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中国历史上的49个谜：(选载)

笨鱼

16杨贵妃真的逃往日本了吗(1)new

　　在大陆有一份发行量颇广的报纸，曾刊登一篇题为《山口百惠是杨贵妃的后代》的文章，据说是“为了配合《唐明皇》一剧的播出造点舆论”，这篇文章用充满浪漫色彩的笔调给人们讲述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中心内容是说马嵬坡之变后杨贵妃死里逃生到了日本，并繁衍生息，以至有山口百惠这样的“传人”，这个故事把许多读者又带入了一个新的误区——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中唐大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在给人以美妙的艺术享受的同时，也着实令许多人痴迷，更令许多人想入非非，有些好事者就此诗而断言杨贵妃没有死在马嵬坡。
　　事实情况真如此吗?
　　历史告诉我们
　　杨贵妃，《新唐书》、《旧唐书》均有传。
　　她生于公元719年，这一年她后来的丈夫李隆基已经做了7年的皇帝，任何一个人也没有想到她与玄宗李隆基会结成夫妻。
　　杨玉环自小是个不招人“待见”的孩子，她的母亲生下她之后就死了，其父蜀州司户杨玄琰不久也抑郁身亡。一出生就连“克”双慈，杨家人觉得这个乳名玉环的小女孩有些命“硬”，因而谁也不想好好照顾她。
　　多亏杨玉环的叔父，其时正在河南府担任士曹的杨玄珪出面收留了小玉环，才使她免遭失怙之苦。
　　从蜀州到了河南，不仅使杨玉环再次享受到了亲情的温暖，同时也使她的命运出现了一次转机。
　　公元735年12月，杨玉环出嫁了，但嫁的人却不是李隆基，而是李隆基的儿子寿王李瑁。这一年杨玉环17岁。
　　在寿王府中，杨玉环学会了歌舞，又精通了音律，成了一名“时髦”女人。
　　转眼到了天宝四载(公元754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一年的中和节(农历三月三)，居住在长安城里的人全都出外踏青。踏青者中最为活跃的可能要数那些平日里难得有机会出门逛街的妇女了。杜甫诗所谓“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说的就是这个盛会。
　　这些与会的妇女个个争奇斗艳，常常惹得前来踏青的男子们欲火中烧。
　　这一年的三月三日，玄宗皇帝李隆基一时兴起，换了便服，带了几个贴身内侍，摇摇摆摆地来到长安城外的曲江之畔。
　　走着玩着，玩着走着，突然，玄宗皇帝觉得眼前一亮，在一群脂粉堆里，他突然发现了一个绝妙佳人。
　　此人真个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时人有诗单道其妙处云：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素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
　　头上何所有?翠微合叶垂鬓唇。
　　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
　　把个玄宗皇帝眼都看直了。随行的高力士是何等机敏的人，见状立即叫过一个小太监，命他即刻查明那个女子是谁。
　　小太监年纪不大，办事却很机灵，不大的工夫就把一切都打听清楚了。
　　“什么?是寿王妃?”高力士虽然早就知道那女子是谁，但为了点醒皇上，仍然故意高叫了出来。
　　哪知李隆基浑如未闻，仍是一副如痴似呆的贪婪表情。
　　高力士见状暗自叹息：“皇上啊皇上，世上的好女人成千上万，宫中的佳丽成万上千，你为什么谁都看不上眼，却偏偏要看上自己的儿媳妇呢?”
　　可皇上毕竟是皇上，力士不过是个太监而已，皇上想要干的事谁能挡得住呢?
　　能够阻止皇上乱伦的人从理论上说只有宰相。
　　玄宗一朝，确有许多贤相，如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张九龄等人，但这些贤相当时已经是死的死，贬的贬，辅佐玄宗的乃是有名的奸相李林甫。
　　提起李林甫，许多人都会将他与“口蜜腹剑”这个成语联系起来，据史料记载，他曾有一段流传千古的“名言”：
　　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杖马(陈列于宫门之外作为仪仗用——引者注)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
　　对于玄宗皇帝单相思儿媳的这一乱伦想法，李林甫不仅不加规劝，反而绞尽脑汁为其鸣锣开道。
　　由于几千年形成的伦理规范，即使身为天之骄子，李隆基也不敢公然娶儿媳为妻。
　　但李林甫却有办法。
　　他随口就给皇上出了一条“妙计”——先度寿王妃杨氏为女道士!
　　“这行吗?”李隆基既想吃河豚，又害怕被毒着似的问。
　　“臣子们没有谁敢出头阻拦此事，”李林甫满有把握地说，“因为臣想出的这个办法于古有证!”
　　“证从何来?”
　　“有则天顺圣皇后为证。”李林甫是个懂得该说什么话的人，他更懂得有些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能点到为止。
　　这句话要是换了别人说，恐怕早就连脑袋都保不住了，因为它牵涉到了唐王朝的一桩极大的隐私。
　　原来，在人们心目中一向很威严的武则天，曾历事唐太宗李世民和唐高宗李治父子两个人，她之成为高宗则天顺圣皇后也是走“曲线”——先出家为尼，自绝于滚滚红尘，然后再“重返人间”，父妾为子妇。
　　李林甫重提此事，当然不是为了揭李氏皇族祖上的疮疤，而是想以此告诉皇上，按李氏皇族的家风，差了一辈的人也可以结成夫妻，不过要做一番官样文章给人看而已!玄宗皇帝思来想去，确也想不出有比李林甫所提建议更好的办法了。
　　于是，大方针就这样敲定了。
　　公元745年8月，由唐玄宗李隆基授意，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自请出家为女道士，法号太真。
　　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求，李隆基和他的先人李治一样，都把不同辈分的女人送到了寺院。二李(李治、李隆基)所不同的是，李隆基在耐性上远不如乃祖李治，武则天是出家将近四年的时候才被李治接回宫里去的，可李隆基竟连四个月都等不了，就把杨玉环接进宫去，令她重返红尘，与自己结成“夫妻”。
　　不久，玄宗皇帝亲自下令，册封杨玉环为贵妃，“宫中呼为娘子，礼数实同皇后”。
　　杨玉环当上了皇贵妃以后，杨氏家族也都跟着沾了光。
　　玄宗皇帝下令：追封杨玉环之父杨玄琰为太尉齐国公，母为凉国夫人。封杨玉环的叔父杨玄硅为光禄卿，再从兄(同一祖父的堂兄)杨铦为鸿胪卿、杨琦为侍御史，族兄杨钊为金吾兵曹参军。
　　又封杨玉环大姐为韩国夫人，三姐为虢国夫人，八姐为秦国夫人(按：大、三、八姐皆系连兄弟排行都算在内，实际上杨玉环只有姐妹四人)。
　　与杨玉环同时的唐代大诗人杜甫有诗记杨氏的权势与威福云：
　　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
　　紫驰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麟。
　　犀箸厌饮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
　　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
　　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沓实要津。
　　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
　　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这个时候，杨氏一家人的权势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据《旧唐书·后妃传》记载，“玄宗每年十月幸华清宫，国忠姊妹五家扈从。每家为一队，着一色衣。五家合队，照映如百花之焕发，而遗钿坠舄瑟瑟珠翠，灿烂芳馥于路，而国忠私于虢国而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联镳方驾不施帷幔。”
　　公元755年11月，“鱼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唐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诈称“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宝韦等部约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人，反于范阳。其时承平日久，百姓不识兵革，河北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降，或弃城逃匿。
　　同年12月，安禄山率军渡黄河，所过残灭，进逼陈留，太守出降，继而，安禄山又攻陷荥阳，与朝廷匆忙组建起来的讨贼军战于武牢、葵园，屡战屡胜，遂攻陷东都(洛阳)。
　　在这一段时期，唐帝国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唐玄宗犯下了两个不可宽恕的错误：一个是听信宦官监军边令诚的谗言，误杀了忠心耿耿的老将高仙芝、封常清；另一个是在只宜固守、不宜出战的情况下，屡次三番严旨令潼关守将哥舒翰出战。结果，潼关守军十五万人被叛军诱入河南灵宝的七十里隘道，南迫山，北阻河，为叛军全歼，潼关遂告失守。潼关既失，唐王朝京城长安顿失门户，朝野上下大骇。
　　杨玉环兄妹等“杨家班”成员，像她们的主子李隆基一样，也犯了一个不可饶恕(至少对她们自家而言是如此)的错误——得罪了太子。
　　据《旧唐书·后妃传》记载：“河北盗起(即“安史之乱”——引者)，玄宗以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监抚军国事。国忠大惧，诸杨聚哭，贵妃衔土陈情，帝遂不行内禅。”
　　这样一来，本以为可以借机登上皇帝宝座的皇太子李亨，恨死了杨玉环、杨国忠等杨家班成员。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五月，由杨国忠提议，玄宗皇帝决定“幸蜀”——逃到四川以避叛军之锋。因走得匆忙，只带走了贵妃、韩国、虢国、秦国三夫人及杨国忠、韦见素、高力士等人。当然，皇太子李亨也随侍在侧。
　　仓皇中的杨玉环、杨国忠等人一点也没有注意到，随行护驾的禁军大将、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及其所统率的护驾禁军已经被李亨所收买。
　　一场阴谋在不知不觉中进行。
　　“连环套”般的误会
　　仔细检索“马嵬驿之变”及其悲剧性的女主人公身后的扑朔迷离，我们发现，二者均与“误会”有关。当然，这个“误会”是要打上引号的，换言之，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据史料记载，逃离长安后的次日，玄宗一行来到了距长安百里之遥的马嵬驿(在今陕西兴西)。
　　李隆基、杨玉环两个人带着宫女及高力士当时正在驿内休息，杨国忠、韦见素等人待在驿外。
　　随行的吐蕃使者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就拦住了正骑马欲四处查巡的杨国忠。
　　“你们拦我干什么?”杨国忠一肚子的烦躁，没好气地问。
　　“请杨相国大人给我们一点吃食!”为首的吐蕃使者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说。“我哪里有吃食?”杨国忠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着离他们不远处的那些禁军官兵，“连那些护驾的禁军都差不多有一天没有进食了，你们说，我哪里有什么食物给你们吃?”
　　“可昨天，杨相国大人不是买了胡饼、麦饭给皇上、皇子、公主们吃了吗?”
　　“你们说的一点也不错，”杨国忠面对这些使节也不好发火，所以耐住性子解释说，“可那是在望贤宫，是在咸阳，现在我们这里是马嵬驿，马嵬驿，懂不懂?我现在就是有钱，想给你们买吃的又到哪里去买呢?”
　　双方就食物的有无争吵了起来，这时，李亨和陈玄礼不失时机地跳了出来，向禁军官兵宣布：“杨国忠打算谋反。”
　　有一些没有完全被陈玄礼收买的士兵不信，李亨与陈玄礼指着站在不远处与吐蕃使者说话的杨国忠，煞有介事地说：“你们还不信?那你们看，那个逆贼正与胡虏商量要劫皇上，把你们这些人全部杀死呢!”——这番话太具煽动性了，因为杨国忠当时所站的位置恰好是禁军士兵目力所及耳力所不及的地方。加上长官红口白牙的指控，所有的人都因之认定杨国忠是叛贼，于是，乱箭齐发，将杨国忠射死。
　　厄运很快就降临到了杨玉环的头上，“误会”也随之而来。
　　《新唐书·后妃传》云：“(玄宗)西幸至马嵬，陈玄礼等以天下计，诛国忠，已死，军不解，帝遣力士问故，曰：‘祸本尚在!’帝不得已，与妃引诀，引而去，缢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瘗道侧，年三十八。”
　　这段出自好古成癖、常常以“惜墨如金”自诩的宋人宋祁之手的文字有些不该省的地方省略了。
　　比如“诛国忠”后面应加上一个“国忠”方能和下文的“已死”衔接上，再比如“缢路祠下”中的“缢”这个动作是谁发出的?换言之，是杨玉环“自缢”，还是别人“缢之”?倘若是“自缢”，谁为她“裹尸以紫茵”?这些问题初看起来似乎只是行文时的问题，实则不然，如果没有人对杨玉环的死提出疑问那还罢了，但现在偏偏有人对她的死亡与否(是否死在马嵬驿)提出了怀疑，《新唐书》给人的回答就有些不尽如人意了。
　　《旧唐书》在提到杨玉环的死时，虽然比《新唐书》要详细一些，但似乎也不是很详细。
　　《旧唐书·后妃传》：“(玄宗一行)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既而四军不散，玄宗遣力士宣问，对曰：‘贼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力士覆奏，帝不获已，与妃诏，遂缢死于佛宝，时年三十八，瘗于驿西道侧。”
　　关键之处说得也不是很明白：杨玉环是自缢的，还是被别人缢杀的?仍未交待清楚。
　　我们再来看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上是怎么说的：
　　上(玄宗)杖屦出驿门，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上使高力士问之，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当自处之。”入门，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隶韦谔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因叩头流血。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与尸置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
　　《资治通鉴》中的这段话说得是很明白的。
　　杨玉环是由高力士杀死的，她死后，为使乱军心安，玄宗还命乱军头子陈玄礼等人验尸。
　　按理说，杨玉环之死到此就应该画上一个句号了。
　　但有些人却偏偏不想让这位美人就这样死去。
　　这此人根据白居易的那首《长恨歌》编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总括起来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说杨玉环马嵬之变时没有死，而是流落民间当了妓女，另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在本文开头时所提到的逃往日本。前一种说法太过匪夷所思，而且无任何正史、野史上的佐证，后一种说法因为是“出口转内销”过来的，而且又有“人证、物证”，所以粗看起来还煞有介事。但细一琢磨却也不是那么一回事。
　　首先，力主杨贵妃逃亡日本的人所提出的人证、物证，没有一个可以证明是与杨贵妃有直接关系的，所谓日本的“杨贵妃墓”、“杨贵妃观音堂”，在中、日早期史料中均无记载。
　　其次，几部被公认为是“信史”的权威史学著作都认为杨贵妃已死于马嵬驿，而且一致认定了其卒年(38岁)。
　　最能证明杨贵妃确实死在马嵬驿的证据是《旧唐书》中的另一段记载。
　　《旧唐书·后妃传》：“上皇自蜀还，令中使祭奠，诏令改葬。礼部侍郎李揆曰：‘龙武将士诛国忠，以其负国兆乱。今改葬故妃，恐将士疑惧，葬礼未可行!’乃止。上皇密令中使改葬于他所。初瘗时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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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中透露出这样几点信息：
　　(1)贵妃确实死于马嵬驿，不然李隆基就不会令“中使”(宦官)前去祭奠并诏令改葬。
　　(2)改葬工作因“将士疑惧”——实际上是现在的皇帝，当时的太子李亨疑惧——而不得不秘密进行。
　　(3)中使(宦官)掘开了贵妃的坟墓，掘墓后发现了紫褥、香囊——这与《新唐书》中的“裹尸以紫茵”记载相吻合。
　　(4)最重要的是，掘墓后，杨贵妃并非“空死处”，而只是“玉颜不见”——肌肤已坏而已。这就足可以驳斥“不见尸体”的谣传，由此推之白居易的“玉颜不见”应理解为“尸体已腐”，而不是“不见尸体”。
　　尸体、紫茵、香囊俱在，杨玉环怎么会逃往日本?
　　我们退一步来说，姑且算杨玉环马嵬驿死里逃生，而且也确实逃到日本，但她也决不会有什么后代。
　　为什么?
　　因为杨玉环是个失去了生育能力的女人。
　　这样说可绝非主观臆断，而是有事实作根据的。
　　我们知道，杨玉环17岁出嫁，38岁身亡，21年间，她先后有过好几个男人，但却没有为这些人生下过一男半女，倘若说嫁给李隆基时没有生儿育女是因为李隆基年纪大了(61岁)，那么，嫁给李隆基的儿子寿王李瑁时，李瑁可是“正当年”——李瑁仅比杨玉环大一岁，两个人做了近十年的夫妻，也无一男半女，而李瑁后来再婚后却生了不少子女，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答案是什么，读者自然想得出来。
    宋朝真有“狸猫换太子”这回事吗
　　“宋真宗时，有刘、李二妃同时身怀有孕。刘妃奸诈，李妃憨厚。真宗声称，谁先生子，就立谁为皇后，立所生之子为太子。李妃先产下一子，刘妃为固宠，暗中命人将李妃所生之子用剥了皮的狸猫替换，引皇帝往观，令皇上大吃一惊，李妃因而被逐，刘妃随后产下一子得立为皇后。不料天理昭昭，刘妃所生之子夭折，改从某王府过继一子，恰为李妃所生，后此子继位，是为仁宗，得老臣包拯、老太监陈琳帮助，仁宗寻回流落民间的母亲，母子团圆。”——这段名为“狸猫换太子”的折子戏在民间广为流传，近年来更因有了内容相近的电视剧而家喻户晓，善良的人们在为李妃的不幸洒下一掬同情之泪时，也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一个误区——
　　公元997年3月癸巳日，宋太宗赵光义一命归西，终年59岁。所遗皇位由太子赵元侃继承。元侃原名德昌，后又改名元休。他是太宗皇帝的第三个儿子，本无继承大宝之望，只是因为有吕端、寇准等一班正直大臣的全力拥戴，他才得以面南背北。
　　赵元侃，即位后改名为赵恒，在位25年。这25年，赵恒一共换了三任皇后。
　　这三个皇后，一个姓潘，乃是大名鼎鼎的潘美(潘仁美)之女，在《杨家将演义》等一些通俗文艺作品中，是个可笑的角色。另一个姓郭，没有什么名声。最后一个姓刘，即所谓的“狸猫换太子”的主谋。
　　刘氏真的干过“狸猫换太子”的勾当吗?要了解这个问题，必须先从刘氏的身世说起。
　　善播鼗声色俱佳动京师 工妩媚蜀女一笑迷君王
　　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在扫平了南方各割据小朝廷之后，带兵亲征北汉，围攻北汉都城太原。五月五日，北汉英武帝刘继元率群臣到宋军营中投降，战斗结束。
　　随同宋太宗征讨北汉的诸色人等中，有一个姓刘名通的武将，他官拜虎捷都指挥使，蜀地人氏，家有一妻一女。在班师回京时，刘通不幸染上了时疾，死在了半路上，遗下了孤妻弱女。闻听丈夫的死讯，刘通之妻龚氏急火攻心，不久也病死。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刘娥成了孤儿，多亏外公家的抚养，才使她长大成人。
　　转眼之间，十几年过去了，刘娥的外公、外婆、舅父、舅妈均已谢世，只剩下她与表哥龚美相依为命。
　　15岁那年，一向以锻银为业的表哥听说京城汴梁生意好做，就带着刘娥，千里迢迢地来到了京师。
　　到了京师之后，龚美开了一间小小的银坊，刘娥则在作坊前面的铺面里给表哥看着店面。
　　说来也怪，龚美的锻银技术原本一般，但他的小作坊里却常有公侯王孙们前来光顾。
　　其故何在?
　　原来，这和刘娥有关。
　　据史料记载，刘娥“善播鼗”。
　　鼗，读作桃，乃是一种乐器。据郑玄注《周礼·春官·小师》，“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摇之，旁耳还自击”，有点类似于今天小孩玩的拨浪鼓。
　　播鼗，无非就是摇晃拨浪鼓，本是小孩子闲着无聊时才玩的玩意儿。
　　刘娥之播鼗，很难说是为了什么艺术，只是为了解闷而已。
　　可由于她人长得确实漂亮，所以那些纨绔子弟还是照来，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耳!”是也。
　　由于这些阔少们的推波助澜，刘娥的美名渐渐传播到深宅大院的王府。
　　有一天，刘氏一边看着表哥干活，一边坐着拨弄她那件宝贝，忽然店外一阵脚步声，抬眼一看，有一个男子正笑吟吟地带着一种欣赏的表情在打量着她。
　　“客人可是要锻造银器?”
　　“非也。”
　　“可是要将手中的银两整兑?”
　　“非也。”
　　“那……?”
　　“孤家是特意来倾听你播鼗的!”
　　“孤家?”
　　“大胆!”紧随那人身后的一个侍者模样的人开口喝道：“见了王爷还不敛衽下拜?”
　　“王爷?”刘娥也不知道是还没有反应过来，还是有意装糊涂。
　　“蠢货!我们是襄王府的，襄王你总该知道吧?”
　　在汴梁，谁会不知道襄王呢?襄王就是后来的真宗皇帝，在太宗诸子中，他的名气最大。
　　有这样一则小故事颇能说明襄王为什么这么有名。据说，在太宗赵光义晚年的时候，为了选定太子，曾召了个号称麻衣神相的僧人进宫相看几个小王爷。已经看过7个了，没有一个令人满意，襄王当时午睡未醒，那个相者本来要走，但当他无意中看到了襄王的几个仆人时，却止住了脚步，回来对太宗皇帝说：“臣遍观诸王，福禄无有过襄王者!”
　　赵光义感到很奇怪，他问：“你又没有见到襄王，怎么会知道他的命最好?”
　　那相者不慌不忙地答道：“臣刚才见到襄王的几位侍从，他们都具有以后出将入相的气质，仆人尚且如此，主人的才具就可想而知了!”
　　且说刘娥一听站在面前的这位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襄王，不由芳心乱动。
　　赵德昌不疾不徐地喝住了随从：“你穷咋唬什么!孤家今天不是以襄王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听者的身份来聆听刘美人的播鼗高技的!”
    “听见了没有?”另一个随从又高声叫道，“快拿出点真本事来服侍王爷!”

　　“王爷万福!”刘娥主意已定，深深地敛衽为礼，然后打起精神，拿出看家本领，真个是：“轻摇快晃缓急播，击尽心中无限事。”让襄王听得如醉如痴，在如泣如诉的乐声中他仿佛找到了一个潜藏在心里的老朋友，其快乐是无法形容的。一曲奏毕，刘娥停奏，回眸一笑，赵德昌仿佛一下子进入了美妙的幻境之中，带着这种美好的感觉，他觉得眼前的这个女子越看越顺眼，管她是什么出身，管她从事过什么职业，只要能常伴身旁，也就足矣!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一乘青顶小轿，刘娥被抬进了襄王府。

　　一对年轻人，情窦初开，自然是如胶似漆，不料却惹动了襄王乳母的不满。

　　这位曾被宋太宗封为秦国夫人的乳母“食人之禄，忠人之事”，怕小王子被新来的女人带坏了，悄悄地向太宗打了一个小报告。

　　太宗听了大为光火，他派人将儿子叫来训斥了一顿，然后命他立即将那个小野女人送走，否则，削去他的王位。一向畏父如虎的赵德昌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是将心爱的人留下来以保住自己的爱情，还是遵从父命以保住自己王位?权衡了半天，他终于选择了后者。

　　于是，刘娥被送出了王宫，当然，她并没有回到龚美开的那间小银作坊，而是来到王宫指使张耆的家里，这是赵德昌安排的。
　　二进宫刘氏由贱而贵封德妃
　　赵德昌是公元997年3月继位的。
　　继位之前，有一个很惊险的小插曲。
　　一个名叫王继恩的宣政使，忌讳赵恒英明，就与参政知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等谋立太宗的另一个儿子，楚王赵元佐。多亏吕端“大事不糊涂”，先采取非常措施，将王继恩等人锁闭了起来，才使赵恒顺利坐上皇帝宝座。
　　其后不久，刘娥就被接了回来。
　　她这是“二进宫”了。
　　久别胜新婚，小两口又如胶似漆起来，此时，赵恒真个是万人之上，谁也不敢再在他面前说三道四了。
　　于是，刘娥开始连连升级。
　　先是被封为美人，然后又进位德妃。
　　大概就是在刘氏被封为德妃以后不久，宫中来了一个姓李的宫女，被主管太监分给德妃做侍女。
　　这位李氏是浙江人。其祖李延嗣曾当过五代十国时吴越王国的金华县主簿。其父李仁德当过宋朝的左班殿直。
　　公元1009年6月，宋真宗赵恒信步所至，来到了刘德妃所在的坤宁宫。因天气炎热，刘妃当时正在沐浴，赵恒闲得无聊，就歪起头来打量给他端茶倒水的宫女。但见她高高的个儿，细细的腰，一双丹凤眼，像能说话，敛目低眉，显得楚楚可怜。赵恒不禁心动，立即摒退众人，包括刘德妃在内，令她们一律不得打搅，然后，就在常和刘德妃休息的床上把李氏给“临幸”了。
　　见老公这么快就和别的女人胡搞，刘德妃自然很生气，但她也有弱点——不能生育。在封建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只要赵恒一搬出这顶大帽子，她就哑口无言了。但她又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
　　等皇帝干完事情走了以后，刘氏着人叫来了刚刚穿戴完毕的李氏。
　　李氏真是又羞又怕。几个时辰以前，她还是个黄花闺女，可片刻之间，她却变成了一个小妇人，而且是在自己服侍的刘德妃的床上完成这一转变的。她心里不能不感到紧张。
　　刘德妃仿佛是看穿了她的心思，摒退了众人，亲切地拉着李氏的手说：“你不要怕，我知道不是你要做，而是皇帝要你做的!不过，”说到这里，刘德妃话锋一转，“我要和你谈个条件，以后皇帝来，你还可以侍寝，但倘有娠，生下男儿，必须由我抚养!”
　　少不更事的李氏此时巴不得早点离开，所以，无论刘德妃说什么，她都诺诺连声。
　　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其后，赵恒又“临幸”了李氏几次，李氏真的就有了身孕。
　　刘德妃发觉李氏有孕以后，不准她随便外出，只准在有数的几个地方活动。有一天，赵恒去彻台游玩，李氏随行，从军辇上下来，还没走几步，忽听“啪”的一声，一个什么东西掉到了地上。
　　是玉钗!赵恒见了暗暗在心里祷告：倘若天不绝宋，请过往神灵保佑，此钗不碎，李氏所产之婴一定是男孩。
　　待到宫女拾回玉钗，果然未碎，真宗别提有多高兴了。
　　公元1010年4月甲戌日，李氏真的产下一个男婴，宋真宗亲为此子取名赵受益。
　　李氏，因为生子的缘故而被赵恒封为崇阳县君。
　　民间传说中的狸猫换太子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编造的。
    旧通俗小说及旧戏剧差不多都以不同的形式煞有介事地向人们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宋真宗时，有刘、李二妃同时身怀有孕。刘妃奸诈，李妃憨厚。真宗声称，谁先生子，就立谁为皇后，立所生之子为太子。李妃先产下一子。刘妃担心李氏登上皇后宝座，便暗中命人将李妃所生之子用剥了皮的狸猫替换，然后，故意引皇帝前往认子。当真宗见到那血肉模糊的剥皮狸猫时，不知是计，大吃一惊，遂打消了立李妃为皇后的念头。李妃所生之子幸而被老太监陈琳救起，送到某王爷的府里抚养。不久，刘妃也产下一子，遂被封为皇后。但刘妃所生之子不久夭折，不得不从某王爷府中过继一子，此子即李妃所生。二十年后，过继来的孩子继位，是为宋仁宗。老太监陈琳在仁宗面前痛陈往事，又得包拯等人的协助，寻回流落民间的李氏，母子团圆。
　　这个故事除了李氏产子被别人抚养一点以外，其余都是编造的。
　　宋朝人陆游在论及人们对历史事实的歪曲时，曾有诗叹曰：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我们倘若知晓了有关刘、李二氏的史实，想必会发出与放翁老人一样的慨叹。
　　且说李氏产下儿子赵受益以后，因与刘德妃有约在先，只好忍痛把男婴交给刘妃，刘妃也根本没有用什么狸猫来换太子——何况当时谁也不能料定此子后来必定是太子——而是将孩子交由真宗的另一个妃子杨淑妃，让她帮着抚养。
　　刘德妃是两年以后的公元1012年12月丁亥日才被立为皇后的。
　　刘氏之被立为皇后，并不是因为她抢了李氏的儿子，而是因为她“性警敏，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宫闱事有问，辄援引故事以对，帝深重之”。——用今天的话说是因为她的才干，而不是因为她抢个儿子才得立的。
　　刘氏这个女人，其性格十分复杂，倘若将她与历史上其他大人物相比，那她倒与那个一心想称王称霸，口里又自诩“倘天下无孤，不知有几人称帝”的曹操相似。
　　公元1022年2月戊午日，宋真宗赵恒病死，遗诏太子赵受益于柩前继位，改名为祯，是为仁宗。由于仁宗只有12岁，所以，由刘氏帮助处理国事，所谓“权处分军国事”。
　　奸臣丁谓、雷允恭等向刘后进言，打算去掉真宗死前遗诏中“令皇后权处分军国事”中的“权”字，因遭一班顾命老臣的反对而未果。几天以后，心怀不满的刘后“投桃报李”，在有关皇太后与皇帝处理朝政的问题上“玩”了反对她的群臣一下，她通过入内押班雷允恭之口转告众人：“帝朔望见群臣，大事则太后召辅臣决之。”整个地把大权独揽了过去。
　　公元1030年2月，河中府通判范仲淹疏请刘后归政于帝。其疏略云：
　　陛下(指刘太后)拥扶圣躬，听断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智明圣，握乾纲而掌坤纽，非黄裳之吉相也。岂若保庆寿于长乐，卷收大权，还上真主，以享天下之养。
　　疏上，刘后不理。
　　又过了两年，到了公元1032年2月，一直默默无闻的李氏病重，不治而死。打从公元1010年生下儿子，到公元1032年去世，22年间，李氏是怎样生活的呢?
　　她绝非像民间传说中那样，流落民间，“捡”了两个儿子，艰难度日，但也一直没有大富大贵。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因为产下仁宗赵祯的缘故，李氏被真宗赵恒封为崇阳县君。过了几年，又生了一个女儿，李氏被进爵为才人，然后是婉容(本处的“才人”、“婉容”及下文的“顺容”均为宫中女官爵位名——著者注)，等到仁宗即位后，李氏又被封为顺容，被遣去看守永定陵(真宗之墓)。
　　李氏的晚年虽然没有得到刘后的允许去认回自己的亲生儿子，但刘后对她也一直不薄。
　　为了补偿李氏的失子之痛，刘后曾派自己的表哥龚美——时已改姓刘，称刘美——与另一个名叫张怀德的大臣充任寻访使，到李氏的家乡金华县去寻访李氏的家人，寻得李氏之弟李用和，由刘后亲自下令，将李用和补三班奉职。
　　一半是由于畏惧旧主，一半是由于感恩，所以终其一生，李氏一直“默然处先朝嫔御中，未尝自弃”，直到临死，才由顺容进封为宸妃(史称她为李宸妃)。
　　宋代是个很讲究礼仪的朝代，大臣们的礼仪观念极强。因此，围绕着李氏的葬礼，一场争论悄悄地在刘后与当朝宰相吕夷简之间进行。
　　对李氏优待是优待，但在刘太后的心中，李氏——虽然已被封为宸妃——仍与当年的侍儿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刘太后仍然只想以宫人之礼安葬李氏。
　　早朝时向外廷大臣宣布此项决定时，首辅吕夷简只说了四个字：“礼宜从厚”。
　　退朝以后，刘太后命人叫住吕夷简，她要单独和这个老臣谈谈。
　　“死的不过是一个宫人，相公喋喋不休，说些什么?”刘太后带有几分不满地责问说，“难道宰相还要管内廷的事吗?”
　　吕夷简胸有成竹，不卑不亢地答道：“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皆当预也!”
　　“相公该不是想离间老身与皇帝的母子之情吧?”
　　“恰恰相反。”吕夷简顿了顿，状极诚恳地说，“太后难道不想保全刘氏吗?倘若想要保全刘氏，则李氏的丧礼就要从厚!其道理恕臣不明言了!”
　　刘后是个明白人，想了想，她明白了吕夷简的一番良苦用心。于是，改用一品大礼盛敛李氏，灵柩自西华门出，李氏的一切服饰均与太后无异。这一着棋，在吕夷简的点拨下，刘后又走对了。
　　公元1033年3月甲午日，刘太后崩于宫中。
　　刘后其人，诚如我们前面所说，有功有过，很难用好人或坏人之类的评语简单地加以评估。
　　可以这样说，在处理国事时，刘后的成就很多。史称她“称制十一年，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习少所假借，宫掖间未尝妄改作，内外赐与有节”。
　　由于刘后做什么都考虑得比较周全，所以终其一生，她能始终得到儿子赵祯的尊敬。当她病重期间，由皇帝亲自宣布大赦天下，并且“延天下名医，驰传诣京师”。
　　可叹医生救病救不了命。刘后逝世以后，燕王赵德昭(注意，是赵德昭，而不是传统笔记小说中的八大王或八千岁)入宫奔丧，趁便向小皇帝赵祯进言，指出“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赵德昭的这句话带有明显的挑拨离间的味道。
　　原来，根据宋太祖的母亲杜太后的安排，北宋王朝的皇位继承方式应该是：太祖死，太宗立；太宗死，太祖的儿子接位。赵德昭是宋太祖的儿子，他见乃叔宋太宗没有把皇位传给他，自然怨气冲天，所以，出来揭破仁宗皇帝的身世之谜。
　　听了赵德昭的话，仁宗皇帝恸哭不止，想到母亲生下自己之后就忍痛割爱，想到几十年间，儿子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认而给母亲带来的痛苦，赵祯接连几天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并下令对刘后害死母亲一事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并非像燕王所说。最值得信任的李用和(李宸妃之弟)开棺后回来报告，说李妃死后一切均按太后之礼盛敛，仁宗皇帝的气也就消了。

笨鱼

历史上真有杨门女将吗
　　据报载，曾统领欧洲盟军战胜法西斯德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英国人)60年代初访问中国，外事活动之余，他对中国方面安排他看的一出京剧《杨门女将》大惑不解，通过翻译，蒙翁提出质疑，认为女人当元帅不可能。中方工作人员年轻气盛，同时也因为对杨门女将故事深信不疑，遂回敬了一句：“怎么不可能，你们的女王不就是三军统帅吗?”事后这位工作人员受到了严厉批评。很显然，除了犯有外交礼仪上的错误以外，这位工作人员还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样，相信杨门女将于史有证，从而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误区——
　　杨门女将系从《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及《杨家将》二书附会而来，主要人物有佘太君、王怀女、穆桂英等。这些人物中有的因为艺术形象塑造得好，深为老百姓所喜爱，但考诸正史，却都属“子虚乌有”者流。
　　为了说明《杨门女将》，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杨家将”。
　　杨家将半真半假扑朔迷离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杨家将的谱系是这样的：
　　第一代，金刀令公杨继业，继业有八个儿子，其中第六个儿子名杨延昭，又名杨六郎，六郎生子名文广，文广之子名宗保，宗保生子名怀玉。
　　这些印象都可靠吗?
　　我们的看法是：
　　(1)杨继业历史上真有其人，但民间盛传的他与潘仁美之间的恩恩怨怨却大多是假的，不妨以史为证。
　　《宋史·杨业传》：“杨业，并州太原人。……弱冠事刘崇为保卫指挥使。以骁勇闻。累迁至建雄军节度使，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宋)太宗征太原，素闻其名，尝购求之。既而孤垒甚危，业劝其主继元降，以保生聚。继元既降，帝遣中使召见业，大喜，以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师还，授郑州刺史。……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命业副之。以西上阁门使、蔚州刺史王侁，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护其军。……时契丹国母萧氏与其大臣耶律汉宁、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隐领众十余万，复陷寰州。业谓美等曰：‘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州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来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 侁沮其议曰：‘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文裕亦赞成之。业曰：‘不可!此必败之势也!’ 侁曰‘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业曰：‘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避敌，当为诸公先！’将行，泣谓美曰：‘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其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因指陈家谷口曰：‘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救之，不然，无遗类矣！’美即与侁领麾下兵陈于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交河西南行有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业力战，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见无人，即俯膺大恸，再率帐下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没焉。业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极，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杨业与潘美(小说家笔下作“潘仁美”)并非有仇。陈家谷口逼杨业进军，后又将接应部队撤走的人是王侁而非潘美。按《宋史·王侁传》，王侁字秘权，开封浚仪人，其父王朴，曾任后周枢密使，因上筹边之策而名噪一时。王侁虽系名门之后，本人也有战功，但其为人“性刚愎”，“以语激杨业，业因力战，陷于阵，侁坐除名，配隶金州”。
　　那位在小说家笔下坏透了顶的潘仁美(潘美)并没有那么坏，至少，他在陈家谷口并没有算计杨业，更没有像通俗小说或电视剧里所描写的那样，按兵不动，射杀杨七郎。倘若说他在这次战役中有什么过失的话，那也仅是因为他误信了王侁之言而已。
　　惟其如此，所以，宋太宗赵光义在事后处理参战人员时，仅把潘美降三级使用，而对负有主要责任的监军王侁则“除名，隶金州”，刘文裕“除名，隶登州”。
　　(2)杨业共有七个儿子，而不是八个。
　　小说《杨家将》和电视剧《杨家将》中，杨业共有八个儿子，这也不完全对。据《宋史》记载，杨业共有七个儿子，他们是：
　　杨延朗、杨延浦、杨延训、杨延环、杨延贵、杨延彬、杨延玉。
　　其中杨延玉随乃父征战，于陈家谷口一战殉国，其余六子，延朗为崇仪副使、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并为殿直(官名)。
　　这七个儿子除杨延玉战死外，余皆善终。并无流落番邦、身死奸臣之手一说。
    (3)杨六郎应为杨大郎，杨宗保应为杨文广。
　　在“杨家将”的传记中，杨府男性主角，除了老令公杨继业以外，最有名的就是杨六郎和杨宗保这父子二人了。
　　这两个人物也非历史之本貌。
　　杨六郎者，杨大郎之谓也。他是杨业的儿子杨延朗(后改名为杨延昭)，这没错，但他却并非杨业的第六个儿子，而是长子，他卒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宋史》上说他：“智勇善战。所得赏赐悉犒军，未尝问家事。出入骑从如小校。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遇敌必身先行阵。克捷推功于下，故人乐为用。在边防二十余年，契丹惮之。”
　　杨宗保，应为杨文广。
　　《宋史》记载，文广系杨延昭之子。他字仲容，“以班行讨贼张海有功，授殿直”，北宋赫赫有名的范仲淹宣抚陕西时“与语奇之”，曾把他收为部下，后又随狄青南征，最后官至定州路副都总管，迁步军都虞侯。
　　“杨家将”既然半真半假，扑朔迷离，那么“杨门女将”呢?
　　“杨门女将”纯属子虚
　　中国古代虽然向有“男尊女卑”的传统，但女将女帅倒也并非没有。
　　据《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记载：王莽新王朝天凤元年(公元14年)，山东琅琊就出了个奇女子，此人名吕母，后来成为统领一方的女将军。《后汉书》上说：“吕母之子为县吏，犯小罪，宰论杀之。吕母怨宰，密聚客，规以报仇。母家素丰，资产数百万，乃益酿醇酒，买刀剑衣服。少年来酤者，皆赊与之；视其乏者，辄假衣裳，不问多少。数年，财用稍尽，少年欲相与偿之。吕母垂泣曰：‘所以厚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县宰不道，枉杀吾子，欲为报怨耳。诸君宁哀之乎！’少年壮其意，又素受恩，皆许诺。其中勇士自号猛虎，遂相聚得数十百人。因与吕母入海中，招合亡命，众至数千。吕母自称将军，引兵还攻，破海曲，执县宰。”
　　吕母以后，有名的女将还有隋末唐初的平阳公主。据《新唐书·诸帝公主传》记载，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平阳公主逃到户县，散家财招纳南山的亡命之徒，得到好几百人以响应李渊。又派遣家奴马三宝招降义军领袖何潘仁，与他合兵一处，攻克户县。接着又陆续收降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人，连克周至、武功、始平等县。“勒兵七万，威振关中”。
　　李渊渡过黄河以后，平阳公主领精兵一万与李世民会师渭北，并开设幕府，俨然行军主师“分定京师，号‘娘子军’”。
　　这些都是见诸信史的。
　　十分遗憾的是，在小说和电视剧里轰轰烈烈的“杨门女将”，正史中却连点影子都没有。
　　《宋史·杨业传》中只收录杨业及其子延昭等七人，和其孙文广一人，并无一字提及女眷。
　　倘若杨门女将确曾有过的话，那么，专收“义妇节妇”之事迹的《烈女传》也会记载。
　　但我们仔细地查找了《宋史·烈女传》，该传共收近40名“奇女子”，她们是：
　　朱娥、张氏、彭列女、郝节娥、朱氏、崔氏、赵氏、丁氏、项氏、王氏二妇、徐氏、荣氏、何氏、董氏、谭氏、刘氏、张氏、师氏、陈堂妻、节妇廖氏、刘当可母、曾氏妇、王袤妻、涂端友妻、詹氏女、刘生妻、谢泌妻、谢枋得妻、王贞妇、赵淮妾、谭氏妇、吴中孚妻、吕仲洙女、林氏女、童氏女、韩氏女、王氏妇、刘仝子妻。
　　没有一个人出自杨门。
　　“杨门女将”纯属子虚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千万莫把文学当成历史。
    金兀朮是牛皋气死的吗
　　八十年代初期，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岳飞传》风靡中国大陆，那时中国大陆电视机尚未像今天这样普及，加上绝大多数老百姓对忠奸故事有一种特殊的爱好，所以，《岳飞传》成了当时人们的一个最热门话题，其“发烧”的程度绝对令后人感到望尘莫及。《岳飞传》最悲之处是岳飞屈死风波亭，最喜之处乃是“牛皋气死金兀朮”，由于岳飞屈死风波亭是信史，所以，大部分中国老百姓把“牛皋气死金兀朮”也当成了真正的历史。于是，不知不觉中又步入了一个误区——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论得，满村争说蔡中郎。”——宋代大诗人陆游的这首诗说明了了解真正的历史的不易。
　　在小的时候，我也曾一度相信作恶多端的金兀朮是被牛皋气死的——这是很能抒解因岳飞屈死而在每个听者心中郁积的怒气的，但很快我就发现，真实的历史却并非如此。
　　金兀朮原本叫宗弼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金兀朮可是个大名鼎鼎的“恶人”，说来有趣，那些恨这个“大恶人”入骨的人们，竟没有发现所恨之人的名字都被搞错了。
　　金兀朮原来并不叫金兀朮。
　　顺便说一下，《辞海》(1979年版)“兀术”一条的解释中有“一作乌珠”的解释，不知何所本?
　　《金史·宗弼传》：“宗弼，本名斡啜，又作兀术，亦作斡出，或作晃斡出”，没有一处提到“兀术”一作“乌珠”。
　　在《说岳全传》中，兀朮一直是岳飞的敌手，实际情况却不然。
　　据《金史》记载，兀朮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第四个儿子。
　　此人“出道”之初，曾率领一支小分队奇袭辽国皇帝天祚帝，因众寡悬殊，兀朮矢尽，遂夺辽兵刀枪，独杀八人，生获五人。冲出重围。
　　公元1125年，兀朮随其二哥完颜宗望出兵伐宋。此时岳飞已随杜充南下，二人并未正面交手。
　　这段时间，兀朮干了些什么呢?
　　《金史·宗弼传》：“及宗望伐宋，宗弼从军，取汤阳县，降其卒三千人。至御河，宋人已焚桥，不得渡。……宗弼以三千骑薄汴城，宋上皇出奔，选百骑追之，弗及，获马三千而还。宗望薨，宗辅为右副元帅，徇地淄、青，宗弼败宋郑宗孟数万众，遂克青州，复破贼将赵成于临朐。大破黄琼军，遂取临朐。宗辅军还，遇敌三万众于河上，宗弼击败之，杀万余人。”——上为兀朮第一次率军攻宋。此次攻宋，兀朮所遇到的敌手是郑宗孟、赵成、黄琼。
　　接着金主下诏，命兀朮率兵讨伐南宋高宗皇帝赵构。
　　此次南侵，兀朮的敌手又是谁呢?
　　据《金史》记载，兀朮率兵南侵时，宋朝大将王善率兵二十万拒阵。当宗弼率军打到寿春时，南宋安抚使马世元率官属出降，在和州，兀朮大破郑琼所率宋军，渡过长江以后，这位金国大将军又击破了南宋大将杜充的马步军六万人，并最后迫使杜充投降。
    这段期间，兀朮率军接连攻陷南宋的濮州、开德、大名、归德、寿春、庐州、和州、江宁、太平州、濠州、句容、溧阳、越州、明州等数十个州府。
　　最有意思的是，这位“金国四太子”殿下竟把南宋的开国皇帝高宗赵构赶下海去，然后，兀朮又“宜将剩勇”穷追不舍，从明州追到温州，又从温州下海，赶奔福州，差一点没把宋高宗赵构生擒，这一段时期，可谓兀朮事业的巅峰期。他军事生涯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克星”——韩世忠、岳飞都还未与他交手。
　　

笨鱼

转眼到了公元1130年，兀朮的第一个“克星”韩世忠出现。
　　当时，兀朮率人自杭州进发，谋夺秀州，其先锋官阿里率兵先抵镇江，时任南宋浙西制置使的韩世忠领子弟兵八千，以舟师扼守江口，阿里不得渡。
　　像三国时代的曹兵一样，兀朮所率的金军不习水战，所以，一向无敌的他屡战屡败。
　　且战且走，最后来到了黄天荡。这黄天荡有两处，一处在今江苏南京市东北，江面辽阔，为南北险渡，另一处亦作皇天荡，在今江苏苏州市东葑门外。唐末藩镇混战，杨行密救董昌，曾于此败钱镠。
　　我们这里所说的黄天荡当然指的是前者。
　　关于黄天荡之战，《宋史》与《金史》由于所站角度不同，各有自己的记载：
　　《宋史·韩世忠传》上是这样记载的：“上元节(世忠)就秀州张灯高会，忽引兵趋镇江。及金兵至，则世忠先已屯焦山寺。金将李选降，受之。兀朮遣使通问，约日大战，许之。战将十合，梁夫人亲执桴鼓，金兵终不得渡，尽归所掠，假道，不听，请以名马献，又不听。挞辣在潍州，遣孛堇太一趋淮东以援兀朮，世忠与二酋相持黄天荡者四十八日。太一孛堇军江北，兀朮军江南。世忠以海舰进泊金山下，预以铁绠贯大钩授骁健者，明旦敌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每缒一绠则曳一舟沉之。兀朮穷蹙，求会语，祁请甚哀，世忠曰：‘还我两宫，复我疆土，则可以相全!’兀朮语塞。又数日，求再会，言不逊，世忠引弓射之，亟驰去……兀朮一夕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计，刑白马。剔妇人心，自割其额祭天。次日风止，我军帆弱不能运，金人以小舟纵火，矢下如雨，孙世询、严允皆战死，敌得绝江遁去。”
　　而《金史·宗弼传》上则说：“(宗弼)自镇江溯流西上，世忠袭之，夺世忠大舟十艘。于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战且行。世忠艨艟大舰，数倍宗弼，军出宗弼前后数里，击柝之声自夜达旦。世忠以轻舟来挑战，一日数接，将至黄天荡，宗弼乃因老鹳河故道，开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宁。挞懒使移刺古自天长趋江宁援宗弼，乌林答泰欲亦以兵来会，连败宋兵。宗弼发江宁，将渡江而北。宗弼军渡自东，移刺古渡自西，与世忠战于江渡。世忠分舟师绝江流上下，将左右掩击之。世忠舟皆张五网，宗弼选善射者乘轻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网。五网着火箭皆自焚，烟焰满江，世忠不能军，追北七十里，舟军歼矣。世忠仅能自免。”
　　真可谓是“公说公好汉，婆说婆英勇”，尽管双方记叙这段历史时存有很大的分歧，但有两点却是不容否认的：
　　(1)兀朮此段时间的敌手是韩世忠而非岳飞。
　　(2)黄天荡之战最终以金兵退回江北而告结束。
　　牛皋和岳飞是何时才与兀朮正面交手的呢?牛皋又是怎样死的呢?
    牛皋死于毒兀朮寿终正寝
　　在老百姓的口头传说中，兀朮是被牛皋气死的。气死了兀朮之后，牛皋欣喜若狂，大笑而死，即所谓“气死金兀朮，笑死牛皋”。
　　这种传说真够刺激的了，可惜不是真正的历史。
　　那么，真正的历史是什么呢?
　　据《宋史·牛皋传》记载：牛皋，字伯远，汝州鲁山人。初为射士。金人入侵，皋聚众与战，屡胜。西道总管崔兴表补保义郎。杜充留守东京，皋讨剧贼杨进于鲁山，三战三捷，贼党奔溃，累迁荣州刺史、中军统领。金人再攻京西，皋十余战皆捷，加果州团练使、京城留守。上官悟辟为同统制兼西京南路提点刑狱。金人攻江西者自荆门北归，皋潜军于宝丰之宋村击败之。转和州防御使，充五军都统制。又与孛堇战鲁山邓家桥，败之，转西道招抚使。伪齐乞师于金，入寇，皋设伏要地，屯丹霞以待。敌兵悉众来，伏发，俘其酋豪郑务儿，迁安州观察使，寻除蔡、唐州信阳军镇抚使，知蔡州。遇敌战辄胜，加亲卫大夫。——直到此时，牛皋仍是独当一面，未与岳飞合兵。
　　不久，岳飞“制置江西、湖北”，朝廷命牛皋归岳飞节制，这样，两个人才第一次见了面——《岳飞传》中说牛皋自小就和岳飞在一起，真是“乱批三国”。
　　牛、岳二人倒是惺惺相惜，一见如故。见面之后，岳飞立刻表奏牛皋为唐、邓、襄、郢州安抚使等要职，二人先是联手击败入寇襄阳六郡的金兵，击斩敌将王嵩等，然后又进兵洞庭湖，扫平杨么，“皋投水擒么，飞斩法首函送都督行府”。牛皋因功被授予武泰军承宣使，又改任行营护圣中军统制，寻充湖北、京西宣抚司、左军统制等要职。
　　公元1140，兀朮率兵南侵，“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枢密行府。以皋兼提举一行事务宣抚司……绍兴十七年上巳日，都统制田师中大会诸将，皋遇毒，亟归，语所亲曰：‘皋年六十一，官至侍从，所恨南北和，不以马革裹尸，老死牖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桧使师中毒皋云”。
　　这段话中提到的“绍兴十七年”中的“绍兴”乃是南宋开国皇帝高宗赵构的年号。绍兴十七年是公元1147年。
　　此时，距岳飞屈死风波亭已经五年，但朝中当权者仍是秦桧和他的同党，牛皋虽然不是像《岳飞传》中所说的是岳飞的结义兄弟，但二人毕竟曾经在一起出生入死过，“敌人的朋友也是敌人”，秦桧必定要置牛皋于死地而后快。
　　当时的朝中已因宋、金“和约”而又出现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所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醺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实为此时的江南小朝廷营营苟苟者们的真实写照。
　　牛皋虽然不像岳飞那样力反和议，但却也有不少主战的言论，从他临终前的遗言——“所恨南北和，不以马革裹尸”我们不难窥见这位沙场老将心中的郁闷，在那些主和派的心目中，牛是岳飞故去之后的又一个危险人物!这一点，其实连《宋史》的编撰者都能看得出来，所以，在《宋史·牛皋传》中才有“或言秦桧使师中毒皋云”这样的说法。
　　不管是死于田师中之手也好，还是死于秦桧借刀杀人之手也好，牛皋总而言之是死了，而且不是死在保国安民的战场上，而是死于“自己人”之手。所谓“笑死牛皋”乃是无稽之谈。
　　“气死金兀朮”是不是真的呢?
    当然也不是。
　　《金史·宗弼传》：“(金天眷)二年(公元1140年)二月，宗弼朝京师，兼监修国史。宋主遣端明殿学士何铸等进誓表……宗弼进拜太傅。乃遣左宣徽使刘筈使宋，以衮冕圭宝珏遂玉册册康王为宋帝。其册文曰：‘皇帝曰：咨尔宋康王赵构，不吊，天降丧于尔邦。亟渎齐盟，自贻颠覆!俾尔越在江表，用勤我师旅，盖十有八年于兹。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过，诞诱尔衷。封奏狎至，愿身列藩辅，今遣光禄大夫左宣徽使刘筈等持节，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呜呼钦哉，恭听朕命。’仍诏天下。赐宗弼人口、牛马各千，驼百、羊万。仍每岁宋国进贡内给银、绢两千两、匹。宗弼表乞致仕，不许。优诏答之，赐以金券。皇统七年为太师、领三省事，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如故。皇统八年薨。大定十五年谥忠烈，十八年，配享太宗庙庭。”
　　“皇统”是金熙宗完颜亶的年号。皇统八年是公元1148年。
　　薨，就是“死”的意思。《礼记·曲礼下》：“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新唐书·百官志》：“凡丧，二品以上称薨，五品以上称卒，自六品达于庶人称死。”——这两种解释都说明使用“薨”这个词的死者身份极高，而且亦是寿终正寝的。
　　从《金史·宗弼传》中我们不难发现：
　　兀朮是在牛皋死后一年才去世的，而且是寿终正寝。
　　所谓“牛皋气死金兀朮”并非真正的历史。
　　从各个时代当时的历史而言，站在汉族人的立场上，当时的少数民族领袖人物倘若率兵与汉人厮杀，那我们称其为“蛮夷”，对这些“蛮夷之人”充满仇恨还可以理解，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倘若我们是生活在南宋时代的汉族人，那么我们也应恨兀朮，但我们却是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现代人，我们的中国绝不仅仅是任何一个汉族王朝的延伸，史学家柏杨先生在其巨著《中国人史纲》中说：“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我们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不以当一个王朝人为荣。当中国强大如汉王朝、唐王朝、清王朝时，我们固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当中国衰弱如南北朝、五代、宋王朝、明王朝及清王朝末年时，我们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唯一的立足点。所有的王朝只是中国的王朝，所有的国，都是中国的另一种称谓……我们决不认为后梁帝国是正统而前蜀帝国是僭伪；更不认为清王朝是正统，而郑成功是海盗。唐亡，不是中国亡，只是唐王朝和唐政府的覆灭。清亡，也不是中国亡，也只是清王朝和清政府的覆灭。中国固屹立如故。”
　　怀着这样的心态，我们才能有恢宏的气度和宽广的情怀。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敬仰岳飞，但也不该对兀朮这样的少数民族领袖怀有不必要的持久敌意，因为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杰出人物中的一员。

笨鱼

元代真的没有搞过科举考试吗
　　“八倡、九儒、十丐”这几个字在刚刚粉碎“四人帮”时，是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词组。中国大陆的许多人在批判“四人帮”大搞文化愚民政策、不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时，常把元朝人这段发自己朝代牢骚的牢骚话当成历史加以引用，有一位近年才崛起的“历史学家”甚至由之推断，元朝立国到亡国近百年间没有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由于这位史学家颇有名气，有相当一部分喜欢“文化快餐”的人相信了他的话，于是，又一个误区出现了——
　　众所周知，科举制度是隋朝以后各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系由分科取士而得名。公元587年，隋文帝杨坚废除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炀帝杨广时始置进士科。唐代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又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至武则天时则天本人亲行殿试，并增设武举。其由皇帝特诏举行者，称为制科。一般的史学著作或工具书，在谈到科举制度时前举唐、宋，后举明、清，很少提到元代，遂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元代根本就没有举行过科举考试，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大漠深处有“绿洲”
　　元代究竟是否举行过科举考试，我们还是应该让《元史》来说话。
　　《元史·选举志》：“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九年秋八月，下诏令断事官术忽斛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得东平杨奂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士。”
　　太宗即元太宗窝阔台，太宗九年即公元1237年，耶律楚材是蒙古时代一个最为有名的贤相。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蒙古立国之初确实行过科举考试，考试中选者享有免除徭役、赋税，与长官同署公事的权利，并且点出了第一批中选者中的榜首杨奂的名字。
　　也许有的人要斤斤计较蒙古帝国与元帝国之间的区别，认为开科取士的是蒙古，元代根本未曾开科取士，这话也不对。
　　我们不妨再引一段《元史》。
　　《元史·选举志》：“(元世祖至元)四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为负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帝曰：‘此良法也，其行之!’中书左三部与翰林学士设立程式，又请依前代立国学，选蒙古人诸职官子孙百人，专命师儒教习经书，俟其艺成，然后试用。”
　　此举因故未果。
　　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当时的丞相火鲁火孙、留梦炎等人又一次重新建议开科取士，虽然也因故未果，但当时的科举取士的方略却确定了下来。
　　到了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十月，当时的中书省官员又上书给皇帝，称“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诅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摘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建议皇帝重开科举，不过范围比隋、唐时代缩小了，只有德行、明经二科。
　　元仁宗立即准其所请，并颁下一道诏书。这位皇帝大人在诏书中说：“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联以眇躬，获承丞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
　　元仁宗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八月，元帝国所属各州、郡、县遵从皇帝的旨意推选出“贤者、能者”参加科举考试。
　　公元1315年2月，各州、郡、县推选出来的士子会试京师。
　　爱育黎拔力八达虽然是个蒙古人，但他所下的诏书可一点也不“蒙古”。
　　在他所下的诏书中对哪些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考试的内容，甚至监考人员的组成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我们首先看看哪些人可以参加考试：
　　诏书上说的是：“年及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德才兼备”者方可以参加考试。
　　考试的内容：
　　“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通过了第一场考试之后，接着考第二场：“第二场第一道(题)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
　　“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一场通过以后，考第二场：“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接着是第三场，“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
　　所有这些都通过之后，汉人、南人作一榜，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称为“及第二甲”，皆授给正七品的官职，第三名以下皆授正八品官职。
　　蒙古、色目人只要通过两场就可赐进士及第(因为他们汉文化水准较低)。
　　为了保证科举考试的公正性，诏书中还规定了监考人员：总监考由监察御史和廉访司官员担任，分监考由知员举、同知员举等人担任。
　　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春三月，经过严格考试，蒙古人护都答儿，汉人张起岩等56位士子，及第、出身有差。
    虽然时断时续但绝非昙花一现
　　有些怀疑元代曾经开科取士的人，面对笔者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找到的史料，也不好断然否定元代有过科举考试，但他们却认为元代的科举，不过是一现的“昙花”而已。
　　持这种观点的人结论下得也未免有些过早了。
　　除了延祐二年开科取士以外，元帝国还时断时续地举行过许多次科举考试。
　　其中较为有名的有：
　　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三月。此次共有护都达儿、霍希贤等50人“金榜题名”。
　　元英宗硕德八刺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三月。此次共有达普化、宋本等64人金榜题名。
　　泰定帝也孙铁木尔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三月。此次共有捌刺、张益等86人获金榜题名的殊荣。
　　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三月。此次有阿察赤、李黼等86人金榜题名。
　　元文宗图铁木耳天历三年(公元1330)三月。此次考试，蒙古人笃列图，汉人王文烨等97人金榜题名。
　　元惠宗妥欢贴睦尔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三月。此次考试，蒙古人同同，汉人李齐等一百余人金榜题名。
　　其后两届——公元1336、公元1339年因故未曾开考，到了公元1340年又重开科考。
　　从上面的史料(均引自《元史·选举志》)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公元1315年到公元1340年，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元帝国几乎每隔三年就搞一次全国性的科举考试，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有近六百名士子——包括蒙、汉各色人等获得了“金榜题名”的殊荣。
　　除了天顺帝阿速吉八、明宗及宁宗懿璘质班，因在位时间太短(不到一年)以外，其余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惠宗(顺帝)均都在金殿廷试过士子，成为当时的一大盛事。
　　元代的科举考试工作分得很细，甚至对于名落孙山者，元帝国的高层决策人也尽可能地给予了关怀——有好事者不妨与前朝及后代的不第士子们的落魄作一个比较。
　　《元史·选举志》载，早在仁宗延祐年间，当时的丞相帖木达儿阿散和平章李孟等人就上书给仁宗皇帝，建议朝廷对于“下第举人，年七十以上者，与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与教授，元有出身者，于应得资品上稍优加之，无出身者，与山长、学正。”以后又规定“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汉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
　　上述史料中提及的“教授”乃是当时的学官名，并不是今天我们常说的“教授”。此官虽然不过是位居提督学事司之下的一个小芝麻官，但却能享受“劳保”待遇，对于那些“皓首穷经”的书生们来说，也不失为一种安慰。
　　读者诸君所了解的科举考试，往往只是小说或影、视作品中的考试，对于真正的考试所知者甚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常听人说“金榜题名时”乃是与“洞房花烛夜，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一样的人生四大喜之一，可是金榜题名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真的是个什么样子，却难说出个子午卯酉，《元史》上说得却很明白。
　　《元史·选举志》：“三月初四日，中书省奏准以初七日御试举人于翰林国史院。定委监视官及诸执事。初五日，各官入院。初六日，撰策问进呈，俟上采取。初七日，执事者望阙设案于堂前，置策题于上，举人入院，搜检讫，蒙古人作一甲，序立，礼生导引至于堂前，望阙两拜，赐策题，又两拜，各就次。色目人作一甲，汉人、南人作一甲，如前仪。每进士一人，差蒙古宿卫士一人监视。日午，赐膳。进士纳卷毕，出院，监试官同读卷官以所封策第其高下，分为三甲进奏，作二榜，用敕黄纸书揭于内前红门之左右。(皇帝接见)前一日(亦即三月初六日——引者)，礼部告谕中选进士，以次日诣阙前，所司具香案。侍仪舍人唱名、谢恩、放榜。择日赐恩荣宴于翰林国史院。押宴以中书省官，凡预试官并与宴。预宴官及进士并簪花至所居。择日恭诣殿廷，上表谢恩。”
　　整个有元一代，搞了那么多次科举考试，而且规定了那么详细的考试规则，录取办法，甚至还对“名落孙山”的年纪偏大者都作了妥帖的安排，那么，为什么还有人要造它的“谣”，说它没搞过科举考试呢?
　　其原因是较为复杂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作怪。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实行统治的全国性政权，辽、金、五胡十六国虽然也是“蛮夷”之人当皇帝，但他们所辖国土毕竟只是中国领土之一部，“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民族文化矛盾不是很激烈，至少没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而元代的知识分子面对的却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自己心理上是这样认为的!)的现实，与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相比，元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大多汉文化水准较低，所以，一些“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觉得自己“不才君主弃”，忍不住要发一点牢骚。
　　(2)蒙古立国，若是从太祖铁木真就任成吉思汗的公元1206年算起，到元太宗九年(公元1237年)，三十多年间未曾开科取士，太宗以后到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近八十年间又停科不取，虽然高层决策者中有不少人力主重开科考，但那些莘莘学子们却并不了解这些高层机密，他们看到的只是“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这些怪现象，所以才发出“八倡、九儒、十丐”的牢骚，后世有读书不求甚解而又喜欢惊世骇俗者遂因之“推导”出元代未举行过科举考试。
　　(3)有些文学史在叙及元代文学，尤其是元曲的兴旺发达时，往往认为，正是由于元朝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不重视，不行科举考试，才使得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转向文学，尤其是元曲、杂剧等的创作。这种结论下得也有点过于绝对。元代并不是对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重视，只是对那些喜欢以“诗、词、歌、赋夸示于人”而又不懂经世之术的知识分子才真的不重视。崛起于漠北的蒙古英雄们在入主中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仍“质朴少文”，这就无形中断了那些诗人、词人们的一条晋身之路。这些失去了晋身机会的诗人、词人们当然要不满当时的统治者。这种不满意被民族主义者加以利用，遂演化成了感情色彩极浓的“儒不如倡(娼)”的牢骚，才有了元曲中的嬉笑怒骂。
　　(4)虽然中国的科举考试早在隋文帝时就已开始实行，但到清朝末年它“寿终正寝”时，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却并非每个朝代都不断地开科，每个朝代即使开科取士，往往也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元代只开德行、明经二科，考试的范围似乎小了一点，但却绝非“前无古人”之举，隋代刚实行科举考试时也只有“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不能以所开科目的多寡定其优劣。
　　我们不否认元朝以马上得天下，起自漠北，开国之初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举行过科举考试这一事实。但我们也应承认元朝中期以后，有过每隔三年便考选一批士子的历史。
　　感性色彩要让位给白纸黑字的历史，这是我们走出这个“误区”之后的一个最深刻的体会。
　　纵观元代开科取士的历史，我们发现，知识和人才乃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个朝代都不存在着“文化沙漠”，翰海中总有希望的绿洲。
　　对于“当权者不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这个命题要辩证地分析。
　　在笔者看来，任何一个朝代的任何统治者只要他想把天下国家治理好，总要依靠一些读书人的帮助。汉朝一个名叫陆贾的人，他对当时的皇帝说过一句颇为有名的话：“天下可于马上得之，但不能于马上治之!”这个道理是谁都明白的。
　　问题的关键是当权者所依靠、所重用的毕竟只是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愿让“天下英雄尽入我袋中”的英主不可能很多，偏偏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有“自我感觉良好”的毛病，他们最喜欢的三段论式是：
　　我是知识分子，当权者没有重用我，所以当权者不重视知识分子!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肯尼迪有句名言：“不要问国家对你如何，先应问问你自己究竟为国家做了些什么!”
　　对于喜欢搞“三段论”式推理，常发“不才君主弃”牢骚的人，不妨建议他们定下心来想想肯尼迪说的话……

笨鱼

马可·波罗来过中国吗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一个人可谓大名鼎鼎，他就是鼎鼎大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马可·波罗。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认为马可·波罗来过中国。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知不觉中又陷入了一个误区——
　　马可·波罗，又译马可·孛罗，是意大利威尼斯人。此人生于公元1254年，卒于公元1324年，倘若不是因为那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他可能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威尼斯商人”而已，俗话说，人以书显，由于那部“游记”绘声绘影地向人们介绍了许多“中国故事”，所以有许多人遂由此而及彼，认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事实情况果真如此吗?
　　马可·波罗不是《马可·波罗游记》的写作者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游记”的作者一般都是“游”者本人，如大唐高僧陈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如金末元初的长春真人邱处机的《西游记》——注意，此《西游记》与吴承恩所著之《西游记》名同而实异，书中所记是邱处机与十八弟子应蒙古大汗铁木真之召，从中原远赴西域的旅途中所见。
　　但《马可·波罗游记》的作者却不是马可·波罗这个“游”者本人，至少不是由他一个人独自完成的——该书是由马可本人口述，一个名叫鲁恩梯谦(Rusticiano)的人笔录而成的。
　　据《马可·波罗游记》称：马可·波罗大约在公元1271年随其父、叔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越帕米尔来到东方。
　　据马可本人声称，他于公元1275年5月来到蒙古帝国的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并获得了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获得了优厚的待遇，仕元十七年，游历几遍中国。曾到过今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及北京等地。中间一度至缅甸。后因伊儿汗国汗遣使向元室求婚，马可·波罗奉命护送公主出嫁，1292年初离中国，从海上经苏门答腊、印度等地到达波斯。1295年末返抵威尼斯。
　　但这仅仅是马可·波罗的“自称”而已。
　　疑窦重重
　　早在马可·波罗生前，就已经有人对他和以他命名的那部“游记”表示怀疑。
　　公元1298年，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发生过一场战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马可·波罗身陷囹圄。1299年出狱后，他的那些“老乡”们很快给这位“劳改犯”起了个新名字：“百万马可”——其言外之意是说他善吹牛皮——这可能与以他名字命名的那部游记有关。
　　尽管马可本人一再声称他讲的都是亲眼所见，甚至还有许多没有讲出来，但仍有许多人对他的“游记”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这种怀疑经历了从感性到理性两个阶段。
　　最初，马可的“老乡”对马可本人及其游记的怀疑只是感性上的，他们认为一个囚徒的话当不得真。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扩大，这种怀疑开始走向理性化的道路。
    继德国的海尔曼(Hillman)之后，英国人克鲁纳斯在一篇题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文章中提出了四个疑问：
　　A、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没有一件可供考证的关于马可·波罗的史料。
　　B、《马可·波罗游记》中很多地方充满着可疑的统计资料，把中国丰富多彩的景象搞得灰蒙蒙的。
　　C、中国两件最具特色的文化产物茶和汉字，以及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在书中都没有提到。
　　D、《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许多中国地名用的都是波斯叫法，有可能马可只到过中亚的伊斯兰国家。
　　克鲁纳斯提出的这四点疑问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
　　当然，要说“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没有一件可供考证的关于马可·波罗的史料”，恐怕多少有点武断，有一个名叫杨志玖的中国人，和一个叫伯希和的法国人曾先后在中国的《永乐大典·经世大典·站赤》和外国的《伊利汗史》、《蒙古史》中找到过一条“证据”——这几部史书中提到公元1290年阿鲁浑王的三位使者兀鲁斛、阿必失呵、火者的名字，与《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的阿鲁浑王三位使臣的名字完全相同。
　　但这仅是“孤证”，古人云：“例不过十，说法不立”，而且《永乐大典》与《元史》比较起来，要晚于《元史》，《元史·兵志》中也有“站赤”条。公元1290年是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我们不妨看看这一年的《元史》“站赤”中记了些什么：《元史·兵志·站赤》：“(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正月，增给陕西省铺马、圣旨五道。二月，都省增给铺马、圣旨一百五十道、江淮行省一十五道，六月，给营田提举司铺马、圣旨二道，九月，江淮行省所辖徽州路水道不通，给铺马、圣旨二道。”
　　在至元二十七年这一年的《元史》“站赤”记载中，我们根本没有发现《永乐大典·站赤》条中的记载，我们是应该相信成书较早的《元史》呢，还是应该相信成书较晚的《永乐大典》呢?
　　有人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证据”证明马可本人确实来过中国，这个“证据”就是书中大加渲染的“襄阳献炮”事件。
　　读过香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力著《神雕侠侣》的人想必不会忘了书中描写的蒙、宋双方为了争夺襄阳而进行的一次次较量。
　　说良心话，金先生笔下的襄阳攻守战役除了书中郭靖、黄蓉、杨过等一班武林高手是虚构的外，所叙襄阳战守之状基本上还是符合史实的。
　　据史料记载，公元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采纳南宋降将刘整的建议，派阿术率军进攻南宋重镇襄阳，继而又进围樊城。1269年宋将张世杰驰援樊城失败，夏贵、范文虎往援又败，襄樊军民奋勇坚守。次年，宋任命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公元1272年，李庭芝派张顺、张贵率水师突破封锁往援，张顺战死，贵入城后又突围应接援军，被俘牺牲。公元1273年元军切断襄樊通路，攻破樊城，守将牛富力战而死，襄阳城被元军用“回回巨炮”轰破，守将吕文焕出城投降。
　　襄阳之战中，元军能够最后攻下城池，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回回巨炮”这种新式武器。
　　问题马上就来了：
　　“回回巨炮”是谁制造出来献给元军的?
　　马可·波罗说是他和他的父、叔，而史料上的记载却是个叫“亦思马因”的回回人。
　　《元史·方伎传》：“亦思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炮。至元八年与阿老瓦丁至京师。十年，从国兵攻襄阳未下，亦思马因相地势，置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抚吕文焕惧，以城降。既而以功赐银二百五十两，命为回回炮手总管，佩虎符。十一年，以疾卒。子布伯袭职。时国兵渡江，宋军阵于南岸，拥舟师迎战。布伯于北岸竖炮以击之，舟悉沉没。后每战用之，皆有功。十八年，佩三珠虎符，加镇国上将军、回回炮手都元帅。明年，改军匠万户府万户。迁刑部尚书。以弟亦不剌金为万户，佩元降虎符，官广威将军。布伯俄进通奉大夫、浙东道宣慰使，赐钞二万五千贯，俾养老焉……天历三年以疾卒。”
    白纸黑字，写得十分清楚，我们是该相信《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话，从而认定他确曾来过中国献过炮呢?还是该相信《元史·方伎传》中的话，从而直面严肃的历史呢?
　　也许有的读者会问：亦思马因会不会就是马可·波罗?
　　这个提问很大胆，但却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元史》上说得很清楚，亦思马因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亦即公元1274年就去世了(“以疾卒”)。
　　亦思马因的儿子布伯这个名字听起来倒是与“马可”相近，但此人也不能与马可·波罗画等号，因为他卒于天历三年。“天历”是元文宗图贴睦耳的年号，天历三年是公元1330年，马可·波罗则卒于公元1324年。更能说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一点证据是：马可·波罗死在了欧洲，而布伯却卒于中国。
　　“襄阳献炮”事件的另一大疑点是：时间上对不上号。
　　《马可·波罗游记》中称马可一家来华的时间为公元1275年，而襄阳城早在两年前，亦即公元1273年的正月就已被元军攻下，何用他们再献炮攻打?!
　　《马可·波罗游记》中既然存在着这么多的疑点，那么，马可·波罗本人是否真的到过中国，这就是个十分值得怀疑的问题了。
　　由马可·波罗，我们不由想起了另外一个大名鼎鼎的西方人，此人也是个旅行家兼探险家，他的名字叫哥伦布。
　　提起哥伦布，可能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发现了美洲。
　　不过，这只是我们后人的想法，就哥伦布本人来说，他至死都认为他发现的不是美洲，而是印度，所以，他坚持称他航海中于美洲附近所见到的第一片陆地为“西印度群岛”。
　　哥伦布不是个骗子，马可·波罗也不是有意要撒谎，他可能像克鲁纳斯所认为的那样，只到过中亚的某些国家，而他则把这些国家当成了中国。
　　马可为什么会把这些中亚国家当成中国呢?
　　这恐怕与当时的人分不清蒙古帝国与元帝国之间的关系有关——说老实话，由于种种原因，直至今日，我们仍有许多人搞不清蒙古帝国和元帝国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相当一部分人往往把它们混为一谈。
　　中国史学家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写道：“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陆，面积约三千万平方公里的版图，扩张完成。这是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在当时以马匹为主要交通工具时代，几乎无法作有效的统治。蒙古人采取地方分权制度，把疆域划分为六个子国，平等地并列于最高元首——大汗之下。”——这六个子国是：
　　元帝国(辖区中国大部)、吐蕃宗教国(辖区中国西藏、青海)、察合台汗国(辖区中亚细亚北部)、窝阔台汗国(辖区中亚细亚南部)、钦察汗国(辖区俄国、东欧洲)、伊儿汗国(辖区伊朗、伊拉克)。
　　公元1271年，“蒙古帝国大汗忽必烈，把属于西夏帝国、金帝国、宋帝国、大理帝国四国的土地，和蒙古本土合并组成一个元帝国——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称之为元王朝，由大汗兼任皇帝。……元帝国只是蒙古帝国大汗的直辖殖民地。”
　　“元政府把帝国人民分成四等。第一等当然是蒙古人，他们是天之骄子，充任各级政府的首长。第二等是中亚细亚人(色目人)，因他们大多数信奉回教的缘故，所以也称回回；当亡国奴较早(像花剌子模王国)，也较能得到主子信任。第三等人是“汉人”，即金帝国所属的中国人。第四等人是“南人”，即宋帝国所属的中国人。”
　　透过上面的这段史料，我们不难发现：
　　(1)蒙古人在马可·波罗时代所建立的政权(六个汗国)远比我们今天所通常认为的(一个汗国)要大。
　　(2)六个汗国都是蒙古大汗(忽必烈)的属地，其子民都可以称自己为蒙古国人。
　　(3)因为元帝国皇帝之位由蒙古大汗忽必烈但任，六个汗国的子民也都可以称自己为中国人。一如今天的澳大利亚尽管与英国是两个国家，但却可以堂而皇之地与英国人并称为英国女皇的臣民或英联邦的成员一样。
　　(4)元帝国的嫡系子民中也有不少来自中亚细亚的波斯人(色目人)，他们可能从中国的中原返回中亚细亚的某些地方，遇见马可·波罗。并以“中国人”的身份向马可一家人讲述了在遥远的东方所发生的一切。这些“色目人”虽然在元帝国的政治地位很高，但他们的文化水准，至少是汉文化水准却相当低，所以，讲到许多中国的地方时用的大多是波斯叫法，而且往往把元帝国皇帝的家谱搞错——这一点可以理解：蒙古人占有三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铁蹄过后共建立了六个汗国，这些汗国们的开国君王虽然都是成吉思汗铁木真的后裔，但其继任者们却往往乱了辈分，尤其是元帝国，其皇帝又由蒙古大汗兼任，这对于那些汉文化水准低下，“归顺”不久的“色目人”来说，要搞清他们的家谱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色目人”汉文化水准低，所以根本没把汉人使用的汉字、印刷术及茶当成一回事，自然也就不会向马可提起，由于汉文化水准太低，那些色目人提供给马可一家人的有关中国的资料只能是感性的、支离破碎的。
　　所以，我们认为：马可·波罗并没有真的来过中国，至少，他没有到过中国本土。但他也不是存心要欺世盗名，像“发现”“印度”的哥伦布一样，马可·波罗可能自认为他所到的中亚细亚国家就是中国。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他给自己编造了一个“襄阳献炮”的故事，以便为蒙古皇帝“接见”他做铺垫。这就像“五四”时期，胡适名声大噪时，常有人自称是“胡适之的朋友”一样，乃是人类共有的虚荣心在作怪。
　　马可·波罗虽然没有来过真正的中国，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部游记却是较为系统地向西方人介绍中国风物的第一部著作，有很多人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极力想要证明马可来过真正的中国，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这种做法却不足取。
　　西方人尊重哥伦布，但仍把他发现的那片新大陆称为“亚美利加”而不是“印度”，同理，我们考证出马可·波罗并没有真的来过真正的中国，也同样不想磨灭他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时那不可磨灭的功勋。
    董小宛曾经嫁给过顺治吗
　　“江城细雨碧桃村，寒食东风杜宇魂。欲吊薛涛怜梦断，墓门深更阻侯门。”自从清初大诗人吴伟业(梅村)这首诗传世以来，人们一直把清朝“四大疑案”之一的“顺治皇帝出家”与明末清初“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联系起来，有相当一部人认为董小宛曾经嫁给顺治皇帝，两人情投意合，誓同生死，所以，董小宛死后顺治皇帝马上出家。这种观点看似浪漫，实则无稽，系文化史的一个误区。
　　将美人与英雄们联系在一起乃是东西方人的一个通病，所谓“英雄征服了世界，美人征服了英雄”(西方名言)、“英雄难过美人关”(中国名言)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顺治虽然不是什么大英雄，但董小宛却是公认的美女，异族皇帝与汉族美人，缠缠绵绵，这个题材，可以写上好几部电视剧，但把它硬套在顺治与董小宛身上就显得十分牵强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十三岁与二十七岁

笨鱼

在近代中国，顺治皇帝与董小宛都算得上是名人。
　　为了使生活在当代的读者能够进一步了解这两位名人，我们不妨对他(她)们的情况作一简单的介绍。
　　顺治本是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称帝后的年号，但明、清两代的中国，尤其是清代，人们大多以皇帝的年号指皇帝，所以，顺治也就成了爱新觉罗·福临，亦即清世祖的代名词。
　　有一位专门研究人的名称的名称学前辈，在研究了中国历史上几百位皇上的名字以后，得出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结论，据他说，有的皇上名字名不符实，如唐高宗李治，他在当政时，天下已呈乱象，有的则名至实归，如清世祖福临。
　　福临是清朝二任帝太宗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无论是按照立嫡以长，还是按照立嫡以贤的传统，他原本都与皇位无缘。
　　可这位九阿哥却天生有福，不仅坐上了皇帝宝座，而且还凭空捡来一只“肥鸭子”——从李自成、吴三桂的手里夺去了明朝的万里江山。
　　登上皇帝宝座，福临靠的是皇叔多尔衮，窃取明朝江山则因有了大汉奸吴三桂。而这两人帮他也都出自偶然。
　　就以夺取大明江山为例，直至公元1644年李自成进北京为止，福临和他的那些臣子谁也没有想到要当全中国的皇帝。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后裔，他们的祖先虽然曾经跨进过古长城，占领过中原的大片土地，但那已是遥远的过去了。对于现在的这些女真族后裔来说，长城以南一直是个神秘的国度。他们的铁骑可以叩击长城的关隘，却始终难以叩破对南方的恐惧。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明朝辽东总兵吴三桂跳了出来，愿当向导。
　　吴三桂也不是天生的汉奸胚子。
　　当李自成率军袭破北京时，吴三桂慑于起义军的声威，曾一度动过归顺李自成的念头。可是后来当他看到农民起义军“所过州县不留军兵”，听说老父吴襄及一大批明朝大臣“榜掠追赃”，尤其是听说他留在京师的爱妾陈圆圆竟被义军将领刘宗敏夺走时，才“冲冠一怒为红颜”，决定卖身投靠降清。
　　连老天爷也似乎给福临降福。李自成派遣的先锋官唐通在山海关附近的一片石(地名)与清军先头部队相遇(注意：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说清兵于一片石大败李自成，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在一片石迎战清兵的是唐通，详参《清史稿·世祖本纪》)，双方互有胜负，接着，李自成率军二十万，亲自出战。谁料“是日大风，尘沙蔽天”，而且风向是由北向南刮，李自成所率义军被风沙迷住了双眼，不能很好地投入战斗，结果败下阵来。
　　接着是李自成退出北京，吴三桂穷追不舍，多尔衮的部队不费吹灰之力越过山海关，占领了北京。
　　福临也因之由满州汗国的皇帝一跃而成为君临赤县神州的中国君王。
    介绍完顺治皇帝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董小宛。
　　据《辞海》，董小宛本是“明末秦淮名妓，名白” 。她生于公元1624年，卒于公元1652年。系“冒襄(辟疆)妾” 。
　　《清史稿》上没有收入，《明史》中也没有关于董小宛的记载。
　　好事者如陈衍在《石遗室诗话》，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虽然都对董氏作了一些记载，但关于她的最权威史料当推其夫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及《如皋冒氏严书·家乘旧闻·亡妾董小宛哀辞》。
　　关于《影梅庵忆语》，由于前人吟诗已多，我们这里不再转述原文。当时的大文豪龚鼎孳曾有《贺新郎》词一首，叙其读《影》之感。词云：
　　雁阵横秋巷，乍凭兰玉梅影到，同心遥遣。束素亭亭人宛在，红雨一巾重泫。理不出，乱愁成堇。骑省十年蓬鬓改，叹香熏遗挂痕尤浅。肠断谱对花展。帐中约略芳魂显。记当时，轻绡腕弱，睡鬓云扁。碧海青天何限事，难倩附书黄犬。借棋日酒年宽免。搔首凉霄风露下，羡烟霄，破镜犹堪典。双凤带，再生剪。
　　有人附会词中“难倩附书黄犬”一句中的“黄犬”系代指清廷太监，以此证明董小宛确曾被顺治收入宫中。
　　“犬”者，狗也。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以“贰臣”的身份腆颜事清的龚鼎孳敢骂清王朝的太监是狗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其实，“黄犬”一词系用《晋书·陆机传》中的典故：“初，机有骏犬，名曰黄犬，甚爱之。既而羁寓京师，久无家问，笑语犬曰：‘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取消息不?’犬摇尾作声。”根本与太监无关。
　　值得一引的是冒辟疆的《如皋冒氏严书·家乘旧闻·亡妾董小宛哀辞》。
　　这是一篇有韵之文，计有二千四百字，共用二百四十韵。
　　冒氏在文前小序中说：“小宛自壬午归副室，与余形影丽者九年，今辛卯献岁初二日长逝。”
　　按壬午系明崇祯十五年，亦即公元1642年，辛卯系清世祖顺治八年，亦即公元1651年。
　　冒辟疆在文中说董小宛：“夙婴惊悸，肝胆受伤，恒于春半，瘦削肌香。祸触风寒，季夏十七；泬哉沉绵，遂成疢疾；痰涌血溢，五内崩舂；虚焰上浮，热面霞烘。参苓杂役，无补真损；长夜悴蹙，朝起内忍。移居静摄，举室含凄，犹掠豪犀。位置黄花，淡妆逑影；频移绛蜡，详审逸靓。恰逢小试，携儿邗关；屡趣我行，经月乃还。初腊驰旋，两眼一见，脂玉全削，飘姚徒倩。一息数喘，娇喘气幽；香喉粉碎，靡勺不流。火灼水枯，脾虚肺逆……”
　　从冒辟疆的悼亡之作中我们可以看出，董小宛死于“痰涌血溢，五内崩舂”“脾虚肺逆”的疢疾。
　　关于疢疾，有人诠释为“即肺结核”(顾容、姜光斗《关于董小宛的结局》)，这是不确切的。
　　疢，读作趁，本义是指热病，后引用为病义。《诗·小雅·小弁》中有“疢如疾者”。郑玄笺云：“疢，犹病也。”
　　将“疢”与“疾”联系在一起组成的“疢疾”，其义就是指一般的疾病。《孟子·尽心上》中有：“人之有德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用的就是这个意义。
　　细观董小宛的病状，虽然有几分像是肺结核(时称痨病)，但细观其中“肝胆受伤”、“脾虚肺逆”等语，我们又不难发现董小宛的病似乎又不是痨病，至少不只是痨病。
　　不管怎么说吧，董小宛是死于冒辟疆的家中，这一点已成为铁证。因为冒辟疆就在这篇《亡妾董小宛哀辞》中有“今幽房告成，素疢将引，谨卜闰二月之望日，安香魂于南阡”的记载，据时人记载，董小宛死后的葬处即为有名的影梅庵。
　　大清帝国的顺治皇帝究竟与死于民间的民女董小宛有无瓜葛，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
    有一点需要加以说明的是：通过我们上面的介绍，读者诸君可能不难发现，董小宛生于公元1624年，而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则生于公元1638年，两个人整整差了十五岁。
　　倘若不是福临亦即顺治皇帝娶董小宛，而是董小宛“娶”顺治，这还差不多，但在一个绝对的男性中心社会，绝对盛行大夫小妻的封建时代，一个男人娶一个比他大十几岁的妻子已是不可想像的了，而当这个男人是贵为万民之主的皇帝时，这种反常的行为简直就像太阳从西边升起一样，只能是个“天方夜谭”。
　　也许有人会举出明朝的宪宗皇帝朱见深和他的妃子万氏的例子来为顺治与董小宛相恋辩护。
　　的确，明宪宗朱见深是比他的妃子万氏小了十九岁，但大家不要忘了：
　　一、万氏是在朱见深十六岁，她本人三十五岁时才成为朱见深的妃子的。
　　二、朱见深之所以娶万氏，是因为万氏从打朱见深生下来就在朱见深身旁充任朱见深的玩伴兼保姆，二人之间有极深的感情渊源。
　　而顺治和董小宛却不具备这些条件。
　　我们知道，董小宛死于公元1651年，顺治生于公元1638年，换言之，董小宛死时顺治只有13岁，就是皇帝天生龙种，各方面都早熟，再减去两年，断无一个11岁的小毛孩子，爱一个风姿绰约的成熟少妇爱得死去活来的道理!何况顺治皇帝在顺治八年，亦即公元1651年八月大婚以前，一直生活在母亲孝庄皇太后的身旁，不仅国事要由乃母垂帘，就是日常起居也常由母亲照顾，董小宛根本不具备万贵妃那种得天独厚的条件。
　　好事者们是颇具文学想像力的。为了使人们相信董小宛进过顺治的后宫，他们又拉出了一个姓董鄂氏的女人。
　　这个董鄂氏是谁?她与董小宛有什么关系吗?
　　弟媳乎鬼魂乎
　　董鄂氏通作栋鄂氏，《清史》有传。
　　《清史稿·后妃传》：“孝献皇后栋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甚厚，宠冠后宫。十三年八月立为贤妃，十二月进皇贵妃，行册立礼……十七年八月薨。上辍朝五日，追谥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康熙二年合葬孝陵，岁时配飧殿，子一，生三月而殇，未命名。”
　　这段记载中的“十三年”、“十七年”均指清世祖顺治十三年和清世祖顺治十七年，亦即公元1656年和公元1660年，这个时候董小宛早已在丰都城里为鬼，要说董(栋)鄂妃是董小宛，那除非说前者是后者的鬼魂。
　　关于董小宛不是董(栋)鄂妃，这里就不多说了，读者诸君如有兴趣可以参阅孟森的《董小宛考》和刘璐的《董鄂妃与董小宛》。
　　董小宛与顺治皇帝的这段公案似乎到此就应告一段落了。但是，关于这位董(栋)鄂妃我们却觉得有必要再说上几句。
　　有人认为董(栋)鄂妃是顺治皇帝的兄弟媳妇。持这种观点的人有刘璐、顾启、姜光斗等，但其“始作俑者”却是一个“洋鬼子”汤若望。
　　汤若望，外国名叫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此人生于公元1591年，卒于公元1666年，是德意志人氏，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于明末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在葡萄牙殖民势力的支持下来到中国，曾在北京学习汉语，继往西安传教。公元1630年，他被崇祯皇帝宣召回北京，参与修订历法，编成《崇祯历书》。明政府为阻止清兵入关，曾命他监铸红衣大炮。清兵入关后，汤若望投归清朝，任钦天监监正。清朝康熙初年为杨先光所参劾，下狱，次年出狱病死。
　　汤若望在一篇记叙清初宫廷逸事的文章中，言之凿凿地认为董鄂妃是顺治皇帝弟媳，并且指明董鄂妃的第一个丈夫是顺治皇帝的第十一弟。
　　考诸清史，清太宗(顺治之父)共有子十一人，这十一人中除了顺治皇以外，另有三人无传，其余的七个人是：
　　肃武亲王豪格、辅国公叶布舒、承泽裕亲王硕塞、镇国谷厚公高塞、辅国公品级常舒、辅国公韬塞、襄昭亲王博穆博果尔。
　　所谓顺治皇帝的十一弟，那就是博穆博果尔。博穆博果尔，《清史》上有传。《清史稿·诸王传》：“襄昭亲王博穆博果尔，太宗第十一子。顺治十二年封襄亲王，十三年薨。予谥。无子，爵除。”
　　《清史稿》中并没有只言片语提到博穆博果尔与董鄂妃有什么关系。
　　据今人考证，董鄂氏在嫁给顺治皇帝以前确曾嫁过人，但她所嫁之人是否真的像汤若望所说的是顺治皇帝的十一弟，不好肯定。
　　博穆博果尔的生身母亲是皇太极的大贵妃    有一点需要加以说明的是：通过我们上面的介绍，读者诸君可能不难发现，董小宛生于公元1624年，而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则生于公元1638年，两个人整整差了十五岁。
　　倘若不是福临亦即顺治皇帝娶董小宛，而是董小宛“娶”顺治，这还差不多，但在一个绝对的男性中心社会，绝对盛行大夫小妻的封建时代，一个男人娶一个比他大十几岁的妻子已是不可想像的了，而当这个男人是贵为万民之主的皇帝时，这种反常的行为简直就像太阳从西边升起一样，只能是个“天方夜谭”。
　　也许有人会举出明朝的宪宗皇帝朱见深和他的妃子万氏的例子来为顺治与董小宛相恋辩护。
　　的确，明宪宗朱见深是比他的妃子万氏小了十九岁，但大家不要忘了：
　　一、万氏是在朱见深十六岁，她本人三十五岁时才成为朱见深的妃子的。
　　二、朱见深之所以娶万氏，是因为万氏从打朱见深生下来就在朱见深身旁充任朱见深的玩伴兼保姆，二人之间有极深的感情渊源。
　　而顺治和董小宛却不具备这些条件。
　　我们知道，董小宛死于公元1651年，顺治生于公元1638年，换言之，董小宛死时顺治只有13岁，就是皇帝天生龙种，各方面都早熟，再减去两年，断无一个11岁的小毛孩子，爱一个风姿绰约的成熟少妇爱得死去活来的道理!何况顺治皇帝在顺治八年，亦即公元1651年八月大婚以前，一直生活在母亲孝庄皇太后的身旁，不仅国事要由乃母垂帘，就是日常起居也常由母亲照顾，董小宛根本不具备万贵妃那种得天独厚的条件。
　　好事者们是颇具文学想像力的。为了使人们相信董小宛进过顺治的后宫，他们又拉出了一个姓董鄂氏的女人。
　　这个董鄂氏是谁?她与董小宛有什么关系吗?
　　弟媳乎鬼魂乎
　　董鄂氏通作栋鄂氏，《清史》有传。
　　《清史稿·后妃传》：“孝献皇后栋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甚厚，宠冠后宫。十三年八月立为贤妃，十二月进皇贵妃，行册立礼……十七年八月薨。上辍朝五日，追谥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康熙二年合葬孝陵，岁时配飧殿，子一，生三月而殇，未命名。”
　　这段记载中的“十三年”、“十七年”均指清世祖顺治十三年和清世祖顺治十七年，亦即公元1656年和公元1660年，这个时候董小宛早已在丰都城里为鬼，要说董(栋)鄂妃是董小宛，那除非说前者是后者的鬼魂。
　　关于董小宛不是董(栋)鄂妃，这里就不多说了，读者诸君如有兴趣可以参阅孟森的《董小宛考》和刘璐的《董鄂妃与董小宛》。
　　董小宛与顺治皇帝的这段公案似乎到此就应告一段落了。但是，关于这位董(栋)鄂妃我们却觉得有必要再说上几句。
　　有人认为董(栋)鄂妃是顺治皇帝的兄弟媳妇。持这种观点的人有刘璐、顾启、姜光斗等，但其“始作俑者”却是一个“洋鬼子”汤若望。
　　汤若望，外国名叫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此人生于公元1591年，卒于公元1666年，是德意志人氏，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于明末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在葡萄牙殖民势力的支持下来到中国，曾在北京学习汉语，继往西安传教。公元1630年，他被崇祯皇帝宣召回北京，参与修订历法，编成《崇祯历书》。明政府为阻止清兵入关，曾命他监铸红衣大炮。清兵入关后，汤若望投归清朝，任钦天监监正。清朝康熙初年为杨先光所参劾，下狱，次年出狱病死。
　　汤若望在一篇记叙清初宫廷逸事的文章中，言之凿凿地认为董鄂妃是顺治皇帝弟媳，并且指明董鄂妃的第一个丈夫是顺治皇帝的第十一弟。
　　考诸清史，清太宗(顺治之父)共有子十一人，这十一人中除了顺治皇以外，另有三人无传，其余的七个人是：
　　肃武亲王豪格、辅国公叶布舒、承泽裕亲王硕塞、镇国谷厚公高塞、辅国公品级常舒、辅国公韬塞、襄昭亲王博穆博果尔。
　　所谓顺治皇帝的十一弟，那就是博穆博果尔。博穆博果尔，《清史》上有传。《清史稿·诸王传》：“襄昭亲王博穆博果尔，太宗第十一子。顺治十二年封襄亲王，十三年薨。予谥。无子，爵除。”
　　《清史稿》中并没有只言片语提到博穆博果尔与董鄂妃有什么关系。
　　据今人考证，董鄂氏在嫁给顺治皇帝以前确曾嫁过人，但她所嫁之人是否真的像汤若望所说的是顺治皇帝的十一弟，不好肯定。
　　博穆博果尔的生身母亲是皇太极的大贵妃阿霸亥部博尔济吉特氏，在太宗皇帝的众多后妃中排名靠前。
　　博穆博果尔死后受到的待遇“爵除”有些让人感到费解，尽管《清史稿》中对于“爵除”的解释是因为“无子”，但倘若此公与皇帝(顺治)关系密切的话，“无子”可以过继，也不至于“爵除”。
　　总而言之，博穆博果尔与他的几个哥哥相比，其身后之事是最为扑朔迷离的。在没有找到别的反证的情况下，笔者倒宁愿相信董鄂妃就是顺治皇帝的弟媳，亦即博穆博果尔的夫人，这样，才可以更好地理解《清史稿·诸王传》中的言外之意。
　　董鄂妃的身世既已搞清，那么，我们更加可以否定董小宛与顺治皇帝的所谓的“生死恋”了。
　　中国人向有敷衍“才子佳人”入戏的传统。称董小宛与顺治皇帝曾有过一段恋情的人最初是在研究《红楼梦》时，作的“索隐”。这种“索隐”早已被红学界视为不经之谈，但后来却走出“象牙之塔”，流传于民间，甚而至于有《冒辟疆与董小宛》的京剧问世，编造出小宛入宫后，冒氏痛不欲生，买通清宫太监，乔装宦者，入见小宛，后来事败，董被赐自尽，冒被凌迟处死的故事。
　　弄假成“真”谬种流传。

笨鱼

往者已矣，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我们是应该而且也能够走出这一误区的。
    博尔济吉特氏，在太宗皇帝的众多后妃中排名靠前。
　　博穆博果尔死后受到的待遇“爵除”有些让人感到费解，尽管《清史稿》中对于“爵除”的解释是因为“无子”，但倘若此公与皇帝(顺治)关系密切的话，“无子”可以过继，也不至于“爵除”。
　　总而言之，博穆博果尔与他的几个哥哥相比，其身后之事是最为扑朔迷离的。在没有找到别的反证的情况下，笔者倒宁愿相信董鄂妃就是顺治皇帝的弟媳，亦即博穆博果尔的夫人，这样，才可以更好地理解《清史稿·诸王传》中的言外之意。
　　董鄂妃的身世既已搞清，那么，我们更加可以否定董小宛与顺治皇帝的所谓的“生死恋”了。
　　中国人向有敷衍“才子佳人”入戏的传统。称董小宛与顺治皇帝曾有过一段恋情的人最初是在研究《红楼梦》时，作的“索隐”。这种“索隐”早已被红学界视为不经之谈，但后来却走出“象牙之塔”，流传于民间，甚而至于有《冒辟疆与董小宛》的京剧问世，编造出小宛入宫后，冒氏痛不欲生，买通清宫太监，乔装宦者，入见小宛，后来事败，董被赐自尽，冒被凌迟处死的故事。
　　弄假成“真”谬种流传。
　　往者已矣，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我们是应该而且也能够走出这一误区的。
    中国古代的后妃真的生活得很幸福吗
　　现今，在拜金主义盛行下，有许多“漂亮脸蛋”们在回答“假若你出生在中国古代时愿意当什么样的女人?”时，不约而同地答：“愿当皇后，至不济也愿当个皇妃。”是啊，在这些“美人胚子”看来，女人注定是要嫁人的，皇帝既然是最有钱有势，那么，嫁给他当个后或妃，一定是最幸福的女人了。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于不知不觉中步入了一个误区——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白居易的这段描写把那些一心渴望成为后妃的佳丽们带入了一个欲仙欲死的幻境，一个个都做着“春从春游夜专夜”的美梦，渴望兄弟姊妹“列土”，渴望“光彩生门户”。每一个后妃真的都如此风光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男子重新妇婚姻生活不幸福
　　古人们有句名言“男子重新妇”，“重”者，喜欢之谓也。喜新厌旧虽然是人类的通病，但在中国古代社会却成了男人们的专利，尤其是这个男人贵为一国之主时，他更是可以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在男人世界颇有“人缘”的蜀汉帝国皇帝刘备刘玄德有一句名言，叫做“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言为心声，既然是“衣服”就可以常脱常换嘛!
　　在皇帝的所有“衣服”当中，皇后的婚姻可能往往是最不幸福的。
　　中国历史第一位正牌皇后和最后一位正牌皇后都可以为证。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虽然是秦始皇，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有确切文字记载的正牌皇后却是汉高祖刘邦的妻子吕雉。
　　吕雉不仅是刘邦的结发妻子，而且她与刘邦的婚姻还充满了浪漫色彩，经受过血与火的考验。
　　据司马迁记载，刘邦在未发迹以前，仅仅是沛县的一个亭长，用柏杨先生的话说，就是一个流氓无赖，而吕雉则出自“上流社会”，其父吕公乃是当时沛县县令的好朋友。
　　有一天吕公过生日，沛县的头面人物看在县令的面上都带着“红包”去捧场，刘邦竟然也空着手去凑热闹，经过他一番人五人六的表演，不知怎么触动了吕公的哪根弦，结果，不但肥吃肥喝了一顿酒席，而且还一分钱不花地白娶回去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这个美人儿就是吕雉。
　　中国传统戏文中常有“落难公子娶千金小姐”的俗套，但刘邦当时连“落难公子”四个字都够不上，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公子，吕雉嫁了他，可谓是屈了身份。
　　公元前209年，刘邦纠合了一群亡命之徒起兵反秦，吕雉为他抚育一儿一女，服侍刘太公(刘邦之父)，兵荒马乱之中，餐风食露，好不容易推翻了秦朝以后，西楚霸王项羽又跳出来与刘邦逐鹿天下，吕雉又继续扮演母亲兼儿媳的双重角色，其间曾被项羽抓去，面临着被砍成肉酱的危险，她宁死不屈，保住了丈夫的面子。按理说刘邦该与她恩恩爱爱才对，可刘邦干了些什么呢?在吕雉身陷囹圄之时，他正搂着一个名叫戚姬的女人寻欢作乐。好不容易扫平群雄，当上了皇帝之后，刘邦一点也不念及吕雉的结发之情，处处挤对她，不仅很少临幸，而且还屡次三番地要废掉吕雉所生儿子刘盈的太子之位，改立戚夫人所生的赵王如意。
　　吕雉虽然借助于张良的妙计，请来了“商山四皓”来给自己的儿子助阵，最后保住了儿子的帝位，自己也母以子贵，顺理成章地当了皇太后，但这位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实权在握的正牌皇后娘娘，其心灵深处一定不会认为她的婚姻有什么幸福可言。要不然她就不会用“人彘”的办法，对她的情敌戚夫人进行疯狂的报复了。
　　我国历史上最末一个正牌皇后是清朝宣统皇帝的正宫皇后婉容。关于婉容，我想看过《我的前半生》、《末代皇帝》等文学、影、视作品的人一定不会对她感到陌生。“末代皇帝”溥仪娶了她，但却一点也不爱她，据知情人回忆，由于久旱的心田得不到一点雨露的滋润，婉容最后竟然沉湎于鸦片烟的云雾之中，甚至还和一个“奴才”(宫廷侍卫)胡搞。
　　吕雉和婉容只不过是无数个不幸的“正宫娘娘”中的微缩。
　　其实，婚姻生活不幸者又岂止正宫皇后。
　　生命不息，“偷嘴”不止，乃是历朝皇帝的“勤劳国事”时应有的调剂。
　　那些在争风吃醋时战胜了“大老婆”的皇妃(皇帝的小老婆)们又有几个是真正幸福的呢?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正牌皇妃——汉高祖刘邦的宠姬戚夫人的遭遇很有代表性，戚姬靠自己的青春和美貌曾经一度从吕雉的怀中夺走了刘邦，取得了爱情上的胜利。但好景不长，刘邦病死以后，吕雉成为皇太后，戚姬马上被打入“永巷”，最后甚至被弄瞎了眼睛，弄哑了喉咙，并被砍去了手脚，丢在了厕所里，可谓“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了。金代第四任皇帝完颜亮以好色而“名垂千古”，他的众多妃嫔中有一位名叫蒲察阿里虎的美人儿，她在成为完颜亮的皇妃之前，已经先后嫁过好几个男人了；阿里虎的第一个丈夫名叫完颜阿虎迭，乃是金熙宗时有名的跋扈太师宗磐的儿子，宗磐本是金朝二任帝太宗完颜吴乞买之子，按照父子相袭的惯例，他本应继承帝位，但吴乞买想到自己的皇位是从哥哥完颜阿骨打手中承继过来的，为了对得起九泉之下的老兄，他传侄不传子——把帝位又交给完颜阿骨打的长孙完颜亶承继，是为金熙宗，宗磐则成了“皇太叔”。作为“皇太叔”的儿子，完颜阿虎迭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蒲察阿里虎嫁过去不长时间，其夫就因四处寻花问柳，染上恶疾而亡。
　　阿里虎的第二任丈夫是一个名叫耶律南室的阔少，耶律南室之父曾任大金帝国南京元帅都监，大约就在嫁给南室的同时，阿里虎被当时尚未夺得帝位的完颜亮看中，碍于耶律南室之父的权势，完颜亮当时只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喜欢的女人投入别人的怀抱。
　　公元1149年12月，登上帝位仅三天，完颜亮就下了一道手谕，把蒲察阿里虎从耶律南室家要出来，据为己有。见新任皇帝对自己这样“痴情”，蒲察阿里虎着实得意了一阵子。谁知好景不长，完颜亮天性是个“吃一拿二眼观三”的色狼，在与蒲察阿里虎鬼混时，他又看上了另外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蒲察阿里虎与其第一个丈夫完颜阿虎迭所生的女儿完颜重节——这可不是笔者杜撰，有史为证，《金史·后妃传》上称“昭妃(即蒲察阿里虎——引者)初嫁阿虎迭，生女重节，海陵(即完颜亮——引者)与重节乱。”
　　蒲察阿里虎对于丈夫与自己的女儿胡搞稍有异议，马上遭到缢杀。
　　有许多人都知道“金屋藏娇”这个成语，但又有多少人想到这个成语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女人的不幸婚姻?汉武帝刘彻小时，其姑母馆陶长公主曾将他抱在膝上，以姑姑的身份问他：“彻儿想不想娶媳妇?”刘彻笑了笑，笑得很痞。长公主指着一个站在不远处的宫女开玩笑说：“娶她做媳妇，好不好?”“不好!”刘彻断然地说。“那你想要谁?”“我要娶你的女儿阿娇!要是姑姑把阿娇嫁给我，我一定盖一间用金子造的房子给她住!”刘彻大义昭然地说。
　　这个故事轰轰烈烈地演绎了许多年，女主角误以为她的情郎弟弟真会对她海枯石烂心不变呢，谁料想，一个“歌女”卫子夫轻轻一勾引，刘彻就把“金屋藏娇”的话忘到脖子后。
　　为了挽救垂死的爱情，陈阿娇不惜千金请来了当时名满天下的大文豪司马相如为她“捉刀”，诉说自己的哀怨，希望丈夫能够回心转意。司马相如果然不负所托，很快就写出了一篇《长门赋》，此赋哀婉动人，被称为“古今闺怨第一诗”。然而，这首赋“发表”以后，却没有引起刘彻的任何注意，为了增强效果，司马相如又代阿娇写了一首《美人歌》，歌云“独处室兮廓无依，思佳人兮情伤悲。彼君子兮来何迟?日既暮兮华色衰，敢托身兮长相思!”
　　饶是司马相如妙笔生花，也抢不回刘彻已移情别恋的爱。
　　倘若丈夫仅仅是移情别恋，那也还罢了，顶多是婚姻不得意，可是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对于皇宫中的后妃来说，还有比不幸的婚姻更不幸的事，那就是废黜和死亡的威胁。
　　“天”作孽不可活被废处死何其多
　　在以男性为核心的中国社会，丈夫就是妻子的“天”，女人即使贵为后、妃也只能是“地”，所谓“皇天后土”，其本义大概不无几分大男人主义的味道(当然，这个成语现在已有了另外的含意)。自从汉代的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三纲五常”已经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皇帝对后、妃来说，既是君，又是夫，“三纲”中就占了“两纲”，自然是享有无上的权威了。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夫要妇亡，妇不敢不亡。
　　从古到今，被神秘的宫墙围起来的神秘的后宫，不知有多少后妃成为屈死的冤魂，我们不妨依据正史，作一个统计。
　　我们的统计仍然从西汉王朝开始。
　　西汉王朝见诸史籍的后妃有36人，其中被杀者8人(包括被杀死、毒死、忧死)，她们是：高祖刘邦之妻戚夫人、惠帝刘盈之妻孝惠皇后张嫣、景帝刘启之妻栗姬、武帝刘彻之妻赵婕妤、卫太子刘据之妻戾皇后史氏、宣帝刘询之妻恭哀皇后许平君、孝宣皇后霍成君、成帝刘骜妻孝成皇后许氏；自杀者6人，她们是：武帝刘彻妻卫皇后、元帝刘奭妻冯昭仪、成帝刘骜妻孝成皇后赵飞燕、赵昭仪、哀帝刘欣妻孝哀皇后傅氏、平帝刘衎妻孝平皇后王氏；被废者2人：武帝刘彻妻孝武皇后陈娇、景帝刘启妻孝景皇后薄氏。
    东汉有后妃29人，其中被杀者11人，她们是：和帝刘肇妻孝和皇后阳氏、安帝刘祜妻安思皇后阎姬、恭愍皇后李氏、恒帝刘志妻懿献皇后梁氏、孝恒皇后邓猛女、采女田圣、灵帝刘宏妻孝灵皇后宋氏、灵思皇后何氏、灵怀皇后王美人、献帝刘协妻孝献皇后伏氏、董贵人；自杀者2人：章帝刘烜妻宋贵人、灵帝刘宏母孝仁皇后董氏；被废者1人：光武帝刘秀妻光武皇后郭圣通。
　　

笨鱼

三国时代：曹魏有后妃9人，其中被杀者3人：文帝曹丕妻文昭皇后甄洛、文德皇后郭女王、明帝曹睿妻明悼皇后毛氏；被废者1人：三任帝曹芳妻张皇后。
　　蜀汉后妃平安。
　　东吴有后妃13人，其中被杀者5人：大帝孙权妻徐夫人、潘皇后、王夫人、二任帝孙亮妻全皇后、末帝孙皓妻张美人。
　　两晋时代有后妃28人，其中被杀者5人：武帝司马炎妻武悼皇后杨芷、惠帝司马衷妻惠皇后贾南风、夫人谢玖、明帝司马绍妻明穆皇后庾文君、简文帝司马昱妻顺皇后王简姬；失踪者1名：怀帝司马炽妻怀皇后梁兰壁；被迫改嫁者1名：惠帝司马衷妻惠皇后羊献容。
　　五胡十六国时代：成汉帝国后妃平安。
　　前赵帝国有后妃23人，其中被杀者2人：隐帝刘粲妻靳皇后、宣成帝刘绿妻宣明皇后胡氏；自杀者2人：光文帝刘渊妻单氏、昭武帝刘聪妻上皇后靳月光。
　　后赵帝国有后妃8位，7个被杀，她们是：明帝石勒妻刘皇后、程皇后、武帝石虎妻郭夫人、崔夫人、郑皇后、刘皇后，五任帝石遵妻张皇后；被废者1人：武帝石虎妻天王皇后杜珠。
　　前秦有后妃9人，被杀者3人：二任帝苻生妻梁皇后、哀平帝苻丕妻杨皇后、高帝苻登妻毛皇后；自杀者1人：宣昭帝苻坚妻张夫人；被迫改嫁者1个：高帝苻登妻李皇后。
　　后秦帝国有后妃4位，全部平安。
　　西秦帝国有后妃4位，三任帝文昭帝乞伏炽磐之妻秃发氏被杀，余皆平安。
　　前燕帝国后妃全部平安。
　　后燕帝国有后妃10位，其中3人被杀：武成帝慕容垂妻段夫人、成哀皇后段氏、惠愍帝慕容宝妻献幽皇后丁氏。
　　南燕、北燕帝国后妃全部平安。
　　前凉王国有后妃9人，被杀者1人：三任帝张重华妻裴氏；自杀者2人：七任帝张天锡妻阎姬、薛姬。
　　后凉帝国有后妃5人，自杀者1人：灵帝吕篡妻穆皇后杨氏。
　　南北朝时代：刘宋帝国有后妃17位，其中被杀者3人：武帝刘裕妻章皇后胡道女、文帝刘义隆妻潘淑妃、四任帝刘劭妻殷皇后；暴死者1人：文帝刘义隆妻昭皇后路惠男。
　　南齐帝国有后妃9人，其中被废者1人：六任帝萧宝卷妻褚皇后；自缢身死者1人：萧宝卷妻潘贵妃。
　　南梁帝国有后妃9人，其中被杀者1人：元帝萧绎妻徐妃(此人即成语“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中的“徐娘”)。
    陈帝国有八位后妃，其中被杀者1人：后主陈叔宝妻贵妃张丽华；失踪者1人：陈叔宝妻沈皇后。
　　北魏帝国有后妃29人，其中被杀者9人：道武帝拓跋珪妻宣穆皇后刘氏、贺夫人、文成帝拓跋浚妻元皇后李氏、献文帝拓跋弘妻李夫人、孝文帝元宏妻贞皇后林氏、幽皇后冯润、宣武帝元恪妻灵皇后胡氏、文帝元宝矩妻文皇后乙弗氏、第十七任帝元钦妻宇文皇后；暴死者3人：孝文帝元宏妻文昭皇后高氏、宣武帝元恪妻顺皇后于氏、高贵人；被迫遁入空门，出家为尼者3人：孝文帝元宏妻孝文皇后冯清、孝明帝元诩妻孝明皇后胡氏、恭帝拓跋廓妻若干氏。
　　北齐有后妃10人，被杀者1人：文宣帝高洋妻薛嫔；被迫改嫁者3人：高洋妻段昭仪、后主高纬妻斛律皇后、胡皇后；改嫁后自杀者1人：后主高纬妻左皇后冯小伶。
　　北周有后妃10人，被迫出家为尼者5人：武帝宇文邕妻天元圣皇太后李娥姿、宣帝宇文赟妻天大皇后朱满月、天中皇后陈月仪、天右皇后元乐尚、天左皇后尉迟繁炽；被迫改嫁者1人：静帝宇文阐妻司马令姬。
　　隋帝国后妃平安。
　　唐帝国有后妃39位，其中被杀者11人：高宗李治妻王皇后、萧淑妃、中宗李显妻韦皇后、昭容上官婉儿、睿宗李旦妻肃明顺圣皇后刘氏、昭成顺圣皇后窦氏、玄宗李隆基妻王皇后、杨贵妃、肃宗李亨妻张皇后、昭宗李晔妻裴夫人、李昭仪；饿死者1人：中宗李显妻和思顺圣皇后赵氏；失踪者2人：代宗李豫妻睿贞皇后沈氏、懿宗李漼妻郭淑妃；暴死者1人：宪宗李纯妻郭贵妃；自缢身死者1人：武宗李炎妻王淑妃。
　　五代十国时期：后梁帝国有后妃6人，其中被杀者1人：二任帝朱友圭妻张皇后；被迫出家为尼者2人：太祖朱温妻陈昭仪、末帝朱友贞妻郭妃。
　　后唐有后妃10位，其中被杀者3人：庄宗李存勖妻神闵敬皇后刘玉娘、明宗李嗣源妻王淑妃、愍帝李从厚妻孔皇后；自焚者2人：明宗李嗣源妻和武宪皇后曹氏、末帝李从珂妻刘皇后；被迫出家为尼者3人：庄宗李存勖妻韩淑妃、伊德妃、夏夫人。
　　后晋有后妃4人，其中1人不知所终：出帝石重贵妻冯皇后。
　　后汉后妃平安。
　　后周有后妃7人，其中2人被杀：太祖郭威妻圣穆后柴氏、世宗郭荣妻贞惠皇后刘氏。
　　前蜀帝国有后妃7人，被杀者2人：高祖王建妻徐贤妃、花蕊夫人徐氏；被废者1人：后主王衍君高皇后。
　　南吴后妃平安。
　　桀燕帝国有后妃2人，全部被杀。
　　南汉帝国后妃平安。
　　闽帝国有后妃7人，其中2人被杀：惠宗王延钧妻皇后陈金凤、康宗王继鹏妻贤妃李春燕。
　　后蜀帝国有后妃3人，其中1人绝食而亡，此人是高祖孟知祥妻李皇后。
　　南唐计有后妃5人，烈祖李升妻种妃改嫁他人。
　　两宋(北、南宋)计有后妃62人，其中被杀者2人：仁宗赵受益妻郭皇后、光宗赵惇妻黄贵妃；自杀者2人：哲宗赵煦妻昭怀皇后刘清菁、度宗赵孟启妻杨淑妃；被废者2人：徽宗赵佶妻崔妃、高宗赵构妻刘才人；死于藩邦者3人：徽宗赵佶妻显肃皇后郑氏、乔贵妃、钦宗赵桓妻仁怀皇后朱氏；出家为尼者2人：度宗赵孟启妻全皇后、胡贵嫔。
　　辽帝国有后妃20人，被杀者6人：让国皇帝耶律突欲妻柔贞皇后萧氏、世宗耶律兀欲妻怀节皇后萧撒葛只、甄皇妃、圣宗耶律隆绪妻仁德皇后萧菩萨哥、道宗耶律洪吉妻宣懿皇后萧观音、天祚帝耶律延禧妻承翼文妃萧瑟瑟。
　　金帝国有后妃47人，其中被杀者8人：太祖完颜阿骨打妻崇妃萧氏、熙宗完颜亶妻悼平皇后裴满、德妃乌古论、四任帝完颜亮妻昭妃蒲察阿里虎、贵妃唐括定哥、昭媛耶律察八、章宗完颜景妻元妃李师儿、承御贾氏；自杀者2人：世宗完颜雍妻明德皇后乌林答、宣宗完颜珣妻宝符御侍李氏；被掳者2人：宣宗完颜恂妻王皇后、哀宗完颜守绪妻徒单皇后；出家为尼者1人：章宗完颜景妻范承御。
　　元代计有后妃105人，其中被杀者4人：成宗铁木儿妻伯（牙吾）·卜鲁罕、文宗图铁木儿妻宏吉刺·不答失里、明宗妻乃马真·八不沙皇后、惠宗脱欢铁木儿妻答纳失里皇后；被流放者1人：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妻宏吉刺·八不罕皇后。
　　明代有后妃69人，其中被杀者16人：宣宗朱瞻基妻郭嫔、端静贵妃、纯静贵妃、贞顺惠妃、庄静淑妃、庄顺敬妃、贞惠顺妃、恭定丽妃、贞静淑妃、恭顺充妃、肃僖成妃、世宗妻张皇后、曹端妃、王宁嫔、光宗朱常洛妻赵选侍、熹宗朱由校妻张裕妃；自杀者3人：惠帝朱允炨妻马皇后、熹宗朱由校妻懿安皇后张氏、绍宗朱聿键妻曾皇后；暴死者1人：宪宗朱见深妻纪氏；被废者3人：宣宗朱瞻基妻章皇后胡善拜、宪宗朱见深妻吴皇后、世宗妻张顺妃；下落不明者1人：宣宗朱瞻基妻宫人无名氏(此女乃是英宗朱祁镇之生母，不仅无人知其下落，而就连其姓甚名谁也不见诸史籍!)。
　　大清帝国有后妃149人，其中被杀者2人：德宗(光绪)皇帝载湉妻珍贵妃、末代皇帝溥仪妻婉容；自杀者1人：世祖福临妻贞妃董鄂氏(按，福临一朝，后宫计有三个董鄂氏，一是个宁妃，即裕亲王福全之母，一个是我们提到的这个贞妃，还有一个董鄂氏，死后的谥号是“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被废者2人：世祖福临妻静妃博尔济吉特氏、高宗弘历妻皇后那拉氏。
　　从上面的这些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几个为时甚短的小王朝以外，几乎历朝历代的每一位后妃都面临着被废黜和死亡的威胁。
　　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叫做“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其不幸!”——套用托翁的句型，我们可以说，后妃们被废黜的理由都是相似的(皇帝丈夫不满意)，但死亡威胁的方式却多种多样；首先可以分出自杀和他杀。
　　有学者说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因而，中国人向来对自杀者持鄙薄态度，持有这种鄙薄态度的人可能也会对那些自杀了的后妃们感到不可思议，其实，蚂蚁尚且贪生，不到万不得已那一步，又有谁会自己动手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在被杀的众多后妃中，我们简直可以看到历朝皇帝们杀人方式方法的大展示：幽死(关到小黑屋里闷死)、砍去手脚而死、毒死、吓死、死于暴室、死后被斩首示众(唐中宗韦皇后)、吊死、不给饭吃饿死、秘密处决(谎称失踪，如唐玄宗李隆基之生母昭成顺圣皇后窦氏，就是因为言语上稍微对当时的皇帝有所冒犯，就立即被召进宫中“训话”，结果一入宫门深似海，伊人自此无消息!死后连个尸首都找不到)、丢到河里淹死、用火烧死(元明宗妻乃马真·八不沙皇后)、丢到井里淹死(清光绪帝妻珍贵妃他他拉氏)，而所有这些刑罚中最最残忍的是磔死(俗称“千刀万剐”，如明世宗妻曹端妃和王宁嫔)和活埋(亦即“殉葬”，明宣宗朱瞻基有妻子15人，其中11人享受到了这一“殊荣”)。
　　一般人通常认为自从西汉时代开始，中国就已经没有了活人殉葬的人间惨剧，翻看明朝的历史，笔者对这种说法深表怀疑。
　　说来说去，最后结论只有一个：金钱和权势买不来幸福，倘若被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迷瞎了眼，认为进了皇宫就如同进了天堂，那么，这样的人往往都是要吃亏的。
    所有的皇帝都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吗
　　在中国，谈到皇帝们的婚姻时，有一句话广为流传，那就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苏童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发表以后，人们更是由此及彼地想到皇帝们都是妻妾成群的，千古无一例外，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于不知不觉中又步入了一个误区——
　　从上古到清末，中国一直是一个一夫多妻与一夫一妻并行的社会，这种现象甚至到了民国时代仍没有多大改变。
　　一夫多妻的始作俑者是谁，现在已经不可考，但皇帝是其最大的受益者，这一点恐怕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这一不可争辩的事实出发，有人进而推论出每个皇帝都有数不清的妻妾，换言之，至少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事实情况果真如此吗?

笨鱼

“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指的是什么
　　要分辨皇帝有没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首先就要弄明白“三宫”、“六院”及“七十二嫔妃”的确切含义。
　　何谓“三宫”?
　　三宫，其意本来是指古代诸侯夫人的宫，《谷梁传·桓公十四年》有“甸粟而纳之三宫”的记载，范宁注曰：“三宫，三夫人也。”杨士勋疏曰：“礼，王后六宫，诸侯夫人三宫也；故知三宫是三夫人宫也。”
　　从上面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三宫”指的是诸侯夫人(顶多是个王后)，而不是皇帝的妻子。
　　“六院”疑是从“六宫”演义而来。“六宫”，本义是指古代皇后的寝宫，后来代指皇后或皇帝的其他妻子。《周礼·天官·内宰》中有“以阴礼教六宫”的记载，郑玄解释说，皇后寝宫有六，其中一正寝，五燕寝，合起来即六宫。唐人白居易《长恨歌》中“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汉书·马皇后纪》：“后辞曰：‘此缯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宫莫不叹息。”这两个“六宫”都是用的引申义。
　　“七十二嫔妃”来历不详，或许是从“三”的倍数而来，或许纯是言成数以表其多。
　　“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显然是个杜撰的名词。那么，正确的说法是什么呢?
　　翻一下《二十五史》，任何一个朝代的“后妃传”之前都会有一段大同小异的概述。
　　我们不妨摘引一段：
　　古者天子娶后，三国来媵，皆有娣姪，凡十二女；诸侯一娶九女，所以正嫡妾、广继嗣、息妒忌、防淫慝、塞祸乱也。后亡，则媵为继室，各以其叙。无三媵，则娣侄继室，亦各以其叙。继室者，治其内政不敢正其位号，礼庙无两袝，不并尊也。鲁成风始两袝，宋国三媵，齐管氏三归，《春秋》皆讥之。《周礼》内宰，其属则内小臣、阍人、寺人次之，九嫔、世妇、女御、女祝、女史、典妇功、典丝、司服又次之。《昏议》称“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不与《春秋》、《周礼》合。后世因仍其说，后宫遂至数千。(《金史·后妃传》)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皇帝的妻子其正式的称呼应当是：“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别的叫法，如：
　　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婕妤、才人、美人、昭仪、姪娥、傛◆、八子、充依、良人、采女、淑妃、淑媛、贵人、常在、答应、女史等。
　　这些皇帝的妻子也是分三六九等的，《隋书·后妃传》中记载，在隋代“贵妃、淑妃、德妃是为三夫人，品正第一；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是为九嫔，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员，品正第三；美人、才人一十五员，品正第四，是为世妇；宝林二十四员，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员，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员，品正第七；是为女御，总一百二十，以叙于宴寝” 。
　　很明显皇帝的妻子不能以“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称之，那么，皇帝的妻子能不能用“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的数字来计量呢?
　　“妻妾成群”一个被夸大了的神话
　　皇帝的妻子，是一个外围可宽可窄的概念。
    从广义上说，凡是宫里的女子(皇帝本人的亲生母亲及女儿除外)都有可能是皇帝的妻子，但若是如此划分，则嫌太过宽泛，事实上皇宫里百分之九十的女子是不能得到皇帝垂青的，唐诗、宋词中有许多关于宫中怨女的描写。所谓“泪湿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白居易)，所谓“十二楼中尽晓妆，望仙楼上望君王”(苏逢)，真是举不胜举。
　　因此，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在皇帝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女人就算是皇帝的妻子，我们采用的是“于史有证”的标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来界定皇帝妻子(包括“妾”)的数目的。还是让事实说话最好。
　　统计仍然是从西汉时代开始，中国著名史学家柏杨先生在其巨著《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一书中把秦代以前，乃至上古传说时代中的君主之妻都列入“皇后”篇内，窃以为不妥，因为我们本文讨论的是皇帝之妻而非君主之妻。
　　皇帝之妻本应从秦始皇算起，但秦始皇时代却既无皇后妃嫔之名，又无任何有关的记载，我们只能采取暂付阙如的态度，从西汉时代开始我们的统计。
　　西汉一代一共有皇帝12人，其中在正史中一夫多妻者7人，他们是：高祖刘邦、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武帝刘彻、宣帝刘询、元帝刘奭、成帝刘骜。
　　其中刘邦有妻5人，她们是：高皇后吕雉、戚夫人、赵夫人、管夫人、孝文太后薄氏；刘恒有妻3人，她们是：孝文皇后窦氏、慎夫人、尹妃；刘启有妻3人，她们是：孝景皇后薄氏、孝景皇后王娡、栗姬；刘彻有妻6人，她们是：孝武皇后陈娇、思皇后卫子夫、尹婕妤、李夫人、王夫人、鉤弋夫人赵氏；刘询有妻3人，她们是：恭哀皇后许平君、孝宣皇后霍成君、王婕妤；刘奭有妻3人，她们是：孝元皇后王政君、孝元皇后傅氏、中山太后冯媛；刘骜有妻4人，她们是：孝成皇后许氏、孝成皇后赵飞燕、昭仪赵合德、班婕妤。
　　另有5位皇帝据正史记载是一夫一妻，他们是：惠帝刘盈、少帝刘弘、昭帝刘弗陵、哀帝刘欣、平帝刘衎。
　　东汉王朝有皇帝9人，9人全部一夫多妻，其中武帝刘秀有妻2人，她们是光武皇后郭圣通、光烈皇后阴丽华；明帝有妻2人，她们是，明德皇后马氏、贾贵人；章帝刘恒有妻3人，她们是：孝德皇后窦氏、恭怀皇后梁氏、敬隐皇后宋氏；和帝刘肇有妻2人，她们是：孝和皇后阴氏、和嘉皇后邓绥；安帝刘祜有妻2人，她们是：安思皇后阎姬、恭愍皇后李氏；顺帝刘保有妻2人，她们是：顺烈皇后梁纳、虞贵人；恒帝有妻4人，她们是：懿献皇后梁女莹、孝恒皇后邓猛女、恒思皇后窦妙、采女田圣；灵帝刘宏有妻3人，她们是：孝灵皇后宋氏、灵思皇后何氏、灵怀皇后王氏；献帝刘协有妻5人，她们是：孝献皇后伏寿、献穆皇后曹节、贵人董氏、夫人曹宪、夫人曹华。
　　三国时代，曹魏有皇帝5人，3个一夫多妻，2个一夫一妻。
　　一夫多妻的3个皇帝中，文帝曹丕有妻2人，她们是：文昭皇后甄洛、文德皇后郭女王；明帝曹睿有妻3人，她们是：明悼皇后毛氏、明元皇后郭氏、虞夫人；三任帝曹芳有妻3人，她们是甄皇后、张皇后、王皇后。
　　一夫一妻的两个人是四任帝曹髦、五任帝曹免。
　　蜀汉帝国有皇帝2人，全部一夫多妻。其中昭烈帝刘备有妻3人，她们是：昭烈皇后甘氏、穆皇后吴苋、孙夫人；后主刘禅有妻3人，她们是：敬哀皇后张氏、皇后张氏、昭仪李氏。
　　东吴有皇帝4人，一夫多妻者2人，一夫一妻者2人。
　　一夫多妻者中大帝孙权有妻7人，她们是：夫人谢氏、夫人徐氏、皇后潘氏、皇后朱氏、大懿皇后王氏、敬怀皇后王氏、夫人袁氏；末帝孙皓有妻3人，她们是：皇后滕氏、美人张氏、左夫人张氏。
　　二任帝孙亮和景帝孙休均为一夫一妻。
　　两晋时代有皇帝15人，一夫多妻者6人，他们是：武帝司马炎(有妻6人)、惠帝司马衷(有妻3人)、元帝司马睿(有妻3人)、成帝司马衍(有妻2人)、简文帝司马昱(有妻2人)、孝武帝司马曜(有妻3人)。
　　怀帝司马炽、愍帝司马邯、明帝司马绍、康帝司马岳、穆帝司马聃、哀帝司马丕、废帝司马奕、安帝司马德宗、恭帝司马德文均为一夫一妻。
　　五胡十六国成汉帝国有皇帝3人，武帝李雄和末帝李势为一夫一妻，昭文帝李寿有妻2人。
　　前赵帝国有皇帝4人，3人为一夫多妻，其中文帝刘渊有妻3人、昭武帝刘聪有妻14人，末帝刘曜有妻4人。
　　隐帝刘粲为一夫一妻。
　　后赵有皇帝4人，2人为一夫多妻，其中明帝石勒有妻2人，武帝石虎有妻5人。最后两任皇帝石世、石遵均为一夫一妻。
　　冉魏帝国两任帝均为一夫一妻。
　　前秦帝国除宣昭帝苻坚有妻3人、高帝苻登有妻2人以外，其余四位皇帝均为一夫一妻。
　　后秦帝国有皇帝2人，这2人均为一夫多妻，其中武昭帝姚苌有妻2人，文恒帝姚兴有妻2人。
　　西秦未称帝，不予统计。
　　前燕帝国有皇帝3人，2人为一夫多妻，其中文明帝慕容皝有妻2人，景昭帝慕容俊有妻2人，另有1人(幽帝慕容■)为一夫一妻。
　　后燕帝国有4个皇帝，3个一夫多妻，其中武成帝慕容垂有妻3人，惠愍帝慕容宝有妻2人，昭文帝慕容熙有妻2人，另有1人(二任帝慕容盛)是一夫一妻。
　　南燕帝国有皇帝2人，1人为一夫多妻，此人是二任帝慕容超(有妻2人)，1人为一夫一妻，此人是一任帝慕容德。
　　北燕有皇帝3人，2人为一夫多妻，他们是：文成帝冯跋、昭成帝冯弘(各有妻2人)，另有1人是一夫一妻，此人是惠懿帝高云。
　　后凉帝国有皇帝4人，除懿武帝吕光一夫多妻(有妻二人)外，其余三任帝均为一夫一妻。
    大夏帝国二任皇帝均为一夫一妻。
　　南北朝时南朝刘宋帝国有皇帝9人，4个人是一夫多妻，这4个人是：武帝刘裕(有妻3人)、文帝刘义隆(有妻4人)、孝武帝刘骏(有妻2人)、明帝刘或(有妻3人)。其余5个人均为一夫一妻。
　　南齐有皇帝7人，除第六任帝萧宝卷有两个妻子以外，其余均为一夫一妻。
　　萧梁帝国有皇帝5人，除武帝萧衍有妻子3人、元帝萧绎有妻子2人以外，其余均为一夫一妻。
　　陈帝国有皇帝5人，除一任帝陈霸先有妻2人，五任帝陈叔宝有妻3人以外，其余均为一夫一妻。
　　北朝北魏有皇帝十八人(包括东魏和西魏)，其中除道武帝拓跋珪有妻3人，明元帝拓跋嗣有妻2人，太武帝拓跋焘有妻3人，文成帝拓跋浚有妻2人，孝文帝元宏有妻4人，宣武帝有妻3人，文帝元宝矩有妻2人以外，均为一夫一妻。
　　北齐有皇帝8人，其中除文宣帝高洋有妻3人，武成帝高湛有妻2人，后主高纬有妻4人以外，全部为一夫一妻。
　　北周有5个皇帝，其中除武帝宇文邕有妻2人、宣帝宇文赟有妻5人以外，其余均为一夫一妻。
　　隋代有皇帝5人，除文帝杨坚有妻3人，炀帝杨广有妻2人以外，其余3人均为一夫一妻。
　　唐代计有21位皇帝，一夫多妻者包括：太宗李世民(有妻2人)、高宗李治(有妻3人)、中宗李显(有妻3人)、睿宗李旦(有妻2人)、玄宗李隆基(有妻5人)、肃宗李亨(有妻2人)、代宗李豫(有妻2人)、德宗李适(有妻2人)、宪宗李纯(有妻2人)、穆宗李恒(有妻3人)、懿宗李漼(有妻3人)、昭宗李晔(有妻3人)，其余几位皇帝均是一夫一妻。
　　五代十国时期，后梁有帝3人，太祖朱温有妻3人、末帝朱友贞有妻2人，二任帝朱友珪一夫一妻。
　　后唐有皇帝4人，庄宗李存勖有妻4人，明宗李嗣源有妻4人，愍帝李从厚、末帝李从柯均为一夫一妻。
　　后晋有两个皇帝，高祖石敬塘一夫一妻，出帝石重贵有妻2人。
　　后汉有皇帝2人，高祖刘知远一夫一妻，隐帝刘承祐有两个妻子。
　　后周有皇帝3人，太祖郭威有妻4人，世宗郭荣有妻3人，恭帝柴宗则为一夫一妻。
　　前蜀帝国有皇帝2人，高祖王建一夫四妻，后主王衍一夫三妻。
　　南吴太祖杨行密一夫二妻，让帝杨溥一夫一妻。
　　桀燕帝一任帝刘有光一夫二妻(帝位只有一任)。
　　南汉帝国计有4个皇帝，除四任帝刘继只一夫二妻以外，其余均为一夫一妻。
　　闽帝国计有4个皇帝，一夫多妻者3人，其中惠宗王延钧一夫二妻、康宗王继鹏一夫二妻、景宗王延曦一夫二妻，四任帝王延政为一夫一妻。
　　后蜀帝国有皇帝2人，其中高祖孟知祥一夫二妻，二任帝孟仁赞一夫一妻。
　　南唐帝国有3个皇帝，其中烈祖李升一夫二妻，后主李煜一夫二妻，元宗李璟一夫一妻。
　　北宋计有9个皇帝，其中太祖赵匡胤一夫三妻、太宗赵光义一夫四妻、真宗赵恒一夫六妻、仁宗赵受益一夫八妻、神宗赵顼一夫五妻、哲宗赵煦一夫二妻、徵宗赵佶一夫八妻，而英宗赵曙、钦宗赵桓均为一夫一妻。
　　南宋王朝计有9位皇帝，其中高宗赵构有妻7人、孝宗赵伯琮有妻5人、光宗赵惇有妻2人、宁宗赵扩有妻3人、理宗赵贵诚有妻3人、度宗赵孟启有妻4人，其余均为一夫一妻。
　　辽帝国计有10个皇帝，其中世宗耶律兀欲有妻2人、圣宗耶律隆诸有妻2人、道宗耶律洪基有妻3人、兴宗耶律宗真有妻2人、天祚帝耶律延禧有妻4人，其余诸帝均为一夫一妻。
　　金代计有皇帝9位，其中太祖阿骨打有妻5人、熙宗完颜亶有妻2人、四任帝完颜亮有妻20人、世宗完颜雍有妻3人、章宗完颜璟有妻4人、宣宗完颜珣有妻3人，其余诸帝均为一夫一妻。
　　元代计有14个皇帝，其中太祖铁木真有妻44人、太宗窝阔台有妻6人、宪宗蒙哥有妻5人、世祖忽必烈有妻8人、成宗铁木儿有妻3人、武宗海山有妻6人、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有妻2人、英宗硕德八刺有妻3人、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有妻11人、明宗和世▲有妻6人、顺帝脱怀铁木儿有妻3人，其余诸帝均为一夫一妻。
　　明帝国计有17位皇帝，其中太祖朱元璋有妻4位、成祖朱棣有妻3位、仁宗朱高炽有妻3位、宣宗朱瞻基有妻15人、英宗朱祁镇有妻2人、景宗朱祁钰有妻2人、宪宗朱见深有妻6位、世宗有妻6位、穆宗朱载厚有妻3位、神宗朱翊钧有妻5位、光宗朱常洛有妻6位、熹宗朱由校有妻4位、思宗朱由检有妻3位，其余诸帝均为一夫一妻。
　　清代有皇帝12人，其中太祖努尔哈赤有妻12人、太宗皇太极有妻14人、世祖福临有妻18人、圣祖玄烨有妻32人、世宗胤祯有妻7人、高宗弘历有妻19人、仁宗颙琰有妻11人、宣宗旻宁有妻16人、文宗奕▲有妻9人、穆宗载淳有妻5人、德宗载湉有妻3人、宣统溥仪有妻5人。
　　从上面列举的统计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富有四海的皇帝们既有一夫多妻的，也有一夫一妻的——本处所说的“一夫一妻”是指在官修的正史中除了“一妻”以外再没有别的妻子记载的，这里面有可能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些皇帝们真的是一夫一妻，如五代十国时的南吴的让帝杨溥，此人虽然名为皇帝，实际上还不如一个囚徒，举个例来说，他常常挨打，被其手下的大臣说揍一顿就揍一顿(详情请参见拙著《中国帝王私生活百态》一书)，这种囚徒似的皇帝根本不可能敢娶几个老婆。再如元朝的宁宗皇帝懿怜质班，他死时只有七岁，其妻答里也特迷失与他同年，小小年纪有一个老婆可能都形同虚设，根本不可能多“配备”更多的妻子，另外一种情况是这个皇帝本来一夫多妻，但由于正史中只留下众多美人中的一个人的芳名，我们只能本着史料中有才算数的原则，把他们也归入一夫一妻者的行列。
　　一夫多妻者中的“多”字上限在44个，创此“中国纪录”者是元太祖铁木真，最少者不过2人。
　　不同的朝代“多”的情况也各不相同。在明代以前(包括明代)，各个大的帝国诸任皇帝中总是“一夫多妻”与“一夫一妻”并存，惟有清代12任皇帝全部一夫多妻。
　　过去人们常说“多妻多子多福”，这话并没有多少科学道理。且不说妻子一多，难免会有争风吃醋、勾心斗角之事发生，而且多妻也未必多子，南宋高宗皇帝赵构有妻7人，却没给他产下一个子嗣，到了最后，还得从族人秀王赵子称那里过继来一个义子继承皇位，这个义子就是南宋二任帝孝宗赵伯琮。明熹宗朱由校有妻4人，也没留下一个子嗣，帝位只好留给他的弟弟朱由检(崇祯)，清穆宗载淳有妻5人，也没有留下一个子嗣，帝位只好由其堂弟兼表弟载湉继承。
　　有人开玩笑说，因为是周公定的周礼，而不是“周婆”定的周礼，所以，一夫多妻似乎成了一件亘古不变的常理，但是，并非所有的正宫皇后(皇帝的正妻)都能对此容忍，一个最有名的例子是隋文帝的正牌妻子独孤皇后，她与丈夫一结婚时就逼丈夫表态“誓无异生之子”，丈夫当了皇帝之后，有一次“花”心大起，临幸了一个复姓尉迟的宫女，独孤氏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将尉迟氏处决，保住了丈夫与她一夫一妻的局面，但当她刚一去世，其夫文帝杨坚就又册立了好几个妻子。这个例子说明，好色、多妻乃是皇帝们的一个共性，也是他们的一个天性。
　　饶是如此，检阅古今史籍(正史)，我们也从未发现有哪一位皇帝曾经有过“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
　　以前的一些通俗文学作品以及民间口头文学中，常常把隋炀帝杨广和金朝第四任帝完颜亮“提”出来示众，说他们如何如何地荒淫，有成千上万的妻妾，这种夸大其辞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无知和误解，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创作者们所带有的一种灰色的欣赏心理。
    皇帝的儿子都能封王吗
　　“父为皇，子为王”这句流传甚广的话其起源于何时已经不可考，但却像公式与定理一样，被人们所认同。成千上万的人在口耳相传时，也就不知不觉地步入了一个误区——
　　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书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并没有明确指“王”非皇帝之子莫属，后来，一般的老百姓被皇宫的神秘光环障目，觉得作为“金枝玉叶”，就像皇帝的女儿都封公主一样，皇帝的儿子也都应是“王”，这种说法对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国王、郡王、亲王、铁帽子王并非全等于皇帝之子
　　要搞清皇帝的儿子是不是都是“王”，我们首先就要搞清从古代到清代，中国究竟有多少种(注意，不是多少个)王。
　　中国之“王”并不与“皇帝”同步，“王”的产生远远早于“皇帝”。
　　夏、商时代就已有关于“王”的传说，到了周代，无论是西周还是东周，朝廷的最高统治者一律称“王”，如文王、武王、幽王、平王等。
　　进入战国时代，诸侯蜂起，“以力不以德”，“拳头大者为王”——有很多原来由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国君也自封为“王”，有名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国君到了后来全部称“王”。
　　有意思的是，秦始皇扫平六国以后，自封为“皇帝”，但他却没有封他的任何一个儿子为王。就连他的嫡长子扶苏、最宠爱的儿子胡亥(即后来的秦二世皇帝)也都只是“诸公子”的身份。
　　因此，“王”不仅远远早于“皇帝”，而且在“皇帝”产生以后也并没有马上与之同步运作。
　　刘邦手提三尺宝剑，创立西汉帝国之后，“皇帝”方与“王”同步。
　　从西汉第一位王代顷王刘喜开始，到清代最后一位王孚敬郡王奕譓止，各式各样的王爷真是数不胜数。
　　概括起来，这些“王爷”可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国王”。此封爵始于西汉时代。汉高祖刘邦把自己的儿子和兄弟分封到各地，立国为王。如西汉初年有名的“七国之乱”，实际上就是“七王”之乱。其中：刘濞是吴国王、刘辟光是济南国王、刘贤是菑川国王、刘卯是胶西国王、刘熊渠是胶东国王、刘遂是赵国王、刘戊是楚国王。
　　“国王”一名一直沿用到明代。宋、元时期又以之为封号，如北宋帝国扫平江南之后，封原吴越王钱俶为淮海国王。
　　第二种是郡王。郡王也是爵位名。从西汉到三国，封爵都只有王爵，晋武帝封子弟二十余人为王，他一反汉、魏时代“封国为王”的做法，将这些子弟分封在郡，但当时尚未正式使用“郡王”之名。正式使用“郡王”的是隋代，隋代官制规定，郡王位在王之下，唐袭隋制，但改郡王为次于亲王一等的封爵。除了皇室成员以外，有些臣子也可封郡王。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清代以前，郡王多与具体的郡有一定关系，像东晋的司马道生，他的封爵是会稽王；再如司马郁，他的封爵是临川王——会稽、临川均为当时的郡名，而清代的郡王都不与具体的郡挂钩，如胤禔(康熙之子)之封号直郡王、胤禧(康熙之子)之封号慎靖郡王。郡王中的“直”、“慎靖”等都只是一种美称，而不是某一具体的郡名。郡王的地位在清代位在世子之下，属十四等封爵中之第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