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中国历史上的49个谜：(选载)

笨鱼

亲王，是对皇族中封王者的称呼。南北朝时陈朝沿用梁(萧梁)朝的设官制度。其中有亲王身份的人做侍中。隋朝建国后隋文帝杨坚采用后周官制，封爵有九等，包括国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侯、伯、子、男，而“皇伯、叔、昆弟、皇子为亲王”，亲王名称由此而来。行文至此，有几句需要说明一下，史学家柏杨先生有一套书，书名叫《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书中所说的“亲王”上起西汉，下至清末，用的当是“王”意，而非人们通常所说的“亲王”之意，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到了清代，亲王成了十四等封爵中的第一等。像人们所熟知的恭亲王奕?、醇亲王奕●等都是一等一的亲王。
　　除了上述三种“文化”味较浓的“王”以外，还有一种“王”在民间也深入人脑，至少是常见于清代百姓之口，这就是“铁帽子王”。“铁帽子王”实在不能算是一种正式的封爵，它是对世袭罔替的王爵的一种俗称。“世袭”是世代继承爵位；罔替，“罔”，即不、不可，“替”，是替换。清制，凡爵位世袭都限定世数(几代)，其不限次者前加“世袭罔替”之字样。世袭罔替的王爵当然都是子子孙孙均为王，所以，老百姓用“铁帽子王”来称呼他们。
　　“铁帽子王”可以称得上是清代的“新生事物”，清代在建国之初，曾分封了8个“铁帽子王”，他们中有6个亲王：
　　庄亲王舒尔哈齐、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郑亲王济尔哈朗。
　　郡王2人：
　　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克勤郡王岳托。
　　上述4种“王”中，“国王”的历史可谓最长，“铁帽子王”的历史最短。
　　这4种“王”——据我们上面引证的史料——并不都是由皇帝的儿子来充当的。我们是否可以逆推，说皇帝的儿子并不一定都能封王呢?
　　皇子并非都封王
　　还是让事实说话最有说服力。
　　中国之有皇帝虽然起自秦始皇时代，但秦代并无皇子封王的记载，所以，我们引证的史实只能从西汉时代开始。
　　在正式统计开始之前，有几句话需要交待一下。中国历史上大约出了近千名皇帝，这些皇帝大部分是生前就曾面南背北，成为天下之主的，但也有一些皇帝并不那么名副其实。换言之，他们大多是生前仍是人臣(顶多是位极人臣)，死后才享有皇帝的美名——由他们那些当了皇帝的子孙们追赠一顶“皇帝”的桂冠。一个最有名的例子是曹操。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他曾经先后担任过东汉王朝的镇东将军、冀州牧、领司隶校尉、隶尚书事、司空、丞相、魏王等职务，享有过“加九锡”的殊荣(“九锡”指：车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虎贲、弓矢、鈇钺、秬鬯)，他到死时也只是一个“魏王”，但在许多史籍中，却把他称为皇帝(魏武帝)，造成了名与实的混乱。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像司马懿(与诸葛亮作对的那位司马仲达)，生前是人臣，死后却成了东晋帝国的皇帝；唐末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李克用生前只是个王(晋王)，但死后却成了后唐王朝的太祖皇帝，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常常让人觉得莫名其妙。而最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唐代竟然把那位上千年以前因撰写了一部《道德经》而名闻当时的老子李耳也封为皇帝(“玄元皇帝”)，于是乎，没有皇帝的时代就已有了皇帝(李耳早于秦始皇时代几百年)。有了皇帝的时代，一个朝代同一时期同一地点两个“皇帝”并存(如“魏武帝”与“汉献帝”)，常常把那些已经不知皇帝为何物的国人们弄得如坠五里雾中。有鉴于此，我们决定，把那些让人糊涂的“死后皇帝”剔除出去，将我们本文所提到的皇子界定为“真正皇帝”(活着的时候就已是皇帝)的儿子。
　　然后，我们就可以作一个简单的统计了。
　　西汉时代，正牌的皇子有37人，这37人全部封王。
    东汉时代，正牌的皇子有30人，有1人未得“王”号，此人是光武帝刘秀的儿子刘衡，他的最高爵位是临淮怀公。
　　三国时代，曹魏的正牌皇子有9人，全部封王；蜀汉有正牌皇子7人，全部封王；东吴有正牌皇子7人，有1人未获王爵，这个人是孙权之子孙虑，他的最高爵位是建昌侯。
　　两晋(东西晋)时代有正牌皇子39人，未封王者3人，他们是东晋简文帝司马昱之子司马俞生、司马朱生、司马天流。其中司马俞生、司马朱生史书称其为“皇子”，而司马天流则连“皇子”的封爵都没有(但他可是道道地地的皇帝之子)。
　　南北朝时，南朝刘宋帝国有正牌皇子27人，未获“王”号者11人，他们是：孝武帝刘骏子刘子深、刘子风、刘子玄、刘子衡、刘子况、刘子文、刘子雍、刘子趋、刘子期、刘子悦、明帝刘●子刘法良、刘智并，上述11人最高爵号就是“皇子”，均未封王。
　　南齐正牌皇子有53个，全部封王。
　　南梁正牌皇子46人，3人未获王号，这3个是：简文帝萧纲子萧大训、元帝萧绎子萧方等、萧方诸。其中萧大训爵号“皇子”，萧方等爵号“忠壮世子”，萧方诸爵号“贞惠世子”。
　　陈朝有正牌皇子78人，全部封王。
　　北朝，北魏计有正牌皇子63人，3人未获王号，他们是：道武帝拓跋圭子拓跋深、拓跋聪、孝文帝元宏子元恌，这3个人的爵号都是“皇子”。
　　北齐有正牌皇子26人，全部封王。
　　北周有正牌的皇子8人，全部封王。
　　隋朝有正牌皇子8人，全部封王。
　　唐代有正牌皇子236人，除10人用的是“××太子”谥号外，全部封王。那10个“太子”是：高祖李渊子李建成(隐太子)、太宗李世民子李承乾(皇太子)、高宗李治子李忠(皇太子)、李弘(皇太子)、李贤(章怀太子)、中宗李显子李重润(懿德太子)、李重俊(节愍太子)、玄宗李隆基子李瑛(皇太子)、宪宗李纯子李宁(昭惠太子)、文宗李昂子李永(庄恪太子)。
　　五代十国时，后梁正牌皇子7人，全部封王。但梁太祖的3个养子中朱友恭却只是个左龙虎统军，未获王号。
　　后唐有正牌皇子11人，6位未获“王”号，这6个人是：
　　庄宗李存勖子李继潼、李继嵩、李继蟾、李继峣(这4个人不但未获“王”号，而且连其他任何一种爵位都未获得)、明宗李嗣源子李从审(金枪指挥使)、末帝李从珂子李重吉(控鹤指挥使)。
　　另外，后唐庄宗李存勖还收养17名义子，这17人无一获王号，他们是：李绍荣(归德节度使)、李绍宏(枢密使)、李绍安(宣武节度使)、李绍琛(郑州防御使)、李绍崇(无职无爵)、李绍斌(庐尼节度使)、李绍钦(秦宁节度使)、李绍真(保义留后)、李绍能(洛州刺史)、李绍虔(齐州防御史)、李绍奇(河阳节度使)、李绍珙(襄州节度使)、李绍英(贝州刺史)、李继迁(河中节度使)、李绍琼(忠武节度使)、李继璟(金枪指挥使)、李绍冲(匡国节度使)。
　　后晋有正牌皇子10人，未封王者3人，他们是：高祖石敬塘子石重睿(忠武节度使)、忠帝石重贵子石延煦(镇宁节度使)、石延宝(威信节度使)。
　　后汉正牌皇子5人，2人未封王，他们是：高祖刘知远子刘承勋(开封尹)、世宗刘崇子刘斌(武宁节度使)。
　　后周有正牌皇子9人，全部封王。
　　前蜀有正牌皇子13人，除王元膺被封为“皇太子”以外，全部封王。
　　王建有义子38人，有27人未获封王号。他们是：王宗浩(兴州刺史)、王宗贺(兴元留后)、王宗阮(决胜兵马都知使)、王宗昱(天雄节度使)、王宗本(无爵)、王宗渥(亲从都指挥使)、王宗涤(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佶(中书令)、王宗勉(无爵)、王宗佑(彭州刺史)、王宗瑾(无爵)、王宗训(武泰节度使)、王宗矩(无爵)、王宗勋(无爵)、王宗朗(雄武节度使)、王宗威(山南节度使)、王宗俦(山南节度使中书令)、王宗俨(甲申指挥使)、王宗鲁(武兴节度使)、王宗铎(兴州刺史)、王宗宏(无爵)、王宗范(无爵)、王宗宴(永宁节度使)、王宗信(左神勇军使)、王宗弁(蜀州刺史)、王宗汭(招讨副使)、王宗儒(无爵)、王宗锷(右定远军使)。
　　辽代计有正牌皇子31人，其中未封王者5人，他们是：太祖耶律阿保机子耶律牙里果(惕隐)、太宗耶律德光子耶律天德(无爵)、世宗耶律兀欲子耶律孔阿不(庄圣太子)、景宗耶律贤子耶律药师奴、圣宗耶律隆绪子耶律狗儿(南府宰相)。
　　北宋有正牌皇子89人，其中未获封王者11人，他们是：真宗子赵祐(悼献太子)、徽宗赵佶子赵机(陈国公)、赵梃(相国公)、赵樾(瀛国公)、赵椅(嘉国公)、赵栋(温国公)、赵橞 (英国公)、赵桐(仪国公)、赵柄(昌国公)、赵枞(润国公)、光宗赵惇子赵梃(保守节度使)。
　　金代计有正牌皇子54人，其中未获“王”号者5人，他们是：世宗完颜雍子完颜允恭(太子)、七任帝完颜允济子完颜从恪(太子)、完颜瑞(按辰)、宣宗完颜珣子完颜守忠(庄献太子)、完颜玄龄(无爵)。
　　元代有正牌皇子66人，有60人未获“王”号，只有6人获王爵，这6个人是：世祖忽必烈子忙哥刺(秦王)、那本罕(北平王)、忽哥赤(云南王)、奥鲁赤(西平王)、阔阔出(宁王)、脱欢(镇南王)。未获王号者有的出任帝国下属殖民地的“总督”(汗)，如太宗成吉思汗铁木真之子察合台，此人被乃父铁木真任命为察合台汗国汗；有的虽一度被封为太子，但最终未获皇位，如太宗窝阔台之子阔端和阔出二人；更多的则是既不是“汗”，也不是太子，换言之，他们虽然是皇帝的儿子，但却没有任何封爵，如成吉思汗之子术赤、阔列坚、察兀儿、木儿彻、兀鲁察、太宗窝阔台子哈刺察儿、合丹、灭里、世祖忽必烈之子朵儿只、忽都鲁贴木儿、铁蔑赤等。
　　明代有正牌皇子101人，其中12人未获王爵，他们是：太祖朱元璋子朱标(懿文太子)、朱楠(皇子)、成祖朱棣子朱高燨(皇子)、英宗朱祁镇子朱见湜(皇子)、宪宗朱见深子朱祐极(悼恭太子)，世宗朱厚熜子朱载基(哀冲太子)、朱载壑(壮敬太子)、穆宗朱载厚子朱翊钱(怀宪太子)、熹宗朱由校子朱慈然(怀冲太子)、朱慈焴(悼怀太子)、朱慈显(献怀太子)、思宗朱由检子朱慈焴(太子)。
　　清代有正牌皇子114人，其中22人未获王爵，他们是：太祖努尔哈赤子褚英(广略贝勒)、硕托(贝勒)、阿拜(镇国勤敏公)、汤古代(镇国克洁将军)、莽古尔塔(和硕贝勒)、塔拜(辅国懿厚将军)、巴布泰(镇国恪僖公)、德格类(和硕贝勒)、巴布海(镇国将军)、赖慕布(辅国介直公)、费扬果(无爵)、太宗皇太极子叶布舒(辅国公)、高塞(镇国悫厚公)、常舒(辅国公)、韬塞(辅国公)、圣祖玄烨子胤●(贝子)、胤祎(简泰贝勒)、胤祐(恭勤贝勒)、胤祁(诚贝勒)、高宗弘历子永琏(端惠太子)、永璂(贝勒)、宣宗●宁子奕纬(隐志贝勒)。
　　从上面的定量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并非所有的皇太子都可以获得“王”号的。一般说来，正牌皇子比皇帝的养子(义子)获得王位的机会要大些。尽管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开国皇帝在自己的亲生子女年纪尚幼或不能独当一面时，常要借助于“外姓人”，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义子”(养子)，但在大部分皇帝(甚至是所有皇帝)的心里，还是将那些已经随了他们姓的外姓人当成外人的。这一点可以拿五代十国时前蜀帝国为例。前蜀高祖王建有亲生儿子13人，全部封王，另有义子38人，只有10人封王，这10个人是：王宗弼(钜鹿王)、王宗侃(乐安王)、王宗绾(临洮王)、王宗裔(琅邪王)、王宗翰(集王)、王宗夔(琅邪王)、王宗擂(临颖王)、王宗黯(琅邪王)、王宗瑶(临缁王)、王宗寿(嘉王)。
　　王建的例子可以说明传统的血缘关系在皇帝们的心目中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皇帝的亲生儿子并不一定个个都能得到皇帝的垂青，以往的一些文章或书籍在谈到中国王位制度的沿革时，常常说只有清代皇子才不一定全部封王，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从我们上面的定量分析中可以看出，几乎每个大的朝代都有皇帝的儿子当不了“王”的例子。
　　什么样的情况皇子才可封王?什么样的情况下皇子又不能封王?这个问题看起来带有一定的随机性，但细细想来，还是有些规律可循的。
　　一般说来，开国皇帝的儿子容易成“王”，如西汉、刘宋、北宋、明，但先后统一中国的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元朝和清朝是个例外。元代开国皇帝成吉思汗有8个儿子，除阔台一人继位为皇帝外，无一人封王，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有16个儿子，11个人未获“王”号。
　　夭折了的皇子不容易被封王(被父皇特别宠爱者例外)。
　　唐朝和宋朝在人们的印象中一直被认为是所有的皇子都封王的，而我们通过定量分析发现，事实情况并非如此，至少在北宋时代，徽宗、光宗二朝，有十余名皇子只是“国公”或节度使而不是“王”。
　　搞清并非所有的皇子都可封王这一点很重要，它不仅有助于把帝王头上的那层“神秘光环”从人们的心目中清除出去，而且还能使我们增强对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制继承关系的全面了解，从而更加深刻地体会特殊性存在于一般性之中这一命题。
    从古到清末臣见君王都下跪叩头吗
　　通常在我们所看的古装连续剧中，每当遇有臣下朝见君王时多用下跪叩头来表现，海外一位研究中国文化史的专家根据其研究，认为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把“下跪叩头”当成亘古不变的臣下面君之礼有失偏颇，许多人却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从上古到清末，中国历朝历代臣子见君王哪有不行“下跪叩头”大礼的?读者朋友，您是否也作如是观？倘如此，那您就又步入了一个新的误区——

　　封建社会乃是人类社会五大基本形态之一(奴隶社会也是如此)，有了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当然就有君王(国君或皇帝)，有了君王当然就有了臣下，有了君臣当然就有了相应的见面礼仪。公元1792年，早已经崛起于西方的英吉利王国派专使出使大清帝国，这本来是一件促进东西方交流的大好事，可当时的清朝乾隆皇帝却坚决不准英国专使晋见，原因极其简单，因为英使马甘尼不肯对皇帝(当然是大清国的皇帝)行下跪叩头的大礼。

　　这个在现代人看来根本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却被乾隆皇帝看得重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乾隆看来，上下几千年，纵横全天下，哪有臣下见君王不叩头不下跪的理呢?

　　事实情况果真如此吗?

　　“再拜”与“促膝谈心”

　　皇帝虽然是“金口玉牙”，但他的说法或看法却并不总是有理。

　　且不说当时的“泰西诸国”——英吉利、法兰西等国属臣见君主根本无“下跪叩头”之说，就是“下跪叩头”大礼发源地的中国，也不是从古到今都下跪叩头的。

　　中国古代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东周时代开始的(孔子的《春秋》上限是公元前722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从公元前403年写起的)，从东周到秦汉上千年的时间，我们并没有发现有关“下跪叩头”的记载。

　　春秋时代臣下见君王，其礼仪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妨走进“诸子百家”之中，听一听看一看这些当时的文化名人们是怎样记叙君臣相见之礼的。

　　《吕氏春秋》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魏文侯去见当时的贤能之士段干木，站得疲倦了却不敢休息。回来以后见翟黄，箕踞于堂上跟他谈话。翟黄很不高兴。文侯说：“我礼遇段干木，是因为让他做官他不肯做，给他俸禄他不接受，现在你想当官就身居相位，想得俸禄就得到上卿的俸禄。你既接受了我给你的官职俸禄，又要求我以礼相待，恐怕很难办到吧。”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最值得注意的是翟黄对他侍奉的君主箕踞于堂上与他说话表示的不满，这与汉代以后的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看过拙著《中国帝王私生活百态》的人想必还会记得南北朝时代刘宋王朝前废帝刘子业为了寻开心，竟命他手下的大臣刘昱趴在地上用喂猪的槽子学猪吃食的故事。

　　晏婴是春秋时代有名的贤臣，也是被时人和后人一致推许的最懂礼仪的人，我们不妨看看他是怎样见他的国君的。
　　故事之一：
　　齐景公饮酒饮得很高兴，对臣下说：“今天我愿意和各位大夫痛快地畅饮，请不必讲究礼节。”
　　晏子听后马上进言，认为“人之所以比禽兽高贵，就是因为存在礼节”。
　　景公沉醉于饮酒之中，不听晏子的劝诫。
　　过了会儿，景公出去，晏子没有起立，景公再进来时，晏子却抢先喝酒。景公生气发怒，脸色大变，怪晏婴不讲礼节。
　　晏婴离开了座位，鞠了一躬回答说：“我怎么敢跟您言行不一呢?我是想用自己的举动让您看看无礼对人的伤害!”景公说：“要是这样，就是我的不对了。请您入席，我听从你的劝谏。”(《晏子春秋·内篇谏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晏子生活的时代，君臣之间还是比较平等的——不讲礼节可以随意饮酒，讲究礼节臣子也有座位可坐。
　　那个时代臣下见君王还是要拜的，但绝非下跪叩头，而且行拜礼时多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主要是祝贺)。
　　再看一个故事：
　　齐景公掏雀窝，看到窝里的鸟儿太小，就又把它送回到窝里。
　　晏子听到这件事，不到上朝的时间就去见景公。
　　景公感到很奇怪。晏子问景公：“您做了些什么?”景公就把发生的事说了。晏子后退，面向北两次行拜礼祝贺道：“我的国君具有圣王的品德了!”
　　在这个故事中晏子给国君行礼，那是因为景公有了仁义之举，要向国君表示祝贺。
　　在另外一个故事中，晏子用行拜礼(注意：绝非“下跪叩头”)来匡正君王的过失，我们不妨再看一看。

笨鱼

齐景公一连喝了几天酒，感到非常快乐，便摘下帽子，脱掉衣服，亲自击缶奏乐。他问身旁的人说：“仁德的人也喜欢这样吗?”梁丘据回答说：“仁人的眼睛耳朵，也像一般人一样，为什么会不喜欢这样呢?”景公说：“快驾车，把晏子接来同乐。”
　　晏子穿着朝服来到，接过景公所赐的酒后他恭恭敬敬地拜了两拜。景公说：“我非常喜欢这种娱乐，想和您共同分享，请免去礼节!”
　　“您的话错了，”晏子回答说，“群臣都希望去掉礼节来事奉君王，我恐怕您不愿意。现在齐国五尺高的儿童，力气却都超过我，也胜过您，如此却不敢做乱的原因，就是敬畏礼节。上边如果没有礼节，就没有办法役使下边；下边如果没有礼节，就不能够事奉上边。那麋鹿因为不懂礼节，所以父子同配一头母鹿。我听说，君王如果不懂礼，就没有办法治理国家，大夫如果不讲礼，官府的差吏就不会有礼貌；父子之间不讲礼，那家庭肯定不吉利；兄弟之间不讲礼，就不能长久和睦。《诗经》中说：‘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所以礼节不能免掉。”
　　景公说：“我愚笨不好，身边的人迷惑我，因此到了这种地步，请让我杀了他们。”晏子答道：“您如果不讲礼，那么喜欢礼的人就会离开您，不讲礼的人就会来到您身边；如果您喜欢礼，那么讲礼的人就会到来，不讲礼的就会离去，杀了身边的人是没有什么用的!”景公说：“好，请让我更换衣帽，再听教诲。”
　　晏子走开，站在门外，景公让人洒扫池地，撤换席子，衣帽整齐地召见晏子。晏子重新进门，辞让三次后，登上台阶，三次献酒行礼，然后喝酒。行两次礼，告别盛宴而出——(《晏子春秋·外篇上第七》)
　　春秋时代君臣之间相见比较随便，那么战国时代又如何呢?
　　司马迁在《史记·商君传》中提到商鞅去见秦孝公时以“强国之语”，说得秦孝公入了迷，“不觉膝之前于席也”，座位对了座位。这表明那时的国君并不像后代的皇帝那样摆臭架子。
　　那时，一些想要有所作为的统治者不但不要群臣给他们叩头，相反，他们倒常常给臣子叩头，这绝非笔者危言耸听，有《史记》为证。
　　《史记·刺客传》载：“田光曰：‘吾闻之：长者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欲自杀以激荆卿。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轲遂见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顷而后言曰：‘丹所以诫田先生毋言，欲以成大事之谋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岂丹之心哉?’荆轲坐定，太子避席顿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弃其孤也。’”
　　太子乃国之储君，“跪”是下跪，“顿首”就是叩头。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扫平六国，自以为建不世之奇功，也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名号由王改为皇帝，自称为“朕”，制命为“诏”，车同轨，书同文而已，并没有定下“下跪叩头”的臣见君之大礼。
　　《史记·秦始皇纪》“(秦始皇)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群臣并没有对这位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三拜九叩。
　　有文字可查的历史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尚未发现臣下见君主要下跪叩头。那么，“下跪叩头"的大礼究竟始于何时呢?谁又是它的始作俑者?
　　叔孙通 一个该钉在耻辱柱上的名字
　　读过一点古书的人想必不会忘了这样两句话：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这是两句咏史诗，虽然咏的是秦始皇之“焚书坑儒”，但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人们，推翻秦朝的刘项——刘邦和项羽两个人原是都不读书的。
　　项羽我们暂且不必管他，刘邦可是个拿着儒生的帽子当尿壶的主儿，夺取天下的过程中，他依靠的几个谋士也不是什么正宗的儒生——韩信是个市井无赖，萧何是个刀笔小吏，张良是黄石公的门徒，陈平有“盗嫂”之嫌，就像是“一不留神”就把个天下给弄到手了。
　　“幸福和满足只在过程之中”这句后世从西方进口的“舶来品”，刘邦当时可能并不知道，但他称帝后却很快感到失望：他手下的那班大臣如樊哙、夏侯婴等人差不多都是他当初混迹于黑社会的狐朋狗友，这些贩夫屠狗者流虽然当了大将军，有的甚至被封为王侯，却仍是暴发户一个，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礼仪，什么叫规矩。他们在刘邦的皇宫里，就像过去在刘邦的家里一样，胡吃海喝，喝醉了就扯开嗓子吼上一段，有的甚至还拔出刀剑砍皇宫里的柱子助兴。
　　这种局面，让刘邦感到厌恶。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叙当时的情景时写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就在这种时候，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帮刘邦解除了烦恼。
　　这个人名叫叔孙通。
　　叔孙通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他本是秦朝的“候补”博士(“以文学征，待诏博士”)，陈胜、吴广起义后，消息传到咸阳，当时的皇帝秦二世就此事询问诸博士儒生，那些“呆头书生”们都认为陈胜、吴广是造反，应立即发兵镇压，只有叔孙通摸准了秦二世的“驼鸟”脾气，答曰：“陈、吴等人不过是‘鼠窃狗盗’罢了，不足挂齿。”二世听了很是受用，一面命御史把那些“呆头书生”全部定罪，一面“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并把他由“候补”转正为博士。
　　后来，叔孙通又先后投靠项羽之叔项梁、义帝楚怀王等。公元前205年，叔孙通又投靠时任汉王的刘邦。第一次与刘邦见面时，叔孙通穿了一件儒服，见刘邦不喜欢，他马上换了一身楚式短打扮。当时，由于叔孙通在“知识界”小有名气，所以有一百多名儒生跟着他，令这些儒生感到气愤的是，当刘邦询问哪些人可以重用时，叔孙通推荐的净是那些“江洋大盗”(大猾)。有人就此事质问，叔孙通答道：“汉王现在正冒着矢石争天下，你们这些书生哪个能斩将夺旗?推荐你们，那会让你们白送命的!”但他保证不久的将来，一定让这帮“书生”也能捞个一官半职的干干。
　　现在，机会来了。
　　于是，叔孙通就去见刘邦，他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他说他愿意帮刘邦定出一套规矩来。
　　刘邦半信半疑地说：“好吧，不过可不能太复杂了!”
　　叔孙通又解释说：“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他说他要博采众家——夏、商、周及秦之长，订出一套礼仪来。
　　见他说得头头是道，刘邦也不能不叫他试试。
　　叔孙通马上派人征集了一批鲁国的儒生——这其中又出了个小插曲，有两个鲁国的“呆头书生”不肯来为叔孙通捧场，而且还说了很难听的话，他俩说叔孙通“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汸我!”——强采的瓜儿不甜，叔孙通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他只好带着愿意给他帮忙的人西入长安，与他原来的上百名追随者们会合在一起，引绳为绵，立表为蕞，在长安城外“操练”了一月有余。
　　然后，叔孙通去见刘邦，请他下令手下的文武百官也都“随班就读”——接受儒家礼仪的训练。
　　这些出身于下属社会的大臣们可不是好教的，也不知叔孙通用了什么法子，竟把他们一个个都给教得人模人样的。
　　公元前200年，西汉王朝的长乐宫落成，叔孙通向刘邦建议，正式启用他修订后的“朝仪”，刘邦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了。
　　整个朝仪如下：
　　文武官员由礼仪官引导，顺序进入殿内，分为左、右两班，跪于两厢。皇宫近卫军站在文、武百官之后，然后是今天影视作品中经常能够见到的“镜头”——一大串的官员一连声地高喊“皇帝驾到”，声音由远而近，刘邦也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坐着辇车缓缓而出。一见皇上驾到，文武百官立即各按官职的大小，背出一套听起来叫人肉麻的贺词，然后，酒宴开始。与以往“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情况迥然有别，那些文官们就不用说了，那些平日里桀骜不驯的大将军们也一个个都趴在地上，再仰颈抬眉往上看(读者不妨与晏子、商鞅见国君时的情景比较一下)，整个宴会进行过程中无人敢高声喧哗，乐得刘邦连声说：“我到了现在才知道当皇帝的威风!”
　　上面这段绝非笔者杜撰，有司马迁的《史记》为证。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汉(王)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帜，传言‘趋’，殿下郎中夹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庐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殿上者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即刘邦——引者)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金。”
　　台湾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就此写道：“从此，皇帝不但跟人民，便是跟最尊贵的大臣，也都被这种儒家最得意的杰作‘朝仪’，隔开了一段距离。战国时代那种君臣间面面对坐，膝盖碰着膝盖长谈的时代，不再在中国出现，帝王政体遂走进一条永不能回头的死巷。西方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
　　说“西方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未免有些绝对。汉代以后，一直到宋朝，有两种大臣见君主时是可以不下跪、不叩头的。这两种大臣是：年高德劭、或位加九锡者，如曹操、司马懿、高欢等人；再有一种是皇上的老师，即那些“侍读学士”。前一种人可谓“不世出”之人物，哪个王朝若是摊上，那也就离亡国不远了，后一种大臣虽然免除了下跪之劳，但一般也都是站着给皇上讲课的。据一位学者考证，“侍读”的“侍”用的就是其“站立”之意(此说当然不很准确，不过，却有新意)。
　　但是，就像柏杨先生所说的“酱缸文化”，“酱”味越来越浓一样，宋代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步入其中晚期，它仅存的那点“人性”也荡然无存了。
　　从明朝开始，侍读学士都改为“跪读”学士了，他们给皇上讲课时都只能跪着，而连站着的资格也没有了。
　　据史料记载，清代有名的大学者纪晓岚曾因在陪太子读书时未采用下跪的姿态而遭到了皇帝的训斥。纪晓岚尚且如此，别的人见皇帝的处境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人们，至少是当代人，承继文化传统时一般都是取近不取远的，而且往往是错误地把近处文化的沿袭，当成亘古不变的信条，所以，才有了以今证古的错误。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古人尤其是汉代以前所说的“拜”不等于“下跪叩头”。为便于读者辨别，我们不妨再说上几句。
　　宋朝人王楙在《野客丛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古者拜礼，非特首至地，然后为拜也。凡头俯膝屈手动，皆谓之拜。按《周礼》辨九拜之仪，一稽首，二顿首，三空首，四振动，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肃拜。注：稽首拜，头至地也；顿首拜，头叩地也，空手拜；头至手也；振动，以两手相击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肃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尝专以首至地为拜耶?”这段话说得深入浅出，有兴趣的人不妨思之。
    皇帝女儿的身价总是天下第一吗
　　在中国，有一句很有名的古语，叫做“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现代人虽然常用其比喻意义，但追本溯源，其本意说的乃是皇帝的女儿亦即公主的婚姻问题最不成其为问题，在所有待字闺中的窈窕淑女中，公主的身价最高，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已经身陷“误区”而不自知——
　　中国封建王朝之有“皇帝”的称号始于秦始皇时代，但遍查史籍，尚未发现秦代有“公主”之名。据有关专家考证，中国公主史应从汉代——西汉王朝建立后写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案可稽的公主是汉高祖刘邦的女儿鲁元公主，最后一位公主是清代同治年间恭亲王奕?的女儿荣寿固伦公主，从鲁元到荣寿固伦，中国共出了887位“皇帝的女儿”，她们的身价真的都至尊无比吗?
　　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
　　公元1644年3月19日凌晨，大明帝国皇宫紫禁城内，一幕人间惨剧正在酷烈地进行。
　　大明帝国第十六任皇帝思宗朱由检(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崇祯皇帝)手执一柄利剑，正在追杀一个豆蔻年华的女子——这可不是武侠小说里的描写，也不是影、视里边虚构的镜头，而是真真实实的历史。
　　跑了几圈以后，崇祯皇帝终于追上了那个小女子，眼一闭，心一横，他手起剑落，只听“啪”的一声，一条葱藕般的玉臂掉了下来，崇祯皇帝掩面长叹，口里连连说：“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
　　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当然都能猜出那个女子是谁，就是崇祯之女长平公主，崇祯要砍杀她实出于无奈，因为当时“流贼”李自成已经攻进了北京。
　　崇祯一共生了三个女儿，这就是坤仪公主、长平公主和昭仁公主，这3个“皇帝的女儿”一个早卒，一个死于非命，一个被其父砍成重伤，没有一个有好结果，难怪其父朱由检要发出“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的慨叹。
　　崇祯皇帝的女儿只不过是无数个命途多舛的公主的缩影。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对历朝历代死于非命或丈夫死于非命的公主们的情况做了一个统计。
　　西汉王朝共有公主18个，其中有4个死于非命，她们是：鄂邑公主(武帝女)、阳石公主(武帝女)、诸邑公主(武帝女)、敬武公主(宣帝女)。其中鄂邑公主死于谋反，诸邑公主和阳石公主坐巫蛊为乃父所杀，敬武公主则是被王莽逼迫而死。
　　有一人其丈夫死于非命，这个人是武帝女卫长公主。
　　东汉王朝共有42位公主，其中有2个死于非命，她们是：新野公主(光武帝女)、郦邑公主。其中新野公主系为其弟光武帝的仇家所杀，郦邑公主死于自己的丈夫阴丰之手。
　　丈夫死于非命的有5个，这5个人是：舞阳公主(光武帝女)、馆陶公主(光武帝女)、洧阳公主(光武帝女)、沘阳公主(明帝妹)、内黄公主(灵帝女)。
　　两晋时代共有公主32个，除1人(常山公主，司马炎女)外，其余无死于非命者。
　　五胡十六国有姓氏可考的公主共11人，其中汉赵五任帝刘曜之女安定公主、前秦世祖皇帝苻坚的两个女儿二公主和三公主均死于非命。
　　北魏王朝计有公主70位，死于非命者有3位，她们是：临泾公主(其父、母已不可考)、寿阳公主(彭城武宣王元勰女)、明月公主(广平武穆王元怀女)。
　　南北朝时南朝刘宋共有30位公主，其中有一位新蔡公主(太祖刘义隆女)被其侄前废帝刘子业霸占为妾，另一位临川公主则陷害其夫王藻致死。
　　南齐、南梁、陈各有公主7人、18人、7人，未见死于非命的记载。
　　北齐、北周各有公主17人和12人，其中北周的千金公主被都兰可汗所杀。
　　隋有公主12个，其中信义公主(炀帝女)之夫处罗死于非命。
　　唐代共有221个“正牌”公主和21个“非正牌”的“和亲”公主，其中“正牌”公主有十人死于非命，她们是：丹阳公主(高祖女)、常乐公主(高祖女)、巴陵公主(太宗女)、城阳公主(太宗女)、新城公主(太宗女)、太平公主(高宗女)、永泰公主(中宗女)、乐城公主(玄宗女)、新平公主(玄宗女)、广德公主(宣宗女)。
　　“非正牌”的“和亲”公主(即以宗室女的身份远嫁异邦的女子)死于非命者有2人，她们是：静乐公主(为其夫契丹可汗所杀)、宜芳公主(为其夫奚可汗所杀)。
　　五代十国时梁、唐、晋、汉、周及前、后蜀、南唐计有公主35位，死于非命者有2个，她们是：后唐四任帝李从珂女赵国公主、后周太祖郭威女乐安公主。
　　辽代有公主39人，死于非命者1人：圣宗耶律隆绪女南阳公主，身陷敌手者1人：天祚帝耶律延禧女蜀国公主。
　　宋朝计有87位公主(帝姬)，除早卒者外无死于非命者。
　　元代计有47位公主，无死于非命者。
　　明代的公主共有82个，死于非命者1人：思宗朱由检女昭仁公主，丈夫死于非命者3人，一是太祖女南康公主(其夫胡观自缢而死)、一是神宗女寿宁公主(其夫冉兴让被李自成部所杀)，一是光宗女乐安公主(其夫巩永固于李自成攻入北京时自焚而死)。
　　清代的公主数正好是100个，其中1人死于非命：太祖第三女(无名号)；丈夫死于非命者一人，此人就是香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扛鼎之作《鹿鼎记》中韦小宝的“老婆”建宁公主，其父为清太宗皇太极。
　　上述这几十个死于非命的公主中并非每一个都罪该至死，像西汉武帝刘彻的两个女儿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她俩都是因为其兄卫太子被奸人江充陷害，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像前秦的两个公主苻宝、苻锦就是被其父苻坚所杀，而苻坚之所以要杀她俩，纯粹又是为了与人赌气；像唐代的两个和亲公主：宜芳公主和静乐公主，她们之被杀则是因其丈夫要反叛朝廷。
　　也许有的人会说我们上面所引的例子有点走极端，因而认为“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还是成立的，那好，我们不妨再引证一些皇帝的女儿嫁不出去的例子。
　　郑颢为什么恨白敏中
　　郑颢，在唐宣宗执政时担任过校书郎一职，根本是个不入流的小官，当时担任宰相(同平章事)的白敏中觉得此子生得俊秀，就向皇帝推荐他当皇上的东床快婿，宣宗皇帝一高兴，决定把自己的女儿万寿公主下嫁给郑颢。
　　假如我们此刻正在一个电视益智大赛的直播现场，就此打住，然后问在场的人：你认为郑颢听到可以娶皇帝的女儿之后会不会很开心?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都会答“是的”。
　　事实情况上真的“是的”吗?
　　当然不是!而是恰恰相反，郑颢可以说是很不开心，因为郑颢其时正在跟当时的天下五大名门崔、卢、李、郑、王中的卢家小姐“谈恋爱”。

笨鱼

与豪门望族家的小姐谈恋爱能比娶公主更有面子吗?
　　现代人肯定会说“不”，但郑颢却说“是”，空口无凭有书为证。
　　史学家柏杨先生在其史学巨著《中国人史纲》中写道：“南北朝时代那种把持政府，世袭官职的烜赫情形，到了唐王朝，仍有强大的残余势力。北魏帝国颁定的那些‘郡姓’，照旧成为一种特殊阶级，高居平民之上，继续以做官为唯一职业。这种门第贵族集团中，崔、卢、李、郑、王，五个姓氏，也继续保持五世纪时尊贵的地位，世称‘五姓’。他们的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有时候还超过皇族，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中级官员郑颢，正在跟卢姓议婚的时候，皇帝听了宰相白敏中的推荐，命他娶万寿公主。这是普通人家求之不得的荣耀，但郑颢却因断了与卢姓婚姻的缘故，把白敏中恨入骨髓，以致白敏中以后几乎死在他手上。”
　　与历史上那些婚姻多舛的公主相比，万寿公主总算还嫁了出去，而且“一嫁定了终身”，所谓不幸中之万幸，而有很多公主连这点“好运气”都没有。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也做了一个统计：
　　西汉王朝计有公主18人，嫁不出去的1人：元帝刘奭女颖邑公主。
　　东汉王朝有公主42人，嫁不出去者16人，她们是：明帝刘庄女平氏公主、明帝女鲁阳公主、明帝女乐平公主、明帝女成安公主、章帝刘炟女武德公主、章帝女阳安公主、和帝刘肇女修武公主、和帝女共邑公主、和帝女闻喜公主、顺帝刘保女舞阳公主、冠军公主、汝阳公主、桓帝妹颖阳公主、阳翟公主、灵帝刘宏女万年公主。
　　两晋时代计有公主32位，嫁不出去的有12位，她们是：武帝司马炎女平阳公主、新丰公主、阳平公主、万年公主、惠帝司马衷女始平公主、哀献公主、元帝司马睿女南康公主、明帝司马绍女庐陵公主、太平公主、穆帝司马（日冉）女馀姚公主、孝武帝司马曜女新安公主、恭帝司马德文女富阳公主。
　　五胡十六国时代，北方各少数民族帝国计有公主11人，嫁不出去者有1人，此人就是后秦太祖姚苌女南安公主。
　　北魏时代计有公主70人，嫁不出去的有4人，她们是：文成帝拓跋浚女顿丘公主、孝文帝元宏女长乐公主、孝武帝元修妹明月公主、高阳王元泰女琅邪公主。
　　南北朝时刘宗王朝计有公主30位，嫁不出去者有5人，她们是：武帝刘裕女义兴公主、孝武帝刘骏女临海公主、七公主、明帝刘或女晋陵公主、建安公主。
    南齐7位公主全部嫁出。
　　南梁计有公主18位，嫁不出去者有5人，她们是：武帝萧衍女临安公主、永康公主、南康王萧绩女固安公主、简文帝萧纲女长山公主、元帝萧绎女益昌公主。
　　陈朝7位公主全部嫁出。
　　北齐15位公主，有2位未嫁出去，她们是：高祖高欢女大公主、浮阳公主。
　　北周12位公主全部嫁出。
　　隋代有12位公主虽然全部嫁出，但有1人(义成公主)是给人当的“二房”。
　　唐代有221位公主和21个“和亲”公主，其中嫁不出去的有82个，她们是：太宗李世民女汝南公主、金山公主、晋阳公主、常山公主、睿宗李旦女安兴公主、金仙公主、玉真公主、玄宗李隆基女孝昌公主、灵昌公主、万安公主、上仙公主、怀恩公主、普康公主、宜春公主、肃宗李亨女宁国公主、代宗李豫女灵仙公主、真定公主、华阳公主、玉清公主、太和公主、玉虚公主、西平公主、章宁公主、德宗李适女普宁公主、文安公主、义川公主、晋平公主、顺宗李诵女浔阳公主、平思公主、邵阳公主、临汝公主、宪宗李纯女永嘉公主、衡阳公主、普康公主、永安公主、太和公主、义宁公主、贵乡公主、清源公主、义昌公主、安康公主、敬宗李湛女永兴公主、天长公主、宁国公主、文宗李昂女兴唐公主、百平公主、郎宁公主、光化公主、武宗李炎女昌乐公主、寿春公主、长宁公主、延庆公主、静乐公主、乐温公主、永清公主、宣宗李忱女永福公主、义和公主、饶安公主、盛唐公主、平原公主、唐阳公主、丰阳公主、懿宗李漼女安化公主、普康公主、昌元公主、昌宁公主、金华公主、仁寿公主、永寿公主、僖宗李儇女唐兴公主、永平公主、昭宗李晔女新安公主、信都公主、益昌公主、唐兴公主、德清公主、太康公主、永明公主、新兴公主、普安公主、乐平公主、寿安公主。
　　“和亲”公主中有1人(安化公主)本议嫁给南绍王隆舜，但未能完婚，另有1人(永安公主)待要出嫁时其夫回纥保义可汗病卒，也未嫁出去。
　　五代十国时，后梁有公主10人，其中有3人未嫁出去，这3个人是：太祖朱温女普宁公主、真宁公主、末帝朱友贞女寿昌公主。
　　后唐有公主5人，有2人成为“嫁不出去的人”，她们是：明宗李嗣源女永安公主、末帝李从珂女赵国公主。
　　后晋有公主6人，嫁不出去的3人，这3个人是：宪祖石绍雍女寿安公主、永寿公主、乐平公主。
　　后周有公主3人，2人未嫁出，这2个人是：太祖郭威女乐安公主、梁国公主。
　　十国中前、后蜀及南唐三国公主全部嫁出。
　　辽代计有公主39人，其中有3人未嫁出去，她们是：世宗耶律兀欲女萌古公主、圣宗耶律隆绪女浔阳公主、天祚帝女蜀国公主。
　　宋代计有公主87位，其中有57个未嫁出去，她们是：宣祖赵弘殷女陈国公主、太祖赵匡胤女申国公主、成国公主、永国公主、太宗赵光义女滕国公主、邠国公主、卫国公主、真宗赵恒女惠国公主、升国公主、仁宗赵祯女徐国公主、邓国公主、郑国公丰、禁国公主、商国公主、鲁国公主、唐国公主、陈国公主、豫国公主、英宗赵曙女舒国公主、神宗赵顼女周国公主、楚国公主、郓国公主、潞国公主、邢国公主、邠国公主、兖国公主、哲宗赵煦女邓国公主、徽宗赵佶女顺淑帝姬、寿淑帝姬、东淑帝姬、安淑帝姬、康淑帝姬、荣淑帝姬、保淑帝姬、悼穆帝姬、熙淑帝姬、敦淑帝姬、柔福帝姬、申福帝姬、宁福帝姬、保福帝姬、贤福帝姬、仁福帝姬、和福帝姬、永福帝姬、惠福帝姬、令福帝姬、华福帝姬、庆福帝姬、仪福帝姬、纯福帝姬、恭福帝姬、孝宗赵伯琮女嘉国公主、光宗赵惇女文安公主、和政公主、齐安公主、宁宗赵扩女祁国公主。
　　元代计有公主47位，未嫁出去者有1位，亦即晋王甘麻拉女寿宁公主。
　　明代有公主82位，其中未嫁出去者有25人，她们是：太祖朱元璋的亲孙女宜伦公主、南平公主、仁宗朱高炽女德安公主、延平公主、德庆公主、宪宗朱见深女长泰公主、仙游公主、孝宗朱祐樘女太康公主、兴献王朱祐杌女长宁公主、善化公主、世宗朱厚熜女常安公主、思柔公主、归善公主、穆宗朱载厚女蓬莱公主、太和公主、神宗朱翊钧静乐公主、云和公主、云梦公主、灵邱公主、仙居公主、泰顺公主、香山公主、天台公主、怀淑公主、思宗朱由检女坤义公主、昭仁公主。
　　清代共有100位公主，其中未嫁出去者有37个，她们是：世祖福临第一女、第三女、第四女、第五女、第六女、圣祖玄烨第一女、第二女、第四女、第七女、第八女、第十一女、第十二女、第十六女、第十七女、第十八女、第十九女、第二十女、世宗胤稹第一女、第三女、第四女、高宗弘历第一女、第二女、第五女、第六女、第八女、仁宗秬琰第一女、第二女、慧安和硕公主、第六女、第七女、第八女、慧愍固伦公主、宣宗曼宁女端悯固伦公主、第二女、端顺固伦公主、第七女、第十女。
　　这些嫁不出去的公主，有一些是因为很早就死了(以宋、清两代为多)，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并非是因为早卒，而是没人愿娶或没人敢娶——古代的男人大概也不愿意心甘情愿当“气管炎”或“床头柜”!
　　已经嫁出去的那些也并非个个都生活得很美满，她们当中有的人结了婚马上又离婚，如唐昭宗李晔女平原公主，嫁给李继偘之后，不到一个月就“拜拜”了，有的结过几次婚，如西汉王朝的(楚)汉公主，先后嫁给岭娶、翁靡、狂生三个人；东晋简文帝女新安公主先后嫁给桓济、王献之两个人；唐中宗李显女安定公主先后嫁给王同皎、韦濯、崔铣三个人；玄宗李隆基女兴信公主先后嫁给张垍、裴颖、杨敷三个人；唐肃宗李亨女宁国公主先后嫁给郑巽、薛康衡、磨延啜三个人；辽兴宗耶律宗真女魏国公主先后嫁给萧撒八、萧阿速、萧窝匿三个人；元太祖铁木真女赵国公主先后嫁给不颜昔班、镇国、孛要合三个人；元世祖忽必烈女鲁国公主先后嫁给干罗陈、铁木儿、蛮子台三个人。
　　至于给人家当“填房”或当小老婆者也不乏其人：如北魏太祖拓跋珪女获泽公主就是嫁给闾大肥为继室(填房)、北魏文成帝女建兴公主、平阳公主给同一个人——刘昶为继室。
　　南北朝时刘宋武帝刘裕女呈郡公主嫁给褚湛之为继室。
　　隋炀帝杨广女义成公主嫁给染于为继室。
　　唐代荣王李琬女小宁国公主嫁给回纥英武可汗当“媵”(小老婆)。
　　五代十国时，后梁太祖女金华公主嫁给罗廷规为继室。
　　元太祖铁木真女昌国公主嫁给孛秃为继室、太子阔出女八不叉公主嫁给纽林为继室、太子真金女鲁国公主嫁给蛮子台为继室、秦王忙哥刺女奴兀伦公主嫁给锁儿哈为继室、安西王阿答难女兀鲁真公主嫁给纽林为继室、成宗贴木儿女昌国公主嫁给阿失为继室、赵国公主嫁给阔里吉思为继室、魏王阿木哥女曹国公主嫁给王焘为继室。
　　从上面所引的这些材料中我们不难看出：
　　1.并非所有时代，所有皇帝的女儿都不愁嫁不出；
　　2.已经嫁出去的皇帝的女儿也并不总是高人一等。
　　一般说来，在下面这几种情况下，皇帝女儿的身价与其身份常常名不副实：
　　1.皇朝衰落、各地方政府或占地为王的军阀势力超过中央、到了尾大不掉的时候，如唐代后期从文宗李昂时代开始，到昭宗李晔时止，44位公主中仅有6人嫁出，其中一人(昭宗女)平原公主还是正月结婚，二月就离婚了的，注意：平原公主婚姻之失败并不是因为她自恃公主身份看不起丈夫，而是丈夫自恃节度使(军阀)李茂贞之子的身份没有瞧得起她这个公主。
　　2.民族矛盾——这种矛盾说穿了乃是政治矛盾大于民族和解时，作为“和亲”——和解手段的“和亲公主”往往会身价一落千丈，有的甚至还有性命之虞。如五胡十六国时代西凉太祖李暠女长公主本已与北凉三任王沮渠茂虔订婚，后因北凉与西凉刀兵相见而绝婚；再如唐代的静乐公主和宜芳公主本已嫁给契丹可汗李怀节和奚可汗李延宠为妻，但二李见唐代自“安史之乱”后国势大大削弱，不想做“天可汗”的附庸，因而成婚之后不到半年就叫两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做了刀下之鬼。
　　3.门阀士族制度不仅深入人心，而且扎根人脑。在这种情况下，公主虽然有“皇帝女儿”的身份，但也往往敌不过(至少在人们的心目中敌不过)名门望族的千金小姐，我们前面举的郑颢恨白敏中就是一个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在唐代以前(甚至包括唐代)，连有些皇帝本人都打心眼里觉得“名门”之人高不可攀。据史料记载，南北朝时，南朝刘宋帝国有一位名叫王弘的大臣，是宋武帝刘裕的亲信，此人虽然姓王，但却是“不入品”(即庶姓)的王，因而也就不得进入“士大夫”的行列。有一天他为此事求助于皇帝，刘裕对他说：你如果想当士大夫，前提条件是能与王球(名门望族，时任宰相)坐在一起。你不妨说奉我的命令，前去试试。”——(沈约修撰的《宋书》这样写道：“中书舍人王弘为太祖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
　　王弘“傻狗不识臭”，真的到王球家去拜访，当他打算坐在王球的身边时，王球用扇子阻止他说：“你不可以坐”(“若不得尔!”)王弘气愤而回，向刘裕诉苦，刘裕把手一摊说：“我便无如此何!”——“我也拿他没办法!”
　　稍后于王弘有一位纪僧真，他向当时的宋孝武帝刘骏请求成为“士”，刘骏回答说：“这事由都官尚书江敩做主，求我也没有用，你可以去找他试试。”纪僧真是刘骏最为宠信的大臣之一，可他到了江敩那，遭遇与王弘相同。回来之后，纪僧真向皇上诉苦，刘骏回答说：“士大夫不是皇帝可以委派的!”连皇帝都觉得名门望族的身价高不可攀，更不用说一般的士大夫及平民百姓了。
　　我们不是考据论者，更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我们花费相当多的笔墨说明皇帝的女儿其身价并非总是天下第一，目的无非是想善意地给那些喜欢以偏概全的读者朋友们提个醒，千万别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笨鱼

  “驸马”真的等于帝王的女婿吗
　　“驸马，又作副马。中国古代帝王女婿的专称。”——这段摘自某本专门介绍宫廷知识的工具书上的解释，话虽不长，但却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对“驸马”这个词的全部认知，使得他们不知不觉中步入了一个误区——
　　宋朝大文豪欧阳修在《归田录》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皇女为公主，其夫必拜附马都尉，故谓之附马。宗室女封郡主者，谓其丈夫为郡马，县主者为县马，不知何义也。”
　　这段话代表了宋朝人对“驸马”一词的认知，那么宋代以前以及宋代以后呢?那时候的皇女之夫也叫驸马吗?要搞清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追叙一下“驸马”的由来。
　　从西汉到东汉“驸马”与帝婿无关
　　据权威典籍所载，“驸马”一词系由“驸马都尉”演化而来。
　　驸马都尉一作副马都尉，顾名思义，是掌副车之马的一种官职。
　　什么是副车呢?
　　其义有二。一是指古代帝王外出时的从车。《史记·留侯世家》中说张良为给韩国报仇，不惜重金收买了一个壮士，命他用大铁锤“击秦始皇博浪沙中，误中副车。”副车之数有多少呢?司马迁的《史记》索引认为有三十六乘，这么多车子需要有一个头领统管，所以，要置副车(马)都尉。副车的另外一个意思是指清代的分试副榜贡生。《称谓录》：“今以举人为公车，其以副车称副榜，固其所也。”
　　与驸马有关的“副车”显然用的是其第一种含义。
　　在西汉时，驸马都尉一职多由宗室、外戚及公侯之子孙担任，鲜有由帝婿担任者。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把两汉的公主及其丈夫官职罗列如下，以便说明：
　　西汉：
　　鲁元公主，其夫张敖，赵王世子；馆陶公主，其夫陈午，党邑侯陈婴孙；昌平公主，其夫周胜之，绛侯周勃子；平阳公主，先嫁曹寿(官平阳侯)，后嫁卫青(官大将军)；南宫公主，其夫彭申，封张侯；鄂邑公主，其夫王充，封盖侯；卫长公主，其夫乐大，封五利将军；阳石公主、诸邑公主均早夭，无夫；夷安公主其夫姓名不可考，封昭平君；江都公主，其夫岑娶，封乌孙王；汉公主(楚主)，其夫有三，①岑娶、②翁靡、③狂生，均封乌孙王；敬武公主先嫁张临，后嫁薛宣，张临封富平侯，薛宣封高阳侯；阳邑公主，其夫张建，封博成侯；平阳公主，其夫夏侯颇，无职。
　　东汉：
　　新野公主，其夫邓晨，无职；湖阳公主，其夫胡珍，封骑都尉；宁平公主，其夫李通，封固始侯；舞阳公主，其夫梁松，封延陵侯；湜阳公主，其夫窦固，封显亲侯；馆陶公主，其夫韩光，无职；洧阳公主，其夫郭璜，封阳安侯；郦邑公主，其夫阴丰，无职；获嘉公主，其夫冯柱，无职；平阳公主，其夫冯顺，封大鸿胪；隆虑公主，其夫耿袭，封牟平侯；沁水公主，其夫邓乾，封高密侯；平皋公主，其夫邓藩，封昌安侯；浚仪公主，其夫王度，封鞅侯；武安公主，其夫来棱，封征羌侯；鲁阳、乐平、成安、武德四公主未嫁；平邑公主，其夫冯由，封黄门侍郎；阴安、修武、共邑三公主未嫁；临颖公主，其夫贾建，封即墨侯；闻喜公主未嫁；舞阳公主，其夫邓褒，封少府；阴城公主未嫁；濮阳公主，其夫耿良，封好畴侯；平氏公主，其夫来定，封虎贲中郎将；湜阳公主，其夫岑熙，封细阳侯；舞阳、冠军、汝阳三公主未嫁；长社公主，其夫耿援，封好畴侯；阳安公主，其夫伏完，封不其侯；沘阳公主，其夫窦勋，无职；内黄公主，其夫宝穆，无职。
　　公主887位 “驸马”11人
　　两汉以后，皇室的权力时轻时重，各个封建王朝立国的时间也有长有短，公主的名称也经历过几种流变——大部分朝代仍称公主，但宋代七任帝哲宗赵煦时公主与“帝姬”并称，八任帝至十二任帝公主专称为“帝姬”，十三任帝开始又称公主，清代除在公主前面加上“和硕”或“固伦”之外，还称那些早夭的公主为“皇××女”。这些公主也好，帝姬也好，“皇××女”也好，不管其是高寿，还是早卒，加起来总共有多少呢?
　　根据笔者的统计，计有887位。
    这887位公主中，享寿最久的是明朝的含山公主，她是明太祖朱元璋和韩妃所生，其夫尹清，官封掌后府都督事。含山公主活了82岁，年纪最小的是南宋宁宗皇帝赵扩之女祁国公主，她生来六个月就不幸夭折了。
　　887位公主中所受封爵最多的是宋太宗赵光义的杨国公主和荆国公主，前者先后被封为：宣慈、鲁国、韩国、魏国、徐国、福国、邓国、晋国公主，后者先后被封为万寿、隋国、赵国、宿国、邓国、冀国、魏国、齐国公主。887位公主中丈夫当了皇帝的有12位，她们是：汉赵五任帝刘曜之女安定公主，其夫石虎为后赵三任帝；后秦二任帝高祖姚兴之女西平公主，其夫拓跋嗣，为北魏二任帝；北凉太祖沮渠蒙逊之女兴平公主，其夫拓跋焘为北魏三任帝；北魏十五任帝元修之妹平原公主，其夫为北周文帝；北魏十六任帝元宝炬之女晋安公主，其夫为北周一任帝；北齐高祖高欢的二公主和三公主，其夫分别为北魏十五任帝和北魏十六任帝；隋高祖杨坚之女乐平公主，其夫为北周四任帝；后唐琼华公主(李克用之女)其夫为后蜀一任帝；后唐明宗李嗣源之女晋国公主，其夫为后晋一任帝；辽兴宗之女兴平公主，其夫为西夏一任帝；辽天祚帝之女成安公主，其夫为西夏四任帝；887位公主中，其丈夫成了亲王、可汗、公、侯、将军者更是俯拾皆是，举不胜举。
　　最有意思，也最意味深长的是，这617位公主的丈夫中竟然只有11人的官衔上有“驸马”或“驸马都尉”的字样，这11个人是：
　　北魏长乐公主之夫穆正国，官拜附马都尉；南齐长城公主之夫何敬容，官拜驸马都尉；南梁富阳公主之夫张缵，官拜驸马都尉；元朝郓国公主(太祖女)之夫赤窟，官拜驸马都尉；元太宗女鲁国公主之夫纳合，官拜驸马；元太子拖雷女鲁国公主之夫斡陈，官拜驸马；元太子拖雷女赵国公主之夫察忽，官拜驸马；元世祖女昌国公主之夫孛花，官拜驸马；元世祖女昌国公主之夫帖监干，官拜驸马；元世祖女荣寿公主之夫秃满答儿，官拜驸马；元顺宗之女鲁国公主之夫碉阿不拉，官拜驸马。
　　看来，欧阳修老先生所说的“皇女为公主，其夫必拜驸马都尉”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其实，就像民国以前各个朝代的中国人一般都不自称“中国人”一样，各个朝代的帝王之婿大多也都不称驸马，不拜驸马之职，不妨举唐代为证。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翻看一下最能反映唐代名物制度的《全唐诗》。《全唐诗》共收唐代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附有唐五代词，作者二千二百余人，是研究唐代风土人情的重要佐证。
　　今人范之麟、吴庚舜编写了一部《全唐诗典故辞典》，把近五万首唐诗中所提到的典故全部条陈出来，加以阐释。
　　根据这部辞典，我们发现，有唐一代，称帝王之婿绝不用“驸马”或“驸马都尉”，而是用“禁脔”这个词语。
　　较有名的例子有：
　　“君为禁脔婿，争取玉人游。”——李颀《赠别张兵曹》；“禁脔去东床，趋庭赴北堂。”——杜甫《送大理封主簿五郎亲事不合却赴通州主簿前阆州贤子余与主簿平章郑氏女子垂欲纳郑氏伯父京书至女子已许他族亲事遂停》
　　按“禁脔”一词，本系戏称。《世说新语·排调》：“孝武属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温、磊砢之流，既不可复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须。正如真长、子敬比，最佳。’珣举谢混。后袁山松欲拟与谢婚，王曰：‘卿莫近禁脔。’”禁脔什么意思呢?
　　“脔”者，肉也。《晋书·谢安传》附《谢混传》载：“初，元帝始镇建业，公私窘罄，每得一豚，以为珍膳，项上一脔尤美，辄以荐帝，群下未尝敢食，于时呼为‘禁脔’。”
　　“禁脔”即皇上所食之肉，王珣是用该词来比喻皇上的爱女，后世由皇上的爱女转义为皇上的爱婿。
　　至于“驸马”一词，那是通俗演义小说和话本、戏曲中的用法。
    中国古代的男女真的授受不亲吗
　　“内外各处，男女异群，不窥壁外，不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男非眷属，互不通名。”——这段出自《女论语》上的话可以一言概括之，那就是“男女授受不亲”。不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人，差不多都把纸上写的，当成实际上已经做了的。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陷入了一个误区——
　　根据古希腊神话的记载，男人和女人是一个圆球的两半，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夏娃是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制造出来的尤物。不管怎么说，在西方人的眼中，男人是离不开女人的，女人也同样不能离开男人，因此，他们的男女之防并不大。中国神话系统中造人的“上帝”是位女性(女娲)，她“抟土为人”，取阴阳之理，以分男女，男女繁衍，以成氏族，进而有家国、社稷，最早时也不讲求男女之大防。
　　孔夫子删定诗、书、礼、乐、春秋，孟夫子提出“男女授受不亲”的口号，后世的一些读书不求甚解或者怀有另种目的的人因之大做文章，认为从孔夫子时代起，男人和女人就连一句话都不说，这真有些可笑。
　　从孔子到杨贵妃
　　《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子见南子，子路不说(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这段话中的南子，是春秋时代卫国国君卫灵公的夫人，她“把持着当日卫国的政治，而且有不正当的行为，名声不好”(大学者杨柏峻语)，这样一位女子，孔子还去见她，这除了说明孔子和耶稣基督一样，怀有一颗大仁大义、普渡众生之心以外，还可以说明至少在孔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上流社会是不避男女之嫌的。
　　关于“子见南子”，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中曾有过详细而又生动的描写。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这样写道：“(卫)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珮玉声璆然。孔子曰：‘吾向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悦)，孔子矢子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
　　在这段话中，司马迁告诉我们：“子见南子”实际上是“南子见子(孔子)”——南子要求见孔子(文中的“寡小君”即南子的自称)，南子与孔子实际上见了不止一次面(起码两次)，最有意思的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南子并不觉得男女之间见面有什么不好，反倒认为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所以，她要“招遥市过之”——招遥过市。
　　这个时候还是处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礼制还不十分健全，因此，有人认为这条史料不足为据，那么，我们不妨再引几条汉朝的例子。
　　我们知道，汉朝自叔孙通裁定礼仪规犯之后，可谓百礼俱备，但这个时候男女相见之事例却屡见于史书。
　　《汉书》上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西汉第八任皇帝昌邑王刘贺，因为不守祖制，放荡不羁，在为其前任皇帝服丧期间，斗鸡玩狗搞女人，因而被时任大司马、大将军，官封博陆侯的霍光等人所鄙视。为了使汉高祖刘邦开创的基业不至于毁在少不更事的花花公子手里，霍光决定奏请皇太后，废掉刘贺，改立新主。
　　

 

笨鱼

在封建社会，废立之事可谓充满凶险，一旦失败，那就是犯了“谋反”、“犯上作乱”之罪，脑袋就要搬家，所以，霍光虽然当时在朝里极富威望，但也觉得单凭一己之力，有些难以胜任，必须得找几个帮手。
　　这些帮手找谁好呢?思来想去，霍光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姓杨，名敞，时任丞相，官封安平侯之爵位。但霍光是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又不便于亲自去和杨敞商谈废立之事，于是，他暗派得力助手，时任大司农之职的田延年去杨府游说。
　　到了杨府以后，田延年把霍光要行废立之事说了出来，杨敞一听，心里十分紧张，“惧不知所云”。田延年一看事情要僵，就假托起身更衣，杨敞的夫人是一位识时务的女子，她见丈夫已经听闻了废立大事，现在态度暧昧，恐怕不久大祸就要临身，心中十分恐慌，于是立即说服杨敞，她说：“废立是国家的大事，现在大将军霍光派大司农来告诉你，这是别有一番深意的。相公您若是不与大将军同心同德，反倒犹豫不决的话，第一个遭殃的一定是您!”杨敞因为曾经给霍光当过大将军幕府司马，深知霍光的脾气，觉得妻子说的有些道理，但又不想过早表态。杨敞的夫人没办法，只好自己出面。“延年从更衣(处)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令”(《汉书·杨敞传》)——与田延年两个人一起研讨出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无独有偶，班固在《汉书》中还提到另外一些上流社会非婚、非亲男女之间交往不避嫌的故事。
　　《汉书·周昌传》上写道：“周昌者，沛人也。昌为人强力，敢直言。自萧、曹等皆卑下之。昌尝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昌项上问‘我何如主也?’昌仰曰：‘桀纣之主也!’于是上笑之，然尤惮昌。及高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即罢。吕后侧耳于东厢听，见昌诡谢曰：‘微君，太子几废!’”
　　故事中的周昌是刘邦的老乡，素以直言敢谏著称，是个认理不认人的直臣。他入宫奏事正遇上皇帝和爱妃调情，这说明当时的君臣并不是只在纯男人的世界里交谈，手下的人知道皇帝与妃子娘娘调情，而又敢放周昌入宫，这说明当时人于男女之防并不看重。周昌见了皇帝与戚姬在一起，抽身而走也并非是因为他怕见女人，而是因为皇上耽于女色，所以，当刘邦问自己是什么样的帝王时，周昌答以“桀纣之主也”。
　　周昌政治生涯中最为得意的一件事是阻止刘邦废太子。刘邦其人，好色成性，吕后本是其正妻，但他却深爱小妾戚姬，因爱屋而及乌，对戚姬所生的刘如意看起来分外顺眼，所以，想要废掉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改立如意。废长立幼，本是件理亏的事，而由于刘邦刻意坚持，所以，反对者大多数只好“知难而退”。但周昌却不看脸色认死理，他素有口吃的毛病，一着急就冒出了那句千古名言“期期以为不可”把刘邦给逗乐了，于是废太子一事暂告搁浅，一直为儿子的命运担忧，躲在幕后偷听的吕后心花怒放，在周昌退朝时与周相见，而且屡屡言谢。
　　最为惊世骇俗(当然是惊后人之世，骇后人之俗)的是司马迁《史记》中提到的另外一件事。
　　汉景帝时，郅都为大臣，有一次景帝游幸上林苑——上林苑地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及周至户县交界处，占地约二百多华里，苑内放养禽兽，供皇帝射猎之用，并建有离宫、观、馆数十处，大文豪司马相如曾有《上林赋》记其侈。这次游幸，随侍的人不多，只有郅都跟在皇帝身后。郅都是西汉河东大阳(今山西平陆东)人，景帝时，他任济南太守，诛杀当地豪强●氏，以功迁升中尉(官名)，执法严峻，被当时的贵戚、列侯视为“苍鹰”。
　　正在游玩之间，景帝却突然命郅都去代他召爱妃贾姬——贾姬当时正在厕所里，郅都当然觉得此时去叫正在“方便”的贾姬，实在是有些不“方便”，但汉景帝却很不高兴，后人论之曰：“帝姬处溷秽之地，使人臣亲往视之，无乃轻漫乎?”但景帝当时却确实动过这样的念头。
　　景帝的老爸汉文帝刘恒有一次游幸上林苑，袁盎随侍在侧。袁盎即爰盎，曾历任吴相、齐相等职，是当时有名的游侠，此人也向以侠义自许。这一天与文帝同行的内宫眷属，除了皇后以外，还有一位谨夫人，谨夫人其时正得帝宠，所以，如日中天的她竟不顾礼节与皇后并排而坐，并且一点也不感到不安；袁盎突然豪气干云，举步上前，拉起谨夫人，把她推到皇后的身后。
    西汉时男女之防不大，东汉呢?
　　提到东汉，人们往往会想到“强项令”董宣，董宣曾任洛阳令，光武帝之姊湖阳公主的家奴故意杀人，别的官吏一听说是公主府的人干的，都退避三舍，但董宣却趁公主驾车出外之机，诛杀了恶奴。这一打狗不看主人的举动惹恼了公主，一状告到光武帝刘秀那里，刘秀想当和事佬，就命董宣与公主见面，想让董给公主赔个不是，叩个头，但董死活不叩头，因而落下个“强项令”的美名。
　　在这段史实中，董宣可是和公主见了面的。
　　东汉末年，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女文学家、女诗人名叫蔡琰(通称蔡文姬)。此女博学有辩才、通音律。初嫁河东卫仲道，卫亡，回归母亲。汉末大乱，蔡文姬被董卓部将所掳，后流落“番邦”，嫁匈奴左贤王。爱才惜才的曹操念及故交，用金璧把蔡琰赎回，令她再嫁董祀。后董祀犯法，蔡文姬光着脚、披散着头发，到曹操和一大屋子男人聚会的地方为丈夫求情，从死神手中救回了丈夫一条性命。曹操听说蔡文姬来了，就对满屋宾客说：“故人之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愿把蔡女介绍给众人见面，也不避嫌。
　　三国时代，魏国的镇北将军许允因受夏侯玄、李丰等人的连累，被司马懿逮捕。许允被捕后，他的门生急忙跑去告诉许允的妻子，许妻闻讯安坐织布机旁，神色不变，说道：“我早就知道会这样了!”
　　东晋时代，庚友因事被捕，庚友之妻光着脚跑到当时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大将军府上为夫求情，门卫不让进，她还与门卫据理力争。
　　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是有名的“娘子军”统帅。隋朝末年，李渊起兵时，公主住在长安，公主之夫柴绍弃家跟随岳父东进，家里只剩下公主和一些家奴，危险的形势反倒激发了平阳公主的豪情壮志，她逃到户县，散家资招募了数百个青年男子，以此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娘子军。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古人所说的“娘子军”与我们今天的“娘子军”并不完全相同，那时候的娘子军中绝大部分是男子。
　　《旧唐书》上说：“安禄山有边功，帝宠之，诏与诸姨约为兄弟，而禄山母事妃，来朝，必宴饯结欢。”——安禄山是有名的胡人将领，“诸姨”指的是杨玉环姐妹，“妃”指的是杨玉环本人，“帝”是唐玄宗。玄宗皇帝只因为安禄山立有军功就让他与贵妃的姐妹来往，并且与贵妃“宴饯结欢”，这说明唐朝人男女之防并不是很大。
　　到了宋代以后，尤其是南宋以后，由于程朱理学的盛行，男女之防开始森严起来。
　　不药而卒的胡氏死而复生的陈氏
　　大约从明代开始，官修的史书《烈女传》中增加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内容。
　　《明史·烈女传》载：“胡氏，会稽人，字同里沈袠，将嫁而袠构父难……袠扶父丧归，比服阙，始婚。胡年已二十七。踰六月，袠卒，胡哀哭不绝声。尽出妆具，治丧事。有他讽者断发◆面绝之。终日一室中，即同产非时不见。晚染疾，家人将迎医，告其父曰：‘寡妇之手岂可令他人视，不药而卒，年五十一。’”
　　这位被列入“烈女传”的胡氏为亡夫守节，谨守男女授受不亲已到了痴迷的程度，以五十一岁老妇之年，身患重病也不肯请医生诊治，原因就是因为医生是男人，而其时的医生诊病须碰病人的手(切脉)，所以竟不治而死。
　　这种烈女是唐以前所没有的。
　　再看一个《明史》中的例子。
　　《明史·烈女传》载：“陈节妇，安陆人。适李姓，早寡。孑然一身。归父家，守志坐卧小楼，足不下楼者三十年。临终，谓其婢曰：‘吾死，慎勿以男子舁我!’家人忽其言，令男子登楼举之，气绝窬时矣，起坐曰：‘始我何言，而令若辈至此?’家人惊怖而下。”
　　这位陈节妇谨守男女之大防已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不仅生前不与任何男子见面，而且死后还不准男人走上楼抬她的尸体，这种行为，唐以前的史书中也根本没有。
　　宋代虽然产生了程朱理学，但《宋史·烈女传》中所载之烈女，对于男女之大防，也并没有达到明代以后那样几近疯狂的程度。
　　兹举一例，读者不妨以之与《明史》所载作一比较：
　　《宋史·烈女传》：“韩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或曰丞相琦之裔。少明慧，知读书。开庆元年，大元兵至岳阳，女年十有八，为卒所掠，将挟以献其主将。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于练裙带有诗曰：‘我质本瑚琏，宗庙供苹蘩。一朝婴祸难，失身戎马间。宁当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汉上有王猛，江南无谢安。长号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韩氏的投江而死，主要不是因为落入男人之手，而是因为她身陷“胡兵”之中，所以，她才有“汉上有王猛，江南无谢安”的慨叹。
　　再看一个《明外史》中的例子。
　　《明外史·烈女传》载，有一个名叫柴氏的女子，是夏县孙贞之妻。崇祯四年冬，一伙流贼迫近夏县，柴氏与丈夫一起避入山中。那伙土匪搜山时柴氏与丈夫不幸被抓住。贼兵见柴氏生得年轻美貌，不由欲火攻心，一个人上前捏了捏她的手，号称“刚烈”的柴氏立刻用牙将这个不认识的男人捏过的肉咬了扔掉，另外一个贼兵又扳了一下柴氏的胳膊，柴氏又如法炮制，一口咬掉了胳膊的那块肉，结果，被贼兵用刀活活砍死。
　　这种为了严男女之大防的酷烈举动是前代史书中所罕见的。
　　我们不妨与南北朝时的《北史》比较一下。
　　据《北史·烈女传》载：钜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贵乡太守常山房湛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顾谓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贫，赤子蒙眇，抱恨于黄垆耳!”房垂泣而对曰：“幸承先人余训，出事君子!义在偕老，有志不从，盖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愿当以身少相感!”俄而，溥卒。及将大敛，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丧者哀惧。姑刘氏辍哭而谓曰：“新妇如何至于此?”对曰：“新妇少年，不幸早寡。实虑父母未量至情，割此自誓耳!”
　　这个后燕时代的“烈女”，她也曾操刀自残身体，但她自残的原因却不是因为有男人摸了她的耳朵，而是想要藉之向父母表示自己不再嫁的决心而已!
　　从汉代到唐这种自残身体的“烈女”极少(《烈女传》中仅有两个人)，而其自残的目的都是表明自己不嫁人的决心，并不像明代以后那样，视异性如“AIDS”(艾滋病)一样，一旦触及就“毒蛇啮腕，英雄断臂”。
　　综合上述材料，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人(孟子)提出过“男女授受不亲”的口号，但直到唐代，男女之间的界限却并不像后世那样森严，后妃可与臣子见面(如吕后与周昌)，同事之妻可与别的男子交谈(如杨敞之妻与田延年)，皇帝可派大臣去爱妃如厕的地方促驾，大臣也可以把皇帝的妻子拉下宝座，光武向称“端严守礼”，但却令姐姐与臣子相见，曹孟德素来严明，却愿把故人之女介绍给在座的男性来宾，师母与门生论事，妻子与门卫辩言，平阳公主仗义，指挥家奴，收编流寇，成号令三军之元帅，至于安禄山与杨贵妃姐妹频繁往来，关系暧昧，已见诸戏剧，此类例子，所谓俯拾俱是。
　　只是到了宋代以后，男人和女人才成为天上的“参商”，不能相见。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古代先哲们提出：“男女授受不亲”本是为了端正男女之间的往来，并非要人们死死遵守，所以，孟老夫子有“嫂溺，则援之以手”——嫂子掉到水里，要伸手去救她——的说法。所以，孔老夫子才可以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理想之实现，而降尊纡贵去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
　　只是到了后人手里，为了整肃江河日下的世风，才矫枉过正，把一本好“经”给念歪了。
　　我们今天澄清古人并非一直“男女授受不亲”这一事实，其目的并非是要为男女之间逾礼交往找“古已有之”的理论根据，而是要让大家明白：任何一种礼仪制度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我们既不能厚古薄今，同样，也不应以今证古。

笨鱼

爱智慧

鱼啊，你学问太大乐！超过我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