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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与苏联时期俄国教会在面对革命的骚动时,其实并不如人们以为的那样毫无预备。需要改革的事项在1905年就计画好了,大多数的教士对于几世纪以来剥夺了教会自由的俄罗斯帝国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在临时政府执政期间,1917年8月,一个代表全教会的会议在莫斯科召开,有265个神职人员和299个世俗神学家与会,而在此次会议的会前会中已就民主化的架构及会议程序事先规划。它采用一个新的教会体制,使主教辖区能重新建立,让主教能由各个教区共同选出,并让一般大众能参与教会各管理阶层的事务。最后莫斯科的主教吉洪(Tikhon),在1917年10月31日(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六天)被选为宗主教。虽然因著血腥革命的爆发,造成改革无法全面完成,但至少人民已能在部分教区选出新的主教。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下,布尔什维克政府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人民的鸦片”。1918年1月20日,政府颁布了一条命令,剥夺教会所有合法的权利,包括财产权。然而这个法令未能立即执行,教会也仍然保有一个强而有力的社会力量达数年之久。吉洪对此一法令的回应是将“公开或伪装的敌基督者”逐出教会,虽然他并未指明针对政府;他同时针对政治议题发表了具有道德意义的声明:在1918年3月,他指责俄国和中央政府间布勒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Brest-Litovsk)的休战协议,同年10月他“告诫”列宁,要求他宣布特赦。然而吉洪小心翼翼地试图不让自己染上反革命的色彩,1919年9月他呼吁信徒不要支持白党(反共主义者),而要遵守苏联政府订定的那些不违背基督信仰的法令。
独立教会在1922年之后遭到很大的逼迫,是年2月,政府下令没收教会所有珍贵的财物,遭到吉洪的反对。俄国政府赞助那些愿与之合作推翻大主教的教士,却不愿给予任何担保;在吉洪遭软禁时,这群教士便接收了他的办公室,并且很快宣布这些主教和教士对政府的效忠。这就是所谓“革新教会”或“活教会”的分裂,不但切断了教会内部的连结,也使教会再无招架之力;许多对宗主教忠实的主教和教士都遭到审判并处死,包括彼得格勒年轻的改革派大主教便雅悯(Benjamin)。“革新”教会很快就因为允许已婚的神父当主教,及允许丧偶的神父再婚而打破普世正教会的纪律。
当吉洪被释放时,他对教会的分裂提出谴责,有许多神职人员因而回转支持他;然而他也(可能违背其意愿)发表声明陈述自己“并非苏联政府的敌人”,也停止了公开反对政府的举动。但吉洪服从的态度并没有立刻发生效果,他指定的继任者于他1925年去世后全部遭到逮捕。1927年,暂代牧首职位的塞尔吉乌斯(Sergius)大主教也宣誓效忠苏联政府。然而于19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在史达林(Joseph Stalin)的统治下,教会遭受了极大的血腥迫害,造成数以千计的受害者。到了1939年,只有三或四个正教会的主教和100间教会得以正式运作,其他教会几乎全面被查禁,俄国教会在苏联执政期间可能是整个东正教历史中遭迫害最严重的时期。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当史达林在政治上遇到大挫败的同时,塞尔吉乌斯在1943年被选为宗主教,“革新教会”的分裂自此宣告结束。在塞尔吉乌斯之后继任的宗主教亚阿力克赛(Alexis, 1945-70)带领下,开拓了两万五千所教会,神父人数也多达三万三千人。但在1959到1964年间,俄国总理赫鲁雪夫(Nikita Khrushchev)再度推行反宗教运动,使得教会的数目减少到一万以下。在亚阿力克赛去世后,1971年由宗主教皮门(Pimen)继任,虽然教会仍然受到人民的拥戴,但它的未来却依旧难以预料。
然而在长达70年的镇压与反宗教策略后,1980年代晚期,教会经历了更大的宗教自由,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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