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归主：加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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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荣耀归主：加尔文

 

黑暗过后是光明！

　　当加尔文还在巴黎做学生的时候，他就特别体弱多病。他人生最后的几年更是病痛不断。1564年早期，他写信给法国的一位医生——这位医生曾寄药给他——在信中他列举了令他痛苦不已的身体不适。加尔文提到的病有： 关节炎、肾结石、痔疮、发热、肾炎、严重的消化不良（不管我吃下什么，它们都像浆糊一样粘在我的胃上）、胆囊炎、溃疡、小便出血。“所有这些疾病成群结队地向我扑来。”［158］在他写下这些话的两天前，他做了人生最后一次讲道，他是躺在床上被抬到圣皮埃尔教堂的讲台上的。当最后的时刻越来越近的时候，日内瓦的牧师们都涌进他的家里，聆听他的告别演说。他回忆了自己动荡的一生，并尽量做出一个正确的评价。

　　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几乎一切都是杂乱无章的。有人传福音，仅仅如此。时局动荡不安，我历经磨难，却大难不死。有一天晚上我在自家门前遭人嘲弄，被射了五六十发子弹。你可以想象这对一个像我这样穷乏而胆怯的学者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我承认我一直都是穷乏而胆怯的。后来我被赶出了这座城市，当我从斯特拉斯堡回来的时候，改革工作所遭遇的困难和从前一样。人们放狗咬我，那狗咬住我的袍子和小腿不松口……当我前往200人议会平息骚乱的时候，他们朝我大喊，让我出去。“我绝不会那样做，”我回答说，“你们这些恶棍，如果愿意就杀了我吧。我的鲜血会做见证抵抗你们，这些长椅也将向你们索债。”它也将如此待你们，我的弟兄，因为你们身处在任性而不幸的人们中间，不管其中有多少善意的人，他们还是一个邪恶而任性的群体，当我走了以后，你们就能体会他们的任性了。但是，鼓足勇气，坚定立场；因为上帝将利用这教会，并维护和保守它。我有许多事情失败了，你们要从头再来，并且我所做的一切不值一提。邪恶之人可能抓住这个说法不放。但是我还是要说一遍，我所做的一切不值一提，我是一个可怜的被造物。但是我要说，我曾希望把事情做好，那些失败也总是令我沮丧，而且对上帝的恐惧深深扎根在我心里。因此你们可以说我的本意是好的，我祈祷恶被宽恕，我祈祷若还有什么良善，你们便要遵行。

　　说到我的教义，我忠实地教导，上帝也赐给我写作的恩典。我所做的这些忠实于圣经，尽可能不败坏圣经的每一段经文，也不刻意曲解。我总是抵挡细枝末节的、精妙的诱惑，学习那最朴素的东西。我写作从来不是出于对他人的仇恨，我所写的都是我认为能够荣耀上帝的。［159］

5月2日，他写了最后一封信，与老朋友法雷尔做最后的告别： “你在此世将活得比我久，既然这是上帝的旨意，那么请记得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这对上帝的教会是有用的，因此那果子也在天上等着我们……我为基督活为基督死，这已经足够了，生和死都是基督给信徒的巨大收获。”［160］5月27日，他的痛苦结束了。贝扎陪伴他直到最后，贝扎写道： “那一天，太阳落山了，引导上帝教会的那颗最亮的星被带回到天上了。”［161］

　　贝扎悲痛的悼词好像把日内瓦改革的格言248“黑暗过后是光明”（post tenebras lux）颠倒成了“光明过后是黑暗”（post lucem tenebrae）。今天你要去日内瓦就能看到宗教改革纪念碑，加尔文的石像就耸立在那里，石像比真人大。两侧分别是著名的改教家和政治家的雕像。（路德和茨温利受到了很高的赞誉，但是他们并没有雕像！）这个纪念碑虽然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但是看起来并不符合那个要纪念之人的特点。加尔文并不谋求自己的荣耀，而且临终前说： “我所做的一切不值一提……我是一个可怜的被造物。”加尔文被埋在一个公墓里。应他本人的要求，在安葬他的地方没有竖石碑。巴特在80岁生日时将自己的神学作品比作驮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那头驴子。

如果我这一生做过什么事，那么我做的事就与那驮着重物赶路的驴子相似。使徒对驴子的主人说： “主需要它。”上帝在这个时候使用我，这好像使他很满意，如同我是让人讨厌的东西，这说的正是我。因此我被上帝使用了……我正好在那恰当的地点。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一些不同的神学，我被允许做一头驴子，驮着较好的神学行一段路程，我将尽力去做。［162］

加尔文也是那驴子，正好在那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他一生的目标就是做一个忠实于上帝之道的仆人。从他的见证发出的光还在闪烁——黑暗过后是光明！——确切地说，这并不是他个人的智慧反光，而是指引男男女女崇拜真神的火光，而这位真神上帝的荣耀是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显现出来的。

　　现在我们与16世纪的日内瓦之间隔了五百年时间和一片海洋。我们不能将加尔文从他所处的环境中剥离出来，而把他当做一个完美的神学家和教会人士。他强调的许多问题在今天仍然有意义。他强调上帝在救赎工作中的主权，这能够很好地纠正当代美国基督教流行的新帕拉纠主义。我们还要谨记，教会不是一个仅比扶轮社（Rotary Club）稍多一点属灵化命令的社会组织。在我们的世俗文化中，我们需要借用加尔文所提出的教会是圣灵的特殊创造的观点，这个团体能为男男女女指明超越生活和生命本身的先验来源。249另一方面，我们只能为加尔文的强制性社会观感到悲哀，他不容忍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他在塞尔维特的死上沉默不语，尽管他请求用一种更宽大的刑罚处死他。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自义地谴责加尔文，因为我们所处社会的动机一点不比加尔文高尚，它以国家生存为名，于1945年摧毁了日本两座城市的人口。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是移民美国的清教徒先驱中的一位牧师，他也是一位热心的加尔文主义者，坚决维护多特会议（Synod of Dort）。大概我们都赞同他的说法，他对那些即将出发的移民者说，他对加尔文的服从不会超过对基督的服从，因为他相信主的圣道能迸发出更多的真理和亮光。［163］

 

 

（摘自《改教家的神学思想》，社科出版社，200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