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十章 逆水行舟与风暴前夕（1952-1955）（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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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十章  逆水行舟与风暴前夕（1952-1955）


我在事奉中成长

1947年秋，我是高中二年级，受浸加入上海地方教会。当时我虽然单纯爱主，但是幼稚无知。我对教会的各种聚会基本上是逢会必到；又参加了几次倪柝声的少数人聚会，心中暗自庆幸。我又在教会中参与多种事奉如整洁组、探望组、训蒙组（儿童聚会）和在教会分家中担任组负责人。对于教会的各种安排，我总是尽心而为。这是因为看到教会中众多弟兄姐妹一丝不苟、勤勤恳恳忠心事奉的好榜样。我为着能够在地方教会中成长而感到十分宝贵和喜乐，并且他们每天勤奋读经和祷告的操练也是令人羡慕。

因为我家住在徐汇区交通大学附近，所以受浸后，就被分派到第十一家去参加主日晚上的擘饼聚会。那时十一家的负责姐妹是程仪凤和陈梅珍。程仪凤十分安静平和，但是能够看出她的敬虔稳重。后来我才知道她是1928年教会刚建立不久后，就已经参与的资深姐妹；但是从外表上一点都看不出有什么特殊。我和陈梅珍比较熟，因为她年轻一点。不过那时候，教会里的姐妹是不容易看出年龄，看上去都好像是四十上下的老姐妹。她们大多留长发，平平地梳在脑后，盘成发结；平时没有笑容，声调也是平平的。只有年轻姐妹才留长辫子。后来我被转到第一家。负责姐妹是林倪规箴。她也是稳重寡言，和蔼可亲，使我毫无畏惧之感。虽然负责姐妹们都是安静寡言，但是她们在擘饼和祷告聚会中的祷告和赞美却是滔滔不绝，声泪俱下。

1948年我在第一家时，邵圣青和我是正副组负责人。她是大学生，组员大多是中学里的年轻姐妹。邵圣青刚好也在训蒙组内和我负责同一个班级的孩子。当时训蒙组的每一班级的正副班主任必须每周在一起为自己的班级祷告；而我们二人作为在第一家一同作组负责的，也要每周为组员祷告，并要和她们每周有交通。所以邵圣青和我经常在一起祷告。我把她当作大姐，不自觉地会模仿她，甚至连我的笔迹也不经意地学得和她相似。当时我们经常在周六上午一起祷告。（当年的中学每周都要上六天课，而我在教会学校，只上五天。）她还带我去参加一个小组查经，只有几个人，另外两位弟兄也和她同样的担任执事。其中一位是交大助教万绍祖。每周查经一次，但是几周下来，只查了罗马书第一章的前半章。可是我的感觉很好，认为是深入了。邵圣青又觉得属灵上很饥渴，就带我一起去苏州找俞崇恩交通。那时俞弟兄还没有从东吴大学毕业，就已经负责苏州的地方教会了。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他。

以后我找到了一位在圆明园路的英文基督教书店的传教士，请她教希腊文。那时在她那里学习希腊文的青年有好几个，其中还有中学生。我又在她那里买了达秘所著一套五本的《经文略解》，准备好好读圣经。不久后，书店被迫关闭，她只得离开中国。

1952年我进入上二医后，还在教会里的青年工作属灵组事奉，因此就必须更多地关心全市各大专院校的弟兄姐妹。因为大家见面的时间仅仅在主日，所以我平时就留意把各大学里弟兄姐妹的名字，一连串如数家珍地牢记在心，等到主日见面时，就会很自然地一一向他们问候。对没有见过面的也会把他们的名字惦记在心。一旦遇上，就会很自然地一见如故。日久以后，我对各大学的基督徒情况就十分熟悉。通过这一阶段对学校中弟兄姐妹的事奉，我也慢慢地成长起来。

以前我对年长弟兄姐妹十分尊敬，对他们的教导都是不假思索地完全接受。看起来，好像自己成长很快。但是当年我们虽然有虔敬之心，在聚会中常深受感动；可是这种追求是很感性的，缺乏对圣经有清楚的理性认识和独立思考能力。因此，在事奉中也只是感性上的抚育，对神和对圣经真理的认识很模糊，对于倪柝声和教会的教导更不能慎思明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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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十章  逆水行舟与风暴前夕（1952-1955）


参加三自的挣扎

决定不参加三自

1952年春倪柝声被捕后，李渊如、汪佩真和其他几位负责弟兄大多坚决不赞成参加三自。这也包括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在内，尤其是青年人。10月下旬，张愚之受李渊如之托，到北京与王明道访谈多次。[1]他回来后，就在一个周六晚上全教会交通聚会中传达，很赞赏王明道的坚贞不屈、忠于主道。他也在上海推广王明道所出版的书籍。[2]

1953年，市宗教事务处处长罗竹风多次找唐守临谈心，争取聚会处参加三自。那时候，原来的处长周力行已经不在了。唐氏是教会的对外联络人，为人客气委婉。在同工中，只有唐守临和任钟祥倾向于参加三自；其余的都反对，其中以李渊如、汪佩真和张愚之最为坚决。

1954年7月，政府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唐守临被邀请为出席代表；可是在同工长老执事聚会中大多反对他前往参加。最后同意他以个人名义出席，不代表聚会处；他的出席也不等于我们参加三自运动。汪佩真还专程赴京，在会外对他进行劝说，以图阻止他参加三自。因此，唐守临一开始就拒绝就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在此会中，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将三自革新改为三自爱国。唐守临被选为常务委员，但是他他的当选只代表他个人，并不代表聚会处。

1953年，灵粮堂长老周福庆发起灵粮堂、乌北堂和聚会处三堂的同工联席会议。首次由灵粮堂设宴招待。以后每隔一二个月在聚会处举行。出席的有聚会处的唐守临、张愚之、蓝志一、任钟祥，灵粮堂的周福庆、华美熙、陆传芳，以及乌北堂的杨绍唐、田雅各布布等。他们主要是协商如何应对三自。1954年冬，聚会处在会中正式表示不参加三自。这就成了最后一次的三堂会议。[3]

1954年底，上海基督徒聚会处正式声明不参加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明确地割断了几年来与三自若接若离的关系。宗教事务处争取聚会处参加三自的努力终告失败。上海聚会处就成了全市唯一不参加三自的教会。从那时起，我们可以感觉到年长弟兄姐妹准备受苦的坚定心志。此后，外地有不少的地方教会也跟着不参加三自。

1955年春，唐守临在教会的催逼下，终于写信辞去中国基督教三自常委之职。[4]在上海聚会处的许多青年人都坚定地和年长弟兄姐妹站在一起。我们已经准备好不惜一切牺牲地挺立在前沿，为他们分挑重担、保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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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明道，《王明道日记选辑》，419-422。

[2] 任钟祥，《简史》，24。任氏所说的日期是1953年春，与《王明道日记》不符。应以王氏的日记为准。

[3] 注释同上。

[4] 任钟祥，同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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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十章  逆水行舟与风暴前夕（1952-1955）


全国形势紧迫

1952年夏，山东的耶稣家庭开始受批判，不久就被解散。我和一位青年姐妹一起去参观在上海举办的耶稣家庭罪证展览会，看到所宣传的大多是大幅漫画。我们觉得其内容空洞无物，极尽丑化之能事，反而令人作呕。当时，我们就感到自己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

1954年7月全国三自成立后，政府对于催促参加三自的态度就越来越强硬。1954年10月，北京掀起对王明道的控诉运动，但是在很多控诉会上都有人站起来为他说话。因着王明道的坚强挺立，他在全国基督教会中威信反而增高。从54年夏到55年春，全国各地不断地有教会和个人，因着他的见证而退出三自。55年8月，王明道夫妇被捕；9月，广州大马站教会的林献羔等被捕。

55年4月，北京聚会处正式宣布退出三自。55年5月，南京聚会处长老季永同等遭逮捕；杭州教会负责人赵避尘、徐永明被捕。北京聚会处长老阎迦勒于8月被捕。时隔不久，他被释放，并且写了《样样都看清楚了》。11月，他印发同样题目的小册子检讨几年中反三自的错误，也写信到上海来说明他的改变。

其后，李渊如和汪佩真陆续收到外埠有弟兄被捕的消息。张锡康说：「逮捕是先从北方开始的，以后到南方，最后到上海。在外地被逮捕之倪的同工，大部分都是从福州鼓岭山下山的人，如北京的房爱光，天津的夏习灵、青岛的张子洁，西安的李因信，烟台的赵旭初，南京的季永同，徐州的马迪生，福州的陈必荫、余笃信，福清的林子隆，广州的余道胜、郑德尔，重庆的陈希文，苏北的邱日鉴、牛文淦、吴名灰，温州平阳的黄履铨等人。」[1]这些多为不赞成三自的教会领袖。虽然北京阎迦勒检讨反三自的错误，他的同工房爱光被捕恐怕仍是与不赞成三自有关。房爱光与王明道来往较多。

校内肃反学习（1955.7-1956.1）

我的家庭变迁

我的父亲一直在上海行医，交友甚广。他在解放前与上海政界和企业界人士有所往来。他顾虑到即将到来的政权易手有可能会对他不利，就在1948年悄悄地只身去了台北。几个月后，他因为水土不服，又回到上海。1949年5月上海政权更替以后，他总是心事重重。1950年2月上海遭到国民党猛烈的「二六轰炸」以后，他就决定再去台湾。[2]先是他一个人走，后来我的继母带着弟妹们也暗暗地离开上海。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往哪里去，大约父亲顾虑到我会把政局变化看得很单纯，会反对他们的离开。

到后来，祖母才告诉我实情；又说到她自己已经八十多岁了，不愿意离开上海；所以才把我留下来照顾她老人家。这样一来，家中就只剩下祖母和我两人相依为命；但是还留下一位老保姆料理家务。不过父亲是通过香港的亲戚汇钱来照顾家用。我们的生活十分简单节俭，我母亲仍然在医院工作，也住在那里。她有时会来看看我们。那时的上二医规定要住校，因此我常不在家；好在二姑丈和几位姑母也常来看我祖母，又帮助处理一些家事。

1954年夏天起，我开始在上二医附属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临床实习一年。当年的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都是24小时值班制，因此更少回家。不过，我总是尽量照顾祖母，去教会的次数也不得不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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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锡康，《回忆录》，187。

[2] 1950年2月6日台湾国民政府空军轮番轰炸上海市区，主要针对杨树浦发电厂，闸北水电公司，沪南水电公司等设施，伤亡甚重，构成轰动一时的上海「二六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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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十章  逆水行舟与风暴前夕（1952-1955）


肃反运动开始

1955年5月，政府在文教界开展「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胡风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他起先被判为怀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唯心论分子。反胡风运动一开始就来势迅猛；不久他就被定为反革命分子。[1]反胡风运动也就升格为势如破竹的肃清反革命运动。由于反胡风运动首先是针对文教界，因此高等院校一开始就成为运动的重点对象。全国高校师生在6、7月份暑假期间，一律留校，集中学习。　

我于1955年6月底结束了医院实习，7月初即返校参加学习。当时，我们毕业班理应进行统一分配学习，然后被政府分配到全国各地去工作。但是那一年，我们必须在肃反学习过关以后才得分配。我们全届毕业生共有二百多人，全部留宿在校，学习至少达数月之久。校方按照各人问题的轻重程度，给予区别对待。问题严重的进行隔离审查，次重的给予重点帮助，其余的学生就陆续被分配工作。在校基督徒（不管是骨干份子，还是不常来聚会的）的肃反学习都拖得很长。除了必须交代家庭出身问题及其阶级烙印以外，更重要的是要交代各人所属教会和学校内基督徒活动，揭发基督徒骨干份子。[2]事无巨细，一律都得交代。

校内的弟兄姐妹都意识到，为了保护自己和大家，再也不能彼此交往，更谈不上在一起祷告、交通或聚会。若有两个人彼此接近，第二天双方就都必须向政工干部汇报讲话的地点、场合、内容以及双方的目的意图等。领导还要追问：「对方已经全部都交代了，你怎么还躲躲闪闪？」其实，这句话是对双方都是这么说的。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还信以为真。在那段漫长的日子里，各人在重压之下，只能单独面向自己所信仰、所事奉的神，没有弟兄姐妹或教会的外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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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80年经调查后，认为「反胡风运动」是件错案，乃至平反。（赵天恩，《当代基督教发展史》，66。）当初的一件错案，竟酿成一场全国性、长达十年的极大悲剧。

[2] 「阶级烙印」是指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和家庭背景所带来的思想意识上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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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十章  逆水行舟与风暴前夕（1952-1955）


遭到隔离审查

早在1955年7月底，我就开始被隔离审查，不能越出校门一步。学校当局指定一位干部负责我这个案子。无论是白天或晚上，任何时间他都可以找我去「谈话」。我只能够接受「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命令。他们也指定班上一位共青团员形影不离地「陪伴」着我。当这个干部要找我谈话时，她就得跟着去。我回来后就在宿舍里写交代。她与我同住一间寝室。我平时起得早，她就非早起不可。我不睡觉，她也不能上床入睡。我若是去厕所或澡堂，她也一定跟着去。总之，我在哪里，她也必须在那里。不过她不和我说话，因为她只是监视汇报，并不参与案情。当然我不会去找弟兄姐妹，因为那是自找麻烦。走路的时候我总是目不斜视，目中无人地径直走去。我不需要去接受别人鄙视、怀疑的眼神，也不希冀怜悯或同情。有时候遇到弟兄姐妹，我就会走到另一边去，以免沾惹眼目传神的嫌疑。

那时候我的心情非常平静，且有神的同在；因为这是我们早就已经预料到的。我心里没有挣扎；吃得下，睡得着，而且准备坐牢。我也不挂心年迈的祖母和我的母亲，相信亲戚们都会照管她老人家。我的心像死一般地平静，不自卑，不自怨；没有情绪波动，没有害怕担心；也不怨天尤人，更不为自己将来会落到何等下场而发愁。天气转凉，我不穿厚衣服，宁愿挨冻，存心将厚衣服留待将来在监狱里穿。那将会是一个很阴冷的地方。我真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赛53:7），因为一切都是为了主。我是向着一切都死了，一切遭遇都不能动我的心。这就是倪柝声所教导的「一切都不动心」。

9月间，我的大表兄突然来到学校，告诉我祖母平安去世。她享年八十九岁。校方这才放我回家，还安排了一位同学跟着去，看看是否会作假。他们只允许我离校三天。我决定第二天办丧事礼拜，第三天就把祖母安葬在郊区原先已经购买好的坟地。

回到家里以后，我十分冷静地和姑母们一起料理丧事，没有流泪。但是那天夜里我到聚会处去，看到周靖梅姐妹。她是常住聚会处，照料教会事务的年长姐妹，又是执事。那时候我倒忍不住哭了出来，却仍是一言不发；她安静地陪着我。彼此都知道讲话是不合宜的，因为我回去以后必须交代在校外的一切言行。在第二天的丧事礼拜和第三天的安葬仪式中，我都十分冷静，没有掉下一滴伤心的眼泪。亲友们和教会中有很多弟兄姐妹闻讯赶来参加。他们都希奇我为什么会那么冷静而不感伤，但因我正是在被隔离审查，所以没有人敢来问候或谈话。弟兄姐妹的一切关爱深情尽在不言之中。我心中十分感激，却也只能以沉默来应对。我不容许自己对任何弟兄姐妹以眼目示意，以免多生枝节。我当时的想法是：或许神把从小抚养我长大的祖母接走，是祂的美意，好使我无后顾之忧，安安心心地去坐监。

过了短短三天，我又重返学校。当时我没有什么可以汇报的，依然是一个沉默平静的我；只是带了重孝，穿着蒙上麻布的白布鞋。等到1956年，肃反学习结束以后，那位政工干部告诉我，当时他对于我的冷静和毫无表情非常惊讶。但是对我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正如圣经上所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加2:20）；「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加6:14）这是他们所不可能理解的。

肃反学习的交代，首先是要联系到自己的「严重政治问题」。这个干部直接了当地要我交代有关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一切活动，包括其组织领导、聚会活动、青年工作以及各大专院校的基督徒活动。凡我所知道的，一点一滴都得交代。他的态度严肃得没有表情，每一句话都是一道命令。一开始我就认真思考，没有违抗。若是要我交代错误言行，我是没有的。我真不知道该交代甚么才好，因为我在教会中的一切都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如吃饭、走路那样的平常。难道要我交代如何吃饭吗？以后他的话越来越硬，压力也越来越大。

过了一段时间，我心里思忖，自己一生光明磊落，有什么不可以公开的呢？我所做的都是对的。于是我就表示：我可以交代，但是不会批判，因为不认为有错。以后我就把自己所知道的教会情况以及青年人的活动一一都交代了。因为我所知道教会的事情很多，所以成天写交代，什么都如实写了，并没有加油加醋。

后来，这个干部问我：你爱不爱国？这个问题使我很难回答。我从心里说：我不爱国。即使对于自己的家人，我也正如教会的《诗歌》里所写的：「我已转身背向此世，……远远丢在背后」。[1] 我的一切都给了主，哪里还有一点剩余呢？因此我只能沉默不语。他接下去问了第二个问题：你应不应该爱国？我必须诚实，但这又是个难题。这世界在我里面是一无所有，但是当时怎么可以说自己不爱国呢？因此，我又只能沉默不言，不知该怎样回答。当时我实在很无知，不懂得当年的所谓「爱国」和政治上的是非标准是「各有立场，朝夕变化」的。今日的「是」可以是昨日的「非」，反之亦然。我只是按着当时的传统教育，那就是人人都应当爱国。这实际上是传统的民族主义观念，没有想到狭隘的爱国主义并不是基督徒所应当推崇的。只有圣经中的真理才是永远不变的。照着主的话尽心尽意去爱人，应当是自己的行事准则。圣经的原则和要求远超过世上各国不一，各地各时不一的爱国要求。

以后，虽然交代了许多关于教会的事，但是我不能批判。那位干部一再强调，要我站在人民立场上来看问题。他说：对于一件事对与不对的观点，是在于你是否站在人民立场上。这句话听起来很熟悉。这原来就是倪柝声1951年在《我是怎样转过来的》中所再三强调的。当时我不敢说爱国，又不能说不爱国。除了主以外，我什么都不爱，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能吸引我的心。倪柝声当年教导我们，世界上的事什么都不要爱，但又教导我们要站稳人民的立场。这件事使我矛盾了很久。

我渐渐感到自己原来的想法有点不大对头。若站在人民立场上，我应该爱国。为什么我不敢看每次赴教会途中都要走过的中苏友好大厦塔尖上的红星呢？那是因为我把它看为一个繁华世界的标志。我怕看了会动心，会贪爱世界。为什么在政权易手后的六年中，我不敢逛南京路上的第一百货公司呢？是怕看了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会动心，得罪神。为什么扶养我长大成人、和我朝夕相处几十年的祖母离世，我会无动于衷呢？……我若是站在当年的人民立场上来看，就难以回答。

突然间，我对于自己十分惊愕起来。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没有感知的年轻人？想到自己在高二受浸以前，也和别的年轻人一样地热情奔放，对一切事物都新奇，都有兴趣。可是到如今，我会冰凉得连对抚养自己长大的祖母离世都无动于衷。难道我真是这样一个失去感知，没有心肝的人吗？这时候，我对于整我的干部就更加沉默，因为我对自己也是无言以对。但是我的心有点启动，有点看到自己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

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试着从站在人民立场上来看待自己、看待聚会处以及倪柝声。虽然我的心仍然向着主，但是我没有活在主的面光之中。我只是在重重压力下，从早到晚地思索，思索，再思索。思索代替了心灵的探求。我的冥思苦想逐渐地代替了自己多年来与主的亲密关系。

而后，上海市宗教事务处的干部出场了。他们再一次启发我要进一步从人民立场上来分析。我心中仍是一片空白，不知道如何才好。他们告诉我，复旦、交大的基督徒团契负责人都已经彻底交代了，只有我停滞不前。事后才知道，他们学校的干部也对他们讲同样的话，说我什么都交代了，就是他们不肯交代。我无法脱离这种黏着状态。我祷告，好像抓不住我所亲爱的主，却是一片深沉可怕的空白。我所能够交代的都已经交代了，虽然感觉到有些问题，但还是无从批判。他们几次威胁我，说要送我到监狱里去。他们说：很多人一进了监狱马上就交代了。你又何苦非要等到那一天呢？但是我都交代了，只是不知道该怎样批判，还是不能够「认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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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我当年很喜欢的一首诗：「我已转身背向此世，与它一切的欢娱……远远丢背后，世界已丢在背后。」参《诗歌》第151首，倪文2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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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十章  逆水行舟与风暴前夕（1952-1955）


意外晴天霹雳

正中要害的袭击

1955年12月上旬，我被带到江西路宗教事务处的一间房间里，那一天倒不是叫我去交代，他们说要给我看罪证。于是他们把倪柝声的「政治罪证」一一陈列出来，其中包括他和倪洪祖的很多物证（往来的亲笔信件等）和笔供。后来他们又告诉我倪柝声的生活一贯腐化，他污辱了两个女同工，而她们都是我久已认识，并且十分敬重的。他们又将他为那女同工所拍摄的裸体影片（底片）放在玻璃板上（下面有灯光照射），指给我看。我还看了倪柝声亲笔供认的其他严重生活问题。许多确凿证据，尤其是那裸体影片和他亲笔所写的笔供给了我一个当头棒喝，使我目瞪口呆，一股凉水从我头上浇下来。我仍然毫无表情，一言不发。他们就把我送回学校。

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使我感到天昏地暗，招架不住。我实在不能够相信这会是真的。但是我又不能否认这些罪证，尤其是我所熟识敬爱的这两位女同工。以前我曾经参观过耶稣家庭的罪证展览会，那种夸大其词的形容和漫画只能使我反感，但是这一次却不是那样。我原先以为自己是一个身经百战、无所畏惧、能够识破一切诡计的基督精兵，但是这次的打击却使我彻底垮台。霎时间，我的头脑变得一片空白，天旋地转，甚么思想都抓不起来。锥心之痛，肝胆欲碎，浑身无力，连走路都难以移步。我再也没有力量活下去，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支柱！

在聚会处内，对倪柝声的尊重敬仰，已经成为我信仰的一部分。我真不知道应该如何来面对自己的信仰。倪氏和教会一直是我挺身站立的力量，甚至可以使我视死如归。如今，我的生命失去了支柱，一点也站立不起来。我彷佛是一个胀鼓鼓的气球，如今却被人捅了一刀，霎时间瘪了下去。我又如一摊稀泥，卸在地上，抓不起来。我不能思想，周身麻木。虽然我照样起居梳洗，吃饭行走，但是却像是一个丧失了感情和思想的植物人。

我找不到神。我走路时头低下来，恨不得有个地洞可以钻进去。我满面羞惭，好像是自己犯了那些罪，见不得人。好几天我一言不发，苦不堪言。那时候，我已经度过了好几个月的隔离审查，也很安于孤身作战，安于面对那没有生气的墙壁桌椅，也安于面对冷酷无情的审问。但是现在，虽然我仍然是沉默得毫无表情，但是我的内心却翻腾得无法控制，丝毫不能平静下来。我向神呼求：神啊，袮在哪里？

愤懑难以平息

一两个星期以后，我开始回顾这几年来自己怎么会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除了所爱的主以外，我不爱地上的任何东西。我的学业、前途和亲爱的家人都被抛诸脑后。我变成一个对世界冷若冰霜的人；衣着尽量古板，言语尽量「属灵」。除了主以外，对任何东西都不动心，不感兴趣。我对弟兄姐妹的确很关怀，对教会的确很有热情，但是除此以外，就甚么都没有了。倪柝声要我们年轻人不要爱世界，一切都不可动心。我感到是他和教会把我弄成一个对世界冷酷无情的人，失去了一颗年轻人的心。不止如此，我还尽量影响别的年轻人，要他们和我一样。这些年来，我到底是在干什么？后来不止一人说我当年严肃得像个修女，不敢接近。我当时所追求的只是一个属灵的外壳。

倪柝声一直要求我们年轻人绝对向着主，要我们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出来，可是他自己向主是否绝对？是否圣洁？这在我的眼帘下映现出一个极大的问号。他胜不过自己的肉体情欲。他说的话自己做不到。他的言行不一致。他的生活比不信的人还不如。他到底在干什么？为甚么他还要装成道貌岸然的样子？为甚么他要作一个伪君子，欺骗了无以计数善良的弟兄姐妹？为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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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钟长鸣》 第十章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