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与救赎——中世纪“基督教黑暗”说解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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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为中世纪正名的文章及著作在近年来逐渐增多,这是一件可喜之事,毕竟这逐渐让人们开始摆脱中世纪黑暗说的阴影,本文也在参考诸大方之家的作品后,阐述了些许前人没有注意到或没有深入研究的地方。比如基督教及其组织——教会，对促进欧洲交流及一体化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基督教以罗马制度为基础建立起了在人间的“上帝之国”。还略阐述了基督教对西欧社会发展比如大学的形成、城市的发展等所做出的贡献。笔者亦有些许不明之处，本文不揣冒昧亦加以论之，望高明之士不吝赐教、指正。

<关键字>  讽古激今  一体文化  社会中兴

      文艺复兴以来,中世纪黑暗说一直大行其道。在众人观念里，中世纪是黑暗、愚昧、落后的代名词。甚至有人指出在欧洲发展长河中尽可以把中世纪千年历史抹杀掉。从此，中世纪便成了众矢之的，遭人唾弃与否定。18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吉本曾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到：“在古典文学复兴以前，西欧的蛮族陷于愚昧无知的黑暗深渊中，他们的土语带有他们习俗的粗鄙和低劣意味。”⑴

     同样，在19世纪末，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西蒙兹在其《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写到：“在文艺复兴时期突然显示其生命力的艺术和创作、知识和书籍曾长期被埋没在我们被称之为中世纪的死海之岸……中世纪的精神状况是愚昧无知的拜倒在教会的偶像——教条、权威和烦琐的哲学之前……总之，理智处在昏睡状态，人对于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乃是一种财富一无所知。”⑵

     而在中国，因为中国的社会形态和政府的意志导向的原因，中世纪黑暗说直到现在也甚为流行，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观。

某些学者提出的中世纪是古代和现代两个发展高峰的割裂，就像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所提出的反进化论的观点一样，“认为现代性是对于原有秩序的断裂，即现代社会制度在一些基本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其所产生的生活形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社会秩序的原来轨道。”⑶也像马克思所主张的与传统观念实现彻底决裂。

那么，这真的是一种决裂吗？“世界放置在一头大象的背上，但他希望人们不再追问支撑大象的东西是什么。”⑷持有“割裂”论的人不也是在堵人们的口让其不要再追问支持现代科学及理性主义发展的东西是什么吗？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看法呢？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导论》中也提到了人们运用历史方面的问题。凡过去的历史老帐无外乎借古讽今，讽古激今等。那么，我认为提出中世纪黑暗说的人也正是想 “讽古激今”。就像中国清末明治维新及五四爱国运动中主张革除封建传统，全面接纳西方思想文化一样的激进偏执。

在五四中，吴稚晖老先生提出“把线装书丢到茅厕三十年”，⑸鲁迅先生提出“拿来主义”。都是在讽古激今，将古代文明贬得一文不值才有利于新思想的发展。中世纪纪黑暗说也应与此相同。

“世界上其实本来无俗谓焦点和背景，正是观看者有了立场，有了视角，有了当下兴趣，这时回头看去，便有了焦点和背景，面前的世界于是有了清晰和模糊的差异。”⑹提出中世纪黑暗说只是站在了对其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和错误的立场，更主要的是为科学和理性作清道夫的立场上去看中世纪才有了这种观点。

那么，怎样去正确看待中世纪？近年来，随着从西方历史主义学说的盛行和目前仍在中国流行的历史“训世”写法逐渐在欧洲消弭。人们正逐渐改变着对中世纪及基督教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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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主义注重从多样化的个性中去理解历史的统一性。梅涅克在《历史主义的形成》中提到“发展的思维方式与个性化的思维方式是直接休戚相关的。在个性——无论是单个人的个性还是理性的和现实的集体的个性——的本质中就蕴含着，他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呈现出来。”⑺从以上语句，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主义关注的主要是发展的和个性化的，一言以蔽之，承认某个时期，某个民族或某种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特殊地位的同时，更承认这段历史与其前后的有机联系。

这改变了长久以来启蒙运动理性史学所提倡的自然法理论关于千古不变的普遍人性以及一切民族、时代和文化的理性统一性和永恒性的观点，同时也逐步改变了“训世”的治史原则。

同样的，我们在看待中世纪时，也要持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要被权威、经验和流俗、偏见所遮蔽。就像兰科学派所提到的“如其实在所发生的情形一样。”不要“用理想的或今人的标准去概括和衡量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的历史。”

读文学作品要身临其境，读史更要身临其境。将自己置身于当时当事，深刻的体会历史风云与激潮。只有这样才能用正确的世界观去看待历史，也只有这样才能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

中世纪，不可否认的有其落后、愚昧的一面，尤其限制文化社会发展的一面。

正是随着西罗马帝国惨死在奥多亚克骑兵铁蹄下，西欧就变成了征伐与掠夺得泽国，各野蛮民族纷纷竖起旗帜摇身变成独立王国；落后的生产方式不能满足人口的急剧增长，这些独立王国开始探出了掠夺的锋利长矛，西欧陷入了了一片混乱。“法律体系和社会秩序陷入了瘫痪，城镇被摧毁，经济生活被彻底打乱，迅速由城市商品经济向封闭的农村经济转变；原有的学校也消失了，古典的理性文化基本泯灭，社会水平急剧下降，到处都陷于一种蒙昧的精神状态。”⑻

在中世纪初期，展现在人民面前的确实是一片荒蛮。罗马存留下来的仅仅是几座残破的城市和基督教。城市里到处烧杀抢掠，乡村充斥努力被残酷折磨得痛哭声，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

同时，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也日益衰落，正如马文·佩里在《西方文明史》上卷中提到的那样“旧罗马的上层阶级丢弃了他们的传统，而将日尔曼征服者的习俗吸收进来，罗马的学校关闭了，罗马法逐渐废止。一直作为希腊——罗马艺术主题的人的形象被简单的几何图形所取代。除了教师，几乎没有人能独能写拉丁文，而有学问的教士也屈指可数。欧洲人的希腊语言知识几乎完全丧失，拉丁语的修辞风格也退化了，许多古老的古典文学著作或失传或没人去读。与拜占庭、伊斯兰和古罗马的高度文明相比，欧洲文化似乎差之甚远。”

这时中世纪初期的情形，而到了晚期，基督教也产生了“黑暗”的迹象。教会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和道德上的堕落；中世纪宗教文化陷入了价值危机。

但是单单看到这些“黑暗”面是不能真正认识基督教及其教义的，何况造成中世纪这种情形后的原因不能都归咎于基督教。

首先要看到罗马帝国对出现中世纪此种情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罗马帝国经过长期的征伐战争成为庞大的帝国，但获得益处的仅仅是少数，也就是那些获得罗马公民权的人。更严格一点地说是罗马城内的元老和骑士贵族，而除此之外的行省人民却是被剥削奴役的对象。其中与其最先结盟的意大利本土的拉丁人也逃不出此。就如伏尔泰《风俗论》中写到的那样“罗马人对祖国之爱表现为将从其它民族掠夺的东西带回分给所有的人，这便是强盗得道德。爱祖国就是惨杀掳掠其他人。但在共和国内部却有着极伟大得道德。”⑼罗马将一切优先权益都交给了罗马城内的少数公民。而整个伟大的帝国行省却陷入贫穷与落后。

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也提到：“这个庞大的帝国对于它融成一个强大的整体的各族人民，不能给他们抵偿丧失民族独立的损失，他既不能给他内在的价值，也不能给他们外在的财富。”⑽

罗马实行的是一种极不平等的统治方式，就像元朝将全国人民分等级一样，罗马也将帝国内部分为具有罗马公民权的公社，半公民权的城市或公社，拉丁殖民地，同盟者，臣民五级。各级拥有不同的权力，只有罗马公民具有参政，参军的权力。⑾

这种野蛮的统治方式是不会是帝国达到文化、社会、经济全省的。而且它的内部矛盾重重，隐患遍布。到帝国晚期，这些久已蛀居于帝国灵魂最深处的蠹虫开始发挥其效力。

     作为世界的霸主，罗马所掠夺的财富和享有的权力却将罗马和意大利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到了帝国晚期，生活奢糜、贿赂盛行、巧取豪夺、道德沦丧……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殊死斗争接连在帝国各个角落演绎。在J·H·伯利斯坦德的《走出蒙昧》中曾提到这种情形：“很多品行好的人秘密逃离故土，或者做浪迹天涯的乞讨者，或者过着杀人越货的生活。”⑿一个国家竟然出现因交不起税而逃离土地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还不在少数，那么这个国家也就已经停止了发展的动力。

     “随着戴克利先专制式的重整帝国而结束了百年革命，古代人民在艺术和文学方面的创造力完全被摧毁了……在一个取得了文明进步的古代社会，文明的历史却随着戴克利先的上台而告结束。”⒀

      可想而知，早在历史的车轮进入中世纪以前，社会经济已开始倒退，思想文化已经腐朽，被切断了涌流的大动脉。

      威尔·杜兰说：“罗马人与基督教的漠视科学，使得远在野蛮人入侵以前已存在的科学源流几乎干涸，这种模式扰乱了一个已经破碎社会的残存文明的传递。”⒁相应的科学亦走上了绝路。⒁

      进而到了蛮足大移民阶段，这一切的前世辉煌就烟消云散了。

      “频繁的毁灭性的战争是西欧社会全面崩溃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在经济上的，而且还有文化上的。日耳曼人在劫掠的过程中，烧毁了大量的书籍和文物，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毁于一旦，古典学几乎完全绝迹，这极大的阻碍了西欧古典文化的延续。”⒂

      早期日耳曼人拥有历史上所有蛮族人应该具有的特征，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

      410年，西哥特人攻占了罗马城，从此罗马陷入了战争、抢劫、天灾、饥荒等一系列灾难之中。“568年，来自北方的伦巴的人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就进入意大利北部。伦巴得人的入侵给意大利带来了新的灾难。图尔的格利高里对此有过这样的记述“他们占领这个地区之后，在这里来来去去的游荡了七年。抢劫教堂，杀害教士，把所有东西都据为己有。”⒃无数被杀死的人暴尸城内，郊外和田野，无人掩埋，成为瘟疫的温床。“这就是有名的“汪达尔主义”。

      但是，在日耳曼蛮族野蛮性中真正最具有破坏力的是他们对文化的极端藐视，而且这成了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失传的最根本原因。就像王亚平先生在《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中提到“日耳曼在西欧立足，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作为西欧社会的主宰者，他们并没有改变轻视文化的传统习惯，这是造成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失传的根本原因。”⒄

      每当习惯战胜旧有的知识、文化，习惯是不会为文化化知识流有传存下去的余地。而此时日耳曼民族习惯依然成为了中世纪的主流思想。“基督教的社会宗教功能和影响也大大地缩小，仅仅是社会上层和城市里的宗教，失去了广大农村和社会中下层的信仰者。充满恐惧的人们不加选择的抓住任何一个他们感觉能救命的稻草，原始的巫术广为流行。人们害怕魔鬼的魔力，盲目的崇拜圣物，一片树林，一口枯井，一条河流，一座山峰都可能随时被作为生物被受到崇拜。”⒅

     此时此世，由一元宗教退步到了自然崇拜。曾有学者提出多元宗教向一元宗教过渡是一个伟大的进步。而这个伟大的进步此时此刻却发生了时空的颠倒。这是西欧人民的悲哀，更是人类文明的悲哀。

    由上可以看出，罗马帝国的衰落已然为基督教留下了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而日耳曼也为基督教造就了“一艘遭受严重损坏的破船。”⒆

    所以说，中世纪的衰落并不能简单得归咎于基督教的专制与愚昧，当人们认识到中世纪初期所造成的情形是任何历史上的大帝国都难以挽救的，当人们认识到基督教一件挑起文化复兴的重担知识的艰难选择之时，也会改变一下对基督教的看法。

    此时此刻，有谁能承担起这份重担呢？世俗的权利？旧有的世界？还是宗教势力？最终历史选择了基督教，同时基督教也选择了历史。

    公元前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推翻罗马帝国的蛮族将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等一扫而光，幸存下来的只有基督宗教和一些残破不全的城市。然而，在欧洲社会重建中，拥有高度文明进展的基督宗教对于当时尚处于文明低级阶段的蛮族进行了反征服。其结果，占领者和被占领者在信仰基督宗教上达到了和谐与共鸣，找到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出发点。”⒇

    而在论述基督教及其教会之时，让我们先看一下曾为中世纪初期留下不可磨灭的灾难的日尔曼蛮族。

    纵观中世纪，构成中世纪主题的是基督教文化，辅之以希腊罗马文化的余威，再加上日耳曼的习惯法。在其中日耳曼的习惯法也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蛮族在中世纪初期的破坏性作用现在也开始逐步展示其建设性作用的一面。在法律方面“日耳曼人的习惯部落法在逐渐吸收了罗马法的一些成分后，写成书面文字，取代了罗马法，并在整个欧洲传播，构成了中世纪法律文化的一个主要成份。”(21)

    同时，日耳曼人也为中世纪封建制的形成及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日耳曼族在征服罗马后，开始了原有的公社制向封建转型的旅途。“氏族组织变成国家组织，军事首领成为国王，亲兵成了贵族，并在罗马已经发展的生产力的作用下，逐步向封建制转化。”(22)原有的家臣制、亲兵制、开始向采邑制过渡。封建主开始产生，被束缚在土地上的隶农也逐步开始向缴纳地租的农民转变。封建制度就在日耳曼人的推动下向前发展着，就罗马帝国早已停滞的社会经济也开始逐步发展。

    “蛮族人把财富和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观念，勇敢好战和重视荣誉的精神品性以及慷慨和挥霍的生活态度，也都构成了中世纪文化结构中的某些基本特性和某些基本价值观念。”(23)这些基本观念也深深的烙在了现代欧洲人的深层记忆中，构成了现代西方人的基本特性，这也是中世纪与现代不可割裂的证据之一。”

     蛮族人对中世纪做出贡献，但真正扛起复兴中世纪大旗的却是基督教。“在中世纪早期处于一片蛮荒状态下，基督教也只有基督教承担起了传播文化的火种，重建中世纪新文化的历史重任。在这一过程中，蛮族人相继皈依了基督，统一在信仰的旗帜下，理性开始了艰难的萌生和寻觅。”(24)

     欧洲因蛮族崛起，文化、社会交流难度加大，但基督教却在这些贫瘠的土地上扎根生长，起到了联系的纽带作用。在以下的行文中，笔者将分层阐述基督教对中世纪发展的贡献。

（一）   思想文化    

中世纪文化是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信仰文化，其主流思想就是神学。神学的发展大大借助于罗马帝国晚期斯多亚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思想。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主义皆有过哲学对本体的追问进一步转向对人类灵魂的关怀，关注的是孤独的个人和扩大的世界的关系，“人在一个更广大更复杂的世界中的处境和命运，从此成为理性的关注中心，试图解决人的利益感和危机感，为人提供自我控制和道德独立的精神支持，以便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获得幸福。”(25)

这都与基督教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基督教早期的教父们努力吸收古典哲学中的理论以充实基督教教义。比如前期占统治地位的奥古斯丁神学体系奉行的是柏拉图主义的哲学，而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托马斯·阿奎那神学体系则奉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哲学。

虽然，中世纪哲学已沦为神学的婢女，但神学一直探求者如何与哲学的统一，神学家们将理性作为论证信仰的途径和工具，进一步挖掘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精髓。

基督教对斯多亚主义的吸收亦更好的验证了这一点。“基督教的一些典籍如《新约·使徒行传》，几乎一字不差的抄袭晚期斯多亚学派哲学家塞涅卡，以致后者被恩格斯称为‘基督教的叔父’，另一位晚期斯多亚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著作《手册》，长期以来被基督教会采纳为教科书，斯多亚派的世界主义、禁欲主义等思想为基督教神学的发展打下了深刻的烙印。(26)

所以说，基督教神学并没有抛弃原有的哲学和理性，向现代人所普遍认为的基督教扼杀理性是完全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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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主、政治、法律

    古罗马帝国倚其武力征服天下，用剑和血赢得了世人的仰慕，然而古罗马帝国已然形成了东方式的君主制，随着几百年君主制的发展，其权威统治理念也逐渐渗透人心。我相信照此发展下去，西方现代的民主自由思想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形成的。

而西方却幸免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锁链，这应极大的归功于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在世俗生活里是君主还是被压迫的农民，等到世界末日，最后审判时都一视同仁。就像圣本尼迪克为修道院立下的院规中提到的“在基督眼里，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用同样的劳动服务于同一个主。”

在这种文化熏陶中，早已形成了人人平等的思想观念。而众多神学家的言论也加深了这些思想的社会作用。例如：圣托马斯·阿奎那曾说过：“一个不忠于自己职守的国王违背了忠顺的诺言。废黜他不算造反，因为他也是一个反叛者，人民有权利把他拉下马。”

英国弗兰西斯修会修士威廉·奥卡姆也曾表达了他的君主立宪主义思想：国家是借助于人类社会的共同契约建立的，国家的目的是扶植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一切共同福利。参与国家立法是每个成员的权利，当权者是人民的一个代表;人民能够自己确立法规，选举自己的领袖，皇帝和国王只能在不违背共同福利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只有为了共同福利才能管理自由的人民。如果它违背自己的义务，越出自己的权限，人民有权废黜，甚至用宝剑杀死他。(27)

这在潜移默化间影响了人民亦影响统治阶层。伏尔泰在其《风俗论》中写到“欧洲没有一个君主是专制的。领主们把国王的权利限制在狭小范围内……阿拉冈人至今还记得他的国王登基时的例行讲话，王国大法官代表所有城邦这样说：“我同你一样，甚至比你更有力量；我们让你当我们的国王，是要你保持我们的法律；否则就不让你当我们的国王了。”(28)

正是由于西方不同于东方的基督教传统，才使得西方没有产生东方一样的君主主制，也同时没有为近代现代西方的法治民主思想提供了文化资源。

（三）   欧洲交流及一体化

诗人艾略特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名言：“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实  然而他的言谈举止却都逃脱不出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依赖于那种文化才有意义    

   如果基督教消失了，我们的整个文化也将消失。接着你便不得不痛苦的从头开始，并且你也不可能提得出一套现成的文化来。你必须等到青草长高，羊吃了青草长出毛，你才能用羊毛制作一件新大衣。你必须经过若干世纪的野蛮状态。“(29)

     这一段话道出了基督教文化在西欧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同时也道出了西欧人民的文化认同。

“西方”这个概念在古代是没有的，首先出现在《圣经》中，据《圣经》记载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成为大洪水之后人类种族的祖先，其中闪为黄种人的祖先，其后裔分布在东方或亚洲，含为棕色人种或黑人的祖先，其后裔分布在南方或非洲，雅弗为白种人的祖先，其后裔分布在西方或欧洲。“(30)

自此，西方的概念时成，欧洲人也开始有了统一的归宿。就像中华民族以炎黄子孙为认知载体，民族本源一样，基督教也为欧洲人寻找到了民族的本源。

卓新平在《宗教理解》中讨论，民族宗教与世界性宗教中提到“民族性宗教为保护本民族及其文化的生存而对其它文化持自我封闭性和明显的排外的态度，但世界性宗教却有着开放性体系和兼收养蓄的能力。”

基督教在中世纪的崛起并非偶然的，基督教借助其宗教功能构筑起庞大的文化体系，将各种文化包摄于内，“罩上一层神圣的星光，才使欧洲人真正告别古代的地中海世界，形成今日所理解的‘西方’概念和其它文化价值体系。”(31)

自此，欧洲有了自己的统一的价值理念，有了统一的思想文化。

就比如中国在秦汉时期，秦朝虽然统一了全国，但他的统一是靠起强有力的武力结果，并且在统一之后焚书坑儒，聚全国民间金属成九个“金人”，这都是在制造恐怖气氛。人民生活在专制的气息之下，虽短时间内莫敢言，但长期流淌在人民内心中的自由之河却终究会溃堤成奔腾之势，一发不可收拾，最终秦朝二世而亡。

到汉武帝时，“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了思想上的专制。这时权威控制了思想，儒家思想成了拥有权利的意识形态而笼罩一切。人民大众也逐渐将儒家思想由共识变成常识最终成为了人们的积习，这时真正的民族大一统形成。

所以说，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统一、一体化，其文化是首当其冲的。而在基督教的中世纪已然形成了这种局面，虽然没有实现统一，但这是对整个欧洲的认同与交流起到了关键作用。

今天的欧洲一体化也提出了“文化欧洲”的概念。提出建设“文化欧洲”是不可避免的，欧洲之父让·莫内说过：“如果能重新做起的话，我将从文化入手。”文化欧洲建设不仅成为深入一体化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是巩固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有力保障。

中世纪基督教对于欧洲文化认同起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作为传播基督教物质载体的基督教教会的作用。

日耳曼人摧毁了西罗马帝国之后，“西方的顺势在规模庞大的政府与组织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黑暗时代期间，虽有些查里曼帝国昙花一现，但仍然显示出此一时期人们无力阻止一个庞大的政府来治理一个广大而复杂的政治或经济社会。只有罗马公教能超越这种早期国家或省区间的狭小界限，可以在广大的人民当中维持一个有效地组织。”“基督教会承袭了罗马帝国的传统，他作为一个较高层次文明的使者，带着罗马法的威望和罗马名字的权威来到蛮族中间。罗马帝国政治制度的崩溃留下了一个任何蛮族国王或酋长也不能弥补的巨大空隙，而这个空隙被作为新兴民族的导师和法律制定者的教会填补了。”(32)

罗马帝国虽然灭亡了，它的灵魂仍在基督教中活着，后者不但继承了前者的社会组织形式，更继承了其对后世最有影响的世界帝国的宏愿。

到了中世纪的全盛期，教皇政权几乎成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统治机关，在教皇的指导下，整个西欧像是一个相对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的王国。

当我们看到，教皇英诺森三世头戴“三重冠”站在上帝的臣民们面前慷慨陈词时；当我们看到，整个欧洲不论你是国王还是被压迫的农民都怀着激愤的心情，崇景的目光面向与上帝为敌的伊斯兰世界时；当我们看到，来自法国的，来自伦巴第的骑士们共同聚集在教皇的旗帜下卷起千里烟尘向伊斯兰进军之时。你不会怀疑真正的基督教帝国形成了。

就像赵汀阳先生指出的“帝国可以是个文化政治制度，而不一定是个强权国家实体。”

在十字军东征期间，作为西欧国家共同的对外宗教战争，极大地增强了西欧世界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而作为倡导者的罗马教皇，其权威也达到了鼎盛。这时，你不可服认，按照赵汀阳的说法，真正的基督教帝国已然形成。基督教提供了文化权威，而教会也提供了一种相对简单的政治模式。中世纪基督教帝国是罗马恒久生命力的延续，是其世界帝国宏愿的再现。

（四）   大学

提到大学，很难迈过中世纪这道坎，因为中世纪是大学形成的土壤。中世纪大学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1、12世纪是依附于修道院和教堂的，此后才逐渐脱离。

正是因为其与宗教千丝万缕的联系，才避免了他与世俗政权的瓜葛，形成了大学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这种传统为欧洲的大学所继承。

中世纪大学形成过程中还被赋予了另一种特性，这就是他的世界精神与超国界性。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认为“中世纪大学最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世界精神与超国界性格。”而这种性格的培养及形成正式基督教这位慈父谆谆教导的结果。

当代欧洲著名大学大多数是在中世纪大学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比如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

关于中世纪基督教对中世纪及后世卓有成效的建设作用还表现在其对文学、建筑、社会建设等方面的贡献，在此限于篇幅不一一赘述。

基督教作为一文化实体对中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作为其承载体的教会其功劳亦不可小觑。

基督教会在中世纪不只是打击异端，遏制科学理性发展的代名词，他在另一方面充当了建设者的角色。其中修道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其最成功的一笔。

在罗马帝国覆灭，日耳曼蛮族入侵，战火燎原的年月里，成千上万的古籍被焚毁，一座座精美绝伦的希腊式、巴西利卡式建筑变成了炮灰。而仅存的古迹及古文物就是因为修道院和教会的努力才得以保全。

修道院是当时野蛮世界的避难所和文明之岛，修士们耕耘土地和维护古老的文献，而外部世界中却笼罩着无法无天和强者权利。

“当罗马帝国无力遏制野蛮人时，教堂的影响却能发挥作用。教堂逐渐驯化并改变着野蛮人的野蛮国王们的野蛮本性。曾经保卫过地中海文明的罗马政府和罗马军团已经软弱无力，然而代之而起的教堂却成功地将罗马帝国的权力转移给了西方的野蛮人，从而使得希腊和罗马遗赠给我们的文明遗产免遭彻底的破坏。”

“我们今天主要得益于修道院修道士们的图书馆以及他们手抄的古代文学著作才得到了保存下来的拉丁文学，像维吉尔的《埃涅阿特》这样最古老、最重要的抄本都是来自于基督教修士图书馆中保存下来的羊皮纸抄本。”

我们不得不感谢这些修道士们，正是因为他们的辛勤耕辍，我们今天才能有机会面对着这些宏伟的文化财富顶礼膜拜。

在挽救文化的同时，修道士们也在为中世纪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贡献。8世纪在西欧掀起第一次兴建修道院的高潮，带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农业垦荒活动。“中世纪的修道院大多建在无人居住的荒地，修道士的体力劳动就是向荒地宣战，这也是世俗封建主捐建修道院的主要动因。在修道士的带动下，一片又一片的荒地被开垦，在修道院的周围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居民区。西欧很多城市和村镇都是在修道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们至今依然沿用修道院的名字。”“修道院被经济史学家们誉为西欧中世纪垦荒活动的排头兵。”（33）

这是修道士们的表现，而其在尘世最终地服从者——教皇也也表现了他们的个人魅力。在这里边最出色的就是“中世纪的第一位教皇”格里高利一世。“他在人教皇期间，他顺利地解决了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之间争论了很久的相互所属的关系问题，他舆伦巴德人缔结了联盟，消除了其对罗马城的威胁；他与法兰克人和西歌特人保持着友好的交往，减小了敌对面的范围。在当时群雄争霸的欧洲，体弱多病的格里高利一世既不善战，又无兵力，但是，它不仅成功的周旋于日耳曼的武士之间，而且在与拜占庭教会的对峙中，为罗马教会在西欧争取到了不可动摇的宗教领袖地位。”（34）

结语：爱因斯坦曾说过：“当宗教离开了科学，他就成了瞎子；当科学离开了宗教，他就成了跛子。”理性和信仰就像一对翅膀，社会这只巨鸟要想腾飞，就离不开这对翅膀。而且你必须学会合理的运用，因为丢失了任何一只，你就只能站在黑暗的峭壁上空有悲鸣之力，再无振羽之时。

    所以当我们再次回首那段历史，但愿看到的不只是黑暗的地狱之光，因为那里是上帝的国度;当我们沉浸于今朝的物质财富,但愿不要忘记那拥有信仰的日子,精神充实的日子;当我们注目未来,不要疏忽了还有着上帝的声音让我们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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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2）（7）（10）（14）转引自田薇《信仰与理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兴衰》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年11月第一版

     （3）转引自《现代与中国》 赵汀阳主编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1年4月第一版 

     （4）转引自《中国思想史导论》  葛兆光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5）转引自《杜维明——学术文化随笔》 中国青年出版社  99年11月版

     （6）《中国思想史导论》  葛兆光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8）（21）（23）（24）（25）（26）（27）田薇《信仰与理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兴衰》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年11月第一版

     （9）（28）伏尔泰  《风俗论》

     （11）《罗马史》于贵新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年11月第一版

     （12）（13） 《走出蒙昧》 J·H·伯利斯坦德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年9月第一版

     （15）（16）（17）（18）（19）（20）（33）（34）《基督教的神秘主义》 王亚平著东方出版社  2001年10月第11版

（22）《世界史 中世纪史》  刘明翰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86年9月第一版

（29）《基督教与文化》 T·S·艾略特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一版

（30）（31）《宗教理解》 卓新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月第一版

（32）《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克里斯托弗·道森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