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别狂傲

marylu

作者：苏恩佩

自序

从青春期开始，我步上死亡的旅程。

带着癌活了超过二十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是我在这里要讲的故事。科技进步带来的治疗到底是福还是祸，治疗会不会比疾病本身更可怕，也是我要带出来讨论、反省的问题。不过我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做一个见证人，见证在步向死亡的旅程中，在人类共同受咒诅的厄运中，上帝如何插手，把祝福注入咒诅中，将一个软弱的受害者变成有用的器皿。

在写作过程中，我尽量用了平实直接的文字，因为一个本身已相当戏剧性的故事若再加以矫饰，恐怕会显得过分沉重。

除了『死亡，别狂傲』这自传式的故事外，我还附录了几篇悼念亲友的文章。死亡不但与我为侣，而且给我启迪特别丰富。透过死，我学习生之智慧。

                                                                                          苏恩佩     一九八一年十月
   

死亡，别狂傲（十四行诗）                                                               

死亡，别狂傲，纵或有人称你
声势骇人。然而并非如此；
那些你自信可以推翻的人
是不灭的，可怜的死亡，你未能杀我。
从憩息与睡眠，（这不过是你给人的形象）
产生不少乐趣；这样，更丰富的还要从你产生，
而瞬间我们当中最好的人都要随你而逝，
他们的身体得安息，灵魂得释放。
你不过受命运、机缘、帝王、绝望者奴役，
与毒药、战争、疾病为伍。
然而罂粟或符咒也会得使我们入睡，
而且比你的魔力更高明；你为什么沾沾自喜？
短短的睡眠过后，我们将永远醒来，
而死亡遂不再。死亡，你要丧命。

                              唐约翰（1572－1631）

marylu

作者：苏恩佩

一九七O年七月  台北某医院

我站在医院房间的阳台上刷头发。

没有任何异样的感受，除了稍弱之外，也没有任何不舒适的地方。可是我的血压高至180度。

瘦瘦小小的身躯，脸色黄中带青，没有一丝高血压的迹象。“你再量量看，我怕量的不准。”那位护士学生推了她的女伴一把，看着我，又看着血压计。

三个多月前曾因血压低至60度而昏厥，现在休养了三个多月，满以为快要恢复正常之际，却又因血压突然升高而给送进医院来了。

谁知道我体内的化学元素在搞什么名堂？

我继续刷着头发。敦化南路与中正路交界间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一辆一辆车子在十字路口鱼贯而过，一串一串灯光在眼前穿梭。好魅人的晚上。然而我体内的血压升至180度。

大台北的活动继续进行；歌女的笑靥、舞娘的大腿、“纯吃茶”幽暗的茶座、扑克牌、麻将……这个晚上就跟别的晚上一样。然而我的血压已升至180度。

越南的屠杀仍然在进行，以阿的战火也没有停息，这个夜晚跟另外的夜晚没有两样。可是我的血压每分钟都在上升。

暗忖准又是血里的钙失去了平衡。医生也说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他们不可能把您的副甲状腺全割掉，您活不了的。”一个还在念医科三年级的同学来看我，高声嚷着。他高年级的学长沉吟着搭上去，“那就要靠药物来维持了”

是的，一个甲状腺和副甲状腺全割掉了的人，就得靠药物维持活下去。

“一定是诊断错误，你当时若患上甲状腺癌，不可能痊愈的那么好，维持那么久。”一个年轻的住院医师来替我写病例。哇，好大的口气，要推翻人家有名的医院几位专科主任几度会诊的诊断。

另一位基督徒医师知道了我过往的病历之后，却有另外的反应：“是的，是神迹。”

一九七O年十一月 香港某医院放射治疗部

做放射同位素诊断的试验，已进入第三天。

我一动不动的躺在那副前后左右移动的机器底下，几乎连思想也停止了。一片静止，只有那副奇怪的机器每次移动位置久发出“卡嚓”的声音，这规律的节奏催眠着我，陷入了朦朦胧胧半寐的状态。

最后一下“卡嚓”，机器停顿了。技术人员走过来，把我扶起。我看到她卷起一张满是线和点的白纸。前一天也有这样的一张白纸，那是仪器审视身体以后所发出的电波讯号。

“今天可以知道结果了吧！”我怯怯的问技术员。

她迟疑了一下：“差不多了，待会儿你去见医生，他会告诉你的。”然后她以更亲切、温柔的语调问我：“你自己觉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从她的语调我马上猜到了结果。

“医生，我希望知道结果。”我惊讶于自己的平静。

“嗯……嗯……”那位放射治疗专家慢吞吞的回答：“是有这种情形。……不过可幸你这个癌发展的非常慢，而目前你还能吸收碘。它蔓延到肺部可能也好几年了，不过只要我们能控制它，使它不致蔓延到别的地方，你还可以活很久，八年、十年、或甚至十多年……谁晓得……”

接着他又解释：“你这种癌是甲状腺中最温和的一种。”

他顿了一下，严肃与诙谐的表情交织着在他的脸上掠过：“假如我也一定要有的话，我就挑你这种。”

一九七七年九月  香港某医院内科病室

又是因为血压失去平衡，医生吩咐入院检查。一连串的试验，包括一些很先进的验肾和验血管的，把我弄得烦不胜烦。

不过，医院生涯已是家常便饭，即使是烦也得接受事实。

就在一个没有试验的早上，抱着一种接受事实的心情，我坐在床上看书。主诊的内科医学教授率领着一群住院医生来了，这是临床指导时间。

这位医学教授认识我好多年了－－从她做住院医生到今天当了教授。她是一位态度认真、心地善良的医生。

教授念念有词的嘀咕了一堆医学名词，我没听懂。不过她很清楚了讲了几句话。我听得很清楚，也听得很感激：“这个病人是很活跃的，她的工作很有贡献，很有意义。她的个案可算是个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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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lu

作者：苏恩佩

若是上帝取回

“若是上帝
取回我们看为宝贵的东西，
那是因为祂要另外赐给我们
更宝贵的东西”一位宣教士

在我生命后期才认识我的朋友很难想象我曾经是个怎样健康的人。多年的体弱，加上自己不发奋，铸造成一种弱不禁风的林黛玉典型。可是健康是我曾经拥有的财富。

呱呱坠地的记录是八磅－－该算骄人的成绩。婴儿和幼年时代一直是个胖嘟嘟的娃娃，圆圆的苹果脸泛起一对迷人的酒窝，大家都喜欢抱我，逗我玩－－以上是祖母、姑姑阿姨们忠实的描述。在我记忆中我没有病过，我是结实、强壮的，而且心地很好，每逢妈妈煮什么鸡汤之类，我就想到我那三个脸色青黄、瘦瘦小小的妹妹，就对妈妈说：“鸡汤给妹妹喝吧，我不需要。”

我虽不是个运动能手，却很爱户外活动。远足、爬山，都是经常的活动。记得我们很喜欢跟英国老师上大帽山去，连续三个小时不歇息地走上山，也不觉得很费劲。还有一次我们几个“死党”同学在一个假日的清晨，漫步于半山区的丛林溪涧，经过通往太平山顶的一条渠道，体然雅兴大发，不知谁提议（很可能是我）沿着水渠爬上山顶去。一呼众和，我们毫不考虑地就开始爬。那条渠道相当陡，除了一节节圆滚滚的水渠，根本没有路径，连立足的地方陡没有。我们是真的用四肢爬上去，沿途惊险百出，只要手一松、脚一滑，即可掉个粉身碎骨。当我们终于爬到山顶，虽汗流浃背，全身脏兮兮，但那种成功感使我们雀跃欢呼，至今仍津津乐道。

少年人的傻劲虽然是主要的因素，然而这一椿趣事也是足以证明我有个结实的身体。我的心脏和肺部功能一直都是健壮的；出来胃部略为过敏之外，其他部分也都是很正常、很发达的。富于幻想的我可以想象自己遭遇各种苦难，可从没有联想到疾病。

上天不但赋予我健康的身体，而且体内繁殖着蓬勃的音乐细胞。

小时候假如有人问我的“第一生命”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音乐（或更准确的说－－唱歌）。我像一只百灵鸟整天唱个不停。我有唱不完的曲子，也有我自己编的曲子；我唱出我的快乐，也唱出我的忧郁。

我相信我确曾拥有过一副动人的嗓子。我的两个哥哥最爱听我唱歌，他们每年暑假从外面回来，总爱哄我打开钢琴，边弹边唱，唱他们醉心的抒情歌曲。少不更事的我，却在感情方面非常投入，一曲唱罢，哥哥和他们的朋友无不动容。

不记得是哪一年的圣诞节，哥哥送给我的圣诞礼物是一张玛丽·安德逊的唱片，还带有一番鼓励的话。疼爱妹妹的兄长们竟然一番傻劲的盼望妹妹追随玛丽·安德逊的脚踪。老实说，虽然那时候我年纪轻，也晓得自己缺少了这位本世纪伟大黑人女歌手的先天本钱（只须看看她厚厚的胸膛，便知道那把圆浑有力的声音从哪里发出来），我的音乐老师也说我个子太小了，比较适合唱室乐和抒情歌曲。然后我还是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野心。

那一年，我刚刚开始学声乐，计划着学法文、意大利文，憧憬着欧洲……

那一年，那扭转了我一生命运的一年－－

那一年，我动了四次手术，接受了三次放射治疗程序，我的健康毁了，嗓子毁了。

其实谁也不晓得癌细胞什么时候在我体内生长。其实更早的时候已经发现脖子变粗了，不过有医生说那是“女孩子发育时期正常的现象”，我便不再理会。后来在咽喉附近长出一硬块，长成一个瘤的样子，也没怎么注意。我们家没有常常看医生的习惯，况且我的健康情况没有任何令人忧虑的地方。……

直到那一年的夏天。没有预兆，没有警告，我的声音突然哑了。整整十天完全讲不出话来，后来虽然嗓子重开，声音总是沙哑了。

那一个夏天，我见了好多名医，服了好多消炎药水、咳嗽药水，总不见起色。直至见到一位耳鼻喉专家，才提出颈部的疑点，才介绍我去见另一位甲状腺科专家，这才揭开我的病的序幕。

接着展开一连串的检查，最后医生要我入院做一个切片手术。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进医院，第一次做手术。不能说当时没有愁烦、没有焦虑，可是在记忆中没太多牵挂，也不算紧张。多年之后，在我获悉真相之后，才从家人的描述中，晓得原来当时一群名医为了我的个案，多次开会，激烈辩论，要决定那是否癌症，应不应该把整个甲状腺和许多淋巴腺割除。

医生们的讨论和决定我固然无从晓得，可是家人和朋友的反应怎么会逃得过我的耳目？！一向自认天性敏感的我，怎么可能看不到他们脸上的焦虑、眼中的忧伤？！这是我自己一直无法解释的。

这些年头癌疾变得普遍了，治癌的方法进步了，治愈率也高了，于是渐渐消失一点恐怖感；可是在那些日子，“癌”的阴影的确构成心理上很大的威胁，对癌的恐惧恐怕比癌本身产生更大的灾害。如今想起来，在那些日子，家里的人其实是代我背负了极重的心理负荷，天天给癌的阴影笼罩着他们的生活。

懵然不知的我却在医院过得好轻松。切片手术不算是什么严重的手术，虽然全身麻醉，可是醒过来后不到一、两天便可活动自如。当时我另一位好友也刚进了同一间医院，我们两个女孩子不知天高地厚，整天结伴在医院上上下下的跑来跑去，吱吱喳喳的聊个没完，几乎是乐不可支。

不过这样的日子是短暂的，暴风雨已在天地间凝聚，大片黑暗即将迎面扑来。

我的好友开始了她的电疗，药物的副作用使她的头发脱落，甚至秃了头。这场病引她走进一段不短的幽谷，身心所受的创伤非三言两语所能尽述。至于我，开始渐渐意识道事态的严重。

院方给我从公众病室换到一间两个人的病室。医生和护士开始向我解释要给我动一个大手术，要把颈部的瘤割除，同时也要把整个甲状腺割掉。他们小心翼翼地措词，恐防震荡了我的情绪，我却只是乖乖的点头。“甲状腺”这名词对我是陌生的，它有什么作用，什么重要性，我还没研究过。

不过动大手术总是椿大事，我心里也有点忐忑不安。尤其在动手术前一天，当父母亲来探望的时候，我才真的意识道事态的严重。一个早晨我还很平静、舒畅的，可是下午他们来访的嗣后，我的平静给打破了。他们的忧虑现行于色，使我很难过，甚至烦躁起来。“动手术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为什么紧张的这个样子？！”我不忍见他们难过，竟烦的动 怒气，外表则装作满不在乎，力劝他们早点回去休息，晚上不要再来。咳，可怜当时不知底细，哪晓得双亲心境的悲凄？！

晚上探病时间父母亲又来了，情形更加尴尬，尤其父亲紧张的坐立不安，想表达他的关切又不知道怎样表达。我没想到情况会弄得这么遭，一下子也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付。

探病时间过去了，双亲一再踯躅，终于也得走了。临走前父亲走近我床边，伸出手来摸摸我的额角，又摸摸我的掌心，口里含糊的说着：“是不是有热度啊……”其实我哪里有热度，父亲也明明知道我没有热度，只是老一辈中国人都不惯于流露他们的感情，可怜父亲在那痛苦关头，爱女情切，却又苦于不知如何表达……我不禁完全软化下来，柔声劝他们不用挂心，把一切凭信心交托上主，把他们送到门口，两老的眼眶红了，我很快的转身跑回房间，眼泪不能抑制地流淌下来。我第一次为自己的安全祷告：“天父，为着父母亲的缘故，求你保守我安全渡过这个手术，因为我部忍心教父母亲伤痛！”

除了这一段小插曲，我的心境一直保持得意外地平稳。动手术的前夕，医生和护士都比平常更柔声地安慰我：“你害怕吗？不用怕！”我摇摇头微笑着说：“我不怕！”

奇怪的是我真的不怕。本来害怕是正常的，究竟我从何得到那份平静？在给推上手术室之前，打麻醉针的前一刻，我只有一个很单纯的想法：“马上我就要失去知觉了，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只有两个可能，不是在河的此岸，就是在河的彼岸，而两个可能都一样好的。当然我很愿意回到这边来，这边有我亲爱的家人、朋友；不过若是醒来在彼岸，也将有千万天使迎迓我到天父怀中，我将见到我救主的荣面，还有我挚爱的小妹妹……”

至此我悟到原来对永生早有十分的把握，所以对死亡无所惧。

第一次接触死亡，死亡的形象并不可怖，甚至是奇特的美丽。

我的病室想到是朝西的吧，打开落地长窗，港岛西面整片的海就横在眼前。即使坐在病床上，透过那面小窗户，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西边的海，黄昏是只有一只帆船镀着金光迎向日落之处。生命终结对我而言正是那金光灿烂的日落之处，山的背后是未知的、引人的、充满神奇诡秘的境界。

一向以来，死亡对我很有启迪性，而且相当罗曼蒂克。从初中时代我就爱到墓地倘佯。那墓地是个大花园，依山傍海，春天开遍了紫荆和杜鹃，紫色的花瓣飘落在载着淡淡哀愁的天使像上。

我爱在一个一个墓碑前驻足、沉思、每一块墓碑都是一个人生的故事。也往往载着许多亲人的眼泪和怀念。给我印象最深的时一双姊妹花，在往上海同一架飞机上罹难（很久以前的事），他们的父母把事情始末详细刻写，悲痛之情跃于石上。另外还有一方特别小的墓碑，出生和终结的年月日竟是同一天！噫，一个刚开始生命即夭逝的婴孩，在父母眼中也是一样可怀念的。

我爱坐在墓碑旁的石阶痴痴地想，想人生。一方方沉默的坟墓却反复地诉说生的故事。而眼帘尽处，是那一片寂静的海湾，永远只有一面孤帆踱着光辉驶向无垠的海天之际。

的确，死亡在我心目中并不那么可怖，然而生活下去却是不简单。

从麻醉药的昏迷中醒过来，我就面对痛苦。痛苦不仅是伤口痛、针药痛；……不错，施过手术后浑身一无是处，不过那些苦很快就过去；痛苦是我发现我的嗓子哑了，美好的嗓子再也不会恢复。

痛苦是当我的体力渐渐恢复，而我尝试去发音唱歌的时候，竟一个音都发不出来。

事隔多年，如今别人都不晓得我曾经是一个歌者，连我自己都几乎不记得我挣扎着，不肯接受那事实。我挣扎着发音，却不成音。我盼望着当伤口痊愈，嗓子就会恢复；可是伤口痊愈了，嗓子却没有恢复。当时我不晓得原来声带已给损害，没有一个医生向我解释这些事，没有一个医生了解这件事对我多么重要。

只有同房那位年长的西国宣教士，她看见我垂泪，她体会到我的挣扎。在动手术的前一个晚上，她是最后一位听到我唱歌的人。面对夕阳西下，万丈金光的情景，我忍不住低吟一曲『日落之那边』。虽然那时候嗓子已有些沙哑，不过仍然保留一些原有的音质。

“我喜欢听你唱歌，”她由衷的说：“你的声音很甜美。”

“最近有些沙哑呢，”我忙为自己解释：“自己听着怪不舒服的。不知道动过手术以后会怎么样……”

她一定体会到我的焦虑。她可能早就猜到结果，她也是唯一给了我安慰的人。藉着她讲的话，上帝教导我如何透过属灵的眼光其衡量事物。

她的名字我早已忘记，出院以后我再也没有碰到过她，然而她满蕴着同情又满蕴着睿智的一句话却使我一生受用不尽：“若是上帝取回我们看我宝贵的东西，那是因为祂要另外赐给我们更宝贵的东西。”

当时我实在不晓得还有什么“更宝贵的东西”，我只知道我失去了很宝贵的东西。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26 0:13:11编辑过]

marylu

大手术后我算是复原得很快，然而当我正庆幸自己不久会回复正常生活的时候，真正的打击才逐步向我逼近。出院后两个星期，医生便和我商榷再次入院开刀的事。据说颈部右边还有一些淋巴腺肿大了，需要割除，我没有多问，乖乖地又给动了另一次大手术。

这手术后不就便开始接受放射性治疗。我对放射性治疗一无所知，不过医生给我解释一下，他说这一种性质比较猛烈，治疗时不会有什么痛苦，可是以后会有些不良的副作用。

当时我还不晓得“以后的不良副作用”会怎样严重，深远地影响我一生，然而放射性的威力马上尝到了。做完第一次治疗，三天三夜我不能动，天昏地暗，简直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不停呕吐，什么食物都不能进口，整个治疗过程，苦不堪言。虽然每次到医院进行治疗，只是静静地坐在一副仪器旁边，什么感觉都没有，然而一天天过去，体内却起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颈部的皮肤给灼得黑炭一般，难看得很，出外都要以领巾系着，免得太碍眼。其次我的味觉完全变了，无论什么食物进口，都变成苦涩，难以下咽，可怜的母亲，每天费煞心思，为我去张罗一些可以吞得下的东西。同时我的喉部干涸难忍，需要大量水份滋润，有时甚至像掰裂一般疼痛。多少个晚上喉头痛得无法入睡，母亲就在床边为我祷告。还有就是咳嗽和多痰。咳嗽令我胸口作痛，喘不过气来；痰全部积聚在喉部，不停要吐。笔墨如何能尽罄那些日子的煎熬！？

放射性治疗程序完了，我已衰弱不堪。费了两、三个月的调养才略略恢复。接着医生提出要动第四次手术。医生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也面有难色，不过因为颈部左边又发现有几颗淋巴腺胀大了，非要割除不可。医生看我那默着的神情，连忙安慰：“这次手术规模比较小，很快就好的，甚至不用全部麻醉，只要局部就行了。”（事实上，后来发现这次手术复原的最慢，大概是接受过放射性治疗，体力已大不如前。）

于是我又接受了第四次手术。

这一切我都柔顺的听命，从来不多问，也没有抗议。然而当医生和我谈及要再次接受放射治疗的时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簌簌地沿着脸颊流下来，我对着医生哭了。这位初入行的医生日后成了放射治疗科专家，当时他满带同情地看着我，很想找一些话来安慰我。他了解我为什么哭；手术再苦我也撑得过去，可是教我如何去描述放射治疗加诸我身上的恶果？！－－其实那时候我还未明了那一种放射治疗将会给我的一生带来怎样的困难。

最后一次放射治疗完成之后，我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又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不但不能唱歌，根本不能说话。除了必要时以手势或执笔表达，我变成完全缄默了。

缄默不是我的本质。自小学入学，就不断获得讲故事比赛、演讲比赛、辩论比赛优胜的名次；班会代表、学生会代表总有我的份儿，我善于发言、善于表达；我也喜欢听自己的声音。如今，我开始被迫学习沉默的可贵；在聆听不到自己的声音的世界里，专心地去聆听别人的声音、上帝的声音。

后来虽然声音渐渐恢复，然而变得很沙哑，很不喜欢听自己的嗓子，而且讲话仍然有困难，于是我仍然大部分时间保持缄默。至于唱歌，那残酷的事实是铁一般的了。有好多年我完全不能唱歌。莫说玛丽·安德逊的梦不可复寻，连星期天参加教会崇拜，或平日参加其他聚会，也无法和大家一起享受歌颂的乐趣。别人看我呆瞪着诗歌本的字，总不开口，一定觉得很奇怪，谁晓得我随着诗歌的旋律，心灵里头淌着血……或者说，我比别人更留意诗歌的字句和意义，不过我也渴想唱出声来，我渴想得心里绞痛……多少次赴演唱会听别人在台上唱歌，我在台下咽着眼泪。孕育多年的愿望和梦想已经给砸的粉碎。

在康复的路上，我一次又一次的受到打击。我不断以为总有一天我会完全恢复正常，然而在所有手术和放射性治疗都完成以后，却发现我从此是一个要靠药物维持生命的人。我每天要服的药有三种；一种是甲状腺丸，用以补足割掉了的甲状腺的功能；此外是钙丸和一种含有强烈维他命D作用的药。我一直不晓得后两种是做甚么的，很迟以后才晓得是为了补足同时给割掉的副甲状腺的功能。

其实医生在调整这三种药的份量上动了不少脑筋，而且不同专科的医生又有不同看法，我自己则糊里糊涂，只觉得整个人很不对劲，而且情况很不稳定。有时候我会全身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有时胸口胀闷，呼吸困难；这些可能因为某种药的分量不够，以至影响内分泌，可是我当时是不知道的，我只感到很伤心，怎么会变成一个这样不正常的人。

印象最深的是在完成第四次手术后一段时间，我的外科医生给我服食很高分量的甲状腺药，不久我就发现我简直活不下去了。我消瘦的很快，同时对食物的消耗也快的惊人，每隔两、三个小时就要进食一次，但食物的热量好像维持不了多久，一下子就耗尽了，而我就会手脚发抖、冒汗、晕眩。更可怖的是我的脉搏愈跳愈块，心脏跳动的次数也不断加剧，有时仿佛心脏快要跳出来了。

然而当肉体受着如斯磨练的当儿，内里的生命也经历着重大的变化。起病之前，在信仰上刚刚经过一个蜕变。本来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把生命主权交了出来，选择走上跟随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道路。然而在发病以前，这“委身”的承诺也仅是意志上的承担而已，说不上有什么生活行动上的体认。甚至在苦难挫折的煎熬中，我才开始学习顺服、忍耐、信心。

而在人类共同承担的苦难中，我这才是第一次发现周遭有那么多人默默地受着苦。在公立医院的候诊室，苦难不仅是黄浊的眼镜，凸出来的肿瘤，消瘦得不成人形的身体；苦难更是失业、贫穷、给亲人遗弃……我默默地观看这一大群受苦的人，感受他们所感受的，逐渐把自己的情感融入我们共有的大熔炉中。

而同时，在脱离了生活常轨、摆脱了日常生活琐嚣之余，我还有机会歇息、安静，瞻仰宇宙原来的荣美，汲取生命根源的能力。

特别是那些疗养的日子，当我既未能恢复正常工作，又勉强可以随意行动的时候，我爱在清晨倘佯于山径，聆听大自然的声音，呼吸泥土的气息，触摸一片叶、一根草、一束在阳光中晶莹的花蕊。薄暮时分，我总爱爬上天台，面对西边的海静思，直至最后一抹晚霞烧尽，暮色将我包围，黄昏的第一颗星出现。

与自然相对的日子，是我生命成长的日子。饮于生命之源，赞叹、默想、祷告、读经、反复，于是蜕变的过程在不自觉中完成，直至察觉别人对自己态度的改变。只觉得别人对我有太多的爱心、太多的关怀，然而别人却说这是因为我对他们太好的缘故。

我曾向上主祈求，让我成为流通的管子，成为多人的祝福；于是祂开始教导我；竹子不被挖空不能成为灌溉的管子，橄榄不被压碎不能成为点灯的油，蜡烛不被燃烧不能发出亮光，而一粒种子不埋在地下不会结出生命的子粒。这些似乎是宇宙间恒常不变的真理与奥秘。

我不敢说被挖空不是难受的，被压碎不是辛辣的，被燃烧不是痛楚的；而那不见天日被埋在地底下的过程更是痛苦万分……然而回顾过往无数“化装的祝福”，我终于承认了那位西方宣教士充满属灵智慧的话语：“若上帝取回我们看为宝贵的东西，那是因为祂要另外赐给我们更宝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