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yndjjdt 于 2018-7-13 10:49 编辑
主后1618年到1619年在荷兰召开的多特会议在改革宗教会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这次会议由荷兰官方倡议召集，为保守传统的加尔文神学而判定阿民念派（又译为亚米纽斯，当时被称为抗辩派，因其不能认同加尔文神学的某些观念而向政教当局提出申辩）提出的五项提案为错误，并使用逻辑演绎的方法制定了《多特信经》。后来有人据此整理出所谓“TULIP”（郁金香）教义，即加尔文派神学五要义，成为欧陆背景传统改革宗的标准教义。
在一些加尔文主义者的眼里，《多特信经》和加尔文五要义可谓是浓缩了加尔文主义神学体系的最精华部分，而制定颁布《多特信经》的多特会议则是一次大公教会会议，具有极为神圣的地位，不亚于尼西亚会议，其作出的决议具有绝对而普世的效力，不容任何质疑，谁质疑就是在抵挡真道抵挡上帝。正是由于这次会议判定阿民念派神学五项提案为错误，后来就有些加尔文主义者据此进一步演绎出阿民念主义在多特大会上被定为“异端”的结论，然后更进一步拿着这个“判决书”到处去乱定罪乱审判和自己神学观念不一样的基督徒。
我以前也曾看过《多特信经》，里面有些很强硬的信息，特别是关于双重预定论的逻辑推演，这些内容是加尔文本人在其巨著《基督教要义》里所没有特别予以关注的，比如对双重预定的讨论只在其书中占了很小篇幅的一章，而《多特信经》却单独对此项内容进行了强化和扩充，以至于很多人（包括加尔文主义者）误认为双重预定论就是原始版加尔文神学的核心。
可是再后来随着对教会历史的深入学习，我对这次多特会议召开前后的历史社会背景有了更多的了解，才发现包裹着属灵神圣光环的多特会议还有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同历史上诸多教会会议的召开裹挟着复杂的社会政治角力一样，这次多特会议的召开也不例外。
当时荷兰的改革宗神学在加尔文死后开始走向经院化，渐渐变得僵化，因为加尔文的后继者们一改加尔文的归纳法治学方法，采用逻辑演绎推论作为神学研究的工具，特别是用预定论作为建构神学系统的逻辑起点，为高举上帝的至高主权而教导堕落前论预定论（加尔文本人并未有此教导），甚至超出了圣经启示的范围。这些教导使人觉得其教义太过于严厉，使人感到人与上帝的距离太过于遥远。信心也沦为单单是对教理的认信，忽视与耶稣建立活泼的生命关系。而在当时作为改革宗教会牧师的阿民念试图缓和这些强硬的推论，提出了几项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改革宗经院哲学强调堕落前论而高举绝对无条件的预定论，最终使得上帝显得专制霸道，甚至成为罪的肇始者。阿民念的这些观点传播出去后，在荷兰全国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各地发生激烈争辩，甚至在某些城市酿成暴动（是不是当时的人们不堪忍受某种类似于神权政治和国教体系的专横，而阿民念的神学观点为他们提供了思考的方向？）。
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荷兰虽然还有信义宗、重洗派等教派，但加尔文派是主流，改革宗享受着国教的待遇，加尔文派占据着政治上最大的权势，想要出任公职，必须是加尔文派，同时国家也支付牧师的薪水。
但看似一次简单的神学争议却导致改革宗教会内部发生了严重的裂痕，进而整个国家也陷入一场危机。阿民念在生前就被一位同事兼牧师定为“异端”，而有些教会领袖则呼吁包容。阿民念去世后，他的跟随者采纳其立场者，包括荷兰省的政治领袖奥尔登巴内费尔特（Johan Oldenbarneveldt）以及政治家和神学家格鲁希乌（又译为格劳修斯）。为要尝试和解此二者观点，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于1610年吩咐阿民念的跟随者准备一份信仰宣告，呈给政府，冀望他们的立场能获得包容。于是有人就将阿民念的观念编纂整理成文，称为“抗辩文”（Remonstrance），提出阿民念教导的五项观点。然而，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诉求还没有得到回应，一场国家迫害就随之而来。在此不能不提到当时荷兰的一位政治领袖，他就是摩里斯亲王（或称为拿梭的摩里斯亲王，Maurice of Nassau）。从西方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这位摩里斯亲王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就是他重新在欧洲复活了职业军队，被公认为近代欧洲职业化军队的鼻祖。正常的辩论程序还没有启动，这位摩里斯亲王介入教会冲突中，选择站在加尔文主义的阵营，在1618年11月召开多特会议之前，就动用国家权力将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和格鲁希乌逮捕下在监中。这位亲王对于神学议题并不清楚，“不知道预定论是蓝色还是绿色”，他极力反对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共和国思想，视之为对君主集权的威胁。由此可见，当时冲突的真正问题，不是纯粹的神学问题，而是渗入了权力的斗争。多特会议的结论是把所有抗辩派的领袖定为异端分子，然后一场宗教清洗在荷兰政府和教会层面全面展开，加尔文主义者以镇暴方式打击所有阿民念主义者，至少有两百位抗辩派领袖遭到罢免，被开除出教会和国家里的职位，并且约有八十位领袖惨遭放逐或监禁。
就这样一场神学争议最终演变为国家权力强势介入的宗教迫害，其中赞同阿民念观点的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竟被以捏造的叛国罪名定罪，公开斩首示众。格鲁希乌则被处以终身监禁，囚禁在阿姆斯特丹附近的一个城堡之中，有赖于他的妻子机智过人，将他的著作用一辆老爷车送入城堡，让他坐着同一辆车逃出，而得以成功越狱。一位研究这个神学争议的历史学家最后归纳道：“摩里斯对于阿民念主义政治家的处理方式，绝对是历史上恶名昭彰的最大罪行之一。”
经此大规模清洗，摩里斯排除了异己势力，在除去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后，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力量，荣升为奥兰治亲王和拿骚伯爵，实际上成为当时实质上的尼德兰国王。这就是多特会议背后的刀光剑影，多少人仅仅因为神学观点不同而遭受到苦待和伤害。因此司布真说极端加尔文主义是残忍的，是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据的。阿民念的神学观念虽然在母国荷兰遭到政治压迫，然而之后在英国的土地上却得以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更影响到约翰·卫斯理，带动了英国18世纪伟大的福音派信仰复兴。约翰·卫斯理就采纳了阿民念神学部分理念作为循道会信条，他们在福音派中影响甚深，后来也成为美国福音派运动的一大力量。
当加尔文主义往后越来越固守于双重预定论的经院哲学而不再主动去传福音的时候，它已然沦为一种头脑上的、冰冷的、无吸引力的宗教体系。这时候有着“近代宣教之父”之称的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突破了加尔文主义那种狭隘的神学窠臼，走出去宣教，最先从英国的浸信会（被极端加尔文主义者视为重洗礼派“异端”）掀起了差传的浪潮。
今天重新审视多特会议前后的荷兰政界教界之风云变幻，令人唏嘘不已。当我们拂去历史的灰尘，我们要反思些什么呢？其实这样的神学争议就算是放在保罗时代的古罗马，也不会引起那样血腥的结果的。为何就不能多些耐心的交流和谦卑的聆听？最后竟然是兵戎相见，赤裸裸地以国家强权介入，有那么多基督徒被定罪被伤害，教会也被撕裂。这是以福音的方式按照耶稣的精神行事吗？真正的福音真道是不需要动用刀剑的，当耶稣被捕的时候面对彼得动刀他严肃地说道：“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26:52）这既是耶稣的警戒，也是耶稣的自信。福音真道不需要刀剑开路，不需要刀剑厮杀。耶稣以最为软弱的样式被捕，被羞辱，被审判，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看似耶稣失败了，看似黑暗掌权了，然而耶稣第三天却从死里复活了！
在荷兰改革宗多特会议之后，另一场宗教战争差不多同时在欧陆上演，打了三十年，打得精疲力尽，打得生灵涂炭。这一战刺激了欧洲人的思考，刺激了理性主义思潮和宗教宽容精神的觉醒，一些思想启蒙家其实并不反对上帝反对耶稣，他们激烈抨击的是宗教建制里的神职祭司集团，正是这些人以宗教的名义绑架广大信众为他们的特权利益狂热战斗。而在此潮流带动下，基督教世界也在18世纪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那就是宗派化时代。没有哪个宗派可以拥有全部的真理，更没有哪个宗派可以借用国家权势去打压另一个宗派。正如改革宗神学家弗雷姆（John Frame）所说的：“上帝不会把所有真理都赐给一个宗派，也不会让一个宗派毫无谬误，我们因此必须保持谦卑、开放的心态；谦卑就是承认我们自身的局限性，开放就是愿意向别的宗派的人士学习。那种认为改革宗传统加上改革宗信条当作衡量正统与否的标准是完全错误的。”
可惜今天的一些加尔文主义者对这段历史要么完全无知要么选择性失明。当我昨天在一个群里偶然提到摩里斯和加尔文派在多特会议后大肆迫害异己者时，有人竟然说我是在诬陷、诋毁他心目中的敬虔前辈，然后进一步据此宣判我不得救要下地狱了。可悲可叹！
今天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在多特会议的基础上再次企图登峰造极，只是不在存在当年的社会土壤了。然而他们把改革宗神学绝对化，把自己视为最纯正真理的化身，因此就以为自己有资格审判别人下不下地狱，这是不是多特会议背后那种刀光剑影余孽的继续呢？让我们一同警醒吧，让我们谦卑回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吧！
写于2016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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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8-7-12 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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