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建造上磐石上
清楚的呼召
清楚的呼召 滇缅公路由曼德礼(Manda1ay)曲折而上,穿越边界上乱石处处杂草丛生的高山,高达一万一千呎,然后到了中国这边,又惊心动魄地盘旋而下。这条公路修建了许多年,实际上是由奴工开凿而成的。见多识广的旅客,也被沿途的壮丽景色震慑住了。饱经风吹日晒的山脉,一层一层直插入雪霄之中。1930年代后期。此路完成,你可从上海驱车直达仰光,把中国东海岸和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建成一气。
这条公路直接越过保山。能仁和洛西发现他们的小屋。当熙来攘往的交通中心。那是1938年,大家经由此地去云南的首府昆明。去傈僳人南边的重镇木陈坡,北上萨尔温江去卢达及其他各地。或西通缅甸。
能仁唯一能够逃避嚣扰的办法,就是去别处找个安静的房间。他果然找着了,他在宣道所对面租了间小阁楼,在位回教朋友的家里,有几极黑暗的楼梯通上去。能仁在那里放了一张小桌子和一把椅子,此外没有别的傢具。那埋没有窗户,但他可以掀开几块木板来,让光和空气透进来。 他常常会一大早不吃早饭就来到这里,祷告几小时。他自由自在地来回走动,大声祷告。他说那里安静,他可以为他和他的工作,等候和倾听神的旨意。有时中午楼边会传来细小的脚步声。
“爹,妈咪问你要不要来和我们一起散步?”能仁,洛西和那个金发小孩。每天会到山上去俯望保山。洛西想起来,道些日子里能仁很安静,若有所思,好像心中有事的样子。
他有天在山上说:“洛西,你知道,即使我走了,我不以为我在云南的工作就完了。”
过了几天,他对她说:“两星期后,潘先生要从这里经过,我有点钱要交给他,若果我发生什么事,你要知道钱在那里。”她很愕然。
“但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他这些日子中,谈到许多关于孩子们将来的事,还有年底前就要出生的那个孩子;现在已经是九月,离生产也不太远了。
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三,能仁患头痛。他写完了几封重要的回信,就寝前还弹了一会儿风琴。第二天早晨,他头痛越烈,他立刻派人去找人来与洛西作伴。
能仁得了恶性脑疟疾,在保山无药可治。不久他就失去了知觉,发了两天高烧,到星期六晚上,他出奇地安静。
对洛西来说,那是个漫漫长夜。能仁时而神志恍惚,中国大夫和护士在楼梯上冲上冲下,小孩子在黑暗中啼哭。1938年九月二十五日,太阳升起的时候。能仁已经走了。
他的同工们大为震惊。他才五十二岁,身体好像十分强健,他们对这个消息难以置信。
三天后,艾莎贝?古恩写信给她:
“一想到你我的手就发抖,泪水直流。不知如何提笔。傈僳人刚才进来,带来那个难以相信的消息……这种时候,我们看不清楚,不能理解,一无所有,只能倚靠单钝的信心,面对风暴而行。”
有些萨尔温江流域的傈僳人来到保山,将能仁的遗体送到宣道所旁的小教堂里,为他举行了一次傈僳语的礼拜,祷告,唱诗,献词全用傈僳话,代表西部山区千万信徒向他告别。
几天之后,他们替能仁举行基督教的安葬礼,这对保山街坊是件新事。安葬礼拜时教堂中布满了鲜花,出殡的队伍排得很长,拿着丝织的旗旌,寂静无声地从街上走过。皮匠赵君(Mr.Chao)穿白色丧服。扮亡人的孝“子”,在他自己的城里做这事是需要勇气的。
能仁被安葬在山头一处地方,俯视着保山,在山之下侧,能仁三十年来以这些山为家。那是个松林间的孤坟,墓碑上用傈僳文。汉文和英文刻着:“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艾莎贝?古恩描写能仁同工们的感觉是——他们不是失去了一个伟大的领袖或元首,而是失去了一位朋友。
开头的震惊过后,人际间的关系上有种绝望的感觉,还为什么人作工呢?对任何喜乐和神的赐福,第一个反应总是,“富先生听到这事一定很高兴”……世上再没有一个人,了解我们的问题像他那样深入,透澈,再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完完全全地与我们同乐,为我们分忧。
他和我们分享,不使我们失望。对我们来说,他不止是个监督,他还是我们宣道工作的理想。他不断地辩护,责问,勉励,不惜任何代价,以维护初期使徒们的宣道法则。他才华卓越,一贯地谦虚,细心周到如慈母般的关怀,使他成为我们困扰和需要时的避难所。我们特别努力,以赢得他赞同的微笑,受到一个对你的工作毫无经验的人的赞美,与赢得那行工作的专家一声“做得好”的称评,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失去了一道大的鼓舞力量,失去了一位不可或缺的顾问。我说“不可或缺”,我们现在仍感觉如此。没有他,生命对我们来说永不会是一样了。
洛西在往后几星期学习到神从黑暗中带出宝藏来。首先是心里有种要命的无依无助的感觉,然后去缅甸生下第三个女儿,有个护士陶乐塞?贝洛(Dorothy Burrows)忠实地随伴她。后又经过漫长的海路,送第二个女儿去烟台(芝罘)上学。她躺在船舱里,身体非常软弱,小孩子在身旁病得厉害,她承认真不想再继续活下去。
开船之前,有个人来看她。他是个克钦基督徒,亟于要见到她。他说,多年前,他跑了许多哩路追着要杀能仁。他存心要杀死他,但能仁跑得快逃脱了。后来他听到耶稣基督的信息,他信了,变成了祂的门徒。
洛西抵达烟台,见到费威廉太太。她的丈夫也在云南逝世,她们夏天共住一屋——与她们从前共住的克钦茅屋大不相同。洛西发现烟台充满生机,十分热闹,有海和沙,还有运动与娱乐,最具治疗功效的是那数以百计的儿童。“一切都是慈爱的父所安排的”,她后来说,“烟台正是我的需要。”
洛西因孩子生病,在海边逗留了几个月。后来她和整个内地会的学校,一同被日本人带到潍县的集中营。在那里,她又能和她的家人在一起。此事按下不提。
战时傈僳教会
能仁死后,部落中的圣经学校继续得力,雨季圣经学校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机构。1941年,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卢达的圣经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时,有一千人参加,学生中包括十个民族的人在内。
1942和1943年间,日本军队占据了缅甸,深入傈僳人的地方,宣教士必须暂时逃离。但到1945年,他们又回去,发现部落教会都很兴旺。
后来中央教会联会(Central Church Council)成立,以鼓励信徒团体间的团契。他们(一开始就)展望宣道工作的前景,经约翰?古恩(John Kuhn)详细调查之后,知道在云南山中还有许多部落,没有人向他们传过福音。
1947年,克伦夫妇(Mr.And Mrs.Crane)和柯克夫妇(Mr.and Mrs.Cox)来到傈僳地方,带来了两车子的傈僳新约圣经。此后不久,一部为部落民族用的印刷机运到了昆明,很快使用起来。当时已经发行了一本傈僳文的福音刊物。
1949年,中国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全中国在共产主义之下。
那年,雨季圣经学校一切照旧。1950年约翰?古恩仍和一个傈僳布道队旅行,看见许多人第一次接受基督。圣经学校的学生人数打破了纪录。那年十一月,在坝地有一百人受洗,使那地方全部信徒的人数达到一千二百人,分属十二个教会。
内地会同工最后离开部落民族的是约翰?古恩和查理?彼特生。1950年为他们送行时,有八百傈僳人唱哈利路亚大合唱,是永远难忘的一刻——是赞美的奉献。宣教士能够纷纷回去享受老家的舒适,而傈僳人则必须留在原地,面对黑暗的未来。
到1951年,傈僳教会在成立三十年之后,他们独当一面,而无外人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