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神学心路历程----林慈信

Ichthys

我的神学心路历程----林慈信 (2010-07-12 08:11:55)

    笔者是华人福音派信徒，居住北美四十二年，生长在基要派、敬虔爱主、卫斯理派、凯锡克派、和时代论的圈子中。三十五年来，我接受了，并公开承认改革宗的福音派《圣经》信仰。那么，我是谁呢？是否已经变成华人教会中的怪人，一个不合群的独行侠？一个过时的“老古董”传道人？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传讲的信息是否不切实际、无关痛痒？我是否已经变成一个不面对现实与教会群众，躲在象牙塔的知识份子？我的立场是否“太狭窄”？[1]

   抑或改革宗信仰的确有些亟需贡献给华人教会的宝藏？

改革宗信仰简介

     今天，改革宗信仰（the Reformed faith, 或称“加尔文主义” Calvinism，也称“归正神学”，意同）在教会中的影响力日增，令人注目，特别是非改革宗人士中。有时候，改革宗人士被称为“超加尔文主义者”（hyper-Calvinists, 意即：极端加尔文主义者）；被认为是不相信上帝爱我们，是不传福音的信徒。改革宗人士是否需要澄清一下真相？是否可以除去一些关于改革宗的传说，消除在我们主内弟兄姐妹中间的一些误会？

     改革宗若真有宝藏要推荐、贡献给华人教会，那么我们应如何推介？

我的心路历程

            三十二年前我从神学院毕业，在华人教会中宣讲上帝的话（从改革宗信仰的角度）。当时华人信徒中多是查经班的领袖；大部分从台湾（有些从香港）到北美来，不少受聚会所神学的影响。在那个年代，从事改革宗信仰的传播事工，华人中间，首推赵中辉牧师的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我承认，当时的确抱着一种“十字军心态”，是一个新近接受加尔文主义的归信者；因此对改革宗信仰的积极推介，往往令人反感。有时会听到这种回应：“谈神学干嘛？这不重要！那么学术性的东西，既抽象，又不实际。重要的是追求属灵！退修会不是神学院。谈神学的人缺乏祷告，爱心，谦卑，传福音，和敬虔。”直到2000年还听到这种说法，用以回应我推动《圣经》无误的努力（更不用说改革宗信仰了）！这些批判，自然增加了我与华人教会部分人士的距离。

             三十年来，可能是回应这些批评吧，我努力寻找一条有效介绍改革宗信仰的路，好使敬虔的华人弟兄姐妹能够理解改革宗信仰。1991年八月，在一个家庭退修营，我经历了一个新发现：原来这些操普通话（国语），敬虔的华人信徒中，不少人整天追求、谈论“属灵”，但很多在心底里并没有深深经历过上帝在基督里的大爱！他们并不一定经历过赦罪，得救的确据；并不体会上帝将称义，作祂儿女的恩典刻印在他们的心版上。福音事工是参与了，多少同工忙于奔波卖命，干劲十足，不断推广宣教上的“合作”，“合一”，“伙伴关系”。大型聚会必到。可是那种紧张、没有安宁的神情，是否说明内心缺乏恩典的印记？

            我心中向主立志，要教导“蒙恩得救的确据”的真理，[2]作为帮助华人信徒理解改革宗《圣经》信仰的切入点。1990年代，我曾走过一段充满挣扎与痛苦的路，最后深深体会到：“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圣诗《奇异恩典》有一句说：“上主曾向我应许恩惠” (The Lord has promised good to me)。从那时开始我到处宣讲：基督里的大爱，就是罪得赦免，称义，成圣的恩典，是可以经历到的！上帝必定守约，祂恩典的应许是可信的，祂的信实广大。上主向我应许的，是美好的恩惠！

新时代，改革宗成了新时尚？

            今天的处境，与1970年代大不相同。台湾，香港，东南亚与北美的华人的教会，深受教会增长理论（即：市场学）与灵恩神学的影响，新福音派信仰 (neo-evangelicalism) 与后现代的当代神学学术在各地华人神学院的影响力方兴未艾。信主加入教会的，最多是来自中国大陆群体。我仍旧传讲上帝的话，推荐改革宗信仰，也看到一些正面的回应：一些基督徒饥渴慕道，竭力在真理上追求成熟。他们往往分布在不同教会，是隐形的少数民族。没有太多人注意到，他们在安静中发现，原来改革宗所宣讲的，就是《圣经》所教导的，“事情本应该如此”(that’s the way it should be)。很多弟兄姐妹透过阅读，或听广播得此结论，影响他们的计有史鲍尔 (R.C. Sproul)，麦亚瑟 (Jon MacArthur)，派博（John Piper），和巴刻 (J.I. Packer) 等。感谢主！

            又有不少华人信徒，受唐崇荣牧师等领袖的信息影响，或参与归正学院，或阅读《动力》杂志，或收听广播或录音，或看网络、录像。中国教会正在蜕变，都市化；而“改革宗”，“归正”在某些圈子已经成为时尚！

              这些现象，一点没有什么可夸的；都是上帝的恩典与安排。而成为“时尚”有什么价值！与得到基督比较，不过是粪土（腓三8-10）？

隐忧露面：改革宗圈子的一些复杂因素

            进入21世纪，有些因素使事情弄得复杂。有些改革宗神学学术中心，正在挣扎保存纯正、正统的信仰。[3] 一些神学家不再坚持《圣经》是上帝默示的话，至少“默示”对他们的解经没有关系。《圣经》的权威在释经学圈子里不受尊重。（校园出版的《21世纪旧约导论》，是一些旧约系转型、走样的典型例子。关于最近的发展，见2006-2007年，D.A. Carson 和Richard Pratt 对 Peter Enns 的回应与批判。）

            学者与信徒的信仰从纯正、正统偏离，在教会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事，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唯靠主的恩典，与祂话语的能力，才能保守我们的信仰。教会极需要上帝的保护！而在改革宗圈子以外的神学蜕变，就更令人担心了。今天美国福音派的教会与神学院，正在失去其纯正、正统的信仰，而这趋势直接反映在华人神学界！（这题目超越本文的主旨。）这使我的“十字军心态”更加温和：我已不再乐意“无条件”地推介某一间改革宗的神学院，虽然我推介改革宗信仰的热诚没有减少。

在这种新的处境，如何教导改革宗信仰？下面是一些初步的想法。

一套整全的真理：不仅是预定“论”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改革宗的信仰系统，如《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和《多德信条》，《海德堡要理问答》，浸信会的《1689伦敦信仰告白》，与贺治 (Charles Hodge)，伯克富 (Louis Berkhof) ，慕理 (John Murray)，范泰尔 (Cornelius Van Til)等神学家所表达的，是一个整体的真理系统，归纳了《圣经》所教导的。因此我们必须说明，“预定的教义”（包括“无条件的拣选”），虽然非常重要，可是并不是改革宗信仰的全部！我们必须整全地介绍改革宗信仰，介绍整个系统。

笔者在教学中，很少以预定“论”作为介绍改革宗信仰的切入点，也不用预定，拣选的教义作为改革宗神学的焦点。我会努力的介绍上帝立约、守约的信实，上帝是盟约的主…等真理，[4]同时不断宣讲上帝赦罪、救赎的确据，圣灵在信徒心中的工作。[5]因主的带领，最近几年没有太多机会直接开“系统神学”的科目，因此我开始在“恩典的约”（旧约《圣经》神学），“上帝的国”（新约《圣经》神学），和保罗的《圣经》神学等科目上作一些编译，准备。这方面的作者包括：霍志恒 (Geerhardus Vos)，Herman Ridderbos， 克爱蒙（Edmund P. Clowney，著作中译有《天命与你》）， Palmer O. Robertson，葛理齐 (Richard B. Gaffin, Jr.：《圣灵降临剖析》的作者) 等。我深深感受到清教徒的敬虔神学是多么的成熟，里面藏着多少的智慧；因此也到处推介。亚当斯的《圣经》辅导 (nouthetic counseling)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切入点。换言之，我看见，推介改革宗神学，并不一定需要同时推介其标签（品牌），特别不必常常将“预定”挂在嘴边（这里并没有误导非改革宗人士的用意）。我的学生，听众往往听到一些以前领受不同的东西；因此会自动提出预定“论”的问题。在问题解答时，我会扼要地解释。

2008年一月，我开了“神学学习入门”的课程，首先讨论的几个题目是：


什么是敬虔？

            —必须建立在恩典，称义，成圣的基础上；如何认识上帝的旨意？—我们的目标，动机，与准则必须以上帝为中心，以《圣经》为基础；当我们奉献自己终生为主所用的时候，上帝如何塑造我们？讨论这些题目之后，才处理：神学是什么？神学教育分几种？普遍启示、《圣经》论等。

            除了“恩典之约”的教义、上帝的信实、恩典的确据以外，改革宗的教会论，和以文化使命来回应平信徒面对的社会、文化问题，都是有效的切入点。一百年前，荷兰首相与神学家凯伯尔宣称：“世界没有一方寸地土，耶稣不说：‘是我的！’”

敬虔，恩典，教会生活

            第二，我们必须坚持，《圣经》教导的真理（即教义）是为了我们过敬虔的生活。反过来说，真正的敬虔必须建立在《圣经》真理的基础上。因此我们必须有敬虔，谦卑，和温柔的馨香，即圣约神学院强调的“恩典取向”。[6]这原则在某些圈子中尤其重要。有些被改宗信仰吸引的弟兄（特别是弟兄），被激情的改革宗信息和宣讲改变了，自然就会效法某些类型的讲道法，可是在个人成熟，恩典，待人处事，和内在能力方面，却不一定有相称的长进。就像我以前“十字军心态”时期一样。

            结果往往是，为地方教会带来争吵，破坏和睦。我们改革宗人士，在同工们看来是傲慢的，只会批评的，不关心人的。

            我们必须在讲道和教导中强调恩典，也以恩典从事《圣经》辅导；我们必须在传福音时坚持宣讲古旧的“恩典的福音”；可是必须同时高举上帝的律法：不是靠律法得救，而是高举上帝的圣洁与圣洁的标准。在我读神学的时代，薛华 (Francis Schaeffer) 和他的师母（在中国出生），和米勒教授 (C. John Miller) 与他的师母实践了彻底的“开放家庭”事奉道路，让许多人感受到改革宗信仰是有血有肉的（参《回来吧，巴芭拉》Come Back, Barbara 一书）。若能教导清教徒的敬虔，必定对推介改革宗信仰的实际，与经验层面有很大的帮助。

          “恩典”的意思是：我们必须更彻底的面对自己的软弱和挣扎，必须在上帝面前更加坦诚。我曾分享自己在1990年代面对所谓“自卑”的问题。我发现，很少改革宗男性愿意这样作。其实，不论神学立场，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揭露自己的挣扎：这是否因为惧怕自己会失去人前作领袖的“形象”（上一代称为“面子”）？

            在上帝面前的坦诚，与其带来的在人前的透明（当然，如何表达透明需要智慧）：这就是我在威敏斯特神学院从米勒教授所学到的。米勒着有《悔改与21世纪人》一书 (Repentance and 21st Century Man, Christian Literature Crusade)等书籍多种。另外，《圣经》辅导运动也带来一些好书，如：When People Are Big and God Is Small，[7]帮助我们理解：很多时候我们惧怕别人怎么看自己，而胜过这方面的束缚，必须先面对上帝，敬畏上帝。这是否是改革宗人士在目前和未来的年日需要遵循的道路？

           第三：我们必须努力教导，并实践改革宗的“教会论” (doctrine of the church)。华人教会往往看不到改革宗教会的好榜样。究竟一间改革宗的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当然不敢用人为的方法，特别用市场学和操纵人心的技巧来使教会在人数上增长；不过，近年来的确有改革宗教会生活的书籍面世，注重：一间健康的教会是怎么样的？（参：Harry Reeder, From Embers to a Flame 和 Donald MacNair的多本著作。）

属灵权柄

            第四，与上述数点有关的是，我们必须忍耐，用耐心教导改革宗信仰，脚踏实地，与地方教会的牧师传道，长老执事分享。上帝的话，经过一段时间会扎根，结出果子。笔者认为这样作，让圣灵改变一位、一位同工，生命，比吹起号角，“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是改革宗的，更为有效。我们属灵的权柄，我们的效果，我们的影响力，与上帝的话如何在我们的受众生命中成长，是成正比例的。

            在这方面我发现，缓慢的，耐心的，以地方教会为本的长期教导，用十年、或几十年的工夫建立影响力，不一定是最受欢迎的做法。今天所看见的现象，让自己想起以前充满着干劲从事组织，“动员”，计划，统筹等事工的阶段。人声充满着兴奋，盼望，活力。事情过后，大型聚会结束了，尘埃定下来时，究竟什么最重要？上帝话语的功效，与圣灵深层的动工最重要。而上帝话语和圣灵的工作，主要在地方教会中进行、持续、开花、结果。

谁是家人？

            第五，在我接受神学训练的年代，改革宗与非改革宗的教授们很少对话。这一切都改变了。其实，我求学的当年，在院长克爱蒙 (Edmund P. Clowney)的带领下，傅兰姆 (John M. Frame)，米勒 (C. John Miller)，简河培（Harvie M. Conn，着有《现代神学论评》）都致力在福音派大家庭中建立彼此了解的桥梁（这些教授，只剩下傅兰姆今天仍然健在）。克爱蒙院长曾在IVCF的尔班拿学生宣教大会传信息，19,000与会者起立鼓掌以示谢意。后来Vern Poythress教授探望达拉斯神学院，和时代论神学家有友善的对话；也有达拉斯神学院的教授在威敏斯特神学院毕业典礼上作讲员。

            今天我承认，所有相信、承认《圣经》的默示，无谬，无误的都是我的弟兄姐妹。这当然包括时代论者，浸信会（和其他宗派），阿米念主义者。[8]

            这些非改革宗的弟兄姐妹是我的家人。我在阿米念（卫斯理派），圣洁派（凯锡克主义），和时代论的圈子长大，即1950与1960年代的香港教会。我曾经历改革宗的教导，度过“十字军心态”时期。可是，今天我不认为这些观点是异端。[9]当然，我会提出正确解释《圣经》的方法与结论，可是这是在“家里”进行的，是一种贡献。不是“打仗”。

值得关注的趋向

            可是有很多的学者和他们的观点是值得质疑的。华人教会中有些神学家自称改革宗，却深受新正统神学（巴特Karl Barth，布伦纳Emil Brunner）的影响；他们热爱存在主义（如：祁克果 Soren Kierkegaard，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近年来有人推崇莫特曼 （Jurgen Moltmann）等。上文已经提到，不少福音派《圣经》学者的解经原则，差不多完全不理会《圣经》的默示。他们若自称是“改革宗”，是什么意思？“改革宗”这个标签，是否指“任何不喜欢非改革宗、反改革宗神学的人”？像有人认为，“福音派”就是指“任何喜欢葛培理的人”？

            无论如何，我坚持《圣经》的默示，无谬，无误，《圣经》的完备性和清晰性这种坚持，[10]使我在华人神学工作者中成为少数民族，或“怪物”。

            第六，在二十一世纪有效地教导改革宗教义，兴起改革宗的牧师、开拓教会的宣教士、长老、和教师，是否可以不透过现成的神学院制度？[11]在中国大陆，这种另类的装备，绝对是可能的。正在国内进行的训练事工如雨后春笋；将来必定更多。海外华人教会呢？一些尝过改革宗宝藏的智慧的平信徒，会不会对现有的教会讲台与神学院失望，甚至绝望？我们改革宗的圈子会不会越来越闭门造车，越来越傲慢？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应是一个“群众运动” (people movement)，就一群影响社会、群众的牧师和教会：而不仅是一队自鸣清高的“十字军”。如何达到这目标？当然，只能靠圣灵的能力。我们能作什么，应作什么？应鼓励一些圣灵兴起的领袖，为他们提供装备：一套符合现实教会与生活的装备过程。[12]
结语
            本人在华人神学生中间的有限经验暗示：有决心、热心装备的信徒，大有人在。我愿意继续致力寻求最有效，最适切的方法来鼓励，推动，强调恩典，敬虔，教会生活，和领袖的塑造：愿上帝话语的大能开花结果。

            同时，愿我们这个改革宗的大家庭：信徒，传道，会众，不断靠主的恩典长进，迈向成熟。

Ichthys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传讲的信息是否不切实际、无关痛痒？我是否已经变成一个不面对现实与教会群众，躲在象牙塔的知识份子？我的立场是否“太狭窄”？

“谈神学干嘛？这不重要！那么学术性的东西，既抽象，又不实际。重要的是追求属灵！退修会不是神学院。谈神学的人缺乏祷告，爱心，谦卑，传福音，和敬虔。”直到2000年还听到这种说法，用以回应我推动《圣经》无误的努力（更不用说改革宗信仰了）

我心中向主立志，要教导“蒙恩得救的确据”的真理，[2]作为帮助华人信徒理解改革宗《圣经》信仰的切入点。1990年代，我曾走过一段充满挣扎与痛苦的路，最后深深体会到：“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圣诗《奇异恩典》有一句说：“上主曾向我应许恩惠” (The Lord has promised good to me)。从那时开始我到处宣讲：基督里的大爱，就是罪得赦免，称义，成圣的恩典，是可以经历到的！上帝必定守约，祂恩典的应许是可信的，祂的信实广大。上主向我应许的，是美好的恩惠！

Ichthys

不少人整天追求、谈论“属灵”，但很多在心底里并没有深深经历过上帝在基督里的大爱！他们并不一定经历过赦罪，得救的确据；并不体会上帝将称义，作祂儿女的恩典刻印在他们的心版上。福音事工是参与了，多少同工忙于奔波卖命，干劲十足，不断推广宣教上的“合作”，“合一”，“伙伴关系”。大型聚会必到。可是那种紧张、没有安宁的神情，是否说明内心缺乏恩典的印记？

我们必须坚持，《圣经》教导的真理（即教义）是为了我们过敬虔的生活。反过来说，真正的敬虔必须建立在《圣经》真理的基础上。因此我们必须有敬虔，谦卑，和温柔的馨香，即圣约神学院强调的“恩典取向”。[6]这原则在某些圈子中尤其重要。有些被改宗信仰吸引的弟兄（特别是弟兄），被激情的改革宗信息和宣讲改变了，自然就会效法某些类型的讲道法，可是在个人成熟，恩典，待人处事，和内在能力方面，却不一定有相称的长进。就像我以前“十字军心态”时期一样。

Ichthys

今天我承认，所有相信、承认《圣经》的默示，无谬，无误的都是我的弟兄姐妹。这当然包括时代论者，浸信会（和其他宗派），阿米念主义者。[8]这些非改革宗的弟兄姐妹是我的家人。我在阿米念（卫斯理派），圣洁派（凯锡克主义），和时代论的圈子长大，即1950与1960年代的香港教会。我曾经历改革宗的教导，度过“十字军心态”时期。可是，今天我不认为这些观点是异端。[9]当然，我会提出正确解释《圣经》的方法与结论，可是这是在“家里”进行的，是一种贡献。不是“打仗”。

无论如何，我坚持《圣经》的默示，无谬，无误，《圣经》的完备性和清晰性这种坚持，[10]使我在华人神学工作者中成为少数民族，或“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