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阶层,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基督教“文化”,然而,没有灵魂的忏悔和更新,一切只会是老样子。文化基本的表现方式就是人的生活方式。当“基督徒”谈基督教“文化”,自己生活方式却没有任何改变的时候,无异把主重钉十字架,这样的生命有问题,这样的基督教“文化”不会有什么价值。
人是文化的载体,人格就是生命,就是言行、品格、观念、价值和良知的总和。社会普遍的“人格”直接塑造一种文化模型,左右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言行,人格的普遍社会表现正是福音交锋的地方。在同样不敬拜真神的环境里,希腊人有一种对客观真理的好奇和追求,乃至保罗传道到雅典,那里的人“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徒17:20)比较而言,中国人过于看重现实利益,盲目崇拜“名人”和有权势的人物。这就是“人格”的差异。
在国人的“人格”特征中,“面子”是可怕的一个方面。教会为了队伍壮大的面子,会胡乱给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施洗;没有得救的人,为了面子上的好看,或亲朋好友的面子,同意受洗。洗礼成为加入基督教的标志,谬解了福音真道。例如,老舍1921年在北京缸瓦市教堂受洗,但他后来自杀了,他所接受的根本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是一种国家主义的理想。 这里应该责备的是教会,在神的托付上失职,不知给多少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施洗。
自称的“基督徒”未必是真的,由于“面子”在国人人格上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国人很喜欢提有“实力”、“成功”的人物,以自己认识对方或与对方有某种关系得意或自豪。自我检查,有意无意也有这种倾向,这也是觉得自己面目丑陋的一个地方。教会往往掉入一个陷阱,靠“名人”吸引人归主,信主之初自己也有这个毛病。这是对福音能力缺乏自信的表现,也是错误的传福音策略。其后果容易造成其他类型的“基督徒”,如学术基督徒、追寻基督精神或把基督教当成斗争的资源,等等。这样的基督徒并非真正意义的基督徒。根据有的学者研究,林语堂的“信仰之旅”,其精神实质依旧是“从异教徒到异教徒”,因为林语堂缺乏深刻的悔罪意识,骨子里是一种道家精神。
另外,历史地看,基督教会被利用,成为“革命”、“民主”斗争的工具。
不在基督里重生,就不会有真正的人格,洪秀全通过传教起义,在南京稍有所安,那个“拜上帝”的太平天国的上层就纵情声乐,其生命的堕落败坏与大清权贵们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孙中山也自称上帝让他革命,与魔鬼征战,表面上清政府倒台了,却是换汤不换药。神呼召孙中山从事暴力革命,不断起义,却不让他对罪人的灵魂有负担,这也够滑稽的。互联网上流传一份孙中山的第四份遗嘱:“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
从这句话推理,孙的革命是直接领受神的意思,是神的呼召。问题是:如果真是“受上帝之命”,何以一次次起义都失败了?出于神的起义,神却不成就?还是他利用上帝干自己想干的?何况,他的民主革命把中国带到哪里?中国人进了迦南美地了吗?百年过去,环顾现实我们更民主自由了吗?从人的眼光看,民主先驱、国父等头衔与一个默默无闻的传道人相比,哪个更有吸引力?耶稣的门徒在艰难困苦、在血泪中,把上帝的拯救之道传给万民。孙却去靠枪炮与“恶魔”征战,主耶稣在何处有这样的教导?遗憾的是,教会还在传这样不伦不类的“遗嘱”。
教会传福音喜欢引用自称是“基督徒”的名人,引用这样的名人,教会很有“面子”。这几年,有的教会引用林昭来吸引人,把她捧到“圣女”的高度。林自称是基督徒,但读一些她的传记资料,看到是一个才女、侠女、自由战士、民主斗士的形象,但最不像的就是属基督的“圣女”。她把基督教当成她批判现实的精神资源,却缺乏自我认罪和忏悔,周围的人都成了她批判的卑鄙小人,似乎只有自己是个“义人”。林殉道是为了她心目中的民主、自由之道,而不是福音圣道。
彼得当初领三千人归主,有什么基督教的“名人”可以引用?不仰望主耶稣已经成就的大恩、不依赖圣灵的大能、不靠神的话语,却转向什么“名人”,教会传福音所依靠的根基就错了。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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