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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一个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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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24 19: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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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堂,2008年刚刚庆祝了建成130周年暨重建110周年。(陈耀辉摄)

 

 

       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不停发酵,成一个心结。终于到了2007年,曾经的记者、商人沈迦放下一切,投入一场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历史探索,千里追踪,找到了大部分答案。


  照片的主人公,叫“苏慧廉”,一个即使是专业历史学者都感到陌生的名字,但却是一个早应引起中西汉学界注意的名字。

 

 

 

 

一个人的历史

 

朱雨晨 撰

 

 

  沈迦静静地看着车窗外的蓝天白云,看着清澈却深不见底的大海,看着以百公里时速向后飞驰的栏杆,车正离开温哥华,上了通向烈治文的跨海大桥,沈太太安静地开着车。突然,他开口了,声音不响但坚决:“我想做这个事,我想写他。”


  沈迦想写的这个人,中文名叫“苏慧廉”。

 

 

初识苏慧廉

 

 

  1991年大学新闻系毕业之后,沈迦回到家乡担任《温州日报》文化版记者、编辑。他注意到,几乎所有与温州开埠有关的历史书籍和报道中,都会用同一张照片。它大约摄于19世纪后半期--温州的近代化历史,开始于1876年的《中英烟台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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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与温州开埠有关的历史书籍和报道中,都会用同一张照片。它是温州历史最早的影像材料。

 

 


      照片里的温州,还是一个由密集平房、鳞次瓦顶、林立船桅构成的中世纪小城。


  沈迦发现,这张照片来自于一本英文书——《中国使命》作者名为“苏慧廉”,英文William Edward Soothill。他的妻子也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往事》。这两本书在整个温州市各只有一本。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另一个温州人,考古大家夏鼐在北京旧书摊上买到了它们,后来被温州图书馆借去。1985年夏鼐去世后,它们就被收藏在温州图书馆里当作善本,不准外借。因为《温州日报》的记者身份,沈迦去图书馆,能被允许翻翻这两本书,偶尔复印一两页。


  几乎所有追溯温州近代史的书籍、报道、纪录片,都会使用这张照片。时间久了,沈迦越来越感到好奇,这张照片的拍摄者,这两本书的作者,是什么样的人?


  工作之余,他查阅了温州的地方志,以及所有能够得到的相关材料,只能隐隐勾勒出一个主人公在温州时的大致轮廓。

 
  苏慧廉是英国“偕我会”( 后来改名为“循道公会”) 派到中国的传教士。他主持大规模重建的“城西堂”,至今还是温州规模最大的基督教堂,2008年刚刚庆祝了建成110周年。


  小时候,沈迦陪奶奶去过这家教堂,对那里很熟悉。教堂的净空很高,里面有六根黑色巨型圆柱,它们和中国古建筑里朱红色的圆柱完全不同。他也模糊地记得,很早就有长辈提起过,这些柱子是从英国千里迢迢运来的,原来苏慧廉就是它们的奠基人。


  余时间的探索极其有限。虽然沈迦对苏慧廉发生兴趣了足有十年,那个遥远的身影仍然极其模糊,就像他留给温州的唯一一张照片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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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慧廉留给温州的唯一一张照片,模糊的大胡子。

 

 

   这个迷一样的人是什么时候来的温州,除了那所教堂之外又做了什么,什么时候走的,之后的命运呢?


 

 楼主| 发表于 2010-10-24 19:52 | 显示全部楼层

用温州方言翻译圣经

 


  1881年时,从英国到中国的海路需要两个月时间。21岁的孤身一人,飘洋过海而来。


  苏慧廉生于1861年,学过法律,曾在曼彻斯特一家律师楼工作。他通往中国的路,始于一本杂志,上面登了循道公会招募志愿者的广告。苏慧廉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当时就有一种感动。志愿者只有一个名额,就在中国——宁波教区驻温州的传教士去世了,需要有人继续他的工作。


  苏慧廉在温州一待25年。几年后,未婚妻也来了。俩人在温州举办婚礼,生下一子一女。儿子在四岁时离开温州,女儿则一直跟随父母左右,也成了一个中国通。


  到温州后不过半年,苏慧廉就能用温州话上台讲道——这是一种连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望而生畏”的方言。后人不得不感慨,这个外国人有怎样的语言天才,又是怎样勤学苦练才能做到呢?


  在城西堂的重建碑文上,至今还留有苏慧廉写的铭文。其中有一句文言文:“中外集资成数,庀材鸠丁,昕夕董治,月圆十度,方始告竣”,这段现在大部分中国人读起来都拗口的 文言文,翻译成现代汉语是:集合了中外大笔资金,穷尽人力物力,不分昼夜地加班苦干十个月,终于竣工。


  苏慧廉还用温州方言翻译了圣经的《新约全书》,并且用拉丁字母给当地方言之一,瓯音的进行注音。苏慧廉用过的讲稿,有些保留到了今天,那上面还有他用拉丁文字的注音。


  这些资料在语言学上非常宝贵,因为它们无意中记录了一个世纪之前温州方言的发音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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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10-24 19:55 | 显示全部楼层

温州的现代化医疗体系由苏慧廉开创

 


  苏慧廉在温州创建了一家“艺文学堂”,英文名是“college”。也就是说,十九世纪后期,温州这样一个偏具一隅的中等城市已经开始了高等教育。苏慧廉聘请的校长来自英国,是剑桥大学的博士,后来在温州也待了20多年。


  1903年,开学典礼上,应邀出席的还有他的好友,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过杰出贡献的李提摩太,他也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翻译家和教育家——1907年,在温州待了25年之后,苏慧廉走马上任山西大学(时称“山西大学堂”)校长,也是接了李提摩太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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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参加的开学典礼


 

       另一个方面,温州的现代化医疗体系也由苏慧廉开创。1906年,他创办了白累德医院,这是温州第一所西式医院,1949年之后,它改称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悬壶济世至今。说起来,当年参与接管这家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就是沈迦祖母的姐夫,沈迦就是在他家长大,叫他“爷爷”。


  2007年决意“寻找苏慧廉”的沈迦,其时已不做记者,下海经商,几番打拼后,拥有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沈太太说:“你还有别人不具备的条件——吃饱了饭没事干。”


  沈迦知道,他的条件已经成熟,他已经进入了最好的研究、写作状态,一个人的历史研究从此开始。


  沈迦先后读了不下100本书,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拼出苏慧廉的生活轨迹,其中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译名不统一。

 

    “William Edward Soothill”最正确的译法应该是“威廉·爱德华·苏西尔”,“苏慧廉”可能是他本人取的中文名字,史料中还有很多译法,甚至有民国教育资料说他是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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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10-24 19:57 | 显示全部楼层

他当时已是全中国首屈一指的教育家

 


  苏慧廉对中国的最大的贡献,在于教育。“山西大学堂”是用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当时和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齐名。这是当年仅有的三所公立大学, 


  当年的中国高教体系颇有兼容并蓄的雅量--仅此三家大学,就分别采取了美国、英国和日本式的不同管理模式。山西大学堂是学英国的。其中设立“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两个分部。苏慧廉就是接替李提摩太,担任“西学专斋”的“总理”,相当于校长。


  当年中外约定,西学专斋由中方的庚子赔款建立,由外方全权管理,经营十年之后交还中方,所以苏慧廉任职到1911年,作为最后一任外方校长,办完转交事宜才离任。


  沈迦找到了山西大学百年校庆(2002年)的内部出版物,发现“苏慧廉”这个词条的前言作者,正是苏的后人。通过山西大学,沈迦联系到了苏慧廉的曾孙--一个内燃机工程师。


  他还记得一直到上世纪七十或八十年代,家里保留了一套中国清代的官服,因为那是贵族的象征,很不幸,后来失窃弄丢了。但除了那套官服,他对苏慧廉一无所知。英国人也没有扫墓的传统,他连祖先葬在哪里都不知道。于是,这条线索就断了。


  事实上,那套官服是山西巡抚上奏,表彰传教士们开办教育有功,封李提摩太三代正一品,苏慧廉三代正二品。


  苏慧廉离任和辛亥革命几乎同时,那一年各国差会有一个宏大计划,要在中国联合开办一所最好的大学,定名为“华中大学”,而苏慧廉被公推为首任校长,负责筹备的协调事宜。可见他当时已是全中国首屈一指的教育家。


  为了“华中大学”,苏慧廉回到英国筹款,募集到30万英镑启动资金。遗憾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让这个计划完全落空。但苏慧廉夫妇的教育理念仍得到了实现--他回国后,太太在北京留了一段时间,继续办学,她开设的学校叫“培华女子中学”:1916年入学的一个女孩子后来名震中国,叫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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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右一)和她表妹的合影,穿的是培华女中的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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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10-24 21:1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文官家族的命运转折

 


  沈迦发现,谢福芸的四部小说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书里的主人公都用了化名或职务代替,但她写下的故事大都有原型。比如胡适的名字没有出现,只说是一位“逻辑学教授”。

 
  于是,谢的四部小说构成历史导游图中的骨架,细心校勘就能发现很多尚未被史家解开,甚至注意到的谜团。它们联络的进路和出途,都光辉无比。但后人穷经皓首却弄不明白,为什么历史在这里转了一个弯呢?沈迦就像一个耐心的锁匠,细心挫去板结了一个世纪的尘埃。当历史之锁叮当一声开启,他恍然大悟,原来机簧线路是如此连接的啊。而钥匙,就是苏慧廉。


  在谢福芸的三本书,和苏慧廉太太的回忆录里都起了一个人,名叫“Li Cheng”(励诚),说是个名门之后。尤其是苏太太说得很明确:” 宰相翁同龢被罢免,他是我们的朋友励诚的叔叔”。而在谢福芸的小说里,励诚的妹妹“花儿”(Flower)和谢本人是结拜姐妹,在天津同吃同住。也就是说,翁家和苏慧廉有非常们密切的联系,从此沈迦开始聚焦这条关联。


  翁同龢一家出了三个状元,满门高官,可谓是中国文官的第一家族,其家族史就承载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一场时代大潮中的命运变迁。他们和传教士的联系,却很少为人所知。


  翁氏后人中,现在最著名的人物是大收藏家翁万戈。翁家是个大族,姑表甥侄关系复杂,又相互过继。如果画一张表,会像一棵百年古树一样枝杈交错。翁万戈的族名“翁兴庆”,属于翁家“庆”子辈,也是翁同龢之后的第五代。翁同龢本人无后,翁万戈一支被过继到了老状元家,因此得享翁同龢的收藏,后来成就了世界级收藏家的地位。


  现在翁万戈也已年过九旬,居住美国,在全球华人中都赫赫有名。沈迦素来喜好字画,对翁万戈仰慕已久。他托人向北京的嘉德拍卖行打听,因为翁家有藏品通过他们拍卖。对方却很警惕,要知道在这个圈子里,去找拍卖行的上家对很犯忌的事情。


  沈迦反复联络,终于把谢福芸书里的一张照片送到翁万戈手中。九旬老人看到以后说:“里面一个孩子就是我。” 沈迦和翁万戈取得联系后,曾问老人,你们是中国文官第一家族,怎么会不走私墅开蒙,应试中举的老路,去上教会学校呢?答案都是苏慧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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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氏家人合影,其中有翁万戈。 

 


 
 
  谢福芸和苏太太书中提到的“励诚”,就是翁万戈的父亲翁之熹。因为苏慧廉的的影响,翁之熹毕业于天津的教会学校,后来去了英国,为中国赴欧洲考察的代表团做翻译。谢福芸本人也被翁之熹的父亲收为义女,按辈分算是翁万戈的姑姑。至今翁家人也都口耳相传当年有个外国来的“苏小姐”。后来,翁万戈也出国读书后来定居美国。是苏慧廉,影响了中国这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家族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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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10-24 21:11 | 显示全部楼层

牛津的汉学大家

 


  1911年,苏慧廉回到英国。“华中大学”由于战乱搁浅,但苏慧廉仍然在烽火连天的欧洲,做着和中国教育有关的事,他创立了赫赫有名的法国华工青年会(YMCA)--中国向德国宣战之后,有20万华工踏上欧洲战场。青年会就是为他们服务的组织。


  当时苏慧廉麾下的两位知识分子,后来在中国也赫赫有名。一是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一是晏阳初。后者荣耀一生的平民教育,就是在法国从教华工识字、写家信开始的。1943年,宴阳初被美国人评为“十位现代具有革命性贡献的伟人”之一,与爱因斯坦、福特、杜威同列。


  一战结束,苏慧廉受聘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在英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教授是罕见的高位,须发如雪的讲师、副教授比比皆是。


  牛津汉学教授一职还是终身制,至今为第九任,苏慧廉是第四任。1920年他受聘时,前任已辞世两年,职位一直空缺,可见牛津大学的考核严谨。

 
  而苏慧廉在中国待了30多年,既不是牛津大学毕业,又没有学位,虽然已经坐定了这个位置,却不合牛津的体制。于是英国人“特事特办”,苏慧廉正式注册成为牛津大学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汉学教授的当天,牛津大学授予他硕士学位。这是1920年11月16日。


  他何德何能被如此亲睐?


  苏慧廉在山西大学任上,就重新把《论语》翻译成英文。他的译本至今还是牛津大学最认可的经典翻译,版号已经翻新到了三十多版,仍在出版。


  很可能就是在好友李提摩太去世后,他写下《李提摩太在中国》,很可能就是在后者的影响下,苏慧廉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因此在牛津任上,他翻译了《妙法莲花经》(The Lotus of the Wonderful Law),又撰写了一本中国佛教术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这两本书奠定了他一生的汉学地位,到今天都是佛教研究领域中最好的英文工具书之一。


  作为牛津的汉学教授,苏慧廉留下著作十余册,另有论文若干。1928年他被邀请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半年的访问学者。苏慧廉写了一封信给牛津校方:第一位受聘为这个项目访问学者的是伯希和,即第一个把敦煌古卷带到西方的人,乃公认的汉学大家;第二位是剑桥大学的翟理斯,是李白的诗作和《聊斋志异》的译者,也是汉学巨星;现在是历史上第三位。此时,两位前辈都已过世,苏慧廉在当时世界汉学界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牛津一定要批准我去。”苏慧廉不无骄傲地在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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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10-24 21:14 | 显示全部楼层

 
与蔡元培、费正清、胡适的交往

 


  20年代以后,所有第一流的中国知识分子造访牛津,都由苏慧廉对口接待。如蔡元培1924年作为中国教育界的代表访英,苏慧廉请他做了文物鉴定的工作。


  20年代末,有一个美国年轻人来牛津攻读汉学博士,投入苏慧廉门下。苏建议他去中国调研考察、学习中文。在中国,他结识了也算是同门的林徽因。林才女给他取了一个漂亮的中文名字——“费正清”。很遗憾,待费正清结束中国之行,回英国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时,苏慧廉已经过世。


  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的继任者,中选的是陈寅恪。陈却因为眼疾未能成行。


  沈迦在谢福芸的一本书里,还看见一幅让他颇为吃惊的照片,画中人不是胡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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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福芸书中的胡适。

 

 

 


  苏慧廉和胡适的合影摄于1926年。那一年英国下院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决定将英方退回的赔款用于兴办教育,在中国选派赴英留学生。


  中英双方建立了一个“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商谈这笔赔款的使用细则,并在全国各地考察。英方挂帅的是威灵顿勋爵,苏慧廉为此向牛津请假一年,加入委员会重返中国。中方的代表则是胡适、丁文江等。


  苏慧廉的年纪比胡适整整大了一辈,但一路相谈甚欢。结束中国之行后,他们又乘火车进苏联,一起走遍整个欧亚大陆回到英国。不离左右的,正是苏慧廉的女儿谢福芸,后来她把这些经历都写进了自己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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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款委员会的合影,也是苏慧廉和胡适的合影,摄于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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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10-24 21:15 | 显示全部楼层

在这里,历史是活的

 


  一个人的研究历史到了2008年,沈迦依然无从知晓苏慧廉何时去世,葬在何处。


  通过网上旧书店,他买到了一本苏慧廉的学术著作《中国三教》(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那本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前任主人也是个有心人,在封底贴了一张发黄脆页的《纽约时报》剪报残片,是苏慧廉去世的消息。


  报纸上只有1935年字样,没有确切日期。于是沈迦在图书馆里调阅了那一年《纽约时报》的所有缩微胶卷,他进而猜想《纽约时报》的消息可能是从英国媒体转载来的,于是又查阅了同期的《泰晤士报》,终于在1935年5月15日的头版,发现了以下一行字:“苏慧廉教授于昨晚在牛津Bloomberg Street去世。”沈迦大喜,这不是连苏慧廉在牛津的住址都找到了吗?


  沈迦知道,治史者,最好能见到实物。 2009年3月,他来到牛津。


  初春的嫩绿覆满了数百年的老树,背后是故旧的教堂、教室,他所在的家庭旅馆,卫生间的水龙头上面刻着字:产于1901年。沈迦意识到--在这里,历史是活的,他所处的牛津还是苏慧廉的牛津。


  沈迦找到牛津大学图书馆,想调阅这里的历史档案。但根据校方的规定,他需要牛津大学的教授作推荐人才能看到。 一位东方善本部的负责人接到电话,回答,快让这个中国年轻人到我办公室来。


  这个和善的老头,叫David,一辈子精通中国文言文,却不懂现代汉语的听说读写,发回的邮件都是“君顿首”之类。


  沈迦像一个求教前辈的年轻侦探,向他摊开手中的所有线索。


  David建议直接打电话给牛津的市政厅,看看他们那里有没有苏慧廉墓地的记录。过了一会,对方回电,沈迦小心听着浓重的牛津音的交谈,不时蹦出一个名字“Lucy”,突然想起,那是苏慧廉太太的名字啊,找到了!


  苏慧廉夫妇的墓地是以苏太太的名义购下,但两人最终归葬一处。


  沈迦和David立刻前往实地,那里是一块长满青草的空地,墓碑、号码一概无影无踪。David 知道,按照英国人的习惯,如果是没有墓碑的墓地,一镐打下去应该能看到棺木周围有金属铭文。


  墓地上有一束塑料花,下面是个金属的支架,老头也不管对旁人是否尊敬,把花拔掉,拿金属管当洛阳铲用,扒开表层土,挖出已沉于地下的墓沿花岗岩界石,然后就看到了金属的刻字。


  这两人一起努力,刨开棺木周围的表层泥面,再拂去尘土,重见天日的正是苏慧廉夫妇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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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10-24 21:17 | 显示全部楼层

“他们的功业长存”

 


  后来沈迦才知道,David在牛津的地位很高,下级去见他的时候都要穿上袍子以示尊敬。这一天他却像个孩子一样,不住说今天是“lucky day”。


  下午,他又拖着沈迦去寻找苏慧廉的故居,一路上嘀咕着:“苏慧廉很富有吗?你给我的地址,可是房价极其昂贵的地方啊。”沈迦答道:“我查到他的遗产不过1600英镑,而且生前还要出租房屋补贴家用,不会很有钱。”到了地方一看,原来那是牛津大学的校产,苏慧廉只有在世时可以无偿使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苏慧廉去世后,谢福芸很快搬离牛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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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慧廉在牛津的住所。

 

 


  谢福芸的后半生极其坎坷,她一度成家,嫁给另一位汉学家“谢立三”,所以她给自己冠以“谢”姓。谢立三曾任英国驻温州、重庆和台湾的领事。他的年纪比苏慧廉还大,于1925年去世。寡居的谢福芸之后又和父亲一起生活了十年。


  大有收获的第二天,David就把这个信息发到牛津大学图书馆的新闻网页上。老头也不掠人之美,贴上了沈迦在墓地拍下的照片,说是这个中国年轻人,帮助牛津大学贴补了校史上的一个空白。


  现在,沈迦正忙于《苏慧廉传》的写作之中。从英国回来后,他偶然看了贾樟柯导演的《二十四城记》,屏幕上的最后一句话让他深有感触:“仅你消逝的一面,足以让我荣耀一生。”


  他想到苏慧廉,想到牛津的墓地上,苏慧廉夫妇名字边也刻《圣经》上的一个句子:“他们的功业长存。”


  “我想,我跨越重洋千里追寻到这里。不过就是为了证明这句等待了我几十年的话吧。”沈迦谦逊地说。

 


  (原载美国《读者文章》中国大陆版《普知》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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