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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福音的面对抵挡中,有一个问题影响是很大的——即普遍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宗教迷信,是非理性的,是与科学文明敌对的。但事实上,科学是基督教蕴育出来的,戴尔.瑞奇(Del Ratzsch)的“科学的宗教根源”一文,回答了无神论者的这一错误指责。戴尔.瑞奇以充分的历史资料告诉人们:为什么现代科学产生于欧洲的那个充满宗教氛围的年代,现代科学的开创者如牛顿、伽利略、开普勒、哥白尼、培根等证明,很多对那些本质性原则的理性辩护(在有些情况中是其来源)都根植于创世的神学理论。自然世界要服从于为它所颁布的法则。否则一个随机的、自发生的宇宙必然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混沌,其无序的熵值趋向早已经导致自身的毁灭了。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科学的基础可能最终依靠一个神学构成的图景。
“科学的宗教根源”无疑是我们基督徒向那些受无神论教育影响或迷信科学主义的人宣传真理的一份很好的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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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瑞奇(Del Ratzsch):科学的宗教根源
简要地说,创世说的一个最强的版本认为,宇宙和存在于其中的一切都是由一个超越的理性的上帝所创造的。这意味着宇宙有一个开端——它并不是一直都存在的,也不是永恒的。根据这个教义,唯一永恒的存在是上帝,其他的一切都是被创造的。这个教义还认为上帝是从无中创造万物——他靠他的法令和命令创造了整个宇宙,而不是仅仅从一些预先存在的物质或质料之中将宇宙塑造出来。此外,根据这个教义,由于只有上帝是永恒的,就没有任何先于他存在并限制他活动的规则、原理或者边界。他不受任何约束地去选择要去创造什么,因此一切被他所创造的东西都完全服从于他的意志和自由决定。
但这个神学教义如何与现代科学的特征和形态相关呢?究竟什么才是历史学家在这里看到的联系呢?而且,即使的确存在着这样的联系,又有什么理由让我们认为那些像牛顿、伽利略、培根、波义耳、笛卡尔一样真正将现代科学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人意识到了这些联系呢?更加切中要点地说,是否有证据表明他们意识到了这些,或者明确地应用它们呢?
多科学史家相信所有那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为了支持这一回答,以下列举许多在早期现代阶段所理解的创世说的一些关键性含义以及很多早期现代科学家本人的启迪性陈述。
1.偶然性(contingeucy)和经验性研究
由于上帝从无中创造了宇宙,并且这个创造不受任何先在的原则或者先于他存在的质料的内在特征的约束,宇宙的结构和特点就没有被任何预先存在的必然性所规定。这就意味着宇宙的结构和特点是偶然的。它们并非只能以一种方式存在,因此它们不能从理性的先验原则、逻辑或数学中推导出来。在创造的过程中,上帝是由的,因而最终为了发现上帝所做的事情,我们就要实际去看看。因此,就可以得出科学的基础必然部分地存在于观察之中。
很大不同方面的早期科学家特别赞同上帝可以自由地选择创造什么和怎样创造的观点。这被称为神圣意志说(divine voluntarism)。比如,在通常被看作现代化学创始人的罗伯特.波义耳的《理性与宗教》(Reason and Religion)中,他说道:
上帝是宇宙的作者,是运动律的自由建立者……[这些法则]完美地依靠他的意志……
在《基督徒的品德》(The Christian Virtuoso)中他再次写道:
自然的法则……是首先被上帝所任意制定的。
当然,这个基本观点可以在更早些时候找到——比如,奥卡姆、尼西米.格鲁(植物有性繁殖的发现者)以及其他人。
但早期的科学家是否从上帝自由选择创造什么和如何创造这一事实明确地推出我们必须要靠经验观察来进行对自然的研究这一结论呢?的确如此,正如罗杰斯.科茨(Rogrrs Cotes)在艾萨克.牛顿的主要著作《数学原理的序言中》所说的:
毫无疑问,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发现有如此多样的形式和运动,它只能从上帝完美的自由意志,从他对一切的指导和指挥中产生出来。
从这一源泉中流溢出来的就是我们称作自然律的法则,其中出现了最具有智慧的发明物的痕迹,却没有一点必然性的影子。因此我们一定不能从不确定的推测中来寻找这些自然律,而是通过观察和实验来认知它们。
所以这些立即向我们提出来一个问题。对于希腊人来说,正是这些建构在事实中的必然性才使其具有可理解性。但如果创世者是完全自由地选择创造什么和怎样创造,如果没有一点约束,没有与其紧密相连的必然性,那么我们人类还能否有如何希望来理解这被造物呢?基督教教义所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而这答案是按如下方式给出的。
2.创世的内在一致性/可理解性
上帝是一个理性的存在。由于一个理性存在所做的事会反映这一存在的本性,因此上帝所创建的宇宙也会是按照他的智慧所选择的原则和法规而建造。因此,自然的结构也会具有理性。所以,从一个基本的观点来看,自然应该是内在一致的和可以理解的——这一原则是对自然本身产生任何理性理解的前提。实际上,宇宙作为一个被造物,应该会体现出这样一种形式,它具有简单性、优雅性等其他类似的性质,并且反映了一个心灵的存在,并与它产生共鸣。
但是,即使这个宇宙体现了构筑在其结构和统治之中的智慧和理性的深刻原则,由于那些原则是一个超自然的、无所不知的存在自由选择的结果,我们作为有限和受限制的存在,是否有任何真正理解它的现实性的希望?这里,基督教教义又一次暗示出肯定的答案。
3.创世的被理解性
既然上帝也创造了人类和人类的理智,并且根据基督教教义,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类的,那么,我们至少拥有一个去理解自然和支配它的原则的起点。这是因为我们用以去试着理解宇宙的理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筹划和创造这个宇宙的智慧,并且它的思想和原则也被嵌入到宇宙自身之中。许多现代科学的早期创始人对这一联系做出了清晰的表述。比如说,开普勒在他1597年致梅斯特林的信中写道:
[在《神秘的宇宙》的出版过程中]我努力想要达成的效果是通过这个外在的支持来加强对于世界的被造性的信念,希望创世者的思想在自然当中被辨识出来……那么至少人类会按一个真正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心灵,而且还会意识到上帝不仅是按照量的标准来创造世界中的万物的,他还赋予了人类一个可以用来认识这一标准的心灵。
1599年在他致约纳斯.乔治.赫尔瓦特的信中,开普敦甚至更明确地表述道:
那些[法则]在人类心灵的掌握之中,上帝想通过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而让我们认识到这些法则,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分享他自己的思想……如果虔诚允许的话,我们的理解在这方面与神圣思想是同属一类的,至少在这凡人的一生中我们能够达至于对它有某种程度的掌握。
伽利略在《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作出了类似的联系:
我认为,谈到由数学证明给出的知识的真理,这与上帝的智慧所认识的是相同的,[尽管]神圣智慧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力。[然而]当我考虑到人类已经理解、探究和发明了如此之多和如此不可思议的东西时,我就再清晰不过地认识和了解到人类的心灵是上帝的作品,并且是最杰出的一种。
谈到将存在于人之中的上帝的形象与人的理解力联系起来的一般观点时,阿奎那在他的《神学大全》中是这样说的:
只有在理性的被造物中才能找到称得上与上帝的形象相似的影子……就神圣属性的相似性来看,理性的被造物不仅仅在存在和生命方面,而且尤其是在有理性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与上帝相似的境界。
但这更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理智部分地反映了上帝的理性,那么,经验性研究真的具有其本质性吗?由于上帝是自由进行创造的,所以,也许我们需要一点经验线索。如果我们的心灵的确部分地反映了上帝,那么,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一点点这样的线索不就够了吗?答案是否定的。首先,许多早期的科学家都是非常强调我们人类的有限性的程度及其影响。就像上面所提到的,伽利略说我们的理解力是无限地被上帝的智慧所超越的。罗杰斯.科茨也再次说道:
如果一个人独断地认为单凭他自己的力量和他内在的理性之光就可以找到真正的物理原则和自然法则,则他必然假定这个世界存在的必然性,以及必然性所决定的法则。否则,如果这个自然秩序是由上帝的意志所建立的,那么,他自己,这个可怜的爬虫,能知道什么才是最适当的。
我们可以理解自然,但是,与上帝相比,我们的局限性意味着我们最大限度地需要经验的帮助。所以,弗朗西斯.培根在《知识大复兴》中说道:
一切都取决于让眼睛一直牢牢地注视着这些自然的事实,并由此按它们所是的样子来接受它们的形象。[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发现]创世者的脚步在他的创造物中印刻下的真实景象。
一切都取决于让眼睛一直牢牢地注视着这些自然的事实——这是我们达至自然之真理的唯一希望。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