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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告当年‘右派份子’和左派份子：我为耶稣作见证
任 浦 2006-5-10
我受洗未久，而年龄已近古稀。今悔改信主，在昊天上帝面前忏悔，愿今生今世所有恩怨情仇都化作风烟流云，留下来一点反思是为了见证我主耶稣的救恩。就我而言，反思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樁公案是无法回避的，今愿面对我的老朋友：当年的右派份子和左派份子，作出我的信仰见证。
我原本是读书人，早年所受的是唯物论教育。唯物论者崇拜物质力量，认为自然界的演化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都能由物质运动来解释。唯物论者相信自己能够总结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从而洞察过去并且预知未来。也就是说，物质力量创造世界，也创造了人，它就是在唯物论意义上的神。进而言之，如果有人声称自已手上掌握着‘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就能代表天命、指导革命。在这个客观规律的代言人面前，其它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都是微不足道的。人的思想、言论和行动都必由他主宰，否则就是反动派，必将被革命的铁流滚滚所碾碎。
我来到这个世界，正好赶上了铁流滚滚的年代。革命冲击着一切，对于一代人、二代人甚至三代人所造成的影响，至今还远未消除，而历史真相似乎正在被社会所遗忘。年轻人不很清楚，甚至一点也不知道这一段并不很久远的过去。我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时段，恰又陷落在这样的境遇中：从理论上讲，那个时候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从实践上讲，自1949年共和国成立至1976年毛泽东死亡止，整整27年，在我们的世界里，‘打倒’‘批斗’‘专政’‘镇压’‘你死我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样的行为方式，乃至于公开或秘密的暴力和杀戮，就其时间上的密集程度而言，似乎成了社会生活的常规。我们的共和国就是这样被缔造的，应该说这是继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列宁主义’的又一辉煌胜利。相对于此而言，有另一群人的苦痛哀吟，他们是被‘人民’所仇视的‘贱民’，人口之众超过几千万。
在我年轻时所接受的唯物论，当然包含着偶像崇拜，因为服从客观规律必然要具体化为对某一个人或某一集团的绝对服从，也即崇拜。这是革命的需要，理论上也这样认为。
我当年真心崇拜马克思、恩格斯。我今天已然悔改重生，但依然很敬重他们，我以为贯穿在他们著作之中的那种对于社会的深切的道德关怀以及对于下层民众人道主义的同情，显然要比他们的理论著述更见正确。也许正是西欧国家深厚的基督教文化养育了这两位无神论的伟人，使他们的笔端在不自觉中流露出基督的精神。说来有趣，我第一次从书本上读到关于基督的评说，正是在恩格斯的著作里，耶稣基督被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受到恩格斯的正面评价。这并不奇怪，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诚实的知识分子，凭着他们的学术良知，不会也不可能去抵毁耶稣基督。但是后来人就不一样了，为了实用的需要，，把马克思的学说绝对化为终极的主义，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作偶像来崇拜，那么当然，他们要抵毁耶稣。
所以说，从一开始我是凭着一知半解，将基督当作一个历史人物而感兴趣的。这是神的拣选，应该说，在我的前半生，自始至终都在作无休止的、无效地寻求，企图谋求精神发展，其中包括寻求基督。
我是一个很不安分的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那种永远不向现成事物低头的批判精神影响着我的思想品格，也改变了我的命运人生。有人认为1978年是我们国家思想大解放的年代，其实对于我来说并不准确，因为我的思想从来就没有僵化过，早在五十年代我就不相信除了充满于天上地下那个唯一的真理之外，真的就什么也没有了？年复一年我几乎是在寻求中度过的。但是我几乎听不到另类的言说，看不到另类的出版。我的青年时代是精神资源绝对匮乏的年代，想要在寸草不生的荒漠之地，寻见精神的活水源头，享受美艳的思想之花，显然是很难很难的。
思想的荒漠令人忧伤，直到今天似也能感受其深重影响。就说1979年，我平反改正之初，开始正面接触大小干部、教师之类，也就是持有中高等学历的人群。令我惊诧莫名的是：我所见到的所谓知识分子，也许专业技能很出色。唯此而外，他们的见识言说，全其所有，不过是重复报纸上所见，媒体上所闻，或上级文件所传达。千人一舌，乃至以词汇和文句上步步紧跟为荣耀。我是谁？我怎么想？真乎？伪乎？是耶！非耶！这些似乎都是星外问题，不需劳神，无心过问，或则无人敢问。天哪！怎么会这样？
渐渐地，我似乎有些理解。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意识到：生存在上级的眼皮底下，做什么、想什么，是做给、想给领导看的；不做什么、不想什么，也是不做给、不想给领导看的。
只有这样，我们才得以安定团结，面色红润，日子饱足。
那时我曾遐想：如果有幸遇到的是一位诲人不倦的领导，喜欢半夜里伏案披览下属们的思想，那末我们才华小试努力书写的日记，一定齐刷刷地都是《雷锋日记》。
不思不想，无所担当，讨好权力，看形势做人，似乎是现阶段享受人生的最好策略。我不幸的同胞，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还浑浑噩噩，不懂得什么‘阶级斗争’，却知道做人要讲天理，讲良心。尔后普及了政治，人人‘觉悟’得心明肚亮，看风向、讲策略，抢择政治立场，做人越来越乖巧。曾有人说：‘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因为无所畏惧而心灵萎缩、因政治娴熟而头脑发达。唯独我们民族从来所孜孜以求，所敬而畏之的天理和良心，却是被遗忘被抛弃了！那可是天父用泥土造人后吹到鼻孔中的灵气所在呀！
在‘彻底唯物论者’的眼中，一个人，不过就是一块需要物质代谢的活体蛋白质。一群人，则是一堆有待处理的物质，靠着左派份子擅长使用的初等代数中的比例智慧，于以划分为阶级。在一次又一次剔除5%之后，余下来记录在统计表上的叫做‘人民’，是驯化了的物质力量，合格的革命工具。
那末，这个世界除了物质之外，还有什么吗？有的。驯化了的物质需要被驱赶，就有了高据云端的所谓‘历史意志’，这个意志指定左派份子为代表。他们都是这样说的。
于是，有的人呼风唤雨、阴谋阳谋，无法无天；有的人观风使舵、狗屁马屁、弄权弄势。大人物大做，小人物小做，直做得天花乱坠、人肉滚滚，归根结蒂，都在做物质运动。
这个世界只能是这样啦！因为我们无所敬畏。
天父怜悯我们吧！我们还能得救吗？
扯远了！再拉回来讲自己。另一个使我不安分的原因是我的生存状态，社会上一场接着一场的阶级斗争弄得我的生活境况极为糟糕。我在一九五八年初就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那时未满二十岁，三年级大学生。待到一九六零年初，大饥荒初见端倪，为保卫‘安全’和‘稳定’, 北京市委连通市公安局又起谋略，又圈出一部份“右派份子”逮捕判刑，将他们定性为“现行反革命份子”，我也被圈其中，判我三年徒刑（这是最轻的了）。刑满之后，从未见过一个刑满人真的被“释放”，我也如此，只不过是从团河农场一大队搬到了二大队，名称由‘劳改犯’变为‘就业人员’。再后来，是便永无期限的无产阶级专政。
那个年代，天底下有千道理万道理，最受中国人明白的大道理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千主意万主意，最使老百姓喜见于行动的老主意莫过于“痛打落水狗”了。现在的年轻人不懂什么是‘落水狗’，我告诉你，我们就是一群“落水狗”，包括有地主份子、富农份子、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和右派份子。这‘五类份子’的政治含义是‘被打倒了的阶级敌人’。所谓‘痛打’就是要对这些人不停顿的打击，有句口号喊道‘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就是这个意思。具体到‘劳动改造’，理论上就规定其为‘阶级压迫’，那末奴役，一变而成了正义性原则，超强度劳动就是应有之义，没人敢提出人道的要求。此外，‘五类份子’还要随时应对各种无事生非的所谓‘批判的武器’，说白了都是胡搅赖缠，高潮时则转变为包括捆绑吊打在内的‘武器的批判’。其时左派份子很多，一大撮一大撮的到处都有。为了拯救人类的命运、捍卫革命的前途，他们都喜欢向落水狗表示义愤填膺，人心之相同也，全社会都如此。这是很吵人、很污染的，所以说落水狗很难做。我还有一个更贴切的比喻：我们是一群被开水烫过了的死猪，这么多年大大小小数不清的‘革命活动’无非就是将我们这群猪儿反复地烫死一遍再烫死一遍。很无聊是吗？话说到这里似乎很轻松，但若是真的将这样的恶作剧活到自已的命里面，二十多年的所谓“思想改造”，无疑是一种煎熬。
把话再往回说，我在踏进大学之前，已是受过共产党多年教育的学生，我有很强的强国愿望，学过点历史，自己祖国备遭蹂躏的百年屈辱使我心中忧愤。我把共产党当成是大公无私的，它领导着一个很有希望的社会主义，因而我拥护它。这是一种立足于理性的态度：读书为了回报社会报效国家，我以为这是我和国家或者社会之间的当然关系，其中不存在什么对谁必须讨好对谁不可得罪的感恩标准。显然这是错估了形势，我的罪性中的骄傲，不失时机地陷我于危险的境地。
那末什么是感恩标准呢？我所见识的高等教育，其实对于知识传授并不认真，‘政治教育’才是首要的。毛泽东在他的《语录》中曾说过‘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政治是灵魂’这样的话。建国以后的高教事业也当然地把政治当作了灵魂。可是这个灵魂又不很明白，难道真的要使工作的对象、教育的对象都把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学深学透，真的要使他们都成为‘胸怀全世界，解放全人类’那样的政治使者吗？不是。剖开这个‘灵魂’的外壳，观察‘政治教育’的核心，也即‘灵魂中的灵魂’是什么呢？据我的切身体验，只有两个字----感恩。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自始至终都是为教学生对共产党感恩。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老百姓翻身作主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不是应当叫全国人民都感恩呢？当然！尤其是大学生更要感恩，记得我学院孙副院长在当年的‘反右’动员大会上就公然用这样的话指责于我：‘有些人吃着共产党的饭，念的是共产党的书，心里想着、、、’，此话一针见血，讲出了政治工作所认定的天下最大之大不义，切齿痛恨之最，就是不对党感恩。
感恩实在并不难，理由虽然不一定如孙副院长所说‘吃共产党饭’那样蛮横。但从我的年令上看，也差可看作是‘红旗下长大的’，岂能对党全无感激之心？难就难在这个感恩标准，一个仅刚成年的学生内里的纯真情感，怎样去迎合外部政治监督的细密网络，得到认可呢？
怎样表现自己政治上顺从、可靠？这是大学生的首要问题。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当年概况：
最进步的学生是最善于向组织表现忠心的人。如果有了第一次的成功表现，最早受信任，再做下去就容易了，他们有可能变成领导层的亲贵；除此而外，也有无需表现的，比如他们有好血统，父母有军功，天生是贵族；再比如他们是‘调干’学生，即从军队或地方调来院校做学生的干部，一般都均匀分散到各年级各班。他们并不在意于学习，按月从校方领得工资，个人前途早已进了保险箱。实质上他们不能算学生，而是政治监督网络上的网眼。
剩下的大部分都不很确定，需要在每天的时政讨论或团员活动中，不断地剖析自已的思想或汇报他人的言行来感恩戴德。遇到上面布置任务，或政治号召，则要努力让领导看见自已响应最早、行动最快。这是一门成年累月的功课，重要性远超过其它学业。
即便是共青团员，也有落后的危险，想要政治上争取‘进步’甚不容易，仔细把最时鲜的标语口号挂在咀头，时刻都表演着向组织、向集体用口头语言宣称，用肢体语言演示，用表情语言夸张：我对美帝、蒋匪、以及反动派是多么地愤恨，我的理想只要做一个好干部，好战士，或者好螺丝钉什么的、、、。
当然，消极怠抗的学生也大有人在，有的寡言少语，不喜赞美歌颂；有的我行我素，不善逢迎表白；有的埋头学业，不觉世情叵测。这是一群不识形势不通世故的年轻人，因其人数众多，惰性极大。正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高校越来越不成其为高校，而演化为‘教育战线’的‘长期、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战场，也就命运使然了。
历史似乎证明，在大学里要完全达到上层所需要的感恩标准几乎是不可能的。想想雷锋吧，他把1964年搅得惊天动地，是因为在解放军部队里写出了‘雷锋日记’，用一种呼爹唤妈的方式来歌颂党的恩情，应该说达到了政治教育的最高标准。为了这项成就，从毛泽东开始，周恩来等最高官长们一个挨着一个出来题词做诗，为这位小战士宣扬助好。遗憾的是，这本日记没有在高校里写出来，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十七年高等教育被被‘四人帮’全然否定，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我缺少感恩的态度，对于赞美、歌颂不很积极。不是我真的不感恩，而是看得多了，以人为镜，不愿意仿效积极份子，因而在戴帽之前就‘落后’。落后本来就危险，离右派仅一步之差。至于说戴‘右派份子’帽子是因了言论罪，这只能算是个起因，言论的是非，从来不当真的。从不感恩一步跨到‘人民的敌人’这才是游戏规则，可以囊括许多悲喜人生。
进而言之，对我们这些‘敌人’永不赦免，严厉程度远超过对待国民党战犯，仇恨程度更甚于对待日本俘虏，那也与是非无关，只能解释为左派份子生就的气节原本如此，奈何不得。再至于后来把‘阶级敌人’越弄越多，又是出于什么需要，就难懂了，也许左派份子喜欢这样。
事后，我常恨自己不识事务，但悔也难改。感谢主的拣选，他阻止了我，正是为要保守我心灵的诚实，为能用诚实的心灵去崇拜配得崇拜的神。可是，在尔后的社会生活中，谁又能幸免那一场更大规模、史无前例的感恩、赞美、歌颂、崇拜以及表忠心活动呢？我们是被专政对象，谁敢有些许怠慢？感谢父神的大智大慧，他在创造人的同时，也给了人自由意志。人心之不可欺也！曾经有人说过‘要对人的思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幻想狂，永远办不到的。为了生存，我们要做被迫做的一切，唯其心灵是自由的，我可以在心里憎恶，也可以冷笑，但绝不敢露于形色。 感谢主，22年以后，这样的年月终于挺过来了，但我的心灵剩下了一片荒漠，冷硬而且无情。今我之所以用很多笔墨写这些，也是为了解释我为什么有十多年时间犹豫彷徨，对教会若接若离。那是因为对自已不放心，对自己的虔诚有怀疑。长期以来，凡遇感恩和赞美，都会从我心中引起应激性怀疑。我不相信自己还能有诚实的感恩、诚实的赞美。这种态度成了我走向上帝的心理障碍，这是以后的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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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06-6-10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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