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误读的改教家
——读《加尔文传——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
文/许国永
在宗教改革的历史上，没有哪个改教家像“加尔文”那样富有争议，既获得那么崇高的评价，又遭受那么多恶意的污蔑。对加尔文的正反两面的评价不仅在加尔文的时代是如此，而且直到现在依然如故。与加尔文同时代的苏格兰改教家诺克斯对加尔文赞赏有加，认为其治理下的日内瓦是‘自使徒时代以来基督最完美的学校’”（《改教家的神学思想》）。而博尔塞克·哲罗姆在1577年出版的一本加尔文传中，却把加尔文诋毁成一个无可救药的醉鬼、通奸者和同性恋者。现代的很多改革宗教会对加尔文及其神学思想推崇备至。但在文学界，20世纪著名作家茨威格的小说《异端的权利》，则将加尔文描述成为一个冷酷无情地统治着日内瓦的暴君。而中国当代的很多基督徒对加尔文这个人，也可以说乐者有之，恶者亦有之。
其实，很多人对加尔文的理解都是片面的，对他的喜爱或厌恶，也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麦格拉思《加尔文传》一书则竭力为我们澄清这些误解，并帮助我们认识加尔文这个人、他的神学思想及其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
被误解的人生：关于塞尔维特
喜欢读故事书的人可能会对这本书失望，因为它并不是一本传记故事，而是一本思想评传。作者并不像其他传记作家那样为弥补历史空白，用自己的想象力去添枝加叶，堆砌出一个一波三折的动人故事。而是用虽然不多，却确实可靠的历史资料去说话，力图为我们还原出一个历史中的“加尔文的一生”（此书的英文书名为A Life of John Calvin）及其思想。
《加尔文传》详尽叙述了加尔文从求学到立志成为一个人文主义学者，以及经历突如其来的转变，成为一个宗教改革运动家的生平事迹，其间也描述了加尔文在治理教会和执行教会纪律方面的改革措施，在改教过程中与其他改教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他与日内瓦市议会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此书也花了很多笔墨评论与加尔文一生及身后的荣辱联系在一起的“塞尔维特”事件。
蒂莫西·乔治说，“多数基督徒，包括多数新教徒只知道他的两件事：他相信预定论，以及他将塞尔维特送上了火刑柱。这两件事都是真的，基于这两个事实，人们往往把加尔文描绘成新教的大审判官，日内瓦的暴君，以及一个阴郁、刻薄而无人性的人。”（《改教家的神学思想》）
麦格拉思为加尔文烧死塞尔维特一事争辩，他认为学者们没有关注德国在1525年农民战争失败、1534年围困明斯特结束之后采取的大规模处决行动，或罗马天主教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所执行的残酷处决政策，而是大肆宣扬烧死塞尔维特一事，这发人深思。进而，麦格拉思提出在16世纪的社会，死刑是常见且合法的执法手段。“加尔文（及其同时代人）视异端之类的罪行，是很严重的罪，因此他默认判处异端分子死刑，这符合当时的特点，而非悖逆时代标准的大胆而另类的行为。”麦格拉思认为学者们不批评其他人和组织的更为残忍的处决事件，而将矛头直指至多只是间接参与“塞尔维特”事件的加尔文，有失公允，并且对这些批评者的初衷表示质疑。
另外，麦格拉思指出，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市议会中没什么地位。加尔文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与日内瓦联系在一起，但是直到1559年12月25日，他的名字才被载入前日内瓦共和国的自由民名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加尔文在日内瓦并不像一些诋毁加尔文的作家所称的那样具有影响力。正如麦格拉思所称，“他只能间接影响日内瓦，通过讲道、磋商以及其他形式的合法劝导。尽管加尔文的道德权威有很大影响力，但是他缺乏民事审判权，缺乏强迫别人按照他的意愿行事的权力。加尔文可以也的确做了催促、劝诱、恳求；然而，他却无法发号施令。”“对塞尔维特的审理、判决和执行（包括处决方式的选择），全部由市议会一手包办，而当时市议会与加尔文正处在仇视的阶段。为排斥加尔文参与此事，市议会彻底避开深受加尔文影响的正常教会惩戒工具——教会法庭。然而，事关重要的宗教争议，他们无法完全摆脱加尔文。他最初以间接的第一举报人身份参与此案。之后，加尔文又作了此案的神学专家证人。”在执行死刑的过程中，加尔文曾试图将火刑改为更为仁慈一些的砍头，但市议会却不予理睬。
麦格拉思还指出，市议会之所以要处死塞尔维特，不仅仅是出于信仰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出于担心塞尔维特等异端分子可能对日内瓦脆弱的经济社会秩序带来致命的威胁。
麦格拉思在总结“塞尔维特事件”时称，“可叹的是，每一个主要的基督教团体在追溯自己在16世纪的历史，都会发现其操守记录上溅满鲜血。罗马天主教、信义宗、改革宗和圣公会都曾直接——或像加尔文一样间接地——宣判处决过他们自己的塞尔维特。公正地说，将加尔文单列出来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好像他是这股邪风的始作俑者或者特别积极的可耻支持者，而其同辈则大都思想开明，期望废除这一刑罚一样。”
那当代的基督徒该如何看待加尔文和塞尔维特事件的关系呢？
笔者认为，那种不假思索，便对加尔文烧死塞尔维特一事妄加指责的作法是不可取的，但我们同时，也应避免进入另外一个误区，即，因为加尔文对新教的重要影响，而对塞尔维特一事避而不谈，或者过分地为加尔文烧死塞尔维特一事辩护。博尔塞克和茨威格等人，对加尔文进行妖魔化固然不对，但过分地对加尔文进行美化，而陷入领袖崇拜也是很危险的。
蒂莫西·乔治称加尔文，“同时是罪人又是圣人”。作为改教领袖的加尔文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因此也免不了会犯错。而作为一个生活在人类有限时空中的人，他又不能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因此，我们不能以现代的标准来要求他。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待已往的过错，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勇于面对。对自己进行深入的反思，并引以为戒，避免在未来重蹈覆辙。
现今的时代，已经很少通过流血的方式来抵制异端。但是，对于基督教异端众多的当代中国来说，正确地面对“塞尔维特事件”，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关于自然科学研究
麦格拉思在此书序言中称“德国宗教社会学家恩斯特·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表明，基督教重大地改变了人类文化与文明的时刻，只有两次：中世纪期间，透过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式综合集成；现代时期早期，透过加尔文主义。”
《加尔文传》的后半部分探讨了加尔文主义与加尔文的关系。作者认为，贝扎和新教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将加尔文的思想变成了一个逻辑严整的神学体系，在许多方面发挥甚至扭曲了加尔文的思想。在澄清了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的区别之后，作者正如《加尔文传》一书的副标题A Study in the Shaping of Western Culture（中译为“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所揭示的那样，用大量篇幅研究了加尔文对西方文化的深远影响。加尔文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基督教本身，而且从政治、经济、科学等方面塑造了现代西方文化。
加尔文对科学的态度遭到了很多人的误解。很多人包括著名哲学家罗素认为加尔文在其对《创世记》的注释中，叫嚣“有谁敢将哥白尼的权威置于圣灵的权威之上？”，公然地反对哥白尼的“日心说”。麦格拉思经过研究发现，“加尔文在他所有的著作中，根本就没有写过这样的话，也没有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说加尔文曾经提出这种说法的第一本著作，是19世纪坎特伯雷圣公会教长弗雷德里克·威廉·法拉尔的著作。而这种虚构的说法却影响了论及‘加尔文与科学’的现代观点”。（序言）
在澄清了很多人所认为的加文尔反对科学研究的错误思想后，麦格拉思还认为加尔文可能对于自然科学的评价和发展作出了两项重要贡献：首先，加尔文特别强调受造界的秩序，认为不论是物质的世界或人类的身体，都见证了上帝的智慧和性情，从而正面地鼓励了对自然界作出科学的研究；其次，加尔文宣称圣经不是关乎世界结构的叙述，而是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并坚持不能按字面来理解所有关于上帝或世界结构的叙述。从而消除了对于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圣经的字面主义。
麦格拉思在书中主要是为加尔文辩护，澄清人们关于“加尔文反科学”的误解，但是，这本书，可以从侧面帮助基督徒正确地认识“基督信仰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并从这个角度来护教。
中国的很多基督徒在信主的过程中，都有过被质疑为“迷信”或“反科学”的经历。个中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无神论”宣传，以及长期以来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所有宗教所进行的“精神鸦片”渲染。比如，几乎每个识字的中国人人手一册的《现代汉语词典》，在2005年第5版（最新一版）之前的很多版本中，对一些词进行释义时，经常将“宗教”与“迷信”连用。举个例子，2002年增补本将“超自然”解释为“属于自然界以外的，即宗教迷信和唯心主义哲学中所谓神灵、鬼魂等”。
但近些年来，图书出版领域开始出现一些“信仰与科学”方面的图书，而主流意识形态对“宗教信仰反科学”的宣传已经开始淡化，这在新版《现代汉语词典》中也有所反映，比如在第5版中，词典编纂者已经不再把“宗教”与“迷信”二词放在一起使用。这也说明，公共领域对“信仰”与“科学”关系的认识已经开始慢慢发生改变。
但是，人们对“宗教信仰”与“科学”关系的错误认识依然存在。这突出地反映在《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宗教”一词的解释上。第5版把“宗教”一词解释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历史现象，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的反映，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超人间的力量，要求人们信仰上帝、神道、精灵、因果报应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谓天国或来世”。这个释义中的“虚幻”一词表现出词典编纂者认为宗教“反科学”的认识，而“所谓”一词则不经意间透露出编纂者对宗教的不屑态度。
公众领域对宗教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与科学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改变，而这有待于更多的从“科学与信仰”角度来护教的作品的出现。
（《加尔文传——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阿利斯特·麦格拉思著，甘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7月。） | 
|小黑屋|手机版|恩友之光
( 桂ICP备2023005629号-1 )
雷达卡
发表于 2009-7-17 20:18
沉默卡
变色卡
显身卡