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为什么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

ttt909

基督教传入中国，前后有三、四次之多：即唐、元、明和清前期。这三四次，都以失败而告终。近代基督教的传入，主要是随着殖民主义的鸦片、大炮和不平等条约进来的，由此制造了许多令人记忆难忘的流血事件（教案），中国的史学家和大多数的中国基督教徒，认为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主要形式。另一种则与中国南方的农民起义有关。太平天国运动（１８５１～１８６４年）组织“拜上帝会”，把基督教新教改造成自己起义的舆论工具和组织手段。这样的基督教，是纯粹属于 “中国的”，因而得不到西方基督教的认同；相反，一些以基督教立国的西方列强则帮助非基督的清政府把它镇压下去了：是用火与血清洗的。看来，中国文化并非与基督教文化势如水火，而是因为在这背后隐含着帝国主义和爱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了解了这样的社会背景，
中方有学者指出，作为宗教信仰和文化形态的基督教，在现代和当代的中国，完全是另一种评价。认为早期基督教是“无产者”的运动，与西方社会主义的兴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改革”本质上是为反封建主义服务的，在推动西方历史发展中起过巨大作用

赞美上帝

太平天国的故事已经被写成书籍，被拍成电视剧，可以知道其中的一些内幕。

美国曾认为“太平天国”是异端，但是西方国家是否帮助清朝镇压，却是不知道。

太平天国中的洪仁玕信仰非常纯正。

太平天国的许多思想是超越中国的时代的。

alwin

政治角度吧，外国势力当时要的不是在中国的奴才嘛，卡卡

yshj72

我们可以相信教科书上记载的东西吗？如果没有还那段历史以本来面目，我们恐怕不好发表相关议论吧。

alwin

全面怀疑的人，比全部相信的人还可怜

Zophar

太平天国就是异端

选民

第三章 第二代圣经翻译者

3.3 圣经译本与太平天国

郭实腊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的这部译本 (其早期版本是由麦都思和卑治文翻译的) 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圣经译本, 原因不是在于它对中国教会具有高度的价值, 而是因为它是太平天国所采用的译本.

1836年, 当太平天国运动的建立者洪秀全 (1813-1864) 来到广州时, 得到了题为《劝世良言》(Good Words to Admonish the Age, 1832年出版) 的小册子. 这辑小册子共有九卷, 是由最早的中国归信者之一的梁发 (1989-1855) 所撰写的. 梁发在他的书中大量使用了马礼逊/米怜的圣经译本, 详尽地加以摘引. 洪秀全1836年可能只是稍微浏览过这些书刊, 以后的好几年都没有再阅读. 直到1840年代早期, 当他终于再研读这些小册子时, 使他对1837年发生的精神崩溃解释为他「受命」成为「弥赛亚」. 1847年, 洪秀全前往香港, 跟随美国浸礼宗传教士罗孝全 (I.J.Roberts, 1802-1871) 学道, 后者曾随郭实腊学习, 也是郭实腊的「福汉会」 (Chinese Union) 成员. 洪秀全只是逗留了两个月, 就在这段期间, 差不多肯定得到罗孝全赠送的一本圣经. 这自然是麦都思/郭实腊/卑治文译本, 将太平天国圣经的初版与该译本进行比较, 证明两者绝大部分是完全相同的. 第一部太平天国的版本, 是1853年出版的创世记1-28章, 同年出版完整的六经和新约. 1853年,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不久, 对这些版本作了相当多的改动, 并且提供了注解.

圣经用语对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在某些地方可以显得相当清楚, 例如 “God” 的名字或太平天国的水礼观念, 两者都是与在华圣经翻译者深具关联的. 上文提到洪秀全经历的「异象」, 很有可能与梁发的小册子中记载 “God” 的名字有直接关联. 梁发在他的小册子中称 “God Jehovah” 的用语是「神爷火华」 (字面直译是: 「神」、「老爷」、「火」、「光华」), 然而这不是一个专有名词的意译 (在后半部分中). 洪秀全在他的异象中看见「一位金色 (相当于『火』和『华』) 胡须身穿黑袍的老人 (相当于『爷』) 」, 这样的形象似乎是由梁发对 “God” 直接翻译的称谓而得到的灵感, 特别是它出现在小册子的开首. 这个名词被认为是太平天国的思想体系有某些关联的用字, 证之于「爷火华」是作为神的称谓, 而「爷」则相当于「天父」, 两者后来均出现在太平天国的著作中.

关于 “Baptism” 的翻译, 早期新教圣经译本使用的许多译名很可能对太平天国起义者如何理解水礼产生了某些影响. 马礼逊/米怜译本使用「洗」字, 麦都思/郭实腊/卑治文译本的1839年版本使用「洗礼」, 1840年和1854年版本使用「浸礼」, 而1847年版本则使用「浸洗」. 太平天国解释水礼的条文注明: 「……或用面盆周身洗净, 或在江河浸洗更妙.更洗天国」 (译按: 引自原文) 这段文字流露了浸没和洗涤两种概念，似乎是基于上述某些译本所使用的 “Baptism” 的不同译名而来的。

若要评价圣经对太平天国意识形态的实际影响关系，是不容易的。然而，它毫无疑问具有某些影响，赋予在中国的圣经翻译一种新的意义，显明译经者有责任去翻译一部译本，将产生例如太平天国叛乱这一类具有毁灭性的异端的可能性减至最低。

3.4 小结

新教在华传教工作的奠基者马礼逊的崇高地位，在他逝世之后仍然关系重大。虽然马礼逊自己曾经认识到，需要重新翻译或对他的译本彻底修订，这样的改动却被大英圣书公会视为差不多是亵渎的，因而导致该会不会支持麦都思的新译本。

它被拒绝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运用了可以称为现代的翻译原则。根据这原则，一段翻译的经文不应该只由是否严格忠于经文蓝本而决定的，而是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于翻译出来的语言、来源的语言，和读者的文化处境。当圣经公会只认可一部权威英文译本和强烈相信在圣经中神的语言是逐字逐句不可改变的时候，那么不会接纳这样的翻译概念是好不令人惊讶的。更况且这部颇为草率的译本 ( 由大量修订中显见)，只会助长了这样的想法。

圣经公会对一部圣经译本是否持续成功的决定性地位，如今已经逐步建立起来。既有这样的权威地位，大英圣书公会却被郭实腊不断尝试并且偶尔成功地争取到支持，真是有点儿讽刺的意味，然而从那时候开始，主流的新教中文圣经译本必须至少得到一所圣经公会的认可和支持，就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了。

以组合成员广泛的翻译委员会为目标的概念，第一次出现了，至少是在表面上的；事实上它只是两个人的译本 （麦都思和郭实腊），彼此间甚至没有良好的合作关系。然而，一部成功的新译本必然是清清楚楚地源自一个委员会，而且理想地不要由一或两个人支配控制。美国传教士的一方（由卑治文代表）与英国传教士的一方（由麦都思代表）的冲突，也开始首次浮现出来。

太平天国起义者采纳了新译本和其他著作一事，对圣经翻译添加了新的意义，他们可能混淆了某些概念，部分原因便是由于所选择的译名用语容易被误解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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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麦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是伦敦会传教士，原本被派遣来负责出版印务的工作，但他的工作很快扩展其他范围。他与米怜紧密配搭，后者成为他「增强神学知识与认识中国语言」的老师。

2． 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1803-1851，另译「郭士立」) 于1827年由荷兰传道会 （Nederlandsch Zendeling-Genootschap）差派前往爪哇，在亚洲展开他那多采多姿但有时却备受争议的活动的第一处地方。

譬如郭实腊在沿海布道旅行时乘搭英国鸦片走私船。郭实腊最受指摘之处，是他所成立的福汉会 (China Union). 这个在华传教组织引起了欧洲对中国传教的极大兴趣，然而却因郭实腊雇佣了太多极不合格的中国助手，最后导致失败。

1829年，他脱离荷兰传道会，成为独立传教士。他以语言能力而闻名，（他在柏林进修期间，同时学习六种语言，最后也出版了相当数量或更多种语言的著作。）虽然别人对他的中文毁誉参半。卑治文熟悉他，也是他在圣经翻译的中的同工之一，写到：「他对中国语文的理解，是在于认识大量字汇，远多于对遣词用语的真确知识。」

摘自《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

有必要认识历史，为此我要感谢上书作者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che），十年辛劳成书，译者蔡锦图，也要感谢主。

tyy

个人行为居多吧

Samuel63

哼哼，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