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海古卷说明旧约圣经的准确性，并回应了批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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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海古卷说明旧约圣经的准确性，并回应了批判家

http://www.chineseapologetics.net/theology/S_dead-sea-scrolls.htm

张逸萍翻译自：“The Dead Sea Scrolls Shed Light on the Accuracyof our Bible” by Dr. Patrick Zukeran （https://probe.org/the-dead-sea-scrolls/）

帕特里克·祖克兰（Patrick Zukeran）博士回顾死海古卷的重要历史发现。所发现的文本提供了明确的证据，证明了为我们的旧约圣经的准确性及其保存方式。

古卷的故事

在耶路撒冷圣殿内的敬拜变得腐败，改革的希望似乎很小。一群虔诚的犹太人脱离主流，开始在犹太沙漠中过著僧侣生活。他们研究旧约，使他们相信，上帝对耶路撒冷的审判迫在眉睫，受膏者将回来恢复以色列国，并净化他们的敬拜。期待著这一刻，爱色尼人（Essenes）退居昆兰（Qumran）沙漠，等待弥赛亚的归来。这个社区始于主前三世纪，致力于研究和抄写圣经，还有神学和宗派著作。

随著犹太人和罗马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增加，这个社区将其宝贵的古卷藏在死海沿岸的洞穴中，以保护它们，免受入侵军队的毁坏。他们的希望是，有一天可以将古卷取回，并带至恢复了的以色列国。主后70年，罗马的提多将军入侵以色列，摧毁了耶路撒冷城及其宝贵的圣殿。正是在这个时候，昆兰社区被罗马军队占领并占领。在接下来的两千年中，这些卷轴一直埋藏著。

1947年，一个名叫穆罕默德（Ahmed el-Dhib）的贝都因（Bedouin）牧羊人，正在寻找他失落的山羊，来到一个小洞口。心想，他的山羊可能误进了洞穴，他把石头扔进了洞口。他没有听到吃惊的山羊的声音，而是听到陶器破碎的声音。 他弯身到洞穴里，发现了几个密封的罐子。他打开这些罐子，希望找到宝藏。令他失望的是，他发现里面有皮革卷轴。他收集了状况最好的卷轴中的七个，并将其他碎片分散在地上。

穆罕默德最终把一些卷轴带到伯利恒的一位名叫汉渡（Khando）的补鞋匠和古董商人哪儿。汉渡认为这些卷轴是用叙利克语书写的，因此将它们带到名为玛 . 撒母耳（Mar“Athanasius”Samuel）的叙利亚东正教大主教手中。玛 . 撒母耳意识到这些卷轴是希伯来文写的，并怀疑它们可能很古老，且很有价值。他最终让“美国东方研究学院”（American School of Oriental Research ，简称ASOR）的约翰·特雷弗（John Trevor）检查这些卷轴。特雷弗和世界上最重要的中东考古学家威廉·奥勃莱（William Albright）博士取得了联系。这些人一起证实了古卷的悠久并将其追溯到主前一世纪至二世纪之间。

最初的发现之后，考古学家在1952至1956年间，搜寻了附近的其他洞穴。他们发现了另外十个洞穴，其中也包含数千个古代文献。最伟大的古手稿宝藏之一被发现了——死海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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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轴的日期和内容
学者急于确认这些死海古卷是希伯来语中所有旧约手稿中最古老的手稿。他们使用三种测年工具∶来自考古学的工具，来自古语言研究的工具（古文字学［paleography］和正字法［orthography］）以及碳14测年法。 每个都可以得出准确的结果。当所有方法得出相同的结论时，定期的可靠性就会提高。
考古学家在爱色尼人居住的希尔伯特•昆兰（Khirbet Qumran）研究陶器，硬币，坟墓和服装。他们得到的订期是主前2世纪，到主后一世纪。古文字学家研究书写风格，得出结论是：主前三世纪开始风行一时，到主后一世纪。科学家使用放射性碳测年法，将书卷的年代定为主前四世纪到主后一世纪。由于所有方法都得出相似的结论，因此学者们对文本的定期测年非常有信心。卷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主前三世纪到主后一世纪。[1]
发现的山洞有11 个，其中包含近1,100个古代文献，包括几个卷轴和100,000多块碎片。[2]  除了以斯帖记外，每本旧约书卷的碎片都被找到。其他工作包括伪经，圣经注释，“昆兰社区纪律手册“”和神学著作。大部分文本都是用希伯来语写的，但也有亚兰语和希腊语写的手稿。[3]
在这十一个洞穴中，1949年挖掘的第1窟和1952年挖掘的第4窟，被证明是最丰富的洞穴。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一份保存完好的以赛亚书。
著名的铜卷轴于1952年在第3窟被发现。与大多数用皮革或羊皮纸写成的卷轴不同，它们是写在铜片上的，并为耶路撒冷附近的六十四个地点提供了指引，据传这些地方藏有珍宝。到目前为止，在已调查的地点尚未发现任何宝藏。
圣经中最古老的希伯来语片段，是在第4窟发现的撒母耳记片段，其历史可追溯到主前三世纪。[4]  在洞穴1和4中发现的“战争卷轴”是一份末世论文本，描述了光明之子和邪恶的黑暗之子之间的四十年战争。在第11窟发现的“圣殿古卷”是最大的，它描述了耶路撒冷将来会有的一座神殿，该神殿将会在末世时建造。
的确，这些是有史以来发现的最古老的希伯来古代手抄本，其内容将为我们对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的理解提供有价值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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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海古卷和马所拉文本
死海古卷在评估旧约的准确保存方面，起著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以斯帖以外，每卷书都有数百份手抄本，可以与较新的文本进行详细的比较。
我们今天使用的旧约是从所谓马所拉（Masoretic）文本翻译而来的。马所拉（Masoretes）是一些犹太学者，他们在主后500年到950年之间，提供了我们今天使用的旧约圣经的形式。直到1947年发现死海古卷之前，旧约最古老的希伯来文字是马所拉阿勒坡抄本（Masoretic Aleppo Codex），可追溯到主后935年。[5]
随著死海古卷的发现，我们现在拥有的手稿，比马所拉文本早约一千年。学者们急切地想看看死海文件将如何与马所拉文本相吻合。如果发现大量差异，我们可以说，旧约圣经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 批评家与诸如穆斯林和摩门教徒之类的宗教团体经常声称，当今的旧约保存得不好，所以腐化了。根据这些宗教团体的说法，这可以解释旧约与他们信仰之间的矛盾。
经过多年的仔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死海古卷是充分的证据，证实我们的旧约准确地被保存。我们发现卷轴与马所拉文本几乎相同。希伯来文学者米拉尔•伯罗斯（Millar Burrows）写道∶「令人惊奇的是，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文字几乎没有改动。正如我写的，关于这些卷轴的文章，其中第一篇所说的那样∶“这里最重要的意义是，它支持马所拉传统的忠诚。」[6]
有一个重要的比较研究，将约在主前100年写抄的死海古卷以赛亚书，和马所拉文本的以赛亚书比较。经过大量研究，学者们发现这两个文本实际上是相同的。大多数差异都是很小的拼写差异，并且没有一个能影响文本的含义。
受尊敬的旧约学者之一，已故的格里森•艾基新（Gleason Archer），检查了在第1窟发现的两份以赛亚书卷，报告说∶「1947年在死海附近的昆兰洞穴1中发现了两份以赛亚书，尽管是二千年前的，但比以前已知的最古老的手稿早一千年（主后980年）。在超过95％的文本中，它们被证明是与我们的标准希伯来圣经，逐字相同。百分之五的差异，主要包括笔的明显笔误和拼写的变化。」[7]
尽管有千余年的差距，但学者们发现马所拉文本和死海古卷几乎是相同的。死海古卷提供了宝贵的证据，证明旧约已得到准确，精心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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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赛亚的预言和死海卷轴
捍卫基督神性的证据之一就是预言的见证。旧约中有一百多个关于基督的预言。[8]   这些预言是在基督诞生前几个世纪提出的，其细节非常具体。怀疑论者质疑预言的日期，一些人甚至指控他们直到耶稣之后或耶稣时代才被记录下来，因此轻视它们的预言性。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旧约经典是在主前450年完成的。旧约的希腊文译本《七十士译本》可追溯到基督之前约二百五十年，在托勒密•费拉德普斯（Ptolemy Philadelphus）统治时期（主前285年至246年）翻译的。[9]  可以说，该希腊文译本所根据的完整希伯来语圣经，在主前三世纪就已经有了。
死海古卷进一步证明了旧约经典，主前三世纪之前已经存在。除了以斯帖记以外，所有旧约书籍中都有成千上万的手稿碎片，在基督的出生以前已经存在，而其中一些最早可追溯到主前三世纪。例如，撒母耳记的一部分可追溯至较早，而但以理书的片段可追溯至主前二世纪。[10]  十二小先知书的部分，可追溯至主前150年至主前25年。[11]  由于发现这些文件与我们的马所拉文本相同，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确定，我们的旧约，与爱色尼人学习和使用的圣经，相同。
以赛亚书卷是最重要的死海文件之一。这二十四英尺长的长卷轴保存完好，并包含以赛亚书的全部内容。该卷轴的日期为主前100年，并在第五十三章包含对弥赛亚最清晰，最详尽的预言之一，称为“受苦的仆人”。尽管一些犹太学者教导说这是指以色列，但仔细阅读后会发现，这个预言只能指基督。
原因中的一些是：受苦的仆人被称为无罪的（53∶9），他死后从死里复活（53∶8-10），他为人民的罪受苦至死（53∶4-6）。这些特征不是以色列民族的特征。以赛亚书卷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手稿，该手稿比基督的诞生早一个世纪，并且包含许多有关耶稣的最重要的弥赛亚预言。持怀疑态度的人不再认为书的某些部分是在基督之后写的，或者是第一世纪有人在书本中添加了文字。
因此，死海古卷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证明旧约经典在主前三世纪就完成了，并且旧约中对基督预言的预言，早于基督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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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赛亚和卷轴
一世纪的犹太人期望什么样的弥赛亚？批评学者声称，个人弥赛亚的想法是基督徒后来的解释。相反，他们认为弥赛亚将成为以色列国，代表犹太民族主义。
由旧约犹太人抄写的死海古卷，揭示了基督时代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盼。研究发现，他们的观念，与新约所揭示的弥赛亚希望，有几方面相似，但有一些重大的差异。首先，他们期望的是个人弥赛亚，而不是民族或民族主义。其次，弥赛亚将是大卫王的后裔。第三，弥赛亚能行神迹，包括死而复活，以证实他的宣称。最后，他将是一个人，但拥有神圣的属性。
在第4窟中发现的，标题为《弥赛亚末日》的手稿，乃抄写于主前一世纪，描述了所预期的弥赛亚事工∶
因为他将荣耀永恒国度宝座上的虔诚者、释放被虏的、开瞎子的眼、高举起那些被压迫的人……因为他要医治重伤的人、叫死人复活、要给穷人带来好消息。
这段经文听起来很像福音中记载的耶稣事工。在路加福音七章21-22节中，施洗约翰的门徒来到耶稣那里，问他是否是弥赛亚。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　疯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但是，这些相似之处，也存在差异。基督徒一直教导说，有一个弥赛亚，而爱色尼社区则相信有两个，一个是亚伦后裔或祭司弥赛亚，另一个是大卫后裔或作王的弥赛亚，他们领导战争结束了邪恶的时代。[12]
爱色尼人在仪式上要求严格，虽然耶稣批评这些律法。他与税吏和　疯病人来往，犹太人认为这是污秽。耶稣教导我们爱仇敌，而爱色尼人则憎恨他们的仇敌。他们严格遵守安息日，耶稣经常违反这重要的律法。昆兰社区拒绝接纳妇女，外邦人和罪人；基督却向这些人伸手。
这许多差异表明，爱色尼人不是某些学者所建议的早期基督教的起源。反之，基督教源于旧约和耶稣事工。
死海古卷是一个重要发现，它证实了我们对将旧约文本正确地保存，基督的弥赛亚预言，以及对一世纪犹太教的宝贵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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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本大先知书和死海古卷
对旧约的两本主要且有争议的书（但以理书和以赛亚书）的辩论，死海古卷是一项资产。保守派学者认为，但以理书写于主前六世纪，正如作者在第一章中所宣称的那样。新约圣经的作者把但以理书当作具有预言性的预言书。自由神学家在18世纪开始教导说，它是在马加比时期（Maccabean Period）或主前2世纪写的。如果他们是正确，但以理书书就不是预言波斯，希腊和罗马崛起的预言书。
在发现死海古卷之前，批判学者认为但以理书所使用的亚兰语不会早于主前167年，是在马加比时期的。其他学者，例如受人尊敬的考古学家肯尼斯•蔼忱（Kenneth Kitchen），研究但以理书，发现但以理书的亚兰语词汇中，有90％用于主前五世纪的文献 或更早。[13]  死海古卷显示，蔼忱的结论是有根据的。事实证明，死海古卷使用的亚兰语与但以理书中发现的非常不同。旧约学者得出的结论是，但以理书的亚兰语比较接近主前四世纪和五世纪的亚兰语形式，多于主前2世纪的。
批判学者对以赛亚书是由一位作者撰写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许多人争辩说，前三十九章是由一位作家在主前八世纪撰写的，而最后的第二十六章是在被虏后时期写的。这是因为两大段的格式和内容存在明显差异。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以赛亚书中巴比伦的预言将不是预言，而是马后炮。
随著在昆兰发现以赛亚书卷，双方的学者都渴望看到证据是否会支持他们的立场。以赛亚书卷显示，以赛亚书的两个主要部分之间没有中断或分界。 抄写员不知道这书有不同的分段，或者不同的作者。[14]  便西拉（Ben Sira，主前2世纪），约瑟夫（Josephus）和新约圣经的作者认为以赛亚书是由一位作者撰写的，并且包含有预言性的预言。[15]  死海古卷增加了以赛亚书的统一性和预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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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轴的清单
以下是艾基新博士提供的简要清单，其中列出了每个死海洞穴的发现。[16]
洞穴1是1949年发现并发掘的第一个洞穴。发现了以赛亚书卷，保存完整的以赛亚书全书。从其他旧约书卷中找到了碎片，包括创世记、利未记、申命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以西结书和诗篇。非正典书籍包括“以诺书”（Book of Enoch）、“摩西语录”（Sayings of Moses）、“禧年书”（Book of Jubilee）、“挪亚书”（Book of Noah）、“利未约”（Testament of Levi）和“所罗门的智慧”（Wisdom of Solomon）。还发现了关于诗篇，弥迦书和西番雅书的注释片段。
1952年发掘的第2窟。发现了数百块碎片，包括旧约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耶利米书、约伯记、诗篇和路得记中的余留。
1952年发掘的第3窟。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著名的铜卷。这些卷轴包含前往64个地点的路线，这些地点包含耶路撒冷周围的隐藏宝藏。到目前为止，调查过的地点还没有发现任何宝藏。
1952年发掘的第4窟被证明是最丰富的洞穴之一。找到近百份手稿的数千个碎片。除了以斯帖记以外，每本旧约书都发现有数百个碎片。标记为4Qsam  [17]  的撒母耳记片段，被认为是已知的最古老的圣经希伯来语片段，其历史可追溯到主前三世纪。还发现了关于诗篇、以赛亚书和那鸿书的注释片段。人们认为第4窟的整个汇集，代表了爱色尼图书库。
1952年发掘的第5窟，发现了一些旧约书卷和“多俾亚传”（Tobit）的碎片。
1952年发掘的第6窟，发现有但以理书，列王纪上/下，以及其他一些爱色尼文献的纸莎草碎片。
洞穴7-10引起了考古学家的兴趣，但与圣经研究无关。
第11窟在1956年被发掘。它显示一些保存完很好的诗篇的副本，包括伪经诗篇151。此外，还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利未记部分卷轴，还发现了“新耶路撒冷启示录”（Apocalypse of the New Jerusalem），一份“塔库姆译本”（Targum，即希伯来文圣经的亚兰语译本），或作约伯记的义译，的片段。
的确，这些是有史以来发现的最古老的希伯来古代手抄本，其内容很快就展现能影响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洞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