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七章 倪柝声积极充实实力（1948-1950）（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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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是为了现在，更是为了将来。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基本弄清楚了，才能“有所鉴戒”。

警钟长鸣！ 警惕倪柝声的错误教导对信徒现今与来世结局的影响！

让倪柝声（倪柝声的神学、倪柝声的错误教导）从神坛上走下来！

愿神怜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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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i
《警钟长鸣》梁序        iii
《警钟长鸣》康序        v
《警钟长鸣》庄序        viii
《警钟长鸣》道仆序        x
《警钟长鸣》自序        xii
《难泯岁月》俞序        xv
《难泯岁月》自序        xvii
第一章  我的成长与上海地方教会        1
第二章  倪柝声的早年时期（1903-1927）        6
第三章  地方教会的建立与发展（1928-1935）        25
第四章  地方教会的成长（1934-1937）        52
第五章  烽火中的地方教会（1937-1945）        75
第六章  倪柝声复职（1948）        102

第七章  倪柝声积极充实实力（1948-1950）        140

第八章  解放初期的地方教会（1950-1951）        157
第九章  从冒进到投降（1950-1952）        199
第十章  逆水行舟与风暴前夕（1952-1955）        213
第十一章  教会经受肃反（1956）        230
第十二章  我的旷野年日（1957-1980）        255
第十三章  倪柝声的隐情和误失        272
第十四章  历史教训与宝贵传统        291
第十五章  倪柝声的理论与实践（一） —复职前—        330
第十六章  倪柝声的理论与实践（二） —复职后—        362
第十七章  倪柝声的理论与实践（三） —综论—        397
第十八章  倪柝声的理论与实践（四） —海外影响—        415
第十九章  倪柝声最后二十年        432
第二十章 地方教会 - 反思与前瞻                 450
结束语          498

附件一  倪柝声简历        501
附件二  张汝霖等与张美珍的登报启事        503
附件三  复伦敦罗区福街聚会信 1935.7        508
附件四  鼓岭同工训练班学员名单         514
附件五  倪柝声：我是怎样转过来的        519
附件六  记俞成华、李渊如和汪佩真        537
附件七  吴乃恭：仗义执言以正视听        559
附件八  黄渔深：致倪柝声先生七封公开信        561
跋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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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七章 倪柝声积极充实实力（1948-1950）


    第七章    倪柝声积极充实实力（1948-1950）

政权交替时期

政权易手之前

1948年6月3日，倪柝声在鼓岭的祷告《为华北、东北局势祷告》中说：「在长春、沈阳、济南等地有袮的子民，求袮不让他们受试炼过于所能受的。……求袮不让恶者张狂，求袮使袮的福音不受拦阻。」其后他说：「政权的胜败不管我们的事，我们自己的态度应改变，不宜批评、咒诅、毁谤。只要一个政权不反对我们事奉神，我们就应该为他们祝福。」（倪文59:83-84）

1948年解放军全面反攻，国军不断失利，各战场形势起了根本性变化。在倪氏祷告之际，沈阳的外围均被攻克，长春五月份起被长期围困。此二城市的补给仅靠空运。山东战场胶济铁路西段全被解放军攻占，济南完全陷于孤立。倪氏对于当时的时局十分关心。毛泽东早在1940年提出新民主主义是实行共产主义以前的过渡时期，不是一党一派一阶级专政。1949年政权易手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过渡时期总路线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当年多数党内外人士相信新民主主义时期将会持续一段时间，资产阶级还是可以团结利用的对象，以发展当年中国百业萧条、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倪柝声通过发奋学习马列和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及得到地下党员张汝励的保证：「共产党执政后一定尊重人民宗教自由」[1]，相信解放以后还会有好几年的时间可以有宗教自由、发展企业和自由活动的空间。因此他在复职以后，就抓紧时间，积极充实实力。

共党建国初期

共产党于1949年10月建国；虽然在军事上已经取得胜利，却面临国内各种暗藏的反对势力和经济上百废待兴的困境。政府为要迅速控制全局，因此在稍事休整以后，就接二连三地开展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1950年3月开始,全国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目的是要肃清反对势力，巩固新政权。镇压对象是以国民党残余、特工、土匪势力为主。但因缺乏明确的量刑标准和审判程序，扩大了打击面，许多国军投诚官兵和中共地下党员也被镇压致死。政府在1950年6月发布《土地改革法》，9月开始在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开展。这是老区土改的延续，要在农村中镇压地主、平分土地，取消土地私有制。其后，地主和富农受到长时期的管制，以期控制在广大农村的反对力量。在1950年6月政府开始抗美援朝运动。党和政府趁着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势头，进一步加速在基督教和天主教内的反帝运动，并且开始了基督教三自爱国革新运动。1951年底，政府开始了在经济领域中的三反五反运动。五反是为在今后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企业私有制改造为公有制）铺平道路。共产党原本承诺五十年的过渡期就变成了一句空话。

解放初期国内的政治运动总是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群众性运动，无一幸免。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与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先后都在1950年开始，彼此协调。共产党就此铲除反对势力，掌握各行各业的控制权，也达到了广大民众顺应的效果。1948年倪柝声复职以后，眼见步步紧逼的政治形势，也在加紧充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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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秀良，《破壳飞腾》，附注：前言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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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七章 倪柝声积极充实实力（1948-1950）


倪氏着重培训

倪柝声于1948年5月在上海复职后，立即接管上海生化药厂，交给几位得力助手经管，自己马上开始去到福州鼓岭，进行同工训练。他从1928年在上海建立地方教会一开始，就一直亲手抓紧培训工作，俾使同工们能够完全按照他的指导去发展地方教会。这就不会像以前那些同工们那样地难以对付了。

历来注重训练

1928年初，上海地方教会刚成立，倪氏在首次得胜聚会中就提出要作四方面工作，即文字工作、得胜聚会、建立地方教会和训练青年人。（26:248-251）

1935年，他在烟台传教士巴若兰处得到复兴之后，就到福建泉州召开得胜聚会，首次提出「全国工作计划」，其中包括栽培少年人的工作。（41:207）

1937年6月，倪氏在出国访问史百克之前的晚宴上，说到三方面的工作：贫民福音、盖大会所和真茹的工作。他说：

真茹乃是为两等人，第一是为着地方负责人，要得灵性的帮助，可于夏天或者假期中，来读一点圣经，好让他们以后能够负责得更好；第二是为着一班少年工人，就是那些明白主呼召他们出来服事主的，来此读经一段时间，以后出去工作。……真茹也是个人的工作，由我和栾弟兄负责。真茹不是客栈，不是疗养院，也不是神学院，乃是专为少年工人及负责弟兄设立的。[1]

栾腓力协助倪氏在真茹购买土地并建造房屋两幢；可是在即将建成时，就在1937年8月的淞沪激战中被炸毁了。[2]

巴若兰和其他两位女传教士脱离内地会，迁到上海，成为倪氏的同工；但是她们的事奉主要是以祷告为主。1939年，倪氏访问史百克归来，先后成立了基督徒交通传道之处及同工招待所，培训上海及外地同工。首先他在长乐路友华邨开办第一期训练。1940年他在愚园路749弄开办同工招待所，除了四位同工姐妹李、汪、缪、张入住以外，还有巴若兰等几位传教士。每天上下午由倪氏进行座谈有几个月之久。当年他着重于「基督的身体」的信息。每隔两个月有一次特会，每周三晚上还有周中聚会。（倪文第44册）四位西国姐妹以后被安顿到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培福里一座洋房里。1942年，倪氏被教会停职后，还继续对她们进行培训。[3]倪柝声喜欢讲道，总能讲得滔滔不绝，头头是道，也有震慑力令人钦佩。他喜爱讲道、培训和工作布排，但是难以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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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倪柝声，<倪弟兄出国饯行饭后谈话>，《特会，信息、及谈话记录》三，倪文43:68。真茹（现称真如）位于上海近郊。

[2] 李常受，《倪柝声》，352。

[3] 张锡康，《回忆录》，52-54，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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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七章 倪柝声积极充实实力（1948-1950）


成立「执事之家」

早在1943年，倪柝声还在重庆时，就开始去鼓岭陆续购进外国传教差会的房产土地。可见他虽然在重庆教会内十分低调，却从未失去东山再起的愿望。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李强在1989年所写毕业论文《基督徒聚会处的历史形成、结构和社会机制》中说到，倪柝声于复职后的1948年6月把鼓岭和海关巷的两处房产过户给福州聚会处，创办基督教执事之家。其目的是为了将来培训各地负责人，也作安置退休负责人之用。[1]因此，执事之家以后在土地改革中被划为团体地主，而倪氏却逃脱了被划为地主身份的灾难。当年的地主是被视为人民的敌人、斗争的对象，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多人惨遭残杀。

他在复职时，福州和鼓岭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基督教执事之家包括海关巷和鼓岭两处。位于福州仓前山的海关巷14号是办公所在，负责联络接待各地地方教会领袖，且作为培训就近的同工们；[2] 而位于近郊的鼓岭乃用于全国性同工训练。执事之家正如生化药厂一样，是倪氏个人的职事，不属于地方教会。他单独负责所有的经济开支，包括1948和1949年两期鼓岭训练的一切费用。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开支。他要大办企业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了使他能够独自负担他自己的个人职事。他负担同工训练的一切费用和培训内容，没有别人可以参与。

鼓岭训练安排

鼓岭训练概况

鼓岭训练原来计划举办三期，每期100人，为时半年；实际上只开办了两期。第一期是1948年五月下旬到十月初。[3] 第二期训练原定于1949年四到八月举行；但在开办两周后，即迁至海关巷。那时国共战事已经进展至东南沿海和福州周围。第二期训练在七月匆匆结束，福州于八月解放。（两期训练的学员名单见附件四。）李强说名单所列人数不全，其出生年代也是约估。这可能是由于在长达数月的训练期间，临时到来或者有非正式的受训者，也有人中途离去或加入的。

执事之家的学员由各地聚会处推荐，经执事之家审批后发出邀请。学员多为各地同工或长老。他们大多曾经在各传统教会担任职务、受过神学训练或传道多年，在信徒中有威望的，但是也吸收少数执事和青年人。第一期参加人数80-100人，结业时共70人。鼓岭训练也邀请在海外的同工，如马尼拉的缪受训，新加坡的陆忠信，泰国的陈则信以及几位外国宣教士。但是来自上海的乃以女同工为主。除了俞成华以外，其他在上海的同工长老如张愚之、许达微、杜忠臣和朱臣等均未参加，而他们都是在1942年竭力主张革除倪氏的。他们未能参加训练很可能是由于未被邀请，李渊如也没有参加鼓岭训练。第二期的成员则以福建的同工占多数，可能与时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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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强，《基督徒聚会处的历史形成、结构和社会机制》，10，12-13。李强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现代中国宗教专业八九届研究生，不会是基督徒。此文是他于1989年的毕业论文。他的导师罗竹风（1955-56年是上海宗教事务局局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兼宗教卷主编，宗教学专家）和中国哲学史专家严北溟。

[2]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地方教会所说的海关巷14号，很可能就是李强文中的海关支巷4号。

[3] 李强，《聚会处的历史形成》，18。李强说「第二期从1949年4月开始，因福州解放而提前结束（1949年7月）。张锡康说「第二期是从1949年2月到8月。」，摘自张锡康，《回忆录》，109。陈福中说：「……1949年4月，第二期同工训练又开始」，摘自陈福中，《倪柝声传》，91。但是，台湾福音书房《倪柝声文集》有关鼓岭训练的记载的《编辑说明》记载，「……第二期是1949年8月至翌年初止。摘自<编辑说明>，《鼓岭训练记录》一，倪文59：1。作者认为李强的记载日期较为可靠，因为李强和张锡康是在国内，而《倪文》第59册是1993年在台湾编辑的。程强曾经短期参加第一期训练，俞崇恩短期参加第二期，史祈生中途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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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七章 倪柝声积极充实实力（1948-1950）


生活安排管理

第一期鼓岭训练的安排管理如下：

白家：家长黄履铨，管理浙江、温州地区的三十余位学员。

禅家：家长缪韵春管理女学员及聚会场所的事务。

沙家：家长张子洁，管理华北地区的学员。

何家：家长陈志信，管理港澳及海外地区学员。

吴家：家长魏光熹，管理三对夫妇学员及其子女。

倪家：倪柝声住处，召开各家长会议，商讨培训事宜。

诊疗所：负责人周李碧霞（西医）、黄国斌（中医）。他们对贫苦农民实行免费医疗。1950年共诊治了5,905人。

招待所：郁瑞和左弗如负责，招待各地退休或来旁听的同工。

鼓岭小学：于1949年春开办，设四个年级，分五个班级教学。1950年有学生105名，教员（由鼓岭受训学员兼）九人，实行免费教育。

执事之家的办公地点在海关巷，负责人汪佩真。

在鼓岭还有百余亩水旱田，作为受训学员的劳动生产基地。鼓岭山区的300余名农民信徒由同工余笃信、黄国斌带领。

鼓岭训练内容

在训练期间，除主日外，每天上午8-10点聚会，稍事休息后再聚会到12点。下午是个人灵修、整理笔记、个人交通或作被分派的工作。晚上有时亦有聚会。每天上午8-10时要过「属灵关」，学员依次作个人见证，讲述得救、蒙召、属灵经历和存在问题。其后则由倪柝声作评语，指出其优缺点。（倪文55:33和58册）

倪氏在训练一开始时就作了「第一期鼓岭训练简介」，提出十二项所要学习的功课概要：1）受训练：关于生活、顺服、带领、教会、职事、事务、启示、审判和感觉等；2）训练别人：关于福音、初信、读经等。（59:1-2）倪柝声文集第59-60册（《鼓岭训练记录》卷一、二）记载了鼓岭训练的主要内容，诸如外面之人的破碎与灵的使用、权柄、交出来、耶路撒冷原则、全体传福音和移民传福音以及有关工作安排等。有关权柄的内容如旧约中背叛权柄的例子等，就有十二篇之多。「外面之人的破碎与灵的使用」以后出版为《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初信造就」是他新推出的，是全国地方教会信徒所要接受的基本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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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七章 倪柝声积极充实实力（1948-1950）


鼓训重要意义

训练同工是倪柝声一向所注重的。他要作大事，就必需有一大批可靠忠心的助手。何况他沉潜六年，与同工们已经疏远。他也不能忘记1942年在上海被停职后的威信扫地，必然会引起各地同工的猜疑和议论。李常受说：「多年来，有好些人背叛并攻击他。最厉害的一次是在1942年，针对他作生意这件事，牵涉到上海的圣徒。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包括同工和长老，都背叛他并攻击他。」[1]由于各地同工都不与他来往，他在上海逗留一段时期后，只得重返福州，孤单窘困，直到1943年才被远在重庆（自由区）的同工的邀请。

他若能长期经常的分批培训各地同工，用权柄把他们掌握在手，才能有比以前更为巩固的地位，立于不败之地。倪氏在全国同工大会上的讲论虽能振奋人心，但是他认为还需要紧跟着有几个月的重点集训，深入反复讲透他的论点，又能有近距离的观察交通，才能建立起彼此间的信任，在这时代剧变的风浪中成为他发展各地的重要推手。

李强（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学研究生）在1989年的学位毕业论文《「基督徒聚会处」的历史形成、结构和社会机制》中说：

基督教执事之家对于「聚会处」的发展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它标志着聚会处正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教派。在此之前，尽管上海聚会处一直对各地聚会处产生过很强烈的影响，但各地聚会处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并不一致。执事之家强化了聚会处的思想和组织结构。倪柝声在这个培训班中系统地阐述了聚会处的思想和组织理论。

他根据讲稿写成《初信造就》（50篇）和《教会的事务》（8篇）。1950年以「鼓岭书屋」的名义印发，并由上海福音书房再版发行。《初信造就》详述了信徒的行为的规范和发展目标。

《教会的事务》是《工作的再思》的深化和发展：1）强调工人对教会的领导，把教会的组织从地方教会发展到中心教会。2）强调全体的事奉，即动员和组织全体按其才能服务于教会。3）强调事务的安排，使教会内部的组织形式异常严密。而最为重要的是经过执事之家培训的各地学员都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服从于全国性的准则下，学业结束的学员或是回原所在地区，听命于上海聚会处的领导，或是服从指挥，去接管各地独立的聚会处或开拓新的教区，如陈恪三被派去接管昆明聚会处，阎迦勒和房爱光被派去改组北京聚会处。陈必前兼任福州聚会处长老，张子洁等同工兼任青岛聚会处长老。原长老朱臣、俞成华被作为使徒派往西北一带传教。从而形成了一个以福州「执事之家」和「上海聚会处」为中心的从上而下的组织体系。这个体系中「交出来」和「福音移民」的浪潮中迅速地强化和发展。[2]

李强的导师罗竹风，曾于1951年起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处长，54年起担任上海宗教事务处处长。[3] 56年上海宗教事务处被升格为宗教事务局后，他任局长，是当年策划「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主要人物。因此李强二十余年后的论文可以代表解放初期政府对倪氏的观察和评估。虽然倪氏随后的鼓岭签名形成其主要反革命罪状，但是他复职后立即举办鼓岭训练，使聚会处成为「具有思想理论和组织结构一致化的全国性教派」，就已经引起共产党的瞩目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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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常受，《倪柝声》，197。

[2] 李强，《历史形成》，20。

[3] 罗竹风的母亲曾经患有瘫痪十八年。神借着宋尚节医治了她，能够站起来行走。她成为虔诚的基督徒。罗的父亲原任邮局高职，见此神迹，就成为传道人。宋尚节也送给罗竹风一本圣经。罗竹风后来虽然成为共产党内研究宗教学的专家，对****的共产党也深有感慨，但是始终没有接受基督教信仰。摘自宁子，《生命的云翳：一个家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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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七章 倪柝声积极充实实力（1948-1950）


理念先行：属灵、工作、教会

三个主要内容

虽然倪柝声一生讲过很多的道，有很多的中心课题；但是他始终如一的讲题只有两个：「属灵人」（包括「人的破碎」）和「地方教会」（包括权柄论）。他始终着重「灵高魂低」，并且以「地方教会」为自己所首创的唯一正确教会。在1948年四五月间的全国同工聚会中，他东山再起，提出教会的职事、耶路撒冷路线，权柄集中和交出来。倪氏在紧接着的鼓岭训练中，除了反复强调以上内容外，还着重提出三点。

1. 人破碎灵出来。有关这个题目的四次讲论随后以单行本出版，题为《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此书是倪柝声在《属灵人》出版二十年以后的简要版，也是他最为畅销的著作之一。

2. 强调初信造就。《初信造就》共有52讲。他要在全国各地地方教会同时开始，有同样的进度，每周一次，每个信徒都必须参加，缺席的要补课。这样，不但是同工们，所有信徒也都要得到同样的训练。

3. 公开工作计划。倪柝声在全国同工聚会和鼓岭训练中所讲内容，只是对内的、保密的；但是他在鼓岭所讲《今后工作的路》却是及时发表于《执事报》，作为直接面向全国地方教会信徒的正式文告。他要把自己的复职理念广传。

《今后工作的路》（1948.8，倪文55:100-120）

《今后工作的路》：倪氏表示已往只看清教会的地方性，今天却看到使徒传福音与移民传福音的不同。

1. 工作是全国性。教会是地方的，工作是区域的。教会没有区域，但是工作是由许多地方合成一个工作区域。事实上，工作是全国性的，由倪氏一人领导。

2. 工作需有中心。所有工作都集中在中心，不能分散；有时出去，有时回来。中心的地方，不只是长老负责，工人也兼作长老。上海，福州都是中心。安提阿的路是使徒出去传福音；耶路撒冷的路是所有信主的人移民出去传福音。

3. 基本训练与配搭。所有弟兄姐妹都要接受「初信造就」的训练，然后送出去传福音。不需多少年的工夫，就能够很容易把福音传遍中国。今天的要求不只同工要有搭配，就是负责的也要有搭配。所有的人没有一个可以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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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七章 倪柝声积极充实实力（1948-1950）


五篇教会讲论

倪氏于复职后的一年内（1950.4-1951.4），又陆续公开发表五篇关于教会的讲论。

1.《教会的立场》（1950.4）

神在圣经中给我们看见：祂把所有属灵的东西都摆在教会中。有两个基本的条件才能成功地成为教会。第一是圣灵的权柄。教会里只有圣灵有权柄。我们蒙召出来，有一个基本的立场，是要顺服，要建立圣灵在教会中的权柄。第二，地方的界限。（55:173-197）

2.《城的教会和家的教会》（50.6发刊）

神以地方为教会的单位，家不足以为单位。城或地方乃是教会正当的称呼，是教会的范围。单位比城或地方小的就不是教会；是分门别类，为要建立自己的宗派。联合教会是错的，地上零星的派别也是错的。「家教会」乃是同在一地不肯合一者的护身符。这个家乃是宗派半路凉亭的凉亭，不是圣经中所说的家。[1]（55:197-219）

3.《抓住机会》（50.7讲话）

一切满意目前的人，都是失去机会的人。要不失去机会，就需要有属灵的训练、感觉和眼光。一有机会，就不让它失去，就能断定、掌住。主在我们中间可以作再大十倍的工作。你们要一直去，一直不停。我们也许应当得着耶稣家庭和那些爱主而不反对我们的团体。弟兄们要全体出去得着他们。（55:227-238）

4.《教会的内容》（50.12讲话）

接纳﹕一个教会如果站在圣经中地方的地位上，就必须接纳一切主所接纳的人；不接纳神所不接纳的人。

管制﹕林前5章六种不同的人需要被教会管制。关乎主耶稣道成肉身的身位非争不可。

包括﹕教会必须包括而不是「见外」。圣经里有的，我们必须站在正面；圣经里两可的，我们就站两可；圣经里所没有的，我们必须拒绝。

工作﹕所有弟兄姐妹都要有事奉神的机会。

不能有作一个系统的思想﹕不要以为神的真理和福音只从我们中间出去。假若有一班弟兄早已在一个地方互有来往，你若另外有起头，而不和他们来往，这很清楚的证明你不认识教会。

5.《教会的合一》（51.4发刊）

在各地有四种不同的合一：1）罗马教的合一：全世界众教会合成一个教会，有教皇；和世界的组织一样。2）「属灵」的合一：更正教初期是国教，以后因有不同的属灵道理而形成不同宗派。3）教会在地方上的合一：一个地方有一个教会是圣经里的合一，包括当时当地神的儿女。4）堂会主义的合一：以一个堂为一个教会，一地有多数的教会。这不合圣经。

倪氏说：教会是地方的，宗派是罪恶，这两点不能放松。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一个行政；所以要受地方的限制。神的儿女如果看到身体的合一，就不只是弟兄姐妹的交通要合一，并且行政也要合一。（56:73-143）从倪氏以上的讲话来看，他当年所公开于全体地方教会信徒的信息是着重灵、破碎魂、初信造就，教会的立场与「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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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年在上海就有以林津和徐华等为首的「家教会」，规模不大，也属于基要福音派信仰。徐华是作者在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同学。他以后到美国，在纽约行医，又成为著名的布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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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七章 倪柝声积极充实实力（1948-1950）


交出来办事业

为福音交出来

倪柝声在1948年同工聚会中强调交出来。他于1949和50年在香港又一再强调交出来，多次提到脱离钱财和脱离罪是同等重要和为福音变卖一切的重要意义。（倪文61-62册）他在香港时说：

现在大陆人民政府有所谓的「共同纲领」，指出……他们的实施是模仿使徒行传中「凡物公用」的原则，无党无派，全国都是工人，一切产业归国有。（61:37）

一个人如果继续活在罪中作罪人，固然不能作基督徒；他如果继续活在钱财中，也不能作基督徒。（61:79）

交出来就是等于变卖一切；变卖一切，就是脱离玛门的捆绑，脱离玛门的力量。（61:82-83）

我们要恨恶玛门如同恨恶罪一样。基督徒若不恨恶罪，就是不对的，是堕落的基督徒；同样的，什么时候你不能恨恶玛门如同恨恶罪一样，请你记得，你是已经堕落了。（61:86）

交出来不只是包括你整个人，并且是包括你的所有物。千万不要弄错，以为只要把你的心归给主就够了。（61:89）

交出来的钱财有三方面的用途：第一是用来传福音，第二是帮助穷人，第三是为着教会里的弟兄姐妹。（61:87）

所以最好请负责弟兄到你家中，看看有什么是可交出来，或者给缺乏的弟兄姐妹，或者变卖了奉献给贫穷的弟兄姐妹。有的弟兄说，我的东西很少。但这个少和多，不是你自己说，乃是看教会怎么说。总是宁可过了分。（61:94）

对于同工，也需要有一点安排，好使他们无后顾之虑。可以按着单位分，不管是有名无名的弟兄，大的小的，都算一单位；配偶和未独立的孩子算半单位，父母靠你维生的也算半个单位。盼望在弟兄办的事业中也是这样作法。前几个月在重庆药厂，得利是按单位分给个人，因为厂中弟兄姐妹都是交出来的人。现在广州要办，也是这样作。在各地药厂因为员工都是弟兄姐妹，虽然工作、地位、责任不同，但从经理到烧饭的人都拿同样的待遇。（61:180）

在共产党的解放区中，不但是主的感动、圣灵的呼召，要人撇下一切，并且是环境迫你非得撇弃一切不可。（61:230）

1949年8月31日，倪柝声引用共产党的《共同纲领》，鼓励为福音而变卖一切交出来，过凡物公用的均平生活。[1]这似乎是要大家作表率，走在共产党前面。他暗示，不然共产党也会强迫大家交出一切财物。事实上在不久以后，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国所有私营企业都必须转成公私合营，正式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家也都丧失了经营自己企业的权利。至于倪氏所试着实行的「均平生活」却是想要走在共产党前面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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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共产党在北京召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该会议中，于1949年9月29日通过了《共同纲领》；而倪柝声却于8月30日就引用了。在《共同纲领》的正式文件还未通过以先，倪氏就已得知，可见他对于时局的敏锐程度。《共同纲领》其实在1946年已经产生，于1949年重新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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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许梅骊著2018） 第七章 倪柝声积极充实实力（1948-1950）


大办生产事业

倪柝声于1948年复职后，立即从两位弟弟手中接过上海生化药厂，希望能予以重新整顿。1950年3月，他从香港回沪后，在虹口溧阳路开办生产染料的翠华化工厂。除了招收本地交出来的信徒之外，还向外地（以青岛为主）招收信徒。[1]不久以后，倪氏因为上海生化的经济窘困，劳资关系紧张，就把药厂卖给国营东北化学制药厂；同时也结束了在上海的生化渝厂业务。[2]倪氏为要加强文字工作，就扩大福音书房机构，增聘唐守临为经理兼编辑，汪以存为编辑，蓝志一为会计，又添了一些年轻人。他又开设了以琳印刷所，为要加紧出版书籍、自行印刷。[3]

1950年初，倪氏将陈则信从厦门调到香港。两年后使他成为香港的第一长老；一面带领聚会，一面开展教会企业。倪氏成立了香港生化药厂，强调所得利润要支持国内的同工和福音工作。总经理由陈则信担任；陈不在时，由第二长老魏光熹负责；而执行经理是菲律宾富商张兴荣，厂长乃由懂得药厂业务的张宜纶担任。他又成立香港生化的营业部门「合一行」。[4]上海的纺织界巨擘李升伯（曾任上海生化总经理）当年在香港开办了永生布厂，亲自担任董事和总经理。

同年，倪氏又派何广涛到武汉开办珞珈制药厂。他在重庆的生化药厂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已经结束；但在他复职以后，又开始营业。[5]那时广州也要办厂。（61:180）他在天津也开设天津生化药厂，[6]还有在成都所办的化工厂。[7]在福州中州也有一所生化药厂经售处。[8]

1950年是倪柝声在暗中大办企业的一年。他推动交出来和大办企业的目的说是要为福音赚钱。但是，交出来中所得财物，又是如何用在福音上的呢？他大办企业的庞大资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可惜都没有资料可查。倪柝声的账务从来不公开。但是他在两期鼓岭同工训练中的庞大费用，却是由上海生化药厂的张锡康和孙务信定期从厂中取款，坐飞机带了现金到福州，再上鼓岭所供应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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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子昆，《一朵云彩》，23。

[2] 张锡康，《回忆录》，125。

[3] 任钟祥，《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简史》，20；陈福中，《倪柝声传》，98。

[4] 陈福中，《倪柝声传》，99。

[5] 张锡康，《回忆录》，123。

[6] 天津地方教会负责人夏习灵的女儿夏威英，当年曾在上海生化药厂工作。在她的自传中提到：「我父亲因任天津生化药厂的代理经理，被拘交代账目。」夏威英，《夏威英家庭的见证》（打字文件），3。

[7] 任钟祥，《简史》，23。

[8] 黄若砥，《难忘的一九一八：倪柝声职事精华的阶段》，41。

[9] 张锡康，《回忆录》，110-111；陈福中，《倪柝声传》，91。倪柝声复职时接管上海生化药厂，开始时业务尚好。张锡康说：「因为药厂快近倒闭，我们就向银行和弟兄们借款，大买广告。另一面，重庆生化药厂结束后，倪把剩余的大批滴滴涕（DDT）原料约值三万余美元，供给上海生化药厂生产滴滴涕杀虫药水。大卖广告以后，营业额蒸蒸日上，药厂就赚了一笔钱。那时倪弟兄在鼓岭山上得知生化赚了钱，要我们还他滴滴涕原料的借款。这笔借款在生化药厂账上是用『汪素记』户名的。开始几笔钱是从银行汇过去的。以后因为福建缺少现钞，若带现钞到福州可省汇费。倪弟兄打电报给我，叫我带一笔现钞坐飞机到福州上鼓岭山。这笔钱是为『执事之家』开支用的。」陈福中说：「生化药厂赚来的现金则定期地由孙务信和张锡康亲自从上海坐飞机带到福州，再捎上鼓岭，应付鼓岭执事之家的需要。」倪柝声在企业财务与事奉花费上的曲折作法使他以后陷入商业上公私不分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