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翻譯和傳播I ---黃錫木(聯合聖經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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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翻译和传播」之一:玛利．钟斯和她的圣经 三月八日（本周一），在英国伦敦市内著名的圣保罗主教座堂将会举行了一次十分触目的感恩崇拜，出席的嘉宾有英女皇伊利莎白二世、英国圣公会大主教、上下院议员代表、伦敦市长，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圣经公会代表；会后，伦敦市长还会特别设午餐款待六百名特别的嘉宾。这次崇拜名为Tongues of Fire（「以舌如火」或「像火焰的舌头」；参徒二：3），是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简称BFBS）成立二百周年的感恩崇拜（有关崇拜的程序见http://www.biblesociety.org.uk/2004agservice.pdf）。 这次盛大的感恩崇拜对于全球很多信徒来说，其意义并非在于纪念一个二百岁的英国基督教机构，而是感谢上帝在这二百年来为全世界所做的事情──就是为我们今天能以负担得起的价钱、以自己的母语来研读上帝话语的福份献上感恩。同样地，亦向三千多个群体──他们仍未有自己语言的圣经──呈上我们真诚的期盼和祷告，盼望他们有一天如我们一样，以自己的语言来阅读圣经和认识上帝。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祷告何时实现，但我们知道这个心愿是由一个在英国北部威尔士村落成长的小女孩──玛利开始。

我立志买一本圣经 玛利．钟斯（Mary Jones）在一七八四年出生于威尔士一个寂寂藉无名的小村落，名叫兰非罕歌尔村（Llanfihangel-y-Pennant）。她在一个贫穷的基督教家庭中成长，父母亲都是纺织工人。玛利就是居住在这个连学校也没有的穷乡中，但每星期她们一家都会参与崇拜，她那颗爱上帝话语的心使她的生命活得异常丰盛。玛利从小就渴望阅读圣经，好好学习上帝的话语，但她们一家并没有能力购买一本圣经——圣经于当时并不普及，而且价格更是昂贵得惊人。 直到玛利十岁那年，兰非罕歌尔村终于有第一间学校了！玛利每天步行一里路回校，玛利深信，只要学会文字，她便有机会阅读圣经，所以即使她每天得花上两小时往返学校，她也很珍惜这个机会。但最令玛利兴奋的是每星期的主日学，她可以学习更多圣经故事。愈认识圣经内容，玛利便愈想拥有自己的圣经。当时，她的邻居伊万斯太太（Mrs. Evans）愿意借她的圣经，于是玛利每个星期六都会步行两里路到她的家去阅读圣经。玛利的读经生活就是这样开始了。 由于玛利渴望拥有圣经的心愈来愈强烈，但家里实在负担不起这费用，年纪小小的她就想到要工作赚钱来买自己的圣经。她每天除了回校上课、做家课、温习，还要替母亲料理家务，所余的时间实在无多，但她为了储钱购买自己的圣经，她愿意用她仅余的时间替老妇拾柴火、替村妇照顾小孩，还抽空替人缝补窗帘布，以赚取些微的酬劳。伊万斯太太知道玛利的计划之后，便将一些小鸡送给她，待小鸡长大、生蛋后，她就可以把鸡蛋卖钱了。一本圣经的价钱就像玛利面前的一座山，但她有信心能够将它移开。

「万里」寻经记 过了六年，玛利终于有足够的金钱买圣经了，可惜这个小城并没有圣经出售。从她的老师口中得知，离开她家约四十公里的巴拉（Bala）城镇，一位名叫汤姆斯．查尔斯的牧师（Rev. Thomas Charles）有圣经出售。于是在一八○○年的夏季，还未到十六岁的玛利就独个儿上路，徒步越过山岭，经过渺无人烟的田野，到达一个完全陌生的城镇，目的就是要购买一本梦寐以求的圣经。终于，经过一整天的路程，玛利终于来到巴拉。可惜她来迟一步！最后一本圣经都给人预订了。玛利极度失望，忍不住哭起来了；她一边哭、一边把她的故事告诉查尔斯牧师。查尔斯牧师深受感动，结果，他将最后一本圣经卖给玛利。 当时，随着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 1703~91）的传教活动，在威尔士及至整个英国的信主人数不断增加，对圣经的需求亦大大增加。一八○二年十二月，查尔斯牧师在伦敦的属灵小册子公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会议上，讲述了玛利．钟斯的故事，指出威尔士人迫切需要圣经。与会者认同威尔士人的需要，更认为这不单是英国的需要，而是全世界的需要！会中一名浸信会牧师约瑟．休斯（Rev. Joseph Hughes）的响应，就成为整个圣经公会运动的里程碑：「既然如此，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公会——如果是为威尔士，为何不也为整个大英帝国？为何不也为整个世界呢？」 在整个基督教的历史中岂止一个玛利．钟斯呢？他／她们那颗渴慕上帝话语的心，都要叫今天身处物质丰富社会的信徒惭愧。然而，上帝就是借着这位住在穷乡僻壤的小女孩玛利，唤醒了当时英国的教会，他们万众一心，为要使英国和海外地方的信徒都能够以付担得起的价钱、用他们自己的文字来购买圣经、阅读圣经。正当欧洲大陆面对拿破仑史无前例的军事威胁，上帝在英伦开展了一场属灵运动。在玛利二十岁那年（一八○四）的三月七日，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正式成立，当日就有三百人出席成立庆典。当时圣经公会的理事会是由卅六人所组成：十五位圣公宗信徒、十五位非圣公宗信徒（当时称为dissenters或nonconformists，即「不从国教者」）和六位来自海外但必须住在伦敦或附近的信徒。当时理事会的总干事是浸信会的约瑟．休斯和圣公宗的约西亚牧师（Rev. Pratt Josiah）。 这些教会领袖和信徒放下各自对其信仰的执着和对圣经独特的见解，上下一心，务要把圣经带到全世界去。此外，还有无数人支持圣经公会，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当时著名的神学家和圣经学者沙普（Granville Sharp; 1735~1813），以及当时英国非常著名的反奴隶制度的领袖，亦是英国下院议员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威尔伯福斯深信，更多认识圣经能使人有正确的价值观，更能仿效上帝的美善。

要让一人有一本经 鉴于机构的成立是因着威尔士的需要，因此，机构首项完成的发行工作就是威尔士文圣经，共有二万本威尔士文新旧约圣经全书和五千本新约圣经。在一八○六年，当第一部满载圣经的马车驶进威尔士境内时，人们都欢呼起来；他们迎接这马车的情况，就好像昔日耶路撒冷居民迎接失去已久的上帝约柜一样（撒下六章）。继威尔士之后，他们又着力为苏格兰高地和爱尔兰的人提供他们的需要。然而，机构成立的目的并非只为英国本土，更加为了海外地区。因此，在随后的百多年历史里，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的工作和资源，主要都是在海外事工方面（见本系列之三）。直至一九八○年代，由于各地圣经公会纷纷成立（他们亦是经济独立的），再加上联合圣经公会的成立（一九四六）和发展（见本系列之五），特别在推动全球圣经翻译的工作上，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才集中于英国本土（包括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事工，为此，他们曾经沿用圣经公会（The Bible Society）这名称，意指英国本土（而非全球）的最主要圣经公会。 上帝给人类宝贵的圣经就是这样送到世界各地。在圣经公会的百年庆典（一九○四）中，他们宣布已建立了共八千个附属组织和海外分发站（depot），其中有二千多个是在海外，所涉及的翻译工作约有三百八十个语言，而透过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发行和销售的圣经，超过一亿八千一百万册之多。 圣经公会的目标是要以一般人负担得起的价钱和所能了解的语言来购买圣经、阅读圣经，把圣经发行至全世界。在这二百年的圣经翻译历史里，圣经译本由二十多种语言增至二千三百多种语言（或文字），其中当然还包括华人信徒所敬重的《和合本圣经》；时至今日，全球的圣经公会已有一百三十六个会员公会，在二百五十多个国家工作。今天全球信徒手上的圣经，百分之八十是圣经公会所印制的。 这并不是甚么可夸的成就，只是见证了上帝给全球的圣经公会和联合圣经公会一个事奉上帝、服事信徒的机会，亦同样见证了世上有很多人能以负担得起的价钱，购买一本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的圣经，确实在是信徒的福气。 （玛利．钟斯的故事后被编写下来，于一八九六年出版成书，中文版可参阅：http://www.cbible.net/testi/mary/mary-main.htm。） 黄锡木 联合圣经公会（亚太区）翻译顾问 加拿大埃布尔达大学古典文学文学士，美国惠斯敏特神学院圣经研究硕士及神学硕士， 南非普勒陀利亚大学希腊文系文学博士，并曾为美国俄利根大学语言系之访问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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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公会的工作是有关圣经的翻译、出版和发行。圣经公会虽然是近代成立的机构，但是它的异象可以追溯到古代。以下有关圣经翻译历史的简述，就是尝试勾勒出十八世纪前的圣经翻译运动和圣经出版过程中几个重要的里程碑。可见历代信徒致力于圣经翻译、出版的工作，自古至今，从未间断。 他尔根 很多古代宗教都拥有自己的圣典，但这些圣典并不是供一般人阅读的。对于某些宗教而言，圣典主要是供那些特别受启蒙的神职人员阅读，因此就不期然地赋予这些圣典神秘色彩；这些宗教领袖不期望一般信徒会理解这些圣典，毕竟，在宗教圈子里，这种神秘色彩往往带有神性的含义，而拥有神秘知识的人自然也配有难以言谕的权威。然而，犹太──基督教传统却非常强调信徒要明白、要研读圣典的内容，因为大家都相信，圣经蕴藏着上帝赐予人类的真理，即使两者的圣经在书卷数量上各有差异。 因此，圣经应该使用读者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才能有效地研读圣经。圣经翻译史可追溯至公元前五世纪的亚兰文口译方式。当时被掳回归的犹太人，大多数都已经采用当时的国际商业语言亚兰文，对母语希伯来文感到非常陌生，因此，他们在会堂诵读圣经经文后，「传译者」（希伯来文称为methurgeman，参拉四：7）便实时提供亚兰文的翻译。这种翻译本来是以口译为主，久而久之，这些口译产生了文字版本，称为「他尔根」（Targum），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版本的「他尔根」；在亚兰文，「他尔根」就是「翻译」的意思。 《七十士译本》 然而，最重要而又是最大规模的圣经翻译工作，可算是由公元前三世纪的埃及亚历山太城犹太人团体展开的，他们把希伯来文圣经中的五经部分翻译成希腊文；其余的部分亦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陆续面世。一般称这译本为《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所谓「七十士」，是源于犹太人传统的说法：有七十二位长老花了七十二天时间来翻译五经，结果，他们翻译的作品全是相同的（意即七十二份译本都是一式一样的！）；后来有另一说法，把这个数目简化为七十，所以今天称这译本为《七十士译本》。 在新约时期，无论是犹太教教徒抑或是基督信徒，这部希腊文译本《七十士译本》都是他们共享的圣经，亦是保罗、路加以及大多数新约圣经作者使用的圣经。我们可能以为，《七十士译本》的内文就如现代译本的旧约部分一样，都是大同小异，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希伯来文圣经文本的流传过程产生的变化，使这部译本的希伯来文圣经底本与今天我们所用的希伯来文圣经不尽相同，其内文与现代的旧约圣经都有明显的分别。旧约次经中的某些书卷就早已见于《七十士译本》里，例如《亚撒利雅祷词与三少年之歌》、《苏撒拿传》和《彼勒与大龙书》，而《以斯帖记补篇》就分别早已见于《七十士译本》的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时至今天，这译本亦为正教教会（特别是以希腊语为主的正教教会）的官方旧约圣经，其权威并不次于原来的希伯来文圣经。 像《七十士译本》的翻译工作，在古代社会里可算是史无前例，而这译本的出现亦为基督教的圣经翻译奠立了基础和楷模。基督教会成立之初，信徒主要是犹太人，但随着非犹太裔信徒的人数不断增加，进入第二世纪，教会中外邦信徒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越犹太裔信徒。虽然《七十士译本》原本是犹太人的圣经，但随着基督教护教士和教父经常从《七十士译本》中引用经文作护教之用（如耶稣为童女所生），这译本在犹太人当中的影响力日渐息微；在拉比文献中，这译本更成为被抨击的对象。 《武加大译本》 在早期教会，希腊文是非常通行的语言，但为确保福音能广为人知，亦为有利于教导的工作，不同民族的信徒确实需要一部翻译成他们的语言的圣经译本。以希腊语为主要语言的早期东方教会，可能是最早把圣经翻译成其它语言的组织，例如叙利亚译本（又称《别西大译本》）。但最具影响力的则是西方教会（以罗马教会为首）所翻译的拉丁文圣经。 由于缺乏组织和监管，早期（约公元四世纪前）拉丁文圣经（统称为《古拉丁文圣经》）的翻译是十分混乱的，质素参差；因此，到公元四世纪末，当时的达玛苏主教（Pope Damasus）委托他的书记，亦是他的神学顾问、著名的教父和圣经学者耶柔米（公元347-419/20）重新修订当时的拉丁文圣经。结果，耶柔米花了约二十年时间，除了修订当时的新约圣经和旧约的次经书卷之外，还从希伯来文圣经（而非《七十士译本》！）重新翻译了旧约圣经。为重译旧约圣经，耶柔米更远赴伯利恒城苦读希伯来文；他可谓是早期教会历史中能掌握希伯来文的教父，这是十分罕见的！耶柔米所翻译的圣经译本名为《武加大译本》（Vulgate），是一千年来在西方教会最广泛使用的译本。其拉丁文名称Vulgata，意思是「通俗」，意即为一般人所使用。 新科技的影响 即使这些翻译工作都是为了使圣经普及于广大信徒，但在古代社会，要出版一部几十万字的圣经是极其复杂的；在古代社会里，所谓出版，其实就是抄写，过程是非常缓慢的。虽然有些设备完善的缮写房曾试图用朗读抄写的方法，大量制作圣经抄本，但情况不见得有很大的改善；其中的抄传错误，一般都会较以肉眼抄写的为多。 在这种原始环境下，出版圣经的费用极其昂贵。虽然中国东汉时代的蔡伦已经发明了纸张（约公元二世纪末），甚至有说西汉时期已出现了纸张（约公元前二世纪末），但这种技术却未能造福西方社会。西方社会仍要用羊皮抄写圣经，抄写一部圣经（新旧约全书）就需要五十只羊。钱固然是一个问题，质素亦难以保证。今天，很多信徒都意识到，留存下来的希伯来文（旧约）圣经和希腊文新约圣经的抄本，彼此间就有很大的出入，因此圣经研究里有一门学科名为「经文鉴别学」，就是要在流传下来的左证中重构一个最可靠、最接近原稿的文本。然而，不单单是原文圣经的抄本需要鉴别，其实译本也是一样，并且是更为复杂的。耶柔米的《武加大圣经》就是一个好例子。以新约圣经而言，现存的《武加大圣经》抄本接近一万份。某程度上，每一份抄本（虽然不是完整的圣经）都是耶柔米原来的《武加大圣经》的修订本！ 十五世纪初古腾堡（1397-1468）发明的活版印刷术为圣经文本的流传以及圣经的出版产生了革命性的贡献；自此，文本的质素便得以保证——倘若排版的人没有出错的话。这技术亦加快出版圣经的速度，再配合成熟的造纸技术（可能是由西班牙人引进），出版成本就大大降底了，使圣经更广为流传。在首批由活版印刷术印制的成品中，最为触目的首推拉丁文大字圣经《迈扎尔圣经》（Mazarin Bible; 1455/6；迈扎尔为当时法国枢机主教），又称《古腾堡圣经》（香港圣经公会最近购得一部《古腾堡圣经》的复制本，可供信徒参观）。 改革运动的精神 活版印刷术的出现亦正好配合改革运动对圣经的重视。在千多年的大公教会历史中，《武加大圣经》——而非原文圣经——一直为教会的官方圣经，是教会崇拜时诵读的圣经，是广大基督教世界（除东正教外）的圣经。其实我们不应该感到有甚么希奇，在过去的几十年来，华人教会依然把《和合本》抬高至等同原文圣经的权威；直至近代，还有些教会人士质疑学习原文圣经的必要性呢！改革运动所强调的「唯独圣经」，以及那种回归圣经——指原文圣经——的精神，无疑使圣经出版的需求大大增加。在这个时候，圣经的出版几乎只局限于原文圣经的版本，而且以新约希腊文圣经版本占大多数。 虽然拉丁文在老百姓的生活中，早已被其它地方语言所取替，但在改革运动之前的教会传统里，拉丁文依然是教会语言，而且更变成神性的圣言。要把圣经翻译成其它语言，教会都会视之为亵渎和悖逆的行为。约翰．威克理夫（John Wycliffe; 1328~1384）有见当时教会的腐败，认为对教会最有效的改革是让平信徒明白圣经。他把《武加大圣经》翻译成英文（1382），因而被革去牛顿学院神学系的教职。他生前虽然逃过教会的惩治，但在他死后，教会对他仍恨之入骨，竟然议决把他已死去四十四年的尸骨掘出来，烧成灰烬。 威克理夫对上帝话语的执着、对教会的热爱，以及他那颗对上帝火热的心，使他被誉为「宗教改革之晨星」（Morning Star of the Reformation），并深深影响到二百年后的宗教改革人士。要平信徒彻底地体验上帝话语的权威，信徒就必须能用自己的母语阅读圣经。马丁．路德在这方面无疑承继了威克理夫的心志，但他并非从《武加大圣经》入手，而是从原文圣经着手。他独力翻译了新约圣经，并于一五二二年九月出版；一般称为「九月圣经」（德语：September Bibel）。而在翻译旧约部分时，他汇集了多位学者，包括墨兰顿（P. Melanchthon; 1497~1560）和约纳斯（J. Jonas; 1493~1555），以翻译小组方式进行。路德的译本并非最早的德语译本，但却是最有影响力的。 随着圣经得到重视，圣经的出版和翻译工作亦陆陆续续地展开了，并且是在一个更开放和自由的气氛之下展开。然而，这方面的工作都集中当时的欧洲主要语言，例如在斯特拉斯堡印制的德文圣经（1466）、在威尼斯出版的意大利文圣经（1471），还有荷兰文圣经（1477）、法文圣经（1487）和葡萄牙文圣经（1496）。至于英文，虽然欧洲的印刷技术于一四七○年代已经由卡司顿（William Caxton; 1422~1491）传入英国，但第一本印制的英文圣经是在一五二五年出版，由丁道尔（William Tyndale; 1494~1536）从原文翻译的新约圣经。由于当时英国依然受罗马教皇管辖权力的范围内，而天主教又严禁把圣经翻译成其它地方的语言，所以丁道尔不得已要在德国进行他的翻译，并在那里印制，然后偷运回英国发售。但在完成旧约部分之先，他被判为异端，被火烧死了。因此，首本由原文翻译的完整英文圣经并非《丁道尔圣经》，而是《科威对勒圣经》（1535）。而在英文圣经翻译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译本是一六一一年的《英王詹姆斯译本》（King James Version），又称《钦定本》（Authorized Version）。虽然圣经公会发行数百种语言的圣经和译本，但自圣经公会成立之始，在英文圣经发行方面，一直都只发行《钦定本》圣经；而在一九○一年起，这政策却包括其它译本。 然而，直到十八世纪福音的大复兴，以及随后成立的宣教差会（主要在英国），圣经翻译与圣经出版就开始被重视。宣教士在宣教工场建立教会，他们如何有系统地宣讲圣经？以及如何使当地人能更体会和实钱圣经的教导？这些工作都是与圣经翻译与圣经出版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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