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三灭基督教

井中蛙

关敏：中国历史上三灭基督教

一，基督教在中国遭打压

基督教对贫困者、弱者历来同情且予以帮助。中国的第一个基督徒是广东肇庆人，此人因全身长满癞疮而被家人抛弃，早期来华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神父发现此人时，他正在奄奄一息的垂死之中。罗神父把他带回住所，治疗数月，终于复原。他成了中国的第一个基督徒。以后，皈依基督信仰的国人大都是底层民众，农村皈依者多是贫民，城镇中的皈依者大都是被官方和士绅贬为游民的小手工业者，如挑夫、园丁、木匠、剃头匠、学徒等。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大旱，山东、山西饿殍遍野，上千万人死亡。李提摩太（山西大学的创办人）等上百名西方传教士从世界各地募捐，在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开展慈善救济，发放粮食、药物和赈款，从饥馑中救出数以万计的垂危生命。进入20世纪后，基督教会在历次灾荒如1906年江淮灾荒、1910—1912年安徽灾荒、1917-1918年浙江灾荒、1920-1921年华北灾荒中，都竭力推动慈善工作。

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宁波、上海、汉口等通商口岸创办孤儿院、医院。其中，同治年间开办的上海虹口养育堂影响甚大，主要靠教会捐款维持运转。据该院1871年统计，共收治病人17644人，除321名西方人外，其余都是中国人，全部免费治疗。

民国时期，中国天主教徒约300万人，80%在农村。基督徒70万人，70%在农村。农村中的教徒，绝大多数是贫民。城市中的教徒，绝大多数是贫民、工人、小贩等。1922年来华传教士达8300人；但1928年急降至3150人。广东的情况更恶劣，1923年有816人，1928年却仅余262人，下跌了6成以上。即使未离去的传教士，许多为安全计，亦由内陆迁至沿海大城市，故对内地的福音工作影响至大。从鸦片战争至1949年107年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结出丰硕果实。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和圣约翰等大学都是教会大学。1937年统计，教会设有男子中学100所，女子中学95所，男女合校53所，学生总数约5万人。教会设立医院260家，每家医院都附设护理学校培养护士。传教士帮助中国设立第一批孤儿院、育婴院、聋哑学校、麻风病院、养老院、赈灾会……1930年代，35%的中国知识精英曾经受教于教会学校，90%的护士是基督徒，70%的医院是教会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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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历史上三灭基督教

   
1582年利玛窦入华以来400多年，因基督教引发的冲突事件不少，有三次标志性事件。
   
第一次冲突事件是罗马教廷和康熙的冲突，就是17-18世纪初叶的“礼仪之争”。   

1650年中国耶稣会教友达15万人，1667年中国耶稣会教友达25万多人，1670年（康熙九年）全国各修会信徒共27万人。

天主教的发展，引起了来自中国官吏的排斥。他们觉得外来势力使他们颐指气使、作威作福的权力受到了损害！1661年，顺治病逝，辅政大臣鳌拜等反对西洋学说，大臣杨光先说汤若望等传教士有罪三条：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

1664年冬，鳌拜废除新历，逮捕了已经中风瘫痪的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传教士。清廷会审汤若望和钦天监官员，翌年三月十六日，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在汤若望等人经初审被判处死刑之后，曾进行了一次由中国、回回和西洋三种观测法同时预测日食时间的实际检验活动。结果南怀仁等人据西洋历法预测的日食时间与事实相符，最为正确。但是，对汤若望等人的处罚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又加重了：由绞刑变成了最残酷的凌迟。事情很清楚，朝廷只是希望南怀仁等人出现错误，从而为迫害他们寻找有力的借口。按照判决，次年汤若望应凌迟处死。但不久天上出现被古人认为不祥之兆的彗星。京城又突然发生了大地震，皇宫在地震中遭到破坏。这显然吓呆了顶层。汤若望获得孝庄太皇太后特旨释放，汤的仆人潘尽孝也免去一死。而其他上面列出的从事西学的汉人，还是被斩头。至此，一大批学习西方数学的汉人天文专家，被彻底杀净。

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发布通谕，禁止中国教徒参加在孔庙举行的祭孔和在祠堂、家中举行的祭祖礼仪，不准摆设牌位。

1704年11月，教皇克勒门十一世发布严厉的祭祖祭孔禁约，1721年1月18日才翻译为中文呈康熙帝御览。康熙大怒，朱批“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1724年，雍正批准礼部发布禁教令通谕各省：着国人信教者应弃教，否则处极刑；各省西教士限半年内离境，前往澳门。全国教堂300座均被没收，改为谷仓、关帝庙、天后宫或书院。

“礼仪之争”表现在一些教义问题上，比如说中国基督徒能不能祭孔，能不能祭祖，能不能把“God”翻译成“天”、“上帝”等等问题。背后更深的是中国皇帝与罗马教皇的权力冲突。康熙，岂能容忍“教皇比我大”？

第二次冲突就是1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这主要是基督教跟乡绅的冲突。大家一说义和团就是义和拳，好像是些没文化的底层暴徒，其实后来慢慢地发现：义和团后面的组织者主要是乡绅，说白了就是家族祠堂的组织者们跟基督教的冲突。拳民后面坐镇指挥的，多是当地有名望的儒家乡绅。

“礼仪之争”，是在教皇和皇帝之间这个社会顶层展开的；义和团的冲突，是中国乡绅反基督教的运动，主要是在社会基层展开的。

鸦片战争后，满清政府对基督教进入中国传教采取了退让和保护的姿态，但没想到在民间兴起了屠杀教民、攻击教会、屠杀传教士的行动。1887年11月1日夜，十多个手拿匕首、短刀的人，闯进磨盘张庄教堂，杀死了德国神甫能方济和韩理迦略。11月13日，德政府派军舰多艘，强行占领胶州湾，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惩办了山东巡抚李秉衡、兖沂曹济道锡良、巨野知县许廷瑞等近十名地方官；赔银20万两，并在巨野、济宁、曹州等地建造教堂及传教士防护住所。从此山东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传教士做了这么多好事，为什么义和团还要在1900年前后大规模地去烧教堂、烧学校、杀教徒、杀洋学生呢？原因就是：权力斗争，因为基督教的发展，正好冲击了祠堂祭祖和儒家乡绅社会权力。于是，他们通过家族祠堂、私塾、气功武术馆策动灭杀基督教。   
   
第三次冲突，是大家不太了解的，就是民国时期，从1922年到1927年，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反基督教运动。这些人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全是民国时期最有名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这是左派；还有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右派的，国共两党重要的知识分子联手反基督教，这个行动一直到蒋介石和基督徒宋美龄结婚才停止。
   

“五四运动”是以反基督教的运动结束的，而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把反基督教当成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最后表现在1927年收回有教会背景的学校的教育权上。

这三次冲突，一次是跟王权的冲突，一次是跟士绅的冲突，一次是跟知识分子的冲突，中国社会几乎每个阶层都冲突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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