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当代西方社会与教会》

西缅之歌

《当代西方社会与教会》
 
段琦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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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段琦  1944年生于上海，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91年获得美国芝加哥麦考米克神学院神学研究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研究员（教授）
主要著作及译作有：
《基督教学》（主要作者）、《美国宗教嬗变论》、《圣经知识宝典》、《基督教史》（合著）、《马丁路德的神学》（主要译者）、《白宫中的上帝》（主要译者）、《基督教教会史》（合译）、《基督的二性》等等。另外主要论文有《从大卫支派事件看美国的新兴宗教运动》、《清末民初来华女传教士传教活动及影响》等数十篇。
 
本书的问世颇为不易，这是作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的一个课题——“当代西方的教会与社会”。但在这期间，作者遭遇了巨大的家庭不幸——先后失去了公公、丈夫。她一面要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卧榻的病人，一面却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在良师益友们的支持下努力完成这个课题的写作。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情感上接踵而来的打击，并没有使作者放弃。现在这本书出版了，作者深情地怀念当初危病在身仍鼓励她不懈拼搏的丈夫，“我再次将此书作为最好的礼物献给他，希望他的在天之灵得到一些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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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当今西方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较多：有政治层面的，如“911”之后的反恐问题；有经济层面的，如西方社会失业、贫富悬殊问题等；也有种族问题，如美国的黑人问题，“9·11”之后对待阿拉伯人的问题等。当然还有涉及生命科学的许多问题，如安乐死、克隆人等等。由于涉及面太宽，而笔者的学力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挑几个自以为略知一二的题目来讨论，聊充引玉之砖。
    由于我最初接触到的第一个西方社会是美国，不仅曾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时间（1988 － 1991），而且以后又去过多次，对她的感性认识多于其他西方国家，因此往往不自觉的会将其作为西方的代表，所引证的内容也会以她为主。又由于我在美国学习期间所关注的社会层面问题，主要是生态环境、女性主义、婚姻家庭（包括同性恋、离婚、再婚、神父能否结婚、堕胎等），以及创世论与进化论等，因此这些问题也就成为我写此书时首选的对象了。当然它们也的确不仅是当今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所关注的问题，也是西方教会特别关注的热点。本书正是从西方教会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这一方面表明教会对社会的关怀，同时也反映了社会思潮对教会的影响。
    西方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不同的人群的立场和看法也不同。这点在教会中也同样有所反映。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教派或者说同一教派中不同的信徒群众都会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得出截然不同的看法，而且他们都能各自找到适合自己的神学思想作为依据来支持自己的看法。本书对此作了浅析。
 
    本书是作者承担的1999年国家社科基金的一个课题——“当代西方的教会与社会”。该课题于2003年底通过结项。至今又过了几年，有关的研究问题又有了不少新进展，因此作者又花了一些时间进行修改，以尽量采纳最新情况，但肯定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西缅之歌

部分选读（先睹为快）
 
 
第一章    创世论与进化论 
 
 
 
    第一节   达尔文进化论对基督教的冲击与影响
 
    近代所有的科学发现中，对基督教构成最大冲击的莫过于是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因为它直接冲击了基督教最核心的教义--上帝创世说。
    基督教从创立起便继承了犹太教的传统，认为整个宇宙都是由上帝创造的。旧约圣经第一卷《创世记》的第一章便是描述上帝如何用了六天时间创造天地万物，并最后按他自已的形象创造了人。由于上帝创造井然有序，宇宙一切都圆满和谐，万物各从其类，当然不存在任何进化的问题。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这种观念为西方人接受。15世纪后期在文艺复兴的推动下，加上地理大发现等等，欧洲的自然科学开始发展。16世纪的宗教改革打破了中世纪对人的思想束缚，为17世纪理性主义开创了道路。17、18世纪自然科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各分支学科陆续建立。当时一些自然科学家对上帝创世的形式有了新的看法，认为上帝就像钟表表匠，在创造了这个世界后便不再管它，世界按照自然法则运动。这就是自然神论的思想。但这些思想并没有对基督教构成直接威胁。因为它还是以承认上帝创世为前提。17、18世纪的一批著名科学家，如牛顿、林奈等都是上帝创世说的忠实信徒。
    对创世说构成直接威胁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他的自然选择展示给人的是一个不完善的、多变的、充满着残酷的生存竞争的世界，由此彻底打破了基督教所宣称的上帝和谐完美的创造和物种不变论。他展示给人们的是一个没有目的、无预先设计的世界，由此使人们摆脱了目的论的上帝观。在这种进化论和理性主义的影响下，19世纪下半叶人们接受了新的史学观、社会学和新的地质学及其它科学，以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对圣经作批判性研究,动摇了圣经的绝对权威性,由此对基督教构成了史无前例的冲击,使其内部发生了巨大的分化。一些人由此退出了基督教，成为信仰者或者无神论者。另有些人，为了使基督教能在现代社会的种种批判中得以生存，对信仰作了调整，被称为基督教自由派或现代派。他们最大的特点是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社会和道德也会不断进步，并关心社会正义问题。
    为了适应现代社会，自由派特别强调宗教所起的道德功能，即强调信奉基督教道德，尢其是耶稣基督爱人如已的教导。在神-人关系上，他们一反过去传统教会所设定的审判官与被审人的关系，代之以亲近的父子关系，并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兄弟之情。他们还一反传统基督教对圣经的看法，不再把它视为字字是真理的百科全书，而是视为记录希伯来人宗教经验的书，有教益的宗教经典，《创世记》只能反映古代希伯来人对世界起源的一种看法，但并不是真正的自然科学著作，由此他们不相信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迹奇事的真实性，也不怕别人批评圣经。这种态度使他们把圣经上帝创世中的描述只是作为喻言看待，使人们从中领会更深刻的含义，而不是从字面上作出对应的解释。
   
    为了使基督教与进化论相适应，其中有些人把宗教与科学作了区分，即所谓“不干预主义”，认为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后便不再干预这个世界，听任世界按其自然法则运行。在他们看来，上帝对整个世界包括人在内都施予普遍的恩典，并不对某人或某事施以特殊的恩赐。因此这个世界在客观上不会有违背自然法则的神迹奇事发生。所谓的神迹奇事是人们主观上对事物的反映，是人的信仰和感情的体现。由此他们把科学与宗教视为两股道上的车。科学是研究自然法则的、纯理性的，是通过上帝赋予人的理想思维活动去发现自然的奥秘,而宗教则是个人内心的虔诚,是一种不受理性支配的人的神圣感情。因此科学和宗教是属于不同的两个范畴，它们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这就避开了宗教与科学的矛盾。正是从这种思想出发形成了哲学上的归纳主义、逻辑认识论和牛顿的因果关系决定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也符合这种哲学体系。它们在20世纪一直占主导地们。
    还有些人通过强调上帝的内在性承认进化论，也就是说上帝内含在世界万物之中，上帝的创造决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贯穿于宇宙演变进化过程中。实际上，人类的历史发展和宇宙的进化都属于上帝创造之列。他们还把自然选择说成是上帝所选择的一种方法，由此既保存了上帝是创造者的形象，又维持了对自然选择的妥协。
    自由派中多数人属于达尔文进化论的支持者，还有些则是属于神导进化论的支持者--相信上帝用进化论的方式创造万物，人与猿猴有同一祖先，但上帝直接创造了人的灵魂，人类要对上帝负责。
   
    自由派神学中直接与进化论有关的比较重要的分支有两个。
    一个分支称基督教进化论，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法国天主教耶酥会神父德日进（T.Chardin）美国新教牧师艾波特（L.Abbott）。他们坚信进化论与基督教信仰绝无矛盾，世界在不断地发展演变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这本身体现了上帝的意志，以往的传统神学把上帝的创世视为一次性完成，这与世界的发展变化不符，现代神学应该从进化论和内在论观点重新考察人与上帝的关系。他们不仅支持达尔文的进化论，相信宇宙和物种都是从低级向高级进化，而且相信人类也是由原始状态向文明道德化发展，认为人性原本有向善的趋势。这些都反映了上帝内在于世界中，由此他们反对基督教的原罪观。德日进把宇宙进化分为三个阶段，即前生命阶段、生命阶段和思想阶段。世界正是从前生命阶段向思想阶段逐渐进化。这种进化过程是上帝作为引力的引导所致。人是宇宙进化过程的顶峰，产生了思维，进入了思想阶段，也就是心智圈。随着人的思维的发展与完善，实现身与心的合一，形成全球性的统一的人类，最终，达到上帝与世人的最高人格化，超越了心智圈，并与万物一起与上帝完全合一，达到了宇宙进化过程的终点（俄梅戛）。他把道成肉身的耶酥基督视为人类和宇宙进化通往终点的核心力量，提出“宇宙基督”的观念。艾波特强调宇宙进化本身是一种理智结构，证明了上帝正是以其自身内在的生命力在塑造包括人类本身在内的自然界。
    另一个分支是与进化神学有某些相似之处的过程神学，有人把它看成是自然神学与进化神学的结合，因此德日进也被视为过程神学家。新教的过程神学代表人物有怀特海（A.N.Whitehead）、哈特肖恩（C.Hartshorne）等人。该派神学最大的特点是强调宇宙始终处于变动发展的过程中，上帝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独立实体，而是流动世界的一种能动性，是与世界紧密结合、内在于世界之中的实际实体。上帝以其感召力积极引导参与世界的进程，使世界渐趋完善。人们只有在世界发展的过程中发现上帝，上帝也随过程的发展而变化。他们批判传统基督教神学认为上帝与时间无关、一成不变、超自然的观点。
    自由派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深受新教主流派中许多思想开放的人欢迎，但这种神学思潮在天主教会内于1897年受到教宗利奥十三世的谴责，其后又被庇护十世定为异端，由此很快受到压制，直到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其部分观点才得到肯定。新教自由派神学从诞生起便受到新教保守派--基要派的激烈攻击。在欧洲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经历了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欧美许多人对道德和科技能否拯救人类，社会是否不断进步产生了怀疑，而这正是该派神学所无法解答的。因此从30年代后，该神学思潮开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新正统派神学。新正统虽然在某些问题上，特别是人的罪性问题上与自由派看法不同，但在进化论问题上则与自由派相一致，因此形成今天许多主流派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热情支持。
   
    今天的自由派或新正统派，以及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5）后的天主教，在科学与宗教的态度上大体分为三种：
    一是认为上帝的问题在科学上“毫无意义”，因为“科学意味着拒绝超自然物”，科学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或者认为科学与上帝不相干。自由派完全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他们之所以相信基督教是因为信仰为他们的人生提供意义，即宗教使他们向善。他们心目中的上帝是非人格化的，只是一种至善的象征。这些人属于基督教自由派中思想最开放的人。正如一位天文学家所言：“我常常试图使我的思想对一切善的影响开放，这种主观的心理学上的努力可能十分有意义，因此我很高兴与宗教传统相联系，也就是说，我常向上帝祈祷。”这些人常常被基督教保守派视为无神论者。
    二是“分离模式”，认为科学与宗教两者互不相干，它们各自依据不同的规则遵守不同的领域，关于生命涉及不同的事情，表明“不同水平的知识”。一位神学家兼生理学家罗伯特，拉塞尔（Robert Russell）说，“为什么生理学要知道上帝是否存在呢，这确实是不相干的事”。近年来出版的《永恒的盘石》一书的作者史蒂芬，杰古德（Stephen Jay Gould）是位进化论者，他强化了这种分离模式。古尔德说宗教有巨大的权威，或者说有教导的权威，但科学也同样有这种权威。在他看来，这两个权威并不重迭，他称为非重迭权威原则。他引用了伽利略的著名格言：神学讲述的是“如何走向天堂”，科学讲述的是“天体怎样运行”，互不相干。正是这种分离主义模式使信仰上帝而又同时相信进化论变得十分容易。
    三是“对话和参与”模式，认为这两个领域可以对话、相互比较、取长补短。当今天主教强调采取对话模式。1998年10月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发表《信仰与理智》通谕，对此进行了解释。他认为信仰由于与理智相分离，已变得贫乏和衰败了。信仰如果不是思想，就毫无价值；而理智为了不致走入歧途，就需要信仰来为它打开视野。他说：“信仰与理智如同两个翅膀，可以使人的精神飞向真理的凝思中去。”2000年5月23日，来自全球的350名科学家参加梵蒂冈的大禧年朝圣活动，并举行了研讨会。圣座文化委员会主席普帕尔枢机主教在开幕祝词中说，科学的宗旨既然是追求真理，所以必定能够与信仰建立极有益处的对话关系，惟一的条件就是科学不能曲解信仰，不能把信仰当作权力和改变事实的工具。他还说，现代世界的文化危机已经抵达根底，解决危机的惟一途径就是回归科学与信仰的原始概念，换句话说，就是承认科学与信仰并行不悖，两者殊途同归，都是在为真理服务，而且彼此相辅相成。科学使信仰不陷入迷信，信仰使科学保持智慧的纯真，使科学免于受到物质主义的污染，并能始终尊重人性的尊严。
   
    正是在这种模式指导下，近年来梵蒂冈对进化论十分肯定。1996年10月在纪念宗座科学院成立6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作了题为“教会训导权与进化论”的讲话。全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标题是“第三个千年黎明之际的科学”。他讲到生命起源和进化论是自启示以来一直影响教会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如何在今天把看似矛盾的启示和科学结论相协调，找到一种解决办法是十分重要的。他相信两者最终是不矛盾的，因为“真理不可能与真理相抵触”。他谈到伽利略事件时表明：必须正确理解上帝的启示，给予圣经恰当的意思.要做到这点就需要解经学家和神学家及时吸取有关自然科学成果的信息.第二部分的标题为“进化论与教会训导权”。他首先提到，《人类起源》通谕（教宗庇护十二世于1951年发布）肯定了进化论是一个严肃的假设。然后，他说：“今天，在此通谕发出后的近半个世纪之后，新知识使人们承认进化论已不仅仅是一种假设，而且逐渐得到了许多研究者在思想上的接受。”但他又指出：“在解释用以支持此项进化论的生物机制方面还缺乏共识，而且现在已不止是一种进化论理论，是多种进化论理论的局面。”“我们要讲的是进化论真理，不是讲一种进化论理论，而是应该讲多种进化论理论”。他还说，从哲学角度对进化论存在着不同的解释，“有唯物主义的、归纳主义的、唯灵主义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哲学，此外还有神学”。他强调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具有理智。人不只是具有肉身，还具有超肉身的精神灵魂。他再次引证了《人类起源》通谕上的话：“即使人体是用先于他存在的活的物质而生成，人的灵魂依然是由天主直接创造的。”他认为进化论“不可能建立人的尊严”。讲话的最后部分分题为“我们蒙召进入永生”，讲述了圣经和启示对人的生命的意义，并引证了圣经《马太福音》第一４节章的一段话，表明人活着并不是仅靠食物，而是靠上帝的启示。
 
    这篇讲话至少可引发出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随着罗马教会在进化论问题上抛弃了以往的保守立场，必将会相应地在神学思想上有所反映。事情也的确如此。天主教会神哲学家居斯塔夫.马尔特莱（Gustave Martelrt）承认，教会至少在对《圣经，创世记》、对传统的原罪说、基督救赎论方面的看法都有变化。教会不再把《创世记》第1--3章中的创世故事视为历史的真实写照，而是把它视为一些有寓意深刻的寓言比喻；教会也不再认为亚当的罪是造成人死亡和罪恶的根源，因为人的身体是生物结构，是可以消亡的。罪造成死亡是指精神上的，而不是指生物学上的。教会也必须修正对“耶酥降世为人，才使我们得救＂的说法，耶酥基督降世为人是为了使人成为天主。这些神学观点都十分接近基督教自由派。
    二是从文中看出，新科学的发展是迫使教会改变对进化论态度的主要原因。但还应该看到60年代梵二会议的改革开放给教会本身带来的巨大变化，促成了教会与科学的对话和对科学采取全新的态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教宗约翰，保罗二世自1979年上台以来接二连三地发表了好几个文件，表达了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尊重，1992年又为伽利略正式平反，承认教会以往在这问题上犯了错误。也正是这种对科学的新态度最终使教宗承认了进化论。
    三是教宗对进化论的承认实际上是有保留、有选择的。在教宗通篇讲话中没有一处提到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如此，教宗还特别强调有多种进化论理论，它们在哲学思想上的不同；教会承认的只是进化的真理，而不是某种进化论理论。当然，作为一种理论总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达尔文进化论在今天看来确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不断修正。正因如此，在达尔文之后生物学界产生了不少其他进化论理论，教宗这样说也并没有错。但也正如一些教会的权威人士认为的那样，教宗的讲话不提达尔文的进化论正说明尽管他承认进化的事实，但并不认可达尔文主义，因为达尔文主义是“机械进化论”，是以自然选择、唯物论为基础的，而教会则更倾向于“目的进化论”，即把进化视为受某种最终目标支配的，具体而言，是把人视为进化的最终目的。
    四是教宗承认进化论决不意味着对信仰的削弱，相反，他特别强调上帝启示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结尾部分更是如此。为强调此点，他支持精神和肉体相分离，把进化论说成是只适用于人的肉身，无法给人以尊严；而人的精神和灵魂则全靠上帝的启示。他的这一说法，实际上更突出了启示和信仰的作用。
    教宗对进化论的这种看法最能代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以来，天主教会所提倡的宗教与科学的对话模式，同时无疑也表明了进化论对当今基督教的影响日见扩大。
   

西缅之歌

除了上述三种模式外，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调和主义的自由派神学，他们进一步利用最新的自然科学并结合上帝对进化论进行论证。1997年柏克利联合神学院神学与科学教授罗伯特，拉塞尔（Robert Russel）曾撰文名为《“行动的上帝”是否在真正行动：凭借科学对神的行动的新探索》，其中便采用了这种论证方法。这也可以视为第4种模式。
    根据拉塞尔的文章，19世纪以来，基督教会人士对宗教与科学的态度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由派的观点，即不干预主义，认为宗教与科学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这种思想在20世纪一直占主导地位。
    另一种是基督教保守派的干预主义，即认为上帝创世后始终在人类的历史和自然中行动，对人和自然施以特殊的恩赐，这表现在许多神迹奇事上，圣经中有许多记载都表明了上帝的这种大能，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并非人们主观的反映。为肯定这一点，他们不惜以反科学、反理性为代价。
    自1991年以来，西方教会发展出一种用客观的非干预主义去解释神的特殊的恩典的新模式，认为上帝是以非干预主义的方式（与科学相协调）在自然的历史中客观地行动。说上帝以非干预主义的方式主要是指宏观世界；说上帝客观参与了自然历史行动是指在微观世界，在量子物理、分子生物、遗传基因水平等方面上帝以一种潜力的方式有目的地引导进化。
    拉塞尔指出，今天随着新的量子物理学、宇宙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分子生物学等等的发展，在哲学上已打破了牛顿那种封闭式的因果关系决定论和逻辑的认识论，发展出了整体论，也就是把一切低级的（物质的）、高级的（精神的、道德的），微观的、宏观的作一个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全盘考虑。他认为这种哲学体系就为上帝参与人类活动保留了余地。他接着解释说，量子活动与宏观世界不同，在宏观世界里自然法则起作用，表现为有序、有确定性。而在量子世界中自然法则不起作用，粒子的运动是无序的、无确定性的。这可以为上帝特殊的恩典、特殊的活动提供依据。上帝并不等于自然动因，但他与自然一起行动，以确保在亚原子水平上的事物运作，也就是以潜力的方式指导量子水平上的非决定论的本体论的事情发生。在生命的分子水平上，上帝以非决定论的方式使DNA分子结构发生各种不同变化来实现其特殊的遗传学上变异，并使之复制扩大并遗传给后代。由于微观世界的运动决定了宏观世界，因此上帝通过在分子水平上的引导就避免了物种进化上的“盲目性”。与此同时由于上帝并不插手宏观世界，所以在宏观世界，事物仍按自然法则行使。上帝是通过创造量子世界的无序变化而创造经典世界的有序。拉塞尔的这种解释可以说是一个较新的神导进化说。拉塞尔本人也承认他所说的自然，实际上是自然加上帝，与唯物论所说的自然有所不同。这种理论在表面上看似乎不仅与科学没有矛盾，而且对科学解释不了的事，它都有了较好的答案。它以最新科学为依据，因此，能对部分科学家、哲学家有吸引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化论对基督教还会产生新的影响，在基督教开明派中，科学与宗教间的关系也许会出现新的变化。
   
    比新创世论更年轻的反达尔文进化论的运动是美国近10年间出现的“智慧设计论”（Intelligent-design）运动。参加者大抵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学家、神学家、哲学家等高层次人士。他们形成了一个松散同盟。其中许多人原来都是达尔文主义者，而后转向对立面。不少人深受新西兰医学博士和人类遗传学家迈达尔，登顿（Michael Denton）在1986年出版的著作《进化论：一种处于危机中的理论》一书的影响。1996年月日11月他们在位于加州拉米达市的拜欧拉大学举行首次集会，共有来自98所大学、学院、研究机构的160人参加，比组织者原计划的人数多了一倍。有人认为这次会议是“智慧设计论”运动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他们的的观点正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主流。
    该派与新创世论最大的不同点是他们并非出于圣经创世论的信条去反对达尔文进化论，而是认为随着新科学的发展，达尔文进化论已无法解释生命起源和发展之谜。在高等生命形式中所见到的高度复杂的水平不可能像达尔文所说的，是来自“自然选择”突变的偶然性。他们坚信生命的复杂性表明自然界中存在着智慧，物种的进化是由这种智慧设计的。这场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利维大学生物化家迈克尔，比希（Michael Behe）在他写的《达尔文的黑匣子》一书中声称，达尔文理论无法解释高度复杂构建的生命材料的起源。细胞生命高度复杂的水平证明它们是被设计的。发现研究所成员W.D先生说，不能约简的复杂（irreducible complexity），除了智慧设计外，难以发现任何解释。达尔文关于生命进化的理论把复杂结构说成是通过功能上的不断的小小改进而建立起来的，但如果一个系统就是不可简约的复杂，这种相互作用部分必须在任何功能改进前就一起工作。在这种复杂结构存在前的一些小小变化绝不可能改进任何功能，因此它们没有存在的价值。加拿大比较自由学院对哲学和自然科学颇有研究的雅皮娜.皮内博士说：“随着近半个世纪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科学进步，进化论的全部暗区，即它的全部未知数，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地显露在人们面前。”她还认为：“达尔文主义最不可接受的东西——就是对偶然性的过于重视”，而偶然性不可能在进化“这发展中起组织指导作用的。”他们的这番话道出了该派反达尔文主义的主要原因。
    运动的参加者们认为现代科学本身包含着两个基本矛盾：一方面是科学经验的研究，要使它能在任何地方都得到验证；另一方面科学运用的又是唯物主义的哲学，即以非人格的自然法则为基础，这样就使公众误认为科学已证明了进化过程本身就是我们的造物主。因此他们提出要真正忠于科学就必须把唯物主义哲学与科学研究分开。他们认为当今分子生物学对生命的研究已表明在分子水平上已具有极其严密精细的“不可约简的复杂性”，由此得出合乎逻辑的推论：自然界存在着智慧设计这一事实。这点在逻辑上唯物主义者是驳不倒的，只是他们的哲学观妨碍了他们去接受这一真理。因此他们号召要解放思想，向“智慧的理性”开放。
    据《今日基督教》1999年月日11月15报道，由智慧设计论者们组建的西雅图背景的“发现研究所”重新挑起了对物种起源的争论。该研究所是一个专注于信息时代科技的保守的公共政策中心。其中的科学家们超越了对达尔文的批判而开拓了自已的研究领域，包括智力归属的法律、法律辩论科学、保险研究、密码学、天文学、计算机科学及在外层空间搜寻生命等，以证明宇宙中清楚地存在着“智慧设计”。这些研究者于1999年9月在纽约集会讨论他们的工作和采用的新方法以研究生命和宇宙的起源。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的法律教授菲利普，约翰逊（Phillip Johnson）是一位智慧设计论运动的策划者，他称该研究所的科学家是一把楔子，打破了现代主义科学。约翰逊预言，正由于他们的推动，达尔文理论将会像干燥的圆木那样开裂。他的理由是进化论不可能完全根据科学本身证明，一些科学家教条地坚持这一信念并不是科学的结果。
    智慧设计之所以在近10年能被愈来愈多的科学家、哲学家等人接受，而在20年前却不可能有这类情况发生（那时如果提出这种观念去解释科学就会被视为不合理的），其原因按加尔文学院的雷切（Ratzsch）教授的说法是“由于当今的科学哲学的变化，为这类思考提供了余地。所谓科学哲学的变化就是指现今人们更注意整体论，因为随着新的量子物理学、宇宙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分子生物学等等的发展，在哲学上已打破了牛顿那种封闭式的因果关系决定论和逻辑的认识论，人们喜欢把一切低级的（物质的）、高级的（精神的、道德的），微观的、宏观的作一个从上到下、人下到上的全盘考虑，这就发展出了整体论的哲学体系。而这一体系为上帝（或智慧）参与人类活动保留了余地。
    此外，虽然当前绝大多数智慧设计论者是基督徒，包括许多福音派新教徒和许多天主教徒，比如发现研究所最初是由一位新教主教制教会信徒创建的，但他们并不强调上帝是创造者。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宇宙是被智慧设计的，而不是谁来设计或怎样设计。《达尔文的黑匝子的作者，天主教徒迈克尔，比希是发现研究所的追随者。他说，“智慧设计理论是一个更大的帐篷，它并没有把《创世记》视为科学的被智慧设计的”。这样就使他们能尽量避免进化论者、神导进化论者及年轻地球创造论者之间的争论，更多地争取群众。
    智慧设计者也躲开了所谓“政治道德游戏”的事情，诸如学校必修课是否应该讲授进化论的问题。比希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敦促堪萨斯学校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但同时也要讨论它是否真实，哪些地方可能用取而代之的说法，那怕是“异端”。这种比较宽容的态度也容易赢得人心。
    尽管如此，“智慧设计论”还是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和反对。保守派认为它不以圣经为依据，而是构建了有选择性的起源模式。自由派则批评它是科学的异端，他们强调超自然的设计太多。加州的自然科学教育中心负责人尤金妮亚.斯科特说，把宗教与科学相连是违背科学研究的本质的，“在20世纪科学是不允许用超自然的力量作解释的”。当一位该派成员，在堪萨斯野生公园部工作的生物学家克里斯，马牟利提，要求堪萨斯一些地方学校把智慧设计论列入科学的必修课时，遭到了堪萨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部部长迪克.库尔腾巴克的反对，他说他的组织将发起一场反对将设计论列入科学教程的运动。
    自80年代以来，整个形势对反科学、反现代化思潮发展有利，因此新创世论派、渐进创世论派、智慧设计论派都有所发展。近年来他们用各种方法争取群众，反对进化论，不仅通过出版大量的书籍和传媒宣传反对进化论，还向各级政府立法部门施加压力，要求在公立学校开设创世论课程。不仅如此，他们在教育部门、学校展开了夺权活动。在他们的努力下，许多人抛弃了进化论信仰，转向了创世论。
    1995年5月24-31日的《基督教世纪》报道，民意测验表明，有47%的美国人和53%的加拿大人都拒绝科学对人类进化的解释，而热衷于上帝造人说。现今约有1/4的学院完全相信“上帝按其形象造人是在以往一万年内的某一时刻发生的”。虽然1987年美国高等法院否定了在公立学校讲授“创世论科学”，但近年来创世论者的发展却令人瞠目。离洛杉机不远的圣迭戈和维斯塔就十分典型。那里的2200个学校董事会自1992年起均由创世论者把持。他们禁止学校讲授任何形式的科学进化论，只准教授创世论。在他们尚未能掌权的地区，则通过开办基督教学校和家教等活动散布创世论。例如在伊利诺州的阿灵顿高地，创世论者就开办了他们的学院，并通过该学院推出的家教项目向学生灌输创世论。
   
    全球化对世界上各种宗教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大体而言，有两种倾向，一是形成文化和宗教的多元化。由于因特网是无国界的，任何人一上网基本上都可以得到你所要得到的任何信息，人们流动性的增加，使不同文化得到充分的交流，由此形成了多元文化的社会。在这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宗教也必然是多元的。
    第二种倾向，也许是更重要的倾向，即人类文化和宗教的同质化。这种同质化将大大有利于基督教在世界的发展。原因之一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强国与弱国之间因经济实力的不同对世界的影响决无平等可言。而经济与政治、文化又是密不可分的。当一国的经济实力强大，其政治和文化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也必定强大。由此便形成了强势文化压倒并同化弱势文化，从而导致文化的同质化进程，包括生活方式都会逐渐接近。而作为强势文化的精神内核的宗教，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张扬。西方经济发达的国家，不仅愈来愈多的跨国公司已占领了世界大片市场，其最先进的科技，已垄断了世界的信息产业和各种文化传播的通道，今天的全球化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化。这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就可以看出来，人们在接受西方先进的科技和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很容易接受了他们的价值观及语境，甚至他们的生活方式，渐渐把西方文化视为主流文化，而对本民族的文化，反而有疏离之感，在这过程中西方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之根，也变得愈来愈为大多数非基督教国家的人民接受。因此全球化过程中，西方文化得到传播的同时，基督教也必定得到传播。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督教在第三世界的迅猛发展便是明证。有人认为，全球化带给基督教传播的新机遇要超过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基督教在美洲的传播以及19世纪初时期基督教向世界的扩展。
    全球化造成基督教复兴的第二个原因是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的负面效应，增加了人们的危机感，也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西缅之歌

第五、基督教在神学思想、礼仪制度、组织结构、传教方式等方面都作了程度不等的调整，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时自身得到了新的发展。
    传统基督教礼仪制度和宗教组织形式比较陈旧，难以适应各种类型人的需要。如今各教会吸取了教训，非常注意形式多样性。从组织上看，各种适应时代的电子教会应运而生。随着电脑的普及，愈来愈多的教会都设立了自己的网站，教徒可以直接通过互联网与教牧人员讨论与信仰有关的各种问题。电脑传教的方式也许将成为今后教会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手段。在它的影响下，基督教很可能更注重人们内心的信仰问题，而对宗教组织或礼仪的关注反倒会愈来愈淡薄。如今有一些教会连洗礼这一形式都免除了，认为只要心灵受洗即可，不必拘泥外在的水洗形式。许多教会为吸引信徒采用了流行音乐或小品、电影等等多种形式。教会所关心的问题也不再是天堂、地狱的来生世界，而着重在现世。许多教会提出上帝之国在此世，如天主教梵二会议就明确提出此点。就连十分保守的美国基督教右派，都从原来的热切盼望世界末日来临的前千禧年思想开始转向后千禧年思想。从这点出发，近些来基督教各派突出伦理道德，并通过耶酥的人格力量和道德来对世界施加影响。
    如今不仅自由派教会，就连以往只关心个人灵魂得救的保守派教会都突出社会服务。据美国宾州大学拉姆.西奈恩对美国113个城市教堂的研究，发现愈来愈多的教堂积极参与社区的服务工作，包括向穷人发放食品、衣物、国际救授，到医院和家庭访问病人，参与社区救济穷人、难民、移民、无家可归者等活动和经济发展计划。他的结论是：“过去几十年中，随着国家的社会需求变得得越来越迫切，各种宗教团体作出的反应。
    现今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加大了对世界各地的服务工作，包括各类人道主义援助，办学扫盲，提供医疗、食品等等。这些做法使教会在社会上的影响不断扩大。教会还在神学上对许多问题作出积极的反应，如妇女神学、黑人神学、解放神学、生态神学等等都与世俗世界现代化过程产生的问题密切相连。教会中讨论的问题，如同性恋的权利、妇女堕胎权等等在过去都被视为禁区，而今却成为教会争论的热点。此外，许多教派突出了对理性的认同，如天主教会为伽利略平反、对进化论的肯定都是这种表现。1998年10月教宗又发表了《信仰和理智》通谕，在强调信仰的同时，更多地给人的理智留下余地，认为：“尽管启示真理是作为天主的一种无偿神恩，使人在信仰中接受它，它仍要求人运用人的理智，按照人道原则去运用它。”几年前，天主教会在罗马迎接新的千禧年来临举行各种活动，特别是总结教会在即将过去的千年中所犯的各类错误，要求世界宽恕的行动，是继梵二会议之后的又一个与社会相适应的举措。正是由于基督教作了各种顺应时代要求的调正，其在社会上又取得了新的活力，预示着它能在新的世纪中仍可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
 
    一些创世论者特别注意利用某些科学新理论作为其依据，如宇宙大爆炸理论，认为那是最能说明宇宙原本就是上帝从无中产生的。创世论者甚至用一些原本最能证明进化论的理论作依据，如物理学家普利高京于1969年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也成为对上帝创世的最好论证。该理论本身改变了长期以来物理学界认为宇宙基本规律是可逆性和决定性，宇宙没有历史，时间没有方向等观念，使他们看到了自然界的基本过程是不可逆的、随机的，时间是有方向的，承认非生命系统也有类似的生物进化的从混沌到有序的演化行为。但创世论者却认为这一理论为他们提供了依据。既然时间是有方向性的，宇宙也就是有开始的，由此推论出宇宙的原始动力就是上帝。时间也是由上帝从无中创造。
 
    总之，创世论与进化论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它不仅是个科学问题，更重要的也是社会和信仰问题。想通过纯科学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十分幼稚的想法，因为对创世论而言，科学上的未知数或者科学的新发现都能为宗教信仰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