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九章 从冒进到投降（1950-1952）（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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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是为了现在，更是为了将来。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基本弄清楚了，才能“有所鉴戒”。

警钟长鸣！ 警惕倪柝声的错误教导对信徒现今与来世结局的影响！

让倪柝声（倪柝声的神学、倪柝声的错误教导）从神坛上走下来！

愿神怜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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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i
《警钟长鸣》梁序        iii
《警钟长鸣》康序        v
《警钟长鸣》庄序        viii
《警钟长鸣》道仆序        x
《警钟长鸣》自序        xii
《难泯岁月》俞序        xv
《难泯岁月》自序        xvii
第一章  我的成长与上海地方教会        1
第二章  倪柝声的早年时期（1903-1927）        6
第三章  地方教会的建立与发展（1928-1935）        25
第四章  地方教会的成长（1934-1937）        52
第五章  烽火中的地方教会（1937-1945）        75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102
第七章  倪柝声积极充实实力（1948-1950）        140
第八章  解放初期的地方教会（1950-1951）        157

第九章  从冒进到投降（1950-1952）        199

第十章  逆水行舟与风暴前夕（1952-1955）        213
第十一章  教会经受肃反（1956）        230
第十二章  我的旷野年日（1957-1980）        255
第十三章  倪柝声的隐情和误失        272
第十四章  历史教训与宝贵传统        291
第十五章  倪柝声的理论与实践（一） —复职前—        330
第十六章  倪柝声的理论与实践（二） —复职后—        362
第十七章  倪柝声的理论与实践（三） —综论—        397
第十八章  倪柝声的理论与实践（四） —海外影响—        415
第十九章  倪柝声最后二十年        432
第二十章 地方教会 - 反思与前瞻                 450
结束语          498

附件一  倪柝声简历        501
附件二  张汝霖等与张美珍的登报启事        503
附件三  复伦敦罗区福街聚会信 1935.7        508
附件四  鼓岭同工训练班学员名单         514
附件五  倪柝声：我是怎样转过来的        519
附件六  记俞成华、李渊如和汪佩真        537
附件七  吴乃恭：仗义执言以正视听        559
附件八  黄渔深：致倪柝声先生七封公开信        561
跋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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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九章  从冒进到投降（1950-1952）


第九章    从冒进到投降（1950-1952）

时代背景：三自爱国运动起始

周*来亲自指挥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全国政协的基督教代表组成了以吴耀宗为首的访问团。其目的是为要到各地去传达政协的成立、新政府的宗教自由政策以及促进各地教会与政府合作。他们在访问中发现不少政府干部没有落实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因此决定前往北京向周*来当面汇报。赵天恩说：「1950年5月间，政务院总理周*来接见十九位基督教领袖时，提出了政府对国内宗教界的看法和要求。周一方面表示中国的宗教团体应该发起一个反帝爱国运动，清算及切断任何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为新中国服务，另一方面则肯定宗教界是政府的统战对象，两者在政治上可以合作。为了更好地开展统一战线，加强宗教工作，**党和政府在五十年代初期，发出一系列指示来指导宗教工作。」[1]

1950年5月，周*来三次召见访问团成员，明确表示教会的困境要归咎于帝国主义；因此反帝就成了基督教在新政权下的首要任务。这就是**党在建国以来所制定一系列宗教政策的底线。他指示要有一个表示「基督教今后在中国的途径」方案的公开宣言。在他的直接掌控下，由吴耀宗及四十位教会领袖所起草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最后是由周*来定稿的。这份全国基督教的重要宣言竟然是出于**党领导的手，也竟然没有任何一个全国性教会组织参与。[2]由此可见，当年基督教发起爱国运动及公开宣言是由周*来直接指挥的。

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革新宣言》全文，刊登了第一批签名的基督教人士，并发表社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响应《宣言》运动的指示。**党发起的拥护宣言的签名运动就此开始。[3]几年以后，为了缓和语气，将《革新宣言》改为《爱国宣言》。《宣言》要求动员全国各基督教教会和团体及其所有信徒都必须拥护「三自」（自治、自养、自传）运动，并且参与签名运动。这是为要在基督教内部进行自我革新和肃清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毒素。「自治」不仅是要求不受外国差会和传教士影响而由自己来治理教会，更是要清除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并且完全接受**党政府的领导。这是关系到教会领导权的大问题：教会应当根据圣经和圣灵的引导来治理，还是由政府来掌管？

对教会来说，我们应当绝对遵从圣经；在不违背圣经的原则下，服从地上的掌权者。当年各教会领导人虽然受到政府和三自运动方面的压力，但是大多数对于拥护《宣言》的签名运动顾虑重重，裹足不前。上海地方教会的同工、长老和大多数信徒也都不赞成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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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4。

[2] 赵天恩、庄婉芳，同上，20-22。

[3] 赵天恩、庄婉芳，同上，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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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九章  从冒进到投降（1950-1952）


运动接踵而来

反帝爱国运动（1950.9）：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志愿军赴朝，抗美援朝运动就此开始。美帝国主义遂成为新中国的头号敌人。政府正好趁机铲除基督教内传教差会和传教士百余年来对中国教会辛勤耕耘所留下的深刻影响。

1951-52年，政府通过各高等院校的思想改造运动，针对高级知识分子进行洗脑。在1952年夏季的院系调整中，政府接办了全国所有教会建办的大中小学，也接管差会所办福利事业，包括所有的医院、孤儿院和其它慈善事业。51年初，三千多位传教士离华。52年年底，传教士大多撤离。[1]

土地改革运动：1950.6月底国家公布了《土地改革法》，9月份起开始在农村发动贫下中农斗争地主富农的土地改革。

三反、五反运动是在1951年底政府从东北开始五反运动，以后很快地发展到全国；紧接着就是三反运动。

保留鼓岭土地 （1950.7）

发动签名要求保留鼓岭土地

1950年6月底，政府公布了土地改革法。 倪柝声当即由自己、俞成华、李渊如和汪佩真等四人出面具名，写信给全国各地地方教会，发动广大信徒进行签名运动，以宗教的名义要求政府保留鼓岭土地。全国各地一接到通知，立即向信徒说明原委，请大家一一签名，再汇集到上海。这就是所谓的「鼓岭签名」事件。张锡康记载：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以后，倪弟兄在江西路生化药厂办事处看到解放日报头版大字，那时我也在场。他说，「土地改革法中有一条是寺院庙宇和教堂的土地免于改革，政府是相信群众的，只要我们全国聚会处四万余人联合签名，申请政府将福州鼓岭山上的房屋土地免于改革，说这是教会的产业，为培训聚会处同工之用，政府也许会同意的。」所以，他就发起了这个为保留鼓岭土地房屋免于土改的联合签名。在上海由长老布置各家执事，在擘饼聚会后宣读这份申请书，请弟兄姐妹盖印或签名。同时通过福音书房全国聚会处通讯簿，将申请书寄到各地去，请他们签了名后，汇总到上海来。这样约有四万余人的签名单都汇总到上海来了。[2]

任钟祥说：「1950年7月，[倪]连同李渊如、汪佩真、俞成华联名写信指示全国各地聚会处负责人，动员信徒近二万人签名，送往福建省人民政府要求把鼓岭土地房产保留。」[3]黄得恩说：「签名信由上海地方教会差派何广涛弟兄送来福州，而送到福建省土地改革运动委员会的，是何广涛弟兄、郑光泓弟兄和福州教会的负责弟兄陈必荫。」[4]

「鼓岭签名」一事，匆匆决定，当即抓紧办理；日后被政府定为是倪柝声最主要的政治罪名。土改条例刚一公布，地方教会就能够如此迅速地在不到一个月的期间，动员全国近二万名信徒签名，要求保留鼓岭土地。其签名人数之众、地域之广，不能不使**党政府引起高度警觉。在当时的政策下，冠以聚众破坏土改的罪名是可以判处死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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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天恩、庄婉芳，同上，29，31-34。

[2] 张锡康，《回忆录》，182-183。

[3] 任钟祥，《简史》，19-21。

[4] 黄得恩，<鼓岭执事之家结束>，《汪佩真传》，145。黄氏目前住在加拿大。他于2004年11月返回福州时，还看到当年文件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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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九章  从冒进到投降（1950-1952）


  汪主恩急阻未成

在江西的同工汪主恩接获上海地方教会所发来的紧急通知以后，当即认为事态严重，可被政府视为阻扰土地改革。他就以急函告知当时在福州海关巷执事之家的黄得恩，认为这与土改运动有「直接忤错，将陷大家于政治上的罪戾之下。」[1]黄氏当即转告汪佩真。他以后回忆说：

汪佩真读到汪主恩的信件后，也觉得其严重性，只是为时已晚。汪佩真迟疑了一下说，这件事即使错了，也只有错在神的手中。又说，由于我们对于**党的政治不大认识，所以不免形成被动、挨打的情势。[2]

汪佩真「为时已晚」的表态，误失了挽回这一严重事件的机会；何况这并不是地方教会的被动挨打，而是主动惹祸。黄得恩又说：

更重要的，是汪佩真对黄得恩吐出了心里话。那就是全国少了栾腓力这样一个大有智慧的同工。汪佩真说，如果栾腓力在世，这件事就不会发生……栾腓力一去世，国内再没有人可以向倪柝声进言，同工们之间少了一个平衡和制约倪柝声的同工。[3]

汪佩真吐露对倪氏的隐忧是极少见的；结果因签名的事惹出了大祸。据目前资料，汪主恩一家很可能是在地方教会中唯一拒绝在鼓岭签名事件中签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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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得恩，《汪主恩老弟兄遗作简辑》，5。

[2] 黄得恩，<鼓岭执事之家结束>，《汪佩真传》，144。《汪主恩老弟兄遗作简辑》，5。

[3] 黄得恩，<鼓岭执事之家结束>，《汪佩真传》，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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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九章  从冒进到投降（1950-1952）


鼓岭事件失败

1.向政府写检讨

鼓岭签名递交以后，上海市宗教事务处因为聚会处「破坏鼓岭土改的签名事件」，要倪柝声写检查。因此就由倪氏、俞成华和李渊如等三人联名写了题为《悔改我们落后的思想》的检讨书，送交宗教事务处和三自，并寄往全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 其实俞成华并未参与通知各地教会签名的事，因为他与朱臣正好出门到西安。但是在发给各地的「联名指示」上，他的名字竟然和倪柝声、李渊如和汪佩真同列，号召全国聚会处信徒签名。俞成华不仅默默忍受这种越俎代庖的作法，还在事后的检讨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一同作检讨担当责任。俞崇恩解释这是由于他父亲经过祷告，认为当时倪氏面临极大困难，不能让他独自承担。由于汪佩真当时正在福州作检讨，因此就没有参与上海的联名检讨书。在民主国家，类似「鼓岭签名」这样的事，并没有什么大逆不道。但是在当年的**党中国，任何举动若是「触犯」政府哪一项政治运动，都可冠以对抗政治运动的极大罪名。

倪氏此举原想利用**党的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政策，依仗人多势众来提出要求，但他并没有企图以此来对抗政府。作者曾经听到他好几次在少数人聚会中讲到**党的群众路线。谁人多势众、声音响，**党就听谁的。但他依靠自己的聪明，反倒闯了大祸。

2.信徒政治牵累

由于倪柝声把全国各地方教会广大信徒要求保留鼓岭土地的签名单送交政府，就自动暴露了各地教会数万签名信徒的名单和教会地区分布等重要资料。这就使政府了解到各地地方教会的情况，以便掌控。更有甚者，签名的几万名信徒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在1956年肃反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都被扣上政治罪名和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分子的政治帽子，使无以计数的家庭受到各种无情的迫害。

3.倪氏对政府畏惧

倪柝声在1948年4月复职时滔滔不绝地说过不少豪言壮语。他所说「打下全中国」的口号振聋发聩，看来并没有政治企图，但是是否真的出于对福音的负担是值得怀疑的。当时正值国共激战时分，这种口号很容易会被误会为怀有政治野心。从此以后，他就更加顺应新政府，而**党却并没有信任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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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九章  从冒进到投降（1950-1952）


拥护《革新宣言》（1950.12）

倪柝声自从鼓岭签名事件失败以后，就失去自信，转而设法主动讨好政府。他将主动积极拥护三自《革新宣言》看为是一个讨好政府的机会。因此，当众多基督教会对于《宣言》十分迟疑的时候，他就先走一步，以期取得政府的好感。

倪氏在1950年11月底在上海召开同工聚会时，表示要利用鼓岭签名的签名单副本送交三自以拥护《革新宣言》。这是倪氏独自做出的决定，并没有商讨，但是也无人非议。

倪氏代表全国各地方教会信徒拥护三自《宣言》的重大决定，并未征得各地教会同意。按照规定，三自要求各教会信徒亲笔签名以资拥护。倪氏却无视于「三自」的规定，也不经过弟兄姐妹或负责弟兄们的同意，擅自把几个月前的「鼓岭签名」名单顶替上交。

上交鼓岭签名单

唐守临代表地方教会告知吴耀宗，意欲递交一份拥护《宣言》的签名名单，要求在《天风》（三自机关报）上公布于众。当年的《天风》主编沈德溶回忆如下：

1953年春的一天[注：应是1950年底]，唐守临作为聚会处的代表，来到吴耀宗在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办公室，告诉吴耀宗，聚会处有三万多人签名拥护三自宣言，询问吴耀宗可否在《天风》把这批签名印出来？当时，正是签名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有三万多人的签名，当然引起吴耀宗的兴趣，他找我去他的办公室商量此事。我当时是《天风》的主编，同聚会处的人过去没有打过交道，当然不知道这一内幕。但从技术角度讲，《天风》每期只有32页。如印这三万多个签名，恐怕一大半篇幅要被占去，因此，颇费踌躇。后经过商量，建议把这三万多个签名由聚会处自费另行印出来，装订成册。可在《天风》发行时放在一起寄发，唐守临完全同意，答应照办。[1]

邢福增说：「阎迦勒却指出，倪柝声在某晚邀请了吴耀宗晚膳，席间还有他本人及唐守临作伴，这时倪即表示他代表各地聚会处拥护三自革新宣言，并把长达十余丈的签名名单交出。」[2]  

最后的打算是，1951年3月17日出版的《天风》特别加印了五百份，连同聚会处的签名册交于聚会处自行分发。[3] 吴耀宗之子吴宗素说：

父亲在1950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基督徒聚会处倪柝声、唐守临、张愚之约至又一村[餐馆名]晚饭，说其教会三万余人已签名于《革新宣言》。」12月29日的日记：「基督徒聚会处送来签名三万余。」父亲当时的心情相当欣慰，没有想到这是一份假签名。[4]

张锡康却说：「后来宗教局发现有问题，专辑就被压下不发行，但我在倪弟兄办事处看过这专辑。」[5]张氏所说的专辑很可能就是指聚会处的签名单印本。邢氏所说「交予聚会处自行分发」与张氏所说「见到专辑而被扣押」并不矛盾。这专辑很有可能是在付印后交给聚会处，以后又被扣住不发。

唐守临是上海聚会处的同工兼长老，又是当年教会与三自的联系人。阎迦勒是北京聚会处的主要负责人。由唐氏先与吴耀宗联系，再由倪柝声本人亲自出马，交上拥护《革新宣言》的签名名单是合乎情理的。何况沈德溶也说过：「基督徒聚会处的负责人倪柝声也来访问过耀宗先生，谈他个人问题和教会问题。」倪氏还破例邀请吴耀宗到聚会处来主讲题为「爱国」的特别聚会。[6]这也说明解放初期倪氏对三自的态度是主动靠拢，且与吴耀宗有私人交往。任钟祥说：

倪柝声认为，为谋求各地聚会处在新中国继续生存与发展，必须签名表示拥护三自。他[倪氏]决定利用已经征集到的，要求保留鼓岭土地房产的签名单的副本作为拥护三自革新宣言。结果，于当年12月送交吴耀宗的签名单，已经比7月份为土改送交福建人民政府的增多了一万余人签名。因此就有475个地方教会的信徒32，782人签名拥护三自宣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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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沈德溶，《在「三自」工作五十年》，65-66。

[2] 邢福增，《反帝、爱国、属灵人》，44。（摘自阎迦勒，《倪柝声与基督徒聚会处》，185。

[3] 邢福增，《反帝》，44。邢氏转载自《天风》社，<关于「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签名启事>，《天风》总255号，1951年3月17日，第12页。邢氏又转载：「《天风》代印基督徒聚会处名册一事，引起了一些异议。后来吴耀宗更在《天风》里解释，强调「这并没有什么不对，他们需要这个名册，也愿意负担费用，天风给他们服务是应当的。」（摘自《天风》总265号（1951年5月26日，第10页）。

[4] 吴宗素，《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我所知道的父亲吴耀宗》。

[5] 张锡康，《回忆录》，179。

[6] 吴维僔，《中国的以巴弗》，95-97。

[7] 任钟祥，《简史》，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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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九章  从冒进到投降（1950-1952）


用意和后果

为什么聚会处愿意自费印发签名单，要求随同《天风》分发，公之于众，让全国基督教界都知道呢？这会极大地影响到正在踌躇不定，考虑该如何应付三自签名的全国基督教界和神的儿女们，对他们加上必须参加签名的压力。作者当时根本就不知道《天风》上会附有我们拥护《宣言》的签名，更没有想到自己为鼓岭土地的签名，竟被倪氏移花接木地成为拥护三自《革新宣言》的签名。

倪柝声既是代表权柄，为何不能再次发动全国各地地方教会签名拥护《革新宣言》，而要如此暗中自作主张地张冠李戴呢？从他对三自运动的高调拥护，意欲公之于众，又要争先恐后的匆促举动来看，其可能原因是：1）尽速表态，以表拥护；2）顾虑会遭到同工和信徒的反对。倪氏一向办事果断，思想慎密。他这样的包办代替总是事出有因。吴耀宗后来发现这份签名单是作假的，政府当然也知道其中有诈。倪氏原是为要讨好政府和「三自」以表拥护，其结果却适得其反。他的虚伪和诡谲已经暴露，政府对他的疑虑警惕有增无减也是必然的。不仅是倪氏赞成签名的问题，他的做法实在太弯曲，不荣耀神，也失去见证。

鼓岭签名和把签名单副本擅自上交拥护《革新宣言》是倪柝声复职后，作为全国地方教会代表权柄的两大误失，弄巧成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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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九章  从冒进到投降（1950-1952）

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1951.4）

概况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在全国大搞反对美帝的宣传。1951-52年，政府通过院系调整，接办全国所有教会学校（包括大中小学），也接管差会所办的福利事业，包括所有的医院、孤儿院和其它慈善事业。

1951年4月16-21日，政务院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简称「北京会议」）。这是要进一步贯彻一年前周*来对基督教界代表所指示的三自和摒除外国传教士的初衷。大多数与会的基督教领袖，顾名思义，还以为这次会议只是为要处理差会所属各教会接受母会的经济支助问题；但是会堂中的标语却是：「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团结一致，把一百余年来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最后地、彻底地、永远地、全部地加以结束」。会后方始明白这才是会议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通过北京会议，政府不仅要断绝美国差会的津贴、切断组织关系，更要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并发动对传教士的控诉运动；同时还要积极推行《革新宣言》的签名运动。全国三自筹委会也于同时成立。这真是「一箭五雕」。[1]

地方教会一向是土生土长的教会，并没有接受外国津贴，倪柝声却接受邀请，出席了会议。北京王明道几经受邀却拒不参加，因为他没有接受外国津贴，他没有必要参与这样的会议。他警惕到「难免陷入政府干涉教会之嫌」。

大会最后两天进行控诉会，控诉「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等败类」，以作示范。与会的代表们对于控诉传教士的号召十分为难，心情紧张。会后，政府敦促各地教会积极开展对美帝力用宗教的控诉运动。三自运动的目标不是仅仅为要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而是要切断与西方差会的一切联系，转而接受政府的控制。会议结束前，众代表联名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各界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重申割断与帝国主义关系，积极开展控诉运动。倪柝声的名字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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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天恩、庄婉芳，同上，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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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九章  从冒进到投降（1950-1952）


倪氏处境复杂

1. 未被重视

政权易手以来，倪柝声已经带领聚会处顺应政府的各项爱国号召，但事态发展并不尽如人意。作为属灵派的主要领袖，他在这次会议中并未受到所期待的地位或重视。会议主席团中属灵派人士有贾玉铭（仅派代表参加）和敬奠赢（土生土长的「耶稣家庭」代表），但同样是土生土长而且规模大得多的地方教会代表倪柝声却未被列入。他在四个月前，上交三万多信徒的签名单以拥护《爱国宣言》，却没有得到政府或三自的任何表扬，反倒把已经印好的地方教会拥护《宣言》的签名单专辑扣住不发。这是说明政府对倪氏并没有像对其他属灵派领袖那样的信任和积极争取。更有甚者，聚会处虽是土生土长，却因宣扬超政治而仍有可能被列为控诉对象。

2. 特殊人物

据张锡康的回忆：

在他[倪氏]未去北京开会以前，他一面是自称早是三自，拥护三自，认为我们是早就赞成「三自」，就是自立、自传、自养的，一面为使弟兄姐妹不产生对「三自」有对抗情绪，还是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所以在1951年[注：1950年底]他发动全国聚会处四万多信徒联合签名拥护三自运动。将原「破坏土改」的签名单顶了上去。三自另编了《天风》专辑，将所有名单都印上去。他所拥护的是《三自宣言》，赞成三自的原则。这不是说他拥护我们参加三自组织。后来宗教局发现有问题，专辑就被压下不发行，但我在倪弟兄办事处看过这专辑。因为上海宗教事务局还是认为倪弟兄有篡夺三自领导权的阴谋，只有在政府领导下的三自，才是真正彻底的三自。倪弟兄的所谓三自是不反帝的，所以不能称数。所以脱离宗派，不等于已经实行三自了。三自是要在反帝的基础上，在党的领导下。因为宗教局认为倪有篡夺三自的阴谋，所以矛头就专对着他，要把他打下来。[1]

倪柝声要夺取三自领导权的说法并不意外。生化的许美莲曾经对我说过，也有其他人的议论。从当年的**党政府来看，倪柝声的表现的确与众不同。他既不像王明道的坚强不屈，又不像大多数传道人的沉默被动。倪氏虽然是属灵派主要领袖，却显得对政府表示友好。政权易手之前，他虽然在重庆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公职，工作非常有效，长期与国民政府关系接近，但是也在暗中多方帮助过**党，[2]而在解放初期辗转于广州香港等地，又大办企业。显然，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社会关系复杂，又是能量很大的特殊人物。**党又何能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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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锡康，《回忆录》，179。

[2] 李常受：《倪柝声》，100-101，吴秀良，《破壳飞腾》，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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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九章  从冒进到投降（1950-1952）


控诉运动

形势咄咄逼人

政府于北京会议之后，立即大张旗鼓，在全国开展基督教会和团体的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政治运动。（表9：1）

倪氏招架不住

继1951年6月上海万人控诉大会以后，上海各教会开始进行控诉。倪柝声一向是地方教会之首；政府却成立了以三自运动主将刘良模为首的上海聚会处控诉指导委员会，权力在他之上。倪氏虽然没有外国经济联系，但是政府却要坚决批判聚会处的超政治错误和美帝力用超政治的属灵思想来毒害和利用聚会处，这就意味着要对他抓住不放。但是他认为批判超政治是涉及到信仰问题。超政治若是错误的，三十年来所传一切的道就都起了动摇。

6月，杨绍唐在南京被黄泥岗教会驱逐，同时南京聚会处控诉斥责上海聚会处是控制各地地方教会的魁首。7月，福州聚会处负责人郑证光控诉说，福州教会受帝国主义的毒害比接受帝国主义钱的人还要厉害。连对倪氏从无异议的汪佩真都起来控诉他，说同样的话。8月初起，作为控诉运动总指挥的华东宗教事务处处长周力行亲临聚会处，不仅与倪氏多次谈话，还声色俱厉地向全体信徒训话斥责。周力行和刘良模寸步不让地向倪氏步步紧逼。

郑证光和汪佩真的控诉说明倪氏将会受到他的最忠实同工们的控诉，没有人会站出来保他。控诉浪潮有排山倒海之势，使他震惊万分，意识到自己已经是瓮中之鳖，难以逃遁。这一切使他触目惊心，连连失眠。素来智足谋多的倪柝声已经招架不住了。他的内心陷于极度恐惧，甚至求死，以逃避这场前所未有的政治灾难。他说：「我是心脏有病的，这一次心病又发。我在这么多年中，经过了许多的事情，却从没有作过绝望的祷告。但是这一次我祷告，求主接我回去。」当他被要求控诉美帝国主义如何利用上海地方教会时，他又祷告说：「主啊！求你接我回去！」

8月7日周力行毫无回旋余地的对倪柝声提出基督徒「只有一个立场」，就是「人民的立场」。他说：帝国主义一直在利用圣经，利用属灵生活，利用传福音热忱。倪氏不得不考虑如何以人民立场和宗教相结合的问题。8月9日晚上，控诉指导委员会再次在聚会处开会的时候，倪柝声终于改变立场，承认自己超政治的错误，愿意参加控诉。

几年来倪柝声处心积虑地蓄备实力，想当属灵派领袖，且与政府较量；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没有用处了。他从豪气慑人变得泄气无能，从不断挣扎转为招架不住，乃至投降。这位善于吊诡，打迂回战的属灵领袖终于被逼到死角，成为智勇全失的俘虏。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担负着全国地方教会代表权柄的责任，也忘记了自己在50年3月离开香港前所说的话：「我的结局，不是被提，就是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