不配，但最近我的灵性有多次更新而奇妙的经历。」又在写给妹妹戴贺美的信上说：「神的爱真是奇妙难测……巴格尔医生已经到了宁波，但我却不孤单。我确实感觉到神的同在，是我以前未曾经历过的。这种祈祷和儆醒真是蒙福，也是必须的。」

    当然，他的脑海中还有别的想法。邮差带来文伊莉及她父亲从英国寄来的信。史伊莉给戴德生的信已经不存，但据戴德生自己说：「一切令人满意。」然而她的父亲，就象韦玛莉的父亲一样，首先支支吾吾的讲了一大段废话，戴德生记述说：「然后他说，如果我在英国或附近工作，他就不会反对我和他的女儿来往。」可怜的戴德生！他只能把浓浓的感情向妹妹戴贺美倾诉：「你是我最亲爱的妹妹！……实在没有言语可以描写这份浓厚的深情……」

    他在南门租的新房子已经装修好了。楼上两个房间，楼下也有两个房间，天井外是厨房。地板是硬泥和碎砖，有点儿潮湿；墙则用木板打成，有不少裂缝，风吹进来时会嗖嗖地响；天花板是薄薄的瓦片，毫无装潢。但房子还好。以中国传道会给他这样的薪金来说，他最多也只能负担这样的房子吧了！

    现在他每天都穿上中国服装，而且留了一条长长的辫子。上海的洋人对他的反应，可以在伍喀克（George Woodcock）所著《远东的英国人》（The British in the Far East）一书中看出端倪，书上说：「有些人相信人人在神面前是平等的，他们跟着字面的意思，便产生一些大英社会所不能接受的生活行为。大班及其它人都相信：白人的尊严跟他们的服饰和习惯是不可分割的。故此戴德生的举动令人十分震惊，他竟然变成本地人，丢了英国人的脸，打破了白人的团结精神，把他称为『卖国贼』也绝不为过。」

    戴德生认为改换服饰是尊重华人和本地文化。虽然历代以来也有不少前例，但一般洋人还是觉得此举有点过分。

    可是，戴德生也得着一点报偿。英国的布迦先生寄来一封信，内中附了两份礼物：其中一样是十镑的银票，用来资助戴德生所收养的那位学童，而且答应每隔六个月定期寄来相同的款项；另外是四十镑，任戴德生随意使用。布迦先生时常地把钱汇给戴德生，这种习惯表明他及其他的人似乎对中国传道会已经失去信心。

    每天，戴德生都抽一段时间来教导三位慕道友。他们是贵华、小徐和阿钱。他也在屋内讲道，有时到上海的街上布道，小徐偶尔亦帮忙他传讲信息，而贵华和阿钱则请人受洗人教。然而，戴德生只是把上海看作立脚的基地，若有可能的话，他总想快点到内地植根。

    十月，戴德生带着贵华和阿钱到长江口的崇明岛去传教。他们在那里租了店铺楼上的两层楼，来开始工作，里面共有六个房间。他们先租一个月，房子看来很理想，可作宣教及诊所之用。戴德生给母亲的信上说：「我真希望您来此看看，我在这些人中有多舒服！」

    当他们回到上海购买物品及增补药物时，他们接到有好有坏的消息。好消息是布迦先生又再寄来五十镑，坏消息是崇明县衙门送来一份公文，控告戴德生及同人在岛上租用民宅的。后来，英国领事阿礼国还因为这件事召见他们，想查明此事。

    阿礼国说：「恐怕我要下令禁止你在崇明岛上居住。如果你不听从，则需罚款五百镑。」

    戴德生知道如果他不放弃租用的地方，一定会为他的中国友人带来更多的麻烦，所以他只有依着领事的话去做，但是他觉得阿礼国的处事并不公平，因为法国的传教士已经在岛上建有一所天主教堂。依照南京条约及后来所附加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他也应该享有法国人一样的待遇。

    六个星期后，他不得已只得离开崇明岛，邻居都依依不舍，并说：「请再来，再来呀！愈早回来愈好，我们真舍不得这样一位好医生和天上的信息！」

    戴德生回忆道：「我真舍不得离开他们。我一直希望在那里建立良好的工作。种籽都已撒出了，书籍也已送到人们的手里。现在只有求主作工，愿他看顾他们！」

    不如意事常发生。戴德生从崇明岛回来，就接到史伊莉的信。她说她担心自己不是真的爱他。戴德生回了一封长信，尝试去证明她的忧虑是多余的。他内心交战，与自己分辩说：「如果她不爱我，她就不会担心自己是不是真的爱我了。」

    后来，戴德生又收到托顿咸的老朋友史蒂丝女士的信。她听到戴德生被上海英国领事逐出崇明岛的消息，很为戴德生抱不平。她认为他应该学象使徒一样，不怕威胁，拼命坚持。但史蒂丝很支持戴德生的做法，她说：「圣经告诉我们，如果在这个城中有人逼迫你们，就逃到另一城去。所以你做得很对。」布鲁街教会的这位老臣子也给戴德生带来一些令他极为安慰和鼓励的话：「亲爱的弟兄，神叫你在托顿咸教会做一个特别的位置，使我们不会忘记为你祷告。我们在代诗中最常提起你……在主里与我们共享荣耀的弟兄……在他有极丰富的应许，可以胜过一切！」句句都是戴德生需要的说话！

    在伦敦方面，中国传道会也代戴德生向政府提出交涉。在《海外布道杂志》中有一篇文章，力责英国领事「违反法律，因为戴德生住在崇明，并不属于英国领事所管；如果戴氏自己愿意冒险，领事实在无权干涉……根据条约每个英国人应该有权象法国天主教士一样。此事非同小可，英国政府应该有个明确的交待。」

虽然中国传道会的办事效率差，又不可靠，但还是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董事会的座上有卡繁侯爵（Earl of Cavan）和两位国会议员，还有一位男爵及一位日后成为立本（Ripen）主教的，他们的名字都为外相卡灵顿爵士（Lord Clarendon）所素识。所以对中国传道会的抗议，外交部不能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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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快乐的日子

   「他是一位难得遇到的圣徒，全心全意寻求神的荣耀。他的秘诀是人所共知的：恒切祷告，再加上铁般的身子和坚强的心志，使他朝着目标，毫不动摇。」戴德生在给母亲的信里说。

    戴德生终于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他是英国长老会差派赴华的首位传教士宾惠廉（William Bums）。他比戴德生年长十七岁，基督徒对他的名字早已耳熟能详。1839年苏格兰的奋兴运动，也是他充满力量的讲道所带来的结果。他曾经在爱尔兰和加拿大宣教，用他的幽默和智慧，在露天广场中对许多人讲道。

    他在1847年来到中国，学会了一般老百姓所用的语言，并且编了一本通用的圣诗，也翻译了《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在替英国长老会做了几年开荒工作之后，他想到南京在太平军当中传道，但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显著的成果。

    1855年他来到上海后，就住在一只船上。虽然他的头发已经灰白，但还象年轻人一样精神饱满，充满传道的热情。他和戴德生一见如故，十分投契。戴德生时常到他的艇上探望他，他也经常到南门戴德生的住所讲道。

    从宾惠廉那里，戴德生学到三样功课。这些功课好象思想的种籽，对于他将来建立内地会极有帮助。第一，宾惠廉时时指出神给我们的试炼，是有其目的，为了使我们看见生命「新的一面和新的价值。」其次就是宾氏认为宣教是教会的大使命；最后是平信徒传道的重要性。

    两人的友谊日渐增长，也开始一齐事奉。 1855年12月，他们雇了两条船作旅行布道，带同一位姓宋的中文教师。仆人和船夫等，贵华和阿钱后来也随行。

    戴德生的船相当宽敞舒适，他还可以住在一个相当大的舱房里。房间有一个象是蚝壳造成的窗户，容许光线透进来，但外面却望不进去。舱内有一张小桌供戴德生书写和吃饭之用；还有一个大木箱，晚上可把铺盖放在上面当作床用。又放有两张椅子，以备客人到访。另外一间舱房则由宋先生和另一仆人合用；船夫的舱房则用来置放书册和兼做厨房。

    到了太湖南面的南浔，他们听到城外的禾场正在上演淫戏。当他们抵达时，只见千多人聚集在一个大帐棚中，鼓乐喧天。许多穿得妖艳的妓女在那里招摇，对台附近还有不少临时搭建的赌档和妓寮。戴德生把这样的场面称作「撒但之地」和「浮华世界。」

    宾惠廉毫不犹疑地跳上戏台，喝停正在上演的淫戏。

    他对那些戏子说：「你们所做的极之不对，这般的行为会令你们下到地狱。」

    人们只把他和戴德生抓着带走，也没有用暴力对付他们。但第二天宾、戴两人又回到广场上来，这次他们没有尝试中止淫戏，不过他们带来一架梯子，站在上面讲道。初时有不少人围观，后来又把他们带走了。戴德生述说：「这些中国人虽然行为败坏，但我从心底里爱着他们。啊，求神向他们显明！无论如何，我真不忍离弃他们。」

    在南浔一些名望之士也请求他们帮助遏止那些有伤风化的淫戏。二人祷告之后，决定由戴德生再试一次。戴德生穿着中国式的衣服，在无人发觉之下走过群众，来到戏台上。他命令戏子停止演出，并请观众听他说话。在他发言时，宾惠廉已来到观众之中；当观众要涌上前阻止戴德生时，宾氏喝令他们坐下来。

    戴德生大声对戏子说：「可怜你们的灵魂吧！不要引诱别人进入永受咒诅之地。」

    人们终干把他拖下台来。他们松开手后，他又来到另一处人群聚集的地方，有一个妓女正坐在中央的一把高凳上。当她站起时，戴德生立即坐在她的凳子上，大声说：「你们周围这一切都是伤风败德的事。我说的话对吗？」

    许多人同意戴德生的话，但戴德生还是被拖走了。

   「难道你们愿意见到你们的女儿落在这些女人一般的田地上？」宾惠廉也大声喊着问。他听到好些人重复他的话，不少人都说他们绝对不会让女儿干此贱业。

   「那么，你们何以花钱帮助别人的女儿操此贱业呢？」宾氏又问。

    最后，两人回到船上，身体没有受到伤害。二人又对沿河花艇上的妓女传道。在戴德生的船上，两人祷告说：「谢谢天父，当我们在这些人当中作此危险的工作时，你保护我们一毛不损。」

    许多南浔的居民似乎都同意他们的行动。有一个人整天地跟着他们，又请他们到茶馆去。他说：「你们所传讲的是真理，让我请你们喝茶。」

    宾惠廉从英国带来一盏三面是镜的大光灯。把灯点亮后，因为反射的缘故，分外光明。这种灯在英国很是普遍，但在中国则很少见，所以引起茶馆中不少人围观。

   「是不是所有偶象都是假的？」

   「信耶稣有什么好处？」

   「如果耶稣在天上，我们在这里如何敬拜他？」

   「你带我去见神和耶稣，我才可以相信他们。」

    这个人一面替他俩倒茶，一边发问，店小二在旁也放下手里的热水壶，交着双臂，全神贯注地聆听他们的对话。

   「你相信不相信这些洋鬼子的道理？」戴德生听到有人轻声问他旁边的朋友。

   「我相信。」他答。

    有一位来自北京的青年，听不懂上海话。他对戴德生说：「我想我们非常相似，都是远离家乡，孤身在外，没有朋友，又不通语言。你会觉得孤单吗？或者你的神可使你不感孤单吧？」

    戴德生答：「有些时候，我也有些感觉，尤其是在身体不适之时。我时常想着亲爱的父母及家人。但当我跪下为他们祈祷时，神总会给我一点安慰。虽然我仍会想家，但已有足够的力量，去等待与他们再次相会。」

   「噢，那真好！」

    又有其他的人对宾惠廉说：「你应该把头发剃掉，戴上中国帽子，象你的朋友一样。那使你看来帅多了！」

    宾惠廉点头称是，并且决定学习戴德生的样式。在他写给母亲的信上，他说：「在过去数星期中，我一直和一位来自中国传道会的年轻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先生一起。他住在他的船上，我则住在自己的船上，我们一齐经历神的怜悯。有好几次，我们的工作也得着他很大的帮助。。接着他又说：「四个星期前，即12月29日那天，我开始换上中国服饰。戴德生先生早在数月前便改换装束了，而找……认为追随他是我的责任。」

    戴德生的船仍泊在南浔。

    他的船舱来了几位客人。

   「崇拜偶象是愚蠢的，」戴德生说：「美好的礼物皆来自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你说的有点儿过于武断了吧？有些偶象是毫无用处，但有些却是很好的呢？」

   「那么请你告诉我哪些是好的偶象？」戴德生问。

   「它们就在这里。」那个说话的人一边回答，一边指向附近的一所庙宇。「许多年前，有两个人带着一船白米来到本市售卖。那时刚巧碰着饥荒，耕种失收，百姓都挨饥忍饿。那两个人看到这个情景，就把白米周济穷人。但这样一来，他们便不能回返本乡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把白米白白的送完了。」

   「那些米不是他们自己的？」

   「正是如此。白米是他们的主人所有，他们怕无法交待，就一起在此投河自尽。人们说他们是神，而且造了偶象代表他们，又在这里为他们立庙，至今香火不绝。」

   「这样说来，你们的偶象不过是人罢了！他们偷了主人的白米，而且也不该投河自尽。」于是，戴德生把真神如何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世界上，使信他的人不致灭亡，反得永生的道理，一一告知他的客人。

    在他写给妹妹戴贺美的信中，提及南浔的经历，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虽然主还没有叫圣灵浇灌下来，但在这里，许多人已经听到救恩之道，而且有些人还跪下和我们一起祷告，承认并相信真理的教训。」

    论到他的同工宾惠廉，戴德生说：「那段快乐的日子使我毕生难忘。他热爱圣经，他的圣洁生活及对神一直的信靠，使那些与他交往的人，由心底获得一种满足的感觉。」

    回到上海之后，宾惠廉和戴德生照往常的习惯，参加麦都恩教士每周一晚，在家中举行的祈祷会。在一次聚会中，他们遇到一位名叫鲍华斯（Bowers）的船长，刚从汕头回来，并请上海的教士为汕头祈祷，因为汕头是一个很有潜质的宣教工场。他说：「那儿各国商旅云集，为什么独少传教士？然而那里的传教士需要很好的准备，因为当地有着中国社会中种种的流弊。」

    汕头离上海南面八百哩，并非条约口岸，所以按法津是不容外国人居住的；但是许多外国商人都在汕头对开的鼓浪屿住下来，中国政府也没有干涉。这里的道德风气很差，最大的贸易是鸦片烟及买卖人口，包括苦力和妇女，动辄成千上万的转送出洋。

    戴德生对鲍华斯船长所说的一番话，印象甚深，并且觉得神要呼召他到汕头去。但要离开宾惠廉，对他来说是很大的牺牲。「我从来没有一位象宾先生那样的属灵父亲，我从未有过如此快乐的团契，我对神说：『要我们分离总不会是你的旨意吧！』」

    以后数天，他一直郁郁不乐。有一天，他和宾惠廉一起到楼乐宾（Reuben Lowrie）牧师的家去，吃过晚饭后，他们围着钢琴听楼师母弹琴唱诗。楼师母唱的一首诗是戴德生以前从未听过的，称为《传道人的呼召》：

   「我决定前往，

    不再舍不下朋友和妄想，

    以及缠着心灵的种种捆缚……

    从此以后，不论

    风雨或晴天，

    甜杯或苦杯，

    我只祈求，

    啊，神！使我身体圣洁，

    使我灵魂儆醒，

    准备迎接生命中艰难的考验。」

    戴德生大受感动。楼师母唱完时，他几乎泣不成声。当天晚上，他请宾惠廉来到南城他的家里，流着泪向他说：

   「神呼召我到汕头为他作工，但我一直抗拒，不愿前往，因为我不能忍受与您分手，也不愿见到我们共同工作的日于就此终结。」

    宾惠廉一听之下，露出既诧异又惊喜的表情，说道：「我也听到主的呼召，要我到汕头去，并且也正在为着将要失去快乐的团契生活而难过呢！」

鲍华斯船长听见两人要到汕头传教的消息，非常高兴，愿意免费载送他们。1856年3月6日，他们离开上海，直赴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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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汕头及长安的艰苦旅途

    船程六天，到了汕头。

   汕头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座落在群山环抱的谷中，梯田处处，林荫郁郁。这里有不少热带树木，包括棕榈、仙人掌和香蕉树。但是这里的居民与美丽的风景很不相配。

    戴德生写道：「这里的人都很贫穷，既可怜又可惜。他们都横蛮、放肆，文化水平远比我所见过其它地方的中国人为低。」

    戴德生和宾惠廉都不懂潮州话，但真惠廉可以说广东话。他们遇到一个广府人，恰巧是当地一位大官的亲戚；他见到这位洋人竟然能用广东话和他交谈，非常高兴，就运用他的影响力，帮助他们租到一间香烛店的阁楼，作为居所。

    他们需要攀登一度梯子，钻进阁楼楼板的洞口，才可以进人新居。他们又用布和木板，把地方隔分成三个房，戴德生的房间在南，宾惠廉的房间在北，还有另一个房间用作书房。业主答应在楼板洞上装上可以起盖的门。他们的床不过是几块硬木板，所谓书桌也只是把一个木箱盖子平放在两大袋书之上而已。

    当鲍华斯船长到来探望他们时，不禁皱眉说：「宾先生，难道你真的找不到更好的居住地方吗？」

    宾惠廉笑着回答：「我宁愿住在中国人当中，而不愿置身于舒适安逸的家里。」

   「他们每月收多少租金呢？」船长问。

   「每月十元。」

   「每月才十元！」船长情不自禁地大声说：「我每月抽烟的钱还比它多呢！」

    有一晚，戴德生听到不远传来妇女的尖叫声，他就追问原委。

    有人告诉他说：「一定是那些被迫为娼的妇女发出的，就在不远有一所妓院，时常用种酷刑去迫妇女顺从命令。这些事在这里很普遍！」

惊心动魄的尖叫持续了两个小时，戴德生心想：汕头是多么需要基督！

三月底，他们雇用了一位老农夫，他能读书写字，不同于一般人。他主要的工作是教戴德生讲潮州话和读书，每天数小时。戴德生进步神速，到了四月中，可以自己练习了。

    有一次，他带着仆人来到山中的一个小村落。戴德生问：「村子里可有教师和学校？」有一个刚从田里工作回来的老农夫说：「没有。去年还有一位，如今离开了。我们的村子很穷，连衣服也不足以蔽体呢！」他指着自己身上破烂的裤子说。

    戴德生很少嘲讽别人，但他说：「如果你不吸鸦片烟，以及把金钱花在拜祭死人、天后和其他偶象上的话，你的生活绝对不会弄得如此倒霉。你拜神拜鬼，不过求平安富贵，但却失意如此，试问你的偶蒙如果有眼，它们看到什么？如果有耳，它们听到你的求告吗？如果有口，又说过什么话？它们能保佑你免去被劫、争吵、疾病和灾难么？」

    这时，大概有三四十人及一些孩童围拢过来，在大榕树荫下聚精会神地听戴德生讲话。

    有些人应道：「说得对，说得对！我们的偶象真的不管用！」

   「但是，有一位是你们应该拜的。」戴德生说：「他就是创造天地、男女和万物的父神。如果你们归向他，他就会因耶稣的缘故赦免你们的罪。相信这位宝贵的救主吧，不论生死，你们都会得着平安和真正的满足。」

    戴德生最难忘的，就是炎夏的日子。在香烛店的阁楼里，真是暑气蒸人，连天花板上的瓦面也烫手。幸而戴德生想出一个妙法，把一面大扇吊在椽上，无论睡在床上或坐在椅上，只要把垂着的绳子拉动，扇子就会摇动，掀起阵阵凉风。

    家里的来信也可以稍减孤寂。老朋友海恩波（Belljamin Broomhall）寄来好消息：他和戴德生的妹妹戴贺美将要订婚，并且计划前来中国作传教士！戴德生非常高兴，连忙回信道喜，而且建议海恩波最好先见按为牧师，不然事事不便。这个看法和他原先申请作传教士时，明显地有了改变，现在英行教会也是他愿意服务的机构。他说：「崇拜的形式并不重要，能力才是关键。我相信在英行教会中，比在那些反对它的组织中有更多自由。」

    经过进一步的反省后，他在另一信中又建议海恩波接受伦敦会的遣派。伦敦会有许多关于中国的藏书，会更加适合学者型的海恩波，同时也不受主教的管辖。

    戴贺美和史伊莉来信都不赞成他改换中国服式，令他有点失望。他回答说：「如果你们认为中国服装是野蛮人穿的，中国人看英国的服装也不遑多让……如果没有这身衣服，我们在这里，连一天也呆不下去。」

    史伊莉又寄来第二封令他失意的信。她的母亲仍然反对他们的婚事，而她父亲和她本人则左右为难。这段爱情煞是叫人费解！

    差会有半年没有给他汇钱了，大概知道布迦先生偶尔寄钱给他吧！差会的财政状况其实也很差，以前的捐献尚丰，现在却入不敷支。戴德生给皮尔士的私人信中，也曾暗示他可能会辞职。这时，布迦又再寄给他五十镑。

    多年后，有一位在汕头的外国基督徒医生，回忆当日和戴德生相会的情形，说：「他整天在外工作，回到家里，双腿酸痛，身体疲乏，炎阳把他的脸烫伤，长出满面水泡。他坐下来，好象筋疲力竭似的。数小时后，又起来迎接另一天的劳苦和熬炼。我知道他很受中国人的尊敬，在他们中间做了很多美好的工作。他的影响就好比一朵花，在他们当中散发着基督的香气。」

    有一位官员病了，本地的医生都束手无策，他听闻戴德生能治病，便请人来召这位年轻的英国大夫。戴德生记述道：「神使用那些药物，令那位官员康复过来，他甚为感激，提议我们租用一座房子作为医院及药房。由于他的批准，我们才能够把全座房子租下来。以前我们只能租用里面的一个房间。」

    戴德生的药品和手术器材，大部分还留在上海。幸好有另外一位基督徒船长，愿意免费送他回去收拾和整理，于是戴德生便在7月5日乘搭「野花号」离开汕头。宾惠廉送他到码头，扬巾作别，大家都对前面的工作抱着极大的希望。

   「野花号」北上的航程需时十日，让戴德生有机会稍作休息，对脸上热疮的调理也有帮助。回到上海，他直接返回伦敦会租下的房子。但一看之下，令他大为震惊，原来房子被一场大火烧毁了。他所有的药品和仪器，以及三万本新约圣经都烧光了。他想：如果要筹措药物和器具，只能到宁波走一趟，请求巴格尔医生帮助了。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戴德生更收到史伊莉寄来的一封信，决定拒绝他的求婚。

    戴德生计划沿运河上杭洲，然后到宁波去。他带了两只表，并用一个大竹篓装了他的照相机、相片、昆虫标本、仅余的手术仪器、手风琴、一些贵重的书，以及不能缺少的铺盖。

    他和仆人友西一起上路。走了十四日，来到一个叫石门湾的大镇。河运到此为止，他惟有雇用挑夫把行李运到十八哩外的海宁。但走了六哩后，他发现挑夫全是吸食鸦片，一点气力都没有。友西说他要到石门湾镇上探望一个朋友，但戴德生不赞成。他吩咐友西另雇数名挑夫，说完便先行上路。他预算在长安等他们，但苦候很久也不见他们来到。戴德生只有在一间肮脏的客店住了一夜，第二天前往海宁，看看行李是否直接运到那里，但海宁也全无桃夫及行李的踪影。他找不到客店，晚上只得在一间寺庙门外的露天石阶上度过一宵，差一点被劫。

    翌日，还是全无消息，不得已只有折返。中午到了长安，到处打听，仍是全无结果。在茶馆吃过饭后，他洗了一个澡，用热水浸一下酸痛不堪的双脚，然后又睡了一会。休息过后，他回到两天前和仆人及挑夫分手的石门县。一路上，他省察自己，发觉昨晚忘记求神为他预备住宿之所，一直就为失去行李而耿耿于怀，没有关怀周围还未信主的灵魂；为此他感到愧疚不已。

   「亲爱的天父，我以罪人的身分来到你面前，求耶稣的宝血洗净……」他一边行一边祈祷。「啊，主的爱何等伟大！」 他记述说：「我为自己祈祷，为英国的朋友祈祷，也为同工祈祷。欢乐和忧伤混和在泪水之中，如泉涌出，使我忘记路途的辛苦，不知不觉间，已经抵达目的地了。」

    来到石门县的南门，他停下来喝一碗茶，并四处打听，还是没有结果。不过他仍把握一些机会，向人传道。当他正预算再走六哩到石门湾时，便遇上原先的一名挑夫，知道友西带着行李往杭州去了。现在他所能做的，只有是乘船回上海而已。

    船行不久，就搁浅不能再动，戴德生只得在船上度过一晚。翌日黎明，他重新把一天交托给神，说：「若为了我的好处和你的荣耀，我知道你会助我找回行李；但若非如此，总有你美好的旨意。」

    但不如意事正等着他，石门湾的船主说由于水浅，轮渡在一两天内不能通航。

   「那么驿船呢？」

   「它们已经离开了 ！」

    就在此时，戴德生看到运河远远一哩外有一条驿船，可能因事阻延了，还未启航，他立刻跑上前去，喘着气说：「你们是到嘉兴去的吗？」

   「不是的。」

   「是否朝那个方向去？」

   「不是。」

   「你们能否免费载我一程？」

   「不行。」

    戴德生十分疲乏和失望，故不支晕倒在草地上。当他醒过来时，听到人

声说：「他可以说纯粹的上海话呢！」那是朝相反方向走的一艘大船上一位乘客说的。他们看见戴德生晕倒，也听到他讲上海话。由于他们是来自上海，便叫人摇了小艇过来把戴德生接上大船。

    大船是从上海往南驶去，但暂时搁浅在浅水中。船上的人请他喝茶和用点心，又拿热水给他洗脚，听到他的遭遇，各人均表同情；凡遇到北上的船，他们便扬声发问，但都不是往上海去的。

   「我想我没有力量行路到嘉兴去。」戴德生对他们说：「也没有钱乘搭驿船。我不知神如何帮助我，但我知道他一定会帮助我；当他这样做，你们便知道我及其他上海教士所宣讲的宗教，是何等真确而实在的。我现在所能做的，只是随时随地的事奉他！」

    随后，他和船长一起上岸，预算到附近的一问庙去传教。当他们朝着镇走之际，船长突然说：「看，那边有只驿船，或许是往上海的！」

   「也许是吧，」戴德生应道：「不过，正如我先前所说，我没有足够的钱。」

    船长还是把驿船叫停，它果然是前往上海附近的一个镇。

   「这位洋人是住在上海。」他大声嚷着：「他被抢了，没有钱回去，请你把他戴到上海附近的镇，然后雇一顶轿子送他回去，他会给你钱的。万一他不给，回头我会替他付。你看我的船在此搁浅，总会耽上好几天。」

   「好吧，我答应你的条件！」驿船的人回答，并请戴德生上船。

驿船的船身长而窄，由两个人操纵，行驶甚速。由于舱内地方浅窄，而且恐怕翻船，船行时不能坐起，只能躺卧。但戴德生并不介意，他很高兴能够躺下静静休息，而且平安地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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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见死不救

    明显地，戴德生的仆人友西把他的行李拿走了，他应该怎样处理这事情？首先，戴德生派了一个人去石门县打听，那人回来告诉他，友西原来是早有预谋的。

    最令戴德生痛心的，是丢掉一些心爱的纪念品——戴贺美的相片、他的手风琴和圣诗、母亲送的圣经，还有许多他收集的地图和心爱的衣服。

    如果要报告官府，追讨失物，应该是不难的事；而且许多人也催促戴德生报官。但经过反复思想和祈祷，他觉得这样做并不恰当。他一直以来都为友西信主的事祈祷，如果现在报官，友西一定会下狱，那么他更不能接受基督教的道理了。

    他决定写一封信给友西，坦白地告诉他，说自己已知悉事倩的真相，本想把他送官治罪，但记起基督以善报恶的教训，便没有这样做。他还在信中写道：「你才是真正蒙受损失的，我完全宽恕你，并希望你逃过将来的愤怒。」他继续说他并不求友西把所有的物件归还，但那些对他毫无用处的外文书籍，却希望可以送还给他。

    关于这次事件的经过，以及戴德生后来的行动，有部分刊登在中国传道会出版的《海外布道杂志》之中。在布里斯托（Bristol）的穆勒（GeorgeMuller）读了，觉得这个青年真是难能可贵，身体力行地实践登山宝训中的道理。所以他不但为戴德生祈祷，还写了一封信给他，内中附了四十镑，相等于戴德生行李的损失。自此以后，穆勒还不时寄来礼物。

    戴德生启程到宁波去，找巴格尔医生帮助补添大火烧掉的药品和用具；这次旅程平安，一路无事。来到宁波后，他结识了祝恩赐牧师夫妇（Johnand Mary Jones），他们是中国传道会派往宁波的。在接受中国传道会的差派时，他们不计较任何条件，只完全地交托予神，依赖他的供给。戴德生和祝牧师谈得十分投契，很快便成为好朋友，一同到宁波附近的乡郊传教。

    两个月来，戴德生一直在巴格尔医生的诊所中帮忙。每周巴格尔一家都会和欧德丝女及与她同工的两位戴雅（Dyers）小姐，一同进餐。许多中国人把欧女士当作宁波英国人的领袖，就如维多利亚女皇是英国的领袖样。他们甚至认为连英领事也听命于她。

    当该地发生地震时，人们皆认为是欧女士弄的魔术，因为有人当天早上看到她爬到城墙上，并且打开一个瓶子的瓶塞，放出恶鬼来，震动了地的支柱。他们说的是实话，因为欧女士每天黎明五点都会到城墙上去散步，甚至冬天也不例外，不过有佣人打着灯笼走在前面而已。她也时常拿着一个瓶子，内里其实是她用来消除头痛和解除臭味的香精。我们当然知道这并不能引起地震。

    她设立的学校，是第一所基督教在华兴办的女子学校。两位戴雅姑娘——宝丽娜（Burella）和玛莉亚（Maria）——均是她的助手。这两位姑娘是宁波传教士中唯一未婚的女性，为宁波的洋人带来一点生气。她们姊妹俩从小就学中文，并且能操宁波话。没有资料清楚显示戴德生对这两位姑娘最初的印象如何，但我们知道十九岁的玛莉亚一见戴德生，就被他吸引往，立刻把「事情放在祷告之中。」

    1856年9月15日，戴德生又收到布迦先生寄来二十镑，让他可以向巴格尔医生购置所需的药物和仪器。三天之后，他又再收到布迦寄来四十镑。戴德生感谢主恩，并拿出五十元奉献给巴格尔作扩建医院之用。

    九月下旬，戴德生和祝恩赐父子离开宁波，联袂返回上海。祝恩赐的儿子汤姆正患痢疾，需要回沪调养。戴德生离开后，玛莉亚竟觉得惘然若有所失。

    返抵上海后，戴德生竟又收到布迦汇来的款项。在这一年中，布迦一共寄来三百镑，但差会寄来的钱，则远比原先答允的要少得多。

    在戴德生正准备乘船回汕头之际，他收到宾惠廉的信，不是在汕头，而是由广州寄出的。宾惠廉说他和汕头的两名中国同工已经被捕下狱。他们被关了六个星期，然后解送到广州。在这种情形下，宾惠廉劝告戴德生不要此时回仙头，说那是不智之举。多年之后，戴德生记述说：「回汕头的事就此阻延了，我还不知道这是神的手在为我的事情开路哩！」

    事实上，戴德生是有许多理由可以在宁波长住下来的。首先，中国传道会在宁波有工作，巴格尔医生已打好基础，预备建筑一间医院；而另外一位牧师祝恩赐也刚学会了宁波话，他需要一个有经验的同工和良伴。或许还有其他理由吧，比如宝丽娜和玛莉亚两姊妹的出现。但无论如何，戴德生和祝恩赐父子还是决定回到宁波。

    他们乘坐中国帆船出发，同行还有一个叫彼得的中国人。他尚未成为基督徒时，已在英国认识巴格尔医生，和巳格尔同船返回中国，在船上教导巴格尔医生学习中文和兼司杂役。（他的名字就是在英国居住时取的。）彼得在上海写信给巴格尔，请求到宁波为他工作，巴格尔答应了，他便随着戴德生和祝恩赐南下。

    一天早上，戴德生在船舱里整理福音单张和小册，突然听得「哗啦」一声，原来彼得掉在运河里。彼得最喜欢在船舱两旁窄窄的木板上来回走动，虽然多番警告，他还是听不进去。这次一头掉进水里，双脚朝天，没有浮上来，好象水中有什么东西绊着他，不能动弹，加上一阵大风把船吹向前，岸上又没有任问指标，大家都不知道彼得在什么地方堕海。船夫们只有对望，看是无能为力了！

    戴德生很快把帆放下，然后跳入水中，游来游去，拼命搜索。之后，他看到一艘有拖网和鱼钩的捕鱼艇。

   「快来，」他大声喊着。「在这个地方打捞一下，有人要淹死了？」

   「这不大方便哪！」渔夫应道。

   「不要说方便与否，人快淹死了」

   「我们忙着打鱼，不能来。」

   「不要只想着打鱼！我给你一天的鱼钱，立刻过来救人吧！」

   「你给我们多少钱？」

    戴德生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们现在不要讨论这个！快过来，不然太迟了。我给你们五块钱。」

   「我们才不捞哩。你给我们二十块吧！」

   「我没有那么多的钱，快来吧，我将身上所有都给你们。」

   「那究竟是多少？」

   「我也不清楚，大概十四元左右吧！」

    最后，渔夫才慢慢摇橹过来，把网撒下。一分钟后，彼得才捞了上来。在这阵讨价还价中，彼得一直在水底下。如今捞上来，已全无气息了。戴德生立即施行人工呼吸，但渔夫还在旁边大声责备，嚷着要立刻付钱。

    经过戴德生一番努力抢救，彼得还是返魂乏术。

    戴德生知道中国人对死人的忌讳，以及对亡魂的恐惧，他亦知道事情并非就此完结。他带着彼得的尸体乘船回上海，在炎热的天气下，尸体愈来愈臭。好不容易才抵达上海，他立刻寻找彼得的亲属。但彼得的寡母拒绝领取尸体，硬想向戴德生诈索金钱。经过一番争吵，他们终于把尸体领走了。戴德生给他们五块钱作殓葬费。

戴德生后来追述这事说：「对我而言，这是极其悲惨的事，但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它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令人悲哀的事实。那些渔夫是否应该为这人的死负责呢？他们有拯救他的工具，可是他们不用！当然他们都是难辞其咎。然而，在我们定他们的罪之前，先想想先知拿单的回答：你就是那人！不愿去拯救人的身体，是否就是硬心和恶毒呢？那么，若不顾灵魂的灭亡，罪岂不更大了吗？凡象该隐般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么？』他将受极重的刑罚。耶稣基督命令你，命令我，去到地极，把福音传给万民听。」

爱智慧

第十八章   祷告的果效

   「从城东的盐门进入宁波，沿着大街走，两旁都是古老的塔，过了一座石桥，便来到运河的对岸。循着一条小径往前走，便是日月潭，再过是一座宏伟巍峨的孔庙。」戴德生写信给英国的友人，报导宁波的景况：「继续沿着砌石的大街走，约有半哩之遥，便可以看到一个人在那里敲着一口大铜钟。当你走近，你会听到他正在邀请行人入内听道。走过天井，进入大客厅内，你便看见我们的聚会快要开始了。」

    和祝恩赐父子回到宁波之后数周，戴德生搬到桥头街巴格尔所办的学校居住，学校下课后，礼堂便作教堂之用。

    那年的冬天虽然不算极冷，但戴德生永不忘记他早上醒来，竟可在被褥上面的一层冰霜写上自己的名字。他记述说：「中国屋子顶上的瓦片，用来防雨还可以（如果瓦片还好的话），但用来挡雪则没有什么用了。冰霜从瓦缝和洞隙中钻进来。」

    这个象裂仓般的顶楼，用木板间成四、五个小房间。戴德生把墙粉刷一新，又用纸张把所有的缝口尽可能遮盖起来。

    巴格尔医生和外国商船签了合约，替商人和船员诊病，收入很不错。他也在盐门之外的河畔附近开始动士兴建医院。城里城外的人都听闻他的医术，许多病人慕名来求他医治。

    戴德生帮助巴格尔医生发展医疗工作，而祝恩赐与英行教会的传教士高富（Frederick Gough译者按：用宁波话称作「岳牧师」）一起’常常在路旁的露天茶档向人布道，祝夫人和高夫人则时常一同探访当地的中国妇女。有时戴德生会参与祝、高两人的工作，同时学习宁波话。

    祝恩赐一家在东门旺区租了一所房子，是美国长老会的物业。离开他的家往西走几条街，就是欧德丝女士的学校和住所。

    欧德丝女士邀请祝恩赐夫妇和戴德生，在她的家作客晚膳。对于戴德生这个没有大差会支持，又有点自傲的青年，她实在不敢苟同，尤其令她震惊的，是他的一身中国服装和打扮，他甚至把头发留长，结成一条长辫子。但她不知道她其中一位助手戴雅二姑娘，竟然被这「荒唐」的青年吸引住，暗中希望得到他的青睐。

    戴德生的朋友，就是那位丧妻的包尔腾，则和戴雅大姑娘宝丽娜谈得投契，不久之后宣告订婚。另一位传教土——四十岁的艾约瑟曾向玛莉亚求婚，但只逗得她吃笑不已，令到艾约瑟羞惭无地，再也不敢向她示爱了。有些人认为包尔腾追求成功，或可鼓励艾约瑟卷土重来。

    在欧德丝女士的晚宴中，戴德生见到玛莉亚，他对她的描述如下：「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虽然眸子过于浅色！」他也注意到她的中国话在宁波的洋人中，可算是数一数二了〔最好的可能是当地一位年轻的政府官员夏罗拔（Robert Hart）〕；她在父亲临死前，把自己奉献到中国传道，为人诚恳。热心，其他人也认为她是个活泼。爽朗和聪慧的姑娘，有一头淡棕色的长发，身裁苗条。她也有很好的家庭背景：父亲年轻时，曾在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念法津， 1827年献身宣教，到马来亚的槟榔屿当传教士。

    有一天，玛莉亚正在祝恩赐夫妇家中作客，戴德生也恰巧登门拜访。他刚刚把桥头街的房子清理、洗刷，身上的衣服肮脏不堪。

   「你要预备迎见一位贵宾！」祝夫人一边说着，一边向她打了个眼色。

    十九岁的玛莉亚感到很难为情。哪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淑女不是如此呢？

    祝夫人如真想要「做媒」，可还有很多工作做哩！

    戴德生有点丧气。纵使大多数在上海的传教士对他相当热情，但他发现由于自己未受按立为牧师，又未取得医学学位，故总受到不同的对待。受封的牧师常被洋人及华人教会请去讲道，但自己虽然打破了语言的隔膜，却很少受到邀请。欧德丝女士的轻视和厌恶，更是明显可见。有时他不禁想到：不如回英国念完医学课程，结婚后才再来中国吧！有时甚至想连宣教工作也完全放下。史伊莉的父亲不是说过吗？如果他在英国居往，他不会反对女儿和他的婚事。

    在圣诞节里，他似乎忘记了这些烦恼。高富牧师夫妇举行了一个晚会，邀请宁波市的十五位英国传教士参加。晚餐有烧牛肉，餐后有梅子布丁蛋糕，真是美味极了。高富家中有一座很好的钢琴，他邀请宝丽娜和玛莉亚姊妹高歌娱宾。她俩歌声悦耳，令戴德生听得如痴如醉。但也令他想起那个被偷掉的手风琴！

   「美国的传教士都有风琴……它是很美妙的乐器。」在戴德生第二天写给母亲的信中，他请她打听一下是否可以在英国觅得一具价钱在十二至十五镑左右的，买下来寄给他。或许他想到将来可以和妻于共谱琴瑟之章吧！当天，祝恩赐夫人带着玛莉亚探访不同的中国家庭，回家用茶时，戴德生也在坐。然后，由他送玛莉亚回学校，玛莉亚心下暗喜。

    对戴德生来说，祝恩赐夫妇好比他的兄嫂，感情甚笃。所以，戴德生把回国的念头告知他们，令他们大感诧异。

    祝夫人说：「我知道什么可以使你安顿下来——就是一位好妻子！我会促成你和玛莉亚的好事！」

   「那真好，」戴德生应道：「不过中国传道会所发的薪金，我一个人用也捉襟见肘，入不敷支！」

   「你的需要主必会供给，」祝夫人提高嗓子道：「你的需要愈大，你的供应也就愈多！」

    从这时起，戴德生为玛莉亚祷告，求主引导两人的感情发展。

    此时，他和祝恩赐听到伦敦中国传道会的经济陷入困境，靠赖借贷维持，两人都感到很沮丧。戴德生记述道：「对我来说，神的教训是清楚不过：『不要欠人的债。』借贷是和圣经的话相矛盾，好象承认神保留了一些好东西不给我们，所以要自己去争取他没有赐给我们的东西。」

    宝丽娜和玛莉亚的母亲是在1846年去世，她死后姊妹两人便离开槟城。她们的后父包森（Bausum）后来续弦，但过了数年也相继去世。包森夫人在槟城继续亡夫的工作，直至宁波的欧德丝女士来信，邀请包森夫人到宁波帮她料理学校事务。欧德丝女士的本意，是希望包森夫人以后能接替校长之职。她在1856年10月抵达宁波。

    玛莉亚觉得包森夫人慈祥而聪慧。1857年1月，玛莉亚把艾约瑟向她求婚的事告知包森夫人。包夫人板着脸对她说：「淑女是不会令君子难堪。他不该因为爱你而遭受嘲弄，或因仰慕你而受到轻视。你不应该没有经过祷告，便轻率地决定要拒绝他或接受他」

   「我从未想过接受他，」玛莉亚答道。她向包森夫人诉说自己对戴德生的感情。

    但包森夫人说：「我一点也看不出戴先生对你有意思。」

    玛莉亚的石榴裙下，不乏追求者。宁波英国领事馆新来的翻译官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名字是夏罗拔（Robert Hart），是位年轻有力的单身汉。

    夏罗拔的工作极为忙碌，但他还是抽空约会这位能讲流利中国话的英国姑娘。他终于在1857年初向玛莉亚求婚，但玛莉亚照样拒绝了他，因她的心已早有所属。

    这个时候，战火弥漫，中英两国又要爆发另一场战争。冲突的起因不过是一件胡涂事——在1856年10月发生的亚罗事件。

   「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在香港注册。凡香港注册的船都可悬挂英国旗，避免海关人员及中国禁烟官吏的检查。但广洲的中国官员竟在10月 8日登上「亚罗号」，搜出走私的鸦片烟，官吏于是把船上悬挂的英国旗扯下，并带走船上人员。

    英国领事向两国总督提出抗议，要求立刻释放船员和重新挂上英国旗帜，但为总督所拒绝。英国驻香港的总督包宁爵土（John Bowring）宣布，如果中国政府不在二十四小时内释放所扣押的人，并且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情，英国炮舰将炮轰广洲。由于中国政府全无动静，英舰到了时间便真的发动攻击。

    事实上，英国当局犯了一个错误：「亚罗号」的注册牌照已经过期，按理是无权悬挂英国旗号的。中国官员的行动，以及总督拒绝道歉，都是依法办事。

    可是，整个事件由法理冲突变成体面之争。英国人更希望借此使中国进一步开放门户，让他们在北京设立使馆。

    英国海军舰队在薛摩上将（Admiral Seynour）率领之下，攻破广州，占领总督衙门，导致仇英反外的情绪更加高涨。两国总督贴出告示，悬赏捉拿和杀害洋人。一时间，在华洋人均风声鹤喉，性命受到很大的威胁。

    本来宁波一地的中国人，跟外国人关系颇佳。但来自外省的官员，很少和洋人来往，遑论保护他们了；而宁波的广东人也为数不少，当广东的消息传来，气氛便顿形紧张。虽然外国传教士（包括戴德生）大多斥责英国政府用武的行为，但在华人眼中，又怎能分辨外国商人、军队和教士之间的关系？

    1857年1月初，宁波的广东人密谋歼灭居住在当地的外国人。他们探悉许多洋人——包括领事、商人和教土——每个礼拜日晚都会在英行教会陆赐牧师（Rev．William Russell）的家里聚会和崇拜。

    这些广东人计划包围陆赐牧师的住宅，然后屠杀所有洋鬼子。在同一时间内，他们也攻击城内其他洋人。他们把这个计划呈报道台（即城中最高的长官），征求他的同意。

幸而同谋之中有一个人，他的朋友在一位传教士家中为仆，为了朋友的安全，他极力劝他辞职，并把计划向他泄露了。这个仆人立刻通知他的雇主，然后赶紧通知其他传教士。他们立即齐集祈祷，寻求主的带领和保护在他们祈祷的时候，一位官位较低的官员正和道台商议。

他说：「大人，任由他们杀戮宁波的洋人，是极其愚蠢的事，万一他们成功了，其他口岸的洋人定会引军报复，把整个城市铲为平地。」

   「如果他们真的为此引军，」道台答道：「我会否认一切，说自己全不知情。这样，他们只会怀恨广东人，向他们进行报复，歼灭他们。此所谓一石二鸟之计，可以消灭洋人和老广。」

   「否认知情和推卸责任是没有用的。」那官员说：「事实上，我有理由相信洋人已经知道这个计划和其中详情，他们可能已早有准备。」

    道台答应收回承命，并派人阻止广东帮发动攻击。

    在不远处，传教士结束祈祷会后，各自回家，并不知道他们的祷告已蒙应允，得以逃过一场灾难。

    在仇外情绪高涨下，宁波的洋人还是时刻生活在危机中，有些外国商人和教士在他们的住宅四围设置武装警卫，也有计划让妇孺先行撤退到上海。欧德丝女士建议戴雅两姊妹和其他妇女先走，自己则和包森夫人留下来。但宝丽娜和玛莉亚都决定追随她们。至于祝恩赐和戴德生，因为没有不能抽身的理由，所以他们两人便负责带领妇孺到上海去，而且安顿他们，看来他俩会离开宁波一段颇长的日子。

    玛莉亚往码头送行。两艘轮船泊在岸边。「浪花号」船上是两个美国家庭的成员，而「日本号」船上则有丁韪良夫妇、祝恩赐夫妇和他们的孩子、高富夫人和孩子，以及戴德生。那时，戴德生抱着高富家的婴儿，坐在甲板一张椅子上。

    玛莉亚站在码头上挥手，目送「日本号」渐渐远去。戴德生手抱着婴儿，也凝望着她的情影渐渐迷糊。他在笔记中说：「照顾那个小宝贝，可助我掩藏与玛莉亚分手时心中的惆怅。」

玛莉亚在写给她英国一位兄长的信中说：「戴德生先生本想留下来，但因为朋友托付他照顾家小，便去了上海。在他临行之前，我有一点理由相信他可能对我有意，不过我还是不要那么乐观……」这次分手之后，两人都不知何时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