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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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是为了现在，更是为了将来。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基本弄清楚了，才能“有所鉴戒”。

警钟长鸣！ 警惕倪柝声的错误教导对信徒现今与来世结局的影响！

让倪柝声（倪柝声的神学、倪柝声的错误教导）从神坛上走下来！

愿神怜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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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i
《警钟长鸣》梁序        iii
《警钟长鸣》康序        v
《警钟长鸣》庄序        viii
《警钟长鸣》道仆序        x
《警钟长鸣》自序        xii
《难泯岁月》俞序        xv
《难泯岁月》自序        xvii
第一章  我的成长与上海地方教会        1
第二章  倪柝声的早年时期（1903-1927）        6
第三章  地方教会的建立与发展（1928-1935）        25
第四章  地方教会的成长（1934-1937）        52
第五章  烽火中的地方教会（1937-1945）        75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102

第七章  倪柝声积极充实实力（1948-1950）        140
第八章  解放初期的地方教会（1950-1951）        157
第九章  从冒进到投降（1950-1952）        199
第十章  逆水行舟与风暴前夕（1952-1955）        213
第十一章  教会经受肃反（1956）        230
第十二章  我的旷野年日（1957-1980）        255
第十三章  倪柝声的隐情和误失        272
第十四章  历史教训与宝贵传统        291
第十五章  倪柝声的理论与实践（一） —复职前—        330
第十六章  倪柝声的理论与实践（二） —复职后—        362
第十七章  倪柝声的理论与实践（三） —综论—        397
第十八章  倪柝声的理论与实践（四） —海外影响—        415
第十九章  倪柝声最后二十年        432
第二十章 地方教会 - 反思与前瞻                 450
结束语          498

附件一  倪柝声简历        501
附件二  张汝霖等与张美珍的登报启事        503
附件三  复伦敦罗区福街聚会信 1935.7        508
附件四  鼓岭同工训练班学员名单         514
附件五  倪柝声：我是怎样转过来的        519
附件六  记俞成华、李渊如和汪佩真        537
附件七  吴乃恭：仗义执言以正视听        559
附件八  黄渔深：致倪柝声先生七封公开信        561
跋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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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时代背景

1945年8月，美军在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苏联随即出兵东北。8月15日日本投降，八年抗日战争终告结束。但是国共双方因为争夺受降权益，当即发生摩擦；于是从东北到华北地区爆发内战，愈演愈烈。国军的军力较强，正规军装备精良，但其所收编的军队待遇有所差别，素质、装备和军纪均也差；因此难以统一指挥调度，影响战斗力量。1946年间，国共之间曾经数度进行调解，均未收效，形成拉锯状态。1947年3月，国军集中兵力向陕北、山东重攻。3月10日国军攻克延安，但是未能损及中共中央力量。6月战局逆转，共军渐占优势。6月底共军强渡黄河，进攻中原。8月1日，共产党正式编制中国人民解放军，其秋季攻势歼灭了大量国军力量；因此从防御转入全国性反攻。1947年底，国军在全国各战场均陷于劣势，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分区防御。1948年起，国军在各战场均遭不利。2月东北国军完全被动，共军进攻中原。4月共军重占延安，6月攻陷开封。7月起形势日益严重。

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解放军接连发动辽渖、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而获胜，使国军主力大受损失。国民政府不断失利，信心逐渐动摇。加以在1948年8月，由法币改成金圆券的币制改革，在一个月之后即因金圆券滥发无度而贬值，引起经济恐慌、人心不稳和社会紊乱等险象。战事局势已经不能扭转。1949年1月中旬天津易手，随之北平和平解放，蒋介石引退。解放军在4月横渡长江，占领南京，5月攻克杭州、上海等地。国军主动撤退，共军继续南下，并向全国各地进军。国民政府转移至台湾。1949年10月1日，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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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倪氏复职先兆（1945~1948）

《教会的正统》

1945年抗日战事的形势好转，胜利在望。倪柝声突然打破长期沉默，在重庆教会中召集了一次查经聚会。同年11月，将讲稿赶紧在重庆出版，名为《教会的正统》。多年后，台湾福音书房将之编入《倪柝声文集》第47册。

1. 内容摘要

倪柝声根据弟兄会的解经学说，讲到启示录第2-3章的七个教会。

以弗所教会是预言使徒末期的教会，在96AD以前。士每拿教会预言使徒时代及其后受到逼迫的教会，经过死而仍能存活。别迦摩教会预言与世界联合的教会。罗马帝国的康士坦丁君王接受基督教为国教，教会就与世界联合了，滋生淫乱和拜偶像之风。今天神的儿女总是想大、想多，而不注意圣洁和清洁。教会基本原则应该是：彼此都是弟兄，没有拉比、师尊，也没有父；但是教会却出现了神父制度。

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铁非和老底嘉教会都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推雅推喇教会是指罗马教（天主教），与政权联合，注重行为、祭祀，也拜偶像；但是在罗马教里还有认识祂的人。

撒狄教会指路德改教以后的更正教，是恢复和复兴的历史。虽然有了因信称义的真理和公开的圣经，却没有看到什么是教会。由于常蒙神的赐福，人就设立各种组织来保守恩典和信条，却总没有回到当初。她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

非拉铁非教会乃是继续在使徒正统之后的。非拉铁非的工作比改教的工作更大。潘汤说：「弟兄们的运动，其重要性乃是远超过改教的运动。」（倪文47:75）教会问题到了弟兄运动就得到了解决。神儿女的地位差不多都有恢复；居间的地位完全被除去了。

倪柝声看到弟兄会成立二十年后，分裂为「闭关」和「公开」两派，就说：「我们要十分地小心，也十分地谦卑；不然我们就要陷入同样的失败。」（47:85）他又说：「我想，当初的缺点，就是弟兄们没有看见教会的『地方』立场的范围……弟兄们因为不够注意到教会是以地方为范围的，『闭关』的弟兄们就要求各地的一致行动，结果就冲破了地方的范围，陷入联合会的错误；『公开』的弟兄们就要求每一个教会的独立行政，结果在许多地方，叫一个地方有了好些个教会，陷入公理宗以堂会为单位的错误。『闭关』的弟兄们越过了地方的范围；『公开』的弟兄们又跟不上地方的范围。……弟兄们运动现在仍在进行中。『地方』的光是越过越清楚。」（47:85-87）

老底嘉教会：骄傲的非拉铁非就变成老底嘉，老底嘉乃是堕落的非拉铁非。老底嘉的特点就是属灵的骄傲。一个人看见了弟兄的真理，就是要回到更正教也回不去了。一个不对的公会乃是撒狄，不是老底嘉。各公会是更正教。公会没有资格变成老底嘉，只有非拉铁非失败以后，才变成老底嘉，充满了知识，却缺少能力。（47:90-93）

结论：主把我们摆在非拉铁非里面，要叫我们作非拉铁非。（47:112）求神给我们走一条正直的路，无论如何，我们要拣选非拉铁非的路。（47:113）

2. 发出复职信号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沉潜于企业不是倪柝声的最终目标；赚钱也只是为了赢得资本，以利于发展他的地方教会工作。在抗战即将胜利前夕，沉潜已久的倪柝声露面了。《教会的正统》正是他在当时所要发出的信号：重新提出「地方教会就是非拉铁非教会」的论说。虽然倪氏追随弟兄会的脱离宗派，成立地方教会，又反对居间阶级；他却认为地方教会的理念乃是他所首创。他从启示录2-3章，结合到教会历史来讲解，以古喻今，希能鼓励人心。倪氏赶紧在重庆出版此书，是为要使地方教会早日重振旗鼓。但是他把达秘的时代论当作圣经真理来介绍和追求并不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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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暗自筹划复职

倪柝声除了重新提出他的地方教会理念之外，更在暗中调兵遣将，为复职开路。他在老家福州大兴土木，以作将来大规模培训同工之用。他是一个以理念先行，步步安营，又是胸有成竹，不露声色的人。但是他对于1942年上海风波再起的隐忧还是耿耿于怀。

调兵遣将

1. 往返上海福州

抗战胜利点燃了倪柝声东山再起的期望。李常受说到倪氏：「他在那里[重庆]继续经营药厂，同时也受雇于政府。」 长期协助倪氏创办药厂的倪氏妻舅张宜纶说：「他[倪]与政府官员共事非常有效率，长官都很欣赏他。」[1]「避倦丸」（又称「力量片」）是上海生化主要产品之一，能够在短期内消除疲劳困倦，提高工作效率。抗战时期，他在重庆继续生产「避倦丸」，政府把它用为士兵作战时的临时兴奋剂以增加作战效率。由于生产此药有功，陈福中说：「倪柝声就是在梅贻琳和张治中的安排下，被授予国民政府军医少将军衔。」[2]但是由于药品的副作用大，就连教会同工的子弟都被禁止服用。[3]

抗战一胜利，内迁到重庆的人都思家心切，争先恐后地急于赶回本乡。一时间，陆空航运都非常紧张。倪柝声凭着军医少将的身份，才能买到机票，赶先回到上海。他又不声不响地去到福州，在那里大兴土木。此后他就奔波于上海、福州和重庆之间。他去重庆乃是为要尽快结束重庆生化药厂的业务。

2. 江守道劝说未成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倪柝声赶紧返回上海以后，却不主动参加聚会，与教会的负责人也互不往来。次年元月江守道回沪，力劝长老们恢复倪氏职事，也是没有结果。[4]

3. 借助于李常受、汪佩真

金弥耳却透露说：「1946年中段，倪柝声从福州写了信寄去[给李常受]，把上海的需要摆在他面前。」汪佩真也在1946年到山东拜访李常受，邀请他到南京领会。[5]当年在上海青年中的负责人俞崇恩和程强曾经一起去登门拜访倪氏。从个别来访者的交谈中，倪氏必然会探听到教会的动态。显然，他无意于向教会负责人认罪悔改。在当时教会负责人中，确实是有着要否请倪氏出来的议论；可是认为「为时太早」。[6]但是1942年这件未了的重大事件，却始终未被重提。

倪柝声意识到自己的复职将是遥遥无期，只得借重李常受的大力鼎助。他就写信给李常受，邀请他来沪协助教会工作。他虽说是为着「上海的需要」，其实是为了自己复出的需要。不然的话，他既不与上海教会负责人来往，为何又要关心教会，邀请李常受前来帮忙呢？

李常受高度赞扬汪佩真，认为她是「除了倪柝声弟兄以外，她是最成全我的人。」 [7]他把汪佩真看得比俞成华还要高。汪氏从来不对倪氏有所非议，且会尽力作好李常受的助手。李氏说：

她实在是中流砥柱，抵挡所有的误会与攻击。她的站住为后来倪柝声弟兄职事的恢复立下了根基。……1946年，战争之后，主使用她连同俞成华弟兄的帮助，重新打开在上海召会的门。那年夏天，她诚挚的写信邀请我，访问那里得恢复的召会。在我访问期间，召会大得医治，我也非常得着坚固和加强。……这一切都是重大的步骤，把倪弟兄带回他的职事。……由于她诚挚的邀请，1946年底，我有负担住在上海，与她一起作工，以重新建造召会，并恢复倪弟兄的职事。[8]

由此可见，李常受能够在1946年来到上海，主要是由于倪柝声和汪佩真的邀请。他很有活动能量；一到上海就以教会领袖自居，主动负责讲台，主持教会事务。俞成华就此退居次位，甘愿保持沉默。这时倪氏能够寄予希望和信任的也只有李汪俩位。

1942年烟台地方教会有了振兴。在李常受的号召下，六七百人把自己所有的全部奉献，所有的时间也拿出来。有许多人愿意为着西北的福音奉献自己，全家带人带钱出去。他们在三个月中天天一起聚会。[9]这是发生在倪氏停职不久以后，地方教会正处于低潮时期。当上海教会经受重大创伤时，烟台的振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各地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是倪柝声对李氏寄予希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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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常受，《倪柝声》，99-100。

[2] 陈福中，《汪佩真传》，167。当年，梅贻琳是卫生部长，张治中是国民政府高级将领。他们都是重庆地方教会成员。

[3] 陈福中，同上，110。陈福中记述他在学生时期的一件事。那时他因贪玩而没有作好功课，就要求服用「力量片」来提起精神开夜车，以应付次日的考试。汪佩真在旁边听了，就板起脸来说，「福中，你千万不要服力量片。」（此药以后被列为禁药。目前在美国乃属控制监管药品。）他又说汪佩真早就对生化制造此药心里不平安，因为副作用大，对身体有害。

[4] 陈希曾，《晒熟的美果》，257。

[5] 金弥耳，《砥柱》，200；梁家麟，<倪柝声在1948年的复出与相关宗教理论>，《倪柝声的荣辱升黜》，107，见附注12。

[6] 个人资料：一位同工。

[7] 李常受，《倪柝声》，117。

[8] 李常受，《倪柝声》，116。

[9] 李常受，<烟台教会复兴的见证>，《倪柝声恢复职事过程中信息记录》，倪文57：18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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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福州大兴土木

抗战胜利后，倪柝声不声不响地在福州和鼓岭大兴土木。这是他在抗战胜利以前就已经开始行动的。

倪氏父母的经济情况并不差。父亲倪文修在福州海关任监督之职。[1]这是当年海关中华人所担负的最高职位，与英国藉的税务司并列为海关主管。母亲也精明能干，一度作生意收购汕头的「抽纱」和各种花布货物，运销海内外各地，收益甚丰。[2]虽然他们有时也会为了经济窘迫而发愁，可是住房却非常讲究。[3]他们在福州洋人集中的著名文化区盖起了颇具规模的新式楼房。[4]倪家原来住在福州中州岛, 是一幢有350平方米的楼房。[5]以后倪母把房子出租，迁到仓前山南台海关巷新14号。[6]后来又在仓前梅坞，租地建盖了一幢豪华的楼房，取名为玉林山馆，1924年倪氏曾居住此地，目前当地政府已经把它作为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保管建筑。[7]

1. 海关巷盖楼房

陈终道说，仓前山海关巷的房子是倪柝声向父亲买下的一所大宅，带有一个大花园。[8]房屋和空地的面积共约六百平方米。[9]倪氏在1924年与王载等分手后以及1942年回福州时都住在这里。胜利后他重返福州时也住在这里。他在空地上盖起了一幢三层楼的楼房，可以容纳一百多人住宿，作为将来同工受训的住所。[10]

2. 鼓岭设备周全

鼓岭山位于福州以东约30里，山高800多米，为西人和传教士的避暑胜地。1935年间鼓岭已经有数百幢别墅，还有教堂、医院、网球场、游泳池等公共建筑；但在到了抗战期间就有所荒废。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以后，不少传教士先后回国，倪氏就开始在鼓岭的最高地带，以低价陆续购置了十几幢传教士的避暑别墅。[11]每幢可住十余人。他又向附近农民买下一些山地，栽种树木，美化周围环境，因此总共有两百亩土地。他建筑了一个设有一百多座位的聚会厅，有学校和游泳池设备；并且建立医务所。他又召集了一批弟兄到山上来帮助整修、管理房屋、园地、住宅用具和饭食等事务。这些事都由他亲自指挥，十分忙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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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倪林和平，《恩爱标本》，61。

[2] 倪林和平，《恩爱标本》，14。

[3] 倪林和平，同上，75-76。

[4] 黄若砥，《难忘的1948——倪柝声职事精华的阶段》， 4-5。

[5] 倪林和平，同上，34。在中州的房子以后就成为津门路教会的第二会所，即中州聚会处。

[6] 倪林和平，同上，54。

[7] 倪林和平，同上，60。

[8] 陈终道，《舅父》，59。

[9] 黄若砥，《难忘的1948》，4。

[10] 黄若砥，《难忘的1948——倪柝声职事精华的阶段》， 4-5；陈希曾，《晒熟的美果》，245。

[11] 任钟祥，《简史》，19；李强，《「基督徒聚会处」的历史形成、结构和社会机制》，18。

[12] 黄若砥，《难忘的1948－倪柝声职事精华的阶段》，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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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李常受接重任

抗战后期，原来在上海的同工长老们多半已经归回。教会于1946年恢复聚会；但是长期的低迷状态使大家心感沉重。

「生命树」消前嫌 [1]

当李常受还在南京时，李渊如及张耆年专程从无锡前来拜访，与他有「很透彻的交通」。李常受向她们和南京地方教会讲述生命树与分别善恶树的信息。他用约翰福音四章撒玛利亚妇人（行淫的女子）和八章行淫时被拿的女子这两个例子，说明耶稣并没有定她们的罪，倒是法利赛人受到批评。他将「善与恶」联系到「生命」的原则上去。李渊如和张耆年也参加了这次聚会。[2]

李渊如又写信给在浙江的张愚之和许戴维，邀请他们前来与李常受见面。张愚之率直地问李常受：「你真觉得倪弟兄没有错么？」李常受并没有说「是」或「否」，却认为这个问题乃属于「知识树的对错」，是来自魔鬼的试探。他反问张氏：「你们觉得倪弟兄错了，请问你这样觉得以先，你是活的，还是死的？等到你觉得倪弟兄错了，定他的罪后，你又是活的，还是死的？」他避开事实本身，却归罪于因倪氏犯罪而灵性受伤、信心受动摇的人。李氏又讲到挪亚醉酒后，含受咒诅的例子。张愚之接受了李常受的劝说，痛哭悔改。这也同样地影响到许戴维。[3]

李常受在南京用倪氏过去所讲的「生命树原则」，很有效地说服了李渊如、张耆年和南京地方教会，乃至张愚之和许戴维等。他以「生命树的原则高过分别善恶树的原则」的说法掩盖倪氏过往所犯的罪。但是，将约翰福音这两个例子用于倪氏的生活秽行，难道是合乎神要保守圣徒和教会圣洁的心意吗？显然倪氏缺乏圣经根据的「生命树原则」在他们身上的烙印已经很深。当年地方教会的同工们接受李氏的说法并非偶然。

李常受于1946年6月访问南京地方教会后，又到上海待了约有三周。同年10月，他举家自山东烟台迁至南京；就此往返于沪宁之间，负责带领两地的教会。[4]当时李常受对于倪柝声急于复职的意图已经心领神会；因此他在南京迫不及待地提出「生命树」的理论。他来到上海之后，有一周的特别聚会讲述生命树的信息；并与长老俞成华、杜忠臣等谈话。他来沪的目的就昭然若揭了。

金弥耳说：「1946年李常受就开始反问上海的长老：『你们决定开除他时，是顺服圣灵吗？果效是什么？那么能说这样做带来生命吗？』每个问题他们都忧伤的回答：『没有。』」[5]生命树的说法说服了所有在上海的负责人，无人提出异议。于是大家都「悔改」，再也不提倪柝声过去生活失德的罪。聚会的空气有所「好转」；教会的人数也增加了。

着重振兴与破碎

李常受来沪以后经常与汪佩真走访倪氏。他说：

因着再度到上海，我就有许多机会看见分别六年多的倪弟兄。我在北方的时候，他在内地的西部。战争期间我们没有通信，而我多少有点担心我在烟台的实行对不对。这时汪佩真姐妹与我，也关心倪弟兄职事的恢复。为这缘故，我们二人抓住每一机会与他有交通。……在我们的交通里，我对他述说我们分别期间，我所实行的一切事。他的响应是鼓励我在其他召会实行同样的事。我们向他陈明，因着上海召会的恢复，和一些新地区敞开的大门，急切需要他恢复尽职。我要求他恢复尽职，但他告诉我，因着某些背叛的弟兄，他尽职的灵不会许可他对上海召会尽职。我由此领悟，要恢复他的职事，我们中间急需有一次复兴。……他向汪佩真与我完全敞开，并给我们关于主工作的指导。他与我们交通的时候，一再强调外面的人需要破碎，如此，在我们公开的尽职和与个人的接触里，我们的灵同圣灵才能得释放。[6]

倪柝声强调「外面的人需要破碎」，是相当于他以前所讲「魂生命的死」。他在《属灵人》中强调「灵要管制魂」，而「灵」就是人的「直觉」。倪氏所创导的地方教会始终是以他的理念为先导，高过于全面平衡的圣经真理。李氏就此体会到教会复兴和外面的人需要被破碎的关系。李常受还明白为要达到目的，首先必需振兴教会。若是上海有了振兴，他在全国地方教会中就可以有发言权，才能促成倪氏复职。但倪氏却含蓄地说他尽职的灵不会许可他对上海召会尽职。难道他要找一个在上海以外的地方来开始尽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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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48年倪氏被停职一事，虽然是由经营生化药厂不当所促发，实际上是因李渊如向少数负责人揭发了倪氏生活失德而致。但是在当年，负责人并不知道受害者是张耆年，对倪氏失德一事亦严加保密。（详见第十三章）

[2] 梁家麟，《倪柝声的荣辱升黜》，108-110，摘自李常受，《历史与启示》上，159-160。

[3] 梁家麟，《升黜》，110-115。

[4] 李，《倪柝声》，354-355。

[5] 金弥耳，《砥柱》，207。

[6] 李常受，《倪柝声》，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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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积极传福音及移民

李常受活动力强，与俞成华的谦逊内敛正好相反。他照着1942年带领烟台振兴的模式，先从积极发动传福音做起。

1. 兴起校园工作

李氏十分注重各大学里的福音工作。他发动同工、长老和执事们到交通大学去传福音，一连十个晚上。当时在交大校园中涌现出不少爱主的青年人。他还带领执事和青年进到上海医学院和江湾国防医学院去传福音。上海各大学里的福音工作很兴旺，校内也举行传福音大会。不少青年人接受福音，且有明显转变。李常受对传福音十分尽心，也能震撼人心。他常讲的题目是「空、空、空」。在传福音的事上，无论是在讲道、事务安排等方面，他都是一马领先，言带身传。

2. 推广福音游行

1948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有几位青年人穿着福音背心，到马路上去传福音。这原来是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王载在未结识倪柝声以前就已经开始的布道方法。倪氏等青年人随后也推行了一段日子。[1]李常受在南京时，青年们就开始有福音游行。等他到上海以后，在交大的弟兄们也发起福音游行。李氏就在上海大力推广。教会配备了大小铜鼓、喇叭、扩音器、水壶等；还做了许多小旗子用以举旗吶喊福音口号之用。其中的口号有：「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主必快来，快快悔改，信福音」，「若不悔改，平安不来」和「人人都需要耶稣」等等。教会还预备了一辆装有扩音器的福音车。有人还画了许多福音漫画。[2]

每次约有二三百位弟兄姐妹参加福音游行，通常分三个小队出发。李常受亲自带头参加。福音游行时，他总是站在队伍的最前列。教会的第一次大规模福音游行是在1948年下半年。队伍从南阳路会所出发，走在最前面的弟兄们高举很大的福音横幅，后面是铜鼓喇叭和漫画队伍。接着就是弟兄姐妹，每人都穿上白布做的福音背心，上面写着「耶稣爱你」、「人人都有一死」，或是「天国近了，要悔改信福音」等。我们各人还手拿小旗，唱着「需要耶稣！需要耶稣！人人都需要耶稣！」等福音诗歌。大家还跟着领队的，一起高呼：「大上海哪！快快悔改，罪恶不去，平安不来！」，「信耶稣，得永生」等口号。大家一边走，一边唱短歌、喊口号、分发福音单张。队伍从南阳路、西康路转到南京西路，向东朝外滩方向，一直走到外滩的外白渡桥桥脚下一个不收门票的小花园里。我们就在那里传福音。以后的福音游行也多半是按照这条路线进行。还有一条游行路线是从霞飞路（今淮海路）走的。

全教会进行了好几次这样的福音游行。在1948年9月1日的《执事报》中，张愚之提到福音游行的事：

到现在虽然只出发了几次，明显的果子没有什么，但是有一件事实，在上海这个地方是扔了一颗小型的福音炸弹。当我们游行的时候，整千整万的人在注意着我们；巷子里，楼上的人也赶出来看。同时我们每一次回来以后，我们的里面满了喜乐，满了火热；我们的里面对于主的交通也更觉得亲热。我们对于世界也似乎更远离。[3]

在上海，这还是第一次见到的「福音游行」。1949年解放以后，新政权把福音游行与当年倪柝声所提出的「以福音消灭革命」、「把全国打下来」等说法联在一起。以后在1956年「肃清反革命运动」时，凡参加过当年福音游行的弟兄姐妹几乎都被加上「煽动人心，参加反动白衣游行」的反革命罪名，我也并不例外。

3. 结婚为了移民

李常受在上海积极鼓动弟兄姐妹移民。他还到江西弋阳去传福音、鼓励移民到那里去。当年，作者参加过两次在教会里举行的婚礼。一次是冯和仁和陈碧琨的婚礼。冯氏原在浙江萧山。他要带领上海教会中的一些信徒移民到江西弋阳。陈碧琨是护士，后来担任厂医。另一次是有两对新人一起举行的婚礼。那是交大的余道胜与在福音书房工作的李晋玲；另一对同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毕业生，程强与常莹。他们都是「交出来」的弟兄姐妹。这两次婚礼都是在南阳路教会原来就有的洋房大客厅内举行。弟兄姐妹都可以自由参加。每次参加的大约有一百来人。

婚礼形式就如一次聚会，却是更为严肃。新郎和新娘坐在前面。婚礼中由负责弟兄讲话，并没有鲜花、音乐、或交换信物。新娘也没有打扮或特殊服饰。当时并没有会场布置，也没有茶点糖果招待。会场的气氛严肃得没有一点喜庆欢欣。这是因为他们的结婚是意味着成亲以后，即将面对严峻的呼召：那就是一起出去传福音事奉神。这正是在当年积极鼓励移民传福音气氛下信徒们的心态：只有严肃的责任，而没有激情的欢笑。 其实，不仅是新郎新娘，连同参加婚礼的人，包括像我这个二十岁左右的小青年，也都是一样的严肃。

1948年9月国共内战正酣，上海的物价飞涨，币值下跌，投机抢购成风，生活困顿。但是在教会里却是满怀希望，火热爱主，人人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出来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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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峙记载：「我们不但有团体之布道，还有个人之布道，我们备有福音布，上写福音经节，每逢外出，无论做事，造访，买物，常披在背上，作福音之活广告，在路上遇着迎面而来的人，也常喊一声标语，如「信耶稣得救」或「信耶稣上天堂」等等，人视为痴狂可笑，但这样行动，若非主所感动，谁能做到。」李佳福，《倪柝声与中国「地方教会」运动》，75，摘自王峙，《王载见证录》，31; 参见：倪柝声，<往事的述说>，《讲经记录》二，倪文18:86-87。

[2]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113-114。当年张氏是上海地方教会的资深执事。

[3] 张愚之，<不以福音为耻>，《执事报》，倪文55:73.张愚之（1914~1970）为倪氏主要同工之一，为主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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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发起更新奉献

李常受刚到上海时，青年人大多显得少年老成。这或许是与大家都想追随俞成华的榜样，羡慕劳伦斯和盖恩夫人与主相亲的属灵道路有关。1947年4月，李氏在上海举行连续多天的特别聚会， 号召全体信徒更新奉献，要大家彻底奉献，一同起来学习事奉神。他的讲道内容主要是：事奉神和事奉玛门、身体的奉献、世界、玛门霸占人心等。教会中追求主的气氛就此火热起来。许多人痛哭流涕，认罪悔改，承认自己对主不够彻底忠诚。弟兄姐妹们的心逐渐归向主，争先恐后地把自己，连同自己的财物都奉献出来。聚会人数不断增加，会众受到很大的鼓舞。当时上海地方教会内，共有二百六十多位弟兄姐妹签名，表示愿意彻底奉献，接受年长弟兄的带领。

加强组织管理

由于聚会人数明显增加，弟兄姐妹愿意奉献，也希望参与事奉，李常受和汪佩真就实行了两方面的工作安排：

1. 增加分区聚会

上海地方教会自1933年起就开始实行分区聚会，将主日晚上的擘饼聚会和礼拜二晚上的祷告聚会实行分区聚会。以前只有两个分区聚会，抗战期间就分散到信徒家中聚会。1947年，李常受将分区聚会一下子增加到十五个。1948年5月，聚会人数增加到一千五六百人，[1]以后又很快地增加到二十六个区。执事们都被安排到各区去担任「区负责」，负责各区的擘饼、祷告聚会以及探望带领工作。后来「区」又改称为「家」。在区负责人下面又设立「组负责」二人，每组十余人，以关怀组员，并在聚会中实行各组点名制度。[2]

2. 设立事奉工作组

李常受和汪佩真把签名表示愿意彻底奉献的弟兄姐妹安排到十五个事奉组去学习事奉，例如：办公室值班组（大多由执事轮值）、探访组、整洁组、训蒙组（即儿童主日学）、文字组和招待组等等。通过这些安排，执事和彻底奉献的众信徒就都有了明确分工。这就是当时所实行的「全体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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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常受，<一次交通聚会中的报告>，《执事报》，倪文55:7。

[2] 李常受，同上，倪文5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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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盖新会所的前奏

当年，由于青年人纷纷外出传福音，得救人数增加。每个月都有几十人，甚至百余人受浸；聚会人数也越来越多。文德里是一条老式的石库门建筑里弄。张光荣、李渊如、汪佩真和张愚之等同工的住家以及福音书房等五宅房子都在这条里弄内。主日上午聚会的时候，他们各家都把楼下的客厅开放，也都坐满了人；甚至连会所楼梯上，弄堂里都坐得拥挤不堪。李常受提出要盖大的会所，教会负责人也都同意，奉献财物的需要也就显得更为迫切。任钟祥追述：

1947年8月30日晚上，李又召开了一次专为筹建新聚会所宣传鼓动的「特别聚会」，信徒们不但奉献了大量现钞、银元、大小金条、美钞、金银手饰、珠宝古玩、甚至连衣服、家具、自行车和日用品也都拿出来奉献。估计从1947年4月到1948年3月，共收到的奉献约值黄金100多根「大条」（每根旧制合十两黄金）。这是李常受把他抗战时期在山东烟台发起的交出来带到上海。也是倪柝声和李常受于1948年在上海聚会处大搞「交出来」运动的前奏。[1]

当年，倪柝声的《工作的再思》在地方教会中的影响很大，连不在地方教会聚会的陈终道都说：「我在重庆灵修神学院读书的时候（1945~1948），几乎把《工作的再思》当作第二本圣经。」[2]俞成华又把教会与工作分开看成是必须顺服的真理。[3]但是当时李常受是同工，不是上海的长老，却主持在上海的地方教会，而长老们却毫不作声。这与倪柝声所强调工作与教会分开；同工管工作，长老管地方教会的说法正好相反。自从李氏来到上海，俞成华就未曾在主日讲道。曾经有人问俞成华为什么不讲道。他回答说：「圣灵叫我安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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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钟祥，《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简史》，12-13。任氏所谓的李常受在烟台发起「交出来」，事实上最初是称为「更新奉献」，直到倪柝声于福州提出交出来后，李氏才改口称之谓「交出来」。任钟祥（1918-1997），1948年解放前后开始任教会的全职驻堂执事，以后任长老。1956年肃反以后，重新被选为长老。其后，他倾向于三自，为信徒所不满。

[2] 陈终道，《我的舅父倪柝声》，60。

[3] 俞成华，<上海>，《敞开的门》，倪文32:130。

[4] 个人资料：俞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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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我在上海地方教会

学习事奉

在上海地方教会中，只有奉献的人才可以参加事奉，因为应当先要将自己在神面前彻底奉献，分别为圣，然后才能事奉祂。弟兄姐妹把自己交出来给教会之后，就被安排参与各项事奉。我在1947年9月受浸加入教会。这是在倪柝声1948年复职之前，由李常受在上海带领的时期。

最初我被安排到整洁组和训蒙组（儿童主日学），以后又参加福音探望组和担任第十一家的组负责。每次当我接到新的事奉安排时，心中总是十分喜乐。整洁组的事奉使我养成对事奉的敬虔和认真态度，因为擦桌子、抹椅子，每一件事都是做在神面前的，所以必须认真仔细。在所有的事奉中，使我最获益的要算是在训蒙组的事奉，因为在那里更有彼此激励的机会。参加训蒙组事奉的老师们都由教会指派。接到通知的人都感到这是接受从神那里来的托付，因此十分战竞恐惧，认真对待。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训蒙组是被教会看成是培养年轻人学习事奉的台阶。许多年轻人都是通过这一事奉而成长起来，以后担负更重的责任。当年参与儿童聚会事奉的青年弟兄姐妹们都十分敬虔爱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才得知他们信主也不过短短几年，却是进步很快。在事奉中，榜样的力量是很大的。我在这些追求主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敬虔事奉的榜样。

训蒙组中各班级负责人大多是很有追求的年轻弟兄姐妹。他们虽然年轻，但是看起来却是十分老成，不苟言笑。他们的事奉态度认真严谨，一丝不茍。他们的祷告也很真挚。这样的事奉心态使我惊羡不已，也吸引我竭力追求。那时候，儿童聚会要比成人主日上午的造就聚会早一个钟点开始。聚会是按孩子们的年龄分班，大约有七、八个班，总共约有一百多个孩子。参加儿童聚会事奉的老师们，每主日早晨要在儿童聚会前一小时到达，专心祷告。因此，每主日清晨七点半或八点，我们就聚在一起祷告了。在冬天，天还没有亮透，大家就要出门，极少有人迟到或缺席。这个清晨的祷告聚会是专心祷告，没有分享或讨论。当时弟兄姐妹在事奉上都是与神相交，没有个人之间的私情闲谈。每个班级的三四位教师平时还常聚在一起祷告交通，彼此勉励。我以后对工作敬业和争分夺秒的习惯也是在当年的学习事奉中养成的，使我终生受用。

追求敬虔

我受浸以后，很快就变得像教会里大多数青年人那样的严肃。那时，社会上的妇女已经开始改穿衬衫和长裤，而我们大多还是穿旗袍，因为「长裤是男人的服装」。 由于姐妹们不可以暴露身体，因此在夏天穿短袖旗袍时，我们就不能像别人那样地露出上臂。姐妹们衣服的袖口大多长达肘弯，再虔诚些就干脆穿长袖的；好像袖子越长，就越显得属灵。我们在夏天也穿长袜子。在教会中很少有姐妹穿颜色鲜艳的衣服。若是那样，不仅别人会觉得不敬虔，自己也感到不安。由于我过份注重外表上的虔诚，不知不觉地就在自己身上堆砌了层层的属灵外壳。以后进了大学，我也是这样地不茍言笑。有人把我看成修女，不敢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