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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送祝福,什么才是真正的祝福?
鲁迅的小说《祝福》,在阶级斗争论盛行的时代家喻户晓,被认为是“艺术地诠释了阶级斗争论”的典范之作。祥林嫂的形象,也被定格为“受压迫的劳动妇女”、“苦难者的化身”。然而,当我们突破那个时代的解读模式,从更广阔的领域重新审视这篇作品时,发现其中的内涵远非阶级斗争论所能涵盖。其实,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从头到尾、由内至外,鲜明地围绕著一个命题,那就是宗教与信仰。
一、在浓厚的宗教背景下展现的世俗人生
小说以“祝福”一词为标题,本身就体现了浓厚的宗教学意义。“祝福”是一种岁暮谢神、迎神的宗教活动,“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
从“送灶”到春节及节后,鲁镇人的生活是围绕祝福而展开的。首先,鲁镇人普遍遵行这一宗教仪式∶“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其次,他们恭敬、细致地筹备仪式所需的一切∶“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五更天就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第三,他们严谨地持守仪式的神圣标准,生怕亵渎了神灵,因此“拜的只限於男人”,有不洁履历的祥林嫂连祭祀的器皿都不能碰。
除了这些重大的宗教节期,在日常生活中,鲁镇人的心理和言行,也都浸透了宗教的气息。例如,讳言死亡,谈论阴司报应等等,这些都是某些宗教赋予的特定思维方式和生活习俗。可见,鲁镇人是一群有著浓厚宗教背景和宗教意识的宗教徒。
然而,祥林嫂的曲折人生,却透露出鲁镇人有别於生活表象的生活实底,那就是他们的世俗生活与宗教信仰无关,是一种完全以实利为取舍标准的生活方式,与其虚饰的宗教形式恰成反讽。
当祥林嫂初到鲁镇时,极重宗教礼仪的鲁四老爷夫妇,自然有些嫌恶她的寡妇身分。但看她“安分耐劳”,很合用,也就“将她留下了”。当祥林嫂在“寡妇”之外,又添了“再嫁”的污点时,他们又因雇工的难求和祥林嫂的温良克己、“一人顶几人”的实惠而收留了她。当他们发现祥林嫂变得大不如前、呆滞健忘、精神不济,便后悔收留了她,於是打发她走了。
鲁四老爷在鲁镇享有尊贵的地位,然而,连这样一个重祭祀、尊礼仪的“理学老监生”,在祥林嫂的去留问题上,都未以宗教礼仪为重,考虑的只是自身的利益,更何况别人了。祥林嫂的婆婆在卖儿媳时,毫不顾忌宗教的女性贞洁观;“中人”卫老婆子,对祥林嫂的婆婆高价倒卖儿媳并从中渔利的行为很佩服,认为是“精明强干”的“好打算”┅┅
鲁镇人就是这样奇特的对待所信奉的宗教∶一方面,在宗教礼仪上尽显敬虔;另一方面,又在实际生活中,践踏著这一宗教的信仰内核。
宗教与信仰这原本一体的概念,於是就这样被分解为两类毫不相干的东西。
二、祥林嫂∶真诚的信仰践行者和探索者
与掌管祭祀的尊贵的鲁四老爷相比,祥林嫂是极其卑微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处於社会底层的人,却比其他任何人,包括宗教文化的执掌者,都更笃信宗教,谨守这一宗教的各项诫命。这种真正敬虔的信仰态度,使她在鲁镇这样一个伪信的荒漠中,成为令人惊异的存在。
首先,她恪守宗教文化为女性制定的原则。顺服、吃苦耐劳、宽厚善良等多种品质,都在她身上有著鲜明体现。她是严格按照当时宗教文化的标准来塑造自己的。对她而言,宗教律法不是高悬於身外的教条,而是身体力行的内容。
这一点,在被迫再嫁一事上,得到了突出体现。祥林嫂拼命抗婚,只为践行当时的宗教律法,保守自身的贞洁。为此她险些丧命,并在额头上留下了无法消除的疤痕。然而这理应被鲁镇人称颂的义举,后来却恰恰遭到了鲁镇人的讥笑,那象徵贞洁的疤痕反成了耻辱的标记。
同样,当祥林嫂得知“捐门槛”能赎罪、免去地狱的刑罚时,又一次真诚地竭尽全力、倾其所有践行这律法┅┅然而她的真诚,却使伪善的鲁镇人感到厌恶。正是信仰的真诚与敬虔,使祥林嫂与鲁镇人格格不入,最终无法避免被驱逐的悲惨命运。然而,也正是这一悲剧所激发的困惑和绝望,促使祥林嫂反思笃信的宗教,进而发出了惊人的质问和探求∶“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这是历经苦难,沉默寡言的祥林嫂,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呼求。以往的祥林嫂,和鲁镇人一样,无意识地秉承了宗教的观念,却从未真正有过个体生命的面对与思考。这发问,标志著祥林嫂内在生命的复苏与觉醒。
这一具有重大挑战性的声音,超越了几千年儒家经史圣贤所掌控的宗教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廊中,激荡著惊天动地的回响。
在鲁镇,对於“魂灵的有无”,有这样几种常态看法∶一种是柳妈为代表的阴司报应鬼神观;一种是鲁四老爷为代表的“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的理学观;还有一种是“我”所代表的“向来毫不介意”、“谁来管这等事”的不理睬观。
这三种常态的类型之所以在鲁镇并行不悖,是因为它们有很多本质上的相通之处──都貌似持有一种观念,实际上没有任何个人的思考和见解。
尤其是,鲁迅以“我”为代表,揭露了“有见识”的“新派人”的同样蒙昧与油滑的信仰状态。当“我”被祥林嫂问及“魂灵的有无”时,才“悚然”发现,自己对此“向来毫不介意”。这尖锐地暴露了,文化人真理探求意识和自我思考意识的丧失。
当祥林嫂打破了“我”长期以来对真理的漠视与回避,将“魂灵的有无”问题,不容逃避地摆在“我”面前,“我”却仍然采取了回避真理本身、关注现实利害的投机态度。
“我”是鲁迅笔下一个“新派”人物,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因而比鲁四老爷们拥有更新的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我”在深层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上,并未真正超出鲁镇人。“我”应对现实的方式,仍旧是旧式的实利原则,关注的仍是形而下的物质实利,而非形而上的超功利真理。这使“我”的思想,始终纠缠在现实利益的得失层面,而无法进深到抽象、纯粹的真理探求领域。这种视现实利益重於真理本身,甚至依现实利益的需要而改变真理内涵和特性的方式,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典型的实用理性思维方式。
可见,“我”这个新派的、以“打倒孔家店”为标志的反传统文化者,无论从思维方式还是思想内容上,都未超越以孔孟之道为窠臼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自孔子始,正式走上了一条专注於现世人生的道路。孔子因继承了前人“天道远,人道迩”的观念,而采取了“以人道尽天道”的方式探究人生。这一思路确定了孔子之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
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正是这一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它引导中国人,将思维的领域限定在此岸人生,彼岸则以“悬置”的方式不予理睬。於是,“不语怪力乱神”、“罕言‘性与天道’”成为孔子为代表的国人普遍的思维方式。
这种对鬼神既不提倡、也未否定的思想,使得孔子之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无神与鬼神并存的现象,以一种共融的方式,奇特地繁衍著。鲁四老爷、柳妈和“我”所代表的三种信仰类型,都是这一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我”身上的 “新”,不过是一些外在的东西。“我”的内在本质,是一个新瓶旧酒式的鲁镇人,“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注1,P27)。
鲁迅在杂文中,批判过这样的人生“看客”──他们虽然经历生与死的考验,却不正视“魂灵的有无”,“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注2,P237-238)
鲁迅进一步指出∶“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注2,P240)
鲁迅对宗教是持相当的肯定态度的,他认为,“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虽中国志士谓之迷,而吾则谓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己矣。”(注3,P27)。即宗教所体现的信仰,应当超越有限的物质世界,是对无限的绝对真理的追求。
由此看来,真正具备这一信仰潜质的,不是恪守宗教规条的鲁镇人,而是被鲁镇人驱逐的祥林嫂。当然,祥林嫂固守的鲁镇式的宗教律法,到底是否值得持守,大可探讨与质疑。但毫无疑问,祥林嫂是一个真诚寻求真理的人。她终於越过盲从,萌发了个体性的反思与追寻。
长期以来,人们视祥林嫂为愚昧的化身,未能看到她在信仰过程中,从愚昧向智慧的转变。其实,智慧并不仅仅表现在对真理的认识与把握上──有限的人本就无法完全掌握无限的真理──而在於是否具备对真理不懈追求和独立探索的主体意识。
这是一个身处黑暗却识别了黑暗的人,是鲁迅所说的从“旧垒”中走出来、“反戈一击”(注2,P286)的叛逆者。与阿Q这一获得极大成功的艺术形象相类似,祥林嫂艺术形象的内涵,也突破了人物本身的限制。她的形象,绝非下层劳动妇女或某一阶级的典型所能涵盖。她颠覆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普遍认同的、劳动者只能从知识分子的启蒙中获得真理的观念,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启示与思考。
三、殊途同归的信仰发现
如果说,求真、探索的狂人形象是鲁迅的自况,那么,祥林嫂的发问,也同样表达了鲁迅心灵深处的呼求。从“走投无路”、离开故乡开始,鲁迅就踏上了一条“走异路,逃异地”(注2,P415)的真理探索旅程。
所谓“走投无路”,并非单指外在的生存状况,而是内心对一种文化与人生的绝望。鲁迅一生都漂泊在“穷途”与“歧路”(注4,P150)的心灵求索中,充满困惑与迷茫。
从《呐喊》到《仿徨》,再到《野草》,鲁迅步入了一个由确信到怀疑的思想过程。他从听命呐喊的助威者,转变为“荷戟仿徨”的孤独者。表面上看,这是从积极转向了消极,实际上是思想探索不断进深的结果。苦闷、仿徨和怀疑,是这进程中的必然表现。由此,鲁迅探索的领域从社会政治转向宗教文化,从有限的此岸伸向无限的彼岸,展开了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叩问与追寻。
《仿徨》一书,是鲁迅步入深层探索领域的标志之作。篇首借用屈原《离骚》里的诗句“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表现了生命短暂、追寻紧迫的感慨;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表达了执著坚韧的探索意志。
小说《祝福》,是《仿徨》的开篇之作。如果说文中的祥林嫂,并未认识到她的发问,蕴含著何等重大的思想史意义的话,那么,撰写出这一问的鲁迅,却有著异常清醒的自觉意识。这发问标志著鲁迅的探索,越出了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思想的界限,向著一个未识之地迈进。屈原的这一“天问”,不仅覆盖了整个《仿徨》,也贯穿於《野草》的创作,成为直至鲁迅人生终结的生命绝响。
鲁迅对魂灵问题的探索,是从否定现存概念式开始的。如同祥林嫂撇开熟知的答案而另行追问一样,在《野草》集的《影的告别》中,鲁迅以“天堂”、“地狱”和“黄金世界”,概括当时普遍存在的宗教信仰与哲学文化──有的自欺欺人,有的沦为了“吃人”工具,有的完全未能与个体生命实践结合,因而沦为了无生命意义的抽象存在。因此,鲁迅不愿追随,宁可“仿徨於无地”、 “独自远行”。(注1,P165)
同样,在《野草》集的《过客》一文中,鲁迅借“过客”之口,诉说那使他“息不下”的呼唤,这来自心灵深处的呼唤,催动他拒绝了老翁的劝告和女孩的诱惑,执意亲自去探究,“坟后面是什么”(注1,P188)。
从“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到“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和“坟后面是什么”,中国思想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这久违的天问,彷佛是从传统思想史的终点回转,上溯、穿越几千年历史文化的隧道,与孔子发出的另一个感慨“朝闻道,夕死可矣”相会合。如果说,孔子是轴心时代具有转折性质的人物,那么,鲁迅则是另一个历史转型期的思想伟人。他的意义不在於找到了普遍适用的真理答案,而是斩断了禁锢思想、阻碍真理的锁链,使我们有了迈向真理的自由与希望。
与西方宗教典籍圣经中有关信仰的记载相对比,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虽然《祝福》的宗教背景完全不同,但揭示的信仰悖论却惊人的相似。当神子耶稣以肉身形象来到他的选民犹太人中时,正是这些严守宗教礼仪、对上帝的显现及救恩仰望已久的犹太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些身居高位、执掌宗教权柄、精通经文的祭司长与文士,恰恰是讥诮、辱骂和残杀救世主的罪魁。相反,一个被犹太人鄙弃、定罪的强盗,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祈求耶稣的拯救,得以升入了乐园。
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看来《祝福》中的悖论与反讽,不仅仅是属於鲁镇人的,更是属於全世界有宗教、无信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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