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一个士兵基督徒和他一家人非常感人的见证

馨香祭

在法兰克福家中，对海伦和孩子们而言情况是越来越糟。他们所需用的衣食都是严格限量供应的，而且只有当海伦递上适用的配给卡时才可以买得到。每人每天就是一块土豆，两片面包，孩子们可以得到一品脱牛奶。在圣诞节有一粒橘子，复活节每个人可以得到一个蛋。每六个月有一罐头火腿，每个孩子在春天可以得到一双鞋。

但这样情况下士气依然高涨。希特勒开始入侵邻国却没有遭太多反对，德国人乐观地希望战争会很快结束。

库特和洛蒂都在路德维希港公立学校（Ludwig Richter Schule）上学。库特很爱上学——主要是因为在那里他每天都可以听到关于希特勒计划振奋人心的最新消息。他的老师介绍了德国的潜水舰队、战艇、飞机、炸弹、坦克，还有希特勒正在研制的一种新型极好的“秘密武器”。

不久海伦所不得不面临的信仰考验，较比洛蒂和库特在学校所接受的洗脑严肃得多。

Naz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已经变得壮大——现在正驾御着德国政治。人们觉得成为纳粹党的一员是非常光荣的事。纳粹党员会给予很多特权和好处，包括更多的衣食配给，如果需要还可以有工作。但是海伦知道她永不能认同纳粹的主张。

但是保持反对的立场并不容易。在商店及公共场所，人们可以从是否用德国新式问候语来马上判断你是否忠于希特勒，即一边说着“Heil Hitler”(向希特勒致敬)，一边举起右臂。如果还用旧式的“Guten Morgen”（早上好），或者“Guten Tag”（您好），就会被认为是对国家不忠。海伦拒绝在这样的压力下屈服。

一天傍晚，有人来敲她的门。门外站着是多凌先生，一个成为政党官员的邻居。

“向希特勒致敬，”他向她问好，伸出手臂敬礼。

“晚上好。”海伦谨慎地回答。

“我能进来一会儿吗？”

海伦平静地开了门，让他来到起居室。

“哈瑟太太，”他开始说起来，“我们发现你还不是我党成员。多年来我注意到你和你的丈夫一直都是模范市民。你就是我们想要吸收入党的那种人。我是派来邀请你入党的。”

他在解释入党后的特权时，海伦用清澈的蓝眼睛看着他。

“配给会是双倍的，”他说，“你的孩子们每年会得到不止一双而是两双鞋子，两套衣服，还有冬天用的暖和大衣。你和孩子们暑假会有六个星期到山上或是海边度假，食物不受配给限定。你们可以随意吃想吃的。”

“主啊，”她默默祷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如果我不想入党，就会和这个人疏远，并使我和小孩子们的生命受到威胁。也许现在的情况是要像以斯帖皇后一样表面上服从，而仍在心里保持忠诚呢？求你赐我聪明智慧！”

多凌先生完成了说客任务，就把入党申请和钢笔递到她手中，期待着望着她。

海伦把这些推了回去。“多凌先生，”她说道，“我的丈夫从战争第一天起就去了前线。我注意到这些党员却还在这里。我不想入这样的党。另外，我已经属于一个团体了。”

“是什么党？”他轻蔑地问。

“耶稣基督的团体。此外我不需要其他的了。”海伦回答。

多凌先生对她的勇气目瞪口呆。接着他的脸上开始出现受辱的神色。“我们等着瞧！”他咬牙切齿愤愤地说。他砰的一声关上身后的门，噔噔地走出了屋外。

从那天开始，他就与海伦为敌了。他知道她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友，但多凌先生开始散布谣言，说她是个犹太人；随着战争的继续，这将给海伦带来非常大的麻烦。他常常在半夜边按她家的门铃边用拳头敲门。海伦的心剧烈跳动着，她打开门想着会不会是盖世太保（纳粹秘警）半夜来搜查逮捕她。但却是多凌先生。

“明天晚上，”他咆哮着，“除非你入党，否则你的孩子们就会被带走。”

有时候海伦和孩子们会藏在邻居家，直到她认为家里安全了才回来。其他时候，受惊的孩子们会藏到床底下，她就不理会这种夜半侵扰。

几个月过去了。德国的幻想破灭了，他们被迫意识到战争比预期还要持续更久。但他们仍然认为胜利是确定无疑的。

生活状况更糟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应征入伍，农场产量下降，即使用了配给卡食物也还是越来越少了。

在公共场所，每个犹太人都要在衣服上别一枚明亮的黄色星星，或者在戴在黑色的袖章上。他们不再让进电影院，宴会厅，甚至连公园也不让进了。在杂货店里，他们总是要最后才被接待——如果还有的话。对犹太人友好的德国人会谴责为不爱国。

邻居侯玲太太(Frau Holling)曾在哈瑟的寓所住过好几年。她的丈夫是个士兵，因此她十分受人敬爱。一天早上，当海伦离开家去杂货店的时候，她看到侯玲太太拿着购物篮在等她。海伦非常吃惊地发现她的大衣上别着一枚黄色星星。海伦没想到侯玲太太是犹太人。

“早上好，”海伦愉快地向她问好。“你也去购物，我们一起走吧。”

两人经过多凌先生起居室的窗口时，海伦看到网眼的纱帘开了一小口子，然后又关了。她和一个犹太人的友好往来已经被适时看到了。

“哦，哈瑟太太，”侯铃太太说，“我不知道事情接下去会怎么样。多年来一直对我友好的邻居们不再和我打招呼，说话就更少了。在杂货店里要等到所有的日尔曼人走后，他们才接待我。有时候我要在外面等上几个小时——然后就只能有最差的东西了。他们经常什么都不卖给我。”

“听着，”海伦说，“我有个主意。你告诉我你需要的东西，然后把你的配给卡给我，你在这转弯口等，我去帮你买，这样他们就看不到你了。”

侯玲太太咽了一口水，她说：“哈瑟太太，你不能这么做。你连和我讲话都很危险。如果被发现，你就糟了。”

“我是个信徒，”海伦只是简单地说着，“上帝能够保佑他的孩子们。包括你和我。”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好心的，”侯玲太太真挚地说。“现在我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了。”

从那时候起，海伦都去杂货店帮侯玲太太买东西，也买她自己的。

几个星期后的一个傍晚，海伦听到门上有轻轻的敲门声。侯玲太太满脸泪水站在那里。海伦赶紧把她拉进屋内。

“出什么事了？是不是听到你丈夫什么消息了？”

“哦，哈瑟太太，”那女人抽噎着。“我的一个朋友得知我很快就要被捕送往集中营了。我的家具都藏在朋友们那里了。如果我被捕，请在我丈夫回来时告诉他发生的事。”

两人相拥而泣。然后侯玲太太悄悄离开了她家。

第二天早上，当海伦正在洗楼梯平台时，听见几个邻居女人在谈话。

“昨天晚上盖世太保来了，逮捕了侯玲太太，”有人说，“她被运送到Theresienstadt去了。”

“也好，”另一个人说，“我们不希望敌人住在附近。”

接着她们压低了声音，轻声耳语地继续聊天。海伦看着她们，看到她们正意味深长地望着她。

战后，侯玲太太回来了。她被提名执行的前几天，Theresienstadt集中营刚刚解放了。她一回来故里，她的邻居们——担心她会告发他们——就都不辞辛苦地讨好她。但她拒绝再和他们交往了。

法兰克福的人们更贫苦难堪了。秋天的时候，农民收完土豆，海伦获准去拾取他们剩下的。每天一放学，她就和孩子们带上一个梯子型的小手推车去地里，然后在那里挖出只有樱桃大小的小土豆。渐渐地，他们就装满几个麻袋了——每袋100磅。直到地被严寒冻住，他们才停下来。这活儿叫人筋疲力竭腰酸背痛，但现在他们的地窖里藏了满满30袋，足够一个冬天吃了。

在最严寒的几个月里，有一天晚上海伦听到门上有轻轻的敲门声。她开了一点点，一个邻居悄声进来紧紧握住她的手。

“哈瑟太太，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得帮助我！”她喘着气。“我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可怜可怜我吧！”

海伦把这个慌乱的女人拉到起居室。纽曼太太（Frau Neumann）通常不与人往来。海伦能知道的就是几个月前她的丈夫阵亡了。

“你先静一静。发生什么事了？”海伦问。

馨香祭

她低声说出了她的事。纽曼太太和一地下组织有联系。她一直在藏匿犹太人，直到该组织在国内为他们找到可以信任的家庭来安顿。现在她正藏了一个13岁的男孩子。有人暗暗告诉她，盖世太保，就是可怕的纳粹秘警要来搜她的房子了。

“哈瑟太太，请为我藏好这个男孩子，”她乞求着。“没有人会怀疑你。如果你不帮我，我们就都完了！”

纽曼太太一点儿也不知道海伦也已经被怀疑了，因为她守安息日，并拒绝加入纳粹党。海伦想到她三个幼小的孩子会因此受到危险。但是她不能让这个男孩子送死。她很快同意了。深夜里那个男孩子到了。海伦守在门边，无声开了门让他进来。她严肃地告诉孩子们不能向任何人说他们家来了秘密的客人。

几天以来都非常平静。然后在一天下午，海伦听到门铃声，门外站着三个身着长长的黑皮大衣的人——盖世太保。

“哈瑟太太，”他们开门见山地说，“你被怀疑在家里藏了一个犹太人。我们有搜查证。如果我们找到的话，你知道你和你的家人会怎么样吗？”这不是问话，而是声明。

“现在我们问你，‘你是不是藏了一个犹太人？’”

海伦的脑中闪过几个混乱的想法。如果能救那个男孩子和我们自己，上帝会赦免谎言吗？如果我说了真相，我们就都完了。主啊，救我！

她往外走了几步，最后结结巴巴地说：“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就来搜我的房子吧。”

“哈瑟太太，”他们又问，“你是不是藏了一个犹太人？”

海伦又一次邀请他们来搜房子。

第三次他们问，“告诉我们，你是不是藏了一个犹太人？”

海伦把门开得很大，示意那些人。“请随意搜吧。”

那些人相互看了看。他们一句话也没说就转身离开了。

过了几天，地下组织来接那个男孩子，把他带到国内一个安全的地方，在那里他度过了战争时期。

在学校里，库特和洛蒂每天都接受洗脑，被教导日尔曼民族优越性，而且德国必然胜利。何时大批大批的法兰克福人应征上前线，孩子们就要集合在学校的操场上。他们要站着一边举起右手做向希特勒致敬的礼，一边听着冗长的政治长篇大论。那时候孩子们就发明了对付疲劳的方法。他们打了预先说定的一个信号，然后操场上的角落里就有人开始打架。当大家的注意力转移时，全体学生就都换了手臂。老师们不断被干扰，一直都没发现集会结束时候，孩子们是用左手敬礼的。

但比洗脑问题紧迫得多的是守安息日。学校一周上六天课。通常，复临信徒会获准他们的孩子安息日不用上学。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在安息日把孩子们留在家里就意味着会被怀疑为犹太人。

经过商议，基督复临安息日会Hessian教区的会长建议教友们说，因为现在危险的政治局势他们应该在安息日把孩子们送去学校，一直到战争结束。“上帝会理解我们非常的环境的。”他对教友们这样保证。

海伦仔细想了他的建议。她已经被怀疑是犹太人了。何必再惹恼政党官员呢？但她又想起孩子的爸爸上战场前的分离祷告：“帮助我们在信仰上忠心。”她决定忠心守安息日，向上帝祷告求取特别的力量来胜过试探。安息日早上，她和孩子们平静地离开家，坐电车去了教堂。

很快她就接到校长的一封信，请她去他的办公室。

“哈瑟太太，”他说，“老师们报告说你的孩子们星期六没去学校。你是犹太人吗？”

“不是，”海伦说。“我们是日尔曼人。但我们也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友。”

“请你向我解释一下好吗？”

“根据圣经，”海伦说道，“星期六是我们当敬拜上帝的安息日。一直以来我的孩子们星期六都没有去学校。我知道这对您来说是个不小的决定，但我想请求您准许他们星期六呆在家里。”

校长盯了一会儿窗外，然后叹口气摇摇头。

“哈瑟太太，”他说，“我帮不了你。我尊重你的原则，但无法支持你。我已经被政党官员指控在学校里藏匿犹太人了。”

他翘起脚。“我得坚持要您的孩子们星期六来上学。我保证我得亲自确定他们来校了。他们通告我，如果不加强星期六出勤管理的话就会失业的。”

海伦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就在几年前，犹太人弗朗克(Frank)一家搬到哈瑟家附近，他们的两个小女儿安妮(Anne)和玛格(Margot)也到了同一所路德维希港公立学校。

馨香祭

那时候刚通过一项行政机关改革法案，它规定德国所有机关部门，包括学校和大学，要“彻底清除”犹太人。玛格的校长华特郝斯肯(Walter Hoesken)把她留了下来，他和玛格的老师就都被纳粹党解雇了。

海伦想，究竟值不值得弄出这么个麻烦，只是为了不在安息日早上上两个小时学？毕竟我们还有剩下的时间来守安息日并敬拜上帝。我有资格使这个人的工作受到威胁吗？上帝真的那么介意吗？

然后她听到上帝在她心里说话：“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

她平和而恭敬地说。“我要对上帝负责，而不是你。”她说。“我不会在星期六把孩子们送到学校来的。”

“很好。”校长回答。“后果我就不负责了。如果问起来，你希望我怎么回答？”

“叫政党官员和学校董事会来找我吧。如果我忠心的话，上帝会为我争战。”

海伦回到家中，把孩子们聚在身边一起祷告。“主啊，现在对我们来说是危险时期。求你保守我们脱离本国的敌人。”

她停了一下，抱紧了孩子们。“主啊，”她恳切地默祷着，“永远都不要让我的孩子们变得比你对我更重要。不要让他们成为我的偶像。”

过了几天，孩子们带回了消息。他们的校长因其他原因免职——他应征入伍了。几个星期后海伦在报纸上得到消息他阵亡战场了。

多凌先生明白他的侵扰没有威胁到海伦，就用了其他手段。一天一些打扮很漂亮的女人出现在她的门口。

“哈瑟太太，”她们说，“你也许还不知道元首对德国妇女儿童的支助吧。我们想请你加入妇女纳粹联盟。如果你加入了，你的食物配给就多了，而且你的衣物津贴也会增加的。你和孩子们将被送往乡下去度假，费用政府出——还有呢，库特，洛蒂和杰德还可以参加夏令营。”

她们说的对，海伦想着，我曾看到纳粹邻居们度假回来，得到休息晒得又黑，他们的孩子们有鞋子穿而且打扮很漂亮。但是我不想和希特勒组织有任何关联——因为如果我接受了他们的好处，我就不能拒绝他们的命令了。

这些女人来了好几趟。

“很抱歉，”海伦不断地对她们说。“我不能加入你们的联盟。”

但是她们还是继续劝她。一个寒冷的早春傍晚，库特给那些坚持不懈的女人开了门。

“我们能见见你的妈妈吗？”她们问。

“我妈妈在休息，她发烧了。”他说。

“是很重要的事儿，”她们说，所以库特就带她们来到卧室。

她们很礼貌地问了海伦的病，然后脸上严肃起来。

“因为现在德国正遭敌国炸弹的攻击，”她们中的一个发言人说，“元首命令为安全起见，孩子们要被疏散到乡下去。”

海伦警惕地看着她们

“纳粹妇女联盟被派任命执行这项任务，”她们继续说。“我们帮你起草了文件。你只要签个字就可以了。”

海伦伸过手拿文件，开始认真看。

“哦，你不需要读这些套话。”一个女人说。“你知道有多乏味的！仅仅是辞令而已。总之，就是说你同意你的孩子们被安置在巴伐利亚一个很不错的收容所里，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很好的食物还有人照顾他们。现在，如果你签字了，我们就不再来打扰你了。我们会把一切都处理好的。”

海伦正发着高烧，她说，“这简直太疯狂了。孩子属于母亲。”

她不顾她们的反对读了文件。她得知，签字就是向政府表示同意孩子们被安置在集中营。

她把这些文件还回去，说，“我不会签字的！”

这些女人扯下表面的斯文，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我们要指控你。”发言的女人说。“这会有后果的！你会接到我们的信！”她们关了身后的门，海伦倒在枕头上，筋疲力尽了。

那天晚上，孩子们听到妈妈的祷告更加恳切了，而且非常非常地不一样。“我们的天父啊，我恳求你保守我们脱离伤害与危险。求你别让我和孩子们分开。如果我们活着，让我们一起活；如果我们要死了，就让我们一起死吧。”

后果当然是会有的，但在那时候无论是那些女人还是海伦都不知道会是什么。战后，美国人来了，海伦看到这些女人被士兵们赶出了家，只允许她们带上手提包。

馨香祭

当海伦在家里和纳粹党争战时，弗兰兹和先遣队的队员们在离法国边境50英里远的地方筑桥。希特勒的计划是入侵法国。

当然法国也预见到这点了。11年来他们一直在加强边境地区防御，建成了87英里长的堡垒。

这就是最著名的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花费最庞大制造最精心的防御工事系统。整个系统都安了暖气，地下100英尺深有地铁火车来往于营房和枪支厢，军火库和小卖部、电影院、紫外线室，运送着驻扎在那里的50万士兵。法国人认为马其诺防线坚不可摧。但由于自满，他们没有将强大的德国空军部队Luftwaffe放在眼里。

在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用大量俯冲轰炸机轰炸了马其诺防线。第二天50 装甲车和步兵分队就突破了防线。法军非常震惊，几乎毫无抵抗。5个星期内，他们的军力就瓦解了，纳粹德国国防军（Wehrmacht）到达巴黎，并且希特勒亲自出席在Champs-Elysees举行的胜利阅兵仪式。

就在那年的5月，先遣队接到命令要离开他们驻扎了九个月的Nierstein。但当他们最后一次经过他们的浮桥上火车时，也还是不知道要去哪里。

弗兰兹好奇地望到窗外，想看车站站牌名：Scheid, Blittersdorf, Saaralben.

Saaralben.

现在他知道他们在Saaralben地区了，非常靠近法国边境。但火车没在那里停下——它最后停在了Saargemuend的一个站，已经在法国境内50英里了。虽然离家只有一天的路程，但他们在敌国境内，感觉有一百万英里远。

Saargemuend市民已经被疏散了。

“天父啊，”弗兰兹祷告着，“当地的居民都走了，现在我没有地方可以换食物了。你知道我已许愿只吃在你眼中看为洁净的食物。求你指教我要怎么办？”

那天晚上弗兰兹和卡尔霍夫曼来到晚餐台前，他看到一个高高瘦瘦的人在分餐。

“这是谁呀？”他问。

“这是新来的助理厨师，”卡尔说。“原来那位生病就被换走了。他叫威利菲希尔(Willi Fischer)。看起来是个不错的人。”

“他好瘦啊。”

卡尔点点头。“看起来是个瘦高个子。不过看看——这样子弹都很难打到他！”

轮到弗兰兹时，他没拿他那份冷肉块，只拿了面包。威利温和地看了他一眼，但什么也没说。

一天一天过去了，弗兰兹都不拿猪肉或是猪油，威利好奇起来。最后，当威利把土豆泥放到弗兰兹的盘子里时，他轻声说：“等我分完餐时来找我一下。”

弗兰兹想知道威利要做什么就去了。

“你好，士兵，”威利说。“我注意到你不吃猪肉。是不是有什么健康问题呢？”

“不是的。我是一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友，遵行上帝在圣经里指示我们的健康法则。”

威利扬起了眉毛。他盯了弗兰兹一会儿。

“好吧。”最后他说，“我对那个一点儿也不知道。但我不想让你挨饿。”他朝左右看了看，压低了声音说。“我要帮你一下。你就最后一个来晚餐台。吃猪肉或猪油时，如果可以的话我就给你别的东西替代。”

他说到做到了，威利每天晚上都给弗兰兹四盎司的奶油，而不是每周两次两盎司了。吃香肠或是冷肉的时候，弗兰兹就分到双份的奶酪，有时候还有一罐沙丁鱼。很明显，上帝用了威利来照顾他的饮食。

先遣队接到命令要跨Blies,Saar和Moder河以及那里的支流运河上筑桥。在跨了莱茵河之后，他们信心十足，这些小河流简单得就像儿戏。

但很快他们就遇到了新的挑战。在探测Blies河底寻找最佳支架点时，随着一道水泉喷射向高空，震耳欲聋的响声击昏了他们。法军在他们的匆忙反击中，还是在水路里埋下了水雷。现在先遣队在开始筑桥前还得先用扫雷艇，德国警卫夜间要巡逻河岸，以防有更多麻烦。

作为法国占领军的一部分，先遣队要巡逻检查民宅以确保没有法国士兵藏在那里。偷盗是被禁止的，但是没人看见的时候，士兵们就在口袋里装满能带走的所有东西。

晚上的时候弗兰兹很惊讶地看到这些人偷来的珠宝、手表还有其他首饰。他们自豪地比较所偷来的东西，还吹牛着说起他们发现了房主秘密的藏宝位置。弗兰兹觉得他必须说点什么。

“你们在国内都是正直之人，”他说，“你们都有妻子和孩子。在家里你们不会偷窃。不要让战争改变你们的道德观，使你们在这里变成了小偷。你们的家人会怎么看你们呢？”

这些人羞愧着脸转过身去，在反常的沉默中开始脱衣服上床睡觉。

当他自己脱衣服时，弗兰兹感到口袋里有一个小小的异物。是什么呢？他伸进去拿出了一轴线。

他是在哪里弄的呢？

弗兰兹很快想起来了，他的身子羞愧得发热起来。

那天早上他进了一家灰色的小屋。他搜查了厨房和卧室，什么也没找到——只有吃了一半发霉的一片面包，拉开的办公桌抽屉，没整理的床铺。所有都是匆忙离开的迹象。

他上了一个窄小的嘎吱作响的楼梯，搜了阁楼，在那里他发现在一架纺车上有一件半完成的小女孩的裙子。一轴黑色的线还立在纺锤上。线在德国非常少有；他知道海伦在家会用到的。他把线塞进口袋就完全忘了这件事。

直到现在。

弗兰兹对刚刚自己向其他人所指出的罪非常愧疚。圣经读者和嚼萝卜的家伙竟也是假冒伪善者。他双膝跪下，寻得了解除懊悔之道。

“哦，上帝啊，我做错了，”他祷告说。“我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主啊，我比他们好不了多少。求您赦免我。我要把它处理好。”那天晚上他躺在枕头上几乎没有睡。

第二天早上，弗兰兹找到那个灰色的小屋，爬上了阁楼，把线轴放到了纺锤上。他比来的时候更悄声地离开了。当然，他知道这里会有下一场洗劫，很可能把整架纺车连同线一起带走。他知道当房主最终回来的时候会发现什么也没有了。但当他第二次悄悄走出阁楼时，他把对非己之物的贪恋之意丢在了身后。他绕开了那捆绑他灵魂的贪婪的黑线。

馨香祭

1940年6月，有命令下达给先遣队上波兰去。军用火车装饰着血红的纳粹旗，带着“Raeder Rollen Fuer den Sieg”的口号——向胜利前进——把他们送到了波兰的东南部。

他们驻扎在Lublin,Terespol和Trawniki镇上，过得还算不错。但是他们不禁注意到乡下的农民过着极穷困的生活。他们的房子是茅草屋顶的泥巴房，没有电。他们把长竿放低，让系着水桶的一头够到水，就这样从典型东方式的公共水井里打水上来。女人们肩负木制扁担，每次都挑两桶水回到她们的小屋去。

大人和孩子一样都是光着脚的。只有在星期天，他们外出去教堂的时候才穿鞋子——即便是那样的时候，他们也是先把鞋带绑在一起挂在脖子上，到离教堂100码（约91.44米）远的时候才穿上。

在波兰，布朗德上尉决定让弗兰兹更多地运用他所擅长的打字与办公技巧，以及多年来因从事文字布道出版工作而具有的组织能力。所以弗兰兹现在被提升为Obergefreiter（一等军队书记）

随着新任命而来的还有一些特权。就像其他德军的官员一样，他不再需要佩带标准的军用来复枪，而是可以自由选择一种枪支。叫同志们忌妒的是，弗兰兹立刻交还了来复枪，而用了一种可以插在腰带里的轻型左轮手枪。

现在他更是只用在室内工作了。在严寒的冬季，他的办公室总是温暖又舒适。但最令他欣慰的是他可以安排好工作进度，这样每个安息日都可以休息了。

战争期间的第二个圣诞节来临了，先遣队正驻扎在Krasnystaw。高架台又被摆开来庆祝了。每一位士兵都分到有葡萄干的圣诞蛋糕，还有一瓶酒。但这一次，弗兰兹就不需要自己带喝的来了——他的位子上摆着一瓶葡萄汁。

但是军中的情绪并不乐观。上个圣诞节，每个人都有点儿惊讶地发现战争还没结束。这一次更有明显迹象表明战争的结束并非近期之事。尽管德国和苏联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士兵中间却流传着这样一种黑色的传闻：希特勒正计划攻打苏联。

有些极其不详的证据支持这种传闻。比如，先遣队接到严格命令要疏散所有Bug(读作“boog”)河两岸城镇的波兰居民，Bug河正是波兰和苏联边境的一部分。

并且，先遣队被指派要秘密收集造桥的材料，乘毫无戒备的苏联兵在对岸巡逻时把它们堆放在宾水区的房子后面。理由很明显：如果德国对苏宣战，苏联炸桥的话，先遣队可以很快重建，这样就可以继续推进了。

1941年6月22日凌晨三时，传闻成为了事实。希特勒沿波兰边境入侵苏联。苏联轻信于苏德条约的虚假平安，毫无反抗之力。他们对这次侵袭非常震惊，甚至连炸桥的时间都没有。

但即使开始进展顺利，弗兰兹还是有个预感，这次不像早先时候对西线轻而易举的作战了，它将是漫长而血腥的。他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上帝，并确知他是在上帝的看顾之下。

“现在还要做一件事情”弗兰兹自言自语。“我已经拖好久了。现在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他匆忙来到镇上一家木匠铺。

“请给我一张纸好吗？”他问店主。他在纸上很认真地画了一个像托墙用的托架形状的东西。“请为我按这个形状做个木块好吗？您可以收下这块香皂和巧克力做为交换吗？”

木匠的眼角因快乐而发亮了。“当然可以。”

那个人开始做了，弗兰兹守在窗旁，看着路上来往的人。他已经为此时计划很久了，他不可以被人发现的。

快点，快点，快点…他发现自己心中一直在反复说着这几个词。

“给你。”木匠终于说话了。

弗兰兹谢过了他，把这个简单加工好的装备塞在内袋里。他朝两边看了看，然后离开了铺子。

回到他的办公室，他拿出小刀开始削那块有棱有角的木头，直到边缘都成了弧型。然后他打开一罐亮鞋油把它涂得乌黑发亮。他开了书桌的抽屉把这个东西埋在一叠文件下面，然后去了军队修鞋匠那里。

“华特，”他说，“我觉得我们很快就要奉命去苏联了。我发现把手枪塞在腰间有点儿不舒服。你可以帮我做一个标准手枪皮套吗？”

“没问题，弗兰兹，”华特(Walter)说。“明天过来。我就做好给你。”

第二天弗兰兹来取那做工精致的黑皮手枪皮套。只剩下一件事了。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在黑暗的遮蔽下，他把手枪塞入皮套走向镇边上，他曾在那里看到一个小湖。一到那里，他就伸进皮套取出了枪。

就在那时，他听到德国人的声音——士兵们在巡逻。在他所有周密的计划中却忘记考虑巡逻兵了。他蹲在灌木丛后面汗流满面。

他的思想和祷告混搅在了一起。主啊，不要让我被抓到。他们怎么这么慢到这里？他们来了。别动了，屏住呼吸。主啊，求你与我同在。他们停下来了。他们看到我了。不是，其中一个人正在点烟。

“沃尔夫冈，”一个士兵说。“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哦只是一只兔子。别这么紧张！”

他们继续往前走。弗兰兹等了几分钟，然后站起来。他握紧了枪管，手臂用力一甩，把它抛入湖中。水花声非常响。

“沃尔夫冈。那是什么声音？”

“不知道。我想是在水里。”巡逻兵跑了回来，他们用手电筒四处扫着地面。

如果他们发现我的话，就完了。

弗兰兹平趴着，不敢呼吸。巡逻兵走到离他只有一个手臂那么长的地方。沃尔夫冈叫道，“谁在哪里？”

他们静静地等了一会儿。然后另一个士兵轻声笑了：“可能只是鱼跳了一下呢。”

“不知道。”沃尔夫冈半信半疑地说，“我还以为看到什么东西在动呢。”等了好久，他们又往前走去，最后消失在了远处。

弗兰兹颤抖着默默祷告感恩，然后跑回营地回到办公室。他从抽屉里取出黑亮的“托架”用力塞进他的手枪皮套里扣好。这将是他带去战场的唯一武器。

“主啊，”他祷告着，“这是向你显明我真的不想杀任何人。很显然我有天赋的好枪法，所以不敢自信带着武器会怎么样。现在我只带着这块木头，即使被人攻击也无法自卫了。我要信靠你为我的保护者。我的生命在你手中。”

弗兰兹好不容易才在床上躺下来。恐惧感不容他入睡——不是怕会遇见敌人，而是怕那些后果。

他想起了几天前听到的一则严肃的新闻。小路德维希(Ludwig Klein)，一位另一营的士兵带着一个麻袋溜达到厨房里。

“你拿了什么？”厨师问。

“一块奶油。”

“一块！多少？”

“50磅。”

厨师盯着他。“我已经几个月没有供应的奶油了。你怎么可能在一个饥荒的国家里找到50磅奶油？你知道不许偷盗的命令吗？你这么做真是疯了！”

“别担心。”路德威格微微笑着。“我没偷。这可是光明正大的。是我换来的。”

“用什么换的？”

“手枪。”

“Gott im Himmel天哪! 武器？”

“别担心。当地人都是好人。他们只在射程内射击目标。”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少校听闻了此事，路德威格当晚就被当即处决了。把武器交给敌人是对本国的背叛之举，是要被处以死刑的。一个德国兵死于其他德国人手中，多么骇人听闻啊！弗兰兹知道如果他被发现了，很可能是同样的下场。他再一次向上帝呼求祷告，最后就睡了。

6月30日等待中的命令颁布了：先遣队第二天要去苏联。

馨香祭

“亲爱的上帝，”海伦恳切地祷告着，“我开始觉得呆在这个城市里太危险了。我随时可能因藐视纳粹党而被捕。请为孩子们和我预备安全之所吧。”

她想起在德国南部一个遥远的地方住着菲希尔(Fischer)太太，那个很有爱心的“菲希尔婶婶”。她是个寡妇，一个忠诚的复临信徒。

“菲希尔婶婶，”她很快写道，“我和孩子们可以去你那里住吗？我们会尽力分担开销的。”

“当然可以，”菲希尔婶婶回了封热情且鼓舞的信。“如果每个月你可以帮忙出25马克，加上一点儿柴火钱的话，我可以给你一间两个床铺的房间。只要带上杰德的小床还有一些床单碗碟就好。我会请我的农场工人麦克每天都去车站看，直到你们到达这里。他会帮你们搬行李的。”

海伦松了一口气。她很快算了算，丈夫在部队期间她从政府得到的妻小补助款够支付法兰克福的房租，加黑森林的费用了。她感恩的祷告着，打包好了一些家用必需品，带着它们和孩子们上了火车。

对库特、洛蒂和杰德来说，这六小时的旅行既快捷又兴奋。孩子们非常激动要到乡下去了，他们向铁路交叉道上的行人挥手，看着电线杆飞一样地过去。尽管被担忧困扰着，但海伦也欢欣起来了。正是早春时节，在新长出叶子的树下春天的羊羔儿在草地上蹦跳着。

“哈瑟太太，是你吗？”麦克驾了他的牛车来，在小车站等着他们。他熟练地接过东西装好，把孩子们放在上面，并请海伦和他一起坐在位子上。

很快他们就把村子甩在后头了。牛儿此时正走在未经修整的乡间小路上。

“妈妈，”库特问，“路旁的那些东西是什么？”

“是圣坛。”她说。“在这里的德国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会在路旁这些神坛前停下做祈祷。”

当经过时孩子们饶有兴趣地近距离看着它们。许多圣坛前都有几束鲜花，是虔诚的人们放在那里以使他们的祈祷更有分量，或者是因特别之事感恩而献上的。

“看哪，”洛蒂吸了口气。“那里有个小耶稣的像。还有一个玛利亚！”

海伦不想扫孩子们的兴，就什么也没说。但她在心里向上帝祷告，求他赐下特别的保守。她很清楚地知道，这种使得天主教徒热心遵从宗教的虔诚，恰恰也会使得他们残酷逼迫非天主教徒的。在这个充满偏见和迷信的地区，她的一家人将面临着什么呢？

“那上面就是菲希尔太太的家了。”麦克用鞭子指着位于山脚下的一个房子说，牛儿很快到了院子里停下来。

菲希尔婶婶住在黑森林一典型结构的农舍里。下边粉刷着灰泥，二楼和屋顶铺着风吹日晒而变了色的木盖板。皱巴巴的细布窗帘装饰着窗子，红色的天竺葵从窗口花坛伸了出去。底层有牲口棚，一家人就住在二楼的房间里。这样，冬天的时候农民就可以照料牲口，而不需要外出在雪地里。同时，牲口身上的热气也会增加房间里的温度。

菲希尔婶婶已经看到他们，跑出来张开双臂迎接他们。

“哈瑟姐妹，”她问候海伦，“我好高兴你来这里。别担心，现在很安全了。”

麦克开始卸下他们的行李，菲希尔婶婶领他们到外边的楼梯上楼到他们的房间。房间很大又通风，视野非常好，可以一直看到草地那边远方黑而绵长的群山，被冷杉覆盖着。洛蒂和妈妈同睡一张床，库特一张床，杰德就睡在他的小床上。

孩子们迫不及待要出去到处瞧瞧。他们很快换好衣服跑下楼梯。他们在路边跑着，发现那里有一个中空的圆木水道，清澈冰凉的泉水从那里哗啦哗啦地流进来，像个喷泉。

房子的后面是古老的黑色冷杉树在风中瑟瑟地响。一只红色的松鼠从树枝间看着，朝他们吱吱地叫。在另一边他们发现了一个牲口棚，里面有一只奶牛和两只山羊。几只小鸡刨着土，一只彩色尾巴的神气大公鸡在旁保护着它们。

他们围坐在厨房木桌前用晚饭，吃面包牛奶。“菲希尔婶婶，”海伦问，“人们是不是到这附近采矿呢？听起来像炸药爆炸的声音。”

“不是炸药。”菲希尔婶婶说。“那是他们建在村里山脊上的大炮冲击的声音。从这里他们攻击法国边境的防线。我们已建好大隘口了。”

战争也出现在这样一个田园森林里啊。海伦想着，非常难过。

旅行和兴奋感让他们疲倦极了，伴着哗哗的水泉声和冷杉的沙沙声，他们像冬眠的熊一样睡着了。

第二天，海伦心里默默祷告着出了门，要为库特和洛蒂登记入学。在这些偏远的山区，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神甫，接着第二的就是学校校长了。在这个天主教信仰顽固的地区，海伦该怎么说服他允许孩子们安息日不来学校呢？

她到了这个风吹雨淋破旧的校舍，小小的窗玻璃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亮。校长是个慈祥的白发之人，戴着金丝眼镜。

“我们从法兰克福被疏散到这里，”海伦解释说，“我想把我的儿子和女儿送到您的学校来。”

“哈瑟太太，我很高兴接收他们。我把他们写在名册上。他们上几年级了？”

登记表格填完后，海伦默默做了祷告，然后说，“我有个特别的请求。我们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友。如圣经记载，我们在第七天安息日敬拜上帝。我想让孩子们星期六请假。”

那老师吓了一跳，他摘下眼镜惊愕地望着海伦。

“哈瑟太太，”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我当然尊重您的信仰选择，但是没有理由同意您的请求。如果我这么做，会给我的工作带来大麻烦的。”

海伦张开口想回答，但他打断了。

“另外，”他说，“如果其他孩子得知您的孩子们星期六不来上学，他们也会想呆在家里的。先前我可是费了好大劲才使这些农民孩子来学校。我没办法帮您。”

“拜托您了，先生，”海伦很有礼貌地说，“在我看来就只是在于您怎么对孩子们解释了。”

他沉思地看了她一会儿。然后站起来，送她带门口。“我会考虑一下的。”他说。

库特和洛蒂第一个安息日呆在家里，以后每个安息日都是如此。每周一海伦都做好准备要被市长传唤去——或者更糟，是神甫。但是什么都没发生。海伦一直在祷告并在想怎么回事。

“哈瑟姐妹，”一天吃晚饭的时候菲希尔婶婶说，“你的孩子们安息日没被打扰的原因查到了。”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下午我去镇上买东西的时候刚好走在一群孩子后面。我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库特和洛蒂从面包和牛奶抬起头看着。

菲希尔婶婶笑了。“男孩子和女孩子们相互传告，说校长说这些从大城市来的人非常聪明，因此他们星期六就不用上学了。”

每个人都开怀大笑。上帝又一次解决了难题。

现在安息日的问题解决了，一家人安心地过着正常的生活。除了上学，一天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在户外，拾些木头和松果当柴烧。他们带回几把新鲜的树枝，把森林的味道带进了房间。他们在过了那“土豆之冬”后，非常想吃新鲜的东西；他们在牧场上呆上几个钟头找蒲公英、酸模和荨麻的嫩芽，海伦就把它们搅拌在一起做成美味的沙拉。

他们在茂密的山间草地上打着滚，听到潺潺的流水声，才发现有几条小溪纵横交错地流经这片草地，还没人的巴掌大呢，完全隐没在高高的绿草中。每一天都过得很快乐。

雨天的时候他们躲在牲口棚或是稻草房里玩，从麦克绑牢在梁木上的绳子吊着过来。库特发现在墙上一个黑暗角落里有一个洞，他把一链条藏在里面。他叫杰德和洛蒂来找他的藏宝地方。他们费劲找了好久也一直没找到。（30年以后库特回来看望菲希尔婶婶。他发现那条链条已经完全生锈了，还在墙内藏着。）

馨香祭

天气好的时候，这个小家庭就穿过森林走了长长的路，来到环绕着他们的大山上。他们在路边采来野生的薄荷和春黄菊的花，海伦把它们晒干冬天用来泡茶。夏天时候，他们就帮忙收干草。然后就可以摘樱桃和李子，再不久就有苹果和梨了。先前他们只能有限量的食物，在这简直就像乐园了。

孩子们学会了听布谷鸟的声音。传说如果能数出布谷鸟叫了几次，它就会告诉你会活多长时间。他们迫切地数着，直到布谷鸟的声音消失在远处。他们永远也数不完。还没上学的杰德把数字混在了一起。Eins,zwei,sieben,tausend,zehn（1，2，7，1000，10）——他放弃了！

每周五是为安息日做特别准备的，海伦徒步走到镇上买孩子们最爱吃的Linzer馅饼, 一种覆盆子馅的榛子酥皮糕点。

安息日早上少数的信徒聚集在菲希尔婶婶的家里，开始家庭安息日学和祷告。

晚秋的一个下午，库特噔噔跑上楼梯叫着，“洛蒂，杰德，快来看哪！”他抱着一只小黑猫，是一个农民给他的。库特给他取名叫彼得，很快彼得就到处跟着库特，晚上就睡在他床上。三个孩子从不厌烦他的有趣，他们把一个小松果系在长绳上，让他追着跑。当海伦搅拌牛奶做奶油时，彼得就分到一些奶油一直舔到他的小身子鼓起来，然后蹲在角落里得意地打起呼噜。

邮差把一封信送到了这个恬静之地。

“菲希尔婶婶，”海伦不让孩子们听到，低声说，“听听这个。是市长写来的信。他写给这个村子里的所有疏散人口，命令我们马上回去。”

“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菲希尔婶婶慌乱地说。

“我看了一遍又看一遍，还是不知道。”

“这个命令没有理由也无道理，”菲希尔婶婶说。“你们都没有招惹什么麻烦呀。我也没听说其他收留疏散人口的村民有什么不满的。”

海伦的声音压得更低了。“我们不能离开，菲希尔婶婶。杰德昨天发高烧，现在还没退；他走不了。并且我认为上帝的旨意不是叫我们回去城里面对逼迫和危险。”

她把孩子们聚在一起。她没告诉他们市长的信，只带着他们向上帝做了特别的祷告恳求保守。然后她去了市长家里，很有信心相信上帝会解决好的。

让她失望的是他的态度十分坚决。“很抱歉，哈瑟太太。”他说，“每个人都得离开，绝无例外。”

海伦心情沉重地回到家，告诉孩子们要帮忙收拾东西，因为他们第二天就要回法兰克福了。三个孩子开始哭泣，他们的心都要碎了。

“我们的小彼得怎么办呢？”洛蒂抽噎着。“哦，妈妈，我们不能把他留在这里。”

海伦想了一会儿说，“我们带他一起走吧。”

这个小小的好消息使他们暂时止住了眼泪，库特和洛蒂很快收拾好了他们的东西。同时，菲希尔婶婶快速出去跟送奶员商量，第二天送他们一程去车站。傍晚前所有东西都打包好了。

“菲希尔婶婶，您有没有不用的旧篮子？”海伦问。

“当然有啊。”菲希尔婶婶快步去了储藏室拿了一只回来。

海伦取了一块长长的布，沿篮子的边上织上一圈，然后在布上弄上一条绳子。把它拉直，布就收在一起成了篮子的盖儿。

“知道这是什么吗？”她问洛蒂。

女儿的眼睛睁得大大，一直看着。“是给我们的小彼得做的旅行箱。”她猜着。

第二天匆匆吃过早饭，铺盖都绑到一起了。送奶员赶着栗色的雌马驾着车也到了。他帮他们把东西放到车上，把彼得的篮子就放在他的座位边。

“再见，菲希尔婶婶。”孩子们齐声说。

“再见，”她回答，用围裙的边角擦着眼泪。

“谢谢您的好心和慷慨。”海伦热诚地说。

“我会为你们祷告的，海伦姐妹。去吧，上帝保佑你们。”

马车一启动，小猫彼得在篮子里就开始不安了。他尖声叫着，狂躁地撕扯着布。他们听到他的小爪子在藤条上抓的声音。

最后邮差受不了了。“哈瑟太太，”他严肃地说。“你不能把这只动物关在那里，他受惊了。把他取出来用手抱着。”

海伦听了他的建议。当然，彼得立刻安静了下来，心满意足于可以看到周围了。在火车站，海伦把他塞在大衣胸前的口袋里，他在那里立刻就睡着了。

车站挤满了人。轰炸已经是很严重的事了，坐火车旅行变得危险起来。有传闻说这是最后一趟从黑森林开出的列车了，并且不但所有的战区疏散人口要离开，而且附近方圆几英里的当地人也想乘机去其他地方处理一些事。所以当列车终于到站时，已经满满地都坐了人。

“就站在这个月台上。”海伦对孩子们说。“洛蒂看着杰德。我很快就回来。”

海伦尽量多地带上了他们的行李，爬上火车，失望地从一节车厢到另一节车厢找着位子。她看到一个空角落，就把东西丢下，然后跑回孩子们站的地方。

“库特，洛蒂，上去。”她把他们推上车，然后抱起还在发烧的杰德爬了上去，列车刚刚开始启动。

他们在车内走着，海伦发现所有的车厢都满了。在过道里只剩站的地方。海伦让杰德躺在角落里，他的小脑袋靠在帆布背包上。他太虚弱了几乎无法照料。

其他的乘客恶意地瞥了她几眼。

“这个女人带了所有的家当。”有人嘀咕着。“这对我们其他人来说就更难了。”

就在那时彼得把脑袋探出她的大衣。海伦缩着身子等着更不悦的评论。站在她旁边的一个人咧大嘴笑了。

“看看那个，”他说，“你把小猫放在那里。那只猫真不错。如果我能把头靠在你的胸前我也会很满意的。”海伦很尴尬，转过脸去。其他的乘客都哈哈大笑起来，紧张的气氛被打破了。

列车驶进法兰克福时正遇上一场空袭。海伦的耳边响着低沉如呻吟的警报声，她把孩子们和行李匆匆带上了23路电车回家去。

“主啊，为什么呢？”她无声呼求着。“为什么我们必须离开黑森林的安全之所？为什么我们要回到炸弹和毁灭中来呢？”

一直到几年以后，她和两个最小的孩子去黑森林度假，那时才知道她走后发生的事。

“记得那时你怎么不得不迅速离开吗？”菲希尔婶婶说。“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摩洛哥人入侵了我们村子。他们真是疯了，肆虐成性。他们抢掠，破坏，纵火。他们按着顺序到各家中找女孩子和女人强奸她们，从5岁到70岁，对他们来说都一样。”

海伦恐惧地浑身发冷。“你怎么样呢？”

“听着女人们的尖叫声，我把自己穿着破破烂烂的，把脸用灰弄黑了。我家上面上一点，住在山丘上的农民和一群摩洛哥人开始打架，让他的两个女儿有机会逃到树林里藏着。那些人被激怒了，毁了山丘，像恶魔一样大声喊叫。

“我手拿短棒一步一步走出去，用最大声音尖叫着，像个疯女人。那些迷信的人一定以为我是个巫婆，因为他们头也不回地就跑了。这样我逃脱了。但那几个月后，镇上的医院免费给被强奸的女人和孩子发放堕胎药。你和洛蒂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现在海伦知道了。上帝是最知道为什么的，祂真的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了她。

馨香祭

像法国一样，苏联也已经在为战争作着准备。但与法国不同的是，苏联已经准备好了。希特勒入侵前苏联红军就已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了，其战斗飞机是所有其他国家飞机的总和，其坦克数量超过了世上其他所有国家的坦克。

但尽管它有如此惊人的空军战斗力，德国国防军在苏德战役中刚开始还是明显取胜了。与德国签定的互不侵犯条约消除了斯大林的顾虑，西线防御最薄弱。因此当德国袭击时，他们完全没有抵御。

由于希特勒意图在3~4个月内打败苏联，他的军队快速被派往那里。在头两天的进攻中，其目标看起来很容易实现。德国空军发动突袭，摧毁了2000架还没来得及起飞的苏联飞机——几乎消灭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

只一周时间，德国就在到莫斯科的半路上了。两周，50万苏军阵亡，100万被俘。在第一个月，希特勒军队赢得了德国两倍大的版图。仅在头两次交战中，苏联损失了6000辆坦克。

1941年7月1日凌晨5：00，初战苏联才8天，先遣队接到命令要跨过波兰边境到达在Sokal的乌克兰。当他们踏进苏联的土地时，空气里充满了触电般的危机感。弗兰兹强烈地感到了。

我们现在是东线战场的一部分了，他告诉自己。我们不像在波兰一样仅仅是造桥的了。我们要开始向前方新的领土打战了。

他的手紧张地在闪亮的黑枪套上摩挲着。在它的盖儿下他摸到了那没有用处的木手枪。天地的主上帝啊，他祷告着，求你保守我。

先遣队日复一日有了新的安排。由于敌人在到处都可能突袭，他们每日赶路，在停下休息前都要仔细搜查安营地区，看有没有苏军埋伏在那里。

他们到处可见积极作战的痕迹。经过一个公墓，在那里先前的一个德国人匆忙建了一个战俘营，苏军俘虏用仇恨的目光瞪着经过的先遣队员。扭曲变形的苏联坦克、飞机和卡车倒在路中间，机组人员的尸体躺在旁边停满了苍蝇。一个到处是新坟令人心寒的地方显明：那就是一整队的德国士兵被苏军消灭的地方。

随着星期五的临近，弗兰兹开始想一些沉重的问题。

“亲爱的主，”在恐惧中，他从干裂的嘴唇发出低语，“你知道我看重你的安息日。这对你来说非常重要，正因为它对你非常重要，它对我就非常重要。到目前为止，守主的圣日对我来说非常容易，就是和别人换个班。但现在我们到前线，军规作息已经变了。求你帮助我。”

一周一周过去，帮助来了。

“军队累极了，”上尉忽然在第一个周五这么宣布。“我们明天休息。”

第二周的周五几场倾盆大雨使全军困在泥沼里。“我们要等上几天，等这些没修整的路干了以后才可以走。”布朗德上尉说。

几个星期过去了，弗兰兹发现上帝安排了一些事，这样安息日的时间总是被保护着。一直到战争结束——除了在一次最后的撤退期间，他忘记了时间——弗兰兹守好了每一个安息日。

先遣队越来越往东推进。Druzkopol,Berestecko,Katerinovka,Jampol,Belogorodka——在陌生的国家里许多不熟悉的地名。他们的机动车辆在前先行，所以他们都步行。他们背着枪和行军包，通常一天会走30英里。他们显得非常形单影只——和其他的德国军队失去了所有的联系——他们的食物变得如此少，以至最后只剩下绿得发霉长毛的面包可以吃了。

先遣队不适应长时间的长途跋涉，而耗尽全力最终就导致了伤亡事故。由于有人倒在路边要受阳光炙烤的折磨，同伴们就会把他们移到树阴下，把湿润的手帕围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这样等着死去。部队还得继续前进。

一些人的脚上长了一种水泡以至穿不了靴子了。他们就把靴子扯下，光脚走了几英里直到流着血的脚再也走不动了。同志们的恳求也好，队长们的责骂也好，都一样不起作用。

“我们没力气了。”他们说，“我们走不动了。请，请离开我们走吧。”幸运的就成了战俘。但大部分都被复仇的苏军全部杀掉了。

弗兰兹也没力气了。几天之后他的袜子破得不行了，脚上很快就长满了大水泡。趁部队停下来吃午饭休息的一小会儿，他在包里想找一块干净的布条。所有的东西都是脏的，被汗水浸渍又沾满路上的污垢。

最后他找到了一件脏内衣，把它撕成几条缠在脚上，然后再把靴子拉上。但没有用。水泡破了并且开始发炎。弗兰兹几乎拖不动脚了，终于699部队安营下来过夜。他发烧了，躺在垫子上呻吟着。

威利停在他身旁。“弗兰兹，你吃东西了吗？”

“我不饿。”弗兰兹粗声说。

“你必须喝点东西。来，坐起来。”威利把杯子送到朋友干裂的唇边。“我给你弄了些开水。”

弗兰兹艰难地咽着又咳嗽，但是还是把温热的水喝了下去。

“现在吃一点儿面包。你要保存体力。”

弗兰兹强迫自己吞了几口。

然后威利把朋友的靴子脱了下来。当看见那拳头大小的化脓伤口时，他呻吟起来。

“弗兰兹，离这儿不远有条小溪。靠在我身上，我带你去那里。如果能让脚凉下来，你就会好受些了。”

弗兰兹的手臂绕在威利肩上，一瘸一拐地走了不远到了水边。到溪边时候，他的脚已经肿胀成原来的两倍大了。当把痛极了的脚伸进那泥泞的水中时，他确实好受了些。

“我走不动了，”他呻吟着，“太累了。”

“好吧，”威利说。“在这里呆一会儿。我把你的东西拿过来。你所需要的就是好好休息一下。”

我需要的更多啊，威利，弗兰兹想着。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还发烧。脚上发炎阵阵痛着。我需要几天啊，威利。几天的休息。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什么也做不了了。明天我会像其他人一样被留下来。我知道军中的生活会很危险，但从来不知道我会向发炎低头。

他把脚搬离了水中，小心地擦干。他太累了无法照常计划读经，他取出圣经祷告前就读了一段。它打开在了诗篇118：17“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

他非常吃惊，披上那件灰色的军毯让自己暖和了点，然后躺在异乡干燥的土地上，身上发着烧。弗兰兹祷告着。

“亲爱的主，你知道我的生命是交托在你手里的。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很确定你会把我平安带回。现在你又给了我另一个应许。但现在我就是这样的，病了不能走了。除非你帮助我，不然我就完了。我知道你是信实允诺的上帝。我把我自己交在你手里了。”

最后，弗兰兹睡着了。

馨香祭

凌晨3：15他们被叫了起来。弗兰兹晕糊糊地揉揉眼睛，驱走倦意。他的头痛和发抖的症状都消失了。哦，我休息好了。如果我能把脚穿进靴子里，也许我可以再试一试。

他站起来，把脚从灰色毯子下拉出来看着。在昏暗的光中，它们显得发白。

“等一下，”他喃喃地说，眨了眨眼，再眯着。“不可能的。”

他伸出手，小心地摸着，然后越来越重地蹭着。

痊愈了。他的头发兴奋地竖了起来。我的脚完全好了。不是厚厚的癣，而是全新的没有伤口的皮肤。

他惊喜地摇摇头，穿上血迹斑斑的袜子，套上靴子；他健步走过，向惊呆的威利问候早安。战争接下来的几年里，弗兰兹的脚再也没出现过问题。

先遣队的卡车和他们又会合了，渐渐地全队都走到一起了。生活作息如下：凌晨3：00~5：00起床开始行军。全天都在前行，有时候坐卡车有时候步行。晚上就在临时的营房里稍作休息——仓房，教堂，会堂，学校。通常那里的跳蚤会把人咬得浑身又痒又痛。现在，大多数的先遣队员也都长了虱子，没机会彻底洗个干净。

这些人惊讶地亲眼看到了苏联共产主义的后果。几十年前，苏共没收了所有私有土地，把它们合并到大集体农场中，称为kolkhozes。每一个kolkhoz都由大片大片的土地组成。农场主像个奴隶一样在他们的地里干活，除了所需的食物外什么报酬也没得到。牛就关在一个很大的牲口棚里。

由于工作再辛苦些也不会得到更多报酬，乌克兰人无意在这些农场尽心工作，到处都很脏而且失修。只允许女人们养些私人的鸡，鸭，鹅——她们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上面，而没把财产上交政府。

当饥饿的德国人走过来时，他们只想到抓住那些家禽，晚上放在烤扦上用篝火烤着吃。

“哈瑟，”他们叫着，“过来和我们一起吧。”

“不，同志们，我不会觉得你们从挨饿的人手中偷来的东西好吃的。”

“好吧，圣人先生，你难道不知道在战争中没有道德正义了吗？拿上你能拿的，然后还活命的时就快乐享受这一切——这就是宗旨。另外，少有快乐先生自己也拿了些鹅肉。如果他能拿，我们当然也能。”

弗兰兹耸耸肩。“不管中尉做了什么，这还是算偷盗，”他说。“这还是错的。如果情况相反，苏军从我们饥饿的孩子们手中抢走食物，那会如何呢？”

其中一个士兵呸地一声恼怒地说。“这种谈话真让我愤怒，”他厉声说。“你愚蠢极了！你完全知道德国永远不可能被人入侵。你说话总是好像你不相信似的。如果你再不闭嘴谈那些反动的想法，我会把你打得稀巴烂的！”

弗兰兹没有说什么就转身回到办公室。两天后有命令从总部传达下来，严格禁止偷盗，任何人被发现偷盗的就会被送去监狱感化营，在那里去执行艰巨而危险的任务。偷盗活动停止了。

弗兰兹忍不住了。“看吧，”他对那些人说。“我不是告诉你们了吗？”

这事后过了几周，弗兰兹又被提升了，这次是下士了。他同时被任命为会计和699先遣队的出纳员。严格说来，他保管了部队里所有的帐簿并发放所有的钱。

每10天他就给士兵们发放他们的兵役薪。因为他们从属东线战场的一部分，就有发放战区兵役补偿金。每次多发一德国马克——大约一美元。很明显，他们时常遇见危险，但偿价不高。

弗兰兹同时从德国订购食物，衣物和其他用品。当他们不行军时，他就搭建个小商店，人们可以买到肥皂，剃须刀和其他必需品。他的长官们根本不查他的帐——他们知道可以完全信任他。

部队渐渐往东行。他们常常经过废弃了的苏联坦克；有一次他们见到2300个苏联战俘只由12个德国兵押送着西行去德国监狱。下雨时他们浑身都淋湿了。下暴雨时，未修整的路无法行走，699队就休息一两天。弗兰兹就利用这样的机会，把湿淋淋的办公文件放在房子的屋檐上晾干。

一个周五埃里克(Erich)中士走到弗兰兹面前。“哈瑟，我要你明天写一份十日报告，我可以送到总部去。”

“好的，长官。”弗兰兹敬了个标准礼。

“不要对我敬礼，哈瑟。我不是委任的军官。我是中士。”

“是的，中士。顺便说一下，我想让您知道所有的纸都是湿的。”

“那会怎样？”

“如果我把湿纸放在打印机里，会被撕坏的。”

“哦。”中士停了一下。“好吧，你认为什么时候可以干。”

“星期天吧。”

“好吧，等那时再做。”

又一个周五到了。“哈瑟，你明天要做月终财务报告。”

“是的，长官。但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星期六晚上小商店会有很多买卖。因为星期天才到本月1号，那也需要算到数据中。”

“对啊。那还是等到星期天吧。”

弗兰兹总是建议他们把事情放在星期天做比较好，而不显得是在违抗命令。

有时候在安息日，他的士兵同伴们会来找他。“弗兰兹，可以卖我些肥皂吗？”

“不知道还有没有剩下的。上次发货时我一块也没有了。如果你可以等今天晚上来，我尽量帮你找一些。”

“哦，当然可以，今天是你的安息日，我忘记了。”士兵们老早就接受了，他们不能在安息日让弗兰兹做事。

8月时候雨下得更频繁了，把村庄变成了巨大的泥湖。但是德国人没有退后，他们顽强地前行。当卡车陷在泥沼里没到锥子时，他们从后面把卡车拖出来。最后泥沼更深了，以至士兵们的靴子都进泥了。这样他们只走几百码就要花上几个小时。

“我们都陷在泥沼中了，现在要停下来。”长官们摇摇头说。“即使是德国的坚强也胜不过大自然啊。”

太阳终于又出现时，先遣队花了两天才整装完毕，让他们的机械正常运转。在接下来的两场大雨中，他们很明智地呆在了民房里。虽然他们那时还没意识到，但大雨使得整个东线的战争暂停了下来。强大的德国纳粹德国国防军t陷于瘫痪中——不是因为敌人，而是因为泥沼。

最后，先遣队终于到达了Dnepr河西岸的Cherkassy。在这里，那条大河有5英里宽，他们要跨河建一座桥。他们和其他四个营会合在一起，一共有6000人，帮忙建防御公事。

营里部分人去森林里砍树：21个人管理一个乌克兰锯木场；另外25人管理一家钉子厂，那里不但生产钉子，还有夹具和金属支架。原木被送往锯木场，锯成机械师测量好的大小，然后直接拉到其余人建桥的地方。

德国遭遇到红军越来越强的抵抗，前进减速了。战争常常进退反复。苏联空军中队的飞机丢下炸弹，德国的高射炮就把它们打下来。然后当飞机还在地上燃烧时，著名的德国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Stukas（Sturzkampfflugzeug的简写）就猛冲来将之毁灭。但德国一松懈下来，苏联就发起了坦克反击战——那以后纳粹德国国防军t很快包围了苏联，用迫击炮和榴弹炮把他们彻底消灭了。战争仍在继续进行，双方均损失惨重。

一个星期六先遣队被苏军包围了。加斯多克中尉迅速调动他们。

“哈瑟，你和韦伯去那空着的牛奶房，保护我们南面的位置。”他大声叫着。

来了，弗兰兹想着。他清了清喉咙，尽量说得清楚些。“中尉，今天是我的安息日。我无法执行任务。”

“什么，哈瑟？”

“我无法执行。很抱歉，长官。”

加斯多克目瞪口呆。“这是战争，士兵！我们要为生存而战！”

“很抱歉，长官。”弗兰兹重复了。

“哈瑟，你在违抗命令吗？”

“是的，长官，”弗兰兹立正站着回答。

中尉的脸涨红了。“我受够你了！”他大吼。“这次你会得到该得的报应的，没人能救你了！我会亲眼看着的！”

苏军被成功击退后，中尉在弗兰兹的兵役档案上记录了下来，当战争结束后他要因拒绝服从上级军官的命令而被处决。

先遣队虽然作为一支机械部队，却常常要投身战区。一天下午弗兰兹和卡尔在巡逻，其他人忙着在防卫绕着村子一个反坦克屏障。忽然，火光一闪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他们跑过去看，发现一个叫Heinrich Korbmacher的士兵半边脸被炸掉了，肠子都流了出来——他踩到了一枚地雷。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扶着他的头安慰他，他的尖叫声冲破云霄。“妈妈，帮帮我！哦，妈妈，我需要你！妈妈，你在哪里？”

幸而他的痛苦很快就结束了，当天晚上他们把他埋葬了。没什么可说的。这次特别叫人难过，因为在去年春天，Heinrich在德国的小房子被英军的炮弹炸毁了。

他撇下妻子和四个孩子。作为军队事务员，弗兰兹要通知那个寡妇，并把Heinrich的一些物件带回家给她。他悲哀地想到会不会有一天有人也要为他这么做。

在接下来的四年中，这就是德国的军旅生活。

馨香祭

23路电车载着海伦和孩子们从火车站回到了他们的家，在空袭的警报声中，电车咔嚓咔嚓地发着辘辘声驶过法兰克福的大街。

“妈妈，看哪，”库特指着他们经过的公寓大楼上说。

“哪里？”

“窗户。所有的窗户都破了。”

海伦的心下沉了。“是炸弹。”她难过地说。“炸弹爆炸时，气压震破了窗户。”

“你说我们的窗户会破吗？”洛蒂问。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最后电车停了下来。还在半个街区那么远，他们看见窗帘在风中飘动着。

“哦，不，”海伦叹息着，暗自想着，我们的房子在底层。没有人在那里看家。所有东西可能都没有了。

她使自己坚强起来，来面对这些无法避免的事；她带着孩子们下了车走过来。她开了房门，孩子们冲了进来。

“好脏啊，”她听见洛蒂说。

海伦的心跳得很快，强迫自己走进来。所有东西上都是厚厚的灰尘和沙砾。她的眼睛朝前后上下看了看。

“孩子们，”她轻轻说。“我觉得什么都没被拿走。”

“我的城堡在这里，”库特说，“还有这些锡骑兵。”

“看哪，”海伦说。“锅壶盆罐，桌布，还有洛蒂的娃娃的小床，都在这里。没有人来动过。”

库特和洛蒂兴奋地从一间房间跑到另一间房间，海伦很快把杰德的床铺好，把他放下盖好被子。他还在发高烧。然后她把孩子们聚在一起，他们一起跪下祷告。“我们感谢您，上帝，谢谢您保守了我们——也保守了我们的东西。”

库特和洛蒂把包裹打开，把东西放在原来的地方。同时，海伦去了地下储藏间，取来了几块大硬纸板。她很快把这些钉在打开的窗户上。

“这里好黑，”洛蒂嘟囔着。

“但至少这样冷风不会吹进来，”海伦提醒她。“等我把玻璃换好前必须这样。现在，孩子们，”她坚定地说，“我们走了好长的路，都累了。我们需要上床休息。”

过了几天杰德康复了，他们又照原来那样生活了——除了一样可怕的事。孩子们去上学，海伦做家务活，但现在每天晚上都有炸弹丢在法兰克福。他们每天都祷告上帝保守他们，保守他们的生命。杰德已经7岁了，从不在乎他们的安全问题。

“炸弹不会打中我们的，”他肯定地说。

“你怎么知道？”库特问。

“因为我们在上帝的保守之下。”

附近的城市达姆城（Darmstadt）遭到轰炸。一夜之间几千人丧生。杰德对上帝大能的信心仍没有动摇。他相信那里教友们的生命被保守着。

安息日在教堂里，他们很高兴见到他们的老朋友又是表亲的安妮丽斯（Anneliese）和赫伯特（Herbert）。弗兰兹的姐姐安妮（Anni）热情地拥抱了海伦。聚会结束后安妮姑妈邀请他们到家里吃午饭。

“你最近有没听到消息？”她沉重地问。

“什么消息？”

“达姆城的大部分复临信徒都丧生了。大概有80个我们的弟兄姐妹。”

海伦看看杰德。他的小脸变得苍白，眼睛茫然地看着前方。对小杰德来说，这是个可怕的打击。整个下午——库特和洛蒂和他们的表哥表姐玩得很开心，海伦和安妮姑妈交谈着这几个月的事——杰德静静地坐在角落里，试着想弄懂发生在达姆城的灾难。

那天晚上敬拜的时候，他再也忍不住了。

“妈妈。”

“什么事，杰德？”

“妈妈，”他从颤抖的嘴唇中愤愤地说，“圣经都是骗人的！”

“杰德——”

“上帝没有保守我们，”他抽噎着。“祂对我们发生的事都不关心。我们干脆不要再祷告了！”

“杰德。杰德。听我说。”海伦的声音非常温柔，要安慰他的悲伤。“你今天学到了很重要的一课。痛苦和悲哀会临到每一个人，好人坏人都一样。重要的是，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相信上帝爱我们。只要我们是祂的孩子，无论我们是生是死都不要紧。因为最终，我们会和祂一起住在天国里。”

他安静下来，试着接受了她说的话。

周一早上，海伦在去杂货店的路上遇见了多凌先生。

“啊，瞧你回来了，”他冷淡地向她问好。“我在想你是不是重新考虑了加入纳粹党的事。”

“多凌先生，”她回答，“我对那个党没有好感，更没有兴趣加入。我不想再被打扰了！早安。”她说着转身走了，他就站在路上。

“你这个亲犹太分子，”他在她后面带着愤怒的嘶嘶声嚷道。“你永远都会后悔的！”

月底的时候她知道了他说的意思。弗兰兹的兵役偿金没有到。

她等了几天，心想可能是信延误了。但支票还是没有到。她的丈夫在军队里，这是唯一的生活来源。她该怎么办呢？

安息日的时候她在教会里说了这事，教友们凑了钱给她。如果勉强过活的话，这些钱会帮他们撑到下张支票到。月底到了，每次邮差来的时候她都迫不及待跑到门口。但是，都没有。

海伦绝望了，她坐车去了一个偏远小镇，她的老朋友和其成年的儿子住在那里。他们的房子是一辆吉卜赛式的黄色小车，遮板是绿色的。

“洁西（Geiser）姐妹，”她说，“我该怎么办？我没钱了。政党扣了我的补助款，我们没东西吃了，我完全没了主意。”

“哈瑟姐妹，”她坚定地回答说，“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祷告，把你的需要摆在上帝面前。祂会为我们开路的。”两个女人就在车轮上的小房子里跪下。

当她们站起来时，洁西姐妹说。“我存了些钱。我会借给你，等你的补助款到了时再还给我。”

海伦摇摇头。“我不能接受。如果你自己有事需要的话呢？”

“哈瑟姐妹，我们明天可能都会死。你的孩子们有东西吃，总比我藏着这些钱要好。”

她说着，走进车上的小卧室，取来她的的大衣帽子。“我们一起去银行吧，”她说。在那里她取回了一生所有的存款。

“洁西姐妹，”海伦轻轻地说。“我该怎么谢谢你的慷慨呢？这些够我们活6个月的了。”

海伦的心唱着歌儿，她赶回家买了些食物。接下来的几天她写信给政府还有福利部门，说明了她的境况，请求得到她的补助支票。没有答复。最后她给在苏联的丈夫写信，把情况告诉他寻求他的帮助。她焦急地等待着回音，甚至还不知道弗兰兹是不是还活着，或者这封信他根本收不到。

几天后她收到了从当地政党办公室来的信。她打开来发现是当地的政党领袖写来的，请她去见见他。

“他们终于对我的信有反应了，”她想。“现在我可以收到钱了。”

她很快穿上大衣，走过几个街区到了纳粹党所在的大楼。

当她把信给接待员看时，那个女孩子奇怪而同情地看了她一眼，走进了一间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她出来了。

“请吧，”她指着打开的门说。

海伦走了进去。在堆满报纸信件的书桌后面坐着一个人，有着酒鬼一样红色的脸和蓝色鼻子。

“哈瑟太太。”他举起了一张纸，“你认得这个吗？”

海伦好奇地弯下腰近看了看。“是的。这是几天前我给我丈夫写的信。怎么会在你这里？”

他不悦地看着她。“我们有权截下并检查嫌疑分子的私人来往信件。你承认是你写的？”

“是的，”海伦说。

“好吧，我希望你知道，把坏消息告诉给前线打战的士兵是被禁止的行为。严禁把这里任何消极的东西告诉他们。这会打击他们的士气，使他们无法尽力效忠祖国的。”

他把信摔在桌面上，放到她够不到的地方。“这种反动性的行为是对国家的不忠，是要被处死的！”

海伦疑惑地盯着他。“我们这几个月都没收到钱了，”她慌乱地说。“我们怎么活呢？我是不是有权利写信给我的丈夫寻求他的帮助呢？”

“你已经犯法了，”他冷冷地说。“这会处理的，你会收到我们的信。”他轻蔑地弹弹手，做了个送客的手势，高声叫着在另一间的秘书。“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